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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振兴华夏”之心

曹应旺 · 2018-09-13 ·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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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经历,以及他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沿着老一辈的足迹,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无疑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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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周恩来在沈阳一所小学读书时,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读书为了什么?”周恩来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1915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所写的作文中不仅誓言“振兴华夏”,而且认为“兴邦事伟”。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去日本留学之前,回沈阳母校看望老师和同学。他写给同学郭思宁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1935年,毛泽东、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那里写的一篇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周恩来是当时参与制定策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提出“光复旧物”的目标,这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洞察历史发展的深远眼光和“多难兴邦”的决心。

  “中华崛起”“振兴华夏”“中华腾飞”“光复旧物”,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就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奋斗目标的充分肯定,是对近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的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凭什么产生了几千年的辉煌?又为什么会发生一段时间的落伍?周恩来是怎样认识的?又是怎样为复兴而奋斗的?分析研究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周恩来的胸怀,可以启发我们怎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认定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值得骄傲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在生产水平和经济成就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周恩来了然于胸。例如,1961年7月4日,针对治水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历史记载2000多年了,最古老的有四川省灌县都江堰,是秦汉时代依照水势修起来的,引岷江水,灌溉了很多地方。2000多年的历史有一套经验,要很好研究。

  科学技术层面上,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毛泽东指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周恩来对这些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也是了然于胸。他说:“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科学发明,如火药、古代火箭等,虽然是低级的,但它的原理同现代火箭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思想文化层面上,中华民族古代思想文化的辉煌,我们今天仍能深深地感受得到。如先秦诸子的学说,《黄帝内经》的医学,《史记》《汉书》的史学,唐诗、宋词的文学。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其辉煌的文化成就。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从典籍上看是《论语》和《道德经》。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周恩来说:“我们有几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值得骄傲的。”

  探讨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的文化原因

  与中华文明年龄相近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过,有的甚至消亡了。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过。中华文明凭什么能独领风骚,一直延续下来?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的原因何在?从文化传统上看,周恩来探讨和触及以下几条原因:

  中国有统一的代代延续使用的汉字

  中国人造出的第一张纸使中国汉字有了比甲骨、竹帛更好的载体。中国汉字则是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非常出色的载体。

  汉字有了不起的时间能量。20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著作,今天还能被广泛阅读、使用,这就是汉字的时间能量。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说:“天下没有别的国家的文字3000年以后还能看得懂,汉字可以。”而一种文字的灭亡,就意味着一种文明载体的灭亡,古巴比伦正是这样。

  汉字还有一个了不起的空间能量:中国疆域辽阔,方言各异,但有了统一的汉字就可以交流;中央政令就可以不受隔阂地通行无阻。国学大师任继愈说:“中国的长期的凝聚力与这个古汉字大有关系。”“中国有统一的汉字,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周恩来分析了汉字的作用。他指出:“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有通过汉字承载传扬的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中国风格、中国精神

  “中庸之道”不是儒家所独有,其他学派也有,但儒家是突出代表。“中庸之道”包含哪些内容呢?

  一是中,即用中。反对走极端,反对搞绝对化,认为“过犹不及”,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执其两端”就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不要非此即彼;“用其中”就是“求其中道,而为我所用”。

  二是和,即中和,也就是“和而不同”之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所以《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以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正因为如此,既要从自己的特殊性出发求生存,求发展,又要宽容别人的特殊性求合作,求共赢。既重视自己和别人的特殊性,又重视求合作和共赢,这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是处理个性与共性关系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历史证明走极端,搞绝对化,以同裨同,是败亡之道,是不能长久的。

  三是时,即时中,也就是正确处理天人关系,不违天时,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按二十四节气做事就是时中,要依时而行,顺时而作,珍惜时机。

  如何做到中庸?一是慎,即慎言慎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二是诚,即诚信。“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基辛格说:“周恩来在谈话时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周恩来是守护和善于应用中庸智慧的智者。他在南开学校写过一篇题为《诚能动物论》的出色的作文。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一直重视“戒慎恐惧”的方法。他的中和守衡、求同存异、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博采众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无不凝聚着中庸的智慧。

  中国有在“中庸之道”指导下形成的和一直坚持下来的对内和谐有序、对外和平共处的制度

  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灭亡,从内部制度来看,由于它在“中庸之道”指导下长期处于和谐有序状态。均田制、科举制、郡县制、户籍制等制度对保持和谐有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使任何一个男子通过文化考试都可以成为管理者,成为秀才、举人、状元。这比那种世袭为官、养士为官、军功为官的制度形成的无序吏治要好得多。

  均田制以及与其相似的土地制度,很好地发挥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这一制度贯彻了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贯彻了孟子民有恒产乃有恒心,所以明君“制民之产”的思想;也贯彻了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土地兼并取代均田制并达到极限时,也就是农民暴动,一个朝代被另一个新朝代取代之日。

