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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大国博弈与中间地带的动荡与冲突

田文林 · 2019-07-08 · 来源:《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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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以来,位于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日趋成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近些年炙手可热的国际热点问题,如伊朗核问题、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朝核危机等等,同样集中在这一区域。“中间地带”动荡与冲突到底折射出怎样一种国际现实?大国博弈为何热衷于争夺“中间地带”?中国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内容提要

  国际权力转移激化大国矛盾。历史经验表明,大国权力转移的交替期,往往是地缘政治危机的高发期。由于世界主要大国都拥有核武器,所以大国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可能。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通过除军事对抗之外的其他领域和手段体现出来,这其中,“中间地带”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因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沦为霸权主义的牺牲品。中国必须强化地缘政治意识。

  冷战结束以来,位于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日趋成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近些年炙手可热的国际热点问题,如伊朗核问题、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朝核危机等等,同样集中在这一区域。“中间地带”动荡与冲突到底折射出怎样一种国际现实?大国博弈为何热衷于争夺“中间地带”?中国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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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权力转移激化大国矛盾

  发展不平衡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永恒规律。荷兰历史学家曾说过:“在发达程度极高的新的文明阶段,处于领先地位的任何国家达到一个临界点或界线时,要超越这一界线向前发展是极其困难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迈出。”纵观 20 世纪,由于国际权力转型,国际体系经历了三次较大转变:第一次是“一战”结束后,从“维也纳体系”转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是“二战”结束后,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转向“雅尔塔体系”。第三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阵营”解体后,“雅尔塔体系”部分瓦解,国际权力体系处于“将转未转”的状态。近些年,国际格局最突出的特征力量对比是“南升北降”,国际体系面临新一轮转型。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对衰落趋势明显。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国际权力体系中一枝独秀,美国更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均占据压倒性优势。然而,随着西方过剩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趋势日趋明显。西方世界整体实力明显下降。2008—2014 年,西方七国集团(G7)占世界经济比重从 52.8% 降至 46.08%。

  美国仍是世界第一,但经济指标明显今不如过去:GDP 占全球的份额,冷战结束时为 30%,目前已减到 20% 左右。制造业在 GDP 的份额,已从“二战”后的 40% 至 50% 减少到 12%,服务业则攀升至 70%。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空心化、泡沫化趋势明显。而经济金融化历来是强国由盛转衰的征兆。沃勒斯坦认为,美国的资本积累和地缘扩张均已到达自偿点,之后就是最大的下滑。当前美国出现了类似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的缓慢衰落。彭博社 2014 年一项民调显示,58%受访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导人正在衰落。

  尤其是在“9·11 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加剧美国衰落趋势。根据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统计,美国仅在伊拉克战争费用保守估计是 3—5 万亿美元。两场战争使美国至少耗费 6 万亿美元。沉重的战争负担,使美国财政状况由盈转亏。在软硬实力严重受损背景下,美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这一趋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表现十分明显。2017 年 1 月新上台的特朗普总统,孤立主义倾向明显,并一再表示,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主要任务。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战略收缩态势。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相对崛起态势明显。在国际经济竞争中,“随着新商品和新生产工艺的知识从一国传播到另一国,领先国家在某个时间被他国在‘赶超’过程中赶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抓住时代机遇,利用外国投资和先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并涌现出“金砖五国”( 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 )、“薄荷四国”( 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 )、“灵猫六国”( 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土耳其与南非 )、“新钻十一国”等等。

  2012 年,发展中国家 GDP 数百年来首次超过西方国家。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领土占世界领土总面积 2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43%,GDP 占全球总量 20%,贸易占全球贸易额 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 50%。据预计,2009—2050 年,G20 中发展中国家成员 GDP 年均增长 4.6%,比发达国家成员快一倍多,G20 实际 GDP 将从 38.3 万亿美元增至160 万亿美元,60% 以上增量来自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六个新兴经济体。

