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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欧难民”与“拉美偷渡者”:谁能终结对欧美的反噬?

明炎 · 2019-08-24 · 来源:经略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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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也确实想解决难民问题,但有时候“系铃人”也未必能“解铃”,欧盟与美国目前都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欧美国家不是那些动荡与贫穷国家的“救世主”,中国也不是。毋宁说,中国给出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有可能通过妥善组织和动员自己的人民,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创造力,并恰当利用国际资本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天救自救者”,而自救者首先要确立自救的信心和意志。在“扶贫”方面,我们期待美国与欧盟的,还不是给予那些动荡与贫穷国家更多的援助,而是少干点打击人家自救的信心和意志的事情,让那些国家的人民选择对自己最为有效的发展道路。

  2019年7月14日,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先贤祠,被700多位非洲难民“攻占”了,发起这场运动的是一个叫“黑背心”的推特组织,它团结了诸多滞留巴黎的非洲难民,“占领先贤祠”只是它的诸多“作品”之一。

  今年6月,“黑背心”在短暂占领位于巴黎的EG公司总部后声名鹊起,上了“头条”。半个月后,该组织又占领了戴高乐机场的候机楼,以抗议法国航空公司在驱逐非法移民方面的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在这过程中,其他的非裔组织都在网络上转载并声援了这场暴动。黑背心军团在一份网络公开声明中,要求法国政府为每个人提供身份文件和住房。尤其是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声明称,他们的组织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无证、无声、无脸者”。

  无独有偶,就在“黑背心”组织“占领先贤祠”的同一天,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确定在全美范围内再次展开对无证移民的搜捕,至少2000个符合美国驱逐条件的移民家庭遭逮捕。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推特,要求继续加大对ICE的财政支持,以及尽快在美墨边境“修墙”。

  但不同于欧洲的是,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美国早已限制移民政策,并在20世纪初就已将驱逐“非法移民”叙述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因此,虽然特朗普的做法也会受到左派一些关于人道主义的指责,但声势确实比欧洲小了许多。当然,特朗普“修墙”并想让墨西哥买单,并在非法移民上给予拉美各国政府压力的做法,也普遍引起拉美各国民众的不满。“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话经久不衰,似乎也在暗示拉美这一美国的“后花园”并不安稳。

  旅欧难民们还在疾呼:“我们不想再和内政部长及其法国官员谈判了,我们现在要和共和党的菲利普总理直接对话”。身在中国,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难民们的逻辑。你们国家发生了灾难,欧洲肯收留你们不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吗?为什么难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要求更高的待遇?

  显然,这需要置身于欧洲国家与“难民”们的历史关系以及欧美自身的叙述中去思考。即“难民”到底是哪些人?他们何以成为难民?“难民”对欧美的影响为何如此不同?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

  难民是哪些人?

  “难民危机”从2014年开始成为欧洲政治中的重要话题,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当年欧洲的难民申请数量为624710人,此后,“难民危机”呈现加剧趋势,次年抵达欧洲的难民数量突破百万,达到了1005504人。2016年难民数量依然维持在危机发生以来的较高水平,欧盟共收到1259955份难民申请,申请数量最高的来源国家分别是叙利亚(339265人,占总数27%)、阿富汗(186595人,占总数15%)、伊拉克(130015人,占总数10%)。2017年,欧盟难民申请数量为712235人,相比2015和2016年有所回落,主要原因在于中东地区动乱局势有所平息,且欧盟采取的积极政策使难民潮得到了一定缓解,但难民数量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而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具有数量庞大、来源和分布集中、定居意愿强烈的特点。自2007年以来,美国非法移民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从1240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1120万人,但与2000年的840万人相比仍处于净增长状态。来源上,不同于欧洲所接收的大量战争难民,“9·11”事件后,美国收紧了对难民的接收,尤其是对来自穆斯林国家的难民进行了限制。美国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于拉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在过去30年中,其平均比例约为59%。在区域分布上,非法移民多集中于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州。美国非法移民以往将自己的配偶、子女留在原籍国的传统做法,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将美国作为其长期居住地,与配偶、子女一同居住。

  难民何以成为难民?

