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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司法者及其政治功效:印尼现代化民主改革中的宪法法院

孙云霄 · 2019-06-12 ·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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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导言

  在21世纪初印尼进行一系列现代化民主改革的浪潮中,宪法法院应运而生,成为全世界第78个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印尼宪法法院成立的过程可谓紧急仓促,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印尼社会对这一支专业理性力量的迫切需求。在一片荒地中匆匆上任的宪法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却大多保持着一种开拓精神,奉行能动司法的价值追求,通过运用宪法地位和法律技艺的相互张力,破除了立法者对其职能添加的时间范围,实现了法定职能范围的自我修正。同时,宪法法院还通过法定职能和抽象理解,自觉承担起平衡印尼国内政治生态,维护民主法治自由的政治功效,成为促进印尼现代化民主改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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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动司法者及其政治功效

  印尼现代化民主改革中的宪法法院

  文/孙云霄

  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开拓性地运用了“违宪审查”的概念,自此开启了通过司法权来保障和维护宪法的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性探索。其中,奥地利“宪法之父”汉斯·凯尔森是其中坚定的支持者和佼佼者。汉斯·凯尔森认为,法律的统治者是“宪法”,而不是立法者,而且这个宪法应该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兼具程序性和实体性功能,并拥有将权力的行驶限制在合法范围内的政治功能。[1]以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为基础,奥地利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法院,作为宪法保障和实施的专门机构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合宪性审查。这种专门成立宪法机构的模式逐渐蔓延到欧洲各国及其他国家。到21世纪初,环绕赤道的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也吸收了这一制度模式,成为本世纪第一个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78个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

  印尼宪法法院的成立在2001年的第三宪法修正案中得以明确,在2002年的第四修正案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于2003年正式成立。印尼宪法法院的成立是苏哈托统治时期结束后进行现代化民主改革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印尼由威权国家向民主法治国家的过渡。那么,印尼宪法法院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得以成立?当权者赋予它的职能是什么,在运行的过程中是否有所发展和延伸?这些只能是否具有一定的政治功效,具体如何体现?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对印尼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民主改革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印尼宪法法院成立的背景和过程

  运用司法权进行“违宪审查”在印尼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1945年宪法起草时期,宪法起草的其中一个核心成员,当时印尼著名的独立和民主人士Muhammad Yamin就提议让最高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但遭到了当时的主流法学家Raden Soepomo的强烈反对,因此没有被吸收到1945年宪法的正式文本中。[2]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因为虽然1942—1945年间印尼被日本侵略,但印尼的主要殖民者荷兰对印尼的政治和社会生态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尤其是智识阶层受到的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熏陶基本来源于荷兰。那么,荷兰虽然地处欧洲,注重保护人权,却一直没有接受在欧洲盛行的“违宪审查”制度,反而在宪法中保留着明确禁止司法进行违宪审查的条款,以致时常被戏称为西方世界抵制违宪审查的“最后堡垒”。[3]由此,便不难理解在争取独立自主,不断吸收先进政治思想理念的历史环境下,以Raden Soepomo为代表的印尼主流法学家还对“违宪审查”制度保留着抗拒的态度。

  在苏哈托统治时期,以法官和律师为代表的司法人员并没有放弃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想法,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都提出过相应的话题。但在苏哈托集权威权的统治体制下,不可能得到肯定。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98年,由金融风暴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危机不期而至,统治印尼长达32年之久的苏哈托被迫下台,由此印尼进入民主社会的改革转型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副研究员将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称之为“‘美式’宪政改革”,因为这些改革的设计是由一批具有留美经历的印尼知识分子,乃至于美国人直接主导,其改革方向和内容很有“美式”风格,其中的举措包括实行“三权分立”、开放党禁、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军队职业化、实施地方自治等。[4]既然是“美式”风格的改革,“违宪审查”制度的引入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因为“违宪审查”制度发源于美国,且在美国具有悠久而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违宪审查”也是实施“三权分立”的重要举措。除了对“违宪审查”在三权分立政治制度设计上的重要作用以外,事实上,2001年印尼前总统瓦希德的弹劾案也让改革者认识到仅仅通过政治考量和手段来实施宪法上的弹劾,可能造成有失公平的结果。而且,在瓦希德的弹劾案中出现的总统和国会的矛盾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使得印尼国内的整个政治生态杂乱无序。①因此改革者认为需要有专门的宪法实施者来保障宪法的公平,同时以一种中立的身份从宪法的文本和规则出发来调和政治秩序。考虑到最高法院本身的案件量和工作负担,专门的宪法法院成为印尼的现实选择。

