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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谈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领袖人物

荣毅仁等 · 2007-05-16 · 来源:社科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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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梁漱溟、冯友兰谈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领袖人物

  原编者按:最近,《文献与研究》连续三期刊发《世事评忆》文章,分别介绍荣毅仁、梁漱溟、冯友兰对共产党、新中国、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有关谈话和文章。这些著名社会活动家、专家学者,都经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有着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有着对中国变革和发展进程中的旧与新、落后与进步、曲折与胜利等多重对比的亲历。因此,他们关于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关于对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思考,往往有其别具的深刻之处。现综合摘编,以飨读者。

  荣毅仁:1916年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已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56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把自己的全部企业与国家合营。1957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3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席,同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至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2005年逝世。

  梁漱溟: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1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下属的京津支部,曾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至 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1931年在邹平参与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50年后历任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河南唐河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料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至1924年间在美国留学,并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四十年代两次担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46年至 1948年间在美国讲学,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等校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逝世。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知言》、《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训》、《新事论》及《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一、谈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

  ●荣毅仁:“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我对未来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

  ●梁漱溟:新中国的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我己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冯友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乐园”;我现在真正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荣毅仁:“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我对未来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

  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

  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766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33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7000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

  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1955年10月29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父亲一辈曾经把希望寄托给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对我们的第一手,却是无端通缉了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万银元。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还把我70岁的父亲荣德生绑去40多天,勒索了20多万元美金的赎金,还给所谓“破了案”的警备司令部送了更多的酬劳。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上次我对刘部长(指刘述周,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编者注)说:“国民党来了我性命没了,我不跟共产党跟谁跑?”

  ——1957年8月 1日与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有关人士的谈话

  请您报告总理(指周恩来——编者注)和毛主席,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

  ——1966年11月 12日在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时与邓颖超的谈话

  30多年来,我对党没有离心离德,对党加深认识后,一直没有走过回头路。尽管经过这样那样的运动,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我还是深信党的领导。

  ——1985年9月 18日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彻底为“荣盛小集团”平反座谈会上的发言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了上海。当时我33岁。记得那天我开了一辆汽车到马路上去看,看到解放军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

  6月初,市军管会通知我去开会,我见到陈毅、曾三、潘汉年等领导人。那天,盛康年、金瓯卜等人见我去了,先给我介绍许涤新同志。陈毅同志宣布,党的政策是让工商界安心复业,把工厂开起来,商店开起来,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并说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我听了心里想,这个政策好嘛。尽管对政府到底能解决什么困难还将信将疑,但觉得总不开工不行,开了工遇到问题再说。于是,我马上回公司安排复工。当时的确是困难重重,原料进不来,市场没恢复,陆续碰到许多困难。人民政府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帮了我们好多忙,特别是中央派来的陈云同志、上海的副市长潘汉年同志都非常关心我们,经常找我们了解情况,亲自帮我们解决问题。就这样,我们工商界的心情逐渐稳定下来了,生产也恢复、发展了。

  为了更好地联系工商界,在上海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时,潘汉年同志专门找我们谈话,提出党认为工商界应该有自己的组织。一开始曾打算分别建立工业会、商会,后来决定搞一个工商业联合会,直接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也代表工商界的合法权益,反映合理要求。工商联,主要是党推动成立起来的。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年7月4日

  我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解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怕共产党,跟国民党政府倒有不少关系。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我自己“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以后逐步加人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行列。

  ——《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人民日报》1993年 9月8日

  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与几天前还在城里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痞相比,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

  ——《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3年9月8日

  共产党的干部不仅革命本质好,而且工作作风好,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用促膝谈心的方法做思想工作。

  同潘汉年副市长的会见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那是第一次同共产党高级干部见面,心内不免有点紧张。可潘副市长十分随便,见面后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使我一时的拘谨很快消失了。潘副市长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话不紧不慢,引人入胜。大家话越说越多,既谈正事,也说闲话,像老熟人一样。他给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经营,多起作用。把陈毅市长请到我家是1949年“八一”慰劳解放军以后。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潘汉年和夫人董慧光临我家。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也来了。大家穿着便装,在我家花园的树阴下乘凉,天南地北地闲聊。陈市长还时不时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业政策有什么意见,我都坦诚相告,气氛十分亲切融洽。

