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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

综合 · 2018-07-08 · 来源:破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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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它代表着既对资本主义也对社会主义、既对大企业也对大工会的抗议。这种论点并不新鲜。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刚刚出现时,很多分析家就已指出了这一点。

  破土在此摘编了四篇文献,第一篇来自于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名著《政治人》中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分析,第二篇来自于左翼理论家曼德尔,他概述和引用了托洛茨基对法西斯主义的经典分析,第三篇是拉塞尔·雅各比对二战以后极权主义话语兴起的回顾,第四篇是对齐泽克的极权主义话语批判的概述。破土希望这些文献可以澄清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揭示极权主义话语的意识形态本质。

  法西斯主义与中产阶级

  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它代表着既对资本主义也对社会主义、既对大企业也对大工会的抗议。这种论点并不新鲜。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刚刚出现时,很多分析家就已指出了这一点。大约25年前,经济学家戴维·萨波斯(David J. Saposs)就有精彩的阐述:

  “

  法西斯主义……是中产阶级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极端表现……中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他们的理想是成为拙立的小资产阶级,像商人、技工与农场主之类。这种成分……现在被称为中产阶级,他们提倡一种在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所构想的基础上的私有财产、利润与竞争制度……它一开始就反对“大企业”或现在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丧钟一直在轰鸣着,尽管这是它们应得的。但由于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来源于中产阶级,人们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阶级也已不再作为一种有力的社会力量而存在了。事实上,一如既往,民粹主义仍是一股强大的思潮。中产阶级也远比过去更加蓬勃有力,信心满满……

  虽然有人曾把下层中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支持归因于1930年代特殊的经济困难,但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大萧条严重时期所写的书中指出,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源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内在的趋势,即使经济地位改善了,它仍将继续影响中产阶级。

  “

  希特勒主义是下层中产阶级孤注一掷的反应,它是发端于19世纪即将结束的那几年的一种运动的继续。从物质上说,没有必要设想小店主、教师、教士、律师、医生、农民及工匠在19世纪末期比19世纪中期更加糟糕。然而,从心理上说,下层中产阶级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上层面前日益相形见她,因为二者的工会、卡特尔和政党占领了舞台的中心。在下层中产阶级成员中间,心理上的贫困加深了感情上的不安全感,从而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促使中产阶级发动各种群众性抗议运动以发泄内心的不满。

  由于中产阶级地位相对下降,以及它对当时正在演进的社会经济趋势的不满有增无减,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一支持个人权利,反对权力集中一一从一种革命阶级的思想,蜕变为反动阶级的思想。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与君主制的残余,反对重商主义统治者与教会所施加的限制过程中,自由主义理论起着支撑作用。自由主义在反对王权与教权之后,支持随后出现的有限权力国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且满足了有效工业化的某些功能性要求。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在他的分析中等同于工业化)要求废除人为的内部藩篱,开辟开放的国际市场,建立法律与秩序以及相对的国际和平。

  但是,支撑18、19世纪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抱负与思想,在20世纪先进工业社会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起着不同的作用。抵制大规模组织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就是对我们现有社会某些基本特性的挑战,因为大工业以及一种强大的、合法的劳工运动,对一个稳定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而政府规制与重税似乎是其不可避免的产物。反对商业官僚、工会及国家规制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理智的。诚如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言:“新近对日渐成熟的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某些主要方面的消极取向,首先聚焦于‘资本主义’……反对社会理性化的‘意识形态’,至少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

  当资方与劳工之间持续的冲突已成为大规模工业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时,小商人为自己及自己的价值观念保留重要位置的想法就是“反动的”一一不是就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放缓革命脚步而言的,而是就现代工业社会内在趋势来说的。有时,小商人阶层抵抗或逆转这一过程的努力,采取的是自由民主运动的方式,如英国的自由党、法国的激进党或美国的塔夫脱派共和党。这些运动未能阻止其信徒所反对的趋势,如另一杜会学家马丁·特罗最近所指出的:“小商人所担忧的趋势一一集中与中央集权一一-不论在萧条、战争及繁荣时期,也不论哪个党执政,都没有中断;因而,他们总是不满的……”因此,小商人在一定条件下转向极端主义政治运动是不足为怪的。这种运动不管是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反议会民粹主义的,都是反对议会民主的不同形式。这些运动满足了比较偏向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某些共同需要;在成熟的工业秩序中,这些运动是中产阶级发泄其所受到的分层压力的一个出口。但是,自由主义是通过为社会变迁及“改良”(那种改良肯定会逆转现代化进程)赋予合法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而法西斯主义及民粹主义所主张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接管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的力量恢复以往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与社会上层地位,同时削弱大资本和大劳工的权力与地位。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5-108页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

