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两国“硬脱钩”的现实下，中国基础建设原材料进口受阻，“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大可能实现。人类应当重新审视环境、生态的影响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若不能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基础建设假手于人，上层建筑最终将难以维系。

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与优势，并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孤独者》应该是描写了鲁迅将要从旧我挣脱出去的瞬间姿态的。《彷徨》的世界随着四天后所写的《伤逝》开始了大转向。

共产党人则是在双重意义上肯定“人民”，在城市之外，他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农村，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占据了一种综合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立场。

叙利亚位于地中海东岸，自古就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首都大马士革有“人间花园” “地上天堂”的美誉。叙利亚至今保持政治经济独立，正因为不肯臣服西方国家，叙利亚长期遭受西方国家孤立和制裁。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乘机在叙利亚策动“代理人战争”，使叙利亚陷入惨烈而血腥的漫长内战。

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现在跟美国实力差距大，那还能有抗美援朝时期大吗？我们那时候能把美军硬生生的推倒三八线，现在就要在贸易与技术领域“割地赔款”以求媾和吗？先辈们已经给我们指明道路了。

在理解应对1917年工人阶级革命的影响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重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形式上，凯恩斯或许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论家。但是同样值得注意，凯恩斯依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世界，它所寻求的只是一种新的均衡模型。在凯恩斯的均衡模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在新国家形式的干预保护下，从对未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我国必须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使劳动群众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是真正的回归“民本”;继续沿着现在这条道路发展，必将爆发经济危机和出现大崩溃。

本文先简单介绍了建国前刘伯承与彭德怀的矛盾；再详细叙述了1957年春季至1958年夏季的反对军事教条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由邓小平领导、彭德怀指挥，重点批判了刘伯承，其次是萧克上将，再其次是粟裕大将。最后，文章说明，毛主席对刘伯承和粟裕一直很欣赏、信任。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是一批带有明显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智库以及“意识形态企业家”等长期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传播路径可概括为三个层面：依托政治强权支撑的经济手段来渗透新自由主义理念，借助智库研究平台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传播网络，构建强势话语体系宣传新自由主义。

在“55断更节”已然暴露资本对网络文学生产近乎垄断的情况下，网络文学较之纯文学的杂野性多元性特质，如何促其生成元气充沛的新肌体而避免沦为成功学的俘虏

自2011年以来，阿拉伯劳工组织和左翼政党一直是中东争取民主和社会正义运动的核心。从埃及，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和苏丹，他们经常被西方媒体的报道所忽略，但是不能否认他们在逆境中进行的伟大斗争

是这些“龟儿子”，养活了穷人，养活了农民吗？“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笔者建议将《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修订为“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认购、包销一部分国债，但不得购买外汇发行人民币，不得认购、包销地方政府债券。”

中国进入了一个超级流动的社会，空前普遍和频繁的流动成为经济运转的基础，也是大量家庭的生计来源。这一超级流动性使得政府难以采取局部的，因人而异的干预，使得全面停止流动成为一个近乎唯一的选择。超级流动性又反过来使得这一干预导致巨大的社会波动。

台湾年轻一代被称为“天然独”。然而，所谓“天然独”到底是怎么来的?今天重发食物主权志愿者和台湾保钓新生代的访谈。让我们听听她们——两位70后、一位90后——讲述各自经历的“非政治化”和台独的时代氛围，讲述她们如何走出台独的迷障，尤其是，她们认为什么是台独的解药。

由中国粮食极不安全引起的潜在危机，迟早要显现出来。但在近期“国内外食物满足供应”的表象掩盖下:人们的膳食结构进一步西化;规模养殖复盖面更大;更多的耕地用于非粮非农;转基因食物对人体的危害、化肥农药除草剂对土壤的污染,越来越难逆转;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被利益集团以科学的名义洗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被驯服了。

维护和坚持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理应在经济研究和实践中确立唯一科学的唯物史观指导思想。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唯物史观经济学原理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后者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经济发展方面，揭示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经济运行方面，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基本环节之间存在辩证关系。

在这场全球抗击新冠病毒中，从中国与欧美的抗“疫”效果对比中不难看出，“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暴露出了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挣扎性，而 “落后” 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彰显出了创造性、团结性和蓬勃发展性。这场战“疫”不仅是医疗能力的角力，也是政治能力和文化能力的角力。

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更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疫情再一次向世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可挽回地衰落，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无力将疫情防范到位，更无力从根本上杜绝疫情的发生，只能任其发展。

埃及著名人士萨米尔·阿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的确比大多数同样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士要高一些，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所不足，他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更正确、更先进。

毛泽东思想对全面评估全球化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扩张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使我们能够将中心—外围模式与固有的帝国主义扩张及两极分化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分析中心进行对比，并从这一分析中得出在所有支配性中心国家和被支配性外围国家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所带来的隐含性教训。这些研究可以被总结成一句完美的中国式表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这种明目张胆地反对公有制为主体的言论，是违反《党章》、《宪法》的。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而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分清是非。

数十年来，社会发生根本转变，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支配下，个人不得不开始承担更多责任和风险，但国家与个人之间，尚缺乏能让个人在家庭与集体之外进行自我组织的社会空间。独生子女家庭的新型亲密关系的出现、物质主义的主宰和消费文化的压力，迫使已婚青年调整个体化策略，选择继续从父母那里寻求安全的避风港，故而难以形成一种新的、真正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