  这两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使我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胸怀和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我的心也向党更靠近了一步。

  ——2001年6月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解放日报》2001年6月28日

  从汉年同志(即潘汉年——编者注)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荣毅仁传》第100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帮助我们缓解劳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我们民族棉纺织工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人民银行以及新华银行、四明银行等给申新数量不小的贷款。

  这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同国民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真有天壤之别。消息传到香港,使留在那里的资本家很受感动。申新系统的人也有从香港汇来资金和原棉,帮助厂里克服困难的。

  ——2001年 6月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解放日报》2001年6月28日

  梁漱溟:新中国的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成新中国,从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稳定至今,社会秩序渐次创造形成。这才是经历两千多年不见有革命后的一次真正大革命。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85页

  的确,那时(指 1946年——编者注)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三年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梁漱溟与毛泽东》第 19页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但根本上却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我对民族前途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弃理想,便没有我。而共产党人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即最高利益)的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为这个远大理想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虽然远大理想的内涵距离很大,但都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心,却是相通的。正是这,决定了我与共产党人合作之可能。

  ——《梁漱溟问答录》第99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人邀请梁漱溟到香港去。对此,梁漱溟回答:)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梁漱溟问答录》第 133页

  1950年我到北京。同毛泽东见面是1950年3月份。……毛主席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他听起来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

  以后毛主席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谈话,有空他就随便地谈谈,坐下来吃饭。

  几乎可以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过有两个情形可以说一下,一个就是我很想了解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他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干,我很想了解。另外一方面,我是需要出去看。我想摸清彼此的不同,看我能够有什么进言,能够对他(毛主席)说什么话。刚好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提出来,他说从前你是做乡村工作,你在河南也做过,在山东也做过,你看到一些地方的乡村情况,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我们解放之后有什么变化。我说好。他马上交代林祖涵(即林伯渠——编者注):梁先生出去看看,给他预备条件。我出去看了6个月,先到河南,然后再去山东。去山东后回来北京一趟,又出去看东北。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82—84页

  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治天下更难得多。今天我们当然要建设一新中国(现代中国)而必先认识老中国才行。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43页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思想上只从模仿外国出发,而脱离自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是不行的。

  既要建设一新中国,必须依从一定方针宗旨贯彻下去,其势不可能走多党互竞,轮流上台当政,如欧美各国之路。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第271页

  (两党轮流执政)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在工业上,同外国比,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补上去不成。要补上这个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不能够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我下去,这样子就不行啊!今天是这样方针计划,明天又那样子,那不行。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65页

  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梁漱读与毛泽东》第18页。

  中国社会出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重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此一认识为四十多年前我与中国共产党之所同。为了从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先要有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之建立,此一要求又为我与中共之不同。所不同者,在如何建立此一政权问题上,中共走一般革命之路,即阶级斗争之路,我则根据我对中国几千年社会之认识和近百年中国问题之认识,判断其走不通。但今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居然走通了。而我自己所设想并致力的一条路则完全落空。

  ——《(答李觉同志追论上年我在太原的一次发言)续》(1966年),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81页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入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与毛泽东》第13页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统一了全中国,稳定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我所致力者则落空。落空了岂能不引起自己反省与批判。经过对照比较而后觉悟到我自己错失所在。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31页

  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心中感到起劲,因为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许许多多人(从前)简直是“死”了,现在又竞“活”起来。这话怎么说呢?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向”,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管不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而那些管人的呢,把持国事,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其坏事做尽,正为其好话说尽。可怕的莫过于言不由衷,恬不知耻;其心死绝就在这里。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地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见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较比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

  现在我却愿负责地说一句: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中国共产党怎么会使我终归折服于它呢?首先是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

  再则有它深耐寻思的理论。

  我说:“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为这五年来经历着的事情一件一件多得数不清;而其实呢,这些事情综合起来正不外一大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百多年来一直走着下坡路的命运,如今给共产党扭转了而向上,五年之间真有“如日方升”景象。这是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最大事实。就是眼前这最大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

  ——《告台湾同胞》,《人民日报》1955年2月3日

  从共产党建国以来,我们的成就太大了。国内建设一日千里,外交军事光荣胜利,国际威望日隆,都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甚至是原来不敢期望的事情,令人兴奋感动地流泪。就是这个吸引人鼓舞人的力量太大了。它使你心胸顿然开阔、奋发,忘记一切琐琐碎碎支支节节的个人私事;使你热爱祖国,热爱政府,团结的感情加强,泯忘了彼此。……而新的规划(五年建设,改造黄河等等)、新的收获、新的胜利,继起迭出,又在欢欣鼓舞着你,谁不想投身在行列之中,随从大家一堆往前走!

