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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实践、轻视群众、不负责任——中国“精英”低素质批判(转强国深入区)

黎阳 · 2005-03-14 · 来源: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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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实践、轻视群众、不负责任——中国“精英”低素质批判(转强国深入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ZT)辛辣好文——国民素质低与“精英”素质低!

[有没有不重的笔名] 于 2005-03-14 13:29:29上贴

国民素质低与“精英”素质低
2005年03月14日05:52 作者:黎阳


有人喜欢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国民素质低”。当然,这样说的人决不会把自己也划归“素质低”的一类,而且十之八九对中国人不怀好意。如果真心为中国人好,即使“恨铁不成钢”,也只会主张通过批评教育来移风易俗,而且会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决不会对中国人的某些陈规陋习大肆指手画脚,冷嘲热讽;更不会以主宰者的姿态居高临下的腔调贬中国人“国民素质低”。某些洋人喜欢说中国人“国民素质低”,因为这正好可以“证明”中国人是“劣种”,没资格组建现代化国家,只配给洋人当殖民地,乖乖等着被淘汰。某些中国的“精英”们喜欢说中国人“国民素质低”,因为这样一则可以显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高等华人”,跟大多数中国人“划清界限”,免得列入被淘汰之列;二则可以“证明”占人口大多数的“低素质”中国人天生应该由自己这些“高素质精英”来支配。——当然如果事情闹砸了形势不妙,还可以靠这句话来救驾。《南征北战》里的“国军”说:“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懒汉说:“不是我无能,而是上帝素质低,学不会往我嘴里掉馅饼。”“精英”们说:“不是我无能,而是中国人素质低,坏了我的神机妙算”。总之一切都是别人的过错。这真是妙不可言的赖帐法宝,难怪如此永垂不朽,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要说素质低,中国的“精英”作为一个整体(若干杰出历史人物不论)才真正的堪称一贯素质低。“精英”者,社会精华栋梁之谓也,否则何以自称“精英”?然而回顾回顾中国历史,真不知“精英”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在中国整个历史进程中,尤其在历史命运转变的紧要关头,对中国社会做出过多少独特的、决定性的、其他阶级阶层比不了的贡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几项是“精英”们的功劳?
  中国今天的国土版图有多少是靠“精英”们的努力才得来的?“精英”们制止了当年中国从世界领先变为落后挨打吗?“精英”们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殖民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吗?中国从衰败危亡任人宰割变为今天独立自主的世界强国是“精英”们的历史功勋吗?动不动就说中国人素质低的“精英”们其实更应该反省反省自己:别人素质低,你素质又高到哪里去了?如果历史悠久的中国发展来发展去只发展出一堆“素质低”的国民来,那首当其冲负有责任的就是“精英”。既然从来都是“愚民”听“精英”的,是“精英”在“领导新潮流”,那国民有什么陈规陋习还不都是来自“精英”?说国民素质低只能证明“精英”素质低。没有低素质的“精英”,哪来低素质的国民?
  中国“精英”祖传的低素质有三大项:轻视实践、轻视群众、不负责任。从孔夫子开始就对劳动实践和人民群众一脸的鄙夷不屑:“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注意孔圣人的用词:一是“小人哉”、“焉用稼”,总之是小人才亲身实践,谁重实践谁就成了低人一等的小人。二是“莫敢不……”如何如何,总之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压根就没有自觉自愿动员教育这一说。这才道出了“精英”心目中理想的普通老百姓的地位:任我驱使。有这“最高指示”垫底,后代“精英”们想不轻视实践不轻视群众都不容易。如今的“精英”们动不动就把国有资产卖了,把农民土地占了,让工人下岗了,不由分说剥夺了人家的生计财富还根本不容许人家参与意见,这其实全是孔老二以来“精英”们的老传统在发扬光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中国“精英”有轻视实践、轻视群众的祖传基因,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连“精英”之间尚且互相看不上眼、“文人相轻”,何况普通老百姓?到了这个境界尊重别人反成了耻辱:“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最后只剩下孤芳自赏。这不是个别穷酸、个别“精英”的个人臭毛病,而是中国“精英”们普遍存在的通病、胎里病。不信看看如今成名的“精英”们真正看得上眼的有谁?除了数得过来的几个臭味相投的同类之外可以说谁也不尿(当然来自美加日欧澳等地的洋大人例外)。跟这些“精英”们打交道,最不容易碰到的词是“相互尊重”和“人民群众”;最容易熟悉的表情是“不屑”:这个水平太低,那个不怎么样,不是“没资格”,就是“不自量”……再不就是“我不与无耻之人论战”之类。至于普通老百姓,那除了教训数落之外简直不值一提,仿佛提了就掉份,更不用说关心尊重当回事了。这就导致中国“精英”们作为整体根本没有什么凝聚力,只能是一盘散沙。既然互相谁也瞧不起谁,别人的死活从来不当回事,那别人凭什么追随你?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盘散沙”?就是因为中国的“精英”历来是一盘散沙。有一盘散沙的“精英”才会有一盘散沙的国民,有低素质的“精英”才会有低素质的国民。“精英”们说中国国民素质低时却不想想自己,不折不扣的“屁股上挂镜子——光照别人”。(“民运精英”们都落难国外了还不忘相互打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还算是有“共同目标”的呢。如此“凝聚力”的“精英”能成何气候?)
