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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西方社会贫困化的根源

鲍盛刚 · 2017-02-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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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西方社会贫困化的根源

  一般认为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资本的剥削,但是当今西方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却在于没有剥削,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没有剥削,而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现在,我们都在谈论什么某某国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掏空了我们制造业的基础,但是事实上与其说是谁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用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逼走了资本,逼走了投资,最终也逼走了我们自己的工作。经济学家早就告诫到工资与税收以及福利的增长需建立在经济效率增长的基础上,过高的工资与税收和福利会压制企业的利润,导致企业与经济发展的下滑与停滞,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利润,没有积累,企业何以能够扩大再生产呢?同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工资太低,工人会罢工,而利润太低,资本也会罢工,这就是资本投资会萎缩,或者会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其它地区与国家,或者用机器人代替雇佣工人,或者转向金融化。所谓全球化,自动化与金融化既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劳资斗争的结果和相互博弈的形式。如果说19世纪雇佣工人的贫困化主要源于资本的剥削,社会主要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那么,21世纪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则源于没有剥削,因为没有工作,所以就谈不上剥削,但是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这无疑是中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由此也可以说21世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分配的社会化与生产私人占有与管理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才能化解这一矛盾呢?是将资本赶尽杀绝,追讨海外税,或者向机器人收税,还是劳资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将工资,税收与福利回归到相应的生产效率基础上,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改变以私人投资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代之以国家和社会投资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历史上西方国家制度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从市场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回归,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定型达到顶峰。第二次转型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的回归。而目前西方正面临第三次制度的转型,准确地讲正陷入一种政治与经济的迷失之中。开始于14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一次制度革命,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它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崛起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所以,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讲到,目前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在于以往的所谓左,中,右都走不通了,左派意味着一些价值:促进平等,或至少限制不平等;为团结而行动,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保护弱者,特别确保穷人的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中派即第三条道路理论,指的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政治经济理念。简单来说,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奉行类中庸之道的福利社会。右派模式,即实际上统治世界的自由市场模式。之所以都走不通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主张的价值观改变了,而是语境变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在一个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老办法显然已经不能奏效了,世界已经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打开了,而且没有人可以关闭它。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可以说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迷失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

 

 

 

 

 

 

 

 

 

 

 

 

 

 

 

 

 

 

  简介:鲍盛刚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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