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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民主能解决核威胁与环境灾难吗?

诺姆·乔姆斯基 · 2019-08-11 · 来源:一颗土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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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以反战言论闻名。在这篇演讲中,他谈到了目前威胁人类生存的两大猛兽,以及政治精英们为了追求国家和私人权力,不顾民众安全,制定新自由主义政策来击垮人类自我防御的堡垒。

  “聪明总比愚蠢好吗?”这是生物学家迈尔提出的疑问。人类聪明,但人类目前却在不遗余力地创造自我毁灭的手段。乔姆斯基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以反战言论闻名。在这篇演讲中,他谈到了目前威胁人类生存的两大猛兽,以及政治精英们为了追求国家和私人权力,不顾民众安全,制定新自由主义政策来击垮人类自我防御的堡垒。本文入选为2017年美国最佳文章。

  作者 | 诺姆·乔姆斯基

  编辑 | xd

  翻译 | nyrb

  美编 | 阿永

  微信编辑 | 侯丽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碰巧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非同寻常的时期。

  近年来,人类已经亲手建造了两个巨大的怪兽,准备摧毁我们自身,其他的人造猛兽也在一旁蓄势待发。而伴随着这些成就,全球社会的主导力量制定的政策,却在系统性地侵蚀阻止人类自我毁灭的最佳防线。简而言之,人类的智慧创造了一场完美风暴。如果它继续肆虐,人类不太可能存活很长时间。

  我们似乎正致力于证实已故著名现代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提出的一个凄凉观点。他当时正在考虑宇宙其他地方有智慧生命的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这一可能性的前景暗淡。他的理由与我们目前的困境有很大关系。

  迈尔观察到我们有一个样本:地球。他估计,地球上大约有五百亿个物种,所以我们有相当好的证据来证明生物界的成功。他认为该证据相当清楚:最成功的生物是那些变异迅速的生物,比如细菌,或者那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固定生态位的生物,比如甲虫。当生物的智力水平上升时,生物上的成功就会下降。大型哺乳动物从来没有做得很好。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只是物种统计上的一个小插曲。迈尔总结说,地球上生命的历史驳斥了“聪明总比愚蠢好”的说法。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人类拥有的非凡智力可能是一种致命的突变。

  迈尔补充说,一个物种的平均寿命约为10万年。

  现代人类大约在20万年前出现。现在,我们似乎正致力于证实迈尔的观点——即我们可能已经活过了我们在地球上分配的时间。这一事业一直在进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时人类的智慧造成了对生存的迫在眉睫的两项威胁,而随后便是对防御自我毁灭手段的系统性侵蚀。

  目前阻止人类体面生存的两大挑战,即人类亲手造就的两个巨大怪兽,就是核武器和环境灾难。面对这两大威胁,最好的防御措施将是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在这个民主国家中,知情的和积极参与的公民联合起来,制定能够克服这些威胁的手段。然而,上一代人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制定的政策大大加剧了这些威胁。并且,由于原则性的原因,民众往往被排除在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之外,甚至往往不让他们了解政策的内容。这些政策极大地集中了财富,进而集中了政治权力,削弱了可能对民众意愿做出反应的机构。这些政策旨在削弱真正的民主。而与民主的侵蚀相关的,是对可能减轻威胁的有效监管机构的原则性攻击。

  现在,让我试着把一些交织在一起的近代史结合起来,以证明这场完美的风暴是多么真实可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也是一个恐怖的时刻——因为核时代的来临。那一时刻被蒙上了阴影,因为我们意识到人类智慧创造了最终毁灭的手段。当时人们还不明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这另一个威胁人类有组织生存的时代的开始——人类世。这是一个人类活动正在急剧改变环境的新地质时代。关于它的开始一直存在争议。世界地质学会将时间定在1950年,部分原因是在那时核弹试验将放射性元素散布到全球各地,但也有其他人类活动的后果,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急剧增加。因此,核时代和人类世时间交错。

