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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非暴力战争”——美国“颜色革命”战略及其应对思路探讨

马钟成 · 2015-04-13 · 来源:北斗深度智库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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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依据吉恩▪夏普的非暴力战争理论,在全球范围内频频通过颜色革命的方式更迭他国政权。从“郁金香革命”到“茉li花革命”,从“占领国会”到“占领中环”,全部都出自吉恩▪夏普所总结出的198种非暴力战斗手法。

  马钟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研究部主任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依据吉恩▪夏普的非暴力战争理论,在全球范围内频频通过颜色革命的方式更迭他国政权。从“郁金香革命”到“茉li花革命”,从“占领国会”到“占领中环”,全部都出自吉恩▪夏普所总结出的198种非暴力战斗手法。高度重视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争,是夏普式非暴力战争的鲜明特色,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刻意制造和传播谣言。“非暴力战争”理论出现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非偶然,它是美国精英阶层系统性学习和模仿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产物。

  关键词:颜色革命 非暴力战争 占领中环 群众运动

  【注:本文主要内容发于《探索》杂志2015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作者提供给北斗深度智库(公众号:bdsdzk)的原文。】

  2014年9月28日,国际反华势力于香港发动的“占领中环”运动爆发,这是一场带有典型的美式“颜色革命”痕迹的政治动乱。对美式颜色革命所依据的基础理论、战略战术及其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应对方案,已经越来越迫在眉睫。

  一、以“非暴力战争”理论为指导的颜色革命波及香港

  与8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一样,香港2014“占领中环”运动所遵从的,仍然是美国爱因斯坦研究所所提供的“非暴力战争”战略。爱因斯坦研究所由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及索罗斯等所共同资助。“非暴力战争”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通过非军事手段颠覆他国政权,为避人耳目有时称作“非暴力抗争”,但其根本上看不是一种简单的“抗争”。

  举例来说,早在2013年6月21日,民y分子王丹任院长的“华人民主书院”就在香港城市大学组织了名为《非暴力抗争训练研究与简介会》的活动,其主要意图就是培训青年学生和劳工领袖如何按照“非暴力战争”的原则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当然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本次“占领中环”运动服务的。这次活动邀请“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戴耀廷和社会民主连线主席梁国雄进行了《非暴力抗争训练研究会:非暴力抗争与和平占中》的讲座。此次活动的另一主题是“非暴力抗争训练简介会”,由台独势力骨干、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台湾民进党前中央委员、立委、劳工领袖简锡堦对向参会骨干进行了关于“非暴力战争训练”的介绍和动员:“‘非暴力抗争训练’源于美国吉恩·夏普博士(Dr. Jene Sharp)及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研究。”[[1]]随后于2013年7月末开始,华人民主书院在香港对占中运动骨干进行了多期“非暴力战争训练”。

  吉恩·夏普是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出生于1928年,现在已经86岁高龄。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他系统地完成了“通过非暴力手段颠覆政权”理论建构,其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从独裁到民主》,《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非暴力革命指导》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颜色革命的圣经,而夏普则在西方被称为“非暴力战争的教父”和“非暴力战争的克劳塞维茨”。一定程度上说,非暴力=非军事=和平,战争=演变=政权更迭,所以“非暴力战争”可视作“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同义语。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各种版本的颜色革命,包括2014年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所采用的手段,几乎都是对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的实践。因此称夏普是颜色革命教父,名副其实。俄罗斯、中国、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夏普及其手下机构的培训。爱因斯坦研究所的主要经费,就来自于美国第二中情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从80年代开始,以非暴力战争更迭政权方式,成为美国颠覆他国的首先方案。美国先是颠覆了苏联东欧等共产主义政权;1999-2000年在俄罗斯的周边颠覆了亲俄的南斯拉夫政权,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扶植了势力强大的政治反对派;进入新世纪又在中亚五国制造颜色革命颠覆了亲俄政权;2007年缅甸发生“藏红色革命”;2008-2009,中国西藏、新疆接连发生严重骚乱;2011年开始美国又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策动茉li花革命,推翻了一系列不听美国指挥的政权;而在中国的周边缅甸等国,颜色革命几乎已经大功告成……在这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吉恩·夏普的身影。

  1991年推翻苏联政权的叶利钦的拥护者人手一册夏普的著作《非暴力革命指导》;1998年夏普及其助手组建了反对米洛舍维奇的青年组织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两年后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随后夏普再接再厉,在布达佩斯建立“非暴力抵抗中心”培训各国的反对派,其中包括2001年在白俄罗斯成立的“Zubr!(野牛!)”,2003年4月在格鲁吉亚出现了“Kmara!(受够了!)”,2004年6月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成立了“Pora!(是时候了!)”……随之颜色革命风暴席卷中亚;2006年左右,夏普及其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又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随后几年里缅甸开始导向美国……

  二、从台湾“太阳花学运”到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吉恩·夏普的魔影正笼罩中国

  搞乱中国、搞乱北京,是夏普多年以来持之以恒的梦想,因为在这里他曾经遭遇他自称的“灾难性的挫败”。在其199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从独裁到民主》前言中,夏普承认,在过去几十年里,他曾经直接访问过“同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战斗过的西藏人”,而且他公开承认,1989年6月中国内乱升级前夕,他就在北京参与制造动乱,“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喜庆似的自由示威的的日子里和首批装甲车进入的那个灾难性的夜晚”,是让他后来无比悲情和愤恨的地方和时刻。[[2]]