  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政治团体,是从中产阶级在独占资本的权力和工会权力之间受到折磨后感到气恼和绝望的时刻,不顾资本家阶级的眼前需要而开展的。……在开始阶段,有许多这样的小团体,它们拥护各自的“元首”候选人,进行剧烈的竞争。只在一段复杂的筛选过程之后,一位领袖才从这个底层社会斗鸡似的竞赛中出现。能够上选的,不但有魅力的个性,而且极度无道德原则,甚至于具有牺牲他自己的亲蜜盟友的能耐。

  当小资产阶级受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沉重打击以致变得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时候(通货膨胀、小生意破产以及学者、技术人员及中高级公务员大量失业),至少这个社会阶级的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怀旧、心理上怨恨的混合心境激发下,将会逐渐采取有点狂野的观点,从事暴力行动。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变得狂野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发现这样的两方面结合:一方面是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至少是口头上反资本主义的煽动,但是带有对工会运动更大的仇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工会头子”)。当如此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开始用伤害人体的暴力来对付工人们、工人们的行动及其群众组织的时候,法西斯主义政党就开始了。

  托洛茨基精辟地总结了这些狂野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兴起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

  “

  ……战后的混乱打击工匠、小贩和公务员,与打击工人一样残忍。农业的经济危机正在毁灭农民阶级。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在赶出长期失业者大军,中间层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这个层份被转变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穷化,在人造丝的领带和袜子勉强遮盖下,逐步毁坏一切官方的信条、首先是一切民主议会主义的教条。

  政党的多种多样,选举的冰冷而又狂热,政府部门的经常更改,以创造一个贫瘠的政治结合的万花筒,加剧了社会危机。在被战争、失败、赔款、通货膨胀、鲁尔区被占领、危机、需要和绝望弄到白热化的气氛中,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所有欺骗过它的旧政党。小业主们尖锐的抱怨,从来离不开破产,他们的儿子虽有大学学历,但是没有职位和顾客,他们的女儿没有嫁妆和求婚者,要求秩序和严厉的手段。

  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是由旧军队和低级指挥层中自命不凡的家伙们所举起的。胸前挂着因杰出服务而获得的勋章的军官、士兵们,不愿意相信,他们的英雄主义和为祖国受苦,不但无足轻重,而且没有使他们得到特别的感激。因此,他们就恨革命和无产阶级。在这同时,他们不甘心被银行家、工业家、部长们调回来担任簿记员、工程师、邮政人员和教师等不太高的职位。因此,才得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在依瑟(Yser)这个地方〔相信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发生激战的地方〕,在凡尔登的指挥下,他们学会了怎样使他们自己及其它人冒生命危险、怎样说指挥性的语言。这些冒险、这些指挥语言有力地吓服在战线之后的小资产阶级。因此,这些军官、士兵们变成了领导……

  小资产阶级仇视发达,因为发达老是违反他的利益;进步除了带给他不能清偿的债务以外别无他物。民族社会主义不但排斥马克思主义,而且排斥达尔文进化论。纳粹份子们诅咒物质主义,因为技术之战胜自然已意味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胜利。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们清除“智力主义”,因为他们只有二等、三等的智力,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任务不允许他们将单一思想追究到底。小资产阶级份子需要一个较高的权威,这个权威处在物质、历史之上,不受竞争、通货膨胀、危机和拍卖台的干扰。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唯心主义之作为英雄的灵感泉源,是与(二十、十九、十八世纪的)进化论、唯物思想和理性主义对立的。希特勒的国家,是小资产阶级本身在神话中的阴影,是一个对千年帝国的可悲妄想。

