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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

段兆轩、麦麦 · 2019-07-16 ·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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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已经不能再继续支撑全球资本主义了,那么资本又该如何实现其无限增长?大资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也开始彷徨。用疯狂的货币化解决货币危机这一做法已经濒临崩溃,人们能清晰地看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系统已经接近极限。

  自07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到前几年的时间里,超过30%的世界经济增长都来自一个源头:中国;当时站出来稳定局面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是中国将资本主义从1930年代式的大危机边缘救了出来。

  数据显示,在仅仅两年间,中国的水泥消耗量甚至比美国过去一百年的总消耗量还要多45%。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资本家并非都是坏人……资本家们并没有能力运行资本主义系统,是资本主义系统在“运行”他们。

  但是自70年代以来,大量的剩余价值开始无处可去;于是……他们停止了生产商品,停止了创造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对价值攫取本身进行投资。

  通过创造钱来吸收钱:你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个非常疯狂的系统,但是事实上各国就是这么做的。

  导语

  主持人劳拉·弗兰德斯开场白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18年兰南基金会的最后一次访谈,这也将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场。今天,我们将讨论的主题是金钱。如果你现在口袋里还有钱,那很显然你们还没有读自己新收到的电子邮件——我们,选民,不名一文且充满恐慌(指2018年10月美股大幅下跌事件)*(笑声)

  *注:2018年10月10日当天,道指收跌800点,收报25598.74点,创8月16日以来的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收跌3.29%,创2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报2785.68点。纳斯达克指数重挫4.08%,报7422.05点,创7月3日以来的收盘新低。标普11大板块全线下跌,其中标普信息技术板块创近7年来的最差表现,众多明星科技股纷纷暴跌。(来源:新浪财经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10-12/doc-ifxeuwws3330064.shtml)

  我从今晚的访谈嘉宾那里学到的一个重要知识点就是,金钱与我们的总统(特朗普)非常相像:霸占了很多电视时间,但是却没什么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金融术语,特指公司、股票、货币、或货品等的由基本面决定的价值,非市场价格)。(笑声+掌声)

  好了,回归正题。除今晚的嘉宾以外,我想不到还能有谁可以比他教育了更多大众,教给他们有关金钱,价值,关系,权力的概念。在他至今“短暂”的83年生命旅程中,大卫·哈维帮助了很多人搞明白了一些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并非一路如此明晰。五十年前(1968年),他还是一名不起眼的地理学家,在巴尔的摩穿着他地理学家风格的马甲研究地图。彼时,他的研究与他对马克思的深思的联系并不清晰。

  1968年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卷进了资本主义秩序的极端压迫中;即使在深陷反共意识形态的美国,也有部分公民享有优质公立教育,医疗保障系统,公共图书馆,公共媒体等等。日月如梭,五十年过去了,这一切中的大部分都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大卫·哈维也成了一名摇滚巨星*。然而,当初到底是谁主张要对金融业放松监管的?(笑声)

  *注:摇滚巨星,指大卫·哈维喜好走穴演讲。

  我主持了一档电视广播节目,叫做劳拉·弗兰德斯秀,一个让说做不到的人靠边站,请努力做的人走进来的节目。每周我都会介绍一些在艺术、政治,或者经济领域,致力于消弭少数人与多数人差距的影响力人物或者项目。我无法数清,大卫哈维的名字在我的节目中被提及过多少次。无论是在贝尔法斯特、玻利维亚、巴西,还是最近我前往的布达佩斯,大卫哈维都是一名巨星。他不仅是一名思想家、理论家,更是一个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真谛的人:他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应当仅仅是研究分析这个世界,而更应该努力去改变它

  几年前在布达佩斯,我当时正在寻找能有效抵抗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方法。在此期间,我发现一个致力于此的传奇组织,是由一个无家可归者组成的,在我看来最有组织性的街头草根组织。他们有强大的组织性与明确的目标,并坚决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面对这种情况,我知道我需要做的就是拿出手机给他们看看我对大卫·哈维的采访,之后,感谢大卫·哈维,组织的大门一下就对我敞开了。

  我刚才问大卫,他今天晚上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讲些什么,他说:今晚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和我为什么反对它。今天晚上的谈话会是一场盛宴,混合了各种启示与可能性的大卫·哈维式经典观点会让各位大快朵颐。让我们有请大卫·哈维。

  讲座正文

  引言:为什么要反对资本主义?

