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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阶级观

王静 · 2012-05-15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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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胜利之前,资本主义都很不发展,它们的生存是资本全球化引致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产物。现在,它们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必要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以来,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阶级、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看法及本国的发展路径,已经出现一定的分化。有的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有的则强调本国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期的初级阶段,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需要大力吸收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四个国家执政党的不同倾向,可排序为朝鲜、古巴、越南、老挝。其中朝鲜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强调程度最强,而老挝则已经基本实现了私有化。前者强调执政党的阶级纯粹性,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反对和限制私有制的发展,反对剥削现象的大规模出现。而后者倾向于淡化执政党的阶级色彩,大力借鉴资本主义的成果,发展私有制经济。古巴和越南的立场则处于朝鲜和老挝之间,古巴跟朝鲜的立场更接近。

  一、四国执政党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观

  朝鲜劳动党党章规定,朝鲜劳动党是朝鲜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有组织的先锋队,是朝鲜劳动群众的一切组织中最高形式的革命组织。朝鲜劳动党由朝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中为劳动群众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忘我奋斗的先进战士组成。朝鲜劳动党把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金日成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过程就是整个社会的工人阶级化过程。

  金正日继承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对“人民群众”一词所反映的阶级性和阶级社会关系做了分析。“‘人民群众’这个词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剥削社会根据谁拥有生产资料和谁掌握国家政权而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或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由被剥削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组成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阶级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工人和农民,就是劳动知识分子和许多支持独立自主并为之斗争的其他阶级和阶层都属于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人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少数敌对分子的阴谋活动,革命队伍中也会出现蜕化变质分子。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必要明确区分人民群众和敌对分子。”[①]金正日认为,“‘人民群众’这个词反映了一种社会阶级关系,但它并不仅仅是个阶级概念。人民群众包括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为了确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人民群众,应该考虑他的社会和阶级地位,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仅仅受他的社会和阶级地位影响。如果他受到革命影响并追求进步思想,那么不管他的社会阶级地位如何,都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人民群众的基本标准并不是他的社会阶级地位,而是他的思想。团结社会各界组成人民群众的思想基础,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任何人,只要他热爱国家、人民和民族,能够为人民服务,那么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②]

  西方国家指责朝鲜过于“封闭”、“神秘”,并要求其像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金正日认为,这是西方国家设下的“改革开放圈套”,“以赚钱为目的市场经济和服务于外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依赖型经济,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两者都不如以计划性和自立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物质繁荣’是靠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殖民掠夺,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允许这样做。帝国主义可以使落后国家成为殖民地,为这些国家创造‘物质繁荣’,以此利用它们来对抗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种依赖性经济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给那里的劳动人民带来真正的繁荣。”[③]

  1997年古巴共产党“五大”修订的党章规定,古巴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它作为由工人阶级和最广泛的劳动阶层以及所有爱国者和革命者组成的先锋队党,动员群众投身经济和社会发展,党应在其行动和结构中为其所代表的人发表建议、意见、看法和合法愿望提供条件。古巴将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古共的指导思想。何塞•马蒂思想中的“正义在民、由全民组成并为全民谋福利的共和国”思想,在古巴民众中有深远的影响。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坚决反对私有化,2000年以来古巴的非公有制经济有所发展但所占比例仍非常小。卡斯特罗曾说,“我们不想通过私有化在古巴建立一个富人阶级,因为这一阶级会获得巨大权力,会反对社会主义。”[④]

  越南共产党实行革新开放以来,明确了当前越南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越共认为,越南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因此必须经过许多个“小过渡”阶段才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越共强调,当前阶段越南社会具有如下特征:(1)存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以及六种经济成分,即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小业主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2)各阶级、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是人民内部合作与斗争的关系,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长期团结与合作,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全民族的利益是统一的;(3)存在阶级斗争,其主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剥削与不公,反对各种消极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挫败各种敌对势力的一切破坏阴谋和行径,胜利实现建国卫国事业;(4)建设国家的主要动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人与农民及知识分子联盟为基础的全民大团结;(5)吸收、继承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科技成果,以便迅速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经济。[⑤]

  因此,对于越南共产党的性质,越共党章有过几次修改。1951年,党的决议指出:越南共产党是越南无产阶级唯一的先锋队;胡志明在越共二大提出,越南共产党是越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民族和人民的先锋队;1953年则改为,越南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民族和人民的先锋队,是全民的代表。2006年4月,越共十大通过的新党章修改为: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它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越共“十大”报告用“民族大团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取代“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动力”的观点。[⑥]