  夏普对中国事务干涉甚深。自1989年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活动失败后,夏普及其爱因斯坦研究所很快就加大加快了向台湾的渗透。早在80年代,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安排下,夏普就与活跃在美国及西方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建立了联系。1987年蒋经国开放党禁后,美国及台独势力利用时机积极在台湾发展自己的群众性政治力量。1990年2月,夏普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了“非暴力制裁(Non-Violence Sanction) 国际会议”,专门通过台独联盟主席张灿鍙邀请台独联盟加拿大本部主席林哲夫参加会议培训。[[3]]从此,台独势力系统掌握了夏普的非暴力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并在90年代获得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并由此迅速发展壮大。夏普还在台独势力的邀请下于1994年12月亲自访问台湾,亲自培训指导台独势力如何通过非暴力手段获得政权。而香港2014“占领中环”运动青年骨干的培训工作,正是由林哲夫的密友简锡堦所完成,他向青年骨干所灌输的仍然是夏普的非暴力战争理论。

  2014年3月18日台湾爆发了以占领“立法院”为标志的“太阳花学运”,这是台独势力发动的以阻扰两岸服贸协议、破坏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为目标的政治动乱。简锡堦任执行长的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派出专门团队在现场教导学生如何进行夏普式的非暴力抗争,还在现场演练学生群体如何集中力量对抗镇暴警察。[[4]]通过这场运动,台独势力将大批台湾普通青年群体组织动员起来为己所用,民进党借此为自身补充了大量年轻的新鲜血液,从而可以继续在财阀及底层民众两边左右逢源,而国民党则由于脱离底层民众而日趋败落。民进党借此彻底扭转了陈水扁入狱以来的多年颓势,在未来的台湾2016年大选中民进党也可以说已经稳操胜券。民进党利用“太阳花学运”逆势崛起,完全打断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步伐和进程,将台湾局势重新推入恶化轨道。

  台独势力对香港2014“占领中环”运动介入甚深,除了简锡堦的直接培训外,香港“占中”青年骨干与台湾“318太阳花学运”骨干互动密切。例如,“占中”骨干、港独分子、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多年以来一直在积极推动香港学联与台独势力密切勾结,以策动“两岸四地如何反扑中国政府”。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后,周永康就飞到台北向发动该运动的民进党的第二梯队“学习”与“取经”。318学运的主要领导人林飞帆、陈为廷更是公开支持香港反华势力反政改、占中环、罢课、罢市,香港“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就直接邀请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发起人林飞帆来港交流。在罢课行动中台湾学运分子将他们的抗争纪录片《公民不服从》提供给香港学联播放。[[5]]

  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美国感觉通过上层渗透和平演变中国希望渺茫,因此显著加大了颜色革命的力度,随后西藏、新疆相继出现动乱,台湾、香港、澳门也陆续进入动荡时期。2011年12月,吉恩·夏普亲自向台湾的台独势力领袖蔡英文致函建言,他认为随着台湾的逐步独立,必然将面对来自中国威胁的“高风险”,但是中国的国力和军力大于台湾,为了对抗中国,应推动建构台湾“群众性公民防卫”的相关立法,用台湾的群众性力量来抵抗中国。[[6]]夏普所提战略的实质是,让台独势力发动心理战进一步妖魔化大陆政权,将大陆、中国污蔑为独裁邪恶的力量,通过立法等手段,普及“群众性公民防卫”运动,动员全体台湾民众起来用非暴力战争的方式捍卫“自由”,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与大陆打人民战争。“太阳花”学运,即是夏普战略的一个预演。如果夏普战略在台湾得以顺利推行,中国即便是在台海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却要面对台独势力发动的大规模地群体性非暴力抗争。如果中国采用武力解决,美国及西方则以捍卫台湾民众人权的名义借机干涉,将台湾问题利比亚化、叙利亚化。因此,在夏普战略面前,中国的经济及军事优势恐怕无法确保最终收复台湾。作为美国的重要军师,夏普的重要使命便是孜孜不倦地推动中国的解体。

  2010年2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杨苏棣(Stephen M. Young)出任驻港澳总领事,这是一名善于策划颜色革命的老手。而在2013年7月接任杨苏棣的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则是另一位出身情报系统的热衷于推行颜色革命的外交官。

  夏千福曾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部主任、五角大楼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外交政策顾问以及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等。他在台湾工作期间,就曾指挥李登辉按照“宁静革命”的模式,以“推动民主化”为名,行“去中国化”的“台独”主张,其实质就是在不引发大规模战争,不会将美国引入战争泥泞的前提下,在当地按照非暴力战争原则发展“台独”势力,进而扶植亲美政权,后来这一套方法又被陈水扁所延续。在2013-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中,夏千福不仅仅在幕后进行谋划,更是直接跳向前台批判指责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反华势力争取“真普选”。[[7]]

  夏千福的前任在颜色革命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杨苏棣早在90年代末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主任期间,就积极支持陈水扁参选“总统”,与台独势力关系密切,2001年杨苏棣离任时,陈水扁还以总统名义向这位“亲爱的朋友”颁赠20多年来史无前例大绶景星勛章。杨苏棣随后出任美国驻吉尔吉斯大使,他在此期间积极指挥了名为“郁金香革命”的颜色革命。当时杨苏棣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派驻吉尔吉斯的工作人员大量印发吉恩·夏普的系列书籍。[[8]]杨苏棣可谓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老手,美国在2010年初将杨苏棣派到港澳,在港澳及中国大陆发动颜色革命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也正是在此期间,香港各种动乱层出不穷,例如,2010年相继出现“还我普选元旦大游行”、“五区公投”、“全民起义”等活动,再到2013年以来的“占领中环”,“颜色革命”的动乱态势愈发严重。