  中国“精英”们的第三个低素质是不负责任。轻视实践、轻视群众就自然不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不肯承认自己的言行正确与否要经过群众实践的认证。然而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自作聪明最容易失败。“精英”们既要死抱住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精英传统”和臭架子,又要保住高人一筹、先知先觉、“一贯正确”的“精英形象”,就只能竭力逃避承担责任。只要情况不妙就必然要么把失败说成成功,要么找人当替死鬼,要么把水搅浑,制造出一笔糊涂帐。总之决不承认自己有错,错了也死不认帐,更不负责。反正只要不经过实践的检验和群众的认证,任何事的是非曲直全凭“精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了就算。
  这于是又派生出中国“精英”们的另一个低素质副产品:容假造假。只要利益需要,从来撒谎不打草稿,脸不变色心不安跳还理直气壮:我这是“隐恶扬善”、“为尊者讳”、“成大事不拘小节”、“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难怪中国“精英”们颠倒黑白、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扯皮赖帐的文字游戏艺术水平从来世界一流。比如把“屡战屡败”说成“屡败屡战”,把“逃跑”说成“转进”,把大批工人无奈下岗说成“自由人生新起点”,把包庇纵容窃国大盗说成是“善待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把制造社会贫富空前悬殊说成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等等。
  历史上中国“精英”这三大传统低素质决定了其一系列行为特征。轻视实践——
  只会夸夸其谈。轻视群众——毫无凝聚力。不负责任——敢做不敢当。结果——
  “秀才造反,一事无成”,“百无一用是书生”。开创局面的少,抱粗腿的多;善于组织协调配合的少,只懂个人奋斗的多;苦干实干发明创造的少,弄虚作假模仿剽窃的多;雪中送炭的少,锦上添花的多。既然如此,那如何出人头地?答案:捞现成的。与其创,不如捞,专打别人的主意,把别人的东西捞过来。古往今来的“精英”们一大特点是不重实干而一心坐享其成,所以特别爱傍权贵:帮忙,帮闲,帮衬,帮腔,帮手,帮凶……巴结不上就赶紧找下一个,美其名曰“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吃得开则玩弄权术排斥异己,把挡道的人全搞垮取而代之,得了便宜还卖乖,自鸣得意曰“空手套白狼”,“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先站在一边说风凉话、一见局面打开成功有望便赶紧蜂拥而至、邀功卖好再大搞内部勾心斗角的一定都是这些“智叟精英”。只要有他们一搀和,保险内部矛盾立刻成倍增加、空前复杂、无比尖锐。
  “精英”们的这三大低素质又衍生出其他一连串低素质的“中国特色”。不负责任必说假话,说假话必容不得严肃认真和持之以恒。“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认真,讲假话的就混不下去。你坚持不懈地认真,就更不知道会戳穿多少串、多少代的假话,毁掉多少骗子祖宗加徒子徒孙。于是:“一丝不苟”是蠢蛋,“难得糊涂”才真聪明。延伸开来的社会效应就是:“口是心非”、“逢场做戏”、“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马马虎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弄虚作假”、“瞒上不瞒下”……如此代代相传一脉相承,结果就是培养、锻炼、进化出历史上中国“精英”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善于吹牛拍马、惯于撒谎扯皮、精于文字游戏、擅长内斗权术、对促进发展中国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这类事既无常识又无兴趣等等“中国特色”。如此低素质的“精英”能培养创造出发展科学技术不可缺少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发明创造的大环境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严重受阻,能说与中国“精英”们的这三大传统低素质毫不相干吗?
  “精英”们的低素质使之国难当头时束手无策。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就“精英”们已经领教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但到了1900年竟然还任凭义和团以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挨打挨了六十年还找不着北,这难道跟“精英”的素质无关?用今天的观点看,凭当时西方入侵的力量和武器水平,用毛泽东那样的人民战争、持久战、游击战、近战、夜战等等对付起来绰绰有余,哪至于闹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但要如此,就得根据实际情况,发动群众总结以前失败的教训,找出有效对策。而实际呢?当年的“精英”们夸夸其谈者有之,盲目硬拼者有之,主张投降者有之,异想天开与虎谋皮“以夷制夷”者有之,猴子模仿般照搬照抄洋人的一切、用一知半解学到的那点洋人的玩艺对付洋人者有之,而深入实际、发动群众找出适合中国特点的对策者一个没有。就凭这素质,能指望中国“精英”们和平时期强国,危难之际救国吗?
  中国古代八股文专业的土老帽“精英”素质不行,有现代化文凭的“洋精英”们呢?

