改开以来，一些历史学家通过爬梳历史材料，重构了一个苏联怂恿朝鲜开打、中国莫名其妙出兵的冷战叙事，旨在瓦解原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叙事。这种史观正与美国史学界的正统史观不谋而合。刘老师指出，要理解这场战争，关键在于当事者的政治身份差异。1990年代以来，我们看待这场战争的观点分歧日趋显著，我们的共同体意识也逐渐走向分裂，而要弥合这种分裂，首先需要我们在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今天我们学习恩格斯，就要学习恩格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特别是当今表现最严重的“权力真理观”思想，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歪曲理解，刻意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但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恩格斯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揭示了国家本质特征的阶级性和公共性，阐明了国家消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恩格斯还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策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工作组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换，分析了毛泽东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与偶然，以及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

　为纪念保钓统运五十週年，台湾同学会向各位老保钓邀稿，考虑到保钓统运文献选辑之春雷系列编委会成员已有数位逝世(林盛中，林国炯，关文亮，陈映真，王晓波)，特别把自己参加编辑工作的一些回忆写出来，作为钓运统运五十週年的纪念和献礼!

光阴似箭，一些保钓和统运战友过世了，为了把当年保钓统运的真实历史记录下来，也为了应对台湾岛内日渐变本加厉的分裂份子数典忘祖之奇谈怪论，整理编辑这些年来钓统运资料的工作，不但需要做，而且也只有我们自己来做，才能避免历史被歪曲乱改的可能。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新中国建立至今，七十一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展望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深信,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杨振宁在海外保钓运动中，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学术界开始关注到华裔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提及杨振宁在其中参与的听证会等事项，但对于杨振宁的保钓初衷、跟保钓组织的互动、统运期间所发挥的作用，并无专文进行论述。

参加过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老保钓”，或许还记得当年保钓积极分子——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1997年，杨振宁恢复了中国国籍，现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因为他本来就是地道的“清华人”，今年98岁，还在授课。总之，他是个特别有故事且值得尊敬的中国人。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敢于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一战，是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真正站得住、挺直脊梁的一战。正是这一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崛起献上了一份厚重的奠基礼。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没有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一直享受着抗美援朝胜利的恩泽。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东方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获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是:东方那些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帝国主义世界薄弱的一环突破;在东方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太严重;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有某种机会;革命需要一个成熟的党。

在2006年《赵树理全集》（六卷本）出版后，关于“赵树理佚文”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并有六篇重要佚文出世。这六篇佚文包括赵树理的工作笔记、诗歌作品、政论、讲话记录、接受采访的提纲以及书信，是赵树理研究的宝贵史料。然而，辑佚工作也存在个别失误，《赵树理全集》（六卷本）就收录了一篇伪作。

“召回”的这一热望难以阻挡他在读者和诗歌界的淡出。在一个对“革命”反思，以至以“告别”逐渐成为主流思潮的时代，马雅可夫斯基这一命运几乎是必然的。在苏联，对他的评价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也是如此。

90后、00后一代正在形成新历史观，这种新的历史观体现在：（1）中国史方面，不少青年人对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和对比，倾向于完整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世界史方面，他们不再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视为人类发展的唯一途径与标准，而把世界史视为各国兴衰起伏、成败得失的复杂过程，更冷静地分析其中各种意识形态。

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传承“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在短短几十年革命和改革将女性的就业程度、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推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最前列，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上世纪从革命年代的妇女参军到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中国积累了大量女性运动的实践经验，却基本上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用作者的话说，“许多知识分子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倒掉了一样。”

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诸多方面的危机，必然伴随着阶级冲突、社会危机和战争威胁，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消除资本逻辑造成的社会弊病，但社会主义国家也会产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

人工智能电影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关话语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科幻电影亚类型。以控制论、生化技术、数据的无界流动等作为整合影片的高概念。以人机关系、伦理蜕变、末日核爆、人机战争等作为叙事主题。以未来装置、后人类身体、末世黑色美学等作为美学建构的基础。这种亚类以其对未来人工智能世界的世情呈现区别于时空穿越、外星接触等其他科幻亚类。

“不可知论”要表达的是：“一切都不可知”。然而，在“不可知论”的逻辑中，“可知”却成了“不可知”的前提。这样的逻辑，难道不荒谬么?

易纲行长最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讲话，要推进金融业的开放，这不仅不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必将加剧和加速我国经济危机的爆发。

所谓 从“中苏朝”的视角重新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看似“视角新颖”，实则是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旧学说、伪学说。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研究方法。是违背学术规范和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用形而上学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代替辩证法强调的要客观的、全面的、本质的 研究问题理论原则，用历史的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实际作用是为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提供“理论服务”。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一场国防战争，更是一场国际主义战争。它在政治意义上，是正义战争，是“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的时代的最后一个案例；是“人”在战场上的斗争，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内部的反战斗争，还有外交领域的斗争，这综合广泛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然而在这之后，世界进入了去政治化的进程。不再有人民战争，也不再有正义的战争。

一些维护美国立场的人， 面对当时美方在谈判过程中的种种无理表现，都觉得丢人，实在不好为其辩解。因此在他们的一些研究朝鲜战争的著作中，都讲到进入谈判为止，对谈判过程略而不谈。可是沈志华学派却摈弃双方谈判的真实材料不顾，根据所谓“俄罗斯解密档案”所载，硬说是苏中态度强硬的原因。

本文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必须结合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分析。

修建柏林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柏林墙倒塌在整个东欧剧变中具有关键作用;“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代给21世纪社会主义提供了深刻启示;二元世界并存是转轨30年来原苏东地区发展的显著特征，过渡性衰退在未来几十年将继续影响该地区;柏林墙倒塌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体系的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标定着人类社会发展和前进的方向。

教育原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促进社会流动的角色，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素质教育的“全方位”，实则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投资比重，使相对贫困的家庭和地区无力负担昂贵的教育成本。就业公平与教育公平密不可分，就业市场中的不平等主要与行业垄断、裙带关系、利益交换等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不能靠“择校改革”和“师资交流”等“止疼片”改善，也无法高校扩招的“一刀切”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