  在如火如荼的改革背景之下,宪法法院的成立呈现出一种一蹴而就的态势。2002年的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了宪法法院成立的最后时间为2003年8月17日,留给政府和议会的时间仅为一年。这一年里,需要将宪法法院的结构、定位、职能等基本架构问题进行具体的细化,还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将这些设定合法化。虽然此前2001年起,立法机构已经开始起草相关的法律文件,但进展并不快速,因为起草的过程并不是闭门造车、一言之堂,还需要与国内外的相关机构和专家进行大量的讨论。直到2003年5月,立法机构才初步完成草案,离最后成立时间只剩下三个月了。此时才进入政府审议阶段,特别审议委员会已在草案完成前成立。7月,司法和人权部列出了其中存在问题清单,355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按时成立宪法法院成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司法部的代表Abdul Gani为按时完成任务列出了具体的时间线,最快能在10天内对355项问题完成讨论,给参与人打了一剂强心针。由此,相关问题进入紧张有序激烈的讨论状态。直到2003年8月6日人民协商会议通过特别程序审议该法律的前一天午夜,审议委员会还在对最后两项问题——宪法法院法官任职资格中的教育背景和能够提请司法审查的法律文本范围进行最后的博弈。但是,在最后时刻,基本的共识还是达成了,有关宪法法院的2003年第24号法律于8月13日由梅加瓦蒂总统签署发布令。到此,千头万绪还剩下了最后一步,九位大法官的任命。按照宪法规定,政府、议会和最高法院各指定三名大法官。三个机构的选拔程序各一,议会设置了考试和向公众征询意见的过程;政府成立了选拔组,并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也增加了向公众征询意见的过程;最高法院的选拔过程则全部暗箱操作,既没有考试,也没有向公众征询意见的程序,在应对舆论质疑时,首席大法官Bagir Manan回应他了解法院系统所有人的资质,而且只从法官中进行选拔。政府、议会和最高法院都在限定的时间内选拔出了宪法法院大法官的人选。8月15日,梅加瓦蒂总统对他们进行了任命,并在8月16日这一天宣誓就职。②

  从宪法法院成立的过程来看,彼时的印尼政治和社会状态表现出对宪法法院的渴求。参与改革的权力阶层似乎在以最快速度成立宪法法院这一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虽然时间极为紧张,相关的各部门各代表却也配合地日以继夜地讨论、推进相关事项,并在某些特定事项上相互妥协,宁愿在日后以更为复杂的程序达成意愿,也要赶上按时成立宪法法院的进度。例如印尼斗争民主党在提请司法审查的法律文本范围上一直坚持不要设定1999年10月19日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时限,认为所有的法律都应该有提请违宪审查的资格,最后也寡不敌众,进行了妥协,但向媒体宣称日后会将这一条款提交违宪审查。可以说,印尼宪法法院的筹备和成立是一个仓促的过程,这其中,因为时间限定,有些事项并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讨论,有些事项通过特别程序议定,有些事项则在参与各方的勉强妥协下得以通过。这为宪法法院在日后的运作中可能出现诸多问题埋下了伏笔,但不可否认的是,宪法法院得以按时成立本身体现出了印尼现代化民主改革的决心,也实实在在推进了印尼现代化民主改革的进程。

