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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国主义: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自己的民族叙事

Jill Lepore 刘昭媛 · 2019-05-12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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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意导言

  民族国家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视角和基本论述单位。从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国学著作《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视民族国家的现实问题和历史脉络对于书写一个民族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追溯美国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义的式微,呼吁美国人不要忘记共同的历史。原因在于,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个国家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义是广阔自由的历史研究视野的保障,也对培养统一的民族性格、促进长久的国家进步影响深远。为此,美国人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美国主义,创造一个新的美国历史。本文于2019年2月26日更新并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本文作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的独立撰稿人,她执笔的领域涵盖了美国历史、法律、文学和政治。莱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经出版并获奖,其中,《神奇女侠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书斩获了2015年的美国历史图书奖。她的更多文章和评论可见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和《耶鲁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国主义:

  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自己的民族叙事

  作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

  翻译:刘昭媛

  

  1986年,西装革履的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和普利策奖得主卡尔·德格勒(Carl Degler)发表了一篇主题不同寻常的饭后演讲,而非关于烟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一演讲一直是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会议晚间项目的争议之处。真实情况是,德格勒这样一个温文尔雅又具有英雄气概的人,指责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职守,说他们被民族主义吓坏了,并放弃了对国家的研究。

  德格勒当晚在芝加哥说:“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含蓄地否认或忽视民族国家的存在,但这将是一段与人们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历史,而这些人生活在民族国家。”他警告说:“如果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据民族国家界定的历史,那么别人将接替我们的工作,这些人不那么富有批判精神或博闻强识。”

  这个当时的智者德格勒说,民族国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经在向全球化方向发展,为什么还要研究某个国家呢?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时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但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它已行将就木,像一个跌跌撞撞的可怕幽灵,至少在后殖民国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历史学家们似乎相信,如果他们停止研究民族主义,它会更快地因饥饿、忽视和抛弃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学家而非历史学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阐释了德格勒的观点。福山在冷战结束时宣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灭亡。作为自由主义最大威胁的怪物——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余温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义。福山写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除了从一些其他的群体或人民中独立出来的消极愿望之外,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没有为社会经济组织提供任何类似于整体议程的东西。”(不用说,自那以后,他不得不重写很多内容。在他最近一书中,他谈到了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波兰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义。)

  福山并不是唯一一个宣称民族主义已经消亡的人。许多人也这样断言。而这正是德格勒所担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国家初现雏形时的情景。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历史写作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兴起。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对象。从19世纪30年代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对他们而言,研究美国历史就意味着研究美国民族。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年代,国家一直是美国历史的重要主题。”在同一时期内,美国经历了南北内战、黑奴解放、家园重建、种族隔离、两次世界大战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国民族这项任务更加重要。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经说过:“一段共同的历史对于维系构成国家这一主体的向心力至关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项中,民族国家是一项集体协议。这一协议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确认共同的历史是共同的未来的基础。”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研究国家的热度在降低。大多数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细微的事情,不是调查社会群体的经历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历史带来的巨大优势。这一转变带来了优秀的学术成果。但与此同时,是谁在为生活在美国的人民提供一个清晰的过去和一个可信的未来,即这个国家?是骗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义的不绝如缕,证明了世界上从来不缺少无赖,这些无赖愿意用神话和预言、偏见和仇恨来煽动起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命运意识,也不缺少热切呼唤暴力的恶棍,他们希望让旧垃圾袋中的正在溃烂的仇恨情绪倾泻而出。当历史学家们放弃对一个国家的研究,当学者们不再试图为一个民族书写一部共同的历史,民族主义不会自然消亡。相反,它会通过吃掉自由主义继续生存。

  也许要恢复一部共同的历史已经太迟了,要让历史学家有所作为也太迟了。但是,除了努力创造一个新的美国历史——一个可以培育一种新的美国主义的历史之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国家和州