  ——1956年随全国政协委员到甘肃视察后,在政协学习会上的发言,《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65页

  我国十年来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人类创造力发挥表现之大观莫有过于此者。若问创造力固为人所固有,何以一向顿滞而独于此时此地得到如是大发挥大表现,而其功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得法,这是自明的事实,可无待赘言。人们所应当想一想的,乃在其领导何以这样得法而竟收功若此。

  善于领导群众是毛主席最大本领所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国人从事建设,其所以得法的根本一着,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呢,正是一定要使人们的心思力气直接地或间接地都在对付自然界以求利用厚生。

  由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法而人类创造力乃大得其发挥表现。怎样你就会把人领导得法呢?人类创造力怎样就会被你发动起来呢?那必须你深深理解人心或人情——或说人类这一高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着深厚的根基让我们在它领导下不至于有事权过分集中而群众只消极被动的那种毛病。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1959年1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69、272、273页

  (“大跃进”时期,梁漱滨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肯定了农业上包产的办法,同时认为:)在包产到户上必当注意的,就是事事要落实,不可因其在跃进气氛中而指标偏高。偏高了,群众心里面不承认,不唯不起作用而且大大害事。……集体的事情,一定要归落到其成员个人身上乃为落实。……“落实”二字是万不可少的。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

  (1959年 1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 273页

  德育——政治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重要意义,它不能以刑法、政令代替。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德育)是正确的。我特别折服。

  ——《答李觉同志追论上年我在太原的一次发言》(1965年),《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79页

  中国近几十年,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建立新的政权以后,当然是一切都开一个新局面。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7页

  建国初期,正是毛主席精明强干的时候。他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口号高明极了,因而国内建设蒸蒸日上。如今建国已将三十二年,中国有经验,也有教训。我觉得,现在国家有困难,然而国运已重新走向兴旺。

  中央实行集体领导是事实,是党、政、军同舟共济,我们很可以放心。

  ——《梁漱溟忆旧谈新》(1981年8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 354 页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政党,总结了成功经验,纠正了各种错误。如今又在雄心勃勃地领导国家民族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以为,有了久经考验的领导党,有了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有了素来勤劳勇敢而又经过种种磨练的人民大众,中国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梁漱溟问答录》第 183 页

  冯友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乐园”;我现在真正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到欧洲休假,看了些欧洲的封建时代遗迹,大开眼界。……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当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的观点,是不从纵的方面看历史,而从横的方面看历史。所谓从纵的方面看历史,是着重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成和发展,衰老和死亡。从横的方面看历史,是把社会分为许多类型,着重的是看各种类型的内容或特点。我这当然是一个很肤浅的理解。

  ——《冯友兰自述》第196—197页

  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的答词(1982年9月10日),《冯友兰自述》第284页

  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它久已存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既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了,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冯友兰自述》第286页

  宗教与科学,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宗教的效用是麻醉人民,使他安于忍受现实的痛苦,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则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东园。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年7月 8日

  在傅作义军队撤走以后,……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淀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指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编者注)也到海淀去了一趟,回来说,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解放军的这类行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冯友兰自迷》第106页

  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不仅是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也是对于全中国人的解放。

  ——《冯友兰自述》第132页

  我觉得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中,一切都是向上发展的。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在向上发展中。在这一年之中,我虽不能确知我究竟进步了多少。但是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

  《一年学习的总结》,《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

  ——《三松堂全集》第8卷,第3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用“中华”这个光辉的名称。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事业更加扩大,中华民族的基础日益巩固。由此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达到真正的团结。

