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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 笛福、经济学与文学及其它

韩毓海 · 2019-11-18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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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笛福的个人经济理念与活动为个案,揭示出十七世纪末英国兴起的“咖啡馆”作为一个文化公共空间,使小商小贩、新教徒市民阶层得以组织起来,在关于趣味、品味、格调的讨论中确立了资产阶级新的行为规范,而以海外探险小说为代表的文学模式,则为整个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其经济学叙事的基本结构。

  保马编者按

  今年是《鲁滨逊漂流记》发表300周年,马克思曾将鲁滨逊视为“封建社会形式解体”与“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从“记账”开始鲁滨逊就已经宣告了自己与前现代社会的不同,他并非一个普遍的抽象个体。本文以笛福的个人经济理念与活动为个案,揭示出十七世纪末英国兴起的“咖啡馆”作为一个文化公共空间,使小商小贩、新教徒市民阶层得以组织起来,在关于趣味、品味、格调的讨论中确立了资产阶级新的行为规范,而以海外探险小说为代表的文学模式,则为整个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其经济学叙事的基本结构。

  本文原刊于《天涯》杂志2005年02期

笛福、经济学与文学及其它

韩毓海 | 文

  笛福:一个有趣的案例

  众所周知,丹尼尔·笛福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首先是个经济学家,确切地说他始终是个商人。在当时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是没有名的,但作为一个商人和一个国民经济学家非常有名。他是第一个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人,国民经济学和自由贸易理论都是他提出来的,那个亚当·斯密是跟他学的。而他的出名是因为一本经典性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英国商人手册》而不是《鲁滨逊漂流记》,后一本小说根本就没用真名来写,这是其一。其二,亚当·斯密,他是个文学家。他是教文学的,他1748年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教的就是文学和修辞学。他当时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出名的。他的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是研究“人性”的。所以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人文主义是整个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我们这里前一阵子讨论的经济学要不要讲“人文精神”的问题就比较可笑,因为在亚当·斯密那里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经学的基础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首先从文学那里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

  人文主义的讨论首先从文学开始,涉及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国民性”才是理想的?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有理想有道德情操的?人性是不是自私的?亚当·斯密就以他的《道德情操论》提供给当时伦敦最著名的“讨论文学俱乐部”。这样,文学作为“人学”对于人性的讨论,逐步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领域里面去。所以,亚当·斯密参加的那个“讨论文学俱乐部”,其实就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那个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正是文学家们对于人性的定义,或者是重新规划,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莫定了基础。这就非常类似我们中国1980年代,正是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人道主义讨论、文学是人学的讨论,为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莫定了基础。亚当·斯密参加的是英国的一个文学学会,在那里喝咖啡,这个“讨论文学俱乐部”延续下来,可谓名流荟萃,其中就包括那个大肆咒骂法国大革命的柏克,还有一个,就是1793年被派到中国来访问的马嘎尔尼勋爵,马嘎尔尼勋爵就是和亚当·斯密在“讨论文学俱乐部”一起讨论的那些绅士们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们在讨论什么?当然是讨论文学,讨论人性,讨论趣味、品位,臭味相投。但因为出身不同,文学的审美观念不同,于是讨论着讨论着就打起来了,于是讨论文学逐渐转向讨论政治了。

  1793年马嘎尔尼是来到中国搞自由贸易的一个人,这个你们知道——他见了乾隆皇帝不行跪拜大礼,只是单腿跪下。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关于品位、情操,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性的一套见解,首先是跟文学有巨大的关系,是在“讨论文学俱乐部”里面形成的,或者说外交礼仪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审美的问题。

  而这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情况,恰恰都被我们过往的研究忽略了,用福柯的话说,这种有意识的忽略,造成的是一种合理化的叙述方式,这一合理化的历史叙述方式,最明显地说是以学科规范为基础的。所以今天最可笑的就是笛福这个经济学家,被放到英文系讲,而亚当·斯密这个文学家却被放在经济学院讲,实际上这都搞错了。这种有意识的“搞错”体现了一种有目的的安排,这种安排在于斩断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文学、与“讨论文学俱乐部”、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问的真正关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经笋学的起源建立在“科学”的或者“学科”的基础上。而我们通过知识考古学的办法去这么一看,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秘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合法性基础竟然是在文学系那里!因为自由贸易是笛福提出来的,而文学的构想、人文主义的构想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

  笛福作为一个著名的商人,十八世纪英国文坛上的“王朔”,他的经历很有意思。笛福生在1659年,或者是1660年,这个还搞不清楚,这表明当时一作为经济学家的他地位不高,他当时是文学家就好了,因为亚当·斯密是文学家,文学家当时地位高,哪年生哪年死就搞得很清楚,笛福这个经济学家连哪年生都搞不清楚,1730年去世这个倒是清楚,为什么清楚我们后面讲。

  首先,正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的初期,英国社会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就是哈贝马斯所注意到的,茶叶店和咖啡馆的兴起。那个时候有一批时髦的读者,怎么叫时髦呢?就是有特殊的品位。他们有钱认识字,能阅读,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是没有受过大学的教育,因此他们不能阅读古典的作品,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文作家才成为他们快乐的阅读对象,这些人是些小商小贩,多是新教徒市民阶层。那个时候大学不对外开放,只对贵族开放,不信国教天主教者不得入内。所以马嘎尔尼来华访问的时候,头上戴着漂亮的羽毛,他的副使斯当东身上挂一个像盘子一样大的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这是地位的象征。而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则只好通过自愿联合的方式自学成材,办一些如毛主席早年办的“新民学会”之类的自愿参加的自学小组。那个时候也围绕这些人出版了最早的一些小杂志,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笛福编的《评论报》。他办这份小报当然是做生意,这买卖不是私人的,而是政治性的,就是替当时的英国国家安全部做生意,他是一个卧底。《评论报》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出,笛福很会写,从写到编到发稿到卖都是他一个人干,收入他提成4%。笛福是现代报业的真正先驱,是哈贝马斯所谓文学的公共领域的先驱。在《评论报》之后,有《闲话报》和《旁观者》,这些报纸有个共同的宗旨,那就是《闲话报》创刊辞说的:

  “热心公益,以至于为了国事而荒废自家之私的政要们,阅读本报或可以收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还有一些娱乐性作品,可供闺闹消闲,本报之名即包含有对她们的敬意,举凡押情行乐消遣一类文章,均收在怀特巧克力店栏下,诗歌收在威尔咖啡馆栏下,国外新闻可在圣詹姆斯咖啡店栏下找到……”