  为了把国家提升到超越历史,它被给予种族的支持。历史被看成为种族所散发出来的东西。种族的各种特性被解释为与社会条件的改变无关。民族社会主义在排斥以“经济思想”为基础的时候,就下降到一个更低阶段:抛弃了经济唯物主义而向动物学唯物主义求助。

  在政治的平面上,种族主义是沙文主义与颅相学结盟的夸大、乏味的形式。像破落的贵族在它的血统的高贵出身中寻求安慰一样,贫穷化的小资产阶级则沉醉于它的种族特别优越这个神话中。个人和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邪恶的,国家则是善良的。但是这个哲学在私有财产的门口被翻过来了。要得到解救,只有靠个人的私有财产。国家财产的观念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物。把国家奉为神明,小资产阶级份子就是不要让它拥有任何东西,相反地,他期望国家使他有财有势,不会受到工人或法警的干扰……

  法西斯主义已经为政治打开社会深层。今天,不但在农民家中,而且在城市的摩天大厦中,二十世纪与十世纪或十三世纪并存。一亿人民使用电,而且仍然相信符号和驱除邪魔的魔术力量。罗马教皇在无线电上播放水变成酒的奇迹。电影明星去见灵媒。飞行员们驾驶人类天才所创造的奇迹般的机器,在他们的羊毛套衫上挂上护身符。他们所持有的黑暗、无知和野蛮的储?量是多么无穷无尽!绝望已经使他们站出来,法西斯主义已经给他们一面旗帜。早就应该被人在社会正常发展过程中从国家有机体中以文化排泄物的形式排除出去的各种事物,现在已从喉中涌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呕吐出未消化的野蛮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理机能就是这样的。

  (注:原文将National Socialism译为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十分不恰,破土君将其改为民族社会主义)

  ——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92book/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2-book1-7.htm

  极权主义话语的兴起

  (二战之后)一种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共性逐渐成形,这种反乌托邦主义不仅持续了很久而且从过去的每十年当中都赢得了力量。它的主要作品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 (1945), J. L.塔尔蒙(J. L.Talmon)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1),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 1951)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的若干篇论文。这些文本集中在一起,提供了关于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的咄咄逼人且范围广泛的证据。波普尔从柏拉图开始,科恩从中世纪开始;塔尔蒙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阿伦特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不仅他们的智性看法可以互相补充,而且他们的生平也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他们大都属于在一战前或者一战中出生的那代人:波普尔(1902-1994),阿伦特(1906-1975)、伯林(1909-1997)、科恩(1915-)、塔尔蒙(1916-1980)。第二,他们都是犹太人或者具有犹太血统。第三,除了科恩,他们都逃离或者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国家。第四,除了科恩,他们都来自左派。

  ……

  这些人生平的相似之处在某些特定方面也给反乌托邦主义染上了色彩。由于他们的年龄和政治倾向的缘故,在遇到法西斯主义之前他们就被共产主义所吸引了。一战后的俄国革命、欧洲的革命动乱和20世纪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不再着迷于共产主义标志着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这种转变发生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全面威胁之前。这意味着在试图转向法西斯主义之前,他们曾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一切;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镜头来观察法西斯主义。最终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作有关联的现象,声称两者都是极权主义的不同版本。由于乌托邦主义启发了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表了反乌托邦的宣言),因此他们发展出来的极权主义理论,总是强调乌托邦主义的危害。由于这些极具声誉和魅力的逃亡学者的宣传,反乌托邦主义获胜了。这些学者的自由主义批判变成了我们时代的常识;这种批判谴责乌托邦主义是历史的灾难之源。

  ……

  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了一种威胁。公众的意见和学者们博学的看法都将乌托邦观念同暴力以及独裁统治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的历史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在莫尔那里,乌托邦主义已经引发了一种忿怒的反乌托邦主义。这种反乌托邦主义可能是原型。新近被转变的乌托邦主义被它们自己的罪恶所萦绕;它们试图毁灭过去的自我。“最后的战斗将在共产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 )在《失败的上帝》加导言中这样写道。乌托邦主义的莫尔变成了反乌托邦主义的莫尔。马克思主义的波普尔变成了反马克思的波普尔。当然,比心理学更多的东西在这种转变中起了作用。开端于16世纪并在之后的世纪中不断增长的乌托邦思想激励了个体去翻新现实的世界—又鼓动其他人去阻碍这种努力。反乌托邦主义不是简单的一种心应理学上的回应,而是对实现乌托邦的政治计划的一种政治回应。

