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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钟成:美国的本质:一个以种族主义为基因的帝国主义国家

作者:马钟成 发布时间:2014-12-10 来源:华夏网 字体:   |    |  
美国从一建国开始,便是一个种族主义意识极端强的国家。

  一、美国与北美印第安人的灭绝

  据美国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少则为3000万,多则达l亿。[1]

  事实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色彩。客观地来说,美洲唯一、真正的最早发现者是印第安人的祖先——那些几万年以前从亚洲进入这块大陆的人们。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这次所谓“发现”,其实是对美洲物质财富的大抢劫,对美洲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大灭绝。实际上,如果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经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欧洲至今可能仍然是比当年的印第安人更加落后的野蛮之荒。而在与亚欧大陆基本隔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几乎独立地发展出独特而悠久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等灿烂文明。古代美洲印第安人培育了玉米、马铃薯、番茄、烟草、向日葵、可可等40多种农作物(至今美国人的粮食中大部分还依赖这些作物),玛雅的数学和历法的精确程度远远高于同时代的欧洲,印加的外科医生能用金和银做的刀片施行开颅外科手术。但是印第安人没有强大的国防,于是被拥有强大战争武器的“先进”欧洲人给野蛮地灭绝了。

  美国的感恩节的起源,是欧洲最初的移民感谢印第安人对他们的接纳和帮助,使他们在陌生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当英国的移民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时,“他们既无经验又无装备,几乎在荒野饿死……春天,一些印第安人来到这里教他们如何在小山上种植玉米,用鱼作为作物的肥料,还带来了野味和其他猎物。……秋天来临时,新来的移民们决定表达他们对得救的感激之情。……1621年11月25日,当白人移民和红种土著人坐在一起举行盛宴时,感恩节诞生了。”[2]殖民当局及后来的美国人立稳脚跟,便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感恩节的对象也从印第安人变成了上帝。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故事,像极了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

  欧洲人及后来的美国人通过三种方式对印第安人进行灭绝:第一,通过征服战争直接大屠杀。第二,将其变成奴隶,在奴役过程中将其折磨致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提到的,美洲金银产地发现后,当地印第安人“被奴役和埋葬于矿井”。第三,便是通过生物战的方式将其灭绝。

  1763 年,英国驻北美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下命令设法把天花病菌引入那些印第安部落中去,“尝试一切办法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正在同英军作战的两位印第安部落首领突然收到了英军表示“和解”、“友好”的“礼物”——毯子和手帕,善良的印第安人将礼物欣然收下,断然没想到这里面沾满了导致其种族灭绝的天花病毒。[3]

  其实,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不过是在执行伟大的英国国王陛下的命令而已。国王曾传旨给阿姆赫斯特:“给那帮印第安人送去一些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让他们传染上瘟疫。你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去根除那个令人讨厌的人种。如果你那个用猎犬追杀他们的方法能够奏效的话,我会备感欣慰。”[4]

  在英国殖民者中,除了极少数的贵格派教徒外,没有人“坚持说这块大陆上的土著居民也是人”,对那些殖民者来说,“印第安人要么是可怜的玩偶,是用杜松子酒和五颜六色的玻璃珠来逗乐的对象;要么就是魔鬼撒旦的子孙,被放弃在美洲海岸,将本来属于‘上帝选民’的合法财产据为己有。所以,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有资格拿起枪来对付他们。”[5]

  美国国父们大多都是英国殖民者中的精英分子,例如华盛顿和杰斐逊都曾经是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华盛顿还曾在英军中获得上校军衔,还被委任为弗吉尼亚民兵总司令。在美国独立前,美国国父大多是殖民政权的一份子。这些殖民者的目的似乎不仅仅是要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他们一开始就带有种族灭绝的色彩。“马萨诸塞殖民当局在1732年付出100英镑作为取得一个印第安人头皮的奖金,正好像把奖金付给打死一只狼的人一样。”[6]“宾夕法尼亚对每一块12岁以上男性印第安人的头皮支付130西班牙银元的奖励,对每一块女性印第安人头皮支付54西班牙银元。”[7]就这样,在英国国王、各殖民政府的鼓励下,在北美的那些英国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成了可以随意屠杀的野兽。

  二、美国四任最伟大总统与印第安人

  美国独立战争于1783年结束。1779年,乔治·华盛顿指示苏利文将军攻打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人时说:“(假如)将垃圾(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点附近,…那么整个国家将不仅仅是泛滥成灾……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要听取任何和平的建议”,苏利文回应说,这些印第安人“像野兽一样遭到猎杀”。苏利文不仅仅是美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也担任过大陆会议代表、 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和美国联邦法院法官。苏利文将军不负华盛顿的嘱托,他的士兵将40个易洛魁人的城镇夷为平地,食物和住所完全被破坏,易洛魁人近万人的人口被消灭一半。到1783年,华盛顿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更加彻底,他称印第安人和狼没啥区别,“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于是他的军队们从印第安人死尸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靴面或者长靴来。”[8]由于美国国父华盛顿及苏利文这样的开国将军、州长都将印第安人视作野兽,那么美国士兵将印第安人屠杀并剥皮就是必然的行为了。

  美国国父华盛顿本身就是个奴隶主。到华盛顿1799年去世时,生活在华盛顿弗农山庄园中的奴隶还有317人。当华盛顿1790年11月到费城总统府走马上任时,他从弗吉尼亚州弗农山庄园中随身带了9个奴隶赴任。然而,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任何奴隶在该州生活6个月以上,都将依法成为自由民。然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奴隶获得自由,华盛顿钻起了“法律的空子”,他总是不断地更换费城总统府和弗农山庄园的奴隶,每个奴隶在费城总统府生活不到6个月,就会被他送回弗农山庄园,然后再换来9个新的奴隶,从而不让任何一个奴隶有依法获得自由的机会。除次之外,大奴隶主华盛顿还在费城总统府地下建造了秘密的奴隶通道,以向外界隐藏他的奴隶以及他不断更换奴隶的事实。[9]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开国元勋们奴役的不仅仅是黑人和有色人种,他们还有大量的白奴。1775年4月,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两天之后,后来的美国国父华盛顿便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城镇登出一则广告,悬赏捉拿10个逃亡奴隶,其中两个是黑人奴隶,8个是白人奴隶。原来,欧洲殖民者不仅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买卖,为了牟利,他们也把目光转到了白人身上。据北美殖民地官方1680年估计,运往北美洲的白人契约奴每年约有1万人。在北美的白人奴隶大多来自破产的穷人或者被殖民政府拐骗的移民,还有就是有一点小过错的穷人“罪犯”。[10]

