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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之变: 这一次, 普京能突破四重包围吗?

杨成 · 2020-01-17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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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4.0时代至少面临四重挑战:一是俄罗斯政权交替的问题如何解决;二是在“2024问题”背景下,如何确保普京体制的稳定性;三是俄罗斯经济如何走出低增长无发展的困境;四是如何处理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构建一个有利于俄罗斯发展的外部环境。

  【导读】1月15日,俄罗斯政府全体辞职震动全球。消息公布不久,总统普京立即宣布新总理人选。外界分析认为,这表明此一权力交替谋划已久,也意味着新的安排将进一步稳固普京的强人政治地位。在这个新的权力布局中,普京面临哪些老问题和新挑战?本文作者重新审视俄罗斯强人政治背后的历史发源,回顾梅德韦杰夫政府面临的困境如何导致今日的重组,并延伸讨论了一个长期问题:俄罗斯在政治强人普京的持续执政中会迎来暗夜,还是会重新崛起为俄罗斯人念念不忘的全球大国?作者指出,普京4.0时代至少面临四重挑战:一是俄罗斯政权交替的问题如何解决;二是在“2024问题”背景下,如何确保普京体制的稳定性;三是俄罗斯经济如何走出低增长无发展的困境;四是如何处理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构建一个有利于俄罗斯发展的外部环境。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俄罗斯政治的稳定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国际身份认同中的东西方悖论等根本问题,在2024年后说不定会以较为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8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普京与俄罗斯政治:新周期的旧问题?

  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国家的政治与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政治功能以及与之匹配的制度安排比领导人更为重要。正是他们在事实上制定着所在国家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内在地决定了本国的发展路径。作为政治家,能够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威、获得相对自主和独立的执政空间是每个领导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换言之,强人政治和政治强人本就是一体两面。

  新世纪以来,强人政治和政治强人作为话语、叙事以及现象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甚至有学者认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强人政治的新时代。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大概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相较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一轮欧盟复合型危机后涌现的一批以民粹口号为包装、以保护主义为内核的政治强人,2018年3月18日再次顺利高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无疑是新时期强人政治的神话。仅居高不下的民意支持一项,就足以让熟悉了民主政治运行逻辑的西方领导人满怀羡慕、嫉妒但又无法恨的复杂情绪。

  但对普京而言,第四任总统任期的序幕刚刚拉开,2024年任期才结束的他已经注定是上个世纪以来继斯大林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俄国领导人。那么,普京的政治新周期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它又将呈现怎样的基本面貌?俄罗斯在普京的长期执政中获得了哪些历史性机遇?俄罗斯在政治强人普京的持续统治中会迎来“至暗时刻”,还是重新崛起为俄罗斯人念念不忘的全球大国?当我们探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发展情境时,这些问题都应被反复审视。

  俄罗斯强人政治的历史传统传承与现实制度安排

  偏好强势及有个性的领导人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一传统贯穿于整个莫斯科公国及帝俄时期,绝对君主制与东正教相得益彰,后者有别于强调个人、自由和民主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更多强调使命感、责任感,这导致指称法律与力量的“沙皇”一词连同其背后的强人政治逻辑代代传承

  1917年的“十月革命”砸碎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并从此开始了影响全人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验,但这并不妨碍政治强人崇拜和强人政治逻辑从历史的深处渗透进苏维埃的政治基因中。在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借助总书记的身份经过几番政治权力斗争,最终确立了苏共无可争议的绝对领导地位。政治强人斯大林的强人政治一直延续到1953年去世为止,总共将近三十年。

  随后,赫鲁晓夫依靠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公开批判,建立起新的政治周期,集体领导原则重新获得确认,但在实际操作中赫鲁晓夫又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新一轮政治强人的历史建构进程中,直至1964年10月被党内力量予以罢免。赫鲁晓夫出局后,苏共曾尝试以书面形式防止强人政治的再现,但随着“三驾马车”中勃列日涅夫的权威日增,苏联政治最终还是回到了历史的路径依赖之中。

