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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昨天、今天和明天

哈里塔格 · 2019-11-28 · 来源:激流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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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和军费开支的正当性使得树立“假想敌”成为必要,首先是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然后是恐怖主义;现在是中国。这种树假想敌来证明美国实行帝国主义的正当性的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表现为美国例外论、“天选之国”、人道主义标杆、以及若隐若现的对白种人和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自负。

  作者︱哈里塔格

  翻译︱韩珊、云长、李鹏程、方硕

  校对︱蜉蝣、无笔名

  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战后杜鲁门总统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提出一份机密文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该文件建议大幅增加军费,此外,自该文件发布起,军费开支应成为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该文件指出,当总统们制定联邦预算时,他们应该首先分配与军事开支有关的军事、企业精英以及游说者要求的所有资金。只有在军事倡导者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之后,政府的计划才能解决教育、医疗、道路、交通、住房和其他关键的国内问题。1950年6月,当美国加入朝鲜战争时,杜鲁门以朝鲜半岛战争为理由赞同68号文件的建议,用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的话来说,美国完全致力于“永久性战争经济”。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这样写道:从新的战争经济和对前苏联的“冷战”之后,一切便没有了回头路。随后的每一任总统都在致力于扩张战争经济和描述一个危险世界,这个世界证明了数万亿美元的开支是合理的。根据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反弹,帝国的悲哀)的说法,1947年至1990年间,美国的永久性战争经济使美国人民损失了近9万亿美元。鲁斯·西瓦德(Ruth Sivard)(世界军事支出)提供的数据表明,在此期间,超过10万名美国军人死于战争和军事干预。在其他国家,近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美国参与的战争。

  70年后,特朗普时代的军事预算创下历史新高,2020财年达到7380亿美元,2021年预计达到7400亿美元。正如威廉·哈顿(William Hartung)所写:“该协议为五角大楼和能源部自二战以来有关核弹头的两项最高预算(用杰克·约翰逊的说法,‘前所未有、浪费和淫秽’:众议院批准五角大楼1.48万亿美元的预算,”——《共同梦想》,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包括过去和现在与军事有关的开支,反战联盟估计,2020年联邦预算将占全部开支的48%,超过非军事开支6%,保守估计,仅臭名昭著的最新一代F-35战斗机一种武器就要花费1.5万亿美元(在435个国会选区中,433个选区有飞机制造设施)。

  使永久性战争经济合理化

  20世纪70年代,外交政策精英之间的派系争端开始出现,这是为了使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继续保持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最大化所需的最佳战略和战术。争论的焦点不是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对帝国的追求,而是如何继续达到这一步。这些争论是由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越南战争时惨痛的社会经历、前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力的增长,以及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出现引起的。此外,新的国际经济正在变得更加全球化,也就是说更加相互关联。在强调所谓自由贸易、金融投机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和提倡国家所有公共活动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制定将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的紧缩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关于战略、战术的辩论浮出水面。国际债务体系将成为向穷国和富国施压,迫使它们改变自身经济议程的工具。这个派别影响了美国几代人的外交政策制定,特别是从里根到克林顿再到奥巴马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政策制定。他们试图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挑战者推回俄罗斯、中国、民粹主义拉丁美洲国家,并主张推进美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利益。许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者的机构有时被称为“深层政府”,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安全机构。

  以特朗普总统及其一些重要助手为代表的另一派更喜欢经济民族主义,限制贸易、筑墙、避免外交,他们受到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他们相信,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我们正在与伊斯兰教进行一场文明冲突,一场第四次世界大战。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者破坏了乌克兰,在东欧部署了更多的北约部队,并希望推翻普京,削弱俄罗斯。这不在特朗普的议程上。

  当前这一代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先驱者来自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在历史上是1990年代的游说团体“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以及在1950和1970年代的当前危险应对委员会(CPD)组织起来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应该由美国控制全球政治经济,但前者更倾向于有选择地使用军事力量,更多地使用经济和外交压力以及隐蔽的干涉主义,同时以人道主义理由为政策辩护,包括扩大民主。他们说,既然美国代表着世界民主的希望,就正如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说,它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新保守主义者,某种程度上更坦率地认为随着前苏联的瓦解,美国就成了霸权国家。PNAC认为,美国本应该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和国家政权。多年来,两个派系的政策趋于一致。因此才有了经济渗透、秘密干预、偶发战争以及对扩大军费的支持。但是两个派别之间的冲突,经常是由于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政治。在2019年就是这种情况。

