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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反新自由主义抗争:从厄瓜多尔到智利

杰弗里·韦伯 · 2019-11-11 · 来源: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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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一例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动态,但是它们的共同根基都是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这个区域的回响。

  新一轮大规模的抗争运动正在席卷全球——从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到智利、厄瓜多尔、海地……不过,发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这一波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Versoblog近期发布了对拉丁美洲研究者、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高级讲师杰弗里·韦伯(Jeffrey R. Webber)的访谈,讨论和梳理了这些斗争的根源和轨迹。

  在杰弗里·韦伯看来,拉丁美洲的这些抗争运动,虽然每一例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动态,但是它们的共同根基都是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这个区域的回响。当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立即被卷入了那场危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深深嵌进美国市场的同时,南美洲受到的影响却被推迟了。拉丁美洲的南美部分,与中国——这一新兴的全球积累中心建立了更深的联系,从而保持了南美关键出口产品(尤其是矿产、农产品和石油天然气)的商品价格稳定。而美国和欧元区仍然没有真正复苏,因此当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缓慢时,没有新的经济动力来弥补这一相对疲软。到2012,大部分南美洲地区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沼,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这些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体在2014年中期油价大跌时受到了严重打击。从2012年开始,出现了持续的下滑期,无论表面上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执政,都迎来了普遍紧缩的新时代。这是拉美“粉红浪潮”之终结、加剧的动荡、右翼反叛和新抗争浪潮的物质背景。所以,拉美的动荡需要放在这一由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难以遮掩的生态危机所表征的新一轮全球停滞期的国际局面中来理解。

  厄瓜多尔:原住民与底层的反IMF联盟

  今年三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意向厄瓜多尔提供42亿美元贷款,作为102亿贷款计划的一部分——其中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出资18亿,世界银行(World Bank)出资17亿,美洲开发银行(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出资17亿,余下的由一些小型多边组织提供。依照惯例,这些贷款的附加条件是借贷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主要集中于减小财政赤字、劳工改革、增加外汇储备,以及要求采掘部门给出跨国公司更好的开发条件,等。虽然表面上是指向赤字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厄瓜多尔经济的美元化,使该国失去了任何正常的货币政策能力,并使得进口过分便宜,而工业加工品的出口则贵到无法维持。尽管厄瓜多尔产油量仅占全球石油产量的0.5%,但该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于这种出口商品的外汇。2014年中期,油价暴跌是一个全球经济危机传输到厄瓜多尔的关键机制。GDP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以较高的区域标准分别增长了3.5%,7.9%,5.6%和4.9%,然后急剧下降至3.8(2014),0.1(2015),-1.2(2016), 2.4(2017)和1.4(2018)。

  前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的左翼政府执政长达十年(2007-2017),执政的前一半时期,厄瓜多尔经济高速腾飞,石油租金保障了重要公共和社会支出的增长。与此同时,在跨国资本的控制下,矿业和石油部门的“采掘资本主义”愈演愈烈,这意味着科雷亚与原住民及其象征的社会生态运动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加剧。同时,科雷亚坚决反对工会,他执政的两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对付公共部门的劳工运动。

  杰弗里·韦伯把科雷亚时代的特征总结为: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采掘工程”,一种夸张的自上而下的技术官僚治国取向,不同阶层间有针对性的石油租金再分配,以及对于社会生态斗争、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原住民运动(尤其是其最重要的组织——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盟,CONAIE)的压制和罪化。而当科雷亚的发展矩阵中的再分配部分,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开始减弱,一直在场的政权的反动力量就不断强化,科雷亚就开始越发不受欢迎。