  今晚,我想讲讲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反资本主义者,并希望能说服你们也能成为反资本主义者。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其他类似的左翼人士?”在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你接受了这些身份,你就会对与之相关的特定的事例与观点过分专注而忽略了其他;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想用一个有趣的类比作为今晚话题的引子:资本主义有点像蚊子,因此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很像反蚊子:无论在哪见到它,都会想方设法给它一巴掌(笑声)。有时候你会自言自语:如果世界上没有蚊子——没有资本家,世界会变得更好吗?资本家和蚊子对你做的事情如出一辙:它们叮咬你,吸你的血,让你的生活无比痛苦,有时还会致你于死地。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有一个特性:如果你想要做出些改变,你总会发现自己要和资本的傀儡对抗。因此我希望我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我能够尽我所能去对抗资本对大众的控制。

  我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反资本主义者,并不是因为像那些人所描述的那样:我的DNA出了问题或者我天生是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我有特殊的家庭或教育背景。基于对现代世界的分析和世界各地正在发生、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认识,我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是唯一的理性观点。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基于资本积累与持续增长;而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就是跳出引发冲突的“规律”。

  谈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系统内部矛盾的书。在书中,我总结出了威胁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三个主要矛盾:第一个是对持续增长的追求,第二个是在面临环境问题时保持资本主义增长,第三个是普遍异化。在这次谈话中,我主要讲解前两点矛盾。

  我有一点前言想补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资本家并非都是坏人——有些资本家确实是坏人,但也有些是好人;有些“好”资本家相信自己的举动可以帮助他人,造福人类。类似比尔·盖茨那样的资本家会高屋建瓴地四处宣传他们善良的想法与做法。这样的资本家们本质上并不坏,但是他们被困在了资本主义系统里,成为其傀儡。

  剩余价值的诅咒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我持续研究了资本主义系统,得出了关于运行规律的一些不同见解,即资本家并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换言之,资本家们并没有能力运行资本主义系统,是资本主义系统在“运行”他们。因而资本家们的行为必然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行规律相符。这个运行规律很难被全面理解,但是我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它。

  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行规律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上:假设你有一笔钱,你用这些钱购买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你将它们投入到产品生产中;经加工后生产出的新的产品,新的产品被高于初始货币量(你早上有的那笔钱的数额)的价格销售给他人,超额的部分即为马克思观点中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以不同方式分配给不同的人群:一部分流向地主*,一部分流向中间商,一部分支付利息……最后剩下来的部分属于你自己,这便是利润。到最后,资本家总要考虑该如何处理属于自己的利润。

  *注:基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如果我们把分配上的偶然变动撇开不说,只考察分配的调节规律,分配的正常界限——是作为一份份的股息,按照社会资本中每个资本应得的份额的比例,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在这个形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应得的平均利润。这个平均利润又分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并在这两个范畴下分归各种不同的资本家所有。但资本对于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这种占有和分配,受到了土地所有权方面的限制。正如职能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吸取剩余劳动,从而在利润的形式上吸取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一样,土地所有者也要在地租的形式上,按照以前已经说明的规律,再从资本家那里吸取这个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他们会花掉这些钱来享受生活。不幸的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成为了资本家们的浮士德式困境——他们确实也想和普通人一样通过金钱来提升生活品质,但是他们做不到。资本家们处在市场竞争当中,所以不得不将额外资金进行再投资。这就是马克思经常谈到的——竞争的强制性。它强迫你按照其内在规律运行,而与你的主观意图无关。因此,资本家只好被迫拿出部分的所得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到生产中,来赚更多的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系统的核心是无尽的资本积累;如果没有无尽的积累,资本主义系统就无法维持甚至从根本上无法存在。

  *注:浮士德式困境,又作浮士德难题,指欲望与现实约束的冲突。

  资本主义系统在18世纪晚期初露锋芒,在19世纪中期确立了它的地位。马克思对这一系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我认为他的分析十分有趣,并且仍然适用于当代世界。有趣的是,事实上,他的分析在今天比以往更加适用。适用的原因也十分简单: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只统治了世界的一些角落——英国、西欧、美国东岸;在此外的地方并没有统治性的优势。当然,商业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但是商业资本并不遵循我刚才阐述的规律;我阐述的规律属于工业资本(包含再生产过程)。