毛泽东指挥反围剿屡战屡胜的功劳还顶不过一顶“没有文凭”、“土老帽”的大帽子。就凭这被有洋文凭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解除了兵权。就因为这“洋精英”的“现代化”指挥,代价是牺牲几十万、丧失根据地、艰苦卓绝大长征。
  “八.一三”淞沪抗战,“国军”的“精英”将领们明明知道日军火力训练都占优势,仍然愣是硬跟人家打堂堂之阵,搞“人海战术”。结果伤亡惨重。上海南京一个地方也没保住不说,还被日本鬼子来了个让中国人遗恨千古的“南京大屠杀”。虽然“国军”从“校长”到“黄埔生”个个文凭俱全,那又如何?毛泽东当年写“论持久战”,目的之一就是好心好意点拨点拨这些“洋精英”们从实际出发,不要用“人海战术”硬拼人家的强项,而是来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结果呢?听听“国军”悍将卫立煌的话:“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不克服脱离群众的低素质,明明知道有好办法也用不成,只能干瞪眼,硬着头皮继续打“人海战术”。(顺便说一句:“精英”们总是喋喋不休说毛泽东的军队靠“人海战术”打胜仗,这才是弥天大谎。第一,“国军”才是一贯打“人海战术”。淞沪抗战就是个典型。第二,毛泽东指挥的“共军”最讲究战略战术,而且水平世界第一。别忘了是“共军”是穷叫化子出身,一直没多少本钱。真靠“人海战术”早就赔光了,怎么可能夺得天下?至于说中国靠“人海战术”抗美援朝更是荒唐透顶。靠“人海战术”连八国联军都对付不了,更对付不了抗日战争时的日军,何况抗美援朝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美军?在现代化武器的火力面前“人海”根本不堪一击,有多少人都不够填的。中国如果当真靠“人海战术”抗美援朝,早就一败涂地了,一定正如麦克阿瑟盘算的那样:“只能是招致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战场将变成屠宰场”。实际情况是那么回事吗?一口咬定毛泽东的军队靠“人海战术”无非是想替自己的失败找回点面子:“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精英”的第三低素质:不负责任。)
  1958年春,毛泽东专门请教一位当时国内最负盛名科学家:“亩产双千斤”科学上是否可能。这位科学家答曰:“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回忆,这位科学家的这个结论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
  实事求是看问题,当时“亩产万斤粮”、“粮食吃不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未能及时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损失等等难道全是毛泽东的责任吗?要说毛泽东在“大跃进”上的错误,最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太相信精英的“科学论断”了,相信得超过了相信自己的常识。这才是真正需要得出的教训。美国“墨菲定律”里有这么一条:“如果你能区分好建议和坏建议,那你就不需要任何建议”。这虽然本是一句笑话,却道出了某种客观规律:大是大非大原则的大主意必须自己拿,不能迷信别人。象当时一位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就能把持得住。在生产任务布置会上有人提出:“保证亩产红薯一百万斤!”他上去打量了那人一眼,然后说:“你有一百斤没有?”那人说:“我重一百多斤。”劳模说:“好吧!就算你重一百斤。假如每个红薯也重一百斤,也都长得象你这么大个,而且全都竖着放,你说说看这样的红薯一亩地那么大地方能不能放得下一万个?”那人顿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亩产百万斤”的生产指标也就不了了之。同样在1958年,同样处于“大跃进”的盲目环境,“大老粗”的老农民的常识胜过了权威科学家的“科学论断”,而且凭自己朴素的幽默机智坚持了原则。
  此时此地究竟谁的素质高?
  “精英”们借口“大跃进”拼命谩骂毛泽东,没完没了地说毛泽东“不尊重科学”、“盲目蛮干”,造成损失惨重,饿死多少多少人,所以今后只能靠“精英”治国云云。但是第一,他们喋喋不休的同时,偏偏就是绝口不提毛泽东恰恰就是太相信精英专家了,所以才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方被误导这一历史事实。第二,他们拼命渲染“大跃进”造成多少多少损失时,偏偏就是绝口不提那些损失很大程度是“精英”的同伙们趁火打劫造成的。灾害发生后毛泽东全力救灾。“精英”的同伙们呢?封锁的封锁,逼债的逼债,窜犯的窜犯,边境冲突的边境冲突,幸灾乐祸的幸灾乐祸,惟恐中国困难不大,惟恐中国死人不多,惟恐中国天下不乱。没有他们的趁人之危,中国的困难怎么可能有那么大?要说死人,误导失误跟蓄意谋杀岂能相提并论?杀了人还装好人,没事人一般以“精英”的嘴脸反过来把一切责任全赖到毛泽东身上,无赖透了。而毛泽东既没有推卸责任说一切都要怪那个科学家出了馊主意(而且继续让他发挥专长为国效劳),也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退却投降,而是纠正了失误,带领全国人民靠自己的努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克服了一切困难,针锋相对迎头痛击了一切来犯之敌。奠定中国今天世界强国地位的要害项目如“两弹一星”等更是一个也没有放松。毛泽东是敢作敢当敢负责、顶天立地挽狂澜。“精英”们呢?除了诬蔑毛泽东就是捞取私利、文过饰非,在洋人面前纯粹属面条的——挑起来一根、放下去一堆、站都站不直。如此“精英”,什么素质?狗屎不如。而毛泽东呢?请看一个北京普通出租汽车司机的话:“领袖往那一站,老百姓甚至从他的呼吸里都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从灵魂里爱他们的人,是一个将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不管事实上怎样,老百姓甚至心甘情愿地认为:连他所犯的错误都是为人民而犯的,普遍的老百姓甚至愿意替他分担一部分历史错误,而没有几个老百姓会心甘情愿地为哪个政治家分担什么错误。说句老百姓的话吧,老百姓原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正能使老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谁就可以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否则您就在政治家的档次那儿呆着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领袖可不是这样产生的,中国目前太需要领袖了啊!
  天生没有一颗领袖心,那就是没有,想学也学不到,也就不配获得老百姓对领袖才表达的那一崇敬。有些耍笔杆子的臭文人,在他们的臭文章里,把老百姓对领袖的这一种崇敬叫做愚忠,好象老百姓都是愚民,纯粹放狗屁。老百姓一点也不愚,老百姓心里明白着呢。老百姓最讲实际,眼里藏不得沙子。谁有一颗领袖心,谁没有,骗不过老百姓的心,老百姓是最讲以心换心的。”
  那个误导了毛泽东的科学家虽然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方冒了傻气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毕竟学有所长,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对中国确有贡献,称得上中国在那一领域里的专家精英,而非徒有虚名、不得不打引号的“精英”。而如今的“精英”们呢?看看这篇文章:《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看看这篇报道:《请别光让我打小工了,教我点真本事好吗?给导师打工月薪只有400元,连民工都不如》,再看看这篇短文:《保姆揭秘:我在名教授家看到腐败》。看完之后能得出什么印象?一群学术骗子,科技恶霸,流氓“专家”,吸血鬼“导师”,经济罪犯,寄生虫“精英”,整天吃人饭不拉人屎的“高等垃圾”。对这种人仅仅说“素质低”,够用吗?