  美国总统山下压的是无数印第安人的亡灵

  残忍而伪善的奴隶主、美国国父华盛顿是美国帝国精神的象征。当然能够代表美国帝国精神的,不仅仅是美国国父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总统名单中,有四位最受美国人崇敬,他们分别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然而,印第安人深知这四位美国最伟大总统的野蛮本性。

  美国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独立宣言》的起早人托马斯·杰弗逊,一向被中国亲美人士视作民主自由的化身,但他本身也是个奴隶主,他在临死前坚决不释放自己家里的黑奴。他在自己的遗嘱里写明,只准许他家里的900个奴隶中的5个人成为自由人。他认为黑人生来就比白人低劣,还明明白白地写过这样的话,说黑人“无论在头脑的天赋或体格方面都不如白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安东尼•华莱士的《杰斐逊和印第安人:美国原著民的悲惨命运》书中序言写道:“我试图公正地评价杰斐逊对印第安人的行为,但是从19世纪晚期他的一些措施来看,是虚伪的,武断的,奸诈的,甚至是残酷的。”[11]杰弗逊总统之所以被称作虚伪而残酷的奸诈之徒,就在于他有时公开地道貌岸然地称印第安人为兄弟,另一方面却为了获得其土地下令用武力将其消灭:“如果任何时候有哪个部落莽撞到竟敢拿起战斧,那么,夺取那个部落的全部领土并把他们赶过密西西比河,这是和平的唯一条件,这就会给其他部落一个榜样。”1807年杰弗逊对其军队说,“只要我们对(印地安人)部落举起斧头,那在其被灭绝或被驱赶到密西西比以外的地方之前就决不放下斧头来”,“一旦打起来,他们(印地安人)会打死我们一些人,而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12]

  美国在建国初期便显示出强盗式的“契约”精神。为了想尽一切办法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以满足政府的一切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不仅能容纳来自联盟其他州的移民,而且能容纳来自外国的移民” [13],美国强迫某些部落的“印第安人代表”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华盛顿任期内,美国印第安事务官员就强迫一些所谓的“印第安部落代表”签订了斯坦威克斯(1784年10月22日)、麦金托什(1785年1月20日)、霍普维尔(1785年11月28日)和芬尼(1786年1月31日)四项不平等条约,印第安人丧失了大批土地,而签订这些条约时,谈判地点都是政府军驻防的军事要塞,这些“印第安部落代表”只能接受政府的条件。不仅这些部落的土地被美国掠夺,所签订的条约还包括大量其他部落的土地。就这样,所谓的条约被强加给印第安人。按照这种“契约”,强盗们便开始赤裸裸进行侵略,印第安人稍有反抗,便被美国人视为背信弃义而进行大屠杀。

  1851年美国政府又以欺骗的方式与明尼苏达地区苏部落的达科他酋长签订了几项不平等条约,美国政府以140万美元购买了明尼苏达地区的2400万英亩的土地。1862年前后达科他族人粮食歉收,而联邦政府答应给的土地年金又迟迟不到,许多人呼吁当时的林肯政府按时支付年金以拯救饥饿中的印第安人,但忙于南北战争的林肯对此置若罔闻。于是印第安人与当地白人产生了冲突。在林肯看来,是印第安人没有遵守“契约”。林肯不仅拒绝所欠的年金,反而对印第安人发起了一场战争,林肯指派约翰-蒲伯去镇压闹事的印第安人,这位将军作战前宣布“此战的目标是彻底灭绝印第安苏部落,他们将被象野兽一样对待,无论如何人类不能与之鉴定条约或者妥协。”于是,在战争中,几千人的印第安人战士被杀死。约翰-蒲伯将军将他所抓获的所有印第安人关押起来,包括男人、妇女、儿童,对他们立即召开了军事审判,没有任何哪怕是虚假的形式上的辩护,每个印第安人的审判过程只用10分钟,所有的成年男性被判死刑。明尼苏达州地方政府要求林肯下令立即执行303男性印第安人的死刑,林肯担忧大规模的绞杀会影响与南方的战争及跟所谓“文明”的欧洲人的关系,他要求将执行死人的人数降低到39人(后有一人被免死)。林肯保证杀光或驱逐该州所有的印第安人的,并给该州200万美金以做补偿,而他欠达科他人的钱是140万美金。1862年12月26日,38位印第安人被林肯政府执行死刑,这些被绞死者大都为印第安人的神职人员或政治领袖,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疑问最大的死刑执行。林肯政府通过大屠杀密切了他与明尼苏达州政治官员之间的关系。[14]

  总统山上的第四个人是美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说,美国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并且没收其全部土地“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终有利的”,他说,“这样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一个强大的民族,即便是在发展的初期,发现它自己面临着一个虚弱的异类种族的时候,况且这个民族手持令人垂涎的奖品却自己把握不住。”他还曾经极度兴奋地说,“我不想走得太远去说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个好印第安人中有9个是死了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去仔细查询第10个死亡的案情。”就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认为,对于印第安人,“这样的堕落分子、犯罪分子及低能分子,应该被禁止生育后代。”[15]

  三、残酷的“西进运动”和“死亡之路”

  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最大规模的屠杀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殖民美洲初期所进行的屠杀。第二就是美国独立后的大屠杀,其中包括随着19世纪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而进行的西进运动。

  今天的美帝国的最大支柱便是强大的美利坚军队,然而,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1811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