  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义也与众不同。回顾一下:一个国家是一个有着共同起源的民族,一个州是一个法治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由法律所管辖的政治共同体,它将具有共同祖先的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当民族国家从城邦、王国和帝国中崛起时,他们通过讲述自己起源的故事来剖析自己,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兰西民族”中的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实是他们并没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书中所写:“通常,民族国家的历史不过是隐藏了国家与州的衔接处的神话故事。”

  但美国的起源可以在这些国家与州的衔接处找到。当美利坚合众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时,它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州。但是,是什么使它成为一个国家的呢?宣扬其人民拥有共同祖先的故事显然是荒谬的。因为美国人民来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对英国宣战之后,他们最不想宣扬的就是他们的英国身份。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把美国看成一个国家,而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联盟。这使得通过宪法的主张变为一场艰难的战斗,这也是宪法的拥护者称自己为“联邦主义者”的原因。而实际上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在提议用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来取代《联邦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联邦系统。约翰·杰伊(John Jay)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坚称,“上帝乐于把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赐予一个团结的民族——这个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的同样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给自己增加自信。

  正是由于缺乏这些相似之处,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联邦主义者才试图通过敦促美国人采用独特的拼写的方式来塑造一个民族性格。1789年,韦伯斯特写道:“语言和政府都应该是国家性的。”美国应该有她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语言和政府。这就促使美国选择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写方式。然而,这并没有使美国成为一个国家。1828年韦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国英语词典》时,也并没有将“民族主义”这个词收录其中。在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民族主义”这个词既没有任何意义,也并不流行。直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国家被所谓的“民族时代”浪潮席卷,美国人才开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国家,彼此有共同的命运。

  这些事件的进程在国家建设的意义上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历史学家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他写道,“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是国家渴望(无论怎样定义)用各个州去创建的一个独特混合体,而这个混合体正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国家。但“还有一个野兽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时就已经出现,但那时从任何意义上说,民族意识的发展都还停滞不前。美国可能会被视为后一种情况的一个(或许是唯一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国家民族。

  把一个州变成一个国家的方法之一就是书写它的历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罗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达十卷的《美国历史:从美洲大陆的发现说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这是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班克罗夫特(Bancroft)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国总统的政府中任职,包括担任美国“大陆扩张”时期的国防部长一职。班克罗夫特是天命论的缔造者,他写历史的目的是使美国的建立看起来似乎是必然结果,美国的发展势不可挡,美国的历史悠久古老。他没有强调美国的英国渊源,而是颂扬美国是一个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国家,其祖先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的语言起源于印度;我们的宗教来自巴勒斯坦;我们在教会所唱的圣歌,有一些是最早流传于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还有一些是散落在幼发拉底河的两岸边的;我们的艺术源起希腊;我们的法学来自罗马。”

  19世纪的民族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它建立在类比个人和集体的基础上。正如美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汉斯·科恩(Hans Kohn)曾经所写的:“民族自决的概念即将自由的理想从个人转移到有机集体,被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而高举。”

  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从根本上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9世纪的美国人是在一套关于人权的新思想的背景下来理解民族国家的:即国家的权力保证每个有资格成为公民的人享有同样的一套不可撤销的政治权利。后来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这样的解释:

  “这是每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进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伟大宪章,无论他的条件如何,无论他的父母是谁。他可能是贫穷的,虚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种人,犹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亚人,他可能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或爱尔兰后裔。但在《马萨诸塞州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这些区别都消失了……他是一个人,与他所有的同胞一样平等。他是国家的孩子之一,国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样,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写的那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性格,国家就不可能获得我们进步所必需的政治社会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他出生于普鲁士,对萨姆纳产生重大的影响。利伯最具影响力的文章《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学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于1860年南北战争前夕。

 

  联邦和邦联

  美国内战是一场民族国家内两种对立思想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从未真正结束,它只是趋于缓和。

  在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将(北方的)民族主义和(南方的)地方主义进行了对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国会议员敦促道:“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爱国主义。”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他们的民族主义现在被称为“非自由主义”或“种族主义”,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义。这种区分招致了很多批评,理由是它不过是一种将一种民族主义称为好的民族主义并把另一种称为坏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不同的,而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战争都是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的战争。