  这样就把写作与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结合起来了,哈贝马斯说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还没有向大众消费社会转型,那时候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还不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消费领域,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没什么道理的,我们真正回到历史看,其实它一开始就是和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联系在一起的。非常鲜明的是:它为咖啡馆做一个广告。就像今天我们看的电视广告:本栏目由波士登友情赞助,它那里就是“本诗歌由威尔咖啡店友情赞助”。所以与其说市民社会的政治一开始的确是一种文化的政治,是文化的霸权,不如说它一开始就是一种文化商业、文化消费和文化市场。

  当然,它表面是不谈政治的。而当时英国的政治问题恰恰非常尖锐,有大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工人与商人的矛盾,重商主义的商人、金融家与自由贸易主义者的矛盾,非常尖锐。但是它不谈政治,回避矛盾,谈什么?谈品味、谈格调、谈理想的人性、国民性、理想的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谈人的主体性建构。这里有两点:一,资产阶级世界观,包括政治,是建立在构建世俗世界的规范和世俗生活的品味基础上的,建立在对于世俗世界的理性规范,对于生活世界、审美世界的理性化的基础上。二,这种莫谈国是、莫谈政治、只为世俗生活立法的市侩举措,与其说是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有瓦解作用,不如说对政治本身具有瓦解作用—它既瓦解了封建政治,也瓦解了下层的民主政治追求。马克思说,是用资产阶级市侩政治来瓦解政治的领域,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与哈贝马斯是非常不一样的。哈贝马斯是把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理想化的,这个他自己也承认,而马克思却是从揭露这个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市侩政治入手的,所以哈贝马斯是从马克思那里大幅度向后退的。所以你看——哈贝马斯为什么在1990年代的中国那么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是因为哈贝马斯那一套迎合了资产阶级市侩政治。

  这种政治力图为“世俗生活立法”。怎么叫为“世俗生活立法”,我们看另一份著名报纸《旁观者》,这个报纸发明了一个职业:批评。那个时候没有批评家;现在你看批评家,作家们都怕他,因为他能定一个规范;而且搞文学批评的人,后来就不搞文学批评了,开始搞“生活的品味”了,去搞人文精神去了。搞人文精神就不是给文学立法了,而是从审美领域的合理化出发,给社会制定规范了,所以社会都怕他。这个规范,就是从这个小报《旁观者》。批评杂志开始。它的创刊辞就是个批评家宣言,它说:

  “因此,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其说是人类的一员,不如说是个旁观者。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使自己变成一个沉思冥想的政治家、商人、士兵、工匠,而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参加任何实际事务。我熟谙为夫和为父之道,能够觉察他人在经济、商业和娱乐方面的过失,胜过亲自从事此数端者。我从不狂热地支持任何一方,决心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人之间严守中立,除非由于某方的敌意而被迫表态。

  我的朋友们常对我说,我如此之多的有用发现竟然被一个沉默不语的人所占有,实在是一件憾事。有鉴于此,我将在每天早晨发表一页纸的思想,以飨同时代人。倘若我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的改善有所裨益,将来当我被召离世之时,想到我不曾虚度此生,定会私下里感到快慰。”

  世俗世界的立法者——批评家就这样产生了。他是一个旁观者、经验主义者、理性人,是现实主义文学家、评论家,也就是后来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社会科学职业者”的原型。他不但给文学制定规范,而且后来悄悄地给社会制定规范,每天早上,发表一页思想,赚一笔稿费。思想、批评作为一个职业、一门学问,它可以赚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先驱者——后来作为小说家为我们所知的丹尼尔·笛福。

  这个人用狄更斯小说里的话说:“他是一个很卑贱的人”。他的青年时代在经商做生意,但是却经常思考世界观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他在中学时代就有些伟大的创见。因为当时英国国教是天主教,笛福上的却是新教学校,所以长大就没资格当牧师,那就只能当个小商人。因此笛福毕生都认为天主教这个事情很麻烦,信仰是他一辈子都关注的问题,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在他那里的区别,说白了就是信仰和商业信用之间的区别,他这个人从来不知信仰为何物,他认为惟一实在的就是商业信用。从中学时代他就有这个惊世骇俗的思想。

  他最著名最畅销的作品并不是《鲁滨逊漂流记》,而是《英国商人手册》,这是本发行量极大的经济学著作。开篇就说:“一个人不应该对宗教事务过分关注,以至错过做生意的合适时机和商业旺季,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写得出关于超级祈祷仪式的著作。”这是很惊世骇俗的,因为在“合适时机”和“商业旺季”这两个关键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教的时间观念与天主教时间观念的区别和不同——就是信仰好像是个永恒的、长时间的超级祈祷仪式,而生意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不能错过时机,不能错过商业的旺季。正是在这里,就出现了永恒的时间与直线积累的时间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后者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直线进步的、积累的时间观念,我们说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它是从新教里面、确切说是从新教所关注的商业活动中脱胎出来的世界观和描述世界的方法,这是个有决定性影响的突破。所以1840年以前,有一个著名的英国鸦片贩子到中国来,他每天记日记,他是个笛福的信徒,怀揣一本《英国商人手册》,日记写道:今天因为鸦片接货太多,为了抓住商机,为了不耽误旺季,所以没有时间祷告上帝。这个事情费正清在他的作品《剑桥中国晚清史》和《美国与中国》中两次都引用了。

  笛福的发家是做一个袜子的代理商,因为当时英国毛纺织业很发达。但是他时时刻刻不忘探究信仰的问题,认为必须要用商业的信用、契约的信用来取代信仰的超级祈祷仪式,为此他很快就卷人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之中。1692年的时候,笛福运货去法国,适逢英法打仗,封锁了海路,没收了他的货物,笛福第一次破产,这是他做的最大的一次生意,一下子欠了一万四千英镑。但是笛福对这次破产的反思并不归罪于打仗,他怪罪于自己没有忠实新教的信仰、没有忠实地理解契约的理性精神,他总结经验说商人最容易失败的时候就是他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容易被冲昏头脑,就容易背离理性的精神。这一段对于理解理性的精神、契约的思想是饶有趣味的。他说:

  “商人一旦发财致富,就会踌躇满志,雄心勃勃,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发现钱财滚滚而来,而且他手头的钱比他做生意的需要还多,当他几乎不知道怎么才能更多地使用这些资金时,最容易接受随心所欲的计划和建议,我必须再说一句,这正是他一生中最关健的时刻,如果他有破产的危险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我可以保险地提出这样一个看法,而无非难他人之虞,在英格兰,更多的人破产正是因为他们生意做过了头,而不是因为做得不够。”

  这也是他在《英国商人手册》里的话,如果今天有人把这本书翻译过来,那一定也是很畅销的,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有点像十八世纪的英国。它意味着现代性不等于简单的“世俗化”,而是意味着“如何对世俗世界进行理性的安排”;现代化也不意味着做生意,而是意味着“对商业活动进行彻底的理性控制”。—从新教里面脱胎出来的现代性,是对世界进行理性化控制的一个方案。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现代文学先驱者笛福同志的贡献。

