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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邦之难》| 美国进步时代的那些贪腐事

大卫•冯•德莱尔 · 2019-07-11 · 来源: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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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进步”时代的那些贪腐事儿

  【美】大卫•冯•德莱尔 著(刘怀昭 译)

  大卫·冯·德莱尔

  美国畅销书作家,先后任《华盛顿邮报》

  资深记者及《时代》周刊特约编辑。

  九月底,克拉拉·莱姆利奇被打事件发生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一场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狂欢活动在纽约市登场——巡演、轻喜剧、烟花、音乐会、演讲和各种展览。这次庆典活动是为了纪念从海上漂流到纽约的第一个欧洲人亨利·哈德森(Henry Hudson),以及蒸汽船的制造先驱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探索与发明是社会发展的一币两面,而发展是时代的精神。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造访纽约:戴着宽檐儿帽子举止优雅的女子、衣领笔挺裤管窄小的男人。来自各国的海军舰队进行了一次军演,大气球飘在半空,威尔伯·怀特(Wilbur Wright)和格兰·科提斯(Glenn Curtiss)制造的世上第一架飞机飞上了纽约的天空。

  从巴特里(Battery)到河滨公园,上百万人围在哈德森河的岸边,观看哈德森-富尔顿纪念庆典的开幕式。现场人山人海,码头上也挤满了人,有些干脆爬上窗口、树上,正如《纽约时报》当时形容的,看热闹的人“密不透风”,街上的小贩吆喝着爆米花、解暑的黑松沙士(sarsaparilla)和刚问世的卷筒冰激凌。小男孩售卖着报纸——纽约市充斥着十几种英文日报,此外还有意第绪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中文报纸。头版的热门话题是:第一个到达北极的人是谁?是住在布鲁克林深居简出、不肯拿出证据的弗兰德里克·库克(Frederick Cook),还是撞坏了罗斯福号船、刚刚征服了北冰洋、正向纽约载誉归来参加盛典的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Peary)?除了各类新闻,报纸上还充塞着花花绿绿的奢侈品广告,从丝质睡衣到手提式真空吸尘器,从波斯地毯到自动钢琴,都用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参与着这一盛事:“进步是时代的生命,改良是成功的基础,”《时代》周刊中一则广告这样描述,“斯特林(Sterling)自动钢琴的概念与革新……是不懈的努力与科学进取的成果。”

  一列舰队出现在哈德森河上,参演的军舰在水面排列长达40英里。分别代表英、法、意等十几个国家的战船发射了礼炮,没有人会想到,几年之后,它们会开始相互开炮。在七十二街,大约上万辆汽车正徐徐驶向哈德森河方向,造成史上前所未有的交通阻塞。“从这些汽车的车牌上可以看出,他们来自以100英里为半径范围内的各州,”一名记者的报道说——这在当时公路总长不足一千英里的国家来说实在不易。公共事务部门的领导们都向往着有一天,每条街上都一马平川、有车辆在行驶。机动车跑起来如此安静,轮胎飞转,排出的尾气可比一坨坨的牛马粪便令人容易接受多了。

  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的景象更加壮观,水面上、建筑物上都亮起电灯,那规模是世上前所未有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曼哈顿与周围的灯火连成了一片,人工不夜城覆盖了近二十英里的范围。探照灯划破夜空,桥上也是灯火通明,仿佛周身点缀了闪亮的珠宝。第五大道成了“城市之光”、“璀璨的屏幕”,从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电灯成为公园这一带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酒店的饰物,披挂在屋顶、梁柱上——广场饭店、荷兰雪梨饭店、瑞吉饭店、萨沃伊酒店。曼哈顿的商业大楼“如火光般耀眼”,从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所在的市中心金色圆顶大厦——1890年落成时是当时世上最高建筑,高达300多英尺——到麦迪逊广场上刚刚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整整700英尺高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多达50层!摩天大厦那整齐、经典的轮廓在夜晚变成“林立的光柱”,顶上是“日落红霞映衬下的奇妙宫殿”,塔顶的时钟反射着光芒。成千上万的人们仰视着这一幕——这些人们小时候经历的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书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社会的进步已经不是空泛的理论,而是眼前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世界上一时难以超越的壮举”,《时代》周刊这样预言道。然后烟花点亮夜空。