  

  二、印尼宪法法院的法定职能及其自我修正

  《印尼共和国宪法(1945)》在第三修正案中,赋予宪法法院五项基本职能:

  1. 审查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

  2. 判决由宪法赋权的国家机构的职权争议;

  3. 判决政党的解散;

  4. 判决关于大选结果的争议;

  5. 判决人民代表会议提请的总统和/或副总统涉嫌违规事宜。③

  在2003年第24号法案中,从第8部分到第12部分,对宪法法院的五项职能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包括每一项职能下的申请人资格、申请程序、判决程序、判决后果等。其中,不言自明,审查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是宪法法院最为重要的职能。从申请人资格的设定来看,凡是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力遭到了现行法律侵害的个人或团体均可以向宪法法院提请违宪审查,这充分表明了立法者希望宪法法院面对公众的形象是开放的、欢迎的。但是,他们的开放态度并没有体现在所有的条款里。其中,第50条规定:能够提请违宪审查的法律需为《印尼共和国宪法(1945)》修正案后颁布的法律。具体而言,就是《印尼共和国宪法(1945)》第一修正案通过的时间,1999年10月19日。那么,立法者人为地以印尼现代化民主改革为时间节点,将印尼法律划分为两个阶段的产物,一部分幸免于违宪审查。自然,这一规定在制定时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最终还是落于纸面。按照大多数立法者的意思,这样的时间划分基于现实情况的考量,否则宪法法院有可能在运行之初便需要面对大量的案件,应接不暇。而且,此前的法律虽然不能诉诸宪法法院,但如有违宪的情况,可以提交到立法机构进行立法审查。但是,正因为立法机构本身的审查可能出现的有违公平的概率相对于司法机构或专门机构更大是成立宪法法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宪法作为原则性、指导性、根本性的法律,能够仅仅因为现实原因就使得它的原则、作用、范围发生变化,它的平等性受到质疑吗?或许立法者考虑的更多的是现实困境,而司法的要义首先一定是法律的公平正义,因此,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在实际的案例中运用司法技艺和大体一致的共识成功的破除了立法者的限制。

  毫不意外的是,在第一批提请宪法法院审查的案件中,其中一件便是提请宪法法院审查1985年颁布的法律。按照2003年第24号法案,1985年颁布的法律不在宪法法院的审查职责内,宪法法院应该不予受理。但是,宪法法院不但受理了这个案子,还以此案为切入,对饱受诟病2003年第24号法案第50条进行了自我修正。而且,在2004年的另一个提请审查1987年第1号法案的案例中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和强化,并正式宣布2003年第24号法案第50条违宪且失效。其中,需要法官们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国会和政府是否有权就宪法法院的审查范围设定时间限制?宪法法院能否在既有的限制内受理受限的案件?宪法法院能否对有关自身职责的条款进行违宪审查?

  首先,国会和政府是否有权就宪法法院的审查范围设定时间限制?大多数法官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印尼共和国宪法(1945)》第24C条第6款规定了宪法法院的法官任免、具体程序和其他条款由法律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立法者可以超越宪法对宪法法院的职责和功能做出限定。国会和政府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对宪法法院的职责进行细化,而无权对它添加宪法上没有出现的限定。而且,对宪法法院的职责和功能做出限定,从宪法的立法原意上解释,违反了宪法制定者的意图,也违背了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法律规范等级的基本原则。因为有关宪法法院的职责事项均应由宪法规定,而不是较宪法而言效力层级低的法律。④因此,第50条本身已经违宪。

  其次,宪法法院能否在既有的限制内受理受限的案件?宪法法院是由宪法设定的国家机构之一,不是由法律设定的机构,因此宪法法院运行的基石是《印尼共和国宪法(1945)》。④按照《印尼共和国宪法(1945)》,并没有对宪法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在时间上加以限制,因此宪法法院有权受理2003年第24号法案第50条限定内的违宪审查案件。任何个人和组织都要遵从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因此与《印尼共和国宪法(1945)》相冲突的所有法律都应该得到调整。④

