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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试看全球政治化浪潮

江涌 · 2019-12-3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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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碎片化、原子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一个消极结果,也正是垄断资本、资产阶级政权、帝国主义所期待的。但是,这个消极结果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社会碎片化为再组织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已格式化基础。

  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集中体现为市场一体化,市场具有“财富魔法师”和“撒旦磨坊”双重特性。因为财富占有和代价付出的严重失衡,导致一部分人实乃极少数人成为人上人,而绝大多数人越来越不成其人,即人不像人。人类的不断分化异化对社会的解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彻底,社会原子化、碎片化由此生成。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之后,因为社会原子化、碎片化而出现的“乌合之众”对金融垄断资本、对亲资本的政府的反弹规模越来越大、力度越来越强烈、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政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经济全球化正在被新一轮政治全球化所替代,这应是继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之后,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新一轮政治全球化浪潮,缺乏任何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的国家与政府势必会受到更大的消极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及影响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停滞通胀问题出现并日趋严重,蓄势待发的新自由主义乘机跃起,力压并取代凯恩斯主义。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与罗纳德·里根先后成为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以此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正式登上资本主义政治舞台,成为国家意志。这些都是经济学界的通识。但是,经济学界没有清楚说明的是,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或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或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撒切尔夫人与罗纳德·里根代表伦敦城与华尔街的金融垄断资本执掌国家权力,新自由主义也就成了国家意志。这样,资本控制并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在世界扩张,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更方便、更快捷地进行资本积累。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包括军警宪特、学术舆论、国际同盟军以及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等等,碾平实际上和形式上横亘在国家之间崎岖不平的边界,创造出“世界是平的”的环境与“明天更美好”的氛围。

  金融资本借助政权力量实现资本扩张或资本积累,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刨根问底,则有悠久历史。从意大利城邦的威尼斯、热那亚,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到低地国家荷兰,再到英国、美国,金融资本都是依附而后反客为主即控制政权,把政权变成牟利亦即资本积累的工具。当然,因为科技(如交通通讯技术)与生产力(如企业生产和组织形态)发展的约束,早先如在意大利城邦国家时期、荷兰殖民扩张时期、乃至英帝国扩张时期,全球化涉及范围、波及领域有限,资本积累也相当有限。然而,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期,科技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发展等等因素,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空前加速,使得全球各国之间、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空前提高,美国的主导作用也空前增大。金融资本借助美国各类国家机器力量,形象地说也就是美元借助美军、美谍、美媒等力量,突破一个个国家主权——主权是民族国家安全最坚硬外壳,侵蚀一个个国家政权——政权是民族国家安全最有效机制,消除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各种障碍,以最省力最便捷的方式,亦即最经济(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这一积累方式是全新的方式,是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名义下实现的。相关东道国因主权残破、政权侵蚀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周期性经济危机(剪羊毛)就是一个明显而突出的表现。

  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在世界范围内空前自由而快速流动,一个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被卷入全球化大潮,这个大潮被学界舆论渲染为“大势”。“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势所趋,裹挟着一个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经济主体随波逐流,一些不知深浅的主体满以为自己可当弄潮儿,实际上最终被风吹雨打浪吞没,成为牺牲品而被世人嘲弄。很显然,新自由主义努力把全球化描绘、刻画为一个趋势性的现象甚或规律,这种趋势性的描绘与刻画在世界(包括中国)得到广泛认同。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有见地的专家都认同全球化是趋势性的,严肃的学者提供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球化的周期性比趋势性更具有说服力。读过贡德·弗兰克著作《白银资本》的人,想必会被作者对全球化是一种周期性的翔实论证所吸引。作者批评,西方历史学往往不把生活和历史看作是周期性的,而是依据一种“进步观”把历史看作是有方向的、直线发展的。[1]在以无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涓涓细流汇聚的全球化滚滚洪流中,人是最关键因素。然而,人的流动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要比现在比例高得多,规模大得多,流动频繁得多。一战二战以来,西方用严格的海关制度、签证制度等方式,限制了人流与物流。今天的所谓跨国自由流动的人流,不是一般普罗大众而是官学商之社会精英。因此,类似弗兰克这样的学者认为,一战二战之前,世界的流动性亦即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比今天还要明显。

