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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欧美史学界如何研究资本主义史?

于留振 · 2019-11-04 · 来源: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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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学者重新发现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历史学者对资本主义史研究的较为忽视。虽然过去十几年里始终有历史学者在从事资本主义史研究,但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对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相比,历史学者的研究显得特别边缘化。

  当今欧美史学界如何研究资本主义史?

  于留振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欧美史学界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乃是资本主义史研究重新回归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概念重新用于史学研究,其意图在于纠正过去几十年来被欧美史学界日益忽视和边缘化的“物质因素”,希冀在历史研究中“重新找回经济”,将经济因素带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这股将资本主义置于欧美史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思潮,并不是向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史的回归,而是将“资本主义”视作一个更加宏阔的概念,力图以此将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统合起来,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学术视野和语境中重新建构资本主义的历史,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整合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史学分支领域。这种史学研究既是对传统资本主义史研究的继承和超越,也是全球化时代欧美史学界为应对新文化史的冲击而试图复兴史学研究中的物质因素的重要学术转向。欧美学术界将这一研究领域和趋势称为“新资本主义史学”

  近年来,欧美学界出版了大量以资本主义史为主题的专题著作,其中以美国史学界最为显著。此外也有不少专题论文集对新资本主义史学的研究趋势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其中由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和荷兰历史学者马塞尔·范德林登主编的《资本主义:一个史学概念的复兴》(下文简称《资本主义》)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代表作。其实,这部文集的初稿是提交给2012年7月在南非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在此次大会上专门组织了一个研讨小组,探讨“资本主义”概念在史学研究中的回归及其应用问题。这些文章在会后经修改结集出版,最终的论文集共收录11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是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奥地利等欧美多个国家的顶尖学者,他们以多个史学研究分支领域为例,集中讨论了近年来“资本主义”概念在欧美史学界的回归,以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史学范畴如何得以运用的具体方式,并提出了“新资本主义史学”的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等问题。这些讨论涉及了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大部分重要领域,代表了当今欧美学界相当一批历史学者的共识和学术研究取向。欧美的史学研究再度发生重大转向。

  壹

  在《资本主义》一书“导论”中,于尔根·科卡梳理了“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演变,讨论了“资本主义”概念的运用及其遭到的冷遇,并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概念复兴的背景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可操作性(working)定义。其他文章回应并讨论了科卡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并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考察了资本主义概念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为史学研究带来的变化。所有文章都没有直接讨论传统资本主义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如资本主义的起源或欧洲的资本主义转型等问题。大部分文章讨论的是资本主义概念在具体的史学分支领域的应用及研究方法,如经济史、劳工史、企业史、消费史、金融史等领域,其他文章则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回应和讨论。

  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经济史教授尤瑟夫·卡西斯的文章讨论了资本主义概念在经济危机史和金融危机史研究中的应用。卡西斯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史学家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非常有限,与之相关的大部分著作主要是由经济学家写作的,这些研究主要以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为主,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经济学上的一些理论假设。这些研究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即使偶尔使用,也没有赋予其特定含义,而是在一种非常宽泛的意义上顺便提及它。经济学家的研究自有其价值,但其理论假设和复杂的计量分析也导致历史学者对经济史失去了兴趣。卡西斯认为,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可以帮助经济危机史研究走出严格的经济学分析路径,重申经济史研究中使用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的重要性,这种归纳法以叙事为基础,并在其分析中融入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维度的内容,而这些恰是历史学家可以发挥其专长并作出决定贡献之处。换言之,对经济危机史和金融危机史的研究,应该将深入的定性研究与大规模和长期的定量研究相结合。资本主义概念则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方法。这种研究路径并不是对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否定,而是力图将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研究结合起来。