  工业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系统:根据一些经济历史学家的分析,工业资本增长率自1780年左右至今一直保持在每年2.25%。现在,工业增长率保持在3%及以上时人们才会感到满意。但是,请注意,这个3%是复合增长率。复合增长率意味着每年的增长是建立在前一年的增长之上的。我经常用一个故事对我的学生解释这个性质:

  在古印度,有个智者发明了国际象棋,国王问他想要什么奖励。智者说:“我想要一些米粒:在棋盘的第一个格子里放一粒米,在之后的每个格子里放数量加倍的米粒。”国王答应了他。于是,在第一个格子里有一粒米,第二格里是两粒,然后是四粒,八粒,十六粒……放到一半数量格子的时候,国王已经用完了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米粒。于是国王突然明白,复合增长率是个严肃的问题。

  在马克思的时代,复合增长率还不是个问题,因为整个世界是开放的;马克思时代的经济还处在棋盘的第一排方格上。时光流逝,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现在的世界经济处于棋盘的哪个位置上?我们在棋盘的第几排的方格里?我们会在什么时候耗尽一切?

  2007年金融危机前,世界生产总值(GWP)是大约55万亿美元;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现在的世界生产总值仍达到了80万亿美元之多。这意味着在未来的20年内,世界生产总值可能将达到160万亿美元;在这之后的10到15年内,人们将会看到一个世界生产总值达到320万亿的世界。那么问题来了:这些钱那时究竟会值多少?我们又该用这些钱做点什么?320万亿美元能够投资些什么?这些问题背后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事实:资本家越来越难为其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找到有利可图的出路,世界正在面临资本长期过剩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有很多出路,经济也在合理范围内增长;但是自70年代以来,大量的剩余价值开始无处可去;于是资本家们开始用购买东西取代制造东西,开始对资产价值进行投机投资。他们停止了生产商品,停止了创造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对价值攫取本身进行投资。

  这种剩余价值分配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很容易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系。上世纪70年代之前,并没有那么频繁的金融危机。1930年代,一场严峻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便立刻走出了困境,并且资本主义在此之后运行良好。但战后,我们成功走出了困境,资本主义系统运转良好。而从1970年代开始,小型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接连不断——这段时间的美国股灾就是其中之一。即便现在,当我们面对股市震荡的时候也只是会说:ok,又来了。这种小型危机已经稀松平常:总是会有股市波动,总是会有经济崩溃……问题是,危机具体会在何时出现?无人知晓。这成了人们最害怕的事。

  事实上,今天的局面是对“特朗普经济”的一个绝妙讽刺:看看1月1日以来的道琼斯指数*就能够了解“特朗普经济“的本质了。你们应该还记得总统一直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然后今天一夜回到解放前,道琼斯指数甚至跌到比今年年初更低的点。这就是特朗普经济的本质:经济周期。顺便说一句,总统先生不再吹嘘他的“特朗普经济”了。他说这次暴跌与他无关;股市上涨时,他吹嘘:“是我们让我们的经济闪闪发光……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体……之类的”,实际上无论涨跌这都和特朗普无关,只与资本主义系统的规律和运作逻辑有关。

  *注:道琼斯指数,全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由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公司创建者查尔斯·道创造的几种股票市场指数之一,是历史最悠久及最有公信力的美国市场指数之一。

  回到永续增长的问题:资本的持续扩张是如何实现的?遵循什么规律?有何结论?关于这点,我想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45年后,美国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产能过剩。在二战期间,美国产生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产能过剩有可能将美国领向下一场1930年代式的大危机,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放任危机发生就等于对从二战(1939-1945)中归来的人们说:“你们为自由而战,凯旋归来,作为回报你们将得到另一次大萧条(1930年代的大危机)。”一大批人为更好的明天而战,但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更好的明天,那他们有诸多可行的做法;但是基于美国与苏联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关系,在美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恐怕是美国人民最有可能选择的出路。