  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以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中断过此前的全球化进程。类似朱格拉周期(约10年)、库兹列茨周期(约2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约50年)等比较成熟的周期理论,以及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登斯和弗兰克(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等大历史周期理论,从多种视角给予全球化周期性以相当力量的支撑。美国国际政治学教授莫德尔斯基(Modelski)提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认为,自15世纪以来,全球性战争每100年左右发生一次,并导致一个世界大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此后另一个霸权国家又取而代之。1494年意大利战争爆发以来的国际政治体系可分为五个周期,分别为葡萄牙周期(1494-1580年),荷兰周期(1580-1688年),英国周期Ⅰ(1688-1792年),英国周期Ⅱ(1792-1914年),以及美国周期(1914年至今)。每一个周期实际就是新的一轮全球化,而且莫德尔斯基集中分析的是政治长周期,更具有政治全球化色彩。有鉴于此,全球化是趋势性还是周期性,是经济特征明显还是政治特征突出,世界学界没有共识,断言全球化就是趋势性抑或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证据并不确凿,全球化规律有待深入研究探讨。问题在于,倘若全球化果真并非就是一种历史趋势,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抑或兼具趋势性与周期性,经济与政治周期交相替代,那么中国的一些学者给予中国的相关战略与策略——包括对“一带一路”的理论解释——的立论基础并不牢靠。[2]中国积极维护甚或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战略与策略需要小心求证。

  依照莫德尔斯基教授的长周期理论,在自15世纪以来的五个周期中,葡萄牙周期、荷兰周期和英国周期Ⅰ这前三个周期因为世界奉行金银主导货币,货币银行家、金融资本家尚没有建立起深厚、广泛的影响力,当时的资本积累重在商业资本积累,全球化(实乃殖民化)更多在表而难入里,相关民族(独立国家甚少)较少发生结构性变化。在英国周期Ⅱ以及美国周期,货币银行家、金融资本家迅速崛起,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以英镑、美元之国家货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打上了明显的主导国家烙印,与商品生产与商品销售紧密结合的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控制着各类资本的金融资本,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殖民地、东道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并周期性地发生经济社会危机。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实现形式上的独立,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即出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形式上被尊重,被经由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加以确认。资本积累、攫取高额利润、获取丰厚经济利益是资本及其母国向外扩张的永恒动力。传统的通过政治压迫借以获取经济利益(实现资本积累)手段,越来越难以使用。这样经济金融手段被高度发展,全球化被经济化、金融化充斥,诸多民族国家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实际上被掏空了实际的经济基础,对全球化主导国家(前英后美)经济的高度依赖,决定了政治的实质依附。

  全球化的内核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泛经济、泛金融,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企业都只能顺利地跨出国境,成长为全球性企业,只是少数国家经济能够在国际上顺利竞争而不败下阵来,至于一国货币、金融机构能够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则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能够叱咤国际市场风云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而金融上独占鳌头二战之后只有美国货币即美元。所以,经济全球化实乃西方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西方化,而金融全球化实际是美元全球化,全球经济美元化。美元是什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美元等同黄金,各国央行可以拿35美元到美联储那里兑换1盎司黄金。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生是金银。作为有充足内在价值的金银,代表着财富,当然炙手可热。然而,1971年出现所谓“尼克松冲击”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成为纯信用的世界货币。德国学者齐美尔写了一大本厚厚的《货币哲学》,似乎也没有清楚地解释货币、美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概就是一个纯粹的符号、超验的理念、绝对的空虚。有效成功管理这么一个纯符号、超理念、真空虚,需要高超的技艺,实际上需要一个综合军队、谍报和媒体等硬软力量而形成的强大实力去支撑。美联储印刷发行或电子发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货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交付给华尔街各类金融机构,在华尔街金融机构手中演变为金融资本,华尔街金融机构通过遍及世界的金融网络,投资到相关东道国的各类企业,变成股权资本以控制各类经济实体,由此实现华丽转身,不只是毛虫蜕变为蝴蝶,而是无中生有,而且是由绝对的无变成丰富的有,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一跃升华为真正财富,而后为美国带来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商品、服务以及投资利润,美国由此实现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美元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强大而联合作战的美军、美谍与美媒,会清理消除一切显在或潜在的障碍,确保美元国际环流畅通无阻。

  货币与贵金属、黄金白银分离后便成为纯信用货币。本国货币在本国境内流通,需要政府背书,国家信用支撑。一国货币在他国流通、境外流通,成为世界货币,更需要国家信用与权威支撑。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以来,美国不断增强自己的国家力量,通过各种立法尤其是紧急状态授权,不断提高总统所代表的政府权威与力量,不断强化对美元直接支撑力量,如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扼制、削弱其他(显在或潜在的)世界货币发行国、美元流入国、投资东道国的国家力量,使之不能与美元货币与美元资本相抗衡。美国削弱美元流入国、东道国的国家力量,集中表现为侵蚀其国家主权,削弱其国家政权。美元流入国、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居民自然人国家观念淡薄,往往一盘散沙,企业法人弱小,没什么国际竞争力。因此,东道国惟有通过政府,把自然人组织发展成有机的社团社会,把法人组织发展成民族企业,如此才能与强大的国际资本力量相对冲和相抗衡,这样居民和企业才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有条件发展起来。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主权必须通过自主政权、强政府或有为政府加以体现,而金融垄断资本及其母国积极推动的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需要东道国弱政府,最好是无政府,没有号召力、向心力、凝聚力,没有任何力量阻碍、迟滞跨国资本的扩张与嚣张。