  《原子科学家公报》著名的末日钟生动地展示了危机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科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定期开会,评估世界形势,并决定我们离最终灾难(午夜)有多近。这座钟于1947年首次设置,当时的分针离午夜还有7分钟。1953年,苏联引爆了一枚氢弹,随后美国进行了规模大得多的氢弹爆炸,时间被提前到了午夜前两分钟。自那以来,它一直在震荡。2015年至2016年,指针再次向前移动,并设定在午夜前3分钟——这时自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重大战争恐慌以来,我们距离终端灾难最近的一次。2015-2016年调节指针的原因是越来越大的核战争威胁,以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其后气候变化问题。伴随着指针设定的措辞说:“全球发生灾难的可能性非常高,必须尽快采取减少灾难风险所需的行动。”那是2016年。

  在特朗普任期开始时,分析人士重置了时钟,让指针更接近午夜。用他们的话说,原因是他们发现“危险更大,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更迫切,现在离午夜还有两分半钟,时钟正在滴答作响,全球危险正在逼近。”这是自1953年美国和苏联试验氢弹以来最接近末日灾难的时刻。(注:本文发表于2017年,2018年1月指针再次被向前调至距午夜2分钟,直至现在)

 

  末日钟

  图片来源:BBC

  指针不断向前调动,我们不断接近最终灾难的事实值得关注。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政策制定和世界秩序的事情。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危机可以避免吗?为了避免这场危机人类做出了哪些努力?答案十分惊人,并充满了严峻的教训。

  核武器

  先说核问题。在制定国际事务政策过程中最鲜明、最一致的教训之一,就是公民的安全始终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相反,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力要求占了上风。此外,潜在的受害者,即大众,完全被蒙在鼓里。在调查外交事务和政府决策时,我们通常会发现和平的选择是存在的,但却经常被忽视了,尽管它们很可能避免灾难。

  2016年3月,《原子科学家公报》就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大规模核现代化计划发表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报告。这个核现代化计划将削弱人类生存的稳定性。

  目前的现代化计划包括“革命性的新技术,将大大提高美国弹道导弹武器库的瞄准能力。这个增长能力很惊人——提高现有美国弹道导弹部队的整体杀伤力大约三倍。”

  报告还说,所有这些都会“对军事能力产生革命性影响,对全球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当然知道,美国现在有能力消除他们的威慑。俄罗斯人没有我们先进的基于卫星的预警系统,而且几乎没有可能受到攻击的预先通知。由于核现代化计划,核威慑力量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在危机时刻——有太多的可能性——俄罗斯领导人为了确保生存,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而这一行为将结束地球上有组织的人类生活。

  但是,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么?确实有。但完全没有人追求它们。

  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迈尔的观点。

  全球变暖

  接下来谈第二个生存威胁——全球变暖。任何睁大眼睛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危险是严重的,而且迫在眉睫。而我们的反应如何?这时美国彭博社3月2日的报道:“繁荣似乎又回来了。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在20多个国家协调削减石油产量、控制全球供应过剩之际,美国石油生产商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在过去四个月里,日产量增加了50万桶。如果这种扩张速度继续下去,页岩气热潮将在今年夏天打破新的产量纪录。美国现在每天生产900万桶石油。”

  该报告只是无数相似报告中的一份,它说明了当前历史上一个显著的事实:当世界正步履蹒跚地面对生存挑战时,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几乎是孤军奋战,正满怀热情和献身精神,朝着毁灭的方向全速前进。这一事实从2016年11月8号开始变得愈加真实,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

  那天有三件大事,一件重要,一件极其重要,一件惊人。

  重要的事件是美国大选,它几乎垄断了好几天的报道。

  极为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几乎没有被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聚集在那里,试图让巴黎协议强制执行。11月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状况的报告,与其他可怕的报告一起,该报告证实了“2016年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1.1摄氏度”。显著高于2015年创下的记录,接近巴黎设定的理想上限。(注: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的2018最新报告,我们只剩12年的时间来避免气候灾难)

  而惊人的事件则是这个警告并没有激起任何水花,人们的反应:沉默。  

 