  那么一下欠了一万四千英镑,就应该进监狱,但是事主认为他进去了钱就没有办法还了,于是托关系让他不进监狱,想办法在外面还。这样笛福在1704年受英国公安方面的委托,在监狱外面戴罪立功,就开始编《评论报》。他在这个小报上以随感的方式发表了他主要的一些人文思想,也就是为世俗世界立法的评论,不料这后来就成为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起源。比如说他认为妇女要解放,为什么呢?他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在家里吃闲饭最多的就是女性,所以要解放,解放她们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候开始卷入历史上著名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论战,卷入到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党派政治之中去了。托利党是大地产商人、金融家的代表,托利的意思就叫作“不法之徒”,代表货币积累,重商主义;辉格党呢,是大工业家、制造业的代表,他们这个意思叫“马贼”,他们要为制造业寻求海外市场,是自由贸易的代表。重商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赚钱、积累金银,它代表的是殖民主义的第一阶段,那就是通过贩卖鸦片、贩卖劳工起家。吴承明同志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说得明白,怡和洋行、汇丰银行都是干这个起家的,贩卖鸦片、贩卖人口。它们在本国并无资本,只有一张经营特许证,全部活动都在东方,属于空手套白狼那种。而自由贸易是说卖东西、商品倾销,这个是殖民主义的第二阶段。英国的国内政策由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不是以英国国内的任何事件为标志的,你们知道,是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

  在笛福的时代,“不法之徒”和“马贼”这两党在议会里相互攻击,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争论达到了高潮。笛福办了个报纸经常乱写,特别鲜明地站在辉格党和自由贸易一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辉格党、自由贸易主义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联系,毛主席讲话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利用小说反对托利党,的确是英国辉格党人、自由贸易者的一大发明,其代表人物就是笛福。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三点:一,海外探险小说、航海探险小说的流行,与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呼吁同时兴起,完全呼应,它为后来的辉格党政治制造了舆沦。二,那些市民社会的性格和品味:好奇、理性、男人的坚毅,是通过与外部世界、东方和美洲的接触,在那些人的眼里展现出来的,正是通过这个海外的他者、通过他者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市民社会的主体性才被构建起来。三,一些自私自利的个人,在没有“国家”约束的情况下(这只能被理解为是在英国的海外),通过追逐个人利益,最终会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是当时一切海外探险小说的一般结构。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小说叙事的结构,为自由贸易的学说,为整个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提供了他们经济学叙事的基本结构!——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必须从文学中去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起源。

  笛福所为,还不仅仅是制造舆论,他很绝,他找辉格党给他们出一个主意,说你们不是有钱吗?不是海外公司的大股东吗?你们就搞一次金融危机,搞一个股票的炒作,买空卖空,一下子把英国经济全部给掏空了之后,通过掌握经济命脉,他们就一定会听你们的。他当时出的主意,就跟今天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方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股票作假、买空卖空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在当时可是一个新鲜观点啊,把辉格党人都吓坏了。辉格党人说,我们这么一弄整个英国经济就垮了。于是辉格党没有敢采纳这个建议,而且有些讨厌笛福。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保他的国王威廉死掉了,他还不见好就收,又做了一件冒天下之大不匙的事情,就是模仿托利党人的语气,发表了一封《惩治新教徒的捷径》的公开信,说怎么样惩治那些个新教徒,毁灭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可是这个信写得太好了,它被认为是真诚之作,得到了托利党人极端分子的热烈响应。许多托利党人都说就是应该照这个来干。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查出来这个事情是他干的,这下子他把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得罪了。这下终于也没有人保他,他终于进去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搞文学,你们知道他是六十岁之后才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进去之后,还是托利党人上台,手下留情,把他放出来,条件是现在让原来给辉格党当卧底的笛福马上叛变,继续给托利党人搞文化工作,还是办党的机关报。

  于是他继续在报纸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了国际联盟的思想,他是第一个提出联合国思想的人。他说联合国的结构可不是按照信仰,联合国要按照什么呢?国家要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要按照契约的方式,遵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搞联合国。他说:“小国及其王子将不受到强大联邦的威胁,大国将不再压迫小国,强国也不再吞并弱国。”这样的一个联盟就可以保证欧洲的永久和平,然后,是世界的持续和平。这个比康德还要早,康德很可能是受他的影响。国际联盟,世界上联合的看法,在契约、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各国的联盟,这个想法是笛福最早提出来的,在1709年。

  在这之后,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新的世界构成的原则,基础是自由贸易。他说:“我们不想统治比现有更多的国家,但当我们能对一个国家进行公开的自由贸易时,我们便充分地占有了它,只要我们能对所有国家进行贸易,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汲取他们的财富,我们的产品价值高、数量大,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这就是说,我不占你的领土,只是和你进行自由贸易,通过自由贸易来获取财富。通过海外贸易公司来掌握你的经济,然后再瓦解你的政治。他说得最直接了,这是笛福这个人可爱的地方,他直言不讳地说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1704年,笛福又创造了一个词,就是“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在他之前没有这个同。他说:“现在国家的实力并不是像过去那样靠兵力、勇敢和领导来衡量的,国家的财富、国民的财富才是决定国家伟大与否的因素。"1776年,亚当·斯密继承了他,发表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此,财富、国民财富的问题,这个被市民社会的文化生产生产出来的词,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词。

  笛福在办了几年报之后,居然将他的一万四千英镑加上人狱的罚款加起来大概三万英镑都还上了,所以笛福是真正会搞文化生产。他认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积累财富同样是人生的目的,他说:“为面包而写作确是一项可耻的职业!这个世界上一切职业除了面包以外还会有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出售、经营、手提、肩挑、屈尊、逢迎、盖房、拆房、倒卖、再倒卖?这一切不是为了面包又是为了什么?你们为什么航行、旅行、打仗和讲道?不,不动肝火,这些都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面包吗?我希望当然甚至还有其它的目的,否则我就应该停止施舍,但如果与面包没有联系,那就不大有人愿意去需要它。”通过财富数量的积累,人生就被理性化了。