  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统治阶级议程:2016年大选之前

  摘自2016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的社论:

  艰难的一天过去了,没有证据表明过去七十年的国际自由秩序正在受到侵蚀。中国和俄罗斯正试图以自己的不自由形象塑造一个世界……这对下一任美国总统构成了巨大的考验。我们说考验是因为,不管谁当总统,都将需要勇气和艰难的决定来拯救自由的国际秩序。正如美国新安全中心的一份新报告指出的那样,这一秩序值得被留存,并且值得我们提醒自己其中的原因: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使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曾经很少见的民主政府传播到了100多个国家;并且七十年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大战。难怪美国与世界的接触得到了两党的共识。

  上面引用的《华盛顿邮报》社论清楚地阐明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对未来几年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军国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它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新保守派”和“自由干涉派”双方的综合。首先,它受到21世纪资本主义捍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必要性的鼓舞:富人的政府、多数人的紧缩政策以及对贸易、投资和投机的放松管制。(新近一本重要的书,杰里·哈里斯(Jerry Harris),《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危机》,Clarity出版社,2016年,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其次,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建立在重建的美国军事和经济霸权之上的,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霸权就一直是决策的主要特征,尽管它屡次遭受挫折:从在越南的失败,到全球南方国家彻底的非殖民化,以及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甚至欧洲竞争性多极势力的崛起。此外,尽管最近遭受了挫折,但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紧缩政策的草根阶层到处都在增加,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华盛顿邮报》提到的要重组政治力量、军事资源和集中财富的努力,如果有的话,会比上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永久战争经济”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大。

  历史学家迈克尔·斯坦利(Michael Stanley)在题为“‘我们不是丹麦’:希拉里·克林顿和自由主义的美国例外主义”的文章中(共同梦想,2016年2月26日)指出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外交政策精英们利用意识形态粘合剂为追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军国主义辩护;那是对美国例外主义的旧观念的重新引入,自共和国成立以来,精英就以各种形式使用过这种观念。

  在大陆和全球扩张的背景下诞生的现代版本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辩护。美国例外主义在表现得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特殊性,可以为世界提供很多东西的同时,认为世界对美国没有什么帮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唯一区别是,例外主义是否仍然存在并且必须维持或已经消散,这需要“使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然而,双方领导人都支持国家安全态势,高昂的军事开支以及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全球影响力。

  外关系委员会2019年报告《创新与国家安全:保持我们的优势》

  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于2019年9月发布了一份关于国家安全的工作组报告。报告编写小组成员包括著名大学、大公司的代表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报告在前言中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技术创新和发展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报告说,“美国正面临落后于其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的风险”。报告继续提出,“美国需要在未来5年内对现在的状况进行紧急和全面的应对,并提出一项国家安全创新战略,以确保它在一系列的新兴技术中处于主导地位,如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先进储能电池、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第五代蜂窝网络(5G),量子信息系统和机器人技术等。报告呼吁增加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发展的支持,这将包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选择地引进有才能的科学家,以及改革军事机构,以便更有效地将新技术应用在军事领域。

  工作小组的主要调查结果如下:

  技术创新可以增加经济和军事优势

  美国在科学和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正面临风险

  美国联邦研发经费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

  美国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正在下降

  如果国防部和情报界不从私营技术企业采用更多技术,它们将面临落后于“潜在对手”的风险。

  国防界“面临制造业能力下降”和供应链“不安全”的风险,同时依赖其他国家提供技术。

  技术群体与决策群体之间存在“文化鸿沟”,削弱了国防和情报部门与私营技术企业之间的联系。

  至于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

  中国正在大力投资新技术,到2030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技术投资国。

  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在人工智能(AI)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接近美国。

  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的开放,通过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来获取有价值的创新。

  报告赞扬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努力,但同时指出,预算的增加 “规模过小且增长缓慢”。政府在开发新的通信技术、应对华为全球扩张的挑战方面行动不足。

  因此,美国必须:

  恢复联邦政府对科研的资助。

  吸引和培养科技人才。

  支持国防领域的技术应用。

  加强和扩大国际技术联盟生态系统。

  简而言之,“在冷战初期,面对来自苏联技术和军事的严峻挑战,美国在其科学基础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投资确保了美国多年来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新一波颠覆性技术创新,美国需要同样的远见和实现愿景的具体规划。”(9)

  唐纳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适合哪里?