  有些“精英”不仅在小范围的“专业”领域内兴风作浪,而且到处招摇撞骗,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吃足了他们的苦头。象“权威科学家”带头研究宣扬“特异功能”、“耳朵听字”、“人体遥感”之类,不知误导了多少人,浪费了中国人多少资源血汗。当“非典”肆虐时,堂堂“科学院院士”大人居然犯下了极为低级的常识性学术错误,连“依原体”和“冠状病毒”的区别都分不清就武断下结论,误导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造成巨大损失还死不认错,连起码的自我批评都没有,半点处罚也没有,“院士”照当,厚禄照享(“精英”们这会儿就不闹着“打破铁饭碗了”,也不象指责毛泽东大跃进那样指责“不尊重科学”、“盲目蛮干”、“瞎指挥给社会造成损失”了。)在那非常时期,中国的“院士”们有政府的全力支持,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生物材料,却连像样的关于非典的科学论文都没有发表一篇,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的话说就是:“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谢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就这样“精英”们还敢厚着脸皮到处吹,在国内的新闻媒体上一会儿吹嘘找到了“非典克星”(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药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一会儿又叫嚷“找到了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简直在全世界面前“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的丢人”,不折不扣的“树上拉屎、海底捞月——‘眼’高手低”。如此无能无德又无耻的“院士”,究竟是何素质?
“精英”们总是说中国要发展先进技术就得与外资合资,“用市场换技术”。然而《奇瑞到底是怎样的企业》一文揭出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奇瑞起家时的技术人才全来自要国内大汽车企业搞合资时解散的研究机构。因为“合资企业都有这个特点,建的时候首先遣散的是研发人员,因为他根本不搞产品开发。”一汽合资时如此,二汽合资时也如此。想合资就得先“引刀自宫”,砍掉自己的研发机构,该企业的研发能力从此“断子绝孙”,休想有自己的“下一代”。道理很简单:人家来合资,看上的只是市场和廉价劳力。而要保持市场和劳力廉价,就得让你有求于人,就得在技术上拿得住你,所以要“骟”了你的研发能力,让你永远丧失“生育”新技术的能力,不靠人家不行。汽车工业如此,其他行业亦如此。
  研发能力都叫人家“骟”了,还发展什么“先进技术”?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大学毕业生就业却越来越难。而日本的情况却不同,经济规模越大,大学生越供不应求。为什么?人家基本是独立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而中国“精英”们搞的实际净是“猴子式”的合资,让中国人“只当猴子不当人”,只模仿,不创造,只靠手脚,不靠大脑。模仿照抄往往靠小技巧小聪明就能应付,而自主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则非靠大脑、智慧和经验不可,智力工作量相差不只一个数量级。技术上仰仗他人,不独立开发技术,当然用不着这么多脑袋。凭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真独立全面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话现有的大学生的“年产量”远远不够用,怎么可能“毕业即失业”?那么多大学生们今天“就业越来越难”、“毕业即失业”的命运,其实早在“精英”们抛弃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原则、决策“用市场换技术”之时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有个若干年的延迟而已。有些年轻人饱尝着读书难、就业难之苦还跟着瞎起哄嘲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英雄人物,不懂得他们跟自己的利益命运实际息息相关。当了“精英”谬论的牺牲品还不自知,还跟着“精英”人云亦云,不折不扣“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实在可悲。“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而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只能证明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模仿多而创新少,只能证明“精英”们“靠合资发展新技术”的路线何其荒谬。明明脱离实际还要睁着眼说瞎话,明明脱离群众还要硬撑到底,明明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还死不认帐,(当初叫嚷“用市场换技术”最起劲的“精英”们现在一个个全躲起来了——又是“精英”的第三低素质:不负责任。)“精英”们的三大素质实在低得无可救药。
  当今中国素质最低劣的“精英”当属盲目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强行“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
  西方经济学理论各种流派多的是,光靠拿其中一两种流派的文凭根本吃不透整个经济体系的实际规则规律。没有若干年的实际的操作经历取得亲身经验,光凭书本知识来了解西方的经济体系连瞎子摸象都不如,因为瞎子至少还能知道自己亲手摸到的那部分到底是个什么样。西方经济专业从来只教授如何运作现有的经济体系,从来不教授如何建立一个这样的经济体系,更不用提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建立这样的经济体系。实际上西方经济体系建立运行中的一些要害关键人家的教科书上不会讲,即使讲了中国也没办法学。
  比如西方解决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时社会转型问题的真正诀窍中国就没办法学。社会转型意味着原来最普遍的谋生之道不灵了,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另谋生计。然而能够迅速适应的人是少数,其它人出路何在?如此大量人口,没有出路没有生计就是社会问题,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就会引起社会动乱。当年西方社会的解决办法是:对外扩张,把内部矛转移到外部去,用对外掠夺缓解内部斗争,把社会转型的代价转嫁给他人。当年西方社会转型时搞“圈地运动”,抢了农民的土地把人家赶走。赶到哪儿去了?一部分流入城市当“民工”,更多的是送到美洲去,让他们转手再去抢印地安人的土地。用印地安人的牺牲补偿自己的损失。这样本国的“剩余人口”算是有了出路,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缓解了。代价是美洲印地安人的种族灭绝。
  日本人也有样学样,模仿西方,把中国当成了日本的“美洲”,把中国人当成日本的“印地安人”,把社会转型的代价强加到中国人头上,靠侵略中国来解决自己社会转型时的内部矛盾和难题。
  俄罗斯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光靠卖资源卖军火就饿不死人。所以虽然苏联瓦解了,“休克疗法”式的社会转型搅得天翻地覆,但还不至于闹得大量“剩余人口”没有出路、活不下去。
  其他面临社会转型的国家地区都没多大,只要搭上西方经济的顺风船就能解决社会转型的内部矛盾,不至于出大乱子。
  中国13亿人口,一大半是农民。如果也简单模仿西方的方式搞社会转型,行得通吗?占了人家的地,那让人家往哪儿去?那么多人,旧的谋生手段不灵了,新的技能能一下学会吗?即使学会了,社会消化得了吗?如此数量庞大的人口毫无秩序地一下子涌入城市,能不造成极其严重的就业问题和社会问题吗?国内消化不了,能学西方也搞侵略扩张、海外殖民吗?既无法内部解决又无法转移海外还要硬来,那不等于任凭社会矛盾产生、累积、直至爆炸吗?