  接着是家庭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理性化。他对于家庭、婚姻问题发表他的著名看法。笛福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来离婚自由的人,第一个把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理解为契约关系,认为婚约就是契约的人,他说:“如果我的妻子和我仅仅由于商定的条件而走到一起结合的话,那么我的妻子和我为什么不能同样地通过商定的条件而分离呢?如果两厢情愿是婚姻契约的本质,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样两厢情愿地解除婚约,把双方彼此再分开呢?”你要知道,这是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他对契约制的坚持已经可爱到离婚自由的地步。通过契约,通过积累财富,理性地安排自己的一生,他说人最大的耻辱就是没钱、贫困,比起信仰来说,贫困了还谈什么信仰?“穷则思盗”,这是他的著名的观点。只有商业的信誉,一个人有了钱之后就讲信誉,信仰不重要。所以他一辈子当自由人,随时订约,随时解约,衡量的标准就是按照报酬的丰厚。你不给我钱?穷则思盗!笛福是这样的人,到后来  就搞不清楚他是谁的卧底了。最后也干得不小了,到1719年,六十岁了,开始准备写小说。他 写小说的办法也是办报的方法,所以《鲁滨逊漂流记》有个世界上最长的小说名字,叫《约克城水手鲁滨逊漂流记:因船难船员死光,只剩鲁滨逊一人被抛在孤岛上:独自在靠近在俄里洛科大河河口的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上生活二十八年,并附有他最后的其为海盗所救的记载。本书由鲁滨逊本人亲自撰著》。这是一个广告,题 目整个就是一个广告。

  关于该小说的地位,我们知道卢卡奇对它的著名的评价是“市民社会的史诗”,为什么说是“市民社会的史诗”呢?卢卡奇说:“他不是像过去小说做的那样,描写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写他们与周围的物质世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小说不是把具体的历史和环境当作一成不变的背景,而是当作人物性格发展中一个基本的发展要素。用马克思的话说呢,就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造自身,主体性是在对自然的改造中形成的。在现实主义中我们叫作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什么意思呢?就是鲁滨逊那些美德,那些市民社会的主体性,是在海外——一个无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环境下——才发挥和展示出来的;其次,它是通过第三人称的他者:野蛮人礼拜五的眼睛和叙事来展示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典型环境从来不是英国,而是其海外殖民地!

  笛福是这么个为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叙事结构的人,考虑到他的伟大贡献,我们十分踌躇他是否应该算个文学家。他到晚年还写了一篇论文《论交易行骗在所难免》,他说有些场合允许而且应该允许商人做不太好的事情。“民不举、官不究”,假如政府没发现或者只要没有人举报,诈骗、偷盗,只要能赚钱,这都可以做。他后继的两部小说都是写一个原来为了赚钱干了很多坏事的人,或者是冉阿让、或者是基督山伯爵这样的人,后来有了钱,发了,爱心回归,拿钱来回馈社会,都是这样。这样一个温情脉脉的充满了爱的结尾,衣锦还乡,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捐给希望工程,这样的故事是他后来小说的一个固定的套子。这就是典型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如何通过追逐个人利益,最后却达到最大的福利—“上帝之手”这个经济学原理如此依赖一个文学的叙事结构,在这里是昭然若揭的了。

  非常可惜的是,他到快去世的时候,一不小心又被人骗了,马上要破产,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最后就写道:“贫困的滋味我尝得比谁都多,发财、破产反复十三次。”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对自己的生命财产进行“理性化安排”,那就是如何逃债。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债主必须找到他本人才可以实现自己的债权,否则债务人的儿子还是可以实现其法定的继承。因此他的最后几年几乎就是在对债权人的躲避中度过的,直到死于伦敦的一个秘密的住所。1730年4月,这是法律文书的记载,所以说他可谓“生的糊涂,死的明白”。

  咖啡馆:对话社会的雏形

  通过笛福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个案,我要讲的是哈贝马斯的著名文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这是他研究历史或者文学史的一篇重要的文章。该文是哈贝马斯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第二章。该书初版于1961年,在初版的序言里,哈贝马斯强调了三点,都非常重要:一,他研究的是英国十八世纪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却把它当作一个理想的范型来研究,他追求历史的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统一,在这一点上他是继承了韦伯;二,十八世纪英国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与法国大革命开创的“平民公共领域”不一样,对后者他没有研究;三,十八世纪英国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也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出现的消费社会的“大众公共领域”不同,他要研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转变关系。哈贝马斯这个界定是十分重要的,在市民社会、平民社会和大众社会之间界定。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我们这里的“市民社会”论者那里,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界定,而是随便拿了十八世纪英国市民社会的情况往中国套。

  1990年哈贝马斯为该书的重版写了序言,这个序言同样重要,也有三点:一,他认为1989年在苏东发生的巨变,证明了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的胜利,这是一个讨论型社会的胜利。通过传媒、电视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最后发生了政治的转型。我想哈贝马斯这个说法不但对历史研究,也对全球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1990年代以后,市民社会理论的泛滥,就是拜了哈贝马斯这个估计之赐,西方世界根据苏东倒台的经验,拼命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鼓励一个“市民社会”,说不好听,这个叫和平演变。二,他向以霍尔、威廉斯、辛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新左派致敬,认为他们的研究填补了平民社会、工人阶级社会公共领域的空白,丰富了公共领域的理论。三,他向福柯致敬,认为福柯最为系统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文化理性化的内在结构。他这个序言既是对自己研究的修正、总结,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现在我们来讨论文章的第二章。基本观点开头是这样:现代社会是从文学领域产生的。这个观点和刘禾的很相像。刘禾认为,现代文学的合法性是现代个人认同和民族认同、民主国家认同的中介,也就是哈贝马斯的话反过来讲。现代文学为什么产生?它和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的关系怎样?其中,文化也可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这是个突出的标志,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研究这个的。因此,随着文学生产要不断地扩大市场,读者群也就不断扩大。由此在作者、读者、出版商之间建立起最初的讨论型社会。你们知道,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讨论,围绕一些准则进行讨论。所以现代讨论社会首先是从文学中培养出来的。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文学的领域,然后才上升为一个政治的领域。

  他研究了很多咖啡馆、茶叶店,认为这是文化生产的一个场所,是讨论型社会的一个雏形。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茶叶和美洲的咖啡催生了欧洲的市民社会。在这里,他说为什么说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文学领域,为什么会成为葛兰西所说的市民文化霸权呢?它是自愿组织起来的,讨论的是品味、人性这些文学、审美问题,与国家、政治好像没什么关系。它怎么会导向一个政治领域,成为一个公共霸权?