  关于各种所有制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越南共产党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1987年在越共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国营经济被赋予主导和支配地位,它担负着帮助和带动其他经济成分发展的使命;而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虽然允许它们存在,但必须对其加以控制和限制。到1991年的越共七大时,上述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越南共产党不再片面地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优越地位,而是提出:各种经济成分在法律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法律面前,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一律平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承担平等的权利和义务。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提出,在目前的情况下,非社会主义经济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应当大力发展以至大力扶持。越共九大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作出了重大决策,提出了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相互合作的新思路。2001年12月,越南十届国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以下内容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越南“经济结构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有多种生产经营形式,是建立在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制度之上的”,“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潜力,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小手工业者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外资经济。各种经济成分都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的经济模式”。[⑦]

  苏联解体后,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老挝目前“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现在还处于“继续建设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阶段。[⑧] 2006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八大强调,“为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根据老挝的国情特点,老挝需要用很长的时间,经历很多的发展过程。在目前,老挝的革命建设仍然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期的初期。”[⑨]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老挝人民革命党是有组织的先锋队,是老挝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组织,是老挝工人阶级、爱国劳动者和全民族权利的代表。党的宗旨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新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目标继续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和平、独立、民主、统一、繁荣的老挝。其中,关于党的宗旨表述部分,将原党章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将原党章的“把老挝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改为“建设和平、独立、民主、统一、繁荣的老挝”。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挝人民革命党对所有制结构的表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86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四大提出,要利用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国家建设服务,但没有明确承认其地位和作用以及应得到的待遇。1991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五大强调,为使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继续鼓励发展包括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老挝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经济组织形式长期共存的经济结构,每一种经济成分在法律面前都有平等的权利,在政府管理下按市场经济管理机制运作,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⑩]

  二、四国执政党对国内剥削阶级不同的认识及处理方式

  针对苏联解体,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认为,他们犯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他指出:“过去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党,……一方面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却看不到早先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把它教条主义地搬用;另一方面,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的道路。”[11]苏联解体后,老挝、越南等国家执政党认为,需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而金正日强调,应该提高劳动群众的思想觉悟,以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加强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人地位。金正日指出,“教条主义地领会早先理论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优越性,是由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占有关系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群众所决定的;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也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一经济因素。当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确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占有关系,就会具备使人民群众占有主人的地位和发挥主人的作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然而,这种政治经济条件本身,还不能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就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来看,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起主动的能动的作用的,是生产的直接担当者——劳动群众,如果不发挥他们自觉的热情和创造能力,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不可能不断高速度发展生产力。”[12]

  金正日结合历史谈道:“看一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过程:在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首先出现社会主义思想,由具有这一思想的人们组建革命政党,由党实现人民群众的意识化、组织化,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然后依靠这一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离开了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不能得到维持,也不能按其本质进行管理;同时,离开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社会主义政权既不能得到维持,也不能按其本质履行自己的职能。由此可见,规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毕竟还是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这是很明显的。可是,一些国家以为,只要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促进经济建设,就能建设社会主义,于是没有下力量首先进行迅速提高人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把人民群众造就成革命和建设的坚强主体的改造人的工作。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人民群众没能发挥主人的作用,到头来,经济建设也搞得不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陷入了停滞状态。”[13]

  因此,与老挝和越南等国家不同,朝鲜领导人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和失误在于没有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而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金正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引进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生产力,认为引进资本主义方法无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反而会使官僚主义复活。他指出,“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因其所依据的指导思想、建设与管理方法的不同而各有特色,但离开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指导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特色的发展与变质为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谓社会主义有特色的发展,是说坚持工人阶级性质,根据本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特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同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优越性也会表现各异。但不管有什么不同都会比资本主义优越。如果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那么打的不管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幌子,还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幌子,都不过是变质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不会是其他。如果真正要建设“人道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以代替“行政—官僚式社会主义”,那就不应该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而应该更切实地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官僚主义本来是阶级社会的陈旧的统治方法,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毫无共同之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出现官僚主义,是因为还存在着旧社会的残余。引进资本主义的方法,并不能使官僚主义消除,反而会使其复活。”[14]

  朝鲜还通过“阶级教育”加强内部团结。没有同“阶级敌人”斗争经验的年轻一代正在成为朝鲜社会的中坚力量,朝鲜政府希望通过延续性的“阶级教育”,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阶级教育”是指,通过思想教育使人们憎恶美国和日本等敌视朝鲜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并同他们斗争到底。[15]