  狂欢的人们走街串巷,周末的人流因增加了来自城外的近50万人而膨胀,人们去百老汇消遣,去酒馆畅饮,通宵达旦:马丁餐厅、马尔堡酒家、马克西姆餐厅、慕锐饭店、尼克博克酒店、山梨酒店、凯迪拉克酒店、马德里酒店。酒吧的侍者们忙不迭地加桌添酒,开门营业到天亮。

  那些感觉百老汇太温吞的人可以坐专门的马车到市中心去,即那种“唐人街观光车”。导游们一路指点着:留大辫子的神秘的东方人、大烟馆,及各种陋习,当然还有布鲁克林桥。“每辆观光车都是满座,”从包厘街沿途一路到市中心;这是全美闻名的一条路,充满感官刺激。警方在几年前做过一次调查统计,发现沿途上百个景点中,称得上“令人起敬”的只有十四处左右。再往南,观光车驶过之处,可以见到妓女在窑子前抛着媚眼,酒鬼醉卧在马路边,观光车司机绘声绘色地介绍着毒品中的新宠——可卡因。

  不远处的几条街是举世闻名的黑帮出没地带,有些名字已经成为纽约市的传奇:譬如沃特街上的噶勒斯·美格(Gallus Mag)酒吧。美格是个女汉子,她在柜台后面放了一个坛子,里面盛满了她咬下的惹事者的耳朵。还有运动馆(Sportsman's Hall),那里唯一的运动项目就是斗老鼠,有一只叫杰克的冠军狗曾在此创下7分钟之内咬死100只老鼠的战绩。杰克死后被做成动物标本展出。不过,运动馆真正强悍的项目还是人与鼠的对决,看看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打死多少只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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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卷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

  社会进步有其自身的政治行动:进步主义是新生事物与改良的福音。进步便是支持妇女的投票权、保护消费者和劳工权益、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但与其它平台不同的是,进步主义是一套思维模式。它是实用主义和具有科学性的。进步主义者将工程技术手段运用于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意识形态等新的领域。对他们来说,在一个拥有梦幻般的60层高的摩天大楼、科学发明的自动钢琴的城市里,不应该有上百万穷人在闷罐般简陋狭小的空间里为生计而挣扎。

  需要纠正的问题在这城市里随处可见:脏乱的居住环境、危险的工作场所、满街的垃圾、到处流浪的孤儿、蔓延社会的腐败现象。但进步主义者不是仅凭眼中所见,他们在真理战胜邪恶这一信念的驱使下,积极投入亲身记录、一线研究的工作,致力于发掘问题的所在。美国各地高校中的高材生们纷纷进驻社区服务中心,比如芝加哥的胡尔中心、曼哈顿的大学社区中心及亨利街服务中心,在那里与穷人同吃同住。他们写的第一手报告里满是图表、数据以及原原本本的口述见证,讲述了工厂内的工作情形、社区内有多少住宅改装的简陋作坊、一个在煤油灯下熬夜做手工活的家庭能挣到几个铜板,以及为什么贫民窟容易出现火灾。他们的研究报告不仅发表在专业的新闻杂志如《调查》(Survey)上,而且还登上了专事揭发丑闻的月刊《马克鲁尔》(McClure's)。

  到1909年,进步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一个高潮。当时纽约州的州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是个进步主义者,他在州府奥尔巴尼推行保险制度改革,支持一项早期设计的劳工工作赔偿计划(被法院否决),还发动禁酒与禁赌行动。而作为进步主义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刚刚结束的两个任期内带头反垄断,发起食品与药物安全行动,并推行保守主义政策——甚至在一次煤矿罢工事件中站在了罢工者一边,还曾邀请一位黑人到白宫共进晚餐。当时罗斯福刚刚50岁,没有人相信他的政治生涯会很快结束。纽约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之时,这位前总统正在非洲狩猎,报纸争相刊登他的照片,手握猎枪,望着刚杀死的斑马、豹子或犀牛。他那脚蹬靴子、目光坚毅的形象代表着美国的气质:生命力、勇气、欲望,甚至目空一切。他体现着纯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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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慕尼社:主宰纽约的政治机器