  ——《三松堂全集》第 8卷,第 48页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足两年,可是做了很多的大事。假使我们没有亲自看见共产党是怎么领导我们人民进行工作的,假使我们没有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告诉我们的宇宙间及社会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许许多多的成就,对于我们就真像是“奇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奇绩》(1951年6月30日),《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447页

  共产党员,由于他的阶级立场,及他在斗争中所得的教育与锻炼,必然有高贵的品质。……热诚,坚决与信心,就是共产党员的高贵的品质的一部分。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年7月8日

  共产党员有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及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践、这一点就是前一点的表现。共产党的理论是与他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他们学习理论为的是指导革命实践,革命实践又反过来丰富革命理论。……我佩服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员。他们谈起来,不拘关于什么问题,都是“头头是道”。你听他们讲,起初也不觉得怎样“轰轰烈烈”,只觉得有个道理。他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到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你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轰轰烈烈”。理论与实践,融化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分不清究竟是理论指导实践,或者是实践充实理论。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高成就。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年7月8日

  共产党员有坚定的立场,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必然是坚强的。同时他们的理论学习,使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这些规律里共产党员确切知道在现在的社会,什么是要发展,什么是要没落,什么是方生的,什么是将死的。共产党员自己知道他们自己是正在发展的势力的先锋,也就是正在发展的势力的化身。因此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必然是胜利的,这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信念。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年 7月8日

  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年已经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成功了。我们的祖国,不但恢复了历史上的光荣与伟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光荣更伟大的将来,等待着我们。这些成就与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是分不开的。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年7月8日

  在爱国公约上,我们写“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同纲领,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人民解放军”。这都完全是必要而且应该的。

  在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的日子,我说:我现在真正了解我们所常听见的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446页

  咏梅

  调寄卜算子,师毛主席词意。敬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

  发在众花先,引起群芳悟。战胜严冬雪与冰,开辟芳菲路。开路接春来,又把春留住。大地苍茫有沉浮,长是春为主。

  ——《三松堂全》第 14卷,第 643页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为新社会服务。这是因为我们所经过的革命,是从一种社会制度变到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这和以前中国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的变革是根本不同的。

  他可能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愿望,这种愿望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事情并不是只凭主观愿望就能决定的。毛泽东说,不可以简单化。这是完全正确的。

  ——《冯友兰自述》第130页

  中国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常可贵的遗产,我们子孙万代都要继承这个遗产保持这个遗产。

  ——《冯友兰自述》第117页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也在道德方面。知识分子们为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一齐努力,帮助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的答词(1982年9月 10日),《冯友兰自述》第284页

  印度代表团中,有一个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对我说,不知道什么缘故,印度所缺少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奋发有为的精神。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火车站,他又对我说,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我明白那个缘故了,这就是经过革命和没有经过革命的区别,印度所缺少的就是一场革命。我当时觉得,他的这个话说得对。在五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中,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个阶级、哪个阶层,都有他所说的这种精神。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的人都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

  ——《冯友兰自述》第115页

  二、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荣毅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自己通过亲身实践而做出的抉择”

  ●梁漱溟:“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中国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代”

  ●冯友兰: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不但是应该要实现,而且是必然要实现的”

  荣毅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自己通过亲身实践而做出的抉择”

  (当记者向荣毅仁提出“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说:)

  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

  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真心话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业,听到了我谈的经历和体会,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我带到中国来的疑问可以说是解决了。”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重要的还在于解放以后六年来,国家强盛了。这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厂。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果,棉花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我们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帝国主义的畏惧。接着,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哪能有今天!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只从工厂取消了对工人的搜身制一件事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取消搜身制以后,工人的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几年来就极少有工人带东西出厂的事情发生。企业纳人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工人劳动热情大大提高,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过去用罚、用开除的压迫手段做不到的事,改革了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就办到了。仅仅从这些方面,我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非消灭不可。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当记者问到“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时,荣毅仁答道:)

  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荣毅仁指着坐在一起的孩子们笑着说:)

  他们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他们的前途,用不到我拿金钱去买。谁都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才能够强盛繁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替我们安排了出路,经过一个公私合营的过程,培养和锻炼我们的技术和业务能力,支持我们有利于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只要自己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 1月 22日