  西方的经济体系从来都有两重性,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腐朽的一面,真善美和假恶丑两套原则同时并举,内外有别,相辅相成。基本原则是对内真善美,对外假恶丑,以国家为一个大系统,系统内积极创造财富,系统外积极掠夺财富。系统内努力创造积极的公平竞争的环境,系统外竭力制造对本系统有利的不公平竞争形势。如果光看系统内部,那一切都的确显得很合理,很科学,很公平,发展先进生产力必要的因素样样俱全。大体而言,整个社会法律系统完备有效、社会公德积极健康、公平竞争、创造性发展、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等等都是客观事实。但是这一切只是整个事物的一方面,即对内的方面。其对外的方面则恰恰相反。西方经济体系从当初社会转型到今天的日常运转都遵循同一个原则:
  对内缓解矛盾,积极建设;对外转嫁危机,积极掠夺;对内法制民主,对外无法无天。社会转型时的“剩余人口”问题,靠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来解决。环境保护问题,靠国内严格控制和把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来解决。国内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靠对外战争和对外经济侵略来解决。对外关系千条万条,第一条就是只占便宜不吃亏。亏都让别人吃了,留下来的自然全是便宜;对抗的东西都转移出去了,留下的自然全是不对抗的;丑恶的东西都转移出去了,留下的自然全是美好的。对内的文明,跟对外的野蛮有关。内部的繁荣,跟外部的不繁荣有关。内部的安定,跟外部的不安定有关。内部的福利健全,跟外部的毫无福利有关。内部不允许种族歧视,不允许阶级歧视,但对外允许国家歧视,允许国籍歧视。人家坚持系统内人人平等,但并不坚持系统外国与国之间都平等。所以虽然在国内人与人平等,但在国际上他那一整群人跟其他国家的人群却绝对不平等。西方国家有效地缓解内部的社会矛盾的关键在于把内部的矛盾转移到国外去。

整个经济体系从建立到运行,最大的代价最终从来都由系统外的人承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都是自己制订的现行世界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有凝聚、有共识,能一致对外保护本国的利益。要看西方的经济体系,就不能只看好看的人家积极展示的那一面,只盯着既得利益的那些国家看,而要看到同一体系的另一面,尤其是人家说不出口又非常关键的那一面,看到被既得利益国榨足了血汗的那些国家,把整个体系的方方面面都看到。
  有些人只看到西方系统对外掠夺假恶丑的那一面,于是对西方系统内真善美的那一面也不认帐了,一概否认,甚至“对着干”,正如鲁讯所说:“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叫保存中国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这种义和团式的偏激当然有害无益,于事无补。对此鲁讯早有看法:“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吧,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有些人正相反,看到人家内部真善美的那一面,便把那些对外的假恶丑的那一面也一笔勾销,忽略不计了。有些人先整天说西方“腐朽、没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总之一切都不行。忽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来了个“新思维”,从否定一切一跟头翻到肯定一切,一切听人家的,人家怎么着他也怎么着。叫开放就开放,叫“休克”就“休克”,人家揉脸他也揉脸,人家抓屁股他也抓屁股,人家手指头在底下虚晃几下再放进嘴里一吮,他便老老实实抠完再嘬带屎的手指头,还半天回不过味来。他们之所以被人家当猴耍,是因为看不到西方经济体系对内真善美和对外假恶丑的对立统一,对其两重性和本质一无所知,以为认同人家的制度体系价值观了,就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就是“战略伙伴”了,就可以指望人家帮自己建立人家那样的经济系统以共同繁荣了。因为有这种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所以才想当然以为同一个体系是这样就不可能同时又是那样,是真善美就不可能同时又是假恶丑,所以看见人家的假恶丑时就看不见真善美,等看见了人家的真善美时又看不见假恶丑了。这就无法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无法看到人家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同时存在,无法看到这两套东西的不同应用原则,也就无法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在人家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他们不明白:人家对外人的基本原则是掠夺与征服。只要你还是你,那就是外人,就是人家掠夺征服的对象之列,这个地位性质永远不会变,在人家心目中的位置跟当年印地安人和前苏联的并无本质区别。人家一段时期内的合作只是为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阶段性战略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策略性变化。一个目标被征服了,就轮到下一个了。一种类型的目标被征服了,就轮到下一种类型了。有“冷战”时如此,没有“冷战”时仍然如此。对外冲突的口号,“意识形态”也罢,“文明冲突”也罢,“正义邪恶”也罢,都是借口,核心是自己系统的利益即国家利益。人家内部的管理体制的确有先进合理之处,的确值得学习。但这样的体制如何建立,如何运转,则要靠自己悟。人家不会当真教。人家真正的好东西只留给自己用,决不会与外人分享。就象飞机,人家可以让你看,让你坐,让你买,让你知道是什么结构,但决不会和盘托出告诉你怎么造,更不会老老实实告诉你怎么研制。要学人家先进东西就只能象鲁迅说的那样“以敌为师”,自己琢磨着学。靠下跪拜师傅当孙子学不到。只看到人家自己用的内部真善美的那一面,看不到人家对付自己这些外人的假恶丑的那一面同样有害无益,于事无补。