  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美国颜色革命的扳机瞄准的不仅仅是香港,而是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中国。比如,美国一直试图用颜色革命的招数搞乱澳门,杨苏棣在任驻港澳总领事期间曾经频繁接触和联系澳门的“反对派”,并在澳门反华势力中间推广夏普的非暴力战争战略。2010年以来,配合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一直绞尽脑汁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比如,2011年2月份,在美国势力的精心策划下,以“占领王府井”为标志的“北京版茉li花革命”就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压力测试”,从发布者的运作来看,这场活动完全依据夏普的理论进行了精心计划和准备,而且发动者谙熟非暴力战争的战略战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于2月20日当天亲自前往王府井为反华势力站台。

  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幕后策划者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着眼的不仅仅是香港,而是整个中国。运动爆发一年前,壹传媒主席黎智英在自己家里与台独领袖施明德等人秘密会谈时,屡次强调要将香港的自由之花变成中国的自由之花:“香港的自由之花,就有可能变成中国的自由之花,这个是有历史意义的……这朵花开出来就会是香港自由之花,也可能会是中国自由之花,也就是这样开始了。”[[9]]2014年4月,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早在访美时,就在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开会研究占中行动的计划、参与人物及诉求等等,会议长达一小时,由NED地区副主席格雷夫(Louisa Greve)亲自主持。李柱铭与陈方安生都声称,由于北京很在乎外国如何看其管治方式,故可利用这点来迫使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务上让步。李柱铭在会上详细讲述了占中计划,还强调香港的角色,就是要将西方的法律及利益等传入内地。[[10]]由此可见,“占中”运动仅仅是夏普在香港进行的“非暴力战争”的一个开始,美国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所需的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已经发展成熟,香港的社会动乱未来将接连发生,直至将大火引入内地。可以想象,在吉恩·夏普非暴力战争魔影笼罩下,更加严峻的颜色革命考验在等待着中国。

  三、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战略战术

  要有效应对颜色革命,必须对其依据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战术进行深入分析。

  1、“非暴力战争”的权力理论

  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的基础,建立在其权力理论之上。夏普认为,“武力”、“暴力”是“独裁者”的优势之所在,但是权力的维持,必须依赖社会各部门及人民的支持、服从与合作。夏普的得意弟子、美军前情报军官、现任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赫尔维认为,吉恩·夏普理论的要点在于:“既然人民提供了统治者权力的资源,那么人民也可以拒绝提供他们集体向政权提供的权力资源,从而收回他们同意接受统治。”[[11]]

  吉恩·夏普认为,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并非来自统治者本身,而是来自外部,其中主要有六个:(1)、合法性:统治者在被统治者中之权威范围与强度,它是影响统治者权力的一个关键因素。(2)、人力资源: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多少人服从他与他合作,或为他提供特别协助,以及这些人在整体人口中之比例与他们组织之范围及形式的影响。(3)、技能与知识:统治者的权力也受到这些人之技能、知识与能力,以及他们之技能、知识与能力对统治者需要之关系的影响。(4)、无形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如对服从与屈服的习惯与态度,以及一个共同的信念、意识形态或使命感的有无,都会影响统治者与人民相关的权力。(5)、物质资源:统治者控制财产、天然资源、财务资源、经济体系、通讯与运输工具的程度,有助于确定他权力的限度。(6)、制裁:统治者最后权力的来源就是他可以处置制裁的类型与程度,两者都使用来对付他的被统治者以及在与其他统治者发生冲突的时候。[[12]]

  而非暴力战争的战略,就是削弱乃至剥夺统治者的这六方面的权力来源和基础,进而和平地实现政权更迭。

  2、非暴力战争的战斗方法

  夏普在1993年出版《从独裁到民主》一书中对他过去的著作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了3大类、40小类别的总共198个的非暴力战斗方法。三大类别包括:非暴力抗议和劝说的方法、不合作的方法、非暴力干预的方法。[[13]]

  (1)、非暴力抗议与劝说,是最温和的一类方法,包括各种游行、公开集会、集体表达意见、象征性公开行为、向公众传播信息和思想等等小类别。而“象征性的公开行为”这一小类别中第一条战斗方法,便是“展示旗帜和象征性彩旗”,第二条是“佩戴象征标识”,这便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颜色革命”、“茉li花革命”等等形形色色的非暴力革命诞生的起源。

  (2)、不合作的方法,则是对现存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关系实行故意的切断、限制、撤除或者公然反抗,例如“罢课”、“退出社会机构”、“罢工”、“经济性抵制”、“抵制选举”、“不服从不道德法律”、“拒绝纳税”等,这种合法或非法的不合作行动能致使日常生活无法顺利运作。