  全球变暖导致冰川消融

  图片来源:Richard Misrach/Fraenkel Gallery, San Francisco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历史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正在“以身作则”,不断加强可能发生灾难的努力,但在世界范围内,防止灾难的努力正由我们所称的“原始社会”来领导着:加拿大的原住民“第一民族”,世界各地的部落和土著社会。拥有大量土著居民的厄瓜多尔向富裕的欧洲国家寻求援助,使其能够将部分石油储备埋在地下(这些石油储备也本应该被埋在地下)。援助被拒绝了。厄瓜多尔在2008年将“大自然的权利”写入宪法,认为它有“内在的价值”。玻利维亚以土著多数通过了《地球母亲法》,给予大自然与人类平等的权利。总的来说,土著居民在寻求保护地球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那些把土著居民推向灭绝或极端边缘化的国家正在加速走向毁灭。

  关于环境威胁的严峻报道经常出现在科学期刊上,有时还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与此同时,共和党的毁灭之球正在系统性地摧毁那些为体面生存带来希望的机构。由尼克松创建的美国环境保护局实际上正在解体。更重要的是能源部,它的科学办公室预计损失9亿美元,几乎是预算的20%。甚至连提到气候变化都遭到了禁止,而相关的环保法规正在被废除,人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使用化石燃料,包括最具破坏性的燃料,如煤炭。

  不仅仅是特朗普。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每一位候选人要么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情,要么——温和派人士——说气候变化可能是真的,但我们不应该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党派领导人几乎意见一致。这是一个惊人的场面,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即使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比预期的要小,它也会淹没沿海城市和沿海平原。就像孟加拉国一样,在不久的将来,那里可能会有数千万人被迫逃离家园,甚至更多。孟加拉国首席环境科学家表示:“这些移民应该有权迁移到排放这些温室气体的国家。数百人应该能够去美国”。这很符合西方当前的排外情绪(不仅仅限于美国和英国,虽然在这些地方排外情绪最极端)。那些觉得自己国家的排外情绪还好的人可以去看看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希望全面禁止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移民。

  总的来说,我们首先摧毁他们,然后我们又惩罚他们试图逃离废墟的行为。我们称之为“难民危机”,而数千人在逃离非洲的过程中在地中海溺亡。事实上,所谓的难民危机在西方实际上是一场严重的道德文化危机。

  让我们最后回到灾难的主要防线上来:有效的民主。我们从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开始,即几个世纪以来“民主”的典范。

  在民主国家,人民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让我们来问问,如果这一原则得到坚持,美国将会发生什么。结果之一便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最受尊敬的政治人物将扮演一个有影响力的角色,甚至可能成为总统。他就是伯尼·桑德斯,遥遥领先。

  桑德斯的竞选活动是2016年大选最显著的特点。它打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史上的主流格局。大量政治科学学术研究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选举基本上是花钱买来的:竞选资金本身就能很好地预测赢得选举的可能性,也可以很好地预测国会,预测上任官员的决策。研究还表明,相当多的选民,即收入水平较低的选民,实际上被剥夺了公民权,因为他们的代表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喜好。随着财富的增加,政治代表权也在增加,尽管只是略有增加——直到你到达最顶端1%的一小部分,在那里我们的政策基本上已经被亿万富翁们确定了。

  桑德斯的竞选活动与这一既定模式截然不同。桑德斯几乎不为人知。他几乎没有主流资金来源——企业部门和私人财富——的支持,被媒体嘲笑,甚至敢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可怕的名词。然而,如果不是奥巴马-克林顿两党管理人员的恶作剧,他很可能会赢得民主党提名。

  

  在2020年民主党候选人中,桑德斯依然没有任何亿万富翁捐赠者

  图片来源:CNN

  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民主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投票给精英们设计的政策。(因此精英们就需要通过削弱民主来确保政策实行)