  中国主张建立西方经济体系的“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们看到了西方经济体系的真善美的一面,也看到了人家今天的真善美来自昨天的假恶丑,于是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革也必须如法炮制,也通过假恶丑获得真善美。但他们拒绝承认的实际情况是:中国不可能有自己的“美洲”,不可能有自己的“印地安人”,不可能象别人那样把社会转型的代价转嫁到外部的其他人头上去。而如何既实现社会转型又避免那样种族灭绝的“代价”,西方的经济教科书上没有,“精英”们也懒得研究,便来了个最偷懒的办法:既然代价转嫁不出去,那就强加给中国人自己。如果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分担倒也合理。但他们自己却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便来了个“改革代价论”,主张只由一部分中国人来做牺牲,即靠牺牲中国的“弱势群体”来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样一来“精英”们要建立的新体系就变成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大分裂,一部分人当既得利益者,一部分当中国的“改革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体系“对外转移内部矛盾”、“体系内都是既得利益者”的原则全都根本无法实现,“对内真善美、对外假恶丑”的原则也乱了套。
  “精英”们的“改革路线”如此荒唐,有些是因为自身素质太低,只有理论,没有实际,只有学历,没有经历,只会躲在“象牙之塔”里纸上谈兵,根本不懂也不会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一个个虽有名牌大学的学位,甚至是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但根本没有西方经济管理的实际经验,连在西方国家正经从事若干年经济研究或管理的实际工作经历都没有。从来也没见过他们有过什么象样的关于西方经济规律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得到西方经济界一致认可的成果了。至于在中国“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熟悉中国国情、取得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经验就更不在话下,从来没见过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们既没有西方国家经济管理的实际经验,也没有中国经济管理的实际经验,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还要将“己”改变为“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改成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现实世界能让一个只读过书的人练都不练上来就主刀做脑神经外科手术吗?只涉及一个病人的生命的事尚且如此,何况对涉及整个社会所有人命运的改革大事?“精英”们对西方系统的两重性和本质、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等一无所知还要拿着自己从书本上看来的东西到处生搬硬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轻率的吗?
  但对有些“精英”用“素质低”来形容则太客气了,因为他们不仅严重脱离群众,而且根本居心险恶。这些“精英”一贯全心全意为富人和“强势群体”服务,既“完全”又“彻底”,随叫随到,不叫也到,出谋划策从来不遗余力:“物归原主”、“赦免原罪”、MBO、“贱卖国企”、“善待”……刚刚有人提出应该改进税收制度,还没见任何动作,“精英”立刻就急了,跳出来大叫“杀富济不了贫”,就差脱口而出说完下半句:“杀贫才能济富”。但对穷人,对“弱势群体”则完全不同。凭“精英”们的智熵,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在中国硬搬西方式社会转型必然出现大量的“剩余人口”生计无着的问题,也不可能不清楚中国无法象西方国家那样靠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他们明明知道这一切必然发生,明明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却从不替这些“剩余人口”“弱势群体”做任何真正的出谋划策,甚至问都不屑一问。更有甚者,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命运说了一些非常意味深长而又阴森森的话:“改革要有代价”、“国民素质低”、“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野蛮的”。这些话表面上轻描淡写,实际令人毛骨竦然。因为它说明:第一,这些“精英”们铁了心要按当年西方的样子搞社会转型,也完全心知肚明这种转型会导致现在13亿人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变成“剩余人口”而生计无着。第二,这些“精英”们完全清楚中国不可能学西方用对外扩展殖民的办法解决这些人的生计问题。第三,这些“精英”们不会也不屑替这些“剩余人口”的生计操心,对他们的死活根本不当回事。综合这些事实分析判断,这些“精英”们嘴里冒出来的“代价”、“淘汰”、“野蛮”等等不详字眼的真实含义非常冷酷。它意味着这些“精英”们心中真正盘算的是让这些“低素质”的“弱势群体”充当现代的“印地安人”,从肉体上被消灭掉。虽然“天机不可泄露”,“精英”们嘴里从不这样说,但是行动上的的确确正在不声不响这样做。当然“精英”们不会蠢得直接了当搞屠杀,而是非常技巧非常艺术地在用软刀子杀人。这个软刀子就是用种种好听的借口断人生计,剥夺“弱势群体”正当谋生的一切希望:工人“买断工龄”再“下岗”,借口“不搞大锅饭”压缩“低保”,通过“房地产投机”、“圈地运动”剥夺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使之成为“做工没有岗,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的“无业流民”。当整个社会到处充斥着“剩余人口”时,“下岗”“失业”就是最可怕的东西。本来“下岗”加“买断工龄”已经把工人的生存保障取消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把“低保”作为“大锅饭”也取消掉,对于走投无路无以谋生的人,尤其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那就是在用软刀子杀人。而对于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他们往往既无在城市中谋生的技术,又无享受“低保”的资格,唯一可以出卖的只有跟自己身体相关的一切:卖力,卖血,卖淫,卖器官、卖命……在这些“精英”们的“改革”设计图上,那些老弱病残没的可卖的人就只有等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规则是:干不动,就弄死,送进毒气室。这些“精英”们给“弱势群体”安排的命运是:干不动,就困死。让“贫病交加”来完成毒气室的功能,“自生自灭”地“自然”“淘汰”掉这些“弱中之弱”的“剩余人口”。“弱势群体”本来已经穷得看不起病了,最怕的就是生病。“精英”们却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充斥社会一切角落的有毒有害食品从来不闻不问,包庇纵容,惟恐“弱势群体”们的健康不出毛病,“淘汰”得还不够多不够快。“精英”们所说“改革要有代价”、“国民素质低”、“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野蛮的”等等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骇人听闻的实际含义。