  古巴信教人士的入党问题。1991年 10月古共四大修改了党章,取消了党章中关于“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党”的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宗教人士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些人入党后仍然可以继续参加宗教活动,但不得影响党的工作,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必须优先考虑党的需要。[16]信教人数在古巴国民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且,在广大的教徒中涌现出不少爱国人士和革命者,积极支持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古巴共产党内部经过激烈的讨论,认为从严格政治意义上讲,不应否认信基督者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一起改造世界。重要的是,他应该是真诚的革命者,决心根除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而斗争。基督教主张平等、博爱、人的尊严,这与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最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觉悟是一致的。当然,入党的信教者还应接受党纲,赞同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观念。[17]

  古巴的经济改革问题。为了发展经济,古巴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走上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之路。1991年10月,卡斯特罗在古共四大明确提出古巴对外开放的政策,将其作为国策确定下来。1992年古巴政府修改外资法,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随后通过的新宪法把合资企业作为古巴经济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古共也迈开了经济改革的步伐。1993年7月,卡斯特罗首次宣布几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随后几年,古巴又相继出台了十几项经济改革政策。1997年古共五大再次突出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经济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芸豆比大炮更重要”,要做“经济战士”,要“学会管理”,“没有效益就不是社会主义”。古共五大后,古巴又继续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古共始终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注意维护广大群众的社会福利。古共领导人一再重申:“我们用仅有的少量东西以最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决不会遗弃一个人,决不让一个人流落街头,无衣无食,没有工作,不关闭学校和医院,不提高物价”。[18]古巴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具有全民保障和全面保障的特点。

  古巴反对自由市场模式,防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2010年12月18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议会)经济会议上说,即将召开的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为古巴经济“确定未来的方向”,“我们有责任纠正在古巴5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错误”,古巴不会重蹈“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覆辙,未来“经济主要特点将是计划,而不是自由市场模式”,不会允许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19]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经济社会政策方针》的决议,规定古巴经济模式将继续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能力和劳动”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基础。文件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并保护革命成果”,在整个经济模式更新进程中,“计划而不是市场将始终占据主导”。[20]

  劳尔·卡斯特罗2011年4月16日在古共六大的演讲指出,古巴现今有超过20万人在非公有部门就业(古巴人口是一千多万)。他强调:“非公经济的发展绝不同于某些理论家鼓动我们进行的社会财产私有化。非公经济的发展被视作推动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它使得国家能够致力于提高基本生产资料的效率,这些生产资料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同时将国家从微观的管理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这也将使国家能够更加轻松地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对全体人民提供平等的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继续推进体育运动事业,更好地保障国家的独立并且保护祖国的文化、艺术以及历史遗产。”[21]

  越南的资本家入党问题。越共十大政治报告草案第十四部分提到,“党员从事私营经济活动没有规模的限制”。这个主张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允许越共党员经营私营企业,当老板;二是允许私营企业老板加入越共,成为越共党员。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越南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德平对党“不断靠近私人资本”进行批评:“为了给私人资本开辟通向党的道路,或者说为了允许党员从事私营经济,一条迂回的道路慢慢地开通了。开始是悄悄地‘抹消’,党的九届五中全会决议不再提‘私人资本经济成分’,而把它与个人经济、小业主经济一起消解在‘私人经济’的概念里。你能把私人资本经济成分从文件中‘抹消’,但你能够把它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中‘抹消’吗?”[22]阮德平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共产党可以容纳私人资本。理由是:党必须干净,干净才能强大。要作到干净就必须坚持这个标准:不剥削他人。胡志明说过:‘剥削人的人不能成为党员,这是自然法则’。如果党允许党员经营私人资本经济,接纳资本家入党,那就是违反了自然法则。党是政治组织,党员是政治战士、革命战士。党员问题是政治问题、阶级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生产力问题。不能把党隶属于生产力,因为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从生产关系到阶级,最后才从阶级到达党。党是政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党和国家应当制定适宜的通畅的政策和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靠接纳一些资本家入党就能解决问题,不能用唯生产力论来决定接纳党员的标准。不能教条地向外国学习”。[23] 但是阮德平的观点在越南共产党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已故越共总书记黎笋之子黎坚成则主张以致富来保卫党,批评禁止党员从事私营经济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张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思维。

  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经济政策指引下,老挝国有企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1991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开始全面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到1995年,老挝有工业企业1036家,其中,国有企业占0.29%,集体企业占0.19%,私营股份企业占1.45%,个体企业占98.07%;在5449家商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占0.18%,集体企业占0.26%,私营股份企业占0.56%,个体企业占高达98.99%。[24]老挝国家经济研究院代理主任斯里文·洪萨佩指出:“老挝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有两个特点:(1)只有小型国有企业实现了完全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重组,但却只部分实现了私有化;(2)多数私有化都是以租借形式实现,很少直接出售给私营经济部门。”[25]