  二战后,美国开始出现各种政治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被以一种经典方式解决了:镇压左派,发动反共运动,实行麦卡锡主义等等,而过剩产能带来的经济问题仍需解决。美国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动机”。产能过剩问题迫在眉睫且需要保证经济增长和维持全球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美国执行了两个举措:

  第一件事是发动军备竞赛——这导致了军工复合体*的诞生。冷战中的军备竞赛能够吸纳大量的过剩产能,而军事开支有一个特性:无穷无尽。军队总需要更先进的武器系统;总有一些事情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苏联人已经追上我们了……很多专家都探讨过军备竞赛的逻辑,我在此不加赘述。

  *注:军工复合体,全称军事工业复合体,又名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MICC),是指一国之军队与军事工业以相关的政治经济利益二紧密结合而成的共生关系。于此关系中,军队过分仰赖私有产业提供武器及军需,私有的国防工业企图以政治游说国会议员(如为地方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经手段来确保政府提供相关预算,导致军费高企,甚至鼓动政府高层发动战争或代为外销武器等。这个名词最常被用于美国,而且是由第34任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其1961年的总统告别演说中首创的。(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军事工业复合体)

  第二件事是推动郊区化。“郊区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生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郊区成为了一个新型生活空间,成为参战归来的人们理想中家庭生活的载体。同时,郊区化也是满足意识形态方面需求的方式——“郊区式生活”成为了完美吸纳人口潜在不满的黑洞,从而创造了支持资本主义系统延续下去的公众。

  郊区化:灵丹妙药还是饮鸩止渴?

  事实上,郊区化既是经济工程,又是社会工程,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某位专家说:“美国通常通过建造房屋和填满这些房屋来摆脱危机。”这就是郊区化的精髓。

  郊区化的发展有两块基石:房屋私有制,有稳定收入的人口。中国有一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高房屋所有率是稳定社会的砝码。因此,推行郊区化以促进房屋所有率提高,本质上是一种“维稳”。彼时,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靠贷款拥有了私人房屋;人们由此认识到背着房贷的房奴不会罢工——他们不会形成一个革命阶级,不会反抗体制。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郊区空间,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需要消费品——汽车,和汽车需要的能源、轮胎等;他们需要资本主义系统提供的稳定收入来偿还房贷,维持自己不错的生活… 于是,这实际上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工人阶级——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的诞生;这个阶级以白人工人阶级为主,持保守思想,是保守政治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存在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坚实的经济基础必然支持了工会的发展——于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和其他的政治团体崛起了。工会与资本相互制约的结构维持了世界的动态平衡

  *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是全美最大的工会之一,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以提高汽车工人工资与退休金闻名;曾多次发动大规模罢工。

  挥霍能源与土地的郊区化方案解决了当时的无尽资本积累问题。但是这个方案是有代价的:能源过度消耗,土地资源过度开发等等…现如今,我们仍然不知道应如何回答三个问题:郊区化是否是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我们该如何看待汽车?在没有重大技术进步且不改变汽车使用现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环境问题?

  但是,在1945年,除了创造郊区化和郊区生活方式之外,美国又有什么其他选择能够吸纳这无尽积累的资本呢?这实质上解释了资本积累的本质,以及关于我为什么是一个反资本主义者而不局限于社会主义者的问题。为了实现自身的永续发展,资本需要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需要操纵人类的“想要“,”需要“,和”渴望“;需要伪造,或者一定程度上强行将郊区塑造成人们的梦中天堂。这就是罗伯特·摩斯*所做的,也是州际公路系统所做的。

  *注:罗伯特·摩斯, 20世纪纽约和其市郊的建筑大师,1927年至1929年时曾任纽约州的州务卿。在设计时十分看重交通规划,他的规划将纽约与周边地区通过公路亲密连接起来,并主持修建了大量公共建筑与基础设施。(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羅伯·摩斯)

  资本改造了美国的物质环境以适应其规律;巨量的资本积累通过郊区化造成了自然环境变化、人居环境变化、人与自然关系和对自然看法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及文化形式的变化。资本积累所代表的资本规律是令你不满的一切的幕后黑手。