  难民属于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形成包括战争、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政治迫害等多种诱因。按照莱文施坦因提出的国际移民理论中的“推拉原理”,“推力因素”是迫使人们离开原籍国的原因,例如战争、疾病、贫穷、政治动乱,种族迫害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人们无法在本国继续生存下去,最终选择了离开;而“拉力因素”则是吸引移民群体到达某个目的国的原因,例如社会经济相对发达,政治自由,信仰自由,文化多元等等。

  欧洲难民危机的直接因素无疑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家政权在欧美的干预下相继更迭。国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但这些国家没有按照他们预期的那样建立起稳定的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走向正轨,反而出现中央政府对地方或极端势力的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其治理的成本远远大于政治干预与颠覆政权的成本。欧盟虽然与该地区一些国家缔结了伙伴关系并进行经济援助,但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有限。“伊斯兰国”等宗教恐怖组织随势兴起,民族、宗教、阶级等矛盾集中爆发,导致这些国家的动荡甚至内战,从而制造一波又一波的难民。

  美国非法移民的最大直接因素是贫困。70年代以来,不少拉美国家先后“以美国为师”,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带来了经济数据上的增长,但并没有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贫困现状,甚至后期随着弊端的逐渐显现,效果适得其反。

  以墨西哥为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1965-1985年间,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弊端日益突显:牺牲传统出口经济部门致使政府外汇短缺,只能依靠举借外债发展工业, 而受政府高保护的工业制成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导致贸易逆差现象加剧, 经济发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外债, 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 墨西哥进入“失去的十年”。

  墨西哥的经济病该如何治疗?此时的美国正处于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会期,美国也不断对外输出自己的“药方”。墨西哥在这一时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但以国际短期投机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的做法, 加深了墨西哥经济的依附性和脆弱性, 继而诱发了1994年的金融危机,使政府财政陷入长期困境。几乎同时,1992年,美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由于美国资金的迅速涌入,一方面,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压力有了一定的缓和;另一方面,竞争力差的墨西哥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造成了一大批失业人口。特别是墨西哥农业,几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在美墨贸易协定签订前,墨西哥对农业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外国资本进入农业,墨西哥农业发展较好,产量逐年增长、物价较为稳定。而外资大量涌入后,虽然带入了资本与技术,但是墨西哥的土地经营权、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加工与流通都被美国资本所控制。墨西哥本地所产玉米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难以与美国玉米竞争,因此转而大规模、产业化种植其他作物,造成大量农民失业的同时也将墨西哥粮食安全命脉交付于美国。直到2008年,在墨西哥3800万经济活动劳动人口中, 有1/3的人没有固定职业, 失业率长期高居30%以上。许多墨西哥农民只有种植毒品才能够生存,但毒品行业的崛起,尤其是基层毒枭军阀的崛起,进一步使得墨西哥许多地方的基层秩序动荡不安。许多失业的民众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生活,自然就想到去“离墨西哥最近”的美国讨生活了。

  “难民”对欧美的影响为何如此不同?

  可以看到,虽然难民问题在欧洲与美国都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公共议题。在前文叙述中,可以看出欧洲的“难民问题”与欧洲对中东穆斯林国家政府的激进态度有关,“拉美偷渡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影响分不开。

  美国边境遭遇的难民-移民问题,与欧洲遭遇的难民问题具有很强的共通性。欧盟(尤其是英法)是和美国共同摧毁了利比亚、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基本政治与社会秩序,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在美洲,是70年代以来美国在拉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贫富分化。

  继续挖掘,美国和欧洲为什么对拉美与中东这么做?显而易见,是为了自身国家利益。长久以来奉行“门罗主义”的美国把拉美当做自家后花园,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恰好是满足了美国在经贸上的需要,并使美国更有易于控制拉美,加强“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而欧洲一方面是为了殖民时期就留在中东的殖民利益,另一方面是从意识形态上,希望中东采用西方民主的政治体制,成为“自己人”。

  而欧美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对拉美与中东的干涉并不是打着自身国家利益的旗号进行的,而是打上“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是“为了人民好”所以才干涉的。这杆大旗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许多(特别是拉美与中东)民众甚至是政治精英的支持,把欧美奉为救世主,把欧美的民主体制认为是进步的唯一出路。而过去欧美殖民掠夺的历史,也被美化为了“先进文明传播”的“全球史”,即虽然欧美承认过去几百年给亚非拉国家人民造成了许多不幸,但是在客观上也帮助了这些国家在科技上、文化上甚至政治体制上的进步,如果没有欧美的殖民,可能这些国家还是贫穷落后愚昧的老样子,永远不可能“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待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史”,欧美简直是广大亚非拉人民的“救世主”!