  三、四国执政党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统治手法和剥削方法,金正日也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互相勾结起来,而且他们的统治手法和掠夺方法更加狡猾了。这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特征。”[26]在这些国家内,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进一步加强,其方法更加狡猾和隐蔽了。首先,帝国主义国家在“自由”、“民主”的欺骗性口号下维持资产阶级专政体制。“在资产阶级支配一切,人民群众被排斥在自主的政治生活之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的自由。”[27]其次,通过大量培养工人贵族来破坏工人运动。“帝国主义者切身感到,在国内不瓦解工人运动,就无法维持资本主义本身,于是一面大力豢养工人贵族,一面集中力量掩盖资本主义剥削,软化劳动群众因实业和贫困而进行的反抗。”[28]再次,麻痹劳动群众的思想意识。“资本家们看到商品销路越来越被堵塞,便走向人为地制造非人性的需要、使人们的物质生活畸形化的道路”,“资本家为了麻痹劳动群众的自主的思想意识,使人们顺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疯狂地传播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29]

  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和掠夺方法,金正日指出:“帝国主义的生命线,不管怎么说,就是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二战后,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者为了夺回失去的殖民地,乞灵于狡猾的新殖民主义手法了”[30]。“帝国主义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用露骨的暴力手段统治和掠夺殖民地,而是名义上承认新独立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用提供‘援助’的方法,从政治、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并进行剥削和掠夺。”金正日认为,过去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可是推行新殖民主义以后就相互合谋和勾结,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尤其是以‘援助’为诱饵,软化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抗,轻而易举地占有了商品市场和资源原料”。[31]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没有改变。“跨国公司不过是在世界范围内加强资本主义的剥削、保障帝国主义支配权的大垄断资本的存在方式。”因此,“资本主义的矛盾超出国内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际范围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严重了。”[32]

  金正日预言,未来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因为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下,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亚非拉国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亚非拉人民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也不会被帝国主义接受,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市场问题无法真正得到解决,帝国主义“继续进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掠夺,走着自取灭亡的道路”。“今天,帝国主义列强虽然为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而相互勾结,但随着市场的进一步缩小,资本的增值和致富的道路被阻塞,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将会对立,矛盾将会激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可吃的东西少了,狼群就必定自相噬咬。”[33]

  在2006年举办的“马克思著作和21世纪挑战”国际会议上,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德克萨达(Ricardo Alarcón de Quesada)的主题发言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繁荣与20世纪末社会主义实践的衰落和阶级斗争的淡化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反省苏共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领导权的历史性错误,并继续高度警惕美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削弱和进一步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仍然是拉美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使命,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受剥削和歧视的弱势群体都纷纷加入到无产阶级反对阶级压迫和制度剥削的斗争中。真正大众的、革命的社会实践呼唤世界性的理论武器,以实现革命同盟的团结,人对环境和自身的改造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得到统一。20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成为人与自然实现和谐的最大障碍。如今,联合第一和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不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然而仅仅是南北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联合所有受排斥、受剥削、受歧视、反法西斯和追求民主、和平与幸福的人们,向着真正、独立、多元的社会主义共同奋斗。”[34]

  原越南共产党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德平认为,“一些西方学者喜欢使用‘后资本社会’、‘新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抑或‘劳动者资本主义’等概念。这些概念说到了两面:一方面是一种诡辩,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因为它已不再存在剥削;另一方面是在客观上默认传统的、原始的资本制度已失去存在的理由,没有了自我辩解的可能。尤其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亦显示出信心不足,默认或间接提到一种新制度正在敲击资本主义的大门。与此同时,过去有些人,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但经过近十多年世界变化的实践,他们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过去在苏联的社会主义,不管有多么严重的缺失,但这场灾难惨祸已使苏联不复存在了,美国正在世界上兴风作浪。这是值得痛心的事情。”[35]“当今的全球化带有跨国垄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以及与全世界乃至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之间的深刻阶级矛盾。如果没有看到这种矛盾,而只说、只强调民族地位、民族利益(尽管当前最重要的利益是民族国家的利益),那么在政治谋略和对外战略上,就将容易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极端的、利己的、实用的沙文主义立场。实际上,这样的立场说到底是没有透彻了解自己民族的真正利益。只强调民族主义而陷入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残酷生存竞争中,那么世界将陷入长期不断的竞争中。如果经济与种族、宗教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不能平息,尤其是与政治利益相关的时候,就有可能引起摩擦、对立、冲突或局部战争,甚至不排除发生有限的世界战争。尽管发生这种惨祸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要记住,目前已开始了新一轮激烈的军备竞赛,包括火箭和原子武器的军备竞赛等。”[36]