  1828年,军人出身以屠杀印第安人成名的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1830年他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法案,由军队押解,密西西比河以东各州的印第安人将被赶到河西。在被押解的14000切罗基部族人中,有4000人死在路上,这只是“西进运动”中的案例之一,在这百年“血泪之路”中,全美不下100万印第安人遭屠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种族清洗”,印第安人称这条路为“死亡之路”。[16]

  1848年,原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北美吞并,在随后的美式淘金热中,加州印第安人几乎被杀尽。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解决南北战争问题后,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国联邦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1000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1887年,国会的道斯法案决定废除印第安人的村社土地,对印第安人实行同化政策。1889年,由于俄克拉荷马州石油矿藏的发现,美国政府下令把这一地区原来已宣布永远归印第安人所有的土地开放,任凭白人侵犯。至19世纪末,印第安人几乎全部被迁人保留地。[17]

  在美国建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境内几千万的印第安人被屠杀。如果这些人口不被屠杀,到今天为止已经能够繁衍成几亿人口。美国的统治阶级必须为这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规模的种族灭绝负责。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野蛮、最残忍、最邪恶的种族,他们依靠手中强大的武器及有意的生物战争,将几百年前上亿人口的印第安种族灭绝。与之相比,曾让欧洲人惊恐万分的“黄祸”--蒙古帝国,则显得比较仁慈了: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也曾有将汉族人灭绝、把中华大地全部圈成蒙古牧场的打算,但是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道教领袖丘处机的劝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这种打算,进行了“止杀”政策。欧洲及美国的统治者未曾接受中华道统的熏陶,这是全人类的最大悲剧。

  四、美国的立国精神:“天定命运”、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帝国“边疆”学说

  

  约翰·贾斯特(John Gast):《美利坚向前行》(American Progress),1872年。《美利坚向前行》是天命理论的一种寓言式表现手法。向西!向西!一个上帝选定的天使(对19世纪美国的神化象征)带着“文明”之光与拓荒者一同西行,天使在路程中串起电报线,铁路被铺设起来,火车在向西奔驰,美国殖民者在新的土地上自由耕作。印地安人以及野生动物窜逃入前方被驱赶的黑暗中。

  美国的立国思想,是以“天定命运”论为基础的扩张主义。所谓“天定命运”,就是指美国早期清教徒(或者说是共济会教徒)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美国人有责任更有权利占有整个北美进而统治整个世界,以将其信仰扩展至全球。这种思想在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佛逊等人身上便体现得极为明显。

  虽然美国独立之初仅有区区东海岸的十三块殖民地,但在富兰克林等人看来,美利坚帝国将要包括加拿大、西属佛罗里达、西印度群岛,还要吞并爱尔兰。美国刚独立不久,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兼大资本家,美国历史上的首个外交官西拉·迪恩(Silas·Deane)便称美国应和英国、俄国联合起来,不仅主宰欧洲,还要主宰整个世界。真正将美国的扩张主义发扬光大的是美国第六任总统昆西·亚当斯,他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还曾担任门罗总统的国务卿,被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他指出,1810年美国有人口700万,到1814年达到800万,以此速度不断增加,必然需要领土扩张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1811年,昆西•亚当斯在给家父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整个北美大陆似乎上帝所注定要由人民组成一个国家,说一种语言,接受一种普遍的宗教秩序和政治原则,习惯于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1819年在美西谈判中,他说:“自从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开始,我们对北美大陆的领土要求就像密西西比河注入大海一样应该成为一个自然法则。西班牙拥有我们的南部,英国占有我们的北部边境。如果几个世纪过去之后,这些领土并没有被美国所吞并,那将是不可能的。……如果世界不把我们当作罗马,就会把我们看作犹太人。”1823年4月,昆西·亚当斯又为了吞并古巴提出了著名的“熟果理论”,他把古巴与西班牙的关系看做苹果跟果树的关系,而美国则是大地。因此,“如果一个苹果被猛烈的暴风雨把它从树枝上吹掉的话,它别无选择,只能落到地上。”“美国难以抵御一种诱惑,即吞并古巴,把古巴作为联邦政府不可分割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共和国。”[18]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通过战争打败了墨西哥,先后吞并了原属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230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的全部地区,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为了配合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天定命运”论隆重出台。

  “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g)论是民主党首先提出并鼓吹起来的,当时民主党也被称为“天定命运”党。民主党人约翰·L·奥沙利文所主编的两个刊物《民主评论》和《纽约晨报》是鼓吹“天定命运”论的重镇。早在1839年奥沙利文在《民主评论》上曾野心勃勃地写道:“长远无限的未来将是美国伟大的世纪。在它的时间和空间宏大的领域里,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被注定了要显示出天命原则的美德。它将以半球作地板,以星空为屋顶。”1845年7月间,奥沙利文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又一次鼓吹“天定命运”:“上帝为了让我们年年增殖的大量人口得以自由发展而赐予的‘命运’,是让我们扩张繁衍。”1845年12月27日,奥沙利文又在《纽约晨报》上发表文章,就兼并得克萨斯而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来源于我们的天定命运,它允许我国扩展领土,并拥有上帝给我们的整个大陆,以进行我们的自由和联邦自治政府这一伟大实验……”。[19]一时间,美国各大报纸先后转载其文章,“天定命运”充斥着这个时期的报纸版面。

  有了“天定命运”论做基础,美国的对外侵略、扩张、大屠杀、种族灭绝便披上了一层道德和宗教的外衣。美国对其他的国家的扩张和侵略,变成了对落后文明和野蛮文明的讨伐,变成了对他国人民的拯救。美国人就是这样心安理得地实践着帝国之梦。在美国早期,帝国的扩张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大肆西进,灭绝印第安人,强占其领土。第二就是向新独立的南部美洲国家进行侵略,比如侵略墨西哥,再比如美国历史上多次干预古巴并试图彻底吞并古巴这颗“熟果”。