总之这些“精英”们要按西方的样子搞社会转型,就要面临这种社会转型所不可避免的产生大批“剩余人口”问题。在当年西方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剩余人口”的最终命运实际是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淘汰”掉的。只不过当年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把这种肉体消灭的命运转嫁到了美洲印地安人身上,替本国的“剩余人口”找到了替死鬼。如今的“精英”们找不到这种外国替死鬼,便当真策划在中国就地直接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剩余人口”。具体手法是先将其变成“弱势群体”,沦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等榨光最后一滴血汗后再一脚踢开,使之最终因生计无着而死亡。就是说,“精英”们“创造性地发挥”了当年西方种族灭绝印地安人的原则,要对中国“弱实群体”中的老弱病残这些“弱中之弱”实行“群体灭绝”,以此来解决他们按西方的样子搞中国社会转型时所带来的“剩余人口”问题。所以说,这种“精英”不仅仅脱离群众,而且跟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就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这些“精英”们的特征是老奸巨滑,心肠歹毒,脸皮如股,胆小如鼠。他们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所谓的“改革代价”是要对“弱势群体”实行有选择有步骤的“群体灭绝”,却不折不挠不声不响地一步一步把“弱势群体”们往这个方向逼,而且准备好了“理论基础”:“国民素质低”。既然“素质低”,那被“高素质”的“精英”们淘汰消灭岂不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一切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素质低”,不能怪“精英”心狠手辣。如果这种“改革”失败把中国闹垮了,“精英”们照样振振有词:一切只能怪中国“国民素质低”,“烂泥巴扶不上墙”,“歪嘴和尚糟蹋了真经”,“精英”们可没半点责任。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精英”们有便宜可占了,便大喊大叫“政府不应该干预”;股票房地产不景气了,便大声疾呼“政府救市”,用老百姓的血汗钱补自己的窟窿。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梁效”(两校)批判组到“物归原主”、“产权改革”、“冰棍效应”,同一的地方的“精英”们闹完了文革闹改革,哪次都是他领头,翻来覆去怎么着都是就他有理。如此“精英”,离流氓有多远?
  “精英”们最能蛊或人心的理论是“竞争出效益”。他们最喜欢的逻辑是:因为“大锅饭,养懒汉”——所以要引进竞争机制——所以有“优胜劣汰”——所以有贫富分化——所以会产生腐败——所以“国有资产流失”、“强势群体”暴富、“弱势群体”走投无路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如果谁敢质疑,那就是“平均主义思想作怪”,就是“反对改革”。
  请注意:“精英”们只说“竞争出效益”,绝口不提什么样的竞争和什么样的效益。他们就这样在这里玩弄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理论陷阱,一个决定改革的基本方向路线和改革根本性质的理论陷阱。
  不同的竞争有不同的效益。积极的公平竞争才能产生创造财富的积极效益,不公平竞争只能产生掠夺财富的消极效益。不公平竞争只会产生腐败,只会鼓励弄虚作假。改革如果是为了把中国搞好,就必须改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大环境。先进的生产力离不开先进生产的关系。先进的生产关系必须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而不利于掠夺社会财富。而只有确保积极的公平竞争才能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而不利于掠夺社会财富。公平不是平均。把公平说成是平均主义是“精英”们又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公平指的是起点和过程,平均指的是结果。人们从来只患不公而不患不均。人们可以认同不均,但无法容忍不公。奥运会竞赛有人获得金银铜牌,有人榜上无名,结果一点也不平均。但只要是公平竞赛,就没有人不容忍这种“不平均”。如果比赛不公,即使人手一块金牌也照样无人买帐。因为那不是比赛竞技而是比赛作弊。竞技水平再高也比不过兴奋剂和黑哨之类,那谁还会去下工夫认真训练提高水平?只有公平竞争才能真正不断提高竞技水平,才能实现奥运会的宗旨。体育比赛如此,经济建设亦如此。没有积极的公平竞争,靠行贿受贿弄虚作假就能得到想得到的东西,甚至得到本来得不到的东西,那谁还肯去老老实实苦干实干创造财富?“精英”们说国有企业都亏损,是“冰棍”,无可救药,只能处理掉。但他们就是不提国有企业亏损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一手制造的不公平竞争环境。正常运转的国有企业不许行贿受贿,不许假冒伪劣,不许任意取消工人福利,不许投机倒把,不许偷税漏税,不许不结存公积金。这一切都使之无法在不公平竞争的大环境中生存。“精英”们营造了这种鼓励做假、惩罚实干、牺牲长远、只顾眼前的大环境,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亏损,再反过头来指责国有企业没有效益,不折不扣贼喊捉贼。不仅国有企业,一切认真创造财富的企业都成了“精英”们的牺牲品。创造财富再快,快得过掠夺财富吗?蛋糕再大,大得过吸血鬼的胃口吗?