  坦慕尼社,这一主宰纽约已经半个世纪的政治机器,所代表的恰恰相反。很多坦慕尼的政要对进步除了冷嘲热讽之外没有别的。“改革者在政治中无法安身立命,”长期掌管西区的乔治·华盛顿·普伦凯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这样说。下城大佬提姆·萨利文(Big Tim Sullivan)表示赞同:“改革?岂有此理。”坦慕尼党魁们认为,改革者除了削减福利工作和关闭街坊酒吧以外一事无成。但坦慕尼社还是惧怕改革者的。进步主义者要求建立市民服务(Civic Service)体系,想让市政工作不受政治立场的左右。这是直接射向坦慕尼这一政治机器心脏的子弹。普伦凯特称市民服务为“国家的咒符”。“那我们还怎么养活给坦慕尼社工作的人?”他曾这样问道。正如记者威廉姆·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指出的那样,“坦慕尼社教导人们满足现状。”这一政治机器保护现存秩序,因为它有利于坦慕尼社当政。

  如亨利·哈德森(Henry Hudson)和布鲁克林桥一样,坦慕尼社是纽约历史的一部分。它因一些哲学因素而产生于革命时期:为了抵制精英主义和同情英国的人。它那怪诞的名字(正式名称为圣·坦慕尼社)来自特拉华州一名印第安头领坦玛门(Tamamend),这一印第安主题作为坦慕尼兄弟结盟的象征而延续下来——成员之间互称“勇士”,地区领导称为“酋长”,办公中心称为“窝棚”。坦慕尼社或许演变成为一个论辩俱乐部或兄弟会,然后静悄悄地在历史中遁去了。但当时精英主义与普罗主义的对撞成为美国早期的一次政治斗争,在此期间坦慕尼社成长为一个纯粹的政治组织,即纽约的民主党——并由此发展成为庞大的政治机器。

  坦慕尼社像军队一样纪律严格,而它的社会网络是一帮跑腿的跟班和喽啰——类似步兵编制。走卒和地区的小头目就分别是上校和准将,老板就是将军了。像所有军队一样,坦慕尼社将忠诚与纪律奉为价值准则,坦慕尼社式的政治不那么过多强调理念,更强调的是勤奋,以及具体工作——也就是坦慕尼的领导层要求的“彻底的政治组织和一年到头的工作”。以东区的工作情况为例,看看坦慕尼机器在那里行之有效的程度:在选举日的下午3点,坦慕尼领导已经掌握了区内每一个还没有投票的选民的名字,他有能力派遣足够多的走卒去上门催促投票。想像一下那一幕:在电话还没有入户的时代,一大群人蜂拥向千家万户,急急地逐一叩门。坦慕尼政治是讲究实际的政治,而所有问题中最实际的就是:谁拥有选票?一个能够拉几张选票的人比一整班理论家更有存在价值。要想在坦慕尼立足,“如果你是单枪匹马,就先去找个跟随你的人,”普伦凯特有句话成了坦慕尼社的名言:“去跟地区的领导说……‘我找到一个可以死心塌地跟随我的人。’”并从那里起步。

  尽管众所周知,在选战激烈时坦慕尼社愿为一张选票出价2美元,但更多时候他们是用工作机会和其它好处来换取,而不是直接用钱。那些希望成为坦慕尼“勇士”的年轻人会在地区领导经常光顾的酒吧、俱乐部门口晃荡,期待着“签约”。这需要手眼灵活。有的人会拿到一份“合约”,奉命去拜访某位房东,向他担保会替一名失业的投票者偿付拖欠的房租。他的合约内容也可能是去给附近某个妓院通风报信,告知警察局即将采取突袭行动。他的任务还可能是赶到夜间法庭,紧急通知坦慕尼社的地方法官放过某个犯人。在完成任务回来的路上,他可能还得顺道去慰问一位刚刚失去亲人的寡妇,给她捎去葬礼的费用。地方领导很乐见选民有所求,能帮他们出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这才能显出他们当上领导的本事。普伦凯特谈到过一个签约者,他的任务是在结婚登记处望风,每当一对新人前来登记,他就立即通知地区领导,这样这位领导就可以捷足先登,赶在其他竞争者之前给这对新人送上第一份贺礼。而坦慕尼社期待的回报无非是一张选票。

  坦慕尼社的小恩小惠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但的确给有困难的人提供了帮助,有时是雪中送炭。这样一来,坦慕尼在穷困的新移民及其子女之间建立起了强大的凝聚力,而在内战到世纪之交期间,移民的数量已经令纽约总人口增加了两倍。夏天,坦慕尼社为成千上万的工人赞助免费搭乘的渡船和前往韦斯特切斯特的车队。当群众抵达度假地的时候,等待他们的是一桌一桌的食物、给家长准备的牌桌、给孩子们准备的成堆的玩具、桶装的柠檬汁和啤酒。到晚上还有烟花看。这样的暑假令人乐而忘忧,没有人会想到去问问坦慕尼社,为什么不直接在曼哈顿建些公园供当地居民野炊。冬天,坦慕尼领导们会派送火鸡、能获得免费鞋袜的节日礼券,以及堆积如山的圣诞节小挂件。