二、经济全球化导致社会碎片化

  经济全球化集中体现为全球市场趋于一体化。由于得到全球垄断资本的联合助推,以及相关各国政权的强力牵引,市场机制如虎添翼,调节力量无比强大,像马力十足的推土机一般,削平横亘在国家之间的崎岖,摧毁民族国家的藩篱,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世界是平的”不仅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要求,更是国际垄断资本豢养的代理人——部分东道国学者和官僚的殷切期待。“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国家并不存在;交换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个体之间,后者的政治忠诚就像他们的头发颜色一样无关紧要。”[3]

  “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市场调节会不时失灵。失灵表现在调节过程方面,当供求缺口过大,即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或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时,市场调节机制往往会失灵。尤其是在投机性主导的金融市场,追涨杀跌越发成为常态,市场调节失灵则是普遍现象。其次在调节结果方面,贫富两极分化因为“马太效应”而越拉越大,这是因为市场调节规律即是资本积累规律,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积累。市场因为失灵,供给与需求不是趋于均衡,市场不能及时或适时结清,而是出现严重短缺或严重过剩的严重失衡。自由主义者用各种技术方法竭力加以回避或掩饰,或抛弃应有的逻辑推理,而是武断地盲目乐观的结论,若是给出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弹性的市场(意思当然是指政府不做任何介入干预),那么竞争机制与价格机制会充分发挥作用,市场最终也会自动出清,实现供求平衡。然而,经济史学家以史为鉴,认为一个经济体系(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失衡,从来没有通过市场调节加以解决;相反,市场调节恰恰是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经济失衡最后是通过抑制市场调节、去全球化甚或极端方式——战争加以解决。著名经济史学家、思想家卡尔·波兰尼以翔实有力的证据证明,没有什么自发、自在、自为的市场,那些远距离、成规模的市场向来都是政府介入干预而成的、而正常运行的,没有什么脱离政府干预的市场。“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4]

  而且,自由调节的市场机制发挥得越充分,社会矛盾就越尖锐,阶级冲突就会越严重,由此废除、毁灭自由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上世纪70年代,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在打死阿连德总统、推翻民选合法政府、血洗整个国家后,推行市场化改革。类似智利的“休克疗法”使诸多拉美、苏东国家改弦易辙,走向实际是冲向市场,而且无不与智利一样,是通过“铁扫帚”——政治乃至军事强权来实施的。十分滑稽的是,智利这样的“自由市场”,是自由主义鼓吹者、实验者借助非自由即军事政变独裁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且,这类市场在通过政府异常权力确立以后,还需要通过政府权力不断打击、清除反市场力量,确保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自由市场在人为强力建立、人为不断呵护而持续运行之后,发挥调节经济、配置资源、促进增长的功效。对此,也要对市场做充分的价值肯定。市场调节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效的,有效市场对国民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内是有用的。在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如韩国,市场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多学者也认定是拜市场经济调节所赐。

  问题是,“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惊人的工业成就是以巨大的社会危害为代价的。”[5]市场具有商品化一切的倾向,不仅是土地中包含的各种自然资源、人类中包含的各种社会资源,甚至还有货币与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市场化内含的理性经济人、竞争机制等功能特性。理性经济人的准则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利益往往是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因为“长期我们都死了”,实际就是“活在当下”,“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竞争机制实质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市场竞争被极端地描述就是“人与人的战争”。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概念。“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6]。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大众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不断冲刷下,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推来搡去之下,社会人蜕变为经济人(唯利是图)和纯自然人(兽性取代人性),自信能创造历史的劳动者蜕变为认定只靠资本家雇佣才能活下去的人力资源,以及等待上帝拯救的各类宗教信徒。人的自我、传统、政治认同感日趋缺失,社会不断被去组织化、去阶级化、原子化和碎片化。有鉴于此,市场机制具有强烈的社会解构功能,由此往往会引致社会组织的强烈反弹与抵制。由市场调节的“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瓦解。”[7]“自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乌托邦,它的推进被社会现实的自我保护所阻止”[8],“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的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9]

  因此,市场机制不仅有失灵的显著特性,而且更有天使与魔鬼的鲜明两面性,即一面是“财富魔法师”而另一面是“撒旦磨坊”。作为“财富魔法师”,市场调节会令短缺经济趋向过剩。“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也会把一切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和妇女贞洁等等,都会卷入“撒旦磨坊”碾个粉碎,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道德的沦丧、社会无良无德层出不穷都可以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市场问题不仅仅在于市场机制失灵的经济表层,更在于解构社会、威胁社会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深层。那些为全球化而雀跃、欢呼全球化来得更迅猛一些的人们,实际上只看到市场作为“财富魔法师”的一面,即天使的一面,而忽视了作为“撒旦磨坊”的另一面,即魔鬼的一面。以市场为对称轴,经济全球化的对称体就是社会碎片化。