  首先,咖啡馆和茶叶店,欢迎不同社会阶层参与,贵族、商人和知识分子,只要是有钱,都可以进来喝一杯,围着一个圆table,侃一侃。这侃当然是谈文学啦,莫谈国事,可后来谈着谈着对文学的理解就不谈纯文学了,因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立场、角度是什么?是意识形态。比如说在北京坐出租车,你跟司机谈文学,他很快把文学自动地上升到政治那里去了,这比我们北大都有训练。这样不同阶层的人谈文学,马上观点就有不同,政治的立场、社会的立场也就出来啦。讨论很自然地就上升到了社会的政治的领域。

  其次,他非常鲜明地提出言谈和书写的关系。在咖啡馆里先得侃出来,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大家一致觉得很好,旁边的人就说,我在哪个报上承包一栏目,赶快帮你整理写出来,整理之后,就把它搁到我承包的栏目上发表。咖啡钱、茶叶钱不但免了,还有四十先令。不但白喝,还赚钱。所以,侃得好不好非常重要。欧洲市民社会的演讲,美国社会的演讲作风也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这是狄德罗发现的,狄德罗一度就在咖啡馆干这个,他每天靠这个吃饭。到咖啡馆去,找一个地儿,先沉默不语,突然开口:“你都说错了。”大家就都听他的,于是他就发挥一通。狄德罗这样写过法国的情况。英国的情况与法国的情况比较类似,德国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德国的行会也是从咖啡馆、茶叶店里出来的,只是他们谈论的问题不是文学,是语言。最早的一个行会就是德国语言协会,是个共同讨论德国语言的圈子。一个讨论文学的咖啡馆就成为文化生产的小基地,这是哈贝马斯的一个独到的发现。这个咖啡馆讨论品味、人性、国民性,产生批评标准,鼓励经验哲学向批判哲学转变,而且产生随笔,产生文学,也产生小道消息,由表述到发表,这是一个圈子。这种文化生产对最近的上海研究影响很大。你们知道上海那里的年轻学者最近是玩着命地钻到历史里,拼命地发现咖啡馆,但是中国现在要复活市民社会,大学周围再办咖啡馆,按照哈贝马斯这个标准还不够,因为他要有笛福这种人,要形成个小圈子,要搞文化生产,而且要制造舆论。所以这里而还有很多的小报记者,这些小报记者看这个家伙侃得好,马上就说:这个哥们,你来,你来。咖啡馆的广告费用也不用交了,这就是整个形成一个市场。

  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物质生产的唯物主义不同,它研究文化生产,文化产生的产品。它生产出什么呢?首先就是主体,生产出社会楷模,通过这个它对社会产生一些效果。咖啡馆的作用,与马克思的工厂,福柯的监狱、学校、疯人院、军营这些东西不同,有它自己的纪律和规范。第一个,自然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行为规范。咖啡馆当然是人人皆可进人,但是也有规矩,条理不清楚,结巴嘴,这不行——所以在美国在欧洲当个结巴比在我们这儿高位截瘫恐怕还困难——要口齿清楚,思维敏捷,这是理性的标志,你的表述最好具有煽动力。第二个很自然,就是产生了一个自由市场社会的雏形。那是真正的一条龙服务啊:空着手进去,弄不好四十先令揣着出来,还混个水饱,而且咖啡馆的广告费也免了,报纸有文章了;再一个就是说,要不断地扩大市场。就是要不断扩大社会的读者和不断扩大讨论的范围,在作者、中间人、出版商和读者之间扩大范围,哈贝马斯说,这个讨论性的社会逐渐就形成了。还有第三个就是产生了专业性的裁判员——批评家。就是说,他侃得好不好,时间长了也不能老由咖啡店老板和记者来决定啊,这儿还有专门的裁判员,产生了职业的批评家,影响整个学术的风气,哲学由经验哲学向批判哲学转化。你能定出一个规范来,怎么叫作好?怎么叫作因果清楚,逻辑清晰?怎么叫符合经验?怎么叫有想象力?于是经验哲学向批判哲学转化。还有一个,也很巧,每个咖啡馆门口经常有一个“老虎”和“狮子”塑像,“老虎”和“狮子”张着嘴,干嘛的?投信。不单是投稿,而且是读者来信,通过这个读者来信也发表在报纸上,形成读者、作者和咖啡馆之间的讨论性的互动。因此第一人称,文学的第一人称的产生就是这样的陈述产生的,我亲历,我看的这个小说就是鲁滨逊自本人亲历撰写的,说的跟真的一样。这不是简单的商业炒作,而是包含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那就是阅读可以让你脱离开自己,脱离开你此时此地此环境,个人经验包括个人隐私第一次可以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交换。随着而来的批评刊物和批评家也就成为规范的制定者,成为裁判员,这样逐渐逐渐地,法的观念从这个地方讨论出来、制定出来。这是哈贝马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我想仅仅这个概括性的描述,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文化研究者都没有很好地吸收。就是他们不过是说我们中国也有这个,我们中国也有那个,我们中国也有咖啡馆也有人在那胡侃。胡侃干嘛?它产生了什么?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北京有个话叫“侃”,咖啡馆就是个侃的场所,是语言再生产的场所。王朔有个话叫这个世界是“侃出来”的,这个话无意中说出了个现代性的秘密,说出了语言的再生产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现代世界借助语言和阅读,产生了吉登斯所说的“脱域”机制,就是把我们从此时此地一下子脱离出来,极大地增加了交往的幅度。与古代世界不同的是,我们现代世界的生存是如此地依赖知识,依赖一个实际上是抽象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语言的产物,它的基本规律首先是语言的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验的产物,而是知识的产物。那知识的基础是什么?是语言、是侃,是学校、咖啡馆这些无处不在的语言交往场所的产物。你说这个咖啡馆对于理解现代性、现代社会重要不重要?

  大厅与私房:全称叙事与第一人称叙事的隐喻

  哈贝马斯文章的第二部分也很有意思,是说这个公共领域对于家庭的影响。他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哈贝马斯的文章很少可以看到这样的妙喻。你看这一段就可以看出他真是个杰出的哲学家,非常了不起。他去研究市民家庭居室的变化,公共空间的兴起。原来英国的家庭有一个很大的厅,厅大干嘛呢?一家人在一起聚会,后来厅越来越小,因为大家不是一家人聚会了,而是跑到公共场合、咖啡馆、剧院去聚会去了,于是这个厅越来越小,而每个人自己独立的房间越来越大。公共领域的兴起与家庭结构的变化是联系着的,他下很大功夫做考证,是说英国市民家庭中的公共活动场所和每个私人房间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说相当于文学描写中的客观的叙述和第一人称叙述之间的关系。