  现在我们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有许多说法,很多想法,但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思想活跃,思想解放,把我们思想用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上,这是我们的责任。人家都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个玩意儿(指走社会主义道路——编者注)?我就是搞这个玩意儿。为什么?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

  ——《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同志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摘要),《人民日报》1987年 1月 6日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我的转变过程,也是工商界朋友们经历的历史过程;我的经验之谈,也是整个工商界共同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个人的贡献,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走社会主义道路。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年7月4日

  我曾经是一个民族资本家,而且我的家族还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当中有相当发展和成就的,为什么我还是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应该说是我通过对新旧两个社会进行反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通过亲身实践而做出的抉择。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年7月 4日

  像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搞企业、搞生产,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当然,我也是逐步解除顾虑,逐步懂得这个道理的。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年7月4日

  从资本主义走过来的人,走了四十多年社会主义道路,我体会到一个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1993年3月30日在主持中信公司董事会时的讲话

  我服从真理,真理就是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1993年11月初的一次谈话,摘自计泓赓《半个世纪的深情——记荣毅仁与我党领导人的交往》,《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9日

  梁漱溟:“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中国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代”

  我觉得那个马克思主义很好,它比那个空想的社会主义高明。

  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心是很好,不过他们没有(弄)清楚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自然会到那一步,自然会要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是认为客观的发展就要走到那里。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24、25页

  我记得第一次在延安看到毛泽东,临别了,他告诉我说:“我对你要说一句要紧的话,你要读《反杜林论》。”不是恩格斯有一本书叫《反杜林论》吗?后来我就读《反杜林论》,是好,不过有些地方不完全懂。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45页

  多读一些马列的书,还使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特别是佩服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们与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不同,高明得多。欧文和傅立叶都倾慕社会主义,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向往社会主义,可是马、恩是指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自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规律,这与仅是主观上倾慕向往理想的社会大不相同。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第266页

  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成为过去。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64页

  资本主义,照我的看法,它慢慢地要成为过去,就是社会主义要到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不同,在我看来,一个是社会本位,一个是个人本位。资本主义是以我为中心。社会本位就不能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就变成要互相尊重了。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01页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个人本位的主义,可以说八个字:“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八个字就是说的近代的欧美社会。可是它走到后来,它要转变,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要成为过去。社会的生产已经是社会性的生产,资本主义要入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20页

  人类过去的历史都是自发性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正是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代。自觉能动性是人的特征;此特征随历史而步步发挥增高,卒能心明眼亮笼罩全局,身处现实环境而心怀高尚理想,行动从现实着手,而指导行动则在理想。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3—301页

  社会发展史越往前去,彼此的隔阂、歧视要减少,心胸要开阔,照顾旁人。这方面恐怕是要发展,应当是越来越发展,它的趋势是如此。

  越进步,越进化,越文明,人彼此感情上容易相通,容易增进彼此的了解。将来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恐怕更是这样。所以从人类的前途看,应当是乐观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64页

  人类历史都是在不断发展,它自然地要发展,不会停步的。同时呢,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有破坏,不可避免地有些重大的破坏。不可避免是一面,我们求着避免又是一面,总还是要求着避免的,至少力求减少吧、缩小吧,这还是应当努力的。但是,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发展总是好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67页

  中国生活在现在的世界上,不能违反潮流,只能往前走,把物质文明发达起来,那是需要的。不过要紧的就是,过去的西洋物质文明发达是靠资本主义发达起来的。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的余地了,不可能走资本主义,所以它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23页

  要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往社会主义里头去,这个大方向是对的。现在的名词,叫“四个现代化”,还是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这个大道路而要四个现代化,不能(搞)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现在正好是一个有希望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有希望的时候,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各自就各自所能的、所方便的,来尽一份力量,应当是当代的中国青年的道路。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161页

  冯友兰: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不但是应该要实现,而且是必然要实现的”

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我在当时所谓“贤”是指有学问有技术的人,我所想的大概就是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所说的technocracy(技术政治)。就是说,政治应该掌握在有技术的人的手里。这并不是社会主义,不过当时我想,尚贤是最合理的。这虽然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但这说明我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感。