  经济全球化使得市场作为“财富魔法师”的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的作用,融资、投资、分工、生产、交换、分配等等一切经济活动,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价值规律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看不见的手”指挥一切、调配一切。由此,财富被极快且极大地创造出来。尽管财富是人创造的,但是这里的人是一般的人,是人类,全体劳动者,而不是特定个人。分工细密,交换频繁,人与人之间依赖空前,但是特定个人无足轻重,个人价值忽略不计。价值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愈发客观性,个人在市场、货币、商品经济面前的渺小,一如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商品价值覆盖替代了人的价值。整体人类很自豪地通过市场成为“财富魔法师”,而特定个人也很可能经由市场被卷进“撒旦磨坊”。人类整体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财富魔法师”不断做大蛋糕,但是分食蛋糕的、拥有蛋糕最大份额的,只会是少数甚或极少数。同样,经济全球化把“撒旦磨坊”布置到全世界,实际被碾碎而牺牲的主要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大多数。商品价值抑或财富的创造速度,跟个人价值沦陷的速度成正比。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只盯着经济全球化的“财富魔法师”,而有意忽视或遮掩社会碎片化之“撒旦磨坊”。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与社会碎片化、“财富魔法师”与“撒旦磨坊”如影随形,全球化越是兴盛,碎片化越是严重,“财富魔法师”魔法越大,“撒旦磨坊”的损毁越多。

  多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不断膨胀,以“经济人”替代“社会人”,以“利益共同体”替代“命运共同体”。相关社会治理少有问津,因为相关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专注于政府、市场或专注于政府与市场来解决问题,其视线始终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做钟摆,其思维总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纠缠,但是终究无助于解决日趋棘手的诸多矛盾与问题。这是因为,市场和政府都源于社会,“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都是生长在社会机体之上,社会是基础是核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了人类就有了社会。作为命运共同体,社会是一切经济活动(如市场)、政治活动(如政府)的根基。社会不以市场、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决定着市场与政府的存在,但是,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治理失败都会威胁共同体的安危。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国际秩序的今日世界,市场调节的力量集中为资本的钱力,往往绑架政府的权力,合伙欺负社会,欺压百姓,撕裂共同体。今日中国,自由主义者高呼,把权力(政府)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钱力(资本)没有了边界和底线,为所欲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担心,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关进资本设置的制度笼子。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一段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政府官员来自“新生社会阶层”、企业家群体。

  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涤荡下,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传统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也被逐一抛弃。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很早就仅剩下中国一家。古代中国所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或曰东方文明,主体内核应当是农业文明或农耕文明,古代中国就是将农业文明推向无以复加的高度,灿烂辉煌无比的程度。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农业文明比来势凶猛的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要长久得多,积淀的东西实际上要多得多。中国农业文明的载体在乡村、在农村。但是,中国农村在全球化市场大潮冲刷下,不断趋于萎缩走向解体,乡村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在很多专家学者的眼中,农业、农村、农民之所谓“三农”成了落后甚至愚昧的代名词。农民长期背井离乡,在城市狭缝中谋生,赢得了从“盲流”到“农民工”的称谓与地位,然而,留不住的城,回不去的村,尴尬地徘徊在城乡之间、农民与工人之间。然而,不可低估这一不确定因素的危险性,法国大革命实际上主要是那些失去土地而流落到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干出来的。

三、碎片化、乌合之众与叠加愚蠢

  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雇佣劳动始终是一对矛盾。这个矛盾,在社会主义的制约下,在凯恩斯主义的教导下,曾经一度出现缓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主动削减公司利润,给公司员工加薪,好让他们买得起本公司生产的汽车,劳资关系和谐一度被传为佳话,福特也被美国人视为英雄。但是,金融垄断资本来了,华尔街肥猫来了,他们贪得无厌,直接或经由他们操控的政府代理人,通过诸如削减工人薪酬福利、甚至直接暴力镇压(如1981年镇压航空管制员工会罢工)等硬性手段,或将工厂迁到国外、减少在本国投资使产业空心化等软性手段,多吃多占,甚至通吃独占。这一切都是在“自由主义”名义下实现的。金融垄断资本赚得脑满肠肥,动辄千万、上亿美元年薪,豪宅金碧辉煌,庄园一望无际,而普通大众身兼数职(part time jobs),节衣缩食,还债务缠身。有道是,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越是自由的经济体,实际剥削压迫越严重,由此引发的反弹反抗也就越激烈猛烈。经济全球化把资本剥削压迫散播世界,资本进行的国际工资套利竞争,主权国家逐一被资本俘虏绑架而成了资本帮凶,如此使得跨国资本飞扬跋扈,近乎为所欲为。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剥削压迫全球化,如此当然就会有反抗剥削压迫的全球化,这就是全球政治化浪潮。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实质是资本剥削压迫的自由,但是逻辑上包含着反抗剥削压迫的自由。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之后,紧跟着政治全球化,是合理的(合乎逻辑推理),也是实在的(合乎现实存在)。

