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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兴起的原因考量

陈卫华 · 2016-12-28 ·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不但改变了原来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而且人们在这种调整、变化和适应中在利益、心理和观念上都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新无神论的兴起正是这种心理情绪和认知性分化的结果之一。

  [摘要]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是2006年以来在欧美国家知识精英阶层中兴起的一股批判宗教极端主义、对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势力的思想文化潮流。它的兴起是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既与当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以及科学教育的发展等社会宏观走势密切相关,又是对宗教原教旨主义复兴及神权政治的反抗和斗争,也是西方无神论者作为“少数派”亚文化身份获取社会认同、表达政治诉求的需要。只有厘清新无神论的兴起原因,才不至于把这种社会现象本身简单化和庸俗化,也更有利于认清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

  [关键词]西方;新无神论思潮;原因

  新无神论是2006年以来在欧美国家知识精英阶层中兴起的一股批判宗教极端主义、对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势力的思想文化潮流。该思潮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利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反对和否定神学、批判宗教和宗教极端主义,提出宗教信仰的非科学性和非理性,主张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倡导人们应积极寻求科学和理性的生活,并通过组织活动彰显其团体身份,以实现其政治理想和目标的一种少数派社会现象和亚文化形态,是当代西方科学与宗教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也被认为是科学无神论的最新形式。新无神论主要兴起于欧美国家并利用新媒体的力量迅速传播开来,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它始于4本批判宗教的畅销书:山姆·哈里斯(SamHarris,2004)的《信仰的终结:宗教、恐怖与理性的未来》(TheEndofFaith:Religion,TerrorandtheFutureofReason)、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RichardDawkins,2006)的《上帝错觉》、丹尼尔·丹尼特(DanielDennett,2006)的《打破魔咒:作为自然现象的宗教》(BreakingtheSpell:ReligionasaNaturalPhenomenon)、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EricHitchens,2007)的《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IsNotGreat:HowReligionPoisonsEverything)。2006年11月的《连线》杂志(Wired)把这一无神论著作畅销的现象命名为新无神论(NewAtheism)[1],新无神论因此而得名。

  一种社会思潮的发生往往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表现,是急剧变动时代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感受和愿望,是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集中反映。一旦社会中存在的重大突出问题和矛盾难以解决,思想就容易产生于这种现实。

  一、新无神论兴起的导火索和政治动因

  (一)导火索:“9·11”事件中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的挑衅

  关于“9·11”事件对新无神论兴起的“导火索式”的影响,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有着不同版本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以及随后巴厘岛、马德里、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恐怖事件,导致了新无神论的爆发。“恐怖主义袭击是在伊斯兰教名义下进行的,新无神论者用一系列畅销书说明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致命危险。”[2]美国坦帕市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宗教社会学家瑞恩·克拉根(RyanT.Cragun)在《“新无神论者”是谁?》一文中指出,像任何其他的社会运动一样,“无神论者的最新一波行动的明确起源很难分辨。”[3]社会学家西米诺和史密斯(2011)指出新无神论开始于哈里斯2004年出版的《信仰的终结》一书以及接下来道金斯等人的三部著作。[4]瑞恩·克拉根则认为这些著作本身并不是运动的开端,但却是“美国和国际上无神论迅速发展的自动表现”。新无神论者维克多·斯腾格尔(VictorJ.Stenger)认为新无神论运动的导火线之一就是“9·11”恐怖袭击,他认为哈里斯写作《信仰的终结》的动机就是“9·11”穆斯林恐怖分子对美国的攻击。[5]希钦斯也把“9·11”看作是“历史的转折点”,无神论者马丁·埃米斯认为“9月11日是‘去启蒙’的一天,是对道德的攻击。”[6]无论是否承认,对于新无神论的强势兴起,神学家们开始感到了巨大的不安,仿佛“马克思的幽灵”再次降临人间。“恐惧的人们争相涌向各自的教堂。”[7]而这无疑给基督教右翼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美国,基督教右翼的长期政治目标是试图修补现代化造成的精神价值观的所谓错位或损失,近期目标则是更深入地参与到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用它的价值观去影响美国社会,并通过政党的政治活动推行新右翼的政治理想。但是,教堂人数的回升很快便退回到最低水平,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更多的是对宗教的厌恶。尤其是在恐怖主义事件中,人们看到了公开的、不道德的、以真主之名施行的野蛮行为,它强化了反穆斯林的情绪,也加强了普遍的反宗教情绪。新无神论应运而生就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一部分社会公众共同的心理倾向,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将这一群体意识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表达,他们著书立说,成为代表人物,从一定程度上引领并推动着新无神论思潮。