  对此,古巴伟大的思想家何塞·马蒂洞察到这个新生的美洲国家的侵略本性,他说,“我曾在恶魔的心脏生活过,因此熟知它的五脏六腑”,“鄙视我们的、嚣张和残暴的北方企图吞并我们美洲的国家”,[20]他认为,美国的自由“是一个踩在奴隶种族肩上的、不公正的、自私的、摇摇晃晃的自由”,“北美,甚至在慷慨的青春时期,也从未有过那种人道的、推己及人的自由” ,“这是一个从根子上贪婪的国家”。[21]在他看来,在自由问题这一点上,美国人和英国人没啥区别:“到头来他们还是一群英国人,在他们看来,别人的自由只是因为可以充当蹂躏的对象时才是好的。”[22]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总结出来的一种野蛮的、邪恶的社会学理论。它首先出现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英国学者斯宾塞运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用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关系,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也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他反对任何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改良,认为穷人让位于富人,劣等人让位于优秀者,此乃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必然要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帝国--英国,而且必然将在美国找到了广阔市场,成为推动美国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基石之一。1860年至1903年间,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发行达8368755册,成为极受欢迎的社会学理论著作。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约翰·菲斯克首先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美国,并大肆对这个理论鼓吹。同时,约翰·菲斯克也秉持天定命运论非神学版本。当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天定命运融为一体时,美国这个国家的本性已经表露无遗了。1885年菲斯克在《天定命运论》中宣称:“经过自然选择,美国已经成为优胜的国家,已经表明适于生存的美国人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应统治弱者,即不适于生存的人。”菲斯克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是美利坚民族,最为优秀”,“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注定将在全球起主导作用,世界各国的组织机构、文化传统和语言,甚至世界人民的血统都将由这个民族所支配”。[23]

  19世纪末美国进人帝国主义时代后,“天命之说”又被用来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犷在打效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借用“神授权力”把美国的战争罪责推脱得一千二净。他说他并不想要菲律宾,菲律宾是作为“上帝”的礼物而向美国走来的。开始他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一连几个晚上都在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上帝给他指出了统治菲律宾的妙方。吞并菲律宾,是“用上帝的恩典帮助他们进入文明”。其实早在1901年年3月4日,麦金莱在连任的就职演说中便指出:“所有美国人,在美国受过自由的洗礼之后,无论身往何处,都会带着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对他们而言,为巩固自由长久的基础而将自己的参政权交给别人,这一观念是错误和虚妄的。我国的制度不会因扩大推行而受损;我们的正义感也不会在远方海洋的热带阳光下减退。过去如此,今后我国也将以合理的态度去管理任何一块新属地,并且因敬畏上帝之故,我国将会‘抓住任何机会去扩大自由的界线’。” [24]

  美国人以上帝的名义灭绝了北美印第安人;美国人以上帝的名义在北美对黑人进行了几百年的奴役;美国人以上帝的名义吞并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美国人以上帝的名义侵略全世界……上帝是否已经被美国人所玷污?这一点是十分可疑的,很多证据证明,美国人的上帝信仰是大有可疑的,事实证明美国很多开国精英所信仰的可能是共济会。根据相对可靠的历史资料,“1776年《独立宣言》的5位起草人中,有两人是共济会会员,他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罗伯特·利文斯通。还有一位可能也是共济会会员,但没有得到确认,他是罗杰·谢尔曼。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中,有9个是共济会会员,包括乔治·华盛顿和约翰·汉考克,还有一个签署人据说曾是共济会会员。”[25]

  美国自称是以自由主义理论立国,但是在美国内部,奴隶主和大资本家们的自由,就等于对奴隶和工人们的专制、独裁。在美国外部,美国人的自由便等于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专制、独裁、屠杀、种族灭绝。美国人,尤其是像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那样的主流知识精英们,可以承认后者,但是绝对不敢承认前者。美国向外扩张的动力,其实就是大奴隶主和大资本家的无限而无耻的欲望和自由,他们光靠剥削本国的奴隶和工人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自由,他们必须不断地对外侵略。这一点,是罗伯特·卡根们极力否认的。

  罗伯特·卡根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基于美国的自由主义而形成的。18世纪和以后两百年的自由主义是美国实现扩张的主要动力。”[26]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一书的主要观点,便是承认美国的对印第安人和其他国家实行的扩张政策,但是,他试图给这种野蛮和邪恶的扩张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罗伯特·卡根认为,美国的对外扩张目的“不只是保护这个国家和人民”,更重要的是“维持和保护其独特的体制及史无前例的自由”。[27]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及对其他国家扩张,是高等文明种族对劣等野蛮种族的战争、是自由力量对专制力量的进攻,因此美国的扩张是正义的、进步的,是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让美国统治全世界,自由便扩展到全世界。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信服了这种谬论,便会得出刘晓波式“三百年殖民地”式的结论。事实上,这种思想观念的确也影响了许多中国官员,这也是美国控制中国的最大的秘密武器。比如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ZZY曾说:“美国也是从谋取本国利益来发展对外关系的,但是他们发展本国利益是同人类利益相符合的,因为他们不但对发展对外贸易,而且还受他们本国人民价值观的支配,那就是还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就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文明相一致了。”“如果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有个主导的话,那么,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比中国来主导要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了。因为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28]

  如果客观地分析历史,美国对外扩张的真正动力,其实来源于内部的压力。美国社会的自由,仅仅是大资本家和奴隶主们的自由。随着美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穷人和富人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经济危机此起彼伏。

  美国立国之初的1786年,在马萨诸塞就发生了著名的农民起义--谢司起义,州政府出动军队将起义镇压下去的。1794年,在宾夕法尼亚又爆发了另一次农民起义,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派兵将起义镇压下去的。

  根据1967年第37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873—1967年期间美国总统历次出动联邦正规军队镇压国内大规模人民斗争的事件有[29]:

  1873年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新奥尔良动乱”;

  1876年格兰特总统出动联邦军队对付“南卡罗来纳暴乱”;

  1877年拉瑟福德·海斯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西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伊利诺等州的“铁路罢工暴乱”;

  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威廉·麦金莱总统先后三次大规模出动联邦军队,镇压了从1892年开始、历时7年的爱达荷矿工罢工斗争;

  1894年,克利夫兰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考克西失业请愿军”;

  1907年,西奥·罗斯福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内华达矿工暴乱”;

  1914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科罗拉多“煤矿工人暴乱”;

