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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地下电台的创始人——李强

陈安生 · 2006-01-27 · 来源:《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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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地下电台的创始人——李强

陈安生   

                                 周恩来布置任务

    人们都记得革命历史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最后一幕: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党地下电台发报员李侠向延安发出最后的电波:“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这是黎明前大上海我党地下电台极悲壮的一幕。
    但是,还有距此刻21年前的序幕,却不为人们所知了。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从苏联刚开完中共“六大”后回国的周恩来,再次住在特科交通科长李强家。李强那时23岁,正当英姿勃发之年,真名叫曾培洪,原是南洋学堂的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材生,大革命时期加入我党,在“五卅”运动中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参加过上海上工人武装起义。此刻李强在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的领导下,专门负责秘密交通联络和护送领导人进入苏区的工作。年刚30岁的周恩来经常到李强家住宿。
    周恩来掀起窗帘一角,望着外面万家灯火,对小自己7岁的青年人说:“培洪,你看这大上海,本来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可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但,上海的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李强不解,半开玩笑说:“恩来同志,你是说,我们特科执行任务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要搞几架飞机?”周恩来没有笑,摇摇头,仍神秘地说:“搞飞机是将来的事,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速度比飞机还要快。”李强猜谜地望着窗外,也想不出指的是什么。周恩来拉上了窗帘,严肃地说:“培洪,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为此你们特科第四科即交通科,从现在起专门负责建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李强一下明白了:原来是要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他既兴奋又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建桥盖房,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没和电讯打过交道,我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呀!”
    周恩来是因为李强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以自家资产研制黄色炸药和手榴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才来找这位我党首制炸弹的青年专家的。周恩来说:“我倒看你是个杂家。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不会的都可以学会!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你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助你的。”李强没二话了:“好!那就干起来再说!”
    夜更深了,周恩来继续说:“白色恐怖下确实不易。国民党对收发报机器材控制得非常严格,市面上没有出售,所以逼着我们自己造,而且这方面的书也难买到。”李强一边为周恩来收拾床铺,一边说:“没有中文书就买英文书。”并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周恩来也跟着合唱:“全靠我们自己!……”
    两个青年战友,中华英才,躺在床上聊了一宿。从这夜开始,由党的“六大”决定的,由周恩来布置的建立地下电台的工作,在李强家中拉开了序幕。从这时起,周恩来就有意识地要让李强为日后成为党内技术专家做准备,使李强有幸在腥风血雨中也能钻研技术,发挥专长,在职业革命者队伍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