  只要坦慕尼社的人能够在政坛上取得席次,这些开销都不在话下,因为这台政治机器在从大众钱包中榨取私利方面很有一套。坦慕尼社从政府合约中拿回扣,将有油水可捞的市政工程划拨给自己人,出动警力搜缴赌场和妓院。该组织还通过发放营业执照来收取贿赂、向小企业索要保护费,因安插各种工作机会而令市政开销膨胀。坦慕尼社的人一旦把持了职位,这台机器就会给政府工作加薪,这当然让公家人皆大欢喜,同时其他人也都梦寐以求。然后坦慕尼社就要吃回扣。

  坦慕尼社在“乡绅”理查德·克劳克(Richard Croker)手上曾登峰造极,他主政的正是腐败盛行的1890年代。克劳克一边给穷人小恩小惠,一边花大把钱养肥了保守派政府。“理查德·克劳克是纽约劳动阶层心目中的反自由派祖师爷,”一位研究坦慕尼社的历史学家指出,“他是黑手党眼中的英雄,又是上流社会所珍视的盟友。”劳工阶层聚居的市中心,成了“大哥”提姆·萨利文及其亲友的一统天下,以致在19世纪末的一次选举中,民主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在其中一个选区以388∶4票的绝对优势胜出。尽管如此,事后据“大哥”提姆对克劳克说,“(共和党)比我预想的多得了一票——我得把那个家伙找出来。”在他的运作下,萨利文每年从嫖、赌贿赂中获取的资金达3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5000万美元)。

  腐败的关键是警察的无法无天。任何人想当警察,无论职位大小,都得花钱。各官阶之间有不同价位,小到300美元一个治安警察职务,大到1.5万美元在油水大的地区出任所长。(在当时,1000美元是一份不错的年薪。)进贡的人乐此不疲,因为一旦取得职位,回报将是成倍的,从城中那些赌场、妓院、酒吧、吸毒场所及监狱保释金中可以大把捞钱。

  克劳克的滥权行径终于遇到了克星,那就是一位名叫查尔斯·派克赫斯特(Charles Parkhurst)的嫉恶如仇的牧师。派克赫斯特在一连串讲道期间,接连揭露和指责坦慕尼社的恶行。纽约上州的共和党大佬托马斯·普莱特(Boss Thomas Platt)从中看到了扳倒竞争对手的机会,他提出由州议会展开相关调查。其结果就是于1901年将一位改革派人士送上了市长的宝座。“乡绅”逃到英国流亡去了,走时腰缠万贯,卷走了任内贪污的钱财,在英国住着城堡、养起赛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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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菲:纽约大佬是怎么“正当腐败”的

  1919年9月28日,星期二,纽约盛大巡演的第四天,雷瑟逊工厂门前没有罢工行动。第五大道及周边街区都为迎接纽约历史上最盛大的庆典活动而封闭了。(那一个星期发生的所有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盛大、壮观……)据报道有两百万民众上街观礼,人流长达六英里。大厦都装饰了彩旗,空气中弥漫着肉欲。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附近,一群年轻人坐在一个雪茄店的天棚上,有个迷人的年轻女子路过,他们向她发出邀请。这种场景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个未婚的年轻女人当众爬梯子。但现在不同了,纽约近半单身女性都是工薪层,自食其力甚至养着家庭。在科尼岛的海滩上,可以见到她们在无监护人陪伴下漫步,或在快节奏的舞厅跳着最新潮的鸳鸯舞步。年轻女子嬉戏着开始爬上梯子。所有眼睛都在随着她转动。一阵风吹来,掀起她及膝的裙裾,众人发出一阵叫好声。

  精心挑选的马匹列队拉着52辆花车,每辆车分别演绎着纽约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一队队参加游行的方阵代表的是这个城市里的各个社团,每个队列都有自己的管乐队:挪威人、德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及爱尔兰人。“有色人种队伍尽管不起眼,但还是引起很大注意。”《时代》周刊报道说。