  科雷亚的右翼继任者莫雷诺(LenínMoreno)在2007-2013年期间担任科雷亚的副总统,与科雷亚同是PAIS Alliance(主权祖国联盟运动,中左翼社民党)的成员。他在2017年选举作为PAIS候选人获胜,然而上任后,他立即猛烈地反对其前任,以反腐为名清洗政府。随着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莫雷诺背离了科雷亚相对而言与中国更紧密的格局,而表现出对美国的效忠。他缩短了阿桑奇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庇护,将厄瓜多尔重新开放给美军,并支持美国扶植的区域一体计划(Prosur),这一计划的推出旨在取代更为独立的、排斥美国和加拿大的南美国家联盟(Unasur)。杰弗里·韦伯总结道,莫雷诺政权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作一个面目清晰的右翼政权,无论莫雷诺曾在科雷亚政府中扮演何种角色,无论最终我们如何描述科雷亚时期的复杂面貌。

  而这次抗争的爆发的催化剂是莫雷诺政府对汽油和柴油补贴的缩减,导致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急剧上升。这将厄瓜多尔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以来持续的社会动荡推至高峰。政府的数据报告显示,这项缩减可达成其结构改革计划中的年度20亿总节约任务的15亿。柴油主要用于重型运输货车和公共交通,在这15亿总节约中,缩减柴油补贴为能源部门节省的资金将占据11.7亿,缩减汽油补贴节省的资金将占据3.3亿美元。缩减汽油补贴影响的是这个国家的私家车使用者,他们约占人口的25%。而柴油价格上涨则会体现为公共交通票价上涨和基本消费品的运输成本上涨——将转嫁给消费者。于是,厄瓜多尔贫困的75%将承担削减财政补贴78%的代价,而最富有的25%人口将承担22%的剩余负担。除却考虑削减本身的不合理问题之外,实施削减的具体政策还构成了针对穷人的公开阶级战争。

  从10月3日开始,全国性抗议活动持续了11天,揭露出莫雷诺政权的压迫与软弱无能。当货车司机发出了第一声怒吼后,运动的前锋被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盟(CONAIE)接管。鉴于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盟自1960年代以来的模范位置,当前这个局面在这一整个区域可以被视作一种的左翼-原住民抗争的曙光。激进的原住民抗争队伍从那些最贫穷的地区(土著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重叠并非偶然)汇聚到基多,穿戴者原住民斗篷(ponchos)的激进队伍再一次成为了厄瓜多尔阶级斗争和原住民斗争的纽带。原住民游行的其中一条横幅很好地体现了这点:“IMF滚出厄瓜多尔”。

  原住民抗争的复杂毛细管从国家各个地区涌入首都基多,学生、失业者、不稳定劳动者、工运人士陆续加入到队伍中,与武装部队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接下来的几天里,基多四处可见路障和被烧毁的汽车。政府所在地不得不暂时移至沿海城市瓜亚基尔(Guayaquil),莫雷诺宣告了紧急状态,中止移动和联合的宪法权利。

  原住民领袖和政府间的谈判在联合国和天主教会的代理下完成,以撤销这项对柴油和汽油的补贴削减而告终。最重要的是,激进的原住民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盟再一次揭示出其作为IMF所象征的紧缩、生态破坏、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傲慢的有力敌人。这种自我组织、密集的网络化、自下而上的激进运动的斑斓形式,是拉丁美洲的先锋。

  智利:新自由主义绿洲神话已经破裂

  1973年,在美国CIA支持的推翻左翼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带来了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在“芝加哥小子”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首先被强加于智利。整个后-独裁时期,智利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典范。然而,在多种修正案后,1980年代独裁时期的宪法仍然大行其道。杰弗里·韦伯给出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几年中,按地区标准衡量其GDP,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分别为5.8(2010),6.1(2011),5.3(2012),4.0(2013)。大宗商品蓬勃发展期的结束带来了其GDP涨速的放缓,在2014-2017年间,分别是1.8,2.3,1.7和1.3的增长率。2018年经历了猛进(4.0)后,2019年随着世界经济的恶化涨速再次放缓。