  值得关注的是,阮德平罕见地点名批判中国学者谢韬(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谢韬的文章(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2期)称,“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阮德平认为,“谢韬的文章内容基本上是歪曲历史,歌颂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是反共的”, 该文“故意歪曲、篡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极其狡诈和明目张胆地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阮德平指出,“全球化体现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矛盾,财富增长与不公正分配之间的矛盾,在各国之间、中心与外围之间、南北之间、一个国家内部,引发了愈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在发达国家内也愈益明显和严重。”[37]

  四、启示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胜利之前,资本主义都很不发展,它们的生存是资本全球化引致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产物。现在,它们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必要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上述四国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与性质以及对待国内剥削阶级等问题上的主要差异,既与这些国家之间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有关,也与这些国家是否仍处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威胁及经济封锁的恶劣国际环境包围中有关。尽管环境险恶,路途艰难,古巴、朝鲜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其人均寿命远远高于改旗易帜后的俄罗斯和一直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这些国家国民所享受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基本服务和保障,在发展中国家也属于佼佼者。而像苏东剧变那样,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当做“改革”的对象彻底予以否定,一旦走上这一改旗易帜的邪路,全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无一例外地都会迫使这些国家面临两极分化、民生凋敝的深渊。这表明,坚持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制度,即是坚持和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指出,无论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顺畅与否,正如朝鲜领导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加有效率,一个必要条件是“进行迅速提高人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把人民群众造就成革命和建设的坚强主体的改造人的工作”,与直接引进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外资、以物质刺激诱发创造活力相比,这其实是更加困难和复杂的大工程。应当首先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制高点及核心地带(如高级干部、大型国有企业),确保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施及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吃贫穷的“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失去共同富裕发展方向的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

  [1] 摘自金正日:《社会主义是科学》第三部分,发表于1994年11月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312477.html?from=like.

  [2] 同上。

  [3] 1991年5月5日, 金正日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高级干部的谈话:《我们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www.chaoxian.com.cn/bbs/thread-7196-1-1.html.

  [4] 转引自徐世澄:《卡斯特罗评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

  [5] 蔡国英:《越共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举措及其成果》,《当代世界》2005年第6期。

  [6] 潘金娥:《越南共产党的政治革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7] 马勇:《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学术探索》2004年第8期。

  [8] 白平浩、沈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红旗文稿》2009年第5期。

  [9] 陈洪江、梁晓理:《老挝人民革命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10] 刘玥:《老挝人民革命党“五大”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5期。

  [11] 金正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和我们党的总路线》(1992年1月3日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的谈话),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240178.html.

  [12] 同上。

  [13] 同上。

  [14] 金正日:《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的几个问题》(1990 年5 月30 日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的讲话),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2002 年,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759578.html.

  [15] 星岛网讯:《鼓励士气 金正日四天内四次视察朝鲜军队前线》,http://www.stnn.cc/global/euro_asia/t20060324_173786.html.

  [16]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课题组;《古巴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17]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课题组:《古巴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18] 同上。

  [19] 殷永建:《古共六大将定经济方向》,《解放日报》2010年12月20日。

  [20]人民网驻墨西哥记者邹志鹏:《古巴锐意更新经济模式》,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13233798.html.

  [21] Raúl Castro Ruz ,“Central Report To The 6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uba”, http://en.cubadebate.cu/opinions/2011/04/16/central-report-6th-congress-communist-party-cuba/.

  [22]吴远富:《一石激起千重浪:越共“十大”政治报告草案引发全民政治改革大讨论》,广西民族大学南法律研究所网站http://www.vietlaw.cn/doc/wz/wz-7.html。

  [23] 同上。

  [24] 刘玥,《老挝人民革命党“五大”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5期。

  [25] 斯里文•洪萨佩:《老挝的经济改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转轨通讯》2004年第3期。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12&Id=26824&star=1.

  [26]金正日:《更高地举起反帝斗争的旗帜,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1987年9月25日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的谈话),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88年。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240118.html?from=like.

  [27] 金正日:《现时代和青年的任务》,1988年10月12日。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269019.html.

  [28]金正日:《更高地举起反帝斗争的旗帜,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1987年9月25日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的谈话)。

  [29]同上

  [30]同上

  [31]同上

  [32]同上

  [33] 同上

  [34] 贺钦:《近年来古巴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10期。

  [35] 阮德平:《继续坚定、创造性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政治学研究》 2007年第4期。

  [36] 同上。

  [3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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