  (积极的公平竞争不是简单机械地实现公平,而是以鼓励正当创造为原则的公平竞争,目的是防止有人利用“田忌赛马”的手法钻空子。奥运会摔交举重要分量级,就是防止重量级的跟轻量级的较量,表面上公平实际上不公平。象“温州炒房团”利用自己雄厚的金融势力到处炒作,操纵市场大发横财。这就是消极的公平竞争,因为它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对这种情况就不应该拘泥于“公平进入市场”这样原则而听之任之。只有能创造财富的公平竞争才是积极的公平竞争,才需要确立确保。)
  不公平竞争是产生腐败的根源。不公平竞争导致腐败,腐败保护不公平竞争。要彻底反腐败,就必须有破有立,破腐败,立公平,把反腐败跟确立积极的公平竞争环境结合起来,为确保积极的公平竞争环境而反腐败,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确立积极的公平竞争环境。这才能断掉腐败之源,否则反腐败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这正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谁说毛泽东思想没有现实指导意义?)
  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仍然是公平。没有公平就没有和谐。没有公平就没有认同。没有公平就没有凝聚。毛泽东的军队长期连工资都没有,每人每天“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很了不起”。如此又穷又苦又危险却最有凝聚力,再折腾也不散伙。相比之下“蒋委员长”的兵们日子好过得多,但偏偏一参加“共军”就马上被“赤化”,宁可跟着吃苦也不回到“国军”里享福。为什么?不靠长篇大论说费话,最大的凝聚力来自两个字:公平。“精英”们的“改革”路线是让一部分中国人专门享受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中国人专门承受代价。这就在中国人中间制造了不公,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谁来享受既得利益?谁去承担代价?第二:为什么?“精英”们根本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他们既无法引用封建社会的“血统论”来“证明”赖昌星之类能发大财是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出身显赫”,也无法引用西方社会的“文明冲突论”来“论证”王庭江之流得以到机场打砸抢是因为他们代表“先进文明”。而对于每天在“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之类训斥中象机器人一样拼命操作还要时不时忍受拖欠工资打“白条”之苦的民工们来说,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他们相信“妞妞”们能中学没毕业就身价财富几百万、英国美国任意留学、自己写书自己颁奖、自己拍电影自己演,还有人下文让大家都看等等美事仅仅是因为她们“素质高”。“精英”们不敢说这是不公平竞争的必然结果,也不敢承认他们就是要制造不公平竞争。因为只有制造不公平竞争他们才能有“猫腻”,才能捞外快,才能“老子管股,儿子炒股,家族暴富”,才能“物归原主”、反攻倒算、分裂社会,搞垮中国。这一切“理由”一个也说不出口,只好使尽浑身解数骗了又骗,要“骗出一个新体制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贫富差别越来越悬殊、社会不公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等事实使他们“杀贫济富”、“群体灭绝”、消灭“弱中之弱”的“剩余人口”等真正目标越来越暴露。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你死我活的生存问题。矛盾如此尖锐,怎么可能共识和谐?怎么可能让“弱势群体”们承认自己就该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和谐吗?
  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公平,整个社会里谁都不会满意。“弱势群体”自不待言。人家永远会认为是这种不公平剥夺了自己富裕的机会。西方社会倒是深谋远虑,一开始就干脆把处于同样地位的印地安人种族灭绝掉,让你永远没机会来算这种帐。中国做不到。因此即使多少代之后也一定会有人恨恨不平今天的“精英”如何卑鄙无耻地剥夺了自己祖宗发财的机会。只要这种怨恨存在,社会就难以和谐。“强势群体”们也照样不得安宁。“弱势群体”的仇恨与不满对谁都是威胁。靠腐败掠夺发了的整天战战兢兢怕被清算,“正当致富”的“民营企业家”们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犹如运动会发现比赛不公,靠行贿作弊得奖的人自然惴惴不安,靠真本领获奖的人怕人家认为他也不清不白,普通公众则谁的奖牌都不信了。“强势群体”们有这种心理,干净的不干净的都在国外留后路,赚了钱也不往国内投资,这怎么能让中国社会稳定持续发展?没有公平,就不能建立必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谁也不认为现状是合法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管不住了。现在银行系统家贼不断,从上到下,从行长到出纳,动不动就上亿地贪,连正常的存款都能堂而皇之提走,内部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一点作用都不起。这不是因为制度不严,也不是法律不全,而是因为价值观变了,精神道德支柱崩溃,早就认为不择手段谋私天经地义,作案只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的问题。如果内部的人带头研究如何对付一切法律规定,那法律体系再完备又有何用?而家贼往往还有家贼的“理由”:“与其让你贪,不如让我贪”、“我还没有XXX贪得多呢”。没有公平,贼作案都“振振有词”。如此社会,能稳定吗?
  总之,那些坚持主张盲目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强行“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负责任三大低素质样样俱全。其中有没有外国派来的“经济杀手”?套用一句质量管理部门最爱引用的“墨菲定律”:“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用在这里就是:“只要人家可能派‘经济杀手’,那就一定会派”。听之任之,中国必乱,后果决不会象当年误导毛泽东大跃进那样只造成“三年经济困难”,必定搞得中国一蹶不振,多少年恢复不了元气,甚至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要搞好改革,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精英”们素质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毛泽东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肯负责才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为了纠正错误,改进工作。不肯负责就什么错都不承认,只会指责别人,哪有什么自我批评?指责别人只是为了推卸责任,这跟以纠正错误为目的的批评性质完全不同。)只要如此就必然变成真正的精英而非需要引号的“精英”。你可以不承认毛泽东这三条,但要搞好中国的改革就逃不开这三条指出的规律的支配,区别只是自觉与不自觉。这就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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