  这个很了不起。为什么这么说?他是说市民社会的家庭就是个矛盾体,是两面的。表面上看,市民家庭的关系建立在自愿、爱和教育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接下来说,这三点,其实在后来历史上看来,都是虚构。自愿是什么?是契约。一家之主,在市场上是个自由人,好像摆脱了国家的干涉,但是在家里其实还是个家长,因为他们挣钱养家,家庭是个契约关系,是由婚约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婚姻关系是个财产关系嘛。英国最流行的小说,如艾米莉姐妹写的那些小说,它们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去嫁一笔财产,男的就是想方设法怎么去娶一笔财产。财产关系背后是继承权,继承权背后是家长制,这个契约关系怎么能说是自由的呢?爱呢?这个东西,哈贝马斯说也很难说,弗洛伊德那个东西出来之后爱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办了,欲望就出来了。教育更不要说了,教育要花钱呀,总是家长要算算我交这个学费还能找回多少来,是投资和培养劳动力。这样,表面上爱和教育构成的市民家庭看起来是自愿的,可是哈贝马斯说最容易倒台的、最不稳定的结构就是这个自愿的。你看我们今天果然印证了哈贝马斯这个话:结婚要公证,公证财产,以便离婚时各拿各的走,这是自愿,但这个是最不稳定的,有巨大的不安全感。但是,这同时也极大的解放了人的欲望,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嘛,这是市民家庭的两面。市民社会表面上摆脱了国家、外在权威的压力,但是,它却把外在的压力内在化了,把纪律内在化了——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和福柯是相同的。纪律的内在化,表现为心理学、精神病学的兴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需要补偿。我们中国现在也美国化了,社会市民化了,心理医生也兴起了。家庭里两口子很长时间我忙我的、你忙你的,有一天找一块,“咱们俩得聊聊了”。聊聊什么意思?传统社会聊聊什么?在农村,聊什么聊?下地回来,第二天再下地呗!有什么可聊的?不是说农村社会愚味,是说传统社会心理的压力没那么大。但在市民社会你过一段时间得聊聊,得好好谈谈,沟通沟通,否则的话,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压力太大明天第三者第四者都出来了。这聊聊之后,书信体日记体第一人称产生了,而且有了读者,这个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基于契约关系带来的深刻的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因此第一人称的叙述、书信体和日记体,它们是对于契约关系的一个包装和一个补偿。这样的东西马上就得到了商业上的考虑,传记的形式、心理描写的形式、经济人对于欲望的吐露,这样通过第一人称产生出来的东西,立刻在所有的市民家庭里成为畅销的读物。《少年维特之烦恼》、卢梭的《新爱洛依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一人称在热烈地吐露自己的欲望,同时一个客观的声音说:啊,尽管他(她)感到压抑,他(她)的欲望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这个家庭还是完美的,还好还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我们中国今天充斥着这种市民社会的文学,《空镜子》、《过把瘾》还有更精致的《花样年华》啦,都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压抑,说不好听就是满嘴自由民主,满肚子男盗女娟,真压抑啊!整个社会就是一声叹息——有个电影是不是叫《一声叹息》?中国现代小说中学这个学得最好的是老舍的《骆驼祥子》,祥子想自己挣辆洋车,一个出租车司机想要自己买辆车,好好奋斗。祥子是自由的,自由得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没有别的资本。小说里面第一人称是祥子的内心,祥子每天盘算、计算、攒钱,但还有一个客观的声音说,祥子啊,你怎么这么倒霉呢?最后也没有买上车,最后祥子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住,祥子的欲望背叛自己的身体,跟着虎妞跑了,惟一的资本也没有了。《骆驼祥子》就是最早的《一声叹息》。

  所以,哈贝马斯的看法是文学中的两个叙事角度,表现了市民家庭的两面,契约关系和激发出来的欲望,不安全感产生的诱惑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它是对市场和契约关系的一种安全的包装,同时也是对它的讽刺和批判。你看英国的艾米莉姊妹是这样,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也是。所以市民社会的史诗叫fiction,我们翻译成小说,这个暖昧的词就表达的这个意思。它是真实的吗?它是虚构的吗?它是欲望解放的召唤吗?它是爱的抚慰吗?它是对你的引诱吗?是对你的压抑吗?它是对这几个的统一。所以它是fictiono。

  哈贝马斯最后落到神来之笔,就是指出私人卧室和家庭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是对文学的第一人称和全称叙事的一个隐喻。这话说得太狠了一点,你们仔细琢磨一下,这意味着所有的市民家庭当中,每个家庭成员之间都是有隐私和不可告人的东西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不能随便翻你儿子的抽屉,也不能翻你爱人的抽屉了,这里没准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到全家活动的场所还是全知叙事,而到了每个私人的卧室,那就是第一人称叙事了——你说还有比这个说得更形象的吗?

  市场:将把我们带进一个什么社会?

  第四部分他讲了跟我们有关系的,市民社会的文学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转化,这个转化说明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混杂的东西,它不能说是一个共同体,也不能说是个纯粹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都不能单独概括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资产阶级政治领域是个什么东西呢?哈贝马斯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政治领域是一批有欲望的个人按照自愿的原则和按照法的规范参与公共的活动。这样的说法绕了好几个弯儿,但是我们把它拆开看,什么意思?首先就是说这是个非常灵活的东西,像fiction一样的东西。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充满了叙事,充满了包装,充满了欲望,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压抑,我这样说是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域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目的不是道德,而是维护个人自由——不但是好人的自由,而且特别是维护坏人的自由,自由是最高也是最终目的。像笛福说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即使是诈骗,只要是民不举官不究,也没事。完全可以说,这是私人领域的事,是我个人的事。我诈骗了,我偷了,但是谁告我了?领导来找我谈了吗?警察来找我了吗?没有,没有就没事儿。挺好,私人领域的事儿嘛。这是资产阶级政治领域的一个特点,只要没经过法律,没有犯法,就没有问题,谁也没办法。你们都知道美国的辛普森,打橄榄球的,夫人被杀掉了,全美国人民几乎99%一一除了那几个律师以外——都认为是他杀的,没问题吧?唉,律师辩过来了,不是他杀的,这就没有犯法,什么事没有。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领域的特点,只要是官不究,民告都没有关系,就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就要保护他的自由。所以,笛福说得最形象,他说,诈骗,在某些场合是必要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是说市民社会有强烈的自我保护色彩,保护个人自由。

  但是反过来说,它同时又有跃跃欲试的挑衅和侵略色彩,可以从私人自由的庇护所一跃成为警察。这个在美国身上统一得特别好,美国既是自由的庇护所,又是个世界警察,它的奇妙逻辑是可以以自我保护的形式进行侵略,这个就是布什总统的“预先打击”战略,它的逻辑是我揍你是因为我要通过揍你来保护我自己!保护变成攻击就意味着保护自由可以采用攻击的方式。所以,哈贝马斯说,市民社会政治领域的两面性,特别表现在既有私人的特征,又有深刻的挑衅的色彩。他用了挑衅这个词,我想他这个说法最好的注脚就是当今的美国政治。而这是十八世纪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特征,英国的托利党政府在修辞方面玩不过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在政治领域中产生了法的观念,法的观念体现了这种私人的、保护的,与挑衅的、侵略的二元特点。