  最后,宪法法院能否对有关自身职责的条款进行违宪审查?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在2004年编号为066的案件中,以6:3的比例达成结果,正式宣布2003年第24号法案第50条违宪,且自此失效。反对意见主要认为:其一,第50条并没有违宪,它并不是限制法院的权力,而是在解释和实施它的权限,在细化“法院的其他规则”,其方式包括确认、重复或限制。因此,“其他规则”赋予了立法者有权决定能够被(宪法)法院审查的法律范围。④其二,宪法法院就涉及自身的职责开展审查会违反公平和独立原则。法官Natabaya在反对意见中说:“法官不能将包括规范其自身的游戏规则置之不理。”④法官Roestandi指出,在普通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中,法官负有与当事人任何一方因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回避的义务,而2003年第24号法案第50条涉及到的正是宪法法院法官自身的职责,他们的关系不言自明。言下之意也是宪法法院的法官在审查有关自身职责的事项时会有所偏袒,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法官Siahaan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对2003年第24号法案第50条进行审查并不是宪法法院法官因个人利益去扩大其职责范围,而是基于司法公正的考量,这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5]

  2011年,印尼立法机构对2003年第24号法案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其中直接废除了第50条,这也意味着从立法程序上宣示了宪法法院法官对其职责范围进行自我修正的成功。

  从宪法法院对其职能范围的自我修正可以看出,在宪法法院建立初期,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大部分奉行司法能动主义,与保守、被动、狭义地诠释宪法文本的原旨主义者相区别,司法能动主义者通常会积极、宽泛地利用司法权探寻一种实质上的正义。“司法能动主义的基本宗旨就是,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即保护人的尊严。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运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运用将抽象概括的宪法保障加以具体化的权力去这么做。”[6]司法能动主义其中一项明显的特征是,“能动主义者并不那么顺从其他政治决策者,因为他们对法官自身的民主性质和能力有更深的感受,而对政府其他部门则表现出更多的怀疑。”[6]印尼宪法法院初期的法官们也恰恰在立法上对其受理案件的范围进行时间限制的反抗和自我修正上表现出对议会和政府专业能力的不信任、不遵从。彼时,印尼的现代化民主改革如火如荼,法官表现出对司法能动主义的追随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不无相关,与他们的受到美国相关教育的背景也紧密相连,毕竟司法能动主义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占据了司法理论和实践的绝对优势。所以可以说,司法能动主义促成了印尼宪法法院法官的司法权扩大,也加速了印尼向“三权分立”民主体制的过渡。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沃尔夫的书名,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司法能动主义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帮助司法权有效地制衡立法权和行政权,维持国家政治体制的动态平衡,同时也能无限扩大,造成国家政治体制的失衡,毕竟司法权缺乏民意基础,且多么崇高正义的法官从本质上来说也不过是血肉之躯,免不了犯错和偏袒。所以,要维持国家政治生态的稳定平衡,司法权也需要有所克制。印尼宪法法院的立法者对此有所认识,规定了印尼宪法法院的法官们最多十年的有限任期,而不是与美国一样的终身任职,此举可以有效调节法官成员的组成,从而使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对司法权也能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因为9名宪法法院的法官中有6名由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指定。

  