  1919年,威尔逊总统一年之内三次出动联邦军队,分别镇压钢铁工人大罢工、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种族暴乱”和内布拉斯加的“种族暴乱”;

  1921年,沃伦·哈定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西弗吉尼亚煤矿工人罢工斗争;

  1932年,赫伯·胡佛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从全国各地集中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失业退伍军人;

  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汽车城底特律的“种族暴乱”;

  1967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出动联邦军队,再次镇压底特律的“种族暴乱”。

  除此之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中未提到的镇压有:[30]

  1894年克利夫兰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芝加哥铁路工人斗争;

  1896年克利夫兰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科罗拉多矿工斗争;

  1899年麦金莱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犹他州矿工斗争;

  1918年成尔逊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斗争;

  1920年成尔逊总统出动联邦军队实行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帕尔默大搜捕”;

  1941年罗斯福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加利福尼亚航空工人的斗争;

  ……

  以上仅仅是联邦政府出动军队对人民镇压的不完全统计。按照这不完全统计,从1873至1967年的94年时间里,美国共出动22次联邦军队镇压人民,其中主要是工人罢工,其次是种族抗争,几乎每4年便有一次对人民的大规模用兵,相当于每届总统都得出动联邦军队对人民大规模镇压一次。在美国历史上,州一级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对人民的镇压次数和规模远远高于联邦政府。总的镇压次数究竟有多少,由于美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非常少,恐怕没有人去搜集整理记录。

  为了缓和内部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不断向外扩张,不断向外掠夺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便成为缓和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边疆学说”应运而生。1893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上宣读了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在坦诚这一点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比卡根们要做得好得多。他认为一直扩展的边疆“乃是美国发展的关键”,是“有奇异魔力的青春源泉,而美国就在其中继续不断地沐浴和恢复活力”,失去了扩展的边疆,“思想分歧就开始在一些阶级间展开,而思想分歧就可能扩大造成分裂”,“在美国的西部边疆消失后,美国的活力将继续为它的活动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31]特纳认为,边疆是野蛮和文明的汇合处,正是在开拓边疆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对“野蛮”印第安人的征讨、屠杀中),牛仔们自由而公平地竞争,出现了一系列的西部英雄。特纳极力吹捧和讨好美国当时新出现的垄断寡头,他说,如同克拉克、杰克逊、哈里逊是西部的军事领袖一样,詹姆斯·赫尔、约翰·洛克菲勒是工业社会的领袖,是边疆民主精神的继承人,因为这些资本寡头也是在自由的公平的体制中出现的英雄。特纳还指出,随着边疆的消失,美国社会将需要加强政府和社会控制。论述点中了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一个要害之处,“边疆学说”一出现,尽管其内部有些荒谬之处,但仍然受到扩张主义者如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吹捧,特纳本人也成为罗斯福、威尔逊本人的高级智囊,对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威尔逊正是按照边疆学说来解释美国的历史:“他们(指美国人)自己大陆的空间都被占据了并用以供文明的用途。他们没有边疆了。……东印度群岛和西太平洋的这些新边疆好象由于他们面临的新生涯的真正需要而出现了。”同样的道理,威尔逊将这样引导美国的未来:“孤立主义时代已告终结……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显然我们将统治世界”。[32]兴盛一时的“边疆学说”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正是按照这种理论,美帝国的边疆将不断扩展,直到统治全世界。

  五、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物质和社会条件

  西方人所开创的全球化进程,其根本性的逻辑便是弱肉强食。按照这个基本逻辑,软弱的仁慈的国家,必然在强横而邪恶的国家面前败下阵来。美国当年作为英国一块不大殖民地,之所以在众多美洲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殖民地里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帝国,这跟其与生俱来的邪恶本性不无关系。美国从大英帝国中独立出来,但是美国几乎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一切传统和理念,甚至比英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整个美洲大陆都是西方的殖民地,为何最终美国崛起成为帝国,而拉美国家则沦为被美国侵略的对象?原因肯定很多,在美国人看来,是由于其种族和基因的优秀。然而事实可能十分复杂,并非如此。

  英国在北美进行有效统治后,便一直面临着三大矛盾:第一是北美外来移民中间白人与黑人的矛盾、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地主大资本家与穷人的矛盾。第二则是外来者与本地居民印第安人的矛盾。第三是北美新生的白人地方精英与大英帝国中央政府的矛盾。

  美国的独立战争,本质上是新生的地方白人精英和旧有的大英帝国统治精英之间的战争,黑人和印第安人没得到任何好处。拉美的独立战争,则是本土的白人精英与印第安人联合起来对抗宗主国.拉美的白人精英与北美白人精英最大的不同,便是后者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及对外侵略性。美国早期从华盛顿到开罗的政治精英,几乎都出自弗吉尼亚州的大地主、大奴隶主和资本家家族,而弗吉尼亚一向是大英帝国北美殖民地起义最频发的地区之一,因此美国的开国精英们有丰厚的镇压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经验。美国统治精英信仰的是新教(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是秘密邪教—共济会)。美国精英信仰的宗教抛弃了基督教旧有的抑富济贫、悲天怜人的道德情怀,认定富裕者和成功者是上帝的选民。

  引发美国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于1763年颁布公告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移民,即将山脉以西土地划给了印第安人。[33]英国此举的目的,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弥补之前屠杀印第安人的罪孽向印第安人示好,其实这是在北美地方白人精英越来越不听话背景下一种稳固殖民统治的手段。而美国人独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西夺取更多地生存土地,并将抵抗者杀光,美国人在甚至尚未独立时、在独立战争进程中就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侵略、攻击和屠杀。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出现分裂,一部分人支持英国,一部分支持北美的新生白人精英。然而美国人的目的却是要将印第安人斩尽杀绝。

  从1757年到1805年,大英帝国一边集中全部精力侵占印度,一边应付法国崛起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法国帮助下成功独立并在北美站稳脚跟。