  翻阅大历史,近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化,近乎都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交替呈现的。终结商业资本全球化的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遍及新旧大陆,历时半个多世纪,使得西方发展鞭先着、执世界牛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终结了此前产业资本全球化,将赤旗插遍世界,连美国都患上了“麦卡锡主义”恐惧症。如今,正在生成的新一轮政治全球化浪潮,其客观使命(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要终结金融资本全球化。不过,相较于以往政治全球化,本轮政治全球化更加复杂,会呈现出很多不同特点,迄今世人还没有意识到、更谈不上做好准备以迎接它的到来。十月革命的社会背景是,产业资本雇佣产业工人,企业大规模生产,工人大规模集聚,在工会乃至工人政党的领导下,高度组织,高度觉悟,高度行动力,由此他们反抗剥削反抗压迫,排山倒海,一浪接一浪,拿下一个又一个山头,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而后多国取得了胜利。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一体化,规模空前变大,资本积累竞争空前激烈而残酷,阶级对立实际也空前严重。与此同时,资本跨国工资套利使得广大工人阶级因为争抢饭碗而愈加对立,各国工会被严重压制导致工人阶级愈发孤立,而在全世界无产者对立起来、孤立起来的同时,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空前地勾结起来,协同对付世界无产者。

  碎片化、原子化的社会集结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缺乏理性,缺少智慧,叠加愚蠢。新自由主义无限夸大放大人的理性,以此作为建立整个学说体系的基点。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并不是什么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偷梁换柱的打比方。有限的逻辑推理,基本是基于假设的前提,如理性经济人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假设等等。牵强附会的打比方则比比皆是,例如美国老太太与中国老太太在天堂对话,目的是诱导人们借贷;医学在成为科学之前治死的比救活的要多得多,旨在让人减少经济学成为科学的质疑等等。讲故事,打比方,就是在展示映像,以此确立起所谓“自由市场”的观念。实际上,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具体的,理性的光芒总是在一定和特定范围内。即便诸如各类社会精英那样个人充满理性,也不能证明有精英参与的群体,抑或精英群体就充满理性。“群体中的个体已不是原来那个单独的个体,他变成了一个丧失自我意志的玩偶。”[11]“群体几乎是没有理性的,能操控他们的是由各种映像产生的观念”[12]。新自由主义偷换概念,滥用理性,把抽象的人性分析套用到现实的人身上,把对整体的人性分析套用到具体个人身上,以个体理性取代集体理性,以争取眼前利益的理性来取代谋划长远利益的理性。“理性的存在的确不可置疑,但是,它并非推动人类进步的关键。真正具有这种推动作用的,是诸如自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宗教信仰、对荣誉的渴望等情感因素。”[1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更需要人们的长远理性和集体理性,甚至有必要牺牲眼前理性和个体理性。缺乏长远理性和集体理性,社会必然趋向碎片化、原子化。社会碎片化下的群体实际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乌合群体,“把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智力相加,结果只能是叠加了愚蠢,而不能突出天才的智慧。”[14]事物的结构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功能,中国俚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而“乌合之众”往往是叠加愚蠢,比赛更傻。

  但是,社会碎片化下的“乌合之众”蕴藏着巨大能量,通常而言还是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乌合之众”的特征是“狂躁、冲动、缺乏理性、是非判断力以及批判精神,还容易放大情绪等”[15]。但是,你不能小瞧、蔑视乌合之众的能量,该能量一旦被激发和释放,是巨大的,而且通常是巨大的摧毁破坏力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继承有原始祖先的那种兽性,潜藏着一种破坏本能。这种本能是危险的,当个体单独存在时他不会让这种本能得到满足,而当他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后,由于群体是没有责任感的,他预感到自己即便释放本能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就这么做了。”[16]“在独处时具有修养的一个人,一旦他进入了群体中,也会变成一个听从于生命本能的野蛮人……他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显然有损于他自身利益的行为。”[17]你若认定古斯塔夫·勒庞分析描述的极端性,怀疑其观点的科学性正确性,那么你不妨看看、琢磨一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还有中国香港等等,那帮违背自己利益、违背基本常识、违背根本原则的“废青”的言行举止,你就不会贸然得出勒庞极端言论缺乏合理性的结论。“乌合之众”所蕴藏的摧毁破坏力量,倘若被某些异己力量甚或阴谋家所利用,则很可能成为威胁社会稳定、以偶然性来改变历史的力量,进而成为唯心主义所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注脚。“乌合之众”蕴藏巨大破坏力量,但是因为缺乏有序组织,缺乏目标方向,缺乏理性智慧,应当成不了什么气候,不会成为心腹大患。这样的认知、风险预判会给相关当局带来很大麻烦,吃上很多苦头,甚至付出极大惨痛代价,波兰等一些苏联东欧国家,乌克兰等一些独联体国家、比亚利等一些中东北非国家、智力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相关政府及其领导人,一个又一个因为一开始掉以轻心、不当应对而铸成千古恨。