  有个消息在游行的人群中奔走相告:查理·墨菲也在游行!这可真是新闻。查尔斯·F墨菲(Charles F Murphy)总是真人不露相,外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是坦慕尼社的大头目,“乡绅”克劳克的继任者、纽约市的大老板。人们翘首看着坦慕尼社的游行方阵走过,最先看到的是脸部涂成红色的坦慕尼“勇士”长队,这装扮本是印第安人的习俗,但这些人的金发碧眼明显可辨。在一个四五百万人的城市,这些人作为城市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也算是小小的上等人。“勇士”后面紧接着过来的是“酋长”方队,他们脸上没涂油彩,而是戴着丝质礼帽,因为他们是有头有脸的人士,其中不少是城中达人:第二区的汤姆·佛利(Tom Foley),一个开酒吧的大胖子,人们还记得,他跟派迪·戴维尔(Paddy Divver)为争权夺利而大开杀戒,给纽约历史上写下最血腥的一次选举。第十五区的托马斯·麦克曼纳斯(Thomas MacManus),人们称呼他时只用简单的一个词“那位”,就好像除了他没有人名叫麦克曼纳斯。还有爱开玩笑的“电池男”费因(“Battery Dan” Finn),是掌管第一区的法官。但大佬中的大佬当属第六区的“大哥”提姆·萨利文,这个左右逢源的家伙心明眼亮,在纽约政坛与黑社会之间摆得平,因而游刃有余,财源滚滚。

  墨菲看上去身材健壮,戴一副无框眼镜,留着寸头。尽管他主持坦慕尼社已经七年有余,“很多民众还是在游行中第一次一睹墨菲先生的尊颜”,《时代》周刊这样报道说。围观的人们仔细打量着他。这就是所有报纸都恨的那个人。众人在心中评头论足一番,应该是对他不乏好感,因为当他走过时,人群里有人高声唱道:“哦,你啊,查理·墨菲!”这小调一直传唱着伴随他一路向南走去。这位大佬显然为有这样的礼遇而洋洋自得。他不大在乎精英人士怎么看,“政治人物命中注定是要被人骂的嘛,”墨菲曾这样难得雄辩地说,“如果脸皮太薄,就永远别干这行。”而普通选民的情绪才是他一生中最重于参考的变量,尤其是当临近选举的时候。果然,在这纽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聚会上,人们在颂扬他的名字。

  有人高喊:“告诉我们,大佬,你会是下一任市长!”墨菲闻之,笑而不语。

  查尔斯·弗朗西斯·墨菲站在那里,像很多51岁的男人一样,安详地横跨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脚走出闷罐一样的出租屋,另一脚踏入电力四射的摩天大楼。1858年,墨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家庭,天生是坦慕尼社的材料。他在爱尔兰人与德国人聚居的社区长大,家长们很多都是为煤气厂打工的低薪层,他们生活的煤气街因而得名。墨菲14岁就辍学去了电线厂做工。后来他又去了东河造船厂当木工。他做过不少苦力,深深明白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于是——可能是攒了些钱换取了坦慕尼社的一个差事——墨菲得到了为跨城蓝线开公共巴士的机会。

  他节衣缩食,午饭自带便当,攒够钱后在第十九街和第A大道的交角处开了一家酒吧,取名查理酒吧。在那个时代,纽约有不少男人可以放浪形骸的酒吧,喝得醉醺醺地嫖着童妓,然后为拿不出钱而被暴打致死。但查理酒吧不是那种。墨菲不许在他的地方赌博、嫖妓或打架斗殴。有个朋友曾经调侃说:“我给女士讲的故事都能讲给墨菲。”他给顾客盛酒用大杯子,一碗汤只要5美分。他的酒吧只接待男士。

  酒吧楼上是希尔文俱乐部(Sylvan Club)的总部,那是墨菲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交圈。希尔文成员是煤气街上一群人缘不错的年轻人,爱运动、脾气火爆的民主党人。由墨菲担任接球手的希尔文棒球队,是当地的常胜冠军。希尔文俱乐部发展得一帆风顺。1880年,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之时,共和党领袖巴尼·比格林(Barney Biglin)向希尔文俱乐部下战书进行划船比赛。到比赛那天,沿着东河岸边一线出现了大批围观者,人龙绵延30条街,一直伸展到第一百街。比格林及其三个兄弟开的是共和党那条船,希尔文这边掌舵的是一位人称泰孔塞(Tecumseh)的粗壮的造船工人。但就在开赛在即的时刻,泰孔塞突发急病,关于下毒的传言甚嚣尘上,人群开始骚动,暴乱一触即发。