  (3)、最后一大类非暴力干预方法,则是直接干预、并破坏局势的方法,抗争者运用这种手段掌握主动权,并且直接使制度及局势遭到破坏乃至陷入崩溃,这些方法包括心理干预、物质干预、社会干预、经济干预、政治干预等等。在心理干预中包括“绝食”、“非暴力骚扰”等等战斗方法,政治干预中包括“暴露特务身份”、“诱使进行拘捕入狱”、“建立平行政府”等等。而在“物质干预”这一小类别中,夏普总结了“静坐”、“非暴力入侵”、“非暴力阻挡”、“非暴力占领”等战斗方法。所谓“占领国会”、“占领中环”等等,即来源于此。

  3、非暴力战争战略战术的关键要素

  夏普非常强调非暴力战争中战略战术的重要性,他认为非暴力战争战略战术的关键要素有七个,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著名军事专家李德哈特所提出的“间接战略”、“间接方法”在非暴力战争中的应用,在夏普看来,非暴力战争的技术,可视作军事战略中“间接战略”的极端发展。夏普分析认为,“与其直接攻击对方有力的阵地不同,李德哈特强调指出心理因素的重要性,那么战略之目的就成为‘减少抵抗的可能性’,敌人的‘心神错乱’在实现胜利的条件中是至关重要的。”夏普认为,采用这种间接战略的非暴力手段,对付使用军事手段的对手非常有效:“这会使对手的行动手段总是遭到间接性的挑战,而他镇压的权力就会以一种政治‘柔道术’反弹对付他。最后,他的这些权力来源就会减少或消除”。[[14]]

  因此,夏普强调非暴力战争战略战术的第二大要素,就是“心理要素”。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被夏普视作权力的关键基础,它直接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及被统治者对政权的态度。夏普指出,尤其是面临对手严厉镇压的情况下,心理和意识形态一因素更加关键:“非暴力冲突抗争中这些行动者的士气,正如同在军事冲突中的一样,都是重要的……信心应该是非暴力行动的根本素质”。[[15]]

  高度重视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争,是夏普式非暴力战争的鲜明特色。夏普的得意弟子、现任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 L.赫尔维在《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也强调:“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16]] 在该书中,赫尔维专门用整整一章来论述如何进行心理战。他指出:“心理战是一个计划周全的非暴力斗争的核心。 其目的是──主要通过宣传──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不论在军事战役还是在非暴力斗争中,心理战一再证明其有效性,作为削弱、分裂、中立、和瓦解对手的支柱的强有力的武器。反对派团体也用它来帮助吸收新成员的努力。”[[17]]

  进行心理战,宣传工作是基础。在该书中,除了鼓动进行白色宣传外,赫尔维还鼓动进行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即刻意传播那些伪造的信息和谣言,“这种宣传可以用来在对方的队伍里制造不信任和混乱,降低士气,转移对自身的弱点和意图的注意力。”[[18]]在传播方式中,除了标志、口号、音乐、印刷、媒体、音视频等手段外,赫尔维还在最后着重强调了制造谣言这一手段,他指出:“如果谣言构成总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那么谣言至少必须有一点些微的事实作基础,或者至少可以被看作是基于已知的或猜想的事实。谣言的主题应当是对目标受众有重要性的,而且要有趣,使人家愿意传播它。谣言可以用来提高或降低目标受众的士气,或引起诸如仇恨、厌恶或钦佩等情绪。”[[19]]由此可见,制造谣言和传播谣言,是夏普式非暴力战争中心理战方面的重要作战方式。

  夏普强调的第三大关键要素是“地理和物质实体”。夏普认为,“军队可以控制一个区域,但是却并一定建立能够控制该区域内人口的政权”,因此和传统战争类似,非暴力战争并不谋求一城一池的得失,它只是将“特定地方之控制”“当作‘中间环节’或是做为‘获得更大优势的手段’,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此外,“特别的地方、建筑物等等有时候有可能在非暴力行动变成很重要,特别是当他们有高度的象征意义时。”[[20]]无论是香港的“占领中环”,还是台湾318的“占领国会”,都体现了这些战略。

  夏普强调的第四大关键要素是“时机”。他认为,执行战术的时机在非暴力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时机的考虑必须从整体局势的角度”,“必须要有能力可以判断人们甚么时候已经准备好采取直接行动,并且也要判断在甚么时候呼吁采取行动将只会得到微弱的反应或受到忽略。”[[21]]夏普还指出,时机要选择于对手企图强加或延长他对社会之控制的阶段,而且有时要“迅速的反应与抵抗”。对于“入侵”的外来政权,夏普认为有三个时间点特别正确:第一个时间点是在正式取得政权之后;第二个时间点是在“入侵者”寻求重要团体,如警察、公务人员与工会之合作与协助的阶段;最后一个时间点是在“入侵者”企图摧毁独立的社会机构,将所有组织与机构摆在他的控制之下,以及分化民众的时候。夏普强调,出现这些情况,“重要的是要毫不拖延地进行发动抵抗运动,而且人民不可以‘等待观望’或优柔寡断。只有迅速采取行动才会有效果。”[[22]]2003年7月1日大游行以及2014年的占中运动,都是选择于重要时机,前者是针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后者则是全国人大常委关于香港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办法做出的决议。因此,中央政府在这些重要的关键点和时机上千万不能退缩,要争取一次性解决问题,而不能再给对方留下发作的“时机”,否则后患无穷。