  从“较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从NSC-68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在文件中得出了结论,美国对苏联推行的遏制战略需要大大加强),到在人造卫星时代应对苏联在太空领域的挑战;从进行朝鲜、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全球战争,到在中东、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进行的秘密干预,美国一直在追求全球霸权(并已经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声明中明确提出)。显然,对帝国霸权的追求必然涉及到建立一个永久的战时经济体系,一个通过巨额军事开支来克服经济停滞的经济体系。

  同样明显的是,帝国主义和军费开支的正当性使得树立“假想敌”成为必要,首先是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然后是恐怖主义;现在是中国。这种树假想敌来证明美国实行帝国主义的正当性的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表现为美国例外论、“天选之国”、人道主义标杆、以及若隐若现的对白种人和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自负。

  有鉴于此,尽管具体政策有所不同,但二十一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轨迹是二十世纪制度化的政策和计划的延续。其中三点似乎尤其重要。首先,军事支出,特别是在新技术方面的支出持续增长。对外关系委员会 (CFR)的报告暗喻美国有“落后”的危险,与之观点相同的还有NSC-68文件、1950年代后期的盖瑟和洛克菲勒报告(该组报告旨在质疑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的军工复合体问题)、对苏联人造卫星的回应、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在1960年代对五角大楼进行的科学化管理体系改革、还有里根总统在1980年代为解决所谓“脆弱的玻璃窗”问题而大量增加军备。

  其次,美国继续推行当前被称为“混合战争”的政策。混合战争的概念表明,虽然国家之间的传统战争有所减少,但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有所增加。混合战争理论家建议,内部战争应该受到秘密干预的鼓励和支持,他们会雇用私人军队,间谍和其他由美国等外部国家资助的特工。此外,混合战争概念还涉及利用经济战,禁运和封锁来击垮敌对国家和运动。古巴,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封锁就是例子。因此,混合战争概念表明,战争是通过其他鲜为人知的手段进行的。

  第三,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许多论述都复制了了冷战时期两极、超级大国的叙述视角,直到现在敌人才是中国。正如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帝国主义阴影》,2017年),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看到了其经济霸权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影响力所破坏。麦考伊认为,为了阻止这种趋势,美国已经实施了一个重建其军事霸主地位的项目:人工智能,太空部队,生物识别技术,新型高科技飞机等。如果美国不能在经济上维持其霸主地位,它将不得不在军事上如此作为。这是最新的CFR工作组报告的核心。

  意识到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连续性之后,就可以合理理解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政策了。他已经接触了朝鲜和俄罗斯(这有可能缓解亚洲和中欧的紧张局势)。他口头上宣称美国必须从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麻烦地区撤军、宣布美国不能成为“世界警察”——这是前总统尼克松在升级对越南的轰炸并发起推翻智利阿连德政权的计划时发表的声明。针对其中的一些措施,特朗普受到了民主党人和其他人士的不当批评。例如,他应该鼓励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但是,看似要转向的特朗普几乎是立即破坏了他下达的政策。他宣布从叙利亚撤军,接着却签署了一项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进行更现实评估的方案,同时还或明或暗地邀请土耳其军队入侵东北叙利亚以击败库尔德人。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支援部队。他还退出了伊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一次又一次,一项外交政策决定与另一项政策相抵触。这些矛盾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盟友和传统对手之间。有时,制定政策的时候似乎很少了解历史,也没有与专业外交官充分协商。(这令人想起了尼克松的旧思想,即所谓的“疯子理论”。据称,尼克松想表现得很“疯狂”,这可以让对手因为难以预测其反应而不敢采取违背美国利益的行动)。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矛盾性使和平运动面临困境。如何回应特朗普在鲁莽地增加战争危险的同时,又偶尔违背传统帝国主义的行为?和平运动如何参与到多数人必然谋求的推翻特朗普时代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气候灾难,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和混合战争?也许和平运动的任务正包括在众多反对美国霸权的思想建设中,同时应声明把废除持续的战争经济纳入议事日程。现在正是最困难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危及人类和自然的生存。战争制度将是斗争的主要对象。

  来源:《每月评论》网站,网址:

  https://mronline.org/2019/10/23/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yesterday-today-and-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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