  这其中,中国崛起态势尤其值得关注。横向看,当前中国经济总量比其他四个“金砖国家”GDP 之和还多 60%,经济规模和质量均非其它新兴国家所能比拟。纵向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弯道超车”,接连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此外,中国在 2009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为 33.2%,居世界首位。

  历史经验表明,权势转移期往往也是地缘矛盾多发期。从历史上看,霸权国与新崛起国家之间的战争比比皆是。古希腊时期,正是由于斯巴达担忧雅典崛起,才率先发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1866 年德国向奥地利开战,是担心奥地利军事改革后更难对付;1904 年日本向俄国开战,也是担心俄国在远东军事存在尾大不掉;1914 年一战的爆发,同样是德国崛起太快,因而英国担心其威胁自身利益。总之,“处于衰落的国家想早点战争,而在崛起的国家则在权力转移前想避免战争。

  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瑞吉认为,资本积累与战争具有正相关。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最少经历了三个累积周期,每次资本积累周期转换(实际也是权力转移),最终都是通过大规模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终结第一个周期,结果迎来荷兰霸权;“拿破仑战争”(1792—1815 年)终结第二个积累周期,结果是英国异军突起;两次世界大战终结英国霸权,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霸权。目前,随着新兴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首次超过西方,国际权力“南升北降”日趋明显,尤其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世界正步入第四个周期。哈斯在《外交事务》撰文称世界进入“无极时代”。

  这种状况让美国深感焦虑。很显然,美国不愿失去霸权地位。2014 年,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中称,“无论是过去的一个世纪,还是未来的新世纪,美国必须始终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没人能这样做”。

  美国与俄罗斯已经博弈多年。近年来,美国围绕俄罗斯问题四处点火,处处给俄罗斯制造麻烦。2015 年 2 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要使用包括制裁在内的各种举措,让俄罗斯为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付出代价。2015 年 7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大肆渲染俄罗斯威胁,称俄罗斯“严重损害了地区的安全”。f美国参联会主席邓福德认为,俄罗斯是会对美国构成存亡威胁的国家。2017 年 5 月,美国驻欧洲最高指挥官斯卡帕罗蒂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俄罗斯已经由西方的伙伴变成对手,其正在谋求破坏西方领导的国际秩序,重新恢复全球权力。美国必须调整计划和立场,准备用战争克服面临的威胁。

  针对中国,美国的防范和戒备也在明显上升。中国等新兴国家正处于“爬坡期”。对美国来说,当前“将强未强”,是打压的窗口期。一旦完全崛起,美国因发动战争成本增大,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减少。2014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2015 年 3 月,美国外交学会发表的《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有必要对中国作出更加连贯的反应,以平衡中国实力的扩大,而不是继续协助其崛起。

  近年来,为困堵和遏制中国,美国战略重心加紧转向亚太。2015 年 7 月,美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指责中国在南海岛礁扩建加剧亚太紧张,中国军事力量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2016 年 7 月 29 日,兰德公司发布《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的报告。该报告解读了十年内(2015年至2025年)中美战争较量胜负损失。根据分析,2015 年爆发战争,中国损失明显大于美国;2025 年爆发战争,中美损失将日趋接近。这意味着届时美国将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军事实力提升意味着,一场战争将未必会像美国的战争规划者所计划的那样展开。尽管曾几何时美国看上去可能会赢得胜利,但是现实表明,这越来越可能会是一场结果不确定的冲突,唯一确定的是,双方都将损失惨重。”

  当前,国际世界将会出现新的两大阵营:一方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一边是以俄罗斯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双方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差异甚大。随着国际权力转移加快,双方矛盾面日趋凸显。近年不少媒体渲染“一战百年悲剧重演”,背景就是当前既存大国与新兴大国矛盾日趋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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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地带”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历史上,每轮国际体系的转移都是用战争手段来成就的,但当前现实与既往历史最大的不同,就是世界主要大国都拥有核武器,即使是最疯狂的战争狂人也不敢冒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由此使大国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可能。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多地通过除军事对抗之外的其他领域和手段表现出来。