  夏普强调的第五大关键要素的是“人数与力量”。夏普认为,人数非常重要,但人数并不完全等于力量,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且也不能保证胜利”,除了人数外,纪律和组织同样重要。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在总罢工或兵变中,“人数可能有时候是具有决定性的”。但夏普也非常冷静地指出:“特殊的战术与方法可能有它自身人数的要求。人数多而无法维持非暴力的纪律,并且在镇压之下无法继续行动,可能会削弱运动……”。当然,夏普强调,如果人数众多,并且他们“具备有必要的标准与纪律”,那么,“他们可能会变成是‘不可抵挡的’。”[[23]]

  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夏普所设计的非暴力战争如何把握“议题与力量的集中”这第六大要素。夏普强调,“熟练地仔细地选择攻击点”这一原则非常关键,要将攻击点“集中在对手情况最薄弱的环节”,他说:“在战争中,不会同时以平均的势力在整条战线上进行攻击,人们通常会在认为敌人最薄弱的地方集中力量,人们相信如果在这里可以突破就会导致这个阵线其他区段的削弱或崩溃。因此,在非暴力抗争中的非暴力领导阶层要表现得有智慧,将行动集中在对手之情况、政策或制度的最薄弱点。这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削弱他的相对权力位置,而且最大地强化这个非暴力阵营的相对权力位置。”[[24]]

  在非暴力战争中具体来说如何选择攻击点即敌人的薄弱环节呢?夏普认为应寻找最能够凸显政府“邪恶”面目的地方进行集中攻击。夏普写道:“在传统的军事行动,这些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虑地形、联勤补给等等。但在非暴力运动中,它们几乎完全取决于政治、心理、社会与经济的因素。……非暴力抗争中力量的集中,主要会在某些政治、社会或经济的焦点……非暴力的行动者将寻找凸显对手之‘邪恶’面貌的具体方位进行攻击,它就是对手最不容易防守的地方,而且是能够在非暴力行动者与更广泛的民众激发出最大力量的地方。在这个有限焦点的成功会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与能力,以有效地向前迈进、更充分地实现他们的目标。”[[25]]

  夏普所强调的第七大要素,是掌握“主动性”。其主要原则是“非暴力的领导小组必须有能力控制局势,并且展示它可以控制”。夏普认为,“只要有可能,非暴力阵营,而不是对手,要选择行动的时间、议题与过程,并且尽管在对手的镇压之下,还是要寻求保持主动。在冲突是由对手出手的情况下……非暴力的行动者要努力尽快恢复自己的主动性。”[[26]]

  四、美国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鉴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来对付中国

  从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的战略战术可以看到,美国的颜色革命战略,其实是依据二战后新形成全谱总体战“大战略”理论基础上,在非军事领域发动的“软战争”。美国的这一“大战略”,是涵盖军事、经济、社会、政治、心理、意识形态等各层面的战争战略。我们看到,夏普的著作屡屡援引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作为指导,明显是这一战略思维的产物。从夏普自身的经历着手,结合二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和革命,我们可以梳理出“非暴力战争”理论的来龙去脉。

  1、从左翼青年到帝国鹰犬——夏普的人生轨迹

  当21世纪初伊朗的霍梅尼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公开指责夏普是中情局的走狗时,他们可能不清楚的是,夏普年轻时,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左派。1951年,夏普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本科毕业,当时他的思想观点是反对西方对全世界的殖民统治,他批判西方殖民者对世界的自行瓜分,他崇拜将印度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的甘地。当时正是美国与中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时刻,夏普拒绝参加朝鲜战争与中国毛泽东的军队打仗。夏普进行了首次非暴力式的公民抗争:他拒绝与美国军事征召局合作,拒绝做体检及携带征召证件。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前,他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并被关在联邦拘留所。等待他的是法院审判,按照当时法律他最高可判14年。关键时刻,他给亲苏联的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爱因斯坦写信,并获得了爱因斯坦的支持:“若这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做出和你一样的选择。”虽然爱因斯坦是联邦调查局的头号监控对象,但爱因斯坦的巨大社会威望仍然影响了法院的判决。又恰逢朝鲜战争结束,夏普被判了两年,最终他在监狱了待了9个月零10天。[[27]]

  抨击西方殖民主义的夏普,一毕业便遭受了美国专政力量的镇压。从监狱出来后,尝到美国暴政滋味的夏普明白,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抗是死路一条,与美国精英阶层对抗是死路一条。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情报机构成功地用专政力量驯服了这个叛逆青年,将其最终驯服为为美国垄断资本寡头服务的忠实鹰犬。从监狱出来后,他便开始改变自身的立场,逐步远离了爱因斯坦及其他激进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他先是担任了美国头号和平主义者亚伯拉罕▪约翰内斯▪马斯特的私人秘书。马斯特是美国劳工党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是著名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斯基主义者,但到五十年代已经转变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甘地主义者,即便如此,马斯特及其圈子此时仍然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定为激进左翼。正因为这一历史背景,今天的夏普还被某些人怀疑为左派,认为他的哲学基础来自毛泽东和葛兰西。夏普的确熟悉甘地和毛泽东的著作,并善于从两者中间汲取营养为己所用,但更多是出于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他曾指出:“我并不因为甘地善良才佩服他。他不是傻瓜。他曾发表过关于权力和必要斗争的语录,如果你结合上下文分析的话,会发现它们可能来自毛泽东。”[[28]]