  受乌托邦鼓动的政治记录,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疑问混杂在一起了。然而将20世纪的暴力主要归咎于乌托邦主义者这很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不幸的是,这种归属已经变成了从波普尔直到伯林的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种持久传统。这些反乌托邦主义者使用了一种模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差别的极权主义的观念,将乌托邦主义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而且也将“历史主义”、“积极的自由”和“意识形态”贴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就这种批判对斯大林的独裁所进行的探讨而言,它是正确的,但是它并没有探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杀人的民族主义、致命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派系主义—这些主义不断地引发的现代的流血事件。

  这种自由主义批判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传记文学。马克思主义以一种纳粹主义所不能企及的方式吸引了这些学者。有好几年,波普尔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阿伦特的两任丈夫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她关于极权主义的论点受到了其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ucher)(她将《极权主义的起源》献给了他)的重要影响,布吕歇尔是德国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一名前党员。此外,仅仅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对这些批评家来说它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靶子。对波普尔来说,开放社会的“敌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他几乎没有提到纳粹主义。塔尔蒙和伯林也是这样。波普尔能像他对待柏拉图一黑格尔哲学(Platonic-Hegelian)的逻辑那样写出两卷本来攻击纳粹哲学吗?很可能不会,因为几乎就不存在一种清晰的纳粹哲学。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与他的同行并不关心恶毒的民族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哪里的话!但是他们的理论几乎不探讨这些主题。比如,《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大部分内容论述的是反犹太主义和纳粹主义。但这些话题并没有被包括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当中,在其极权理论中,她有时将自己的评论限于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几乎不适合于纳粹主义的评论。

  ——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70-110页。

  极权主义话语批判

  齐泽克并不反对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本身展开批判,而是着力强调这一概念的不合时宜性。……齐泽克认为这一概念模糊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界限,它是意识形态性的,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自由一民主制的霸权地位。

  ……他认为把极权主义当成一个理论范畴来用是大有问题的。这一概念过于宽泛,无法用以准确地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它绝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理论概念,而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它不但不能使我们动脑筋思考,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洞察力分析描述这一概念所针对的历史事实,而且免去了我们思考的责任,甚至主动阻止我们去思考。”……他宣称,“从接受极权主义这个观念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牢牢地陷入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不能自拔。”

  在齐泽克看来,极权主义观念具有这样的功能,作为一种空洞的思考方式,官破坏了思考的深度和自由。它鼓励我们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行尖锐批判,但批判的同时也建立了另一种思考的禁忌。因为“大屠杀和古拉格已经成了当今主导性的民主观念结构性的极限和参照点:‘民主’意味着避免‘极权主义’的极端。”既然西方的自由一民主观念是批判极权主义的最终理论参照,那么在批判后者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齐泽克以此“确立了阿伦特认为的极权主义摧毁的自由思想和当代西方思想界的禁忌之间的病理学。”在他看来,一度被左派知识分子边缘化了的阿伦特,如今获得了无人匹敌的权威地位。这或许最清楚地表明左派理论已被击败。也就是说,左派已经接受了自由一民主,开始顺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阻止了真正的激进思想和激进的行动可能。这在坚守左派激进立场的齐泽克看来是需要极力反对的。

  抑制激进思想者们的理由是,挑战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总是一个结果一一革命并最终导致极权主义,因此我们目前拥有的才是最好的,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都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就像20世纪的政治试验所造成的血腥与恐怖一样。齐泽克认为,接受这一选择,就意味着提前认同了自由民主的霸权,也就关闭了思考不同情况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人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去努力把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些新的可能,将来又会出现哪些可能。当今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信奉犬儒主义,对确定性深表怀疑,拒绝深度思考,拒绝一切建设性的理论和实践。齐泽克认为这种拒绝暗示出犬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沟壑一气。它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并不能做出决定的氛围,即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优于其他。它阻止了对平等和正义进行任何激进的和教义式的维护,把行动悬置起来。总之,接受极权主义舰念,就意味着用拒绝差异和变化的方式,提前消除了左派的思想锋芒。