  资本主义的太阳底下无新事

  我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1852年到1871年间发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统治下的巴黎的改造;这与美国的郊区化有很多相似之处。1848年爆发了一场巨大的危机,路易·波拿巴借此上台掌权并于1852年加冕为王。他很清楚,如果放任身边大量失业劳动力和无处可去的资本,他很快就会重蹈上一任统治者的覆辙。于是,他请来了奥斯曼来改造巴黎,——现在能看到的巴黎都是在1850、 1860年间改造的成果。这次改造在经济层面上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提高了金融市场流动性,重建了资本主义系统。与物质环境改造相伴的是其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变革;路易·波拿巴创造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新的需求和欲望;他创造了一个诱人的巴黎。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次改造。有人反对改造,有人拒绝参与其中。美国的郊区化进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很多人没有被纳入到浩大的郊区化工程中,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社会边缘化人群、和移民等等——这便是为什么有人反对郊区化。首先站出来反对郊区化的是女权主义者——他们清晰地意识到了郊区化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性别角色分工的基础上,剥夺女性享受其他社会角色的权利,阻碍妇女解放的生活方式。

  由于郊区化无法将所有人都包含在内,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被纳入其中,于是特定形式的对立与对抗产生了。这种对立导致了20世界60年代的各种城市危机和城市内部的各种暴动:底特律暴动,洛杉矶暴动……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美国的每个城市几乎都发生了暴动。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发现不平等问题在城市中广泛存在着

  以当今的视角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郊区化过程并没有随着城市化而停止,因为资本积累仍在继续。在2007年之前,美国大力建造与交易房地产,并想尽办法填满这些房地产(笑声)事实上,美国彼时已经从建造城市化转向了投资城市化。

  2007-2008年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各州普遍存在的住房制度问题。房地产投机过热造成了次级信用贷款问题。在大多数州,问题是可控的;但是在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西南各州,次级信用贷款*问题失控了,成为了次贷危机。人们终于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是压榨给无能力偿债的人口。美国房地产的次贷危机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流动性危机,金融系统的危机进而影响到那些投资于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或信贷衍生品的投资者们,并且波及世界其他国家,例如投资了大量担保债务凭证的挪威政府。政府们试图通过出手接管违约债券(因此将金融机构的债券转变为国家主权债券)而挽救岌岌可危的金融体系,然而没想到却引发了欧债危机(欧洲部分国家因大量负债并无力偿还或必须延迟偿还的主权债务危机), 例如希腊破产。危机以各种形式升级蔓延。

  *注:次级信用贷款,又称次级贷款,次级按揭,是为信用评级较差,无法从正常途径获得贷款的人群所提供的贷款。(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次级贷款)

  那么,这场危机是如何平复下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渡过危机的,但是当经济的大规模衰退与崩溃到来时,系统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稳定其自身。然而,系统稳定其自身的主要方式却是通过创造更多的钱和更高的流动性来吸收过剩资本,以求破坏已有的固化状态。

  通过创造钱来吸收钱:你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个非常疯狂的系统,但是事实上各国就是这么做的。在危机发生后,20国集团立刻召开了峰会;不是G7或者G8,而是G20峰会。布什把20个国家召集在一起,号召各国共同努力让世界回到正轨。这也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各国一致同意必须有所行动。

  美国实施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称TARP):从拯救所有的金融机构开始。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个烂主意;因为一旦国家把自己放在拯救金融机构而不是拯救大众的立场上,就会立刻失去大众的支持,被大众憎恨。特别是,如果这个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是当时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那么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公共正当性就会被质疑。那时我写了一篇论证TARP为什么注定会失败的文章,里面指出了一个很简单却是要害所在的问题:救助计划的规模不够大。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便会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所做的任何事任何挽救措施都不够,都不足拯救这次空前的危机。

  那么,这次危机是怎么样被稳定下来的呢?就让我来这么说吧,自07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到前几年的时间里,超过30%的世界经济增长都来自一个源头:中国;当时站出来稳定局面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是中国将资本主义从1930年代式的大危机边缘救了出来。忘了美联储和各个机构吧;这些小打小闹的努力或许有各种作用,但是其实微不足道——只有中国成功拯救了资本主义。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是,现在的美国人普遍对中国都很不满意,他们想遏制中国。但是,你们都应当感谢中国,因为是他们事实上稳定了全球资本主义。