  通过马斯特秘书这一身份,夏普得到了去挪威工作的机会,先后在奥斯陆大学哲学与思想史研究院和奥斯陆社会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1960年夏普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艾伦·布洛克,此人将斯大林视作是希特勒一样的恶魔。美国情报部门智囊、著名外交事务专家、国家安全专家、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注意到了夏普,并邀请他去哈佛,正是在这个阶段,夏普完全改变了自身的立场,与左翼彻底划清了界限。夏普在哈佛完成论文,并于1968年在哈佛获得政治理论哲学博士。他的研究侧重点包括独裁体制和极权主义、抵抗和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哲学等等,这其中当然会涉及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理论。其毕业论文长达1428页。1973年夏普把长论文的部分内容编纂成三册出版,取名《非暴力抗争政治》,这是他“198个非暴力战斗方法”的初次面世。[[29]]

  1983年,夏普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在这一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建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出版了《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一书,最关键的是他得到了冷战之父、遏制理论和和平演变理论始作俑者乔治·凯南的高度赏识。在此书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30]]随后在乔治·凯南的正式运作下,美国情报机构以巨额资金扶持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当然这个研究所的精神实质已经和爱因斯坦秉承的社会主义理念南辕北辙。名字定成“爱因斯坦研究所”只是遮人耳目,其实是“乔治·凯南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如何将乔治·凯南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控制第三世界政权的战略落到实处。从1953至1983年,先是联邦调查局的镇压修理,后来是中情局的大力扶植,叛逆的左派青年夏普终于变成了忠实的帝国鹰犬。

  应该说,美国冷战教父乔治•凯南是最早提出颜色革命及和平演变主张的美国人。1947年乔治•凯南的那篇著名电报和论文《苏联行为探源》是美国二战后对外战略的第一块基石。此文的一个核心要点,便是如果影响苏联内部的局势来对苏联进行遏制和和平演变。凯南的策略主要有两点,首先,他认为苏联高层的政治权力移交并不稳固。“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难以预测的局面。”凯南指出,政治权力从列宁到斯大林转移,是当时的苏联所经历的唯一一次,而且斯大林为了巩固这次权力转移却用了十二年时间,苏联也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它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余震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1]]。凯南在这里显然指的是列宁去世后苏联高层的内斗,如斯大林与托洛斯基间的恶斗导致托派第四国际分裂出去,影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凯南的敏锐,苏联最高权力转移中果真出现了“难以预测的局面”,先是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后来是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美国则趁机利用这些人大做文章,最终将苏联肢解。

  其次,凯南着眼于如何影响苏联群众基础,他说:“必须做出以下推论,即甚至在一个象共产党那么纪律严格的组织里,在新近加入这个运动的党员群众和一班自我延期盘踞高位的少数人(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跟他们从未见过面、谈过话,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兴趣方面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侵入了党的肌体并使之陷入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描述的形式暴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只不过是掩藏着一大群乌合之众的空壳,这些人不得建立独立的组织结构。……结果是,要是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最可怜的国家社会之一。”[[32]]在此基础上,凯南明确建议,美国不应坐以待变,而是要主动地影响苏联国内的发展,美国必须给全世界的民众造成这样的印象,美国的体制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来打击共产主义支持者的热情和希望。

  乔治•凯南虽然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原始主张,但是将其最终变成一整套可执行操作方案的,却是吉恩·夏普。这也是乔治·凯南在80年代初和吉恩·夏普一拍即和的根本原因——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但是只有在发现了吉恩·夏普后,他们才最终将梦想变成现实。

  2、夏普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朝鲜战争后美国的毛泽东研究热潮

  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精英阶层系统性学习和模仿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产物。二战以来,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接连惨败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军队后,美国军事精英和政治精英接连掀起过数波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和哲学理论的高潮,以至于今天美国的各大军校都开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程。美国的目的是通过学习研究对手,最终制定系统应对方案以最终打败毛泽东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例如,夏普在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的主要重点研究方向,就是如何利用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哲学打败共产党的“极权”政权和组织。

  当时,很多美国精英都注意到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中蕴含着包括心理战、政治战在内的丰富的的总体战战略思维,正是据此,美国逐步发展出了自身的全频谱总体战大战略。例如,在1958年,当时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的基辛格博士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其中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高度评价,并着重强调了心理战的作用。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军事思想的最完善的理论性言论不是在苏联的著作中,而是在中国的著作中。”基辛格称毛泽东的军事学说“是高度的分析能力和稀有的心理洞察力以及冷酷无情的结晶。”他敏锐地指出,“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反对那种以纯军事考虑为基础而进行的迅速决战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础。这种学说充满了这样一种主张,认为战争的心理等分与物质等分同样重要;实际上决定战争的不是实力,而是巧妙地加以运用并置敌人于最大之不利地位的能力。”[[33]]基辛格于1969-1974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1977年任美国国务卿,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对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情报工作都产生过直接的深远影响。

  当时热衷于研究毛泽东的美国精英非常多。例如,乔治R.斯托泽中将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他曾在1972年发表了《游击战与暴乱理论》一文,文章称毛泽东是“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游击战实践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提出并运用了一种革命战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将军事、政治和心理等方面的原则和方法融为一体。”他认为,毛泽东研究过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列宁、孙子(或许还有劳伦斯)等人的著作,“但是成功地把政治、军事思想变为影响世界进程的哲学和学说的人却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将军事和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高明战略的人却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这些思想,还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术。他的战略的正确性很快便显示出来,全世界的革命者都研究、修改和运用他的战略。”[[34]]