  (二)直接动因: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义的联姻

  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义的联姻,使得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面临着前现代和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突,为新无神论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因。在西方思想历史上,无神论最活跃的时期往往是宗教和政治关系结合最紧密的时期。宗教虽然一直穿梭游走于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中,美国的政治先贤们却也从旧世界的血腥圣战到神职人员相互屠杀的历史中悟出了一旦将宗教狂热和政治野心结合在一起的危害。但21世纪之初,小布什政府好像被宗教恐怖主义蒙蔽了双眼或者又是故意忘记了这一点。美国著名历史学者盖瑞·威尔斯(GarryWills)发现,布什在宗教言论上是美国历届总统之最,甚至超过了“福音年”时期的总统吉米·卡特。[8]布什政府的国内政治战略看上去就像是一支“十字军”,他还在演讲中曾经提到过“十字军圣战”。在这里,美国面临一个悖论,即后现代的美国追求的却是前现代的价值,右翼分子企图煽动文明的冲突。2007年3月在《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中,有1/3(32%)的受访者认为“宗教组织对美国政治影响太多”。美国的这种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度刺激了很多学者和观察者,在他们看来,宗教信仰应该是个人的私事。[9]世俗人文主义的代表保罗·库尔兹说,美国公众早已对宗教在美国政府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不满,特别对布什政府的政策和政教分离的破坏以及在中东的冲突感到不满,他们转向自由思想和世俗人文主义。[10]道金斯指出美国迅速增长的神权政体和伊斯兰世界的神权政治家结成了罪恶的联盟,他们都在战斗:基督教徒是一方,另一方是穆斯林,而大多数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不同意这种左右为难的世界观。[11]因此,新无神论的兴起及非宗教信仰团体的频繁活动是对布什政府具有宗教色彩的政策的对抗,是近年来美国政治和文化与宗教过度渗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对宗教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强烈不满。

  当以上这些冲突被放置到针锋相对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对立的立场上时,双方的斗争就不断升级了。[12]反宗教的力量事实上更多来自于公众对他们认为的“社会公害”所作出的反弹行为。非宗教团体努力把神权政体拉下神坛,力图创建思想更加开放、赋予更多群体以更多权利的政治愿景。美国人道主义协会(theAmericanHumanistAssociation,AHA)、自由宗教基金会(theFreedomFromReligionFoundation,FFRF)、美国无神论者协会(AmericanAtheists)和美国世俗联盟(theSecularCoalitionforAmerican,SCA)等非宗教团体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坚持教育公众把人文主义作为生活的取向。这些组织和团体还通过有影响力的活动作为对有神论教条和神学假定的挑战和反对方式。

  二、新无神论兴起的文化动因

  当然,除了政治因素以外,文化上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反对美国的福音保守派。尽管美国人很好意地看待宗教信仰的公共表达,但却不希望扩大或极端化这种表达,正如希钦斯的出版商乔纳森·卡普(JonathanKarp)所说,这是人们对美国文化中虔诚性愤怒的表现,他们害怕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对宗教的不满持续注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是美国人所珍视的法则,所以,是时候给另外一方即无神论者发言的机会了。美国是这样,那么英国和欧洲也便如此了。英国作家威尔逊(A·N·Wilson)在《上帝的葬礼》(God’sFuneral)一书中叙述了19世纪英国的知识分子放弃上帝信仰许多主要的方式,以哲学家密尔(JohnStuartMill)为代表,如果概括维多利亚时代的无神论那就是:“知识分子拥抱无神论是因为对基督教道德的强烈反感,因为它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弊病。例如,虐待儿童、婚姻纠纷以及妇女的不充分的权利。也许这一切都是作为对达尔文进化论以及马克思共产主义理念的回应。”[13]