  由于北美缺乏金银等矿产,并且北美的气候原因导致农作物与英国类似,因此在当时的英国看来,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经济的补充性较差,战略重要性较低。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对北美控制程度较弱,英国允许北美殖民地发展本土工业但严厉禁止其他殖民地的独立发展。这就使美国一独立便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南北战争中,资本家阶级战胜了大地主阶级,美国成为工业强国。而拉美各国独立时其经济完全还是依附性的,直到今天仍然带有很大的依附性。这也构成了地缘政治上常见的辩证法:由于拉美等地区地区资源丰富,因此成为西方殖民者掠夺和镇压的重点地区,拉美独立的过程也更加曲折复杂及漫长。

  这种局面也类似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日本的市场和资源无法与中国相比,列强在日本无法得到什么。因此当列强把大部分武力用于对付中国的时候,日本奋发自强实现了崛起。而为了更好地牵制中国和俄国,英国及后来的美国采取了扶持日本的策略,日本正是通过1894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日俄战争正式崛起为帝国。

  六、美国本质上是个种族主义传统非常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

  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有浓厚的种族歧视。美国从建国开始便顽固坚持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白人血统与白人文化。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大规模的白人和印第安人通婚的现象。根据1949年的统计,美国的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只占人口的1%。直到20世纪20年代,亚利桑那、奥勒冈、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等州的法律,仍禁止白人与印第安人通婚;弗吉尼亚还制定一种法律,把含有1/16印第安人血统的人,当做有色人种看待,和黑人置于同一类。[34]而在拉美地区,混血人人口的比例高达50%,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等国有大量的印欧混血人口。

  也许正是血缘的差别,使拉美各国的种族主义没有美国那么强。因此,在美洲新独立的国家中,美国是对其他国家和种族侵略性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对外不断进行扩张,只不过是其内部种族主义对外延伸而已。

  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美洲各个国家逐渐独立,但美国和其他多数美洲国家,从独立之始就大不相同。几乎与美国独立的同一时期(以1780年在秘鲁“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大起义为标志),在拉丁美洲各地区爆发了独立反抗运动。从秘鲁到海地、从墨西哥到委内瑞拉,各地起义领袖大都反对奴隶制,后来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新政府都提出了禁奴的法律(巴西除外)。拉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便以哥伦比亚(包括今日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和秘鲁(包括今日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共和国最高执政官名义,颁布了《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法令》 (1825年7月4日) 和《关于给印第安人分配土地的法令》 (1825年7月4日) ,正式承认印第安人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明确规定,每个印第安人都有权享有土地。[35]

  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开国精英的显著特点是,他们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殖民主义传统,他们更多地代表西方白人殖民者的利益,甚至许多主要的开国元勋本身就是奴隶主。美国1776《独立宣言》以“人人生而平等”开头,但全文只有一处提到印第安人,而且将其称为“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曾有谴责奴隶制的条文,但是在奴隶主们的反对下被删除。对于美国这个帝国的天生基因,美国的邻居们体会更深。古巴卓越的思想家、诗人何塞·马蒂于1890年10月10日在纽约演讲时便称美国的立国是“无情地在他们的奴隶的背上签署自己自由的文书”,并且还敏锐地指出“他们和军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贵族武士团”。[36]在美洲新独立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对待美洲大陆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极其野蛮,并长时间保留奴隶制度的国家。正如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1823-1865)曾说:“我们这些南方的穷人在所有的共和国内取缔了奴隶制度,而你们这些幸福的富人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把土著种族包容进社会,并继续这样做,因为我们把他们看做自己的血肉,而你们却冷酷地灭了他们……”[37]

  实际上血缘差异,并非正义和邪恶之间的分水岭。拉美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委内瑞拉独立运动领袖为独立运动设计的白、蓝、黄、红四色旗,象征着土生白人、黑人、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的民族团结。墨西哥独立之父米格尔·伊达尔哥是一位关心印第安人疾苦的下层白人神父。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曾说:“在一次会议上,我曾说我是印第安人,我感觉我是印第安人。谁知在欧洲和西班牙造成了一场大风波,他们说:‘真是奇谈怪论!一个西班牙加利西亚人的儿子,居然说自己是印第安人’。而我说那句话是真心的,因为那时我感到的是自己的拉丁美洲人命脉。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从遗传上是印第安人,而是说我的灵魂是印第安人的灵魂。”[38]

  在整个美洲,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都有大量的纯的白种人谴责西方殖民者、同情结局悲惨的印第安人。也正是这些人,成为历史上和今天美国的敌人,是对抗美国对内种族主义、对外霸权主义的中坚力量。

  物极必反。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美国曾在拉美横行百年,终于在自己的腹地迎来反美浪潮。今天,继承了拉美独立之父玻利瓦尔精神的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等人,正是反抗美国霸权政策的中坚力量。为印第安人复仇的情结,继续延续在今天的拉美各国左翼政治领导人身上。进入21世纪,当美国凭借其硬实力、软实力在全世界继续横冲直撞时,在自己的后院拉美则迎来一波又一波反美浪潮。美国的那套宣传已经在拉美没有任何市场。拉美的今天,就是亚洲、非洲的明天。

  今天,在强烈的道德压力下,美国也不得不向印第安人道歉。美联社2010年5月19日报道称,根据美国国会决议,美国政府应就“不理智政策和对印第安人采取的暴力、抢劫以及破坏与北美土著人达成的协议”道歉,但美国拒绝赔偿。