  维也纳大学社会与经济史教授安德烈亚·科姆洛希分析了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资本主义史研究中的运用。众所周知,劳动是资本主义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但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的经典解释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动完全等同于自由工资劳动,认为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自由工资劳动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解释将其他各种形式的劳动都排除在了资本主义概念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史学研究的“全球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兴起,从事全球劳工史、世界体系分析、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分析等领域的学者对劳动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除了关于劳动的经典解释之外,他们还从全球劳动分工、社会不平等、区域不平衡等视角考察了其他形式的劳动,如主要关注非正式工资劳动的非正式化劳动研究(informalization studies),以研究生计劳动、家务和照料工作为主的女性劳动、家务与生计研究,以研究强制劳动为主的农奴、奴隶制与集中营劳动研究,以及以研究个体户为主的不稳定性劳动研究等,这些研究拓宽了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所有这些劳动形式,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劳动组合中的一部分。关于资本主义劳动的这种宽泛解释,并未完全否定工资劳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但它也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多元性,并质疑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的线性进步史观。此外,此类研究还能为资本主义史研究提供新视角,譬如将具体的劳动关系及其在家庭、公司、企业和商品链等内部以及世界体系内区域之间的劳动分工中进行复杂组合的研究,有助于克服社会史和经济史之间狭隘的专业化和分裂,加深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随着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那些传统上经常被资本主义史研究忽视的领域也焕发了生机,譬如非洲的资本主义史研究。柏林洪堡大学非洲史教授安德烈亚斯·埃克特就以“劳动”为例,分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资本主义史研究。埃克特指出,长期以来,出于欧洲(或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角,在关于资本主义史的大量西方学术论著中,非洲一度不仅被认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研究对象,还长期被认为是北大西洋“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陪衬和西方眼中的“他者”。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之间,“资本主义”成为非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开展的研究遵循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界定,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非洲工资劳动的形成。这一时期关于非洲资本主义史的许多争论主要以南非为研究中心,并围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强制劳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辩论。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洲研究中,学者们对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的资本主义失去了兴趣,其时他们关于非洲经济史的研究愈益关注文化层面,认为非洲之所以落后于欧洲,主要是因为非洲不具备欧洲所拥有的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譬如科学精神、新教伦理或为竞争和创新提供的文化支持,在所有这些方面,非洲代表的文化性格与经济理性原则都是相悖的。近年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更为宏阔的史学概念的重现也推动了非洲资本主义史研究,它促使研究非洲的历史学家得以强调非洲资本主义史的复杂性,并提出新的重要课题。学者们认为,过去的西方中心论视角,对非洲史和全球资本主义史都造成了严重误读。在他们看来,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非洲从一开始就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必须超越北大西洋的狭隘研究框架。譬如关于非洲劳动体制的研究,不能仅将自由工资劳动之前的非洲的劳动制度视为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非洲的劳动主要是通过奴隶贸易而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的。奴隶贸易终结后,欧洲人力图通过与当地的农民劳动者进行交易和雇佣强制劳动来剥削非洲的劳工。在非洲几百年的历史上,工资劳动只在很有限的地方出现过,大部分地区的劳动体制则是复杂多样的非自由劳动形式,但这些劳动仍然通过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系而被商品化。因此,学者们认为,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不仅仍然是分析非洲的前世今生的一个有用工具,它还为全球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子。可以说,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重新推动非洲史的诸多研究领域成为历史研究的前沿。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维多利亚·德·格拉齐亚的文章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消费问题。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消费,而是劳动,譬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直到19/20世纪之交,桑巴特、韦伯和凡勃伦等人开始第一次深入反思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但西方真正开启对消费问题的大规模研究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其时大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与消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消费革命的起源、西方企业家追求利益的本能等问题,从而将消费者作为重要的历史研究对象给予极大关注。但据格拉齐亚观察,当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痴迷于西方消费习惯的研究时,他们却对资本主义研究本身失去了兴趣。格拉齐亚将这种现象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式微、以及人们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感到乏味。然而,近年来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以及2008年遍及西方的大衰退,重新推动学者重视资本主义史研究,并涌现了大量论著。在格拉齐亚看来,消费研究视角可以为理解此次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个新颖的解读。她认为,从结构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是以“过度消费”为基础的,2008年的大衰退因而是全球消费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次总危机。这种过度消费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在2005年前后达到顶峰。在此期间,欧美国家的制造品和易耗品消费下降,服务性消费剧增,欧美制造业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地位相对下降,跨国公司的力量增强。尽管如此,格拉齐亚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过度消费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前进挫折”,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力竭气绝的标志,反而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积极重建的机会和转折

  受资本主义研究转向的影响,企业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帕特里克·弗里登森的文章就考察了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给企业史研究带来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史研究应当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但早期欧美学界的企业史研究重点并不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开创企业史研究的是经济学家,他们很少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美国的企业史研究后来居上,但它最初关注的是企业的历史、企业伦理和人际关系研究。二战后的美国企业史学家开始转向公司史、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的文化史研究,资本主义也不是研究重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推动下,美国的企业史研究开始转向资本主义研究。近年来,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推动者斯文·贝克特于1996年在哈佛首次开设“资本主义史”研讨课,并于2008年创建了成熟完备的资本主义研究项目,随之带动了美国一大批高校开设类似课程,出版大量论著。为与这种学术思潮保持一致,美国企业史学会曾于2008年讨论是否将学会的名称改为“资本主义史学会”。虽然企业史研究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史研究,但资本主义研究的转向为企业史研究拓宽了研究题材和研究对象。最新的企业史研究早已“超越了公司研究”,不仅关注企业家、实业家和工匠群体,还大量研究企业集团、人际网络、供应链、金融财团、全球化以及所有类型的临时组织,并促使学者重新思考各种类型的市场,深入讨论各类市场的构建过程(如谁构建了市场、市场是如何构建的)。此外,这些研究还更加关注资本家群体所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规则、制度、权力关系、信用、性别关系等问题。由此,新的企业史研究挑战了诸多传统研究内容,并在研究方法上与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和劳工史的研究传统相结合,从整体上推进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贰