  当时,另一位高度重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爱德华•L•卡岑巴赫二世。卡岑巴赫二世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副助理职位。此人出身显赫,其父亲担任过新泽西州的司法部长,其叔叔曾是特伦顿市长和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法官,其弟弟尼古拉斯•B•卡岑巴赫担任过肯尼迪时期的美国司法副部长,肯尼迪遇刺后,尼古拉斯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等人组织了沃伦委员会,主导了肯尼迪遇刺案的整个调查。卡岑巴赫二世在国防部任职前是哈佛大学国防研究计划的主任,他经常在美国培养高级军官的海军学院、空军学院为美军精英们讲课。1955年9月他曾发表论文《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其中指出:“在印度支那的胡志明市中,在菲律宾虎克军团中,在马来西亚的叛乱武装中,毛泽东著作的简化版就是军事圣经。”1956年10月他又发表论文《时间、空间与意志——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观点》,他认为工业化的西方的弱点是对时间、空间与心理意志关注较少,而毛泽东则关注最多。毛泽东解决了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如何打败那些工业化的国家:政治动员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最根本条件,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他认为毛泽东机动灵活地组织空间从而为自己争取了时间,而又组织时间使广大民众产生斗争意志。有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及正确运用两者的革命意志,毛泽东可以准确地把握战争的节奏和最终结局。[[35]]

  毛泽东思想对美国军事及外交战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直到今天仍然很显著。美国陆军上将、前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于2007年2月至2008年9月任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2008年10月出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统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2011年9月6日彼得雷乌斯正式就任第20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被美国国防部长称为“最出色的战争指挥官之一”。2012年他因性丑闻下台,但在军队和民间仍然拥有很大的支持度。彼得雷乌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时的论文题目是《美国军事与越战教训——对后越南时代军事影响和军队部署的研究》,文章详细研究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教训。有充分研究毛泽东游击战的基础,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战场上表现出色,于2007年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他主持编写的《美军反暴乱手册》,包含了情报搜集、战术策略、军队领导、后备物资、当地语言、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内容,为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指导。2008年6月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称:“彼得雷乌斯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颠倒过来使用,毛称成功的抵抗必须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彼得雷乌斯强调美军应消解伊拉克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从而清除反美武装的生存土壤。”[[36]]

  实际上,无论是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战场的军事战略,还是吉恩·夏普在全世界发动的颜色革命,本质上都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颠倒性借鉴和应用,都属于美国全频谱总体战大战略的一部分。

  3、夏普的“非暴力战争”战略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模仿

  如果说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激发了美国全面学习、借鉴及应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的话,其序幕的拉开则早在中国抗日战争之中。卡岑巴赫二世的文章《时间、空间与意志——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观点》发表在1956年10月份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公报》上。一份美军的重要刊物如此证明介绍和赞颂共产主义的领袖,是件不寻常的事。事实上,由于特种部队之父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的缘由,在当时的美国军队中,尤其是在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中,有大量熟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级军官。

  1937年7月,卡尔逊以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和总统密使的身份来华,从37年底开始,卡尔逊对国共两党军队及正面敌后两个战场进行了广泛考察。通过深入了解,他深受共产党及毛泽东人民战争理念的感染,这些都被他写进《中国的双星》一书。回国后,卡尔逊模仿八路军的战略战术首创了高度重视“政治工作”的特种部队。在罗斯福任命下他组建了“卡尔逊飞行突击队”(即“工合营”)。他将作战理念浓缩成“工合”二字,意思是“合力工作”、“同心协力”、“热烈”,这是卡尔逊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抗战精神的浓缩。罗斯福总统把他的爱子詹姆斯•罗斯福送到卡尔逊身边担任突击营参谋主任,这是现代美国的第一支特种作战部队。在随后的二战战场上,卡尔逊的部队战绩显赫,第二近战营官兵发扬“工合”精神,采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特别是奇袭战术,骁勇善战,被誉称为“卡尔逊的近战兵”,令敌人闻风丧胆,成了日军的克星。当时美国报刊的评论文章都一致地指出,卡尔逊部队之所以能取得上述辉煌战果,除了个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良好的品质外,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八路军游击队。

  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戈登•普兰奇教授在《中途岛奇迹》一书中如此评价:“由于卡尔逊曾作为文职观察员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逗留过,对共产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该营的训练、姿态、外观受其影响很大。他的突击营比之常规的陆战队营就像狂热的摇摆舞节拍比之大型歌舞剧一样,但是一旦需要,他们是相当能打的。”法国著名军事史学家乔治•布隆德博士也在《大洋余生——“企业”号征战史》一书中对卡尔逊及其部队作过如下评价:“另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森•F•卡尔逊曾作为参谋部军官参加了(夺取)塔拉瓦(岛)的远征。他曾经被派到中国共产党军队中做观察员。1941年,埃文森被任命为某突击营营长。他在组织他的部队时,参考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所证实了的出色的作战方式。”[[37]]

  1937年12月,美国的特种部队之父卡尔逊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学习时,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曾向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们抵抗侵略的心脏和灵魂。我们的武器过了时,处于劣势,但我们可以用政治教育来弥补其不足。战士和人民都必须懂得中国为什么和日本打仗。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如何和睦相处和如何打败侵略者。政治工作分为三部分:(1)军队内部的教育,(2)居民中的工作,(3)敌人中间的工作。”任弼时还向他描述了如何在军队内部促进官兵平等、如何组织团结人民大众建立民主政权,如何分化瓦解日本军队和伪军。卡尔逊评论道:“这些话包含着真理、理想和智慧。如果真正实行了这一计划,我就碰上了一个乌托邦。这种前景是激动人心的。……我需要时间来思考和吸收已提供给我的这幅令人震惊的图景。”[[38]]