  三、印尼宪法法院的政治功效

  承担违宪审查的职能,虽然运用的是法律手段,但不可避免的会参与到政治事务中,这是对立法和行政机关具有审查责任的司法机构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违宪审查制度受到批评的重要因素。德国宪法法院算得上是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宪法法院之一,在宪法学界被视为“集中式合宪性审查”模式的典范,它的判决的效力在范围和强度上都具有绝对权威,因为“它的判决约束包括议会、联邦政府和总统在内的所有宪法机构,并且禁止它们对相关基本法条文做出另外的解释或对已经被宣布违宪的内容再次进行讨论。” [7]即便如此,德国著名的右翼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认为法院不能承担宪法的守护者的角色的观点依然在德国,乃至于全世界的宪法学界都有着深远影响,他认为:“真正的司法权都出现在事后。如果人们想赋予法院暂时性处分的权力来修正这项缺点的话,那么司法者就拥有做出或者组织某项政治措施的权力,而且因为这样的权力使司法者成为了国家内政、在个别案件中甚至是外交政策最有权力的部门,因此司法者在政治上也就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独立不但再也无法保障法院免于政治责任的担负,司法者甚至是应该要负起政治责任。”[8]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郑戈教授将其理解为“我们不能既想让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又让它来做出本质上是政治决断的宪法判断。只有超越党派利益和官僚系统之上且有民主正当性的帝国总统才能代表‘德意志人民的共同政治意志’,维系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在关乎政治共同体生死存亡的事情上尤其不能用貌似中立的司法判断来取代主权者的政治决断。”⑦奥地利“宪法之父”汉斯·凯尔森也并不否认宪法法院的政治性,并把宪法法院否定立法之效力的功能成为“否定性立法”。郑戈教授对汉斯·凯尔森的“否定性立法”也进行了归纳,“他认为这种 ‘否定性立法’符合司法职能的性质,因为它是事后的、回应性的和救济性的。宪法法院权力的正当性来自它的法律专业性,法官是基于他们在宪法学领域的专业造诣获得任命,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人民或政党的代表而被选举产生。因此,宪法法院法官在宪法问题上的权威正像科学家在科学问题上的权威一样,是知识和科学判断的权威。”[7]而且,郑戈教授认为“凯尔森这种看似形式主义的纯粹法学观其实有着深刻的政治哲学基础,即:在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盲目追随‘民意’只会导致社会撕裂、派系林立、秩序危殆。必须有一种不受民意和派系诉求干扰的允正执中的力量来保守社会的恒久价值,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公正和民主本身。” [7]或许可以说,宪法法院运用专业科学的法律知识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来维护自由、公正、民主的恒久价值。对于正在经历现代化民主改革和转型阵痛的印尼来说,它所面临的社会撕裂、派系林立、秩序危殆的风险远远大于政局稳定、按部就班的其他国家,因此,宪法法院更加不能回避它所具有的政治属性,而需要更加积极地运用法官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方法来促进印尼顺利完成民主转型并维持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

  除了最基本最主要的审查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之外,改革者还赋予了印尼宪法法院其他四项法定职能:判决由宪法赋权的国家机构的职权争议,判决政党的解散,判决关于大选结果的争议,和判决人民代表会议提请的总统和/或副总统涉嫌违规事宜等,这四项职能无一不与政治事务具有关联性。具体来说,由宪法赋权的国家机构是印尼国家体制架构的中心组成部分,包括人民协商会议、总统、副总统、人民代表会议、地区代表会议、金融审计委员会、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和司法部。其中,人民协商会议的成员由人民代表会议和地区代表会议的代表组成,是最高权力机关,享有修改宪法、宣布总统、副总统就职及根据宪法解雇总统的权力;人民代表会议成员由全民公选产生,享有立法权;地区代表会议成员由各省通过全民公选产生的成员组成,享有处理有关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事务的权力;总统、副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全民公选产生,享有最高行政权;金融审计委员会、最高法院和司法部都是在金融和司法领域内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以说,宪法法院既是由宪法赋权的九大国家机构之一,也是这些机构职权争议的判决机构,而这些机构具有广泛的政治性,尤其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协商会议和由全民公选产生的总统、副总统、人民代表会议和地区代表会议。这些机构之间的职权争议必然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权力配置相关,能否妥善解决,事关“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平衡和有效运行,稍有偏差即会容易引发政治上的风暴,从而影响到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营。关于政党的解散,也是具有极高的政治性。“作为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政党被定位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国家借助政党对社会实施整合,社会则依靠政党向国家进行价值和利益输送。政党通过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等基本功能的发挥,维系着民主政治的运转。”[9]因此,宪法法院享有的解散政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尼社会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转,尤其印尼经历了苏哈托时期对政党的严苛打压和解除党禁后的势如破竹的转变和发展,政党的积极性、诉求欲更为热烈,其产生的政治功效也就更为强劲。关于大选结果的争议和人民代表会议提请的总统和/或副总统涉嫌违规事宜都与国家的最高行政领导人相关,任何一个决定都关系到内政外交的核心事务,它的政治影响不限于国内,更会波及到东南亚区域及全世界相关的国家或区域。