  中左和中右翼共享的意识形态前提是,技术官僚孤立决策和社会的去政治化,这样市场非人格化的暴政可以自由充当社会冲突的最终仲裁者。尽管增长还算稳定,但智利社会的不平等状况骇人听闻——十个智利亿万富翁拥有的资产占其总GDP的16%。同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靠信用卡生活,为了生活中巨额开销负债累累。这些开销包括:私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金、高速公路、供水服务以及针对穷人的隐形严厉税收(例如高价的公共交通费用)。智利的家庭债务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最高,占其GDP的45.4%。现实中最令人心酸且讽刺的剧情是,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通过向智利平民阶层介绍信用卡业务,赚取了其自身预估总资产28亿美元中很大一部分。不平等同样扩展到司法系统,主流政党与这个国家的巨型寡头的非法勾结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使在极少数情况中经济犯罪得以充分曝光并且被给予有罪的法律认定,这些大佬们也不会入狱,而是被判处很小的罚款——小到都比不上腐败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同时,在主要城市的小巴路线上,私人安保(在最穷的街区则是武装警察)监视工人阶级,企图逮捕那些逃票者。罚款可能是巨额的,有时高达几百美元,甚至伴随着入狱。这一次团结的阶级意识事实上,是对于逃票者的广泛同情,和同时生发的对于公司逃税者和其政治联盟的强烈憎恶。

  杰弗里·韦伯指出,这波运动明确地指向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如果说柴油和汽油的价格上涨是点燃厄瓜多尔反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火花,那么在智利,这个火花就是地铁票价的上涨。圣地亚哥拥有全世界最贵的公共交通系统,在2010至2015年间,票价累计上升了40%。抗争舞台上第一个角色是学生,学生们在地铁里组织了一次“大规模逃票”示威,参与者以逃票作为集体抗议的方式。而警方回以无端的暴力镇压,这激起民众的愤怒和对于逃票行动的支持。伴随着总统迅速宣布的紧急状态,国家安全部队展开了更多的暴力,中止了各种宪法赋予的权利,宵禁首先在圣地亚哥实行,然后扩展到很多其他城市,军队和装甲车抵达街道——这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皮涅拉进一步呈现出皮诺切特的黑暗时代的特征,它宣布了这个政权正与其内部敌人展开“战争”。多数人的反独裁情绪受到了鼓舞,智利人活跃了起来,开始违反宵禁和严厉的紧急状态所试图压制的流动权和集会权。负债累累并正在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团结了起来。两周时间里,运动的不断大众化和国家愈发暴力的镇压之辩证法席卷了整个国家。运动早已超越了30比索的票价上涨,就像一个传播甚广的口号所言:不是30比索,是30年!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新自由主义压迫的后独裁模型已经受到了质疑。事实上,这个国家的任何政治机制在民间都失去了信誉。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近年来关于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感受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2017至2019年间,这个国家80%-9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国家、政党和政客没有信任感。代表性危机已达绝对值。这场空前激烈的运动在阶级逻辑的主导下,对准了地铁站、大型连锁超市、商场、高端零售店和能源公司总部,进行抢掠和纵火,小商店则在运动中被保护得很好。据估计有120万人在圣地亚哥街头,这可能是智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大约有3000人被捕——很多媒体报道了警察和军队对拘留者的酷刑、强奸、性侵行为。国家报告的死亡人数为20人,社会活动家和人权组织预估的死亡人数则远高于这个数字。

  目前,尘埃似乎已经落定。皮涅拉——他目前的支持率为14%,是自由民主制恢复以来,支持率最低的总统——中止了国家的紧急状态和宵禁,并撤销了公共交通的涨价。政府被迫取消原定于11月举行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和原定于12月举行的COP25(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总统宣布了一项12亿美元的社会刺激计划,旨在缓解民众的不满。国会将会讨论养老金和薪资的改革,总统承诺了将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并将各种私有的社会服务的价格固定在可负担的水平。