  安德罗波夫和切尔年科短期过渡后,戈尔巴乔夫以改革派身份接过明显僵化、老化的苏联政治马车。在经历多次尝试体制内改革但都未能取得如期成效后,戈尔巴乔夫将话语目标更多转向了民众,试图利用社会底层的支持取得改革、重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历史节奏出现了惊人的重复,但同样青睐强人政治的戈尔巴乔夫未能真正变成政治强人,最终葬送了苏联和苏共。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在叶利钦团队的带领下采取制度移植的路径,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从威权到民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新一轮现代化转型。但这一复杂程度不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恰恰是以民主的名义而以强人政治的实质予以推进的。由此,俄罗斯强人政治的传统和现实政治中的超级总统制等制度安排构成了严密的耦合关系。

  1993年12月12日,叶利钦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府院之争的政治胜利,他所主张的以总统为绝对优先的宪法制度设计获得了全民公决的支持。在公民投票之前,叶利钦携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转型中积累起来的领袖群伦的群众基础,呼吁俄罗斯民众支持他的宪政法案。这一段演讲说出了强人政治的制度安排对叶利钦这个政治强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我并不否认在宪法草案中总统权力的确非常可观,但是你们还想看到什么呢?这是一个沙皇和领主们长期统治的国家,一个集团利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一个上述利益的代言人没有清楚界定的国家,一个正式的政党才刚刚诞生的国家,一个纪律性不强、人们漠视法律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你们能仅仅依赖或主要依靠议会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用不了半年,如果不是更快的话,人们就需要一个独裁者。我敢保证,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独裁者,而且很有可能就在同一个议会里⋯⋯这不是一个关于叶利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人民的问题。人民需要一个官员,他可以对人民提出的要求做出答复⋯⋯(在新宪法中)俄罗斯总统需要足够的权力使之能够改革这个国家。

  最终,当时的俄罗斯民众选择了信任叶利钦,也就意味着叶利钦有关强人政治的核心论据得到了绝对的认可。

  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欧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的叶利钦问题研究专家柯尔顿(T. Colton)教授曾指出,按照1993年宪法第135条规定,宪法最核心的第1、2、9章的条款可以被修正的前提是成立“宪法大会”、三分之二多数赞同或诉诸全民公决。但俄罗斯法律上关于宪法大会的构成和任务却没做任何规定。宪法第136条规定了议会有权以有效多数票(国家杜马的2/3和联邦委员会的3/4)通过一项联邦宪政法案,提议对宪法第3章到第9章进行修改。但除了必须总统签署该法案,还需要俄罗斯近100个选区的2/3票的批准方能生效。这样一来,上述两项宪法条款所赋予的可修正空间更多是虚拟情境而非现实。

  叶利钦煞费苦心设计的高度复杂的宪法修正模式,确保了在整个90年代的混乱时期赋予其合法权力来源的国家根本大法不受撼动,从而在事实上确保了俄罗斯总统的绝对权力和强势地位。即便是俄联邦共产党一度成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大党,但在1993年宪法的框架内,在叶利钦的支持率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也未能成功弹劾这位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型政治中内生的分裂和极化状态,导致反对派无从挑战以超级总统制为内核的俄罗斯政治制度。直到2008年,93宪法连一个标点都没有被改动过,而其设计者叶利钦此时已经告别俄罗斯政坛整整9年。

  和叶利钦类似,普京同样选择了强人政治的发展路径,虽然其话语和叶利钦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区别。普京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幸运的,这不仅在于他获得了叶利钦在关键时刻的信任和提拔,还在于整个90年代叶利钦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他可以轻易地建立起属于他的强人政治的根基。在即将接过叶利钦的班、出任代总统的前夕,普京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后来被普遍视为其执政思想核心的要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如下:俄罗斯注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任何二流、三流国家的地位对俄罗斯而言都是屈辱;而强大的国家必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来掌舵,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发展困境。

  普京在论及国家作用时反复强调:

  “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做到这一点,在那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而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这样一来,叶利钦所倡导的、被当时民意普遍支持的、基于强人政治考量的超级总统制,最终在始于2000年并至少延伸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力。

  ▍2000-2012:普京式强人政治如何成为可能?