  墨菲二话不说,坐到了空出来的舵手座位上。这位未来的大佬带头喊起有节奏的号子,引导民主党船稳健前行,一桨一桨紧逼对手,最终乘风破浪,将共和党船甩到身后取得了最终胜利。那一夜,欢乐的民众走上煤气街庆祝胜利,在煤油灯下昏暗的街头载歌载舞——将查理·墨菲高举到他们的肩膀上。

  他是酒吧的模范管理者,善于倾听,通过开酒吧(墨菲最终开了4个酒吧)他认识了不少人。在一次次畅谈中,他逐渐明白了该怎么把煤气街的选民们组织起来、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他做了无数善事,结交了成千上万的朋友,最后成为区领导。墨菲喜欢在第二十街上倚着一根电线杆接洽邻居们的政治诉求。谁想将儿子从监狱里保出来、想找份工作,或免受警察的骚扰,都知道墨菲先生会在忽闪的灯光下倾听你的心声。

  他是打着灯笼难找的那种人:机智、耐心。1924年去世时,他已经在坦慕尼头把交椅上坐了1/4世纪。富兰克林·D罗斯福称他是“天才”。一位研究坦慕尼社史的学者称他是坦慕尼社历史上“最有洞察力和智慧的领袖”,“对权力的掌握及其运用驾轻就熟,对时机的把握能力无人能及,知人善任,能发掘和调动人们潜在的能力。作为一位政治象棋的高手,他从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当他成功地获取了“乡绅”克劳克空出来的头把交椅时,墨菲开始逐渐意识到,社会的进步是无可避免的,而坦慕尼社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完全明白,”一位观察者说,“一个政治组织如果没有政治理想和优秀品格,单靠资助是无法生存和壮大的。”

  但这需要多大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在什么时候?这是些更为复杂的问题。墨菲从内在的变化开始,希望能不再听到针对坦慕尼社贪腐的批评。据乔治·华盛顿·普伦凯特所述,坦慕尼政治的贪腐现象有两种:“不正当贪腐”和“正当贪腐”。他解释说,“不正当贪腐”就是搜刮市政财物、敲竹杠或与赌徒及违法分子沆瀣一气。而“正当贪腐”则包括利用内幕消息及政府合约来惠及坦慕尼社一方的投资者。“比如要新建一座桥,”普伦凯特说,“我得到有关方面通风报信,然后我可以先下手买下沿途的物业,等升值时出价卖掉,把钱存入银行。”

  作为区领导以及后来的大佬,墨菲从事的明显是“正当贪腐”。1897年,“乡绅”克劳克任命他做码头调度员,这是一个肥差。据墨菲的传记作者南希·乔安·韦斯(Nancy Joan Weiss)记载,墨菲通过这份工作“建立起一套码头租赁的制度,这在后来给坦慕尼社的政客们带来丰厚利益”。他在纽约合约卡车公司安插了自己的兄弟和两个助理,令他们通过非投标的政府项目赚了大钱。很多年里,墨菲的政敌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墨菲从这家公司捞了很多钱,但最终没有能做到。但没抓到把柄并不等于没有这么回事。无论怎样,墨菲成了一个富豪,尽管他43岁时就辞掉了一生最后一份工作。他在长岛保留了一份物业,还建了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并在独家经营的度假村休闲娱乐。

  但墨菲相信,坦慕尼社要甩掉“不正当”贪腐。当他把持了煤气街之后,“所有坑蒙拐骗的把戏以及恶警全部靠边站”。后来,在做了党魁之后,他拿掉了几个腐败的区领导。但他行事谨慎。至于墨菲是否只是在替“大哥”提姆·萨利文整固地盘,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毕竟,萨利文是坦慕尼社中唯一对他有挑战能力的人。

  4

  向市长宝座发起冲击

  墨菲面对的外在问题更加棘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坦慕尼社开始在广大城市贫困移民中逐渐丧失群众基础。墨菲从小生活的市中心一直是爱尔兰人、德国人以及少数“外人”待的地方。但后来,老移民开始外迁,新移民进驻。这些新来的主要是东欧的犹太人及意大利人。