  那么中国又是如何做到的?这有点像1945年之后的美国:不断地修建高速公路、拓展郊区之类的。但是有别于美国,中国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这一切。在经济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以10%到12%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了。在危机中,中国的出口额一落千丈。2007年时,中国约12%的GDP来自出口相关行业;而两年之内却降到了GDP的4%。经济危机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在面临大量无处消耗的资本与劳动力时,中国政府转而开始加速推进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发现,其实中国有很多可以立刻破土动工的工程,有很多可以建造的地方,这些建设机会是奥巴马梦寐以求的。2008年以前,中国还没有高速铁路网;现在,中国拥有近两万英里的高铁网——在十年内从无到有。这种宏大的建设工程人为加快了城市化——在有人口居住之前很多城市就已经建成了。

  在这一进程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非常令人惊讶的现象:在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的水泥消耗量巨幅增加。数据显示,在仅仅两年间,中国的水泥消耗量甚至比美国过去一百年的总消耗量还要多45%(惊讶声)。各位你们住在美国,你们肯定知道美国到底用了多大量的水泥(笑声)。而且中国的脚步是至今没有停止的。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水泥消费量增长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停滞,反而在07和08年间增加了一倍之多,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与高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大量的资源,因此,那些向中国提供资源的国家,如提供铜矿的智利,提供铁矿的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便很快地走出了金融危机。

  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消耗了世界上一半的水泥,一半的钢铁,一半的铜——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扩张计划。这和美国于1945年开始的郊区化计划十分类似,只是中国将这一进程压缩到了两年。中国政府通过高速城市化这一手段加大了救市计划的覆盖范围,因此在仅仅两年内便成功摆脱了金融危机;并且中国将持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发展。郊区化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模式,类似美国的过度消费主义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典型例子是中国全国性的汽车普及——中国当下的交通拥堵问题已经闻名世界。

  中国将资本主义世界从分崩离析的边缘挽救回来,并维持其稳定。而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并不会感谢中国的所作所为,因为资本家们都知道中国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政府这样做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路易·波拿巴、1945年的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了自救:如果党不能处理好过剩劳动力与过剩资本的问题,他们就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失去权力;动乱会席卷全国——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为此,他们将总建设需求分配到了各个地方政府,跟它们说:“动工!不管什么项目,想建就建!”并且,中国的任免制度十分有趣;其由拥有九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运行;市长不是选出来,而是由上级政府任命。在市长的三到四年任期内,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张“考绩表”,上面罗列了很多关键业绩指标。首先是你将当地的GDP提升了多少,然后是在任期内间完成了哪些项目…表的末尾是你是否成功维持了当地社会稳定……所以每一任市长上任都会苦苦思考:我有雄心壮志,我想大展宏图,那我作为市长到底应该做点什么?答案是:疯狂建设!

  所以当你去中国,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城市化项目,无论是已经完成的还是正在进行中的,规模和速度都非常夸张。我曾在南京教书;第一次我去的时候,当地官员对我说:“我们对南京现在的市中心很不满意,所以我们决定再建一个新中心。”我说:“听起来不错。”下一年我回到南京时,建设用地已经清空准备建设了;今年我再去南京时,新中心已经建成了。这就是“中国速度”。

  环境与增长:房地产大旗还能打多久?

  但是“中国速度”在全球资源消耗方面意味着什么?全球贱金属消费量,尤其是铜消费量自2007、2008年至今已经翻了一倍,其他矿物消费量也已翻倍;中国的经济也翻了一倍。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开始遇到问题,面临增长的瓶颈。这和1867、1868年的巴黎危机,1975年的美国纽约城市危机是一样的:所有这些通过城市化吸收过剩生产力与过剩资本的做法都会有一个阈值,而中国正在逼近这个阈值。所以现在的问题便是:该如何提高这个阈值?