  (一)无神论作为亚文化群体的身份和道德认同的内在需求

  亚文化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一种主流文化,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属于不同群体的亚文化甚至反文化。“这种亚文化一方面是该群体与成员实践与行动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是其群体与成员进一步行动与实践的条件与基础因素。而亚文化与社会的主流文化可能有很多冲突之处。”[14]从历史渊源上来讲,在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下,尤其是基督教道德与宗教几乎是同义的,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意味着就是一个好人,无神论者一直背负着“无道德”之污名。这种文化心理上的罪恶感和恐惧感使得无神论者群体要么不敢公开自己的无神论身份,选择隐忍和沉默,要么就会在长期受压抑和压迫的沉默中爆发并奋起反抗。亚力克·伊德勒(AlecVidler)指出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无神论者反对宗教的原因“既不是因为圣经批判学的兴起,也不是因为科学的兴起,而是来自基督教自身所谓的道德优越感并以此打击无神论者,认为无神论者在道德上天然地劣于他们的宗教信仰。”[15]因此,一旦具备外部条件的刺激和诱发,这种“无神论者无道德”的污名的压力会使得西方无神论者群体选择周期性爆发,新无神论的兴起便是在“9·11”极端伊斯兰主义恐怖袭击事件刺激下的这种周期性爆发的结果。因此,新无神论者欢庆自己胜利的主要基调之一就是“理智正义”(intellectualrighteousness),也因此称自己为“光明使者”(TheBrights),其实质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运动。这样,关于宗教信仰与道德之间的这种几乎同义的联系就被打破了,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个好人,或许正好相反。与曾经的宗教出奇地相似,新无神论以自己特有的道德批判宗教信仰并借此占领道德制高点。

  20世纪60年代的风尚及社会心理使得一些曾经受尊重的宗教团体和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讽刺、嘲弄的对象,无神论在西方也就理所当然地经历周期性爆发。1966年4月8日(当日恰是复活节)《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IsGodDead?”仍历历在目。“有史以来我们首次尝试在‘上帝死了’的前提下创建一种文化”的谚语则时刻提醒人们无神论的“幽灵”就在附近,一直没有消逝。随着传统习俗地位和威望的下降,有组织的宗教成为讽刺和嘲笑的对象就成为必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对宗教的否定和消极的情感得以延续并在今天的西方得以自由地表达。事实上,在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日益成为人们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宗教右翼与政治保守主义联姻的社会氛围里,人们的思想都需要一次重要的“移情”。当以宗教为代表的理想社会被宗教极端主义破灭,人们也刚好需要另外一个与宗教相反的理想来填充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世界,甚至重新渴望“启蒙精神”的到来。而这个代表科学与理性并与宗教相反的理想就是无神论。于是,无神论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成为知识精英阶层的“救命稻草”并以此呼吁开启民智,真正实现人从神的奴役下的精神解放和自由,批判宗教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但是,在西方语境中的无神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21世纪,即使是真正意义上的爆发和兴起,也不可能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仍然是作为少数派和亚文化身份的抗争和认同。

  (二)欧洲和美国精英阶层的世俗化为新无神论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基督教在西方近2000的历史中,遇到的最严峻挑战就是世俗化所引发的危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社会知识精英已经宣布信仰上帝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的世界。当宗教的功能不再需要,当人们发现安慰的其他来源以及生命的意义,对上帝的信仰将消退。世俗论者相信即使在真正的信仰消失以后宗教形式仍会保持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会消失。世俗化的基本立场是现代化必然导致宗教在社会和个人精神两个层面上的衰退。查尔斯·泰勒在他伟大的著作《世俗时代》中提出西方历史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智阶段:“不可能不相信,可能不相信,不可能相信。”[16]他认为社会精英已达到了不可能相信的阶段。美国虽是世俗化模式的一个例外,是最宗教化的民主国家。但很多数据显示这一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尽管美国的宗教仍渗透到公共和文化生活,非宗教的美国人仍是少数派,但人数在上升。美国声称“无宗教信仰的人数从1990年的8%,上升到今天的20%—30%之间。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大约有660,000美国人加入到没有宗教的行列中。非宗教的美国人现在是第二大团体。27%的美国人声称不参加宗教活动,22%的人表明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是唯一的因素’。”[17]世俗化率在美国年轻人中的程度很高,“32%的30岁以下的美国人是无宗教归属者。”[18]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以往无宗教信仰很奇怪,会被看作是古怪的甚至是危险的,那么,也许在未来有神论会被认为是古怪的和危险的。当世俗化之风来临,美国也无法躲过,其宗教归属者的数量下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虽然这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逆的,但却是当前的事实,也是新无神论兴起的客观现实条件。