  在“乌合之众”一池浑水中,往往会蛰伏着试图趟浑水摸大鱼的各式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在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是统治阶级,一切由他们说了算,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有形形色色的不同资本利益集团,为了显示其存在,保持或扩大其影响力,利益集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各种社团、社会组织,因为不用纳税人的公帑,不接受官方指令,在政府权力之外行事,所以称作“非政府组织”。过去,很多非政府组织,在西方国内,与政府政治保持距离,但是一到国外,往往会成为母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有些甚至成为美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利器。很多发展中国家听信新自由主义鼓噪,妄想通过民主化的捷径而不是工业化的艰辛以一步轻松跨入现代化,由此引进大批西方非政府组织,积极发展本国非政府组织,而本国的非政府组织最终基本上都从属于西方非政府组织。实际上,这世界不会有什么真空地带,只要是股力量,就不会放任之流,革命的正义的不去掌握它,那么反动的邪恶的就去争取它。将自己的代理人培育成领袖,借以控制群体;或将某一领袖发展成自己的代理人,借以控制群体;或将自己的群体加以衍生派生一个或多个群体,借以控制更多群体。“乌合之众”的结构是可以被改造的,其巨大的破坏力量是可以被引导的,即将其改造成一种工具或利器,引导这一工具或利器向着特定的目标前进,即颠覆旧政权、控制新政权。多年来,美西方国家利用非政府组织,积极从事“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渗透乃至控制相关国家的政府政权,致使相关国家经济没有很好发展,民生没有像样改善,民主政治却空前“繁荣”,国内政治环境搞得一团糟,政党政客你唱罢来我登场,国家没有像样的工业化而只有高度的政治化,政治上成了美西方国家的玩偶,经济上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

  美西方用各种方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当然有时也会针对自己的盟友)巧取豪夺,很多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种巧取豪夺的工具与利器。但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垄断资本势力上升的时候,在经济全球化兴盛的时候,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为美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经济利益、国家政治利益服务。但是,在贫富分化拉大、国内矛盾上升、垄断资本实力与势力衰退的时候,一些非政府组织很可能成为杀伤自己的“回旋镖”。这些非政府组织多年来在发展中国家练得一身搞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好武艺、强本领,如今杀将回来,在本国政治领域大展宏图,大显身手。近些年来, G7峰会,G20峰会,各类跨国政治、经济、军事会议,乃至文化、体育盛会等但凡在西方召开的各类大会,非政府组织都不会缺席冷场,将这些举世瞩目的大会变成他们展示所谓笑点、泪点、尿点的舞台。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香港特区暴乱,美西方难辞其咎,美西方借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而大做文章,除了直接支持“废青”大规模违法游行集会示威外,竟然鼓动、教唆利用各种暴力手段试图搞乱香港进而搞乱整个中国,以牵制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多年来,美西方凭借一些鸡鸣狗盗甚至更为下三滥的技术手段,来搞乱一个地区或国家,包括强大的前苏联,屡试不爽,为此而得意忘形,沾沾自喜。然而,今天这些下三滥手段在中国身上不太灵验了,因为它们直面的是一个在经济上更有活力、制度上更加先进、道义上更加至上、文化上更有魅力的国家与民族。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更让美西方始料未及,香港暴乱很快被美西方相关要求独立等激进势力以及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等温和组织所效仿,在西班牙、在西欧、在美国多地,“乌合之众”纷纷使用暴力手段,相比香港,往往有过之无不及。当下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暴力示威不断传染,社会对立持续拉升,政治浪潮日益激荡,催化局势加剧动荡。美西方自不量力的最终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细致分析本轮政治化浪潮的潜藏力量,发展方向,美西方一些政党政权乃至国家主权,未来极有可能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化浪潮中风雨飘摇,腐朽动摇。

四、全球政治化浪潮的可能影响

  正在生成的全球政治化浪潮是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社会碎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碎片化的社会多半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的社会结构影响乃至决定新一轮政治全球化的主要特点:首先是猛烈性。阶级之间,收入、财富、生活状况存在极大差距;工人阶级,理想与现实存在极大差距;垄断资产阶级,道德的真实流露与舆论宣传存在极大差距;这些极大而且还越来越大的差距,引发大众不满、怨恨积累已久,一旦爆发自然猛烈。其次是破坏性。对于“乌合之众”而言,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破坏就是一切,“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占领就是一切,以表达不满、怨恨与愤怒,为泄愤破坏而不择手段。第三是协调性。科技进步,交通通讯便捷,信息与情绪及时传递,社会运动在一个地区、国家乃至跨地区、跨国家的协调性明显增强,协调性衍生出节奏性,一次行动后的平静可能意味着下一次更大更激烈的行动。第四是不确定性。“乌合之众”缺乏领袖,缺乏组织,缺乏秩序,由此有可能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导致趋向不明。值得注意的是,别有用心的力量正想方设法加以利用,把这股巨大的破坏力量引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引向自己的敌人。