  以上种种是印尼宪法法院法定职能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性,具有具体的实在的意涵。从抽象意义上来讲,印尼宪法法院还具有诸如维护法治、保护人权、促进民主的政治功效。印尼宪法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Jimly Asshiddiqie是“法治国”的积极倡导者。根据山东大学李忠夏教授的研究,“法治国”一词源于德国,最早产生于18世纪向19世纪转型之时,来自于德国早期受理性自然法影响的国家思维,经历了“形式化”、“形式法律与实质法律之争”、“方法与方向之争”的历史演进,最终形成了今天对于法治国原则的理解,即兼具法治的形式性与实体性,其实体价值内涵来自于实定的宪法,通过宪法,可以防御政治系统等其他社会系统的直接冲击,又可将环境中的“价值”或“决定”转换到法律系统中,并对整个法律体系产生辐射影响。[10]因此,Jimly Asshiddiqie大法官认为,建立法治国首先要确立宪法的根本性最高地位,而宪法法院则是宪法的“守护者”。②那么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宪法法院对建立“法治国”的作用不容小觑,客观上也就承担起了维护法治,促进“法治国”建设的重要责任。此外,他还认为,“宪法法院通过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守护民主,宪法的实施应该惠及全部人民,而不是只有多数群体。宪法法院还是人权和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者……宪法法院通过对法律的违宪审查权来保护人权和公民的宪法权利……”②这些观点,受到于奥地利“宪法之父”汉斯·凯尔森的深远影响,“宪法法院可以通过公民诉愿来保障其因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命令而受到侵犯的宪法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自由、自由迁徙权、营业自由、表达自由等公民的一般权利,其中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尤为重要。”①“在民主共和国,宪法审查是少数派防止多数人专政的‘非凡的杰作’和‘有效的工具’。”“宪法审查——在其最后的意义上——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维护政治和平的保障。”①

  在Jimly Asshiddiqie的推动下,印尼宪法法院不仅在实际案例中积极的介入政治、民主、社会等各项议题,还在理论宣传上推动印尼民众对宪法的认知和认可,它所具有的政治功效对于化解政治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注入了相对专业理性的声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尼的现代化民主改革走向正轨。

  四、结语

  印尼宪法法院催生于印尼现代化民主改革的历史潮流,尽管它成立的过程显得紧急而仓促,当时的改革者和立法者除了在宪法修正案中对宪法法院的原则性设定达成了共识,具体的立法却是在时间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各方不断地妥协与让步中勉强达成的一致意见。但是,如期成立的宪法法院标志着印尼的现代化民主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为这一改革注入了专业理性的力量。在进入现代化民主改革之前,印尼社会经历了苏哈托长达32年的威权、专制统治,当这一威性且专制的力量解除的时候,一方面,人们似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酣畅淋漓;另一方面,却盼望着在新世界中争取一份“管辖地”,从而陷入新的权力斗争。瓦希德弹劾案、政党数量的急剧上升都显示出当时印尼社会的政治乱象,也预示着对政治角逐中专业且理性力量的迫切需要。