  而现在欧美把中东和拉美搞砸了,怎么办?世界就这么大,交通日益便利,对于那些看不到希望的贫困动荡区域的民众来说,到欧洲与美国去谋生活,是很自然的想法。西欧主要国家民众长在难民危机初期对接收难民也有较强的意愿,对难民总体持有包容欢迎的“政治正确”态度。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电视节目中公开告诉一名难民少女必须要离开德国,引来当时舆论界的口诛笔伐,而后希腊海岸上关于难民男孩的照片风靡网络,道德同情心泛滥的欧洲中产帮助难民们奔走而呼,希望“自由、博爱”的欧洲能尊重难民们的人权,特别是他们的祖国是在欧美的影响下支离破碎的,因此欧洲应该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

  中东问题所导致的难民问题始终对美国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一方面是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距中东较远;另一方面,也是较为关键的原因是美国采取严格的移民政策,旗帜鲜明地拒绝接受难民。欧盟在这方面做不到像美国一样旗帜鲜明呢?因为欧盟的建立与整合,本身就离不开一套以“人权”为基础的价值观叙事。欧盟各国要团结,就必须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找种族或民族的共同点,会担心二战纳粹的历史;讲宗教的共同点,有近代宗教战争的阴影,而且也会影响当初改造和吸纳土耳其的议程;二战之后,欧盟一度标榜自己在经济社会上有一套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民主模式,但是,近年以来,欧盟在经济社会政策上日益与美国趋同,在一些方面甚至比美国更新自由主义。实在没有别的共同性可以讲了,欧盟只能讲讲一套人权价值观。既然讲了这套价值观,行动上也就不能偏离其太远,否则,把各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可能会断开。

  但意识形态不能当饭吃,欧盟国家真正开始接收难民后,才真正感受到难民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与问题,给本来就紧张的欧盟国家财政以及社会状态又点了一把火。欧盟许多各国极右翼势力大大加强,难民问题成为了“左”和“右”争执的主要议题。

  与之相比,美国边境遭遇的难民-移民问题,跟欧洲的“难民危机”在某些方面不乏相似性。不过,涌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虽然已经成为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却并没有像欧洲的难民一样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是美国虽然经常讲“人权”,但它毕竟是一个整合得非常成熟的主权国家,有能力比较果断地区分“内”与“外”,而不会引发国内各州之间的整合问题。虽然美国在对外关系上常常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但是在实际需要付出的时候还是“美国优先”,不会像欧洲人一样,将自己的团结寄托在一种需要付出巨大财政代价的价值观体系上。因此,难民问题对欧洲的影响更大,对美国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如何解决“难民问题”?

  了解了难民问题的来龙去脉后,就需要回答这一最为关键的问题了。对于欧美来讲,无论之前从拉美与中东获得了多少收益,“难民”始终是他们不想看到的。欧美也确实想解决难民问题,但有时候“系铃人”也未必能“解铃”,欧盟与美国目前都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欧盟的经济状况自身还“泥菩萨过河”,难以为继,更何况中东战乱带来的贫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还牵扯许多复杂的宗教问题、能源问题等。

  而美国与拉美之间的产业结构也注定了美国对拉美的帮助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拉美、中东等国家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建设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改变社会面貌、提高社会生产力。但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其制造业已经进行了全球的重新布局,一些高端制造业还在美国,但这些产业并不满足贫困国家的直接需要;其他的许多产业往往只在国内保持研发和设计环节,而把制造环节外包给了亚洲国家。但制造环节转移之后,本土的制造能力也就会出现衰退,缺少熟练工人和工程师,这使得美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出现了长期裹足不前的情况,更不用说回应一系列不发达国家的直接需求。

  比如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欧美都有很多发展援助项目,但很多都是制度性的安排与指导,如增强社会民主法治,提高项目透明度等建设,认为这样符合拉美的“长远利益”,但拉美人民实实在在需要的大坝、高速公路、住房等问题上却难以施以援手。修不了这些基础设施,仅仅引进发达国家在成为发达国家后现在的一套工业社会制度,无异于“空中楼阁”,是没有基础的。

  前文谈到,长期以来许多亚非拉国家都把欧美当做了救世主,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信奉“历史终结”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在所谓“全球史”的叙事下,有些人还认为自己的国家不够发达的原因是被殖民的不够,应该再多殖民三百年。究其原因,除了“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实在看不到其他走向繁荣的案例和路径。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别无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时至今日,恰恰中国的崛起改变了这一格局。中国在没有采取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发展了起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对外殖民和剥削而崛起,而完全是通过妥善组织和动员自己的人民,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创造力,并自主利用国际资本获得高速发展。中国崛起的案例“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欧美国家不是那些动荡与贫穷国家的“救世主”,中国也不是。毋宁说,中国给出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有可能通过妥善组织和动员自己的人民,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创造力,并恰当利用国际资本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天救自救者”,而自救者首先要确立自救的信心和意志。在“扶贫”方面,我们期待美国与欧盟的,还不是给予那些动荡与贫穷国家更多的援助,而是少干点打击人家自救的信心和意志的事情,让那些国家的人民选择对自己最为有效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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