  酝酿已久、集中爆发的全球政治化浪潮,在相关思潮上的表现形式上可谓五花八门,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极端)爱国主义,原教旨主义,还有奇奇怪怪的社会主义,等等,而体现五花八门思潮的社会政治运动有一个比较鲜明突出的指向,那就是反体制,反资本,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因为金融资本利益集团,操控政府,利用国家政权进行资本积累,贪得无厌,无德无良,引起大众的普遍不满、怨恨,社会矛盾尖锐化空前,以至于像干柴遭遇烈火,一点就着,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平常事件,如福利削减、个税增加、绿色环保、房屋拆迁、嫌疑犯引渡等等,都有可能触发或放大为敏感政治话题,引起大规模街头抗议,进而很可能演化为暴力运动。量变不断积累最终会引起质变,世界范围内反体制、反潮流运动并非横空出世。在自由主义、全球化、市场调节盛行(亦即资本肆意扩张)的时候,逆反情绪能量一直在积累,相关社会思潮一直在潜滋暗长。实际上,资本剥削严重多严重,社会扭曲多严重,政府向市场(资本利益集团)偏离有多严重,大众的反弹力量就应该有多大,甚至更大。欧洲的黄背心运动,香港的黑衣废青行动,欧美的环保运动,尤其是美国与“特朗普现象”交织的反体制社会运动,中国大陆的“向前看运动”(要求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等等,都应是新一轮政治化浪潮的集中体现。

  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了美西方金融资本家“于乞丐钵中取食”的贪婪,但是这只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外围的劫难,无法引起资本主义世界核心的感同身受,而普遍同情与协调共振。美国的次贷危机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贪婪与无良彻底裸露,引起美国大众的无名孽火,“占领华尔街”运动由此生成,而且一呼百应,孽火迅速燃烧于近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哪里有资本的自由,哪里就有大众的反抗,自由越彻底,反抗越激烈。尽管这场社会运动被垄断资产阶级政府镇压下去,但是火种散发更广,埋藏更深,此后的爆发也必将更猛烈。实际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然有映射、有反响。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之后,美西方还有诸多新兴经济体等那些市场日趋开放而发生动荡危机的国家,不论其政府政党政治倾向如何,都纷纷被赶下台,政治普遍出现僵化与极化,左的更左,右的更右,一度兴起的第三股力量、第三条道路偃旗息鼓。

  凡是经济自由主义盛行肆掠之地,政治化浪潮就会更加猛烈。香港特区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各类社会精英屡屡为此而自豪,在一个人均GDP已经超过5万美元的发达经济体,老百姓哪怕是七老八十,只要胳膊腿能动都在干活,大几十万居民居住在只有几平米的“鸽子笼”住宅中,境况远较蜗居蚁族悲惨,可以想见“最自由的经济体”其资本势力横行嚣张到何种程度。在凯恩斯主义之前盛行的自由主义,应当是产业资本的意识形态。产业资本需要稳定的市场,包括稳定的利率与汇率,如此更好地管理商品生产与经营,市场稳定、物价稳定不仅有利于企业生产,也有利于社会大众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资本家在为自己获取利润(实质乃剩余价值)的同时,不忘给工人“一瓢羹”,实际上如果没有“一瓢羹”的工资付出,那么资本家也无法得到利润。因此,仅就这两点来看,产业工人与产业资本家客观上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一类“命运共同体”。但是,新自由主义则不然,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与产业资本不同的是,金融垄断资本投机成性,贪得无厌,通吃独占,无良无德。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就赤裸裸地告白,金融领域只有规则,没有道德,我们只按规则行事,道德不属于我们。契约精神为资本主义灵魂,体现契约精神的信用与道德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是现代社会构建的基础。市场经济如果没有道德,缺乏信任,一切听由规则安排,一切诉诸法律手段,那么经济活动则会因高昂的成本而渐趋失去活力、效率而衰竭、枯竭,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社会也将失去公正、公平而陷入无止境的冲突。

  金融资本的无良无德,还体现在金融资本的肆意投机。金融资本厌恶市场稳定犹如细菌厌恶真空一般,因为稳定的市场不利于做多或做空的投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贪婪的金融资本而言,对于投机对象或客体,即便完好无缝,也会想方设法钻营出一条缝隙来。因为市场竞争的激烈,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剩余价值率有趋于拉平乃至不断降低的趋势,驱使各类资本趋向轻资产运作,纷纷走向金融资本。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18]

  经济金融化为资本家实质金融家,免去了必须干的生产环节的倒霉事,然而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加速产业空心化,就业不断减少,严重损害工人利益。无限投机引发的市场动荡严重损害社会大众利益。通吃独占这样的畸形资本积累拉大社会差距,严重损害社会与国家利益。经济金融化有百害而可能仅有一利,那就是唯独有利于金融资本,如此必然导致社会大众必然奋起反抗。