  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题材和主题远非限于前述讨论,但《资本主义》这部文集并无意于对所有相关问题都面面俱到,而是以部分研究主题为例,集中讨论“资本主义”概念的回归及其为史学研究带来的新的学术转向。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新资本主义史研究尚在兴起和发展之中,目前欧美学界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学者们在不少问题上也存在激烈的争论、甚至尖锐的对立,譬如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资本主义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学者们仍然莫衷一是。早在20多年前,李伯重先生就曾指出,“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这种情况在今天的西方学界依然如此,在《资本主义》这部文集中,学者们也就“资本主义”概念及资本主义史研究的主题和方法展开了争论。

  在梳理了“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后,科卡指出,“资本主义”概念兴起时,人们主要用它来指代某种经济实践或经济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如下内容,即私人财产权,市场上物品、劳动、土地和资本的商品化,价格机制与价格竞争,投资、资本和利润,拥有权力的企业主与处于依附地位、没有财产的工资工人之间的差别,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工厂生产制度和工业化生产等。后来“资本主义”的定义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作家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契约劳动的剩余价值、残酷的资本积累、商品化,以及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对抗;韦伯和桑巴特则强调市场的作用、信仰体系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内的商业和工作的系统组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以降的许多学者都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和资本主义史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但冷战期间“资本主义”概念被频繁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从而遭到多数学者的抛弃。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日益重视“资本主义”概念及资本主义研究,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清晰界定也被提上研究日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科卡给“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定义。

  科卡的定义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强调财产权和个性化的决策、市场与劳动的商品化以及资本的核心地位,而且每个部分都包含丰富的内容。这种定义显然仍将经济因素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但科卡也指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还严重依赖法律、文化、家庭、宗教、社会关系等非经济条件,同时也深刻影响社会关系、文化和政治,并认为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可以而且能在不同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环境下繁荣发展。但科卡提醒人们,这种定义只是一种理想模型,历史事实永远不会与它完全相符。不过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使用如此界定的资本主义作为分析工具,不仅有助于研究者把历史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结合起来,还有助于研究者挖掘新资料、发现新题材、提出新问题,并为不同分支领域的学者之间搭建学术对话的渠道。

  但是,如果一个复杂的定义就能捕捉到资本主义的含义,那么这个定义会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吗?剑桥大学经济史教授加雷斯·奥斯汀对此提出了疑问。奥斯汀虽然肯定了科卡定义的价值和意义,但他也指出这个定义能否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定义,因为它是由三个部分的内容组成,而不是一组具有相互关联的特征组成的简单定义。斯文·贝克特也肯定了科卡定义的效用,认为科卡定义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从历史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有能力将资本主义视作更大和更加多样化的世界经济史中的一个特定时期。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仍然是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一种分析工具”。但贝克特也指出,新资本主义史学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也暗含着内在的悖论,即,如果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法律、国家、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的重要性,那么这种研究是不是恰好削弱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换言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资本主义”?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和历史现象,它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现象。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必然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都从本学科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研究。譬如,经济学家通常将资本主义视作一种经济制度,有的历史学者将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文化制度,还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自由市场、法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就当前欧美史学界对资本主义史研究的讨论来看,大部分“新资本主义史学家”仍将经济因素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但同时大量关注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等面相。因此,新资本主义史研究无疑也是一项跨学科研究,它需要各个相关学科的努力和对话。但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时,所关注的重点却大不相同,从而为这种对话增加了难度。与本文集的大部分文章不同的是,美国史学界近年来关于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则有意避开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概念界定的努力,用贝克特的话说,美国的新资本主义史学家更加关注的是“行动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action)。在评述美国新资本主义史学研究时,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塞斯·罗克曼也指出:“在这个领域的著作中,很少有作者明确指出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含义。如果说学者的目标是搞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以及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如何运行的,那么,他们似乎要让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漂浮的占位符(float as a placeholder),而去寻找这个制度运行的根本证据。”这在实际研究中也许是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但如果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概念界定,如何才能展开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呢?这个问题仍是新资本主义史研究面临的一个挑战。