  在这两大族群中,坦慕尼社对东欧移民更有兴趣。意大利移民在很多年里都像是匆匆过客。这些意大利裔绝大多数是年轻男子,主要来自南部农村,只想在美国攒钱寄回老家去买一块地。他们相对来说对美国缺乏长远的热情;也因此,他们对美国政治缺乏兴趣。纽约的意大利人的喜怒与好恶“很难理解”,有位作家写道,“走过莫泰街(Mott Street),路过摇摇欲坠的民宅,昏暗的过道,黑黢黢的地下室……或许他们心里想的是阳光灿烂的意大利家乡,想的是有朝一日回到那里。”意大利裔劳工修地下道、为摩天大楼搬钢筋水泥、给铁路打桩,但他们很少参与投票:他们的投票率是纽约所有族群中最低的,在他们出来参与投票之前,他们不会在查尔斯·墨菲的计算当中。

  另一方面,犹太人社区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共和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正逐年活跃起来。有些坦慕尼领导早就留意到了这些,并试图通过坦慕尼社擅长的那套笼络人心的方式来争取新移民。第四区的领导约翰·阿赫恩(John Ahearn)早在1890年代就首次任命了一名犹太人来做副手,并且据普伦凯特说,“能够跟其他族裔一样打成一片。”“他吃牛肉罐头跟犹太洁净食物一样漫不经心。对他来说,进基督教堂脱帽和进犹太会堂戴帽都没什么不同。”“大哥”提姆·萨利文曾经搭救过被爱尔兰恶棍围困的犹太人;他甚至取缔了这些恶棍开的俱乐部,转手交给犹太人开设成讲经堂。在墨菲的支持下,一些犹太人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地方选举的选票上。一次在飞机上,萨利文会见了新兴的一代犹太黑手党——其中最声名显赫的就是阿诺德·罗斯坦(Arnold Rothstein),即1919年世界棒球大赛的幕后黑手——向他们打开冒险家乐园的大门。

  但事与愿违,墨菲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市长竞选中险些失手,差点断送掉自己的事业。1905年,踌躇满志的《纽约美国人》出版人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宣布,他有意参选市长。赫斯特是一位一夜暴富的加州金矿矿主的独生子,骄横,我行我素,又富有创造力。在其成长过程中,他不知不觉培养出对劳动阶层的亲近态度和相应品味。赫斯特有无人可比的公关造势天分,而且野心勃勃。他想有朝一日当上总统。

  通往白宫之路清晰可辨。当时相继的两任总统——格罗弗·克里夫兰和西奥多·罗斯福——都因大力打击纽约贪腐现象而奠定事业基础。于是,赫斯特也如法炮制,从打击贪腐入手。他许诺要接管那些私人经营的公共服务公司——煤气供应商、有轨电车及其它公司——因为这些私人公司受到坦慕尼社的包庇,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赫斯特这一“市政所有权”的主张一提出,立即在市中心的贫民社区得到巨大反响。“选票如雪花般从各地飞来,”《时代》周刊报道说,“这可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好地方,因为这里是社会主义活跃分子的大本营,他们多数都可称为赫斯特的人。”

  1905年的竞选是纽约历史上最难解难分也是最富争议的一次。在犹太移民社区的力挺下,赫斯特在市中心的得票实际上超过了坦慕尼社的市长竞选人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 Jr.)。在全市范围内,麦克莱伦得到65万票,仅比赫斯特高出不到4000票。赫斯特要求重新点票,因为据传闻说萨利文的黑手党朋友四处威胁赫斯特的选民,而坦慕尼社的人通过重复投票拉高了票数。甚至有报道披露,见到有人将支持赫斯特的选区的未拆封票箱投进河里。坦慕尼这台政治机器的群众基础从未如此薄弱过。据有分析指出,整个城市中,坦慕尼社胜出的贫民选区只剩下墨菲把持的煤气街区及萨利文及其手下控制的三个区。

  东区的激进主义从那时起有增无减。当西奥多·罗斯福1904年竞选总统时,下东区压倒性地投票给他,称颂进步主义的共和党是“劳动群众的解放者。”四年后,经过一场破坏性的经济萧条,贫民们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下东区的咖啡馆里挤满激进派,通宵辩论着各种晦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多数人来说,他们所说的是某种集体农场式的社会主义,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共同体与社会公正;这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体系,不如说更主要的是一种态度。下东区的社会主义者是工人重于老板、群体重于个体。其关联机构包括意第绪语报纸《犹太前锋报》(Jewish Daily Forward)、一个名叫“工人圈”的兄弟会,以及一个叫“希伯来贸易联合会”的工会联盟。所有这些组织都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与此同时,正如文化历史学家欧文·豪(Irving Howe)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美国绝对忠诚。特别是《犹太前锋报》,它是帮助移民融入美国的生活指南。