  接下来,杰弗里·韦伯分析了运动的参与基础。过去几年学生运动打造出来的基础显然是这一运动可以爆发的关键。最早的萌发可以追溯到2001年,当时有5万名圣地亚哥的高中生上街。2006年,所谓的“企鹅反抗”(指穿着黑白制服的高中生)在全国范围内有140万的学生参与,是继独裁接近尾声时民主动员运动以来最大的示威活动。2011年,大学生的运动动员声势更加浩大,并且以不同的方式与早期工人行动、马普切人和其它原住民解放抗争,以及社会生态运动连结了起来。集会形式的大众民主被重新引介到智利的政治文化中,妇女和青年占据大众运动的前沿,群众运动在广泛的社会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皮涅拉当时也在任,在抗争最高峰时,他的支持率一度下降至26%——是现在的两倍,独裁结束以来最低水平。在近来抗争中,依旧是学生最初组织了“逃票行动”,并且,圣地亚哥的学生联合会大楼成为了首都协调运动的大本营之一。

  其次,和阿根廷一样,智利近年来出现了激进的、大规模的、由不同族裔构成的左翼女权主义运动——这与学生运动的激进化以及组织的基础设施在近年来显然有重叠。受到阿根廷2016和2017年的事件启发,智利的学生激进分子和其他人一起组织了计划于2018年3月8日举行的国际女权主义罢工。女权主义活动家们活跃于农业-生态、住房、教育、卫生、劳工、退休金、反性别暴力和堕胎运动之中,在2018年的“三•八”罢工组织过程之中确保了这些领域的交叉汇集,从而使智利28个城市、10万人在那一天聚集在了圣地亚哥的主要道路上。取得了成功后,她们立即开始组织2019年“三•八”的罢工。在一年之中,她们的目标是将女权主义的视角扩展到社会各组织的活动中,因而扩展了女权运动的基本意义;让不同组织之间的连结充满活力;并且提出反抗不稳定生活的共同动员议程。到2018年5月,“8M女权主义者协调人”雨伞机构成立了。2019年5月8日,智利的女权主义者罢工成为了智利历史上最大的示威活动,至少是在这一波准-起义浪潮爆发之前。在最近的斗争中,“8M女权主义者协调员”是第一个呼吁总罢工的组织。激进的码头工人工会和一些铜矿工会紧跟其后。码头工人可以让国家20个港口关闭。各级学生联合会则确保学校的关闭。之后,10月23日,银行和企业关闭,全面停课,20个港口瘫痪,75%的工业部门关闭。根据“8M女权主义者协调员”领导人之一Karina Nohales,她们还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死亡、失踪和受伤的真实人数,并揭露警察和军官对于女性拘留者的强奸和性侵——在这方面,媒体非常沉默。

  第三,各政党在这场起义中均处于边缘地位,包括那些左翼政党。目前在大众中仍然拥有信誉的只有两个左翼政党——传统的共产党和较新的广泛阵线联盟,后者包含智利新左翼的各种思潮,它也是2011年爆发的智利大学生运动的一个结果。尽管这些政党中的激进成员深度参与了这场抗争,而群众的反政党情绪似乎也延展到了他们身上——尽管程度较轻,但也使得任何组织都无法起到领导和协调的作用。

  智利的新自由主义绿洲神话已经破裂,尽管目前的运动正在平息下来,但是不同阶层的广大民众已经不再惧怕国家暴力,并且对于国家权威的尊重也消失殆尽。智利主流政客那一套技术官僚和“市场说话”的暴力已经被揭露。异质化的智利工人阶级开始有了阶级斗争的意识,而负债累累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左倾。但是让杰弗里·韦伯担忧的是,街头政治缺乏明确性并且变化无常。街头政治在不同阶级组成的无差别“反政治”情绪之中,可以轻易地转变。他举出巴西在2013年的例子,工人阶级不稳定劳动者走上街头带着左翼政治议程反对加价。然而两年后,一个倡导反腐败、安全和恢复秩序的极右翼政治就接管了街头,并逐渐成为了博尔索纳罗议会外的群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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