  首先我们看它的保护色彩。现代交往最主要的方式是商业信用,是市场的关系,是通过契约来确定的。而这个关系放诸世界来说,就是一个主权关系,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关系,说到底还是个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平等——“随时缔约,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个说法非常好啊,但是你别忘了它也可以随时解约,就像结婚一样,“自愿”,那背后是什么?利益的驱动。所以这个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处理国家关系的普遍的原则,实际是相当于两个自由的人在利益的驱动下随时可以缔结条约,随时可以解除条约,利益不合我们可以断交,利益驱使我们可以建交,目的是保护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从世界上的国家关系,到一般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一直落实下来,先是外交,一般社会叫交往,经济领域叫交换,其基础都是契约,现在社会的关系总体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笛福最早的发明是自由贸易的看法,这个与“运动”、“变化”学说是联系的,即它是矛盾的、运动的、可变的。他认为,最适合这样的契约关系的社会结构是流动的:只有人口在流动、货物在流动、资本在流动的情况下,契约关系才是个最好的关系。契约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在陌生人、流动人口之间建立一个普遍性的法。笛福认为这个普遍性和任何权威无关,不单和英国的权威无关,和世界上任何的权威都没有关系。所以你们知道,你们一旦进入了城市社会,就进入了笛福所设计的关系的世界中。你在农村就不一样,在农村都是熟人,在熟人之间用不着搞个契约,用不着一个格式化的契约来定约解约,二大妈三婶永远是你二大妈三婶,你拿她一根黄瓜也用不着立刻就定个契约嘛;可是你到城市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完全是陌生人,陌生人之间就需要一个契约。而且这个契约的条款在全世界都是很统一的,极大地提高了交往速度;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的。通过这样的问题,哈贝马斯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是怎么样确定下来的,表面上是一套自由、人权、普遍程序,背后是一个利益的关系。比如说中美两国虽然国情不同,为了共同的利益我们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主权外交,为了争取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们再看市民社会政治领域侵略和挑衅的一面。可以反过头来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外交,比如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里讲的著名的马嘎尔尼访华事件。马嘎尔尼在承德见到了乾隆皇帝,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拒绝下跪,乾隆皇帝拒绝和他的国家建交,不允许通商,这是1793年的事儿。一般的历史叙述是说:由于中国封建保守、闭关锁国、拒绝市场经济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到来,因此怎么样?1840年,你落后了吧?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就揍你了。这个是我们历史叙述的一个最主流的观点。在这方面中国人叫得倒比外国人响。外国人不好意思啊,为什么呢?1840年这个事情没有弄好,是贩毒啊,武装支持贩毒走私,美国人跟英国人那么好,说起这个事还骂英国人。其实这个事情在英国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托利党人就是坚决反对的,辉格党人支持,最后在议会仅仅以七票之差才通过。你说是去打中国,这在当时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中国可不是伊拉克,英国也不是美国,中国好大,马嘎尔尼来华时吓坏了,怎么这么大,还管理得这么好,比英国伟大多了。当时突然想打中国,当然还是通过了,但这件事外国人都不这么说,说打得好,该揍;只有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学家,特别喜欢说打得好,该揍,因为你落后。美国人说得比较含蓄,著名的含蓄观点是费正清发明的。费正清晚清历史观的一个核心就是“朝贡体系”:中国人不会搞市场,他们的贸易就是搞朝贡。朝贡这东西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你让人家周围朝鲜、东南亚每年跑来给你送礼给你磕头,这个太不像话了。你中国人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对英国人很无礼,因此呢,人家火了,人家为了帮助你搞市场,不得不铲掉你这个朝贡体系变为自由贸易体系。费正清的观点和马克思是一样的,马克思也说朝贡体系不好。但是何伟亚的看法不同,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看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是说,市场体系、市场制度有千万个好处,这肯定的,但是它有一点不好,它会瓦解一个社会共同体。而且就算中国搞市场经济也不意味着当时的英国就不会不打中国——国民党时期倒是搞市场,日本还是照打你不误嘛!别忘了英国市民社会的自由不仅仅是私人保护型的自由,也是挑衅性的、主动进攻型和侵略型的,它意味着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自由等于先发制人,这与你搞不搞市场没什么关系。这一点,从马嘎尔尼在中国处处挑衅的表现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在谈到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域时曾经精彩地说:“早在第一支英国枪瞄准中国之前,中国已经在著作里被摧毁了。”

  在这点上我们看笛福同时代的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他是爱尔兰人,他个人经历要比笛福顺得多,笛福破产了十三次,锲而不舍,这个人却很舒服地在那里当牧师,但是他激烈地反对市场体系,因为他的祖国爱尔兰在这个市场的扩张中沦为了殖民地。他的著名小说其中一段就是说他到一个岛上去,这个岛叫作咴喑岛,咴喑是马叫的声音,岛上其实全是马,这些马认为他也是一匹马,只不过是一匹长坏了的马,而且是马当中最劣种的一种马,咴喑国里的都是高级马。马问人说你们那里有什么特长吗?人说我们有特长,我们的特长就是造枪造炮,你看我们这枪这炮,打起人来,一炮过去,人上去一百多米,然后掉下来。那个马头儿,咴喑,就说,咳,这有什么?我们这里任何一匹更劣种的马都不用枪,咬也把他们给咬死了,没想到你们所有的才能就是杀人打仗,搞得人很不好意思,坚决要求留在咴喑国跟他们学习文明,但是恢暗国嫌他不够格,把他递解出境了。这是讽刺英国人。

  我们知道,马嘎尔尼到中国来,也是赠给乾隆一门大炮,射程非常远,恨不能就在承德院子里摆起来开一炮给乾隆皇帝看看,送枪送炮这个最能显示市民社会的侵略性和挑衅性。最后八国联军来了火烧圆明园,发现这个炮还放在圆明园尘封着呢。这中国人你看该不该打,早早把这炮交给他了,他不使,你看他放在那个地方,武器没给你保密,你也不学。何伟亚写道,乾隆的确是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常说的“天朝无所不有”,“天朝无所不有”这个话是有的,接下来就含蓄地说了英国人的“无礼”。这个“无礼”并不是说你不人乡随俗,不会磕头,这都没什么,当时的西藏喇嘛也是不磕头的。无礼大概是指以下几方面:一是你的正使带着羽毛,副使带着牛津大学博士证书,挂在脖子上来,来了之后呢,递来一封信放在装满珠宝的盒子里,皇帝按照惯例给所有人赏赐一柄玉如意,他看了看说,这个东西比我那个宝盒子便宜啊,就面露不快。皇帝就不好给他说后头的好东西还有,不是光给这个,今天先给这个,走的时候给很多。二是接下来就是要求在宁波通商,乾隆皇帝认为宁波是中国最中心的一个城市和港口,就没有答应。在回信当中谈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说马嘎尔尼这个同志不可信,不可信恰恰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地阐释了他的观点,就是咱们俩是平等的,平等的就是自由的,因此你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这么庞大的市场,咱们缔结关系,我们关系就搞得很好了;但假如说哪一天穷了,没有这个市场了,那咱们就解除这个关系啊。于是乾隆皇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就是说你这个建立外交关系是随时建立随时解除。这个有什么可信的呢?笛福的看法就是“信誉”,而乾隆的看法就是“无礼”,说白了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这个就是无礼了。举个不形象的例子,我们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是一种市场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中美两国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但是两国一起做生意啊,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了。那么中国在和越南,和朝鲜,在1980年代以前的关系是什么呢?跟越南交往,“同志加兄弟”;跟朝鲜叫作“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这是什么关系啊!这可不是契约关系啊,这关系叫什么?毛泽东说了这个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什么意思,四海之内皆兄弟,怀柔远人,对远方的兄弟要以礼相待。你是我哥们,我们怎么能算钱呢?你有问题我要帮你啊,别人揍你,我要支援你啊。这个是个共同体,整个第三世界就是一个共同体,中国跑到非洲去给他修铁路,干嘛?他是我哥们。