  在此背景下,围绕“中间地带”的争夺,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和主战场。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尼特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并认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规则”。核心国家因拥有核武器,使大国间“相互确保摧毁”,由此反而使大国间不可能爆发战争。相反,针对“断层国家”则可以无所不用。这里的“断层国家”实际就是通常说的“中间地带”国家。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间地带”是西方大国谋求地缘优势、对战略对手迂回包抄的重要突破口。中国领导人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就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事实表明,当年美国遏制苏联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与其争夺中间地区,借此削弱苏联的影响力。

  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东欧国家是遏制苏联的战略重点口。1960 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演讲中,曾要求西方为东欧准备一套更灵活和更现实的做法,使那些不满苏联的仆从国摆脱其苏联主子。1964 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也指出:美国在东欧的主要目标,就是鼓励用和平手段来消弱莫斯科的控制。d1983 年 1 月美国发布的“NSDD-75 指示”明确表示,美国的目标不是与苏联共存亡,而是要彻底改变苏维埃制度,其战略目标是谋求东欧国家及其他定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根本改变。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忆道:“事实上,这里谈及的是华沙条约国脱离苏联,在古巴消灭制度,破坏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局势稳定,破坏安哥拉、莫桑比克、南也门、越南、埃塞俄比亚、老挝、柬埔寨、尼加拉瓜及其他追随克里姆林宫路线的发展中国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能引起强制性对世界重新进行瓜分,还有可能使美国势力范围全球化并达到确立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解体正是从丢掉东欧“外围地带”开始的。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的重要性一度明显下降。但随着新兴大国兴起和地区影响力扩大,美国明显加强了在非洲、拉美等亚非拉地区的争夺力度。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中间地带”是垄断资本实现资本积累、实现“空间转移”的重点区域。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特性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宁做杀头的生意,不做赔本的买卖”。在工业资本时代,要想实现资本增值目标,必须不断进行“空间转移”,只有市场规模越大,原料来源越多,生产规模才能越大,利润才能越多。西方国家长期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其背后就有强烈的资本逐利动机。而广大中间地带国家,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因此向来是资本扩张必争之点。“自现代世界体系伊始,中心国家在经济主导地位、对边缘国家的统治、获得经济资源的渠道等方面一直存在相互竞争。在某些时期,这种竞争极为明显和惨烈。”

  近些年来,随着西方大国从工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主导,西方大国更加关注“中间地带”,其政策也更具破坏性。我们知道,金融资本本身不并创造财富,其获利主要是通过“低买高卖”,资本价值波动越大,金融资本就越有可能从中牟利。因此,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喜欢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有学者指出,对银行家来说,战争是最有效的“债务制造机”。这是因为,战争将摧毁大量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战争受害国不得不大举借债进行重建。由此不难理解,近年来为何美国垄断资本不遗余力地鼓动美国军事介入中东、北非事务,并反对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

  为了将“中间地带”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美国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类举措:

  一种方式是尽可能拉拢、诱惑中间地带国家。冷战时期,为了更好地与苏联争取第三世界,引导第三世界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设计行事,罗斯托等众多“冷战知识分子”有意创造并强化了“现代化”理论。他们声称,只有加速“传统”社会向“现代性”转变,才能达到击败共产主义的目标。而美国则是“现代性”的典范。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还向第三世界派遣“和平队”,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乘胜追击,通过北约东扩等方式,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空间。近年来,美国主动与缅甸、越南、古巴等“另类国家”改善关系,并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目的就是试图拉拢这些国家,使之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战略。有分析指出,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主要是想软化伊朗立场,使伊朗由反对西方霸权的堡垒,变成反对“金砖国家”的武器。