  1909年,赫斯特再度出山竞选市长。市中心的移民社区肯定是对查尔斯·墨菲每天仍然按部就班——机械又奢华——地生活感到担心了。每天早上,这位大佬9点起床,穿戴整齐,一副银行家打扮,一丝不苟地系上夫人为他选好的领带。他喜欢步行到位于十四街的办公室,感受着热血在他那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发福的运动员体内流动,享受着路遇跟他有各种千丝万缕关系的市民们的惊喜问候。墨菲会在他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工作上一两个小时,会见些找工作的人、商人及党内各种人物。中午时分,他会乘坐马车去第五大道和四十五街,去世界闻名的德尔摩尼克餐馆用餐。那里的二楼四室——也就是红房子——是他的私人密室,他会在那里召开一些秘密会议,那个房间正中是个红木长桌,桌腿雕刻成虎爪,这是坦慕尼社的吉祥物。四壁挂着红布,地板上也铺着厚厚的红地毯,座椅是松软舒适的红色软席,自助餐台也是红木的。

  在这间被政敌称为“密室”的房间里,墨菲进行着他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召开执委会、听取密报、接受律师们的请愿信、接待政客和富豪。“介绍客人身份及来历的名片会先经人从外面递进来,交给一位守电梯的男侍者,再传到守候在二楼接待处的人,”传记作者韦斯这样记载。最终,每张卡片都落到人称“笑面菲尔”的多纳休——墨菲的守门人——手上。“如果墨菲决定见某个人,那镶板的大门就会打开一条缝,刚好够一个人进去,挡住外面等候的其他人的视线。”

  来访者步入这昏暗而血红的房间,大佬(他喜欢人们这么称呼他;或叫他“老总”也爱听,直呼他“墨菲先生”也勉强能够接受)在里面正襟危坐,俨然国王坐在宝座之上的派头。这阵势别提多震慑了。但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墨菲似乎不是那种自恋的人。他是一位倾听者、观察者,而他的沉默寡言是有名的——媒体称他为“沉默的查理”。“如果人们用脑去想而不是用嘴去说,世上绝大部分麻烦都可以避免,”他曾经这样告诫一位手下人。他宁愿发问而不是发话。如果他开口,那一定是短句子,并字斟句酌,一字一顿。但当他发话的时候,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墨菲的沉默寡言总给人感觉他知道的比说的更多;沉默寡言也避免了轻易向人许诺。这一点对墨菲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一旦许诺了什么事,他就一定要办到。

  红房子的访客多是些高尚人士。不过有些时候,有些很普通的人也会找上门来——让一些有身份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人跌破眼镜——并立即被请进密室中。店主、教师、工厂的领班:这些人是墨菲的私家兵团,是他在纽约的耳目,是他核实坦慕尼官方消息真确性的管道。每当墨菲认识了一位可靠的线人,他就会永远跟他保持密切关系。这一监察网络给这位大佬带来了所有可想而知的信息和数据。1909年春末夏初之际,墨菲的信息网络肯定已经通风报信,把克拉拉·莱姆利奇及其姐妹们在制衣厂区闹事的消息传递给了这位大佬。

  那年头纽约正风行着歌舞剧,电影作为新鲜玩意只是无声而简短的默片,而收音机还在梦想阶段。1909年9月17日,以色列·臧威尔(Israel Zangwill)的新剧作《大熔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路演,终于搬上了第二大道的意第绪百老汇舞台,结果一炮而红。该剧成功地捕捉住现实,描写了移民经验中深层次的矛盾:新与旧、传统与实践、失落与希望。《大熔炉》很快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并经久不衰,直至“大熔炉”成为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象征。最低票价令所有人都进得起剧院,除了血汗工厂里工钱最少的女工;1909年那时候,新上演的流行戏剧在工厂里是热门话题,就像今天大家谈论电影。

  那些坐在剧院里看《大熔炉》的车衣工人感觉身临其境,当第三幕结尾时灯光暗下来,自由女神高举的火炬在布景上显现时,剧中男主角、一名俄国移民问道:“罗马和耶路撒冷是何等的荣耀,当各国的各族人们涌向它们顶礼膜拜;美利坚又是何等的荣耀,当各国的各族人们涌向它胼手胝足、心怀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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