  1848年,美国政治家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宣称:“我们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对让墨西哥人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政府是我们的父辈在白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国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说“它是白人为了白人及其后代的利益而创造的。”

  亚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废奴主义者的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历史是虚构的。林肯于1858年在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与道格拉斯辩论时,这样说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记录中,从《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发布之日回溯三年,这段时间内可能都没法从任何一个人那得到任何一个证言,说“黑人是不包括在《独立宣言》中的。“他又继续说:

  “我想,如果我说道格拉斯法官、华盛顿、任何总统、任何国会的议员或者是整个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经这样说,我可能是在藐视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于民主党涉及农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虑,我不得不伪造这样的证言。”

  不管怎样,邦联的创建者们回答说:我们将在白人至上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新宪法。1861年,南部邦联的新当选的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萨凡纳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讲话中,他解释了美国背后的想法。“基于种族平等的假设上”的美国宪法——实际上背弃了林肯的论点——但是“我们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础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隶制之于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虽然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但自由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非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尤其是在有关美国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争论。这标志着从自由思想的层面对美国的第二次创建,这些自由思想是关于公民权利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即国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则、公民的平等权利、(男性的)普选权和对非公民的法律保护。这些重建时期的修正案也引发了关于移民、种族和性别平等以及对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讨论。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中国移民的子女将成为美国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谈论到中国移民时持正面态度。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曾经当过矿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现出的恶毒偏见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人只不过是一个异教种族”,希格比在1866年时这样说。“你不能把他们变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对者则认为,让非裔美国人有投票权和让中国人有美国公民身份都是可耻的。来自肯塔基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加勒特·戴维斯(Garrett Davis)愤怒地说:“我不想要黑人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们父辈所组成的那样的白人政府。”

  在这场辩论中,最重要的发言来自一个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为争取自己的自由,为争取黑奴的解放、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取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而奋斗了几十年。1869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国各地的听众面前发表了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欢迎的演讲之一,他极力主张应该本着“建立一个复合性国家”的精神来批准通过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他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们现在单一种族的国家是优于还是劣于由不同种族的人所组成的国家?”如果对人类进步起重要作用的国家是由相似的人组成的,那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由不同的人组建起来,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以及各种可能的混合体,又怎么会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对于像希格比这样反对中国移民和出生公民权的共和党人,以及像戴维斯这样反对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权和投票权的民主党人,道格拉斯给出了热情洋溢的回答。对中国人,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你问我,我是否会支持中国人这样的移民?我回答,我会的。你会让他们入籍并赋予他们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吗?我会的。你会允许他们投票吗?我会的。”而对于未来的几代人和未来移民到美国的人,他这样说,“我希望这里不仅是黑人、黑白混血儿和拉丁人种的家园,我也希望亚洲人也能在美国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他们在这里也能感到宾至如归、轻松自在。这既是为了亚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对道格拉斯来说,进步只能以复合型国家的新形式出现。“我们将用科学和文明的网络覆盖一切寻求避风港的人,无论他们是来自亚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岛上。”他说:“他们到这里要服从于于同一法律,说同样的语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样的自由,充满着相同的国家热情,并寻求相同的国家结果。”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国主义。但它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历史学家和民权运动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1935年写道,黑奴解放与国家重建是“这个世界所见的为实现民主而做出的最杰出的努力”。但这种努力遭到了那些将美国重新团结起来的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的背叛,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说这场战争根本不是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战争,而仅仅是国家和各州之间的斗争。杜波依斯不无痛苦地写道:“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人的领导下,他们为了维持现在的和平,愿意付出扭曲既往事实的代价。”道格拉斯的新美国主义就这样被遗忘了。杜波依斯对美国历史的看法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国家的历史