  ……

  齐泽克批判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从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入手的。他认为二者以不同的逻辑方式运转,其社会内容不同,而且极权程度也有明显差异。这就为他开拓一种激进政治扫清了道路。概而言之,“纳粹主义是由一群想做坏事的人发动的,他们事实上也做了。斯大林主义则相反,它是一个激进的解放性尝试的结果。”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代表着没有任何遮拦、直截了当的、透明公开的政治之恶,而斯大林主义则出于政治的激进尝试,具有解放性质的美好初衷,与开创恢复事物正常秩序的新空间密不可分,或者说开辟出乌托邦式的他者空间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空间结合起来。只是由于后来事态的发展脱出了斯大林及整个领导层控制的能力,才最终造成了可怕的政治恐怖后果。具体来看,齐泽克对二者的区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阶级斗争的态度有别,对破坏其社会稳定的基本对抗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纳粹试图使阶级斗争中立化,通过把斗争目标转移到他们坚决要消灭的异己一一犹太人身上,来消除或暂时消除社会对扰。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试图用改变某物的方式来保证什么都不会改变。”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形式则认为他们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阶级斗争也已不复存在,因此,这一新的政权形式可视为“从其资本主义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自我推动的生产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其主要任务是保持并提高经济能力,进行物质生产并保持经济增长,而不顾资本主义形式方面的限制。

  第二,借用拉康著名的四种话语所提供的考察社会关系的独特视角,齐泽克指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以不同的话语来做支撑的。拉康的四种话语图式,可清晰地传达根据能指公式得出的社会联结中的四种主体位置。其中,支撑前者的是“主人话语”。法西斯分子的角色,就是绝对服从和保护极权的主、人。……主人话语透露出的信息是:主人的言说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主人话语中,所有的指令都是无条件必须被接受的。

  与法西斯主义不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则是依赖“大学话语”而得以运转的。在这一公式中,知识取代了主人话语中的主人而处在首要的位置,它充当代理人或发言者。这就意味着在斯大林主义中由知识发言,尽管它倚赖隐藏的权力的支持。……当主人被隐藏起来,由中立的、科学性的知识直接发言,并使社会结构合法化。这就意味着社会结构整体的合法性来自于为人民服务的位置。它声称主人是次耍的,居从属性的仆从地位,而人民则主导着国家,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换言之,主人不愿承认自己的主人地位,而只是作为人民的“公仆”服务于人民。……因此,就实际统治而言,斯大林主义是以真理为名的专制极权统治,它把赤裸裸的权力用一件漂亮的真理的外衣隐藏起理论。

  第三,齐泽克极其大胆地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是为了开创一片能够恢复正常秩序的新空间。他指出,关键的任务“是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彻底的模糊性,即使在官最极权的部分,仍存在着一种解放的潜能。”这句话比较令人费解,有必要先回到列宁的语境,众所周知,列宁对如何把握革命时机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在1914年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过,“如果错过了这一大好机会,历史将永远不能谅解我们。”考虑斯大林与列宁的历史顺承关系,齐泽克认为,列宁的这种革命性介入在斯大林时期以一种转换了的逻辑象征性地重现: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局已经丧失了对革命的掌握,于是用大清洗、公审与集体屠杀的方式来试图重新把握革命。此外,似乎还可以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斯大林主义不是完全整体化的,它求诸正义和团结,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家因此可以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反对现政权本身。因此,在齐泽克看来,斯大林主义尽管充斥着恐怖和痛苦,但不能由这个革命计划的失败而否定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价值。即使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悲剧,它也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悲剧。

  在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看法上,齐泽克与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海德格尔明显不同,而与阿兰·巳迪欧立场非常接近。巴迪欧在20世纪90年代曾论证说,尽管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要对恐怖或恐怖的具体形式负责,但它仍然是与列宁的十月革命这一真理一事件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行动”概念时,曾分析指出斯大林主义是倒错了的列宁式的革命);而法西斯主义则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事件,它试图建立完全的整体性,所以只是在本真的幌子之下的彻底的谎言。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

  ——于琦:《齐泽克文化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6-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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