  总而言之,美国一诞生,就是一个异常邪恶的国家,历史注定这个邪恶国家将承担将罪恶的资本主义的推向顶峰(随后崩溃)的使命。对于自身带有邪恶的基因这个历史事实,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如何看待?一种便是拼命否认。但是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异常残酷、美国浓厚的奴隶制传统、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成性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另一种便是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又极力为这种天生的劣根性、邪恶性披上合法的、道德的、神圣的外衣。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危险的国家》中,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观点,将美国为自己天生的邪恶进行辩护时的可笑窘态表现的淋漓尽致。比如,他指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有一种“天命”思想:“随着‘天命’思想而来的是一种以这种文明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行使征服权的信念。这不是单纯的种族主义,而是‘文明主义’。”他具体说到:“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人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大洋彼岸,努力扮演‘野蛮国家’的‘文明代理人’。在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人仍在追求着这种早期的英国人的使命,领土征服已经不是目标,但相同的目的则是将‘发展中的’国家提升到与发达文明一致的水平。”在这里卡根认为,英国人及后来美国人对世界的征服的目的是履行自己的“天命”——为野蛮的国家和种族带来文明。正如卡根所总结的,“他们不是要征服印第安人,而是在解放他们”。[39]但是卡根不得不承认,“事实上,至少与法国人相比,盎格鲁-美国人毫无疑问更加残酷一些,而且更不关心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利益。”[40]其实,卡根在该书中隐瞒了更多的事实,在印第安人问题上,美国人不仅比法国人更加残酷,美国人比西班牙也要残酷——在今天南美仍然有四千万印第安人,在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等国都有大量的印第安人。而北美历史上的三千万至一亿印第安人已经几乎灭绝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美洲新独立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大规模采用奴隶制、并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奴隶制的国家。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和奴隶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英国直到1834年才真正废除奴隶制,法国于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才废除奴隶制,而美国的奴隶制最为顽固,于1865年南北战争后才逐步废除。

  美国从一诞生便是有道德污点的国家,这一点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很清楚。亨利·诺克斯是独立战争时期的炮兵司令,少将军衔,后来继乔治·华盛顿任陆军司令,美国第一届政府战争部长。他在1793年曾对美国人警告说:“如果我们的人口和战争模式摧毁了这些部落……人类及后代子孙中那些正直的人很难把我们的行为与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行为区分开来。”诺克斯还做出预言,如果美国人继续不公正对待印第安人,“非正义和非人道的乌云将会笼罩在我们的民族本性之上。”[41]的确,如同诺克斯等美国开国精英所承认的,邪恶的、非正义的、非人道的乌云从一开始就一直笼罩在美国头上。

  只要是正常的美国人,对于自己和自己国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良心上的不安。华盛顿、杰斐逊、诺克斯等人恐怕都曾遭受良心的谴责。然而,邪恶、非正义、非人道,是美利坚这个民族及美国开国领袖们的本性,维护自己和自己阶级(大奴隶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远远比所谓的良心重要。华盛顿、杰斐逊等人其实深知钻美国法律空子、大肆蓄奴并推广奴隶制是件罪恶的事,但是在个人及家族利益面前,他们顾不了那么多了。华盛顿、杰斐逊、诺克斯及其继任者,都知道灭绝印第安人是件极不道德光彩的事,将使美利坚民族的本性里深深地转入邪恶的基因,但是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将这件工作推广下去。为了挽回自己民族的声誉,美国的历届总统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作不是彻底反思和终止自己的罪行,主要是拼命地掩盖自己的罪行。第一,他们在宣传中故意缩小他们所屠杀的印第安人的数量,将北美三千万至上亿的印第安人人数缩小到几百万。第二,他们指责是印第安人先不遵守所谓的条约(其实很多是骗局),因此美国惩罚背信弃义者是正义的。第三,他们极力妖魔化印第安人,把自己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说成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战争。

  毫无疑问,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价的话,美国人所拥有的的确是最下等、最野蛮的文明,与之相比,中国几千年前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恰恰是这种野蛮文明在弱肉强食的全球化进程中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霸权,这是近代以来人类的最大悲剧和灾难。

  总之,美国并非一个普通的帝国主义国家,历史上的美国人也并非普通的殖民者。美国从一建国开始,便是一个种族主义意识极端强的国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针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便是由美国来完成的。美国的开国领袖,如华盛顿、杰佛逊、富兰克林等,都是无比凶残的奴隶主。以解放黑奴著称的美国总统林肯,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当时美国野蛮黑暗的奴隶制已经遭受全世界的谴责和嘲笑,但林肯一直梦寐以求的应对措施就是要将黑人全部赶出美国,使美国成为纯粹的白人国家,只是因为战争的失利才最终不得不宣布解放黑奴。虽然法律上形式上给了黑人自由,但是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在美国仍然十分普遍,直到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情况才略有改观。

  美国对华人的歧视远甚于黑人。1882年,在用坚船利炮逼迫中国开放门户的同时,美国国会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外民族的种族排斥法案,赤裸裸地展示了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彰显了美国将中国人视为邪恶异教徒及“黄祸”的深层心理。1902年该法案被无限期延长。1924年和1930年美国又连续颁布新的移民规定,杜绝华人进入美国。直到1943年,为了利用中国抗击法西斯,美国才通过了《麦诺森法案》,从法律上废止了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和迫害,至此美国才承认那些已经在美国居住几代人的华人是美国公民。然而,美国很多州仍然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以防止“劣等”的华人血统污染白人,直到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全面废止相关法律。今日的美国人对自己的种族主义罪行是承认的。1988年,美国政府就二战时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进行道歉,并对每人赔偿2万美元。2006年至2010年间,美国国会及政府多次向黑人和印第安人道歉。这一下子激怒了在美国的华人,因为美国历史上歧视、迫害华人最厉害,但是美国从未道歉,难道华人在美国白人眼里是最劣等的种族?经过华人不懈努力,直到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才对1882年《排华法案》道歉。

  早在1751年,美国的开国领袖富兰克林就说过:“纯粹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很小。非洲人是黑种人或黄种人。亚洲主要是黄种人。美洲(新来者除外)也都是黄种人。在欧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与瑞典人通常被我们称作黑皮肤,德国人也是。只有萨克逊人例外,萨克逊人同英国人组成地球上的白人主体。但愿他们的数量见涨……我对我的民族的肤色有些偏爱。”美国开国领袖富兰克林的话说得太明白不过了,只有英国人及美国人——这一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优秀代表,才是最高贵的种族,他们占人类的比例应该扩大再扩大,也就是说,其他一切种族应该缩小再缩小,不仅包括印第安人、黑人、黄种人,还包括欧洲其他种族如法国、德国等。这是一种十分深厚的种族优越感,正如当年正在起劲地进行奴隶贸易的英国人在诗中所写的,非洲人是“黑色的丑陋的鬼怪”,而英国人则“像上帝本人”。