  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于1884年——是在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完成他的成名作《什么是国家?》(What Is a Nation?)的两年后,民族主义正在发生转变,从自由主义转向非自由主义,包括德国的民族主义在内,其转变标志是俾斯麦(Bismarck)“铁血政策”。这种变化的一个驱动因素是大众政治的出现,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写道,在大众政治的条件下,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普通公民的参与,而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将‘国家’的问题以及公民对他所认为的‘国家’、‘国籍’或其他对忠诚而言处于核心位置的感情,置于政治议程的首位。”

  这种转变始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颁布了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歧视黑人的法律),限制移民制度也随之兴起,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于1882年通过。这两部法律都违背了宪法的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所做承诺和宪法保障。领导反对私刑运动的艾达·B. 威尔斯(Ida B. Wells)和1892年成立中国平等权利联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金福(Wong Chin Foo)等运动领袖,一直在为使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承诺变为现实而努力奋斗。王金福坚称,“我们主张与所有其他民族拥有共同的权利。”

  但是,那些年在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发表演讲的白人对讨论种族隔离、黑人被剥夺公民权或移民限制等问题毫无兴趣。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把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边疆。其他人则思考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带来的挑战。进步时代的历史学家解释说,美国这个国家是“民主与特权、穷人与富人、农民与垄断者、工人与企业,有时也是自由土地所有者与奴隶主之间”冲突的产物。”德格勒这样说。许多协会的主席,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都为后来被称为“邦联失败的事业”而哀悼。所有这些都提供了省略了种族不平等的起源和持久性的国家历史。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变得越丑陋狭隘,自由主义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美国,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外交上的孤立主义。1917年,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出版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开始呼吁“美国优先”。在1938年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坚称“美国人应该保持我们伟大而独立的国家的传统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本来就是独立的。”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里,甚至有边缘群体支持希特勒: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是一位牧师和一位广受欢迎的广播员,与总统候选人关系密切,他通过广播宣扬反犹太主义和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崇拜,并号召他的听众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基督教阵线。1939年,大约2万名美国人,聚集在装饰着纳粹党徽和美国国旗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其中一些人穿着纳粹制服,广场上张贴的海报上写着“真正美国主义的大规模示威”并谴责罗斯福新政是“犹太人的协议”。希特勒本人对南部联盟表示钦佩,并对“建立在奴隶制和不平等原则基础上的伟大的新社会秩序的开端被战争摧毁”这件事表示遗憾。作为扩大美国内部分歧、削弱美国决心的运动的一部分,纳粹在种族歧视的美国南方地区进行的宣传,呼吁废除第十四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美国优先”的支持者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并非无足轻重,他的民族主义建立在地理的基础上,他凭借独自飞越大西洋而一举成名。1939年,他说:“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知道我们真正的边界在哪里。”“除了东边的大西洋和西边的太平洋,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这位总统如此回应。他宣布美国是“一个孤岛”的梦想,实际是一场噩梦,“人们住在监狱中,戴着镣铐,饥肠辘辘,每天被充满蔑视又毫无恻隐之心的其他大陆的统治者隔着铁栅栏喂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历史学家把美国的历史写成一个共识的故事,按照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说法,这是一种不变的“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似乎将一直延续到一个不变的自由主义的未来。施莱辛格(Schlesinger)在1949年写道,自由主义者占据了美国政治的“重要中心”。这些历史学家有许多盲点——他们对尤其是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势力视而不见——但他们仍然在美国民族和美国人民的历史方面提供了一个广阔而自由的视野。

  《返古溯今:塑造现代美国的力量》(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20世纪最新的也是最好的单册通俗美国历史书,由德格勒于1959年所写。这本书塑造了现代美国的力量:一个令人惊叹又席卷一切的记述,该记述极大程度上受到杜波依斯的影响,它把种族、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公民权利放在故事的核心地位,与自由、权利、革命、自由和平等处于同样的位置上。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德格勒的第一本书,但这也是德格勒的最后一本书。

 

  国家历史的衰退

  如果说对国家的热爱是美国历史学家在19世纪研究过去的动力,那么对民族主义的仇恨则是美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远离民族主义的原因。