  ——《冯友兰自述》第 77页

  封建主义办事,靠官僚。官僚主义有一个办事的办法,叫“瞒上不瞒下”。因为掌握官僚升降的人,是上,而不是下。官僚们只需在形式上做一点布置,瞒住上面的眼就可以了。下面有什么意见,他是不管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官僚们做官的一个妙诀。

  ——《冯友兰自述》第47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主要是靠政党推动的。竞选人的竞选费用,也是靠政党支持。而政党的经费,又是靠资本家供给的。总要有一些富可敌国的资本家才能拿出钱来,支持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党。而政党又用这些钱支持他们认为合适的竞选人。

  ——《冯友兰自述》第 38—39页

  我并不崇拜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我知道在那里这种理想也不能真正地实现。

  ——《冯友兰自述》第42页

  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种社会,应该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唯物史观的贡献,在于证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理想不但是应该要实现,而且是必然要实现的。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分别。

  ——《冯友兰自述》第112页

  有一句成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新中国成立)三年来所发生的不计其数的新鲜的事情,充分地证明,……不仅在人民经济生活方面,而是在各方面都提高。在道德方面的提高,尤其是特别显著。

  ——《对于三年来新社会的几点认识》,《人民日报》1952年10月8日

  三、谈毛泽东等领导人

  ●梁漱溟: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中国人物”;周恩来在公德和私德方面,“没有可挑剔的”;邓小平“有才干”;陈云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权威”

  ●冯友兰:“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梁漱溟: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中国人物”;周恩来在公德和私德方面,“没有可挑剔的”;邓小平“有才干”;陈云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权威”

  我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因此,我在人格上从不敢菲薄共产党人;相反地,我历来敬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共产党朋友。至于见解主张之不同,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确有同可求。

  ——《梁漱溟问答录》第99页

  革命信乎是群众的事情,但其领导人正具有群众代表性。这一大革命的领导者在前期则孙中山先生,后期则毛泽东主席。他们各在其数十年长期革命中起着替换不了的伟大作用,更见出具有其时代群众的代表性。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 285页

  毛主席,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62页

  日本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六个月我就去了延安。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怎么办呢?我就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了延安。一去,看到毛主席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它(日本)太小了。不仅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也不能看着日本人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80页

  (在回忆1938年1月同毛泽东谈论抗战形势时,梁漱溟说:)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于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

  ——《梁漱溟问答录》第84页

  (在回忆1938年1月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梁漱溟说:)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梁漱溟问答录》第 86-87页

  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我觉得恐怕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不过他晚年有很多的错误。

  他整个儿地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20页

  毛主席曾经讲过《论十大关系》,那个话很重要。那个时候,好像是1956年吧,……他很清醒,很要求各方面提意见,提不同的意见。把自己某些做错了的自己宣布:这个错误我负责,应当是我的事情,不能怪旁人。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64页

  毛主席功在国家,功在世界,其功德真是数说不尽。

  ——《论毛主席的晚年》(1977年5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33页

  从建党建军而建国以来的毛泽东主席,其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争之论,他的过错多出在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现在要问:他的那么多过错有没有总根源呢?我看是有的。这就是他既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权威而励行之。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54页

  毛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会调查一事,事隔两年之后,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下厂、下乡接近工农,以至知识分子要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主席先后谈话五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几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27—328页

  我们的周总理是了不起,那个人好,好得很,人好还聪明,聪明极了,很敏捷,很可以跟人交朋友。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 57页

  我同周总理算是很熟悉了,我自信很了解他。我看周公是一个完人,无论是在公德方面、私德方面,都没有可以挑剔的。在工作方面他帮助毛主席,无论是国内应付各方面、国际上应付各方面。没有周总理那是不行的。从建国前夕,特别是建国后,周总理是拼命地(工作),最辛苦了。他常常是没有法子吃饭,没有空吃饭,跑到汽车上人家给他送来饭,吃几口,马上就走开了。夜里头都办公啊,一直到深夜,睡眠很少,吃东西也很不讲究。可以说是把自己的一切全贡献给国家了。周总理呢,最能懂得毛主席的意思。……任何一件事情,毛主席一点,他就明白了,不要多说。可说是毛主席的最好最好的助手了。他故去了,各方面的人啊,乃至老百姓,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追念他的。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87—188页