  正如任弼时所说的,由于在物质和武器层面的匮乏,毛泽东军队发展出一套十分高超的心理战和政治战战法,这在当年叫“政治工作”,它有三个部分:1、军队内部的政治教育、精神建设,确保官兵一致,确保军队的统一团结、战斗动力和奉献精神,防止敌人的分化瓦解。2、组织动员人民大众,使之成为军队的强大后备力量和情报来源,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3、通过政治工作和心理战分化瓦解敌人军队。

  仔细分析吉恩·夏普、罗伯特·赫尔维等人非暴力战争战略的著作即可发现,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把共产党传统的政治工作及发动人民群众打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真正的学习、研究、消化、吸收,并进一步进行花样翻新的创新,并反过来用它们来对付中国。吉恩·夏普、罗伯特·赫尔维关于非暴力战争战略的很多关键性原则,都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原始线索。比如,赫尔维在《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一书中论述“心理战”中的宣传工作时这样写道:“一般来说,全体人民可以作为宣传的目标。但是,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目标受众应当划分为若干部份,使传递的信息迎合每一个不同集体。经验和研究强烈地表明,针对比较有限的受众的宣传最有效。因此,希望传递给一个农民的信息,跟给一个学生的同一信息可能包装得不一样。非暴力反对派的主要宣传目标是统治者的支柱,而对每一个团体和子团体,要分析其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民族性、期望和得到宣传信息的途径。”[[39]]其实,毛泽东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宣传内容要根据红军政纲和针对各阶级、阶层不同对象的情绪去进行,宣传的方式方法要灵活多样。”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罗伯特·赫尔维等人的许多论述都是在方法层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借鉴和发挥。

  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鲜明特点,就是在物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精神力量发动人民群众打败敌人。毛泽东实际上是远比李德哈特要高明的间接路线战略及总体战战略大师。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共产党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正是依靠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力量优势,依靠群众路线发动人民战争,战胜了包括美帝、日帝在内的一切强敌。而夏普的非暴力战争战略,也是主张利用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力量来战胜敌人,乃至战胜对方的军事力量。夏普在1990年出版的《群众性防卫—一种超军事的武器系统》一书中指出:“群众性防卫使用的是社会本身的力量而不是军事武器,来组织并抵御内部篡权事件和外国侵略者。其武器是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这些武器由社会上的全体居民和组织机构加以运用。”[[40]]这一思路跟毛泽东发动人民战争抵御侵略(人民国防)、发动群众运动监督官员腐败、发动人民群众防止和平演变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其使用的首要武器便是心理方面的。夏普的本意最初是教导美国和欧洲的统治者,如何防止共产主义力量对美国和欧洲的渗透和颠覆,他早期的著作的本意正是“让欧洲成为不可征服地区”,即阻止红色革命在欧洲和美国爆发。

  夏普得出和毛泽东一样的结论:面对敌对势力的软渗透,军事武力没有作用,唯有进行心理动员发动群众。夏普在此基础上又走了半步:如果能够充分动员群众进行非暴力抗议,政府的军事武力将失去其功用。进入八十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不仅能够成功动员本国的群众抵制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影响,还能发动苏联和中国及第三世界的群众去推翻那些不服从美国控制的政权。苏联强大的军事武器系统,果真在美国的非暴力战争(即和平演变)战略进攻下变成了废铁,这是美国间接战略和总体战作战思维的胜利。这就是美国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并最终确立世界帝国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讲,受到乔治·凯南着力提携的吉恩·夏普,是美国帝国的重要军师。

  五、落实群众路线应对颜色革命

  当然,美国垄断财团及其情报机构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只能也只愿意在表面形式和方法手段层面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搞群众运动、打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从根本上看,他们自身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其宣传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本质上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颜色革命本质上并非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也不是真正的革命。

  美国在吉恩·夏普等人非暴力战争理论基础上推行的颜色革命战略之所以在很多地方取得成功,根本上是依靠其美元霸权,投入巨额美元资金,控制和资助大量的媒体和NGO,进行密集的全方位的信息心理战。其次就是在方法手段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理论进行的借鉴模仿。因此,美国所发动颜色革命即便是一时得逞,但是最终往往不能长久,其推出的政权代理人很快会被群众所抛弃,中亚颜色革命政权都在短短几年纷纷夭折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这个过程却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和灾难。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敌人是自身的腐化变质和迷失红色本色,在这种局面下,必然丧失优良传统,必然会受到各种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必然会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乃至受到群众的反对,进而为颜色革命的发生创造政治土壤。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败我们。

  凡是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无不是因为其国家政权与群众之间存在严重对立。美国政治军事精英们在自身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同时,却一直采用各种手段(如制造各种心理战谣言妖魔化毛泽东)鼓励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根本目的是最终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和平演变中国。当前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中国继续坚持和发扬毛泽东思想。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只要中国共产党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继承和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扎扎实实贯彻落实好群众路线这个“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就足以战胜一切敌对势力发动的非暴力战争和“颜色革命”。这就是习近平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的最迫切的现实意义。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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