  以第一任首席大法官Jimly Asshiddiqie为代表的占三分之二多数的宪法法院法官是能动司法的积极倡导者,他们通过对宪法的文义解释和法律技艺破除了2003年第24号法案对其案件审查范围添加的时间限制,也相当于对立法者为其设定的职权范围进行了自我修正。这一强制司法的结果得以沿用并最终在立法中确定。在印尼初步确定“三权分立”体制的历史背景下,宪法至上的信念和强制司法的方式有助于司法权破除长期以来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威权统治格局下遗留的强劲势力,引导“三权分立”的体制走向合理化,也有助于培养民众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任感和依赖感,为现代化的民主改革奠定群众基础。也正是因为早期宪法法院的能动司法逻辑奠定的权威地位,使得2011年的总统选举中,宪法法院的判决为各方接受,成为制约政党派别中不理性因素的强大力量。但能动司法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过多地介入本应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主导的领域,将会产生司法者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立法者”、“行政者”的后果,也同样导致“三权分立”体制的失衡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偏离。因此,印尼宪法法院应该认识到,即使是品格崇高、专业理性的人员组成的宪法法院法官群体,也需要对司法权的运用保持一定的克制,充分尊重和信任以民意选举为基石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才能维护国家治理体系的均衡运行,也才能真正地推动民主改革走向正轨。

  作为宪法法院,表面上看,其职能主要是运用专业的法律技术对立法和行政机构的不当作为加以修正。但实际情况是,承担违宪审查的职能,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将司法权的触角深入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领域,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事务中有所发挥,区别只在于程度的强弱。结合印尼宪法法院的其他四项法定职能,可以认识到宪法法院在印尼政治生态中受到的重视,也可以说,这是立法者在具体的职能上赋予宪法法院的政治使命。而从抽象意义上讲,按照第一任首席大法官Jimly Asshiddiqie的理解,宪法法院还具有维护法治、保护人权、促进民主等政治功效。无论在法定职能上还是抽象意义上,宪法法院所具有的政治功效都将是印尼现代化民主改革的促进力量,它所具有的政治性如郑戈教授所言,是“一种不受民意和派系诉求干扰的允正执中的力量来保守社会的恒久价值,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公正和民主本身。”[7]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想象,实际的效果可能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差强人意,但印尼宪法法院在成立十几年的时间里,确实为确立宪法的根本最高地位,建立法治国,促进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理想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孙云霄,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 sunyunxiao@bfsu.edu.cn

  注释

  ①参见Petra Stockmann:The New Indonesian Constitutional Court——A study into its beginnings and first years of work, published by Hanns Seidel Foundation 2007, 作者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采访了印尼宪法法院的首席大法官Asshiddiqie,大法官Siahaan、Harjono、Natabaya等人,就印尼宪法法院的成立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首席大法官Asshiddiqie甚至认为是瓦希德弹劾案直接促成了宪法法院的尽快成立。

  ②宪法法院成立的具体过程根据Petra Stockmann:The New Indonesian Constitutional Court——A study into its beginnings and first years of work一书的详细描述进行总结和缩减。

  ③UNDANG-UNDANG DASAR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 TAHUN 1945, Pasal 24C.(印度尼西亚1945年宪法第24C条)

  ④PUTUSAN Perkara Nomor:004/PUU-I/2003. (印尼宪法法院案例判决编号)

  参考文献

  [1] 王银宏. 通过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凯尔森的理论和实践[J]. 政法论坛,2015,(07).

  [2] Jimly Asshidiqie. Gagasan Dasar Tentang Konstitusi Dan Mahkamah Konstitusi [EB/OL]. http://jimly.com/makalah/namafile/11/gagasan_dasar_tentang_konstitusi_dan_mk.doc,2017-11-30.

  [3] 程雪阳. 荷兰为何会拒绝违宪审查——基于历史的考察和反思[J]. 环球法律评论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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