  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指旧时西南各省存在的一种帮会的成员,也指这种帮会的组织——编者注)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梁漱漠向毛泽东汇报随中央土改工作团赴西南调查相关情况时的发言(1951年9月 3 8),《梁漱溟与毛泽东》第25页

  关于中国的经济调整问题,我一向对陈云副总理非常之点头。他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专家,或者说权威。他对中国经济的方针政策拿得准。这在中共党内也是公认的,有这样的领导人在中央,我对当前的经济调整很有信心。

  ——《梁漱溟忆旧谈新》(1981年8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54页

  冯友兰:“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他(指毛泽东——编者注)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

  ——《三松堂全集》第 10卷,第 584页

  在你(指毛泽东——编者注)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636页

  1962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我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一点我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将来的计划。当时的执行主席是陈毅,事后有人告诉我说,陈总说我的发言很好,其中讲的有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到闭会那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我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来就座的时候,看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我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他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且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我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态度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以后,我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冯友兰自述》第130-131页

  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了。我作了一首挽诗,说:

  世间梁栋折,天上大星沉。身负中华重,胸怀亚非春。辛苦为群众,艰难辅一人。前程遵遗志,莫让泪沾襟。

  到9月间,毛主席也去世了,我作了一首挽诗,说: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我又作了一首诗,说: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冯友兰自述》第 158页

  毛泽东思想哺育着一代新人,也使许许多多旧人变成新人。我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每前进一步,都是与毛主席的亲切关怀、谆谆教导分不开的。

  ——《长怀化雨思》,《人民日报》1976牟 9月17日

  毛泽东的思想既有理论的根据,又有实践的应用。……他的思想是科学的,不是空想的。他是从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以决定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三松堂全集》第 10卷,第 600页

  四、谈爱国主义

  ●荣毅仁:“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

  ●冯友兰:“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荣毅仁:“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

  我家从1905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40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1933年至1935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

  ——1955年10月29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父亲一辈人,梦想着办工业,救国图强。当战争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连年内战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的企业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马路上美国兵横冲直撞,北京的女学生被强奸。我父亲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那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

  ——1956年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 22日

  我们工商业者必须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更好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工商业者必须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人民日报》1957年1月1日

  你们没有尝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味道。我们在座的老年人都尝过了……这个味道不大好啊。日本侵略者到上海的时候,我就不上火车站去。你到火车站,得为他们鞠躬。解放前夕,我家里给我打电话,说国民党把机枪架在我们家门口,要我们走,让他们住,这怎么办呢?拿了五百块大洋,才把他们打发走。那种味道,你们不要再去尝了。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起来了,今天谁敢来碰我们呢?

  ——《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同志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摘要),《人民日报》1987年1月6日

  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中对我们有用的内容,但有些我们是不用的。搞个赌场、鸦片馆能赚钱,我们能干吗?不能干。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干,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也不能干。

  维护个人的人格也很重要。资本主义世界中间花花绿绿,千种百样,有好有坏,方式也有各种各样。各种好的方式方法,我们要吸收、运用。另外有些东西,要注意,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我们站得起,站得堂堂正正,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是非都可以争,一旦收了人家的钱之后,你就矮了,什么话都不能说了,你就做人家奴隶了。为什么我们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做,要去做某些人的奴隶呢?

  我想同志们都会对这个问题警惕的,但是,稍不注意,就会被这些东西侵蚀。如果自己不自尊,你怎么能考虑国家的荣誉、公司的信誉呢?私字在头脑中胀满了,大了,头脑中就不会有别的了。这是危害最大的东西,害自己,害人。这里关键是同志们要尊重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人格不能被人家侮辱、侵害。在大千世界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自己要站得住,出污泥而不染,自己要搞得清白。

  ——《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同志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摘要),《人民日报》1987年 1月 6日

  在国外的华裔和华侨,总是感到有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地位,他们才能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很好的生活和干事。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地位,是不容易的,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有些外国朋友、外国记者问我,解放后你为什么留在中国?我跟他们说,我们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洒有中国人民的汗水。不要忘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国家独立,要有国家尊严。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搞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搞不了。在工作中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离开这一点,一定要犯大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政策去干,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去干。不能离开这个谱。