  近些年来,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颜色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上演,其实这应是政治化浪潮的扭曲表达,是美西方转移国内风险、转嫁国内危机的结果。“颜色革命”是国际社会复杂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一种歪曲反映。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随后出现诸如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白俄罗斯“雪花革命”、阿塞拜疆“橙色风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可以看作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引发的震荡波冲击而美西方借机推波助澜的结果。2011年“阿拉伯之春”、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2016年巴西“司法政变”(或称“议会政变”)以及2019年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极限攻势”,可以理解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美西方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优越位置而转移风险、转嫁危机、输出“革命”的结果。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空地带,一如“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正义力量不去革命,反动势力就必然要反革命。“颜色革命”就是反革命。“颜色革命”的实质是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是对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果的反攻倒算。因此,“颜色革命”是全球化条件下政治化浪潮的扭曲或歪曲表达,从中可以折射出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乃资本主义在周期性、结构性危机基础上遭遇空前的体系性危机,包括资本积累模式难以为继的经济危机,财富分配极端不公的社会危机,政府合法性遭挑战的政治危机,环境成本侵蚀利润的生态危机,以及南方国家再度兴起的地缘政治危机。[19]当没有恰当地国家和地区,能够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时候,尤其是中俄等大国联合而成功抵制美西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时候,美西方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矛盾将更加激化,危机就会爆发,政治化浪潮就会到来。

  政治化浪潮的复杂性与应对的艰难性。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产品日益丰富,经济在国家生活的基础性作用会不断降低,人们尤其是中产阶层会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公正,关注基尼系数(收入与贫富差距,反映社会公平程度)更甚于关注恩格尔系数(食品开支在总开支中的比重,反映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其实“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早就对此做了很好的注解。因此,依靠经济增长以取得牢固牢靠的执政合法性,实乃刻舟求剑,乌克兰、伊拉克、利比亚等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以及阿根廷、智利、泰国等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提供了极好的范例,物质正在减退昔日的吸引力。由于越来越多的政府受资本利益集团的影响,甚至直接被资本利益集团所控制,大众的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资本的一元一票(不只是买票贿选,更多的是烧钱进行竞选宣传),大众不去用手投票,就会选择用脚投票(放弃投票,表现为合规的政治热情越来越低);不能用理性正常表达诉求,就会诉诸于非理性和暴力。年轻人精力旺盛,又易于被鼓动,往往会一马当先,迸发出无限的政治热情,敢于斗争,在充分借鉴“他山之石”甚或直接接受幕后力量的精心指导后,也越来越善于斗争,如此给相关国家政府与当局造成极大的困扰。

  社会碎片化、原子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一个消极结果,也正是垄断资本、资产阶级政权、帝国主义所期待的。但是,这个消极结果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社会碎片化为再组织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已格式化基础。

  “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包含着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即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因为这些市场的运行有毁灭社会的危险,所以共同体的自我保存措施便建立起来了,它要么是有意阻止这些要素市场的建立,要么是干扰它们的自由运行。”[20]

  社会共同体原本就有强大的修正功能,可以自发地对自由市场纠偏,对“乌合之众”的行为纠偏。不过,别有用心者会对“乌合之众”适时加以利用,在东道国掀起“颜色革命”,确立亲金融垄断资本、亲美西方霸权强权的附庸政权。鉴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其实,对于“乌合之众”,正义的力量、革命的力量更能够加以利用,独立自主的政府不应袖手旁观,让其自生自灭,而应积极加以引导,使之变成社会建设的正能量,改造世界的正能量,这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应有之意。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导致并不断加剧社会碎片化,社会碎片化积极推动政治全球化。近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实际上一直在交替呈现,实际是劳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资本占上风则为经济全球化,大众反制力量崛起,社会运动兴盛,随之而来的则是政治全球化。法国大革命带来一轮政治全球化,十月革命同样引起另一轮政治全球化,正在生成的新一轮全球政治化浪潮,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及其之后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体制、反资本的情绪与力量不断高涨,经济越是自由(实质的资本剥削和压迫越是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运动越是广泛深入激烈。与此同时,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出现新气象,到处洋溢着久违了的革命热情,人民为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美中此消彼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此消彼长,引起的社会剧烈变动直接驱动国际秩序版图的变迁,新一轮政治全球化必将蔚为大观,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世界,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注释:

  [1]【德】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

  [2]江涌《对“一带一路”实践的理论思考》,《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杂志2018年第2期。

  [3]【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4]【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6]【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38页。

  [7]【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6页。

  [8]【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9]【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万琳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1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万琳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1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万琳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1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万琳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1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万琳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1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万琳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17]【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万琳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19]参见【比利时】马克·范德皮特《资本主义危机》,西班牙《起义报》2011年1月26日。

  [20]【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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