  再一个就是送枪送炮,炫耀武力高强。你说乾隆他好歹是个打仗出来的,一直都在打仗,他再愚昧吧,会不知道这个礼物里面挑衅的意思?英国当时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乾隆时代中国可不是说一穷二白,不是那样,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而且不断地向西扩张。所以,这其实是如何观察、组织社会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当然我们今天的看法是,当时的中国太落后了,他不知道市场的好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一节写到中国,就是说中国只要实行市场制度,那将非常好,中国有庞大的内需,你干吗要“重农”呢?你重视城市多好啊,把那些农民圈了地完了!这是他用的原词。马嘎尔尼,亚当·斯密的文学朋友,这些理论都讲给和坤听了,这个贪官也不知道是怎么听的。总而言之,最后就安排了马嘎尔尼围着承德转转,由国务院总理亲自陪着,打开藏珠宝的殿,一个一个给他看,看到一半,马嘎尔尼就不好意思了,恨不得抽自己的嘴巴,说果然是都有,别说带的那些枪啊炮了,除了那么大的一个军舰没有——他们送了个模型,和坤不信那是真的——其余的都有,枪、炮、自鸣钟,什么玩意儿全有。而且中国当时内部是有市场的,没有问题,我们一直是有市场的,大运河干嘛的?不就是市场吗?中国当时通过北方的恰克图和南方指定的广州,一直在和北方的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做生意。我们看季羡林过去写了一本很著名的论著,《中国古代蔗糖史》,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和东南亚的市场关系。当然,表面上看,中国不承认这个市场,他重农,可是他不重农他行吗!那是血的教训,黄宗羲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啊,要亡国亡天下啊。

  何伟亚的看法是说,不承认市场是不对的,但是翻回来说,你这个市场有没有问题?市场的关系,建立在市场关系上的契约制度是不是可以很好地处理家庭的、社会的、最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欧洲整个统一起来才中国这么大,而且这么半天你还困难得很呢!可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统一得很好。陈寅恪的研究表明,从唐代开始,中国就把西北少数民族的制度与中原的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清朝它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好地处理了与西藏、新疆、蒙古的关系,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你说这不是一个成就?今天人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个多民族的共同体,统一得很好,这不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不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没有值得你们欧洲人学习的地方?你就可以骄傲的说,按照契约制度、wto原则,我们建立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最好的办法?那两次大战,科索沃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近代以来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契约的关系,就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随时缔约,根据经济利益的驱使也可以解除,当然表面上是自由人权的那套。因此,何伟亚说——问题是我们且不要说中国当时是不是拒绝了市场,反对了市场,且不说就算中国是个市场国家,追求自由贸易,英国是不是就不会向中国挑衅,而是说,市场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它会不会瓦解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当然,我不怕你占我领土,我也不怕你推翻我,你的目的并不是推翻我也不是占有我的领土,这个笛福说得很清楚,是要建立市场,而建立市场最大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体马上会被瓦解掉。

  当然绝大多数人好像盼望市场化再彻底些,好像这就等于自由更彻底些,自由好啊,没人压迫你了,但是,你为什么还会感到压抑啊?谁压迫你了?只能说市场把纪律内在化了。如果没有文学的作用,没有那些叙述的感伤的小说的作用,没有这些补偿,现在的人就崩溃了。出现那么多缠绵的诱惑的欲望的个性解放的小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自由、博爱、平等吗?当然有这个解放的因素,但是它的起因不这样,它的起因还是一个共同体瓦解了,一切现实关系都建立在利益之上,之后才有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虚的作为补偿。你仔细分析所有的市场社会的问题都是从这儿出发的,这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一个模式。所以何伟亚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当时为什么拒绝马嘎尔尼,而这就是伟大的预言家罗素访华的时候说的预言之一,他说,当英国人什么时候明白乾隆说的是有道理的时候,英国与中国真正的交流才能谈得上。

  我们这里绝对不是强调中国文明优越,不是认为中国处处好,而是说谈到交流和交往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听听双方的意见,而不是按照一方的叙事将历史合理化?市民社会的交往模式,放到世界范围内的确有个毛病,就是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是正确的,我比中国人,比包括乾隆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了解中国;我们英国人比印度人、中国人都了解他们自己,中国人、印度人其实不了解他们自己是谁,究竟要什么”。我想这个就是马嘎尔尼在中国表现出来的那套作风。

  所以我们为什么必须看看何伟亚的这本书,因为一,他说有没有必要重新考虑乾隆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市场会不会带来一个共同体的瓦解呢?市场将会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特别是二,外交是交往嘛,你要不要听听中国人是怎么叙述马嘎尔尼的呢?因为我们的历史就建立在马嘎尔尼一面之词的基础上,是典型的合理化的历史,这个历史里面其实没有交流,没有理解——没有对话嘛! 三,西方市民社会内在的自我压抑机制,包括将东方内在化、合理化。所以倾听东方的声音,也是西方社会自我解放的方式,解除自我压抑的方式。最后,何伟亚的潜台词是: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性,就建立在“我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个说法上,正是这个说法,使得文化的交流和交往不可能进行。

  何伟亚的研究打开了一个视野,就是现代社会里面的平等交往、交流,包括翻译和外交如何才能达成?简单地说,我们不能根据欧洲市民社会的一面之词来构造一个理性化的历史叙述,而是要听一听双方的声音,这就是罗素所说的,当英国人开始考虑乾隆的意见也有合理之处时,真正的交往才刚刚开始。

  (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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