  (三)当代西方高等教育体制上的变化使得教会呈现衰落趋势,为新无神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其思维方式的理性化、逻辑化分析和判断能力越来越强,从而更有可能排斥宗教信仰,发生在当代西方高等教育体制上的变化也具有一定说明意义。在国家法律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当代西方社会中,非教会背景的高校一般都不得设立神学院或类似系科。就是在具有宗教背景的院校里,也发生了奇特的变化:“由于传统神职人员需求市场的萎缩或者多元化以及其他非宗教背景的专业的相对增大,传统的神学院系的规模在逐渐变小,而院系内的非神学专业的诶荣和学生数量却在增加,所以有些院系干脆就改名为哲学与神学系,甚至是人文学系,以表示其重心在文、史、哲方面。而在非宗教背景下的院校中,将宗教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的机构则被称为宗教学系,以示其非神学的哲学研究性质。”[19]这是无神论在学术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内影响不断扩大,延伸至教育领域里的一种反映,也为新无神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四)智能设计论强力干预美国教育系统,使得无神论者空前团结

  智能设计论游说者干预了美国的教育系统,把达尔文的学说看作是未被证实的,认为其不能作为科学事实来讲授,这一举动使得大西洋两岸的无神论者得以空前的团结。一直以来,西方宗教界对达尔文主义的无神论倾向和道德暗示都保持怀疑。智能设计论的游说者批评达尔文主义是“科学教士”建立起的信仰体系,是反科学方法和基础的意识形态和教条哲学。因为联邦法院已经判定“科学创世论”和“创世科学”不是科学,智能设计论者一边标榜自己是“有神论的科学”(theisticscience),在教科书问题上,主张与进化论具有同等的地位。采用约翰逊的“楔子策略”(wedgeStrategy)利用智能设计论者高学历和拥有学术职位的优势,并通过与教会或神学院合作举办各种活动、讲座,以及利用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提升影响力,逐步使智能设计论在学术界合法化并使其取代已没落的基要主义的创世科学。智能设计论者四处游说,掀起反进化论运动,不断地向州教育委员会和学校董事会施加压力,最终在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华盛顿等州获得胜利,“为了这一策略而精心设计的教材《论熊猫与人》也入选了公立学校教材的书目。”[20]

  各种形式的创世论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20多个州提出了反进化论议案。2001年,有7个州(路易斯安娜州、密西根州、华盛顿州、乔治亚州、西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蒙大纳州)的议会先后收到了反进化论提案。2005年,约翰·E·琼斯(JohnE.Jones)法官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联邦地方法院接手了一起很著名的诉讼案,此案由泰米·纪慈米勒(TammyKitzmiller)等人起诉丹佛地区的教育委员会。原因是,学校董事会要求在教授科学课程时要向学生宣读一项声明,内容是:在承认进化论理论的有效性之外,也要将智能设计作为一种理论选项加以接受。2005年10月20日,在长达139页的意见书上,琼斯法官否决了在丹佛地区教授智能设计理论的意见。他确信智能设计论是宗派主义者的宗教教条,是改头换面的科学创世论,显然不是科学理论,所以将其列入学校科学课程中是违反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的。[21]自此,其他地区将智能设计理论加到教学课程中的热情便被浇灭了。但是,这种试图把反进化论的智能设计论引入公立学校教学计划的做法,是使得无神论团结起来进行反击的绝佳时机。