  ——《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同志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摘要),《人民日报》1987年1月6日

  冯友兰:“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眼看全国就快解放了,有些朋友劝我在美国长期住下去。我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圣诞节过后,第一学期结束了,我就启程回国。在上船以前过海关的时候,查护照的人看见上边打的是一个“永久居留”的签证,就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我说:“不用了。”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

   ——《冯友兰自述》第 101—103页

  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凡是中国人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上海黄浦滩外滩公园门口,帝国主义者立了一个牌子,上边写着“华人与狗不得人内”。这个“华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中国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剥削和压迫,当然是有阶级的意义,也有民族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固然也剥削、压迫他们本国的劳动人民,但是对于殖民地的人说,他们是代表他们的整个民族压迫殖民地的人的整个民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者,挡住了他们的侵略,形象地说,就是推翻了“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仅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头上,也压在所有的中国人的头上。

  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他听说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时候,用江阴炮台的大炮扣留了英国的“紫石英号”炮舰,他说:“好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他马上辞职,冒着危险回到中国。……这说明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确实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压在大山下面的都翻身了,整个的中华民族都相信这一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和热爱。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何所说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并不是迷信,因为这是实践证明了的。

  ——《冯友兰自述》第 131—132页

  试想像在春秋战国时代坐火车旅行:从北京出发,那是燕国;到了邯郸,那是晋国(战国时期是赵国);不远就到了郑州,那是郑国;不远又到了许昌,那是许国;不久就经过上蔡的地方,那是蔡国;到了信阳,那是申国;过了信阳,就进人楚国。不到一天的时间,就经过了八个“国家”,由此就感觉到中国的统一之可贵。

  ——《冯友兰自述》第75—76页

  爱国是一种道德。要想教一个人能爱国。不但需要教他知道他应该爱国,而且需使他有爱国的性格。教人知道他应该爱国,这是可以用有形的教育方法作的。我们可教他记住许多关于爱国的格言,可以给他讲许多关于爱国的故事。但专靠这些,是否能使他有爱国的性格,很是一个问题。性格是要“养”成的。在历史上,我们看见有许多把四书五经读得翻滚烂熟的人,到后来成了乱臣贼子。就他们的知识说,他们何尝不知他们应该做忠臣孝子?不过他们只有那个知识,而没有忠臣孝子的性格,所以一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即作出他们也知道他们所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想教我们的青年爱国,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的国之可爱的地方,直放在他们的眼前,教他们的眼,真看见他们的国之可爱。

  《三松堂全集》第 14卷,第 146—147页

  我于1946年至1948年曾在美国一次,在各地方讲中国哲学史。这次再去美国(指 1982年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接受学位接予仪式——编者注),觉得心情与上次完全不同。原来西方的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当做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把中国文化当做博物院中陈列的样品。我那时在西方讲中国哲学史,像是在博物院中做讲解员。讲来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这次我到美国,虽然讲的也是中国的东西,但是心情完全不同了。自卑感变成了自豪感,不舒服变成了舒服。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接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冯友兰自述》第289页

  作科学研究的条件,海外比国内优越,是很明显的事实,在短时间内当不能改变。但于科研之外,还有些别的问题,应该考虑。中国有一句谚语:“功名富贵,都是身外之物。”知识学问,却不能说是身外之物但可以说是魂外之物。我所谓“魂”,就是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那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我”。

  你(指冯友兰的外孙女冯蓓,当时在美国留学——编者注)说中国文化对你有吸引力,这是好的。文化是有民族性的,如果对于某一民族的文化,要有真正的了解,就必须生活在那个民族的社会中,在其中打滚翻身。

  我于1946年到美国去,到了1947、1948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已成定局,当时有些人劝我不必回国了,但我还是决定于1948年春天回国。从此以后,我在国内受了一些波折,但一直到现在,我不后悔我的决定。如果当时我在美国住下来,过几十年的安定生活,可能写出一些文章;但对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以及中国文化的精神,决不能像我现在所有的那样深的理解和体会,这是一生在象牙塔内的人所不可能有的。

  ——《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722—723页

  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我们现在的工作,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冯友兰自述》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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