  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历来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共处。这固然与农耕文明的经济特征有关,不像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所具有的扩张和远征特点。这也与信守“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思想精神有关。所以《道德经》说“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所以《孙子兵法》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国的军事工程如长城是防御性的,所以郑和下西洋声势浩大却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领土要求。有些文明古国,强大的军事远征在消灭别国文明的同时,自己的文明也因在被征服国水土不服接着衰落下去。这正是有些古老文明中断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认为,“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要学历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以汲取,我们的民族有许多优良传统,应该很好地发扬。”周恩来所说的中国古代值得继承的好的东西、应该很好地发扬的优良传统,包括科举制、均田制等制度中包含的具有平等性的积极因素,更包括反对战争、对外和平共处的制度和理念。周恩来曾向外宾介绍过中国办外事的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不开第一枪,不为天下先;“礼尚往来”;“退避三舍”。他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痛感近代中华民族落伍和受人欺负的耻辱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历史,是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受人欺辱的耻辱的历史。其间,中国遇到的是数千来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面对近代中华民族备受欺辱,周恩来有着切肤之痛。自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他的忧虑之心更重了,切肤之痛更深了。1915年秋,他作《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发出了救亡的呐喊。他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至于今日,同种东邻,乘欧战方殷之际,忽来哀的美敦之书。政府无后盾,国民无先驱;忍耻受辱,逐条承认;五项要求,犹言后议。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他呼喊:“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古老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能先于欧洲文明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到了近代老是受人欺辱?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欧洲人却走到了前面?这是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遇到的难题。这也是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不倦地探索的一个问题。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力图解答的问题。

  魏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是李鸿章等主持开展了师法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这是看到了中国技器不如人,企图通过发展技器来改变落后挨打的问题。但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器械是救不了国的,于是推动了先进人士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探索。

  起先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企图依靠封建皇帝的支持搞君主立宪制,走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道路来摆脱落后。结果只搞了103天,连光绪皇帝也被慈禧太后关起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人被杀,变法维新血淋淋地失败了。接着就产生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几经曲折,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中获得了推翻帝制的胜利。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民国徒有虚名,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从四个方面分析近代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文化原因

  发展技器、改变制度都有部分的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化的反思,则触到了近代中国技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的文化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示的中华文化传统对科学和民主不够重视,延伸一些看是科学倡导不够、创新动力不足、民主未能制度化、缺少法治精神。周恩来对这四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分析。

  科学倡导不够

  中华文明虽有四大发明等技术成就,为世界进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华文化传统不重视倡导钻研科学技术。历代的科举制考的是“四书五经”等人文学问和道德文章,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生产知识难以进入主流社会关注的视野。即使有了如张衡的地震学、祖冲之的数学等科学发现也难以被当政者在社会上广泛推广、发展。这样自然阻碍了在一定科学基础之上的机器大工业的产生。虽然与农业联系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科学知识受到重视,但整个封建社会长期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并抑制工商业,这就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早年周恩来认为“各类科学”,“非由西学不达”。抗日战争中,周恩来指出:“有人以为中国的思想中有科学意味的就是科学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只有具备进步的科学思想的书籍,才属于真正的科学书籍。”新中国成立前夜,他谈到纪念五四运动时说:“我们应该对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课题更加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坦承“在近代科学上,近一百年来中国从欧美和日本学来很多的东西”。他要求在看到几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科学是很落后的,我们必须提高现代科学水平”。

  创新动力不足

  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创新。中国哲人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国先人为世界贡献了许多科技创新成果。但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文化传统因循守旧的色彩浓厚,主张复古,眼睛向过去看得多,向未来看得少。这就不仅造成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而且影响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每一次的变革都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指出:“我们这个民族向来有点松懈和惰性的缺点。”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开始批评复古守旧的思想和做法。“尚旧学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名,君、臣、忠、孝、公侯、圣德之词,道之不胜其道,书之不胜其书。事实之合否,概置不问,惟返古是求”。周恩来惊呼:照此下去,在适者生存的世界上,“吾华尚何望乎!吾华尚何望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提出“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他说:“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求新,才能救国。周恩来是通过在日本的“想新的”“学新的”“做新的”,再到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推求比较,才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民主未能制度化

  中国古代有十分丰富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将天与民统一起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但是,这种民本思想未能将民看成国家的主人、治理者、享有者,而是将民作为治理的对象。正因为民是治理的对象,所以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要绝圣弃智,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君主。君主一言九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井田制、均田制、王田制都把君主看成当时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所以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真正的私有制,君主要你富你就富,君主要你穷你就穷。“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大多数做的是御用文人,少数人做的是孤寒清流,在封建权力和财富的支配下难以实现人格独立。即使是大官在君主面前也是跪着讲话,君臣之间不可能有平等。