  叁

  当前,作为一种历史分析工具的“资本主义”无疑已经回归学者的视野,资本主义史研究再次成为欧美史学研究的前沿。而且这股思潮不仅限于史学领域,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也重新转向了资本主义研究。美国纽约新大学政治哲学家南茜·弗雷泽与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家拉尔·耶吉在其合著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对话》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再一次)成为问题,值得在政治上和知识上予以关注,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不过,目前要全面系统地评价这股新的学术思潮及其为史学研究带来的冲击,似乎还言之过早。但在过去十几年里,新资本主义史研究的确已成为欧美历史学界最重要的一种趋势,至少在美国史学界是如此。从欧美已经出版的大量学术论著以及关于这股学术转向的讨论,人们多少可以窥见这一学术转向的研究旨趣及其价值和意义。对此,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股学术转向进行思考。

  首先,从时代嬗递与学术发展的趋新来看,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所言:“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书写历史,因为尽管过去不会发生改变,但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人都要对过去提出新问题,发现(与现在)相似的新领域,再现先辈经历的不同侧面。”换言之,每一代学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当时的公众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就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来说,冷战的结束和2008年的大衰退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广泛被用作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斗争的一种口号,被赋予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遭到欧美学者的反感和抵制。冷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包袱,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严格中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并被越来越的学者用于学术研究之中。2008年的大衰退促使整个西方世界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的学术兴趣也与日俱增。用贝克特的话说,“资本主义本身正处于危机之中,而对其历史的研究则在盛行”。

  不过,单纯从时代嬗递的角度难以全面解释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复兴,对这股思潮的考察,还应将其置于整个欧美学术发展脉络之下予以探讨。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复兴主要受到两股学术发展趋势的影响,一种趋势发生在历史学科内部,另一股趋势发生在历史学科外部。就历史学科内部而言,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复兴受到好几种史学发展趋势的影响和推动。一是诸如前述劳工史、企业史等研究领域的发展近年来愈益陷入僵局,急需引入新的学术视角,二是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偏向于使用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导致经济史研究更像经济学而非历史学,这让历史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兴趣愈益下降。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靡学界的“文化转向”导致历史学家越来越痴迷于对身份认同和历史事件、行为和话语的意义进行解构,而忽视了历史研究中的经济因素,部分学者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希望在历史研究中“重新找回经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从历史学科外部的发展来看,新一代的部分历史学家对欧美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解读也感到不满,冷战结束以来,后者普遍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念,并认为自由市场应当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法则。历史学者则认为,经济学家对当代世界的解释,“创建了一种奇怪的、与历史无关的和自然主义的当代经济安排的理解观念”,他们的研究取得了惊人成功,“的确达到了美国的许多学生现在都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现状就是所有人类历史都向往的自然现状的程度”。然而,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得经济学家的解释失去了权威,历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学上的一个常数,而是人类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予以考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必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能将对资本主义的“大量解释留给各种各样的思想家”。

  的确,从资本主义史本身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来看,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特别需要历史学家的视角,而且从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全球史和跨国史转向的兴起也为新资本主义史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传统资本主义史研究主要以欧美等北大西洋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的通常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这种研究取向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误读,正如前文讨论非洲资本主义史研究时所提到的那样。全球史和跨国史视角则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和转型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些研究尤其关注资本、劳动、商品、金融和消费的全球流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中劳动形式的复杂性、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对传统资本主义史研究提出修正,力图更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本质。

  与欧美学者重新发现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历史学者对资本主义史研究的较为忽视。虽然过去十几年里始终有历史学者在从事资本主义史研究,但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对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相比,历史学者的研究显得特别边缘化。中国历史学者不仅对资本主义史研究普遍缺乏兴趣,而且对当下资本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也关注不多。譬如几年前风靡全球的《21世纪资本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和文化批评者围绕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历史学者的讨论非常匮乏。事实上,对中国学者来说,加强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史研究的许多重要主题,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具有普遍意义。譬如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中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一项世界性课题。但是,破解此类世界性难题的任务不应只留给经济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历史学的研究也必不可少。“没有历史工作者参与,不从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史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缺少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规律性认识,是会有明显缺陷的。”而欧美历史学者近年来关于新资本主义史的相关研究和讨论,应能为中国学者带来有益的启发。

  本文修改版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如需引用,请参阅正式出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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