  另一种手段,就是对不听号令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制裁、武力干涉和Color Revolution。“中间地带”国家大多存在诸多问题,为西方大国渗透、干涉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转型时,内外环境相对简单:一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个自然生成过程,其面临的各种难题差不多依次到来;二是具有内生性和自主性,外力干涉不明显。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内外环境则恶劣得多。从外部看,西方大国为防止出现潜在竞争对手,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进程横加阻挠。从内部看,这些国家需要在几十年时期内解决西方花了几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政治转型、经济发展、社会矛盾、国族整合等等,稍微处理不慎,便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些问题和缺陷,很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每当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危机,西方大国就借机推波助澜,对对象国进行利益拉拢、外交孤立、网络攻击、经济制裁、国家分裂乃至发动战争。

  例证比比皆是。1999 年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借口是塞尔维亚对“穆族”进行种族清洗;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借口是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欧共同遏制伊朗,借口是伊朗发展核计划;西方制裁并最终分裂苏丹,借口就是苏丹达尔富尔出现人道危机;2011 年北约发动利比亚战争,借口是卡扎菲政府镇压反对派。此外,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国内政局动荡过程中,都能看到西方干预的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处在大国力量边界线上的“中间地带”国家,发生动荡的可能性越大。在当前的全球地缘博弈中,美国等西方世界总体占据优势。在欧亚大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已控制了从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经土耳其到西亚、北非或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一线。在欧洲、中东方向只剩下乌克兰和伊朗这一“缺口”没能缝合。在亚太地区,只有朝鲜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国家正是当前西方大国角逐的前沿焦点。在欧洲,北约正筹划第三次东扩,目标就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一旦乌克兰加盟北约,俄罗斯将失去抵御北约军队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而且,美国在乌克兰制造危机,并试图使其倒向西方阵营,还可以切断俄罗斯与欧盟的能源依存关系,削弱俄罗斯的地缘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而俄罗斯对此反应强烈,实际是一种自卫行动。在中东地区,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首次空袭叙利亚,重申巴沙尔下台立场,同时加大制裁伊朗,着意清除这两大地缘障碍。在亚太地区,美国则多次用武力威胁DPRK,这既是要削弱DPRK,也是要挤压域关国的地缘空间。

  西方大国争夺“中间地带”,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沦为霸权主义的牺牲品。美国知名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欧亚大陆上划出一个“充满激烈动荡漩涡”的长“椭圆形”:“它从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由南向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罗斯——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到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因此,这个长椭圆形包括东南欧部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前苏联的南部地区。”冷战结束后的 20 多年里,全世界热点、焦点几乎没有离开布热津斯基所划的这个“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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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增强地缘政治意识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大国从内心不愿意看到中国顺利崛起,并想方设法阻挠、迟滞这一进程。在亚非拉地区,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第三方干扰”越来越大。据统计,从投资存量看,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2003 年为 330 亿美元,2011年升至 4247.8 亿美元。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遍及 177 个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占 89%。

  然而,中国海外影响力扩大引发来自西方大国的“第三方干扰”,并使中国海外利益面临极大的安全风险。以能源行业为例,目前,中国海外油气投资项目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其中超过半数位于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而西方大国在这些国家制造事端,使中国油气开发受损严重,2005 年 12 月,中石油与利比亚签订风险勘探合同,规定勘探期五年,生产期 25 年,但“勘探期”刚过,2011 年北约就以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导致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损失巨大。在叙利亚,2005年 12 月和 2010 年 5 月,中石油先后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在叙利亚的石油公司股份,但 2011 年西方干预叙利亚危机,导致该国陷入长期内战,在叙利亚的油气项目完全被搁置。在苏丹,中石油经过多年经营,拥有四个上游投资项目,油田开发金额总计达到 200 亿美元。但 2011 年 7 月苏丹南北分裂导致苏丹石油生产陷入停顿,石油企业蒙受巨大损失。而美国正是南苏丹独立的主要推手。某种程度上,找油气资源的脚步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敏感地区”。