  美国开国领袖们浓厚的种族主义思维带带相传,影响了美国的每一代总统和战略规划师,如19世纪末提出海权论的著名战略家马汉,他极力鼓吹美国与英国的合作,它们“既出于政治传统,又出于同一血统”。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好的希望”就在于他们联合起来并将它们的控制扩展到许许多多民族身上,因为这些民族还处在“种族发展的婴儿期”。美国著名学者Michael H. Hunt指出,种族歧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意识形态之一,达尔文的理论被美国人曲解,加强了早已经存在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感,美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按照工业发达、军力雄厚、国际影响力、宗教等标准,认为有色人种处于进化序列的低级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种族阶梯的顶端,其他低等级种族要么追随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领导,要么跌入种族等级的底部,“悲叹着自己命运的不济,等待着最后的灭绝”。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社会的财富甚至全世界的财富,都已经垄断集中在极少数的白种财团家族手中,这些财团实行财富世袭制,是种族主义的天然温床。这些财团通过各种幕后的秘密组织,控制了美国的内政外交,形成了实力强大的幕后政府,使台前的民选政府沦为傀儡。

  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在美国幕后政府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洛克菲勒家族,便是美国信奉种族主义传统的代表性垄断财团。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这个财团便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如优生计划、战争殖民、秘密生物战)谋求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壮大及有色人种的逐渐消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便是三大种族及其背后的三大宗教(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博弈,其分别是英美谱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挑战英美霸权的其他种族(以德国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为龙头),当然,还有不可忽视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并非有自己独特种族特征的民族,犹太人中的核心力量,北欧犹太人种,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分支,是信犹太教并奉行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当美国开国领袖为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自豪时,是将犹太人包括在内的。

  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欧洲各种族争当第一世界的话(结果是美国代表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世界霸主),21世纪的战争的本质,则是世界霸主美国试图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控制乃至消灭第三世界。

  【注释】:

  [1] 1991年5月13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第25页,美联社1992年10月13日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电讯。转引自张海涛:《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2] Keller,Allan,Colonial America.凯勒,艾伦:《殖民地的美国》,纽约,1971年,第20-21页。转引自《美国印第安人的人权考察-美国等西方国家书刊摘编》,《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5期

  [3] Lord Jeffrey Amherst's letters discussing germ warfare against American Indians ,http://www.umass.edu/legal/derrico/amherst/lord_jeff.html

  [4] 房龙:《美国史事》,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5] 房龙:《美国史事》,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6] More,W.V.,Indian Wars of the United States,穆尔《美国的印地安战争 》宾夕法尼亚1842年,第181页。转引自《美国印第安人的人权考察-美国等西方国家书刊摘编》,《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5期

  [7] Macleod,william.christie.,The American India Frontier,马德奥德,W.C.,《美国的印第安边疆 》纽约,1928年,第401页。转引自《美国印第安人的人权考察-美国等西方国家书刊摘编》,《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5期

  [8]David E. Stannard,《AMERICAN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19-120.

  [9]华盛顿蓄奴大钻法律空子,北京晚报,http://news.sina.com.cn/w/2007-06-15/145012029821s.shtml

  [10] 美国国父华盛顿曾役使白奴,青年参考,http://news.163.com/09/0428/17/580KJCEJ000120GR.html

  [11] 《Jefferson and the Indian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Jefferson_and_the_Indians.html?id=RJrCK2b8RJ4C

  [12]David E. Stannard,《AMERICAN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1.

  [13]弗朗西斯.保罗.普鲁查:《美国印第安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转引自《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哲社版》,1999年05期

  [14]Michael Gaddy: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Great Emancipator",http://www.unitednativeamerica.com/issues/lincoln.html

  [15] David E. Stannard,《AMERICAN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45

  [16]俞飞:《印第安人土地归属诉讼百年》,法治周末,http://roll.sohu.com/20120418/n340843705.shtml

  [17]《两个美洲——拉美反殖思想传统的历史渊源》,拉丁美洲研究 ,1996年第2期

  [18]杨卫东:《试论美国国务卿昆西亚当斯的外交思想》,《历史教学》,2006年,第4期

  [19] David M.Pletcher,the Manifest Destiny in Encyclopedia of U.S. Foreign Policy,Alexander de Conde,New York,1978.P526。转引自《美国“天定命运论”浅析》,《赤峰学院学报》,2010年11月

  [20]徐世澄:《何塞·马蒂思想及其现实性》,http://ilas.cass.cn/zxcg/zhengzhi/20050124/182547-2.htm

  [21]刘承军:《何塞·马蒂与拉丁美洲的反帝思想传统》,

  http://ilas.cass.cn/cn/kygz/content.asp?infoid=3560

  [22]艾米里奥·罗伊格·德卢其森林:《何塞·马蒂:反帝国主义战士》,三联书店出版,1965年,第30页

  [23]《“新天定命运”论与美国的海外扩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 0 1 1年4月

  [24] 《恶魔在徘徊-对20世纪战争的回顾与反思》,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4页

  [25] 汤姆-伯内特等《谁在真正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26]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27] 同上

  [28]宗凤鸣记述:《ZZY软禁中的谈话》,开放出版社,2007年,第335页

  [29] 张海涛:《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30]张海涛:《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31] 《美国史论文集》,1979年,第507页,转引自索飒:《丰饶的苦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32] R.S.贝克:《威尔逊之生平和书信集》(Woodrow Wilson,Life and Letters)八卷集,纽约,1927一1934年版,第4卷,第85页。转引自《“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下)》,《世界历史》,1980年04期

  [33]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34]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美国史论文集》(1978年)第64页。转引自索飒:《丰饶的苦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35] 《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28-131页

  [36] 艾米里奥·罗伊格·德卢其森林:《何塞·马蒂:反帝国主义战士》,三联书店出版,1965年,第29页

  [37]索飒:《丰饶的苦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38] 文集《我们的美洲在500年之际:拉丁美洲的解放与认同(1492-1992)》。转引自索飒:《丰饶的苦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39]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

  [40]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41]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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