  目前,全球的资本积累已经不再是最大问题了:货币化保证了全球资本积累的延续。回想关于永续积累,复合增长率的概念,你会好奇:什么样的资本才能无止境增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唯一能够无限增长的资本是货币,是钱。于是,各国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应对危机——在货币供给量的数字后面疯狂加零(笑声)。我们还需要更多流动性来解决危机,那我们就注入更多流动性。然而讽刺的是,如果阅读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7到2008年间的报告,你就会发现当时世界经济的症结在于流动性过剩。所以面对流动性过剩这个问题,同时也是问题的本质,各国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创造更高的流动性。

  这就是掌控世界的癫狂系统,而这一系统逼迫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也变得错乱,而且这种错乱无处不在。美国当下的建筑热潮实质是为了投资,而非为大众提供居所而存在。以纽约的建筑潮为例,满大街都是铅笔一样的摩天大厦——谁会想住在里面呢?答案是:谁在乎啊!(笑声)

  美国正面临经济适用房短缺的社会问题,但是需要经济适用房的人并不能居住在那些热潮催生的大厦里。纽约市有一半人口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他们住在哪里?在那些摩天大厦里吗?有时人们会想到发动占屋运动以对抗房地产开发;但是占屋运动*不可能成为长久的解决办法。

  *占屋运动,指占用闲置或废弃的空间或建筑物 (通常为住宅), 而没有一般法律认定的拥有权或租用权。(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占屋)

  这些摩天大楼都是在布隆伯格*任纽约市长期间建设的。虽然布隆伯格是一位伟大的环保主义者,但是他任下这些大楼的建设却只关乎资本主义发展,与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毫无关联甚至相悖。这就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复合增长率的又一个实例。

  布隆伯格宣称他非常注重解决环境问题,但是他没想过这些环境问题正是他主导的开发造成的。全世界有很多公司在努力用技术手段改善环境;但是扬汤止沸,不如去薪。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无尽的资本积累。布隆伯格是面临环境问题时保持资本主义增长这一矛盾最典型的表现。与之相对,科赫兄弟*完全不在乎这一矛盾,他们直接反对任何形式的环境政治。

  *注:迈克尔·布隆伯格,美国商人,第三代沙俄犹太移民,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创始人,2001年至2013年间担任纽约市市长,C40城市气候领导组织主席。(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迈克尔·布隆伯格)

  *科赫兄弟,指查尔斯·科赫与大卫·科赫,兄弟二人均为美国富豪,掌控科氏工业集团,支持茶党运动,持自由主义观点。二人认为政府应当减少对经济的控制,例如征收环保税等。(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大卫·科赫)

  资本积累永不止息,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使结局本身无法被接受,但环境不得不被破坏,社会贫富不均不得不被扩大,普罗大众不得不不断降低自己对文化,对环境等其他方面的需求,直到我们最终深深地,向永续积累的资本屈服,过上一种无法忍受的生活。中国现在就正在面对这样一个困境:中国各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到成为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系统在当下已经发生了转变:有史以来第一次,它成为了人类的预期寿命减少的罪魁祸首。戴维·卡梅伦是英国第一位任期结束时的国民预期寿命低于其任期开始时的首相。在美国的很多地区,预期寿命也在下降。中国的国民预期寿命仍在高速增长,但是已经开始遇到障碍。你会发现预期寿命的提高与资本的无限增长存在着冲突。

  中国模式已经不能再继续支撑全球资本主义了,那么资本又该如何实现其无限增长?大资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也开始彷徨。用疯狂的货币化解决货币危机这一做法已经濒临崩溃,人们能清晰地看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系统已经接近极限。人们必须开始思考另一种生存方式。

  我认为,其他的生存方式已经开始出现了。现在,很多人发现现代城市的人居条件无法忍受。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世界各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因为不同原因都发生过几次重大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互不相同,但并非孤立事件;它们有其内在联系:这些运动不再因就业而起,而是因日常生活环境过差而起

  因此,人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城市化模式。现在的疯狂的城市化模式为富人建造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子——布隆伯格曾幻想全世界每一个顶级富人都在纽约有一套顶层公寓。(笑声)另外,如果这些富人每年可能最多只来纽约一次(如果他们真的会来的话);但是他们还希望纽约的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设想去运行。这是我们目前的城市,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根本原因是世界被困在了资本主义系统里,被困在了无尽的资本积累,复合增长率和无限增加的货币化中。我认为,现在是所有人不得不开始积极思考世界的其他运转方式的时候了。

  视频原址:https://youtu.be/zNCkDgP4w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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