                                  创建秘密电台

    从 1928年 10月至 1929年春的半年时间里,李强任科长的特科四科被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他仍任科长,除了参与一些重大的营救被捕领导人和惩处叛徒任务外,主要精力投入研制电台。位于法租界福熙路403号的我党特科交通联络站是一家制作变压器的电器公司,叫“绍敦电器公司”。其老板蔡绍敦是地下党员,曾留日成为电机专业硕士,为李强提供了公司的骑楼作为制作电台的车间。李强在这个临时车间里安置了车、铣、钳、刨4台机床,经由陈康察看确认安全后开始了学习研制。天天窗外刀光剑影、警车尖叫,室内灯光融融、图纸线路。李强凭着英语功底,潜心研读英文版的美国课本和无线电杂志,他的无线电知识和实践能力一天天提高。
    李强还扩大社会交往,“混进”亚美无线电公司的车间,“偷”学工人的操作;“借”出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的机器回来连夜拆下装上,照着画出草图,第二天送回;然后“按图索骥”,到外国洋行去买零件,与伙计几句英文对白,就买到了无线电禁品;洋行没有的零件,他就自己动手做。到1929年春末,李强终于做出了几台收发报机,悄悄拿到上海码头的大轮船上去卖,赚了一些钱作为特科经费。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指示上海法租界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报务,其生活费由李强发给。李强常常帮助张沈川学习无线电理论。张沈川于1928年冬考进国民党第6军用电台内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发报,并偷抄了两本军用密电码。
    这样,李强和张沈川,一个制作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两个人成为我党无线电台的创始人。此外,在苏联,我党于 1928年委派了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涂作潮、宋濂、潭献犹、刘希吾等10人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形成了我党第一批无线电专业人才。他们先后回国加入秘密电台工作。
    也是同一年,特科勇士钱壮飞也打入了国民党上海中统特务头子徐思曾任局长的无线电管理局,任机要秘书,利用敌人的电台搜集情报给我党特科。还有李克农、胡底也打入了敌人特务核心机构。这样,一是建立我党的电台,二是利用敌人的电台,形成了上海——南京——天津的情报网络。
    至1929年8月底,曾发生了4起敌侦探突袭张沈川住处的意外事件,居然没有搜出李强刚放在这儿的一台收发报机和无线电器材及屋顶天线。一天李强突然通知张沈川:白鑫叛变,出卖了彭湃等5名军委领导,赶快转移。之后,李强参与了营救彭湃的行动,但劫车未成,彭湃等英勇就义。
    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以李强与张沈川为教员,举办了第一期中共无线电培训班,对各省选送的优秀青年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方式进行秘密培训。
    历史应当记住:1929年秋冬之际,上海英租界极司菲尔路,福康里9号三楼上一对假扮“夫妇”——气度不凡的张沈川和端庄华贵的蒲秋潮,在李强的指导下,向黑暗的夜空收发报,“嘟嘟嘟……”这是我党的第一次电波在空中传播,是由我党第一台自制的、笨重的、只有50瓦功率的电台发出的。国民党军警很快察觉了共产党的电台,他们与租界巡捕房勾结,车载定向电台,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我党电台的方位。李强他们就不断变换地点,与特务侦探捉迷藏。
    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起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红军已发展为14个军10万人左右。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党中央急需在白色恐怖较松的香港建立一个新的电台,以加强与南方局和根据地的中转联络。
    1929年冬,李强只身来到国民党管不到的香港选址建台,地点定在九龙弥敦道街的一座海边中式小楼里。不久又与报务员黄尚英携带两只大铁皮箱装着自制收发报机,混过港警检查来到香港这座中式小楼,安装好第二座电台。黄尚英向上海发出信息,上海收报的是张沈川“太太”蒲秋潮,两人一下跳了起来。这个1929年12月11日的沪港通报具有了不起的意义。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名叫“豪密”,第一份电报是邓颖超译出来的。从此,上海党中央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互相通报了。李强称这是“我党通信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这次沪港电台通报的第一条重要消息是“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这是邓小平根据前不久他找到香港,与李强当面约好了的呼号、波长和时间,而从百色发出的(广西与上海相距太远,直接发往上海,党中央收不到,只能是百色——香港——上海)。这之后,留在香港的报务员黄尚英因日夜操劳,仅半年就病倒了,于 1930年8月去世,年仅 20岁。
    党中央开始在各地设立秘密电台,于1930年10月在上海四成里一座三层小楼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牌子,开办第二期中共秘密无线电训练班,总负责人是顾顺章,实际负责人是李强,他和张沈川仍一个教机务,一个教报务。还有涂作潮、吴克坚、方仲如等参加管理和教学。学员是各地省市党委选派的,共16人。
    不久,就发生了两起侦探闯入训练班的严重情况。但是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骄傲大意,拒不听取李强转移分散办学的建议,在开班一个多月的1930年12月 17日,巡捕就把培训班连锅端,将张沈川为首的20名教员、学员和收发报器材全部装进了囚车。这就是震惊党中央的“福利公司事件”。当时李强正巧到不远的毛齐华家去吃午饭了,涂作潮外出买油漆了,才得以脱险。李强赶紧骑着摩托车通知其他同志转移,取走各处的电讯设备和中央文件。党中央指示他暂停一切活动,由陈寿吕接任第四科科长。
    不久,李强手下的3位无线电人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被派往江西苏区建立红军总部电台。李强为他们饯行,席间他痛惜培训班的损失。红军总部电台利用缴获的大功率100瓦电台,大大密切了党中央与各苏区红军的联络,也密切了与全国和全世界的联系,形成了集中指挥。红军如猛虎添翼,粉碎了敌人一次一次围剿。青年李强和他的战友们奋不顾身的工作功不可没,他们用生命和智慧开创了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