  亚太地区更是美国对华地缘围堵的主战场。奥巴马执政时期,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计划到 2020 年,将三分之二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的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欧亚大陆上的阿富汗和印度等国,美国拥有 400 多家军事基地,部署着导弹、轰炸机、战舰乃至核武器,对中国形成包围态势。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阿米泰·埃兹尼声称,这些军事基地是“完美的绞索”,并称美国正准备对华战争,这场战争将使用令人眼光缭乱的手段攻击中国的反介入设备,包括陆基和海基发射器、卫星、反卫星武器等。伴随着美国战略转向,朝核问题、台海危机、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热点此起彼伏,每个热点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战争爆发点。西方大国不断在中国周边生事,目的就是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挤压。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地缘博弈,中国拥有相对优势。从地缘政治看,美国远在万里之外,却在西太平洋对中国围堵发难。一般来说,投送距离与投送能力呈反比例。中国只需要有底线的应对能力,美国面临的则是对极限能力的考验,一定程度存在“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的窘境。这种力量的强弱转化,使美国根本无法在亚太地区称雄。从力量对比看,当年美国在实力最强大时,在中东连伊朗这种中等国家都未能搞定,现在美国实力衰落,想在亚太遏制中国这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显然更不可能。另一方面,美国“亚太再平衡”有两大目标:安全上,将中国崛起限制在有限范围;经济上,深度融入亚太经济圈,使美国公司获得更大收益。但美国在对外决策,资本逻辑与安全逻辑上彼此冲突:资本力量谋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谋求与中国保持接触;安全逻辑则谋求强化对中国遏制。由于双重驱动使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不断在围堵与接触两者间来回徘徊。如果中国在美国压力下让步,美国决策层看到成效,将坚定其对抗中国的信心。相反,如果中国坚决顶住压力,美国难以获得预期成果,资本逻辑可能重新占据上风,强调对华接触的重要性。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地缘安全环境如何,取决于中国自身。

  中国要想有效应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挑战,首先必须增强地缘政治意识。历史经验表明,对中间地带的控制程度,是衡量国家强盛程度的风向标。从安全角度看,外围地带越大,本国就越安全;从经济角度看,原料产地和市场越大,本国经济规模就越大。因此,大国崛起的过程,就是影响力日渐从本国扩大到外部世界的过程。当年美国就是从强调“门罗主义”开始,进而成为势力范围遍布全球的超级大国。相反,大国衰落也是从丢失势力范围开始。衰败,是从丢掉藩属国开始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本身就是依托广大殖民地,持续获得财富源泉。而大英帝国走向衰落,同样始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当年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同样依托的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亲苏国家,而苏联解体也首先始于对传统势力范围的失控。

  因此,中国要想实现大国崛起,首先要从维护和扩大“安全边界”开始。在中国经营周边时,尤其要重视朝鲜对中国地缘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朝鲜毗邻中国东北,是中国东北边境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东北亚陷入危局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历来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20 世纪,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地缘灾难。细究起来,日本之所以一步步走到全面侵华的地步,最早始于19世纪末占领朝鲜半岛,继而以此为跳板,于 1931 年全面占领东北,最终才在 1937 年全面侵华。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前锋直抵鸭绿江,中国再次面临巨大的地缘安全风险。中国领导人坚持中国抗美援朝,就是出于中国地缘安全考虑。中国领导人后来指出:“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搞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搞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再以越南一把刀搞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1963 年 6 月 16 日,中国领导人在谈到抗美援朝时指出:“第一是朝鲜支援了我们,因为你们牺牲最大,你们在第一线,中国是后方;第二才是中国支援了你们。”当前,随着美国对华围堵和遏制加大,DPRK对中国地缘安全的重要性再次凸显。DPRK是阻挡美国地缘扩张的前沿哨所,也是美国从陆地遏制中国的必经之地。中国应继续巩固与DPRK关系,坚定维护其稳定。

  4

  结 论

  随着中国崛起步伐加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焦虑感日趋明显,在“中间地带”对中国的遏制力度也随之增加。面对西方国家的“地缘蚕食”,中国必须正视矛盾,强化地缘政治意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矛盾无处不在,正视矛盾并设法克服矛盾,才可能使事态向有利方向转换,进而使中国的外部地缘环境日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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