  民族主义是一种计谋、诡计和虚构,这是早就显而易见的。二战后,当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Harry Truman)正帮助建立后来被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秩序的时候,国际主义者开始预言民族国家的终结。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鲁伯特·爱默生(Rupert Emerson)宣称,“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原子时代的时代错误”。到了20世纪60年代,民族主义似乎比时代错误还要糟糕。与此同时,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历史学家停下了对民族国家研究的脚步,部分原因是害怕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压迫政权的暴行沆瀣一气。2002年,本德(Bender)在《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一书中指出:“历史写作和教学的专业实践作为国家创造的附属品蓬勃发展。美国不仅对其大力支持,而且还提供了一批懂得欣赏的听众。”“直到最近,”他继续说,“由于民族国家地位的不确定,人们才认识到,历史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是其本身实质性叙述的一部分,同时根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循环的意义。”从那以后,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只能越来越强,到了瘫痪的地步。如果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那么这种观点就会认为,民族历史的书写是它的表现之一,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神话创造。

  与此同时,还有别的事情正在发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妇女和有色人种进入历史研究的行业,他们书写内涵丰富、具有革命意味又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又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历史学者的数量激增,人员组成上也变得无比丰富,而且他们精明老练。在一个歧视黑人的年代,许多年长的历史学家对这项学术的价值提出了质疑。德格勒没有如此;相反,他为此做出了贡献。大多数写种族问题的历史学家都不是白人,而大多数写女性问题的历史学家都不是男性。但是德格勒身为一个白种男人,却是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两位男性创始人之一。1972年他还凭借《非黑非白》(Neither Black nor White)一书获得了普利策奖。不过,和海厄姆一样,他也担心大多数新的美国历史研究“不是关于美国,而是仅仅发生在美国”。

  1986年,当德格勒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并在美国历史协会的成员面前发表演讲时,美国的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提倡一种历史世界主义,他们写的是全球历史而不是国家历史。德格勒对此没有太多的耐心。此后几年,波斯尼亚内战爆发后,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冷酷地宣布,“部落已经回来了。”它们从未离开过。它们只会让历史学家更难发现,因为历史学家们不再真正地去寻找。

 

  一个新的美国历史

  书写民族历史固然产生了许多问题,但不书写民族历史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而后者带来的问题更糟。

  一个新的美国主义和一个新的美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它们可能看起来很像道格拉斯想象的复合民族主义和杜波依斯写的思路清晰的历史。他们可能以1869年道格拉斯对美国实验及其挑战的描述为出发点:

  一个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的政府承认所有人的平等权利;除了自身存在必需的和法律制裁需要的权力,除了自然、理性和人民定期确定的意愿之外,不要求更高的公共权力; 坚决拒绝损害任何宗教信仰、家庭的利益或者从对其的服务中获取利益——对世界上大多数政府以及我们自己中的一些心胸狭隘和固执己见的人来说是一个长期令人反感的事物。

  在冷战结束时,一些评论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实验以胜利告终,美国即全世界。但美国的实验实际上并没有结束。一个建立在革命和普遍权利基础上的国家将永远与混乱和特殊主义势力作斗争。一个在矛盾中诞生的民族将永远为其历史的意义而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毫无意义,也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对此袖手旁观。

  “现在的美国历史并不试图回答任何重大问题,”德格勒在大约30年前对他的听众这样说。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历史学家不开始询问和回答这类问题,其他人会这么做的。他们将呼应卡尔霍恩(Calhoun),道格拉斯(Douglas)和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他们将哀叹“美国的大屠杀”。他们将称移民为“动物”并把其他国家称为“狗屁国家”。他们将采用“美国第一”的口号。他们将说他们能“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将称自己为“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历史将是虚无的。他们将说只有他们爱这个国家。历史将证明,他们错了。

  

  文章链接

  翻译文章:

  Jill Lepore, A New Americanism: 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al Story, Foreign Affairs, Feb 26,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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