                                  “李强公式”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幸有钱壮飞截获密电,周恩来、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党中央及特科负责人争分夺秒,抢在敌人前面,转移机关和人员,我党躲过了一场重大灾难。但是,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全部作废,特科“三骑士”聂荣臻、陈赓、李强陆续撤离上海,党中央也从上海撤到中央苏区瑞金。这时,周恩来为李强安排好了一切赴苏留学事宜。”李强于5月经由哈尔滨来到了苏联莫斯科。先由李立三把他安顿在共产国际宿舍住下,后由王明派他到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上班。这虽是王明有意排挤,却使他有幸从26岁到33岁进行了7年的科研、学习和教学工作。李强没有上中山大学去政治深造,却投身于自己擅长的通信科研领域,成为党内著名的通信科学家。
    社会主义的苏联尊重知识分子,给李强较宽裕的科研环境和较高收入。李强如鱼得水,拿出六分之七的时间工作,即星期天都搭上,用来搞学习与研究,经常到深夜。甚至一两天不睡觉。他通过一年多的大量运算、推导,用英文完成了无线电科学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震动,被苏联政府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名字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之中,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
    1932年至1934年,李强还被派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用英文给各国党员讲授数学、物理、无线电原理。1937年,他再次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学员讲课,教他们自己制作零件,这是他在上海特科培训班的老行当。课余时间,他又学习木匠活、放电影及骑马、射击。这7年苏联生活使他具有了科学家的素质、广博的科学知识、流利的俄语水平,和众多的苏联朋友。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刚开始开放时,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宣传苏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经验。这也是产生“李强公式”的原因和“李强公式”产生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中国发生卢沟桥事变。李强归心似箭,于1938年初,几经周折,万里征程,回到祖国,来到延安,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毛泽东为李强题词

    回到延安后,李强先后担任了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局长,在莽莽黄土高原上,白手起家,办起了枪炮厂、炸药厂、炼钢厂及制药厂、炼油厂……。仅1939-1943年,延安军工厂就生产了步枪9758枝、掷弹筒1500门、手榴弹58万颗、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修枪1万枝、修炮千门。这是他在上海首制炸弹的辉煌继续,也是他从苏联学来的“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的结果。他顶住“抢救运动”中康生的“左”倾政策,保护了沈鸿、钱志道等专家、工程师,才取得这样的成就。他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4年毛主席为他题词:
    坚持到底  为李强同志书
                        毛泽东
    此后,李强又担任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第四任院长,培养了大量的未来新中国科技人才,有的当了部长、局长,甚至国家领导人,如沈鸿、钱志道、吴际霖、彭世禄、李鹏、叶选平等。解放战争时期,李强受命建造了短波广播发射台后,把新华社的声音传向全世界。他又重操旧业,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
    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访问苏联,李强随行。考虑到李强既懂技术,又懂俄语,毛泽东面命李强:“你改行搞外贸好不好?”通信专家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李强留在了莫斯科,任外贸部副部长,常驻苏联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在进行了中苏贸易、抗美援朝军火贸易、中苏分裂中断贸易之后,李强在“文革”中任外贸部部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主管援越抗美的物资供应。在内忧外患中,年逾花甲的他日夜苦撑,保证了中苏军火物资源源不断运输到越南前线。65岁时,他甚至接受周恩来的布置,就像40多年前接受周恩来交给建立电台任务一样,于 1970年 12月亲自率队潜入到越南南方前线丛林,考察援越抗美的战况、物资供应情况,任炮火连天,冒生命危险而在所不惜。
    “文革”高潮时,李强把毛主席对他的题同“坚持到底”的真迹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这对造反派起到了震慑作用,使他们较少干扰援越工作;周恩来的保护也使他免受皮肉之苦。他顶住“四人帮”的破坏,艰难地开展东西方外贸工作,以外贸促外交。
    “文革”后,年逾古稀的李强以他渊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敏锐的思想,第一个向中央提议利用外国贷款,第一个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等,最先促进对外开放,为与欧美、港澳贸易作了大量工作。
    李强于1983年退居二线,1996年逝世,享年91岁。李强真正做到了如毛泽东当年鼓励的那样:“坚持到底”,走完了一个革命家兼科学家的丰富多彩的传奇一生。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12期《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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