  早年,周恩来认为酋长、君主、民主、大同是人类社会政体发展必经的几个阶段。“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何,民主之所以良于君主者谁?”周恩来认为二者区别在于是不是“治人治于人者,恒常系诸一人之身”。封建君主的专制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而元元黔首,均为被治之人”。“故君主仅为治人者,而人民治人之权,亦不能普及,是故终不若民主共和为之愈也。”在中国反对封建主义是为了实行民主主义,而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局限性的民主,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要求民主抗日,国民党则不讲甚至排斥民主抗日。1940年,周恩来指出:“从五四运动到现在,还没建立民主的传统。所以,必须积极提倡以打击反民主思想。”

  缺少法治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法律是可以管到君主的,皇权大于法律。整个封建社会的治理是官本位的人治,而不是依靠法治。正如一位文化史学家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中得到了弘扬”,没有看到法律制裁的作用。这也与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孔子思想主张以德治国而轻视以法治国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重视道德礼义的引导与归服作用在有些方面是必要的,有些则是负面的,如封建的男尊女卑的道德则起着压迫妇女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周恩来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种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经常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才能贯彻。”在周恩来看来,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恰恰是贯彻男女平等的婚姻法的阻力。

  科学倡导、创新动力、民主制度、法治精神的缺乏,正是中华文明到了16世纪在创造力上开始落后于西方文明,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百年深陷被动挨打之中的思想文化原因。周恩来的分析为解答李约瑟难题打开了思路。

  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古代兴盛与近代衰弱的对比中提出来的。唯有对文化传统善于吸取其精华并加以弘扬,善于批判其糟粕并加以剔除,才有希望实现复兴的目标。周恩来对此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找到了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思想文化原因,推动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发展,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但是,“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不吸取弘扬其精华,则相似于给小孩洗澡后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周恩来在充分肯定五四运动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对传统文化偏激的否定一切的消极影响,阐明了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的正确方针。他说:“当年五四运动反对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孔子所说的一概打倒,这在当时是需要的,因为当时是封建统治。要冲破黑暗,建设新的社会,需要这种精神。但那时认为旧的、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须知旧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五四’时期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很幼稚。”“我们不要否定旧的一切,而要把旧文化里的可用的部分接受下来,即批判地接受。”“对旧的东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会使这一社会无法改造。”

  周恩来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

  周恩来说:“像封建社会的理想人物——孔子,难道就没有缺点了吗?而封建社会所描绘的孔子就是个至圣先师。”在周恩来看来,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科学、创新、民主、法治方面是有缺点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克服这些缺点。

  周恩来高度重视科学和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抗战的物质基础问题,也摒弃了传统士大夫轻视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的观念,牢固树立了重视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的观念。周恩来是大生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反复强调人人都要关心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决定性的因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对于创新,周恩来指出:“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融化在我们的创作中。”引进和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周恩来强调要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的、学到的、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我国在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搞出来,与周恩来以高度重视科学和创新的精神来抓这项工作密不可分。

  周恩来高度重视民主和法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的民主抗战运动,实现了全民抗战的民族觉醒,在边区产生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出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气象。周恩来是推动民主抗战运动的决策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反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是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决不可缺少的。”“民主生活对发挥积极性、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团结和集中群众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在发扬民主这一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去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我们的军队也实行民主,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创造。”“我们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还要有集中。”同时,周恩来也重视法治。他强调:“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和惩罚犯罪、保护善良的。”他认为,旧社会不可能给我们建立人民民主法制,我们只能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才开始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法制。

  周恩来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必须采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

  使用好、发展好汉字。周恩来具体领导了文字改革工作,这项工作包括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个方面。对于简化汉字,周恩来说:“中国文字从甲骨文算起,到现在有三千四五百年的历史。”“汉字字形演变的总的趋势是简化。”汉字简化,“大家称便”,“是符合群众利益并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好事”。同时,他又指出:“少数简化得不恰当、在使用中证明有缺点的简字,应该另行规定它们的简体,或者保留原来的繁体。”对于推广普通话,周恩来认为,“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对于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指出: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周恩来说:“文字改革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骤是很慎重的。”

  研究好、发展好用中、中和、中时、真诚、谨慎的中国精神。周恩来向来反对极端主义和狂想主义,善于处理理想与现实、战略与战术、目标与步骤、当前与未来、整体与局部、治标与治本、专家与群众、集中领导与因地制宜的关系。他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法,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也对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府管理工作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他的“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既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也体现了他的求真务实和忠诚。这正是他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原因之一,也是他长期受到毛泽东信任的原因之一。他运用和发扬《中庸》“戒慎恐惧”的精神,是他的工作取得重大成绩,特别是他抓水利和尖端科技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研究好、运用好中国历史的经验,包括治国理政的经验,科举制、均田制所包含的平等的经验,治水和中医治病因势利导、综合治理的经验。1949年5月,周恩来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周恩来喜欢历史剧《十五贯》,他说:“《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在治水方面,周恩来要求学习都江堰,超越都江堰。在中医药方面,周恩来提出:“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说:“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要推广中草药,中草药副作用小,针对性大。”“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离开中国历史,无法认识毛泽东,无法认识当代中国,无法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革”期间,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嘛!读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历史。”

  周恩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经历,以及他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沿着老一辈的足迹,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无疑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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