  很多达尔文主义的学者坚持达尔文学说必然证实了无神论,但是道金斯的激进观点也激起了其他达尔文主义科学家的不满,无神论者迈克尔·鲁斯认为“道金斯和丹尼特的观点无论是在道德的层面还是在法律的层面都太危险,达尔文主义并不是天生的无神论,这却给了智能设计论的鼓吹者一个合法的基础。”[22]因为如果达尔文主义与无神论是同义,具有内在的同一性,那么,在美国公立学校讲授达尔文学说就等于是在讲授无神论,这就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官方教堂的非确定性条款。当这些科学的和文化的观点同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非正义性相结合,当然也就很容易激起人们对福音派的不满,尤其是布什政府公开呼吁保守的基督徒给予其政治上的支持,使得无神论者的反抗情绪在新无神论的著作中得以总爆发。

  三、新无神论兴起的科学基础

  西方历史上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证明往往局限于哲学和神学学科内,科学只是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随着科学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着革命性的影响,科学不再对所谓至上的超自然存在保持沉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对传统的宗教观念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社会科学以新颖的形式和更有说服力的内容置换了落后的神学意识,取代了传统的宗教知识,使得一切疑难都成为可以解释的寻常事件,宗教逐渐私人化而不体现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信仰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私人决断在认信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世界观,也有更大的自主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体系。自然科学的发展更成为新无神论研究和解构宗教的方法论原则和理论武器,很多新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专家。例如,哈里斯除了有着极不寻常的东方宗教的“冥想”体验以外,还是一名神经科科学博士,其博士论文就是从神经科学视角对宗教信仰进行解构。道金斯也是一名生物学家、科学普及工作者,希钦斯虽不是科学家,但其知识的广博程度令人称奇。丹尼特更是几乎所有的认知科学都有涉猎,他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生理学、生物学及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他还参与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开发项目并为他们提供理论帮助,调研过心理学及神经外科医生的实验。因此,这些多学科的最新发展成果都为新无神论者研究和评判宗教问题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和理论依据。

  总之,由于西方学术界对新无神论大多是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进行批评,对其思想内容缺乏客观的分析和以提升学术为目的的研究,不仅使我们无法理解新无神论思想的内在本质及其政治取向,而且容易忽略其对美国神权政治的深刻剖析及其意识形态性。当然,造成宗教有神论在一个社会中削弱、无神论兴起和爆发的因素还有很多。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独特的历史和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更别说经济、政治、地理、伦理、民族、性别、宗教以及艺术的特性等等。探寻新无神论兴起的动因也不能忽略不同社会、国家之间存在异质的、历史的、地方的差异以及具体的文化特性。但如果从全球的视野去考察,由当代西方无神论“家族相似性”特征出发,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现有的社会现实就是“超自然信仰在下降、宗教认知世界的方式变的不那么霸权、日常参与宗教活动下降、宗教在政府机构中对权力和权威施加的影响在变小。”[23]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不但改变了原来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而且人们在这种调整、变化和适应中在利益、心理和观念上都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新无神论的兴起正是这种心理情绪和认知性分化的结果之一。无论如何,新无神论的兴起在美国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宗教与反宗教大论战,这场大论战不只局限于宗教文化领域,还涉及社会政治领域,实质上也反映了困惑人类社会数世纪的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而且这场论战仍将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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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CharlesTaylor,ASecularAge,Cambridge:MA,Belknap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7.

  [17]Parade“SpiritualityPollresults”suvey:http://www.parade.com/news/2009/10/04-spirituality-poll-results.htmlfromOctobr4,2009.

  [18]“Nones’ontheRise”PewForumReport:http://www.pewforum.org/Unaffiliated/nones-on-the-rise.aspx.

  [19]单纯.当代西方宗教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5.

  [20]RobertT.Pennock,TowerofBabeltheEvidenceagainsttheNewCreationism,Cambridge,Mass:MITPress,1999.p.344.

  [21]DeborahA.Reule.(2001)TheNewFaceofCreationism:TheEstablishmentClauseandtheLatestEffortstoSuppressEvolutioninPublicSchools,VanderbiltLawReview,vol.54,pp.25-56.

  [22]MichaelRuse.Atheism:WhatEveryoneNeedstoKnow,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5.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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