  2007年,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正值人们对“大缓和”时期(Great Moderation)以及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伟大胜利欢欣鼓舞之际,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低于1979年的水平,当时新自由主义试验刚刚起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解释了当时经济繁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告诉国会,“工人更大的不安全感”正在压低工资和通胀水平。工人们被吓得不敢要求体面的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即使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失业率还很低的时候——以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来看,这是经济健康的标志。

  在此期间,社会福利措施也在恶化。事实上,美国在这些措施方面与希腊、墨西哥和土耳其一样,在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中排名垫底。但是利润正在迅速增长,尤其是在掠夺性金融行业,它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爆发,在经济崩溃之前占了企业利润的40%。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动机是为了扭转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的利润率在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大众激进主义和工人斗争的结果。现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的已经实现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成功的——对企业而言,而不是对全体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难以被权力精英所容忍。

  在新自由主义紧缩计划的冲击下,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新自由主义紧缩计划是没有根据的。但基金组织的官员们听取了不同的声音——主要是富裕的北方银行。这些声音控制着决定欧洲政策的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

  经济学家Marc Weisbrot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批判分析。他对这些产生破坏性的经济政策的政治议程进行了细致而有启发性的调查。他研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盟成员国政府定期磋商的报告,发现了“一种非常一致并且令人不安的模式”。这些政策制定者利用金融危机作为契机,从而加固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公共部门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减少福利和公共服务,削减医保,破坏劳工集体谈判——总的来说,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劳工低工资、低议价能力,更多的不平等和贫困,一个更小的政府和社会安全网络(因为大的政府和福利计划会减少经济增长和就业)”。他总结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详细阐述了欧洲决策者的议程,他们在过去5年里已经完成了相当多的工作”。

  在欧洲,大众不会投票支持这些措施。因此必须牺牲民主,才能巩固新自由主义改革。欧洲的策略很简单:将决策权移交给非选举产生的机构——三驾马车。欧洲民众的反应与美国类似。中间派政治机构名誉扫地,公众的希望破灭、恐惧和愤怒情绪高涨,有时还表现出相当不详的形式。那些和我一样还记得上世纪30年代的老年人,不能不对各地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崛起感到震惊,尤其是在奥地利和德国。这些痛苦的记忆很难被不被唤醒,尤其当大多数欧洲人呼吁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欧洲,许多人想扭转欧盟的真正成就,如人口的自由流动和消失的国界——这些成就有助于加强文化多样性和建立自由人道的社会。

  我们不能把西方所有这些发展都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但这时一个共同且重要的因素。

 

  乔姆斯基

  图片来源:truthout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具体目标是削弱政府的监管权力,从而也削弱了对人造猛兽的防御能力。但这些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新自由主义计划,就其本质而言,倾向于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的财富则停滞不前或有所下降。发挥作用的民主随着经济权力集中的自然而然受到侵蚀,这种经济权力的集中通过熟悉的手段,但也出于更深层次和原则性的原因,立即转化为政治权力。理论上为这种现象辩护的借口是,将决策从公共部门转移到“市场”有助于个人自由,但现实情况却大不相同。这种转变是从人们有一定发言权的公共机构(只要民主运行良好),转向公众根本没有发言权的私人暴君:即主导全球经济的企业。

  这些政策致力于确保“社会不再存在”。这就是撒切尔对她所感知的世界的著名描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希望创造的世界。用这些话,撒切尔无意中转述了马克思对法国镇压的强烈谴责。法国的镇压让社会变成了“一袋马铃薯”,即一团无法运作的无定形的东西。(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法国农民彼此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就像“一袋马铃薯“)在当代,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暴君不再是专制的统治者,而是不受公共控制的私人权力和官僚机构的集中。

  虽然一个正常运作的、充满着知情的和积极参与人口的民主也不能保证一定能产生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仍然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回到恩斯特·迈尔的问题:聪明比愚蠢好吗?这是一个你需要思考的问题,并且不管你愿不愿意,也是一个需要你来回答的问题。

  不要拖得太久。

  本文有删节。原文链接:

  https://www.massreview.org/sites/default/files/06_58.4Chomsk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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