  在西方传统政治理论看来,普京这种政治强人的长期执政很不科学。正常的规律似乎应该是:如果当权者可以持续给民众提供良好福利,民众在其治下生活得足够幸福,进而对未来有更好、更高预期的话,选民的投票会倾向于现政权。西方的精英和媒体的主流意见几乎把普京的强人政治视为俄罗斯的万恶之源,也因此对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有效性经常充满质疑。但严格意义上来说,普京参加的2000年、2004年、2012年三次总统选举的过程恰恰符合传统选举政治中的经典假设,即社会经济形势越好,老百姓对政治家越信任,获得胜选的可能性越高;反之亦然。

  2000年总统大选,普京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的。与垂垂老矣、后期更多是病夫治国的叶利钦相比,普京代表了阳光、健康和希望。整个90年代,俄罗斯经济情况都很糟糕,转型之痛让民众深感忍受之苦。普京的横空出世刚好赶上比较好的时间节点。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触底反弹,由于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上升了,再加上油价渐渐走高的有利的国际行情,增长变得不再是梦想。而第二次车臣战争又把普京推向了民族英雄的高度。所以,2000年普京首次参选拿到了68%和52.9%的投票率和得票率,无疑符合传统的选举政治逻辑。

  到了2004年,俄罗斯经济形势越来越好,社会安定,90年代的混乱噩梦为有序发展的现实所替代。这一时间段也是普京执政18年来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以及老百姓的期望值最高的时期。当时每年年初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都有一个民意调查,询问受访者的未来预期。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那时候都感觉良好,认为自己下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会进一步增加。基于这一预期,俄罗斯老百姓开始扩大消费甚至提前消费,这又变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源。就这样,普京的政治威望开始巩固、提升、再巩固、再提升,成为民众心目中俄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领导人之一。2004年俄适龄选民的投票率和普京赢得总统的得票率分别为64.39%和71.31%,这充分证明了普京“经济发展换政治支持”这一权力公式的有效性。

  2008年,普京避而不用独联体其他国家领导人常见的、遭到西方诟病的通过修改宪法来长期执政模式,而是推举时任总理的梅德韦杰夫上台做总统,自己转任总理。这一手“王车易位”的方式在形式上突破了俄罗斯政治传统,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普京在俄罗斯政治中的绝对权威。在1993年宪法框架内,总统相对于其它权力机构无可挑战的绝对多数权力决定了总理的重要性不高。所以,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和普京选任的总理几乎都是技术官僚,是克林姆林宫战略和政策的执行者。

  在这一意义上,梅德韦杰夫并不例外。尽管他不是一个政治新人,但其即便不是完全没有独立性,其权力也是较为有限的。按照俄罗斯的民意调查,在民众信任的政治机制中,总理的信任度通常很低。但即便如此,普京一支持,梅德韦杰夫就顺利当选,甚至得票率也超过了70%。换言之,普京是将民众对自己的政治信任兑换成了梅德韦杰夫70.28%的得票率。

  2012年,普京再度出山,第三次竞选总统大位。俄罗斯宪法确实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但也没有明确规定禁止间隔一段时间后再次参选并当选。在一定程度上,普京利用了俄罗斯根本大法上的一个瑕疵,并引起了西方的强烈批评,外部压力不小。关键的问题还在于,2008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当欧美经受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风暴冲击时,普京曾认为俄罗斯是风暴中平静的港湾。但他没想到话音落下不久,俄罗斯就卷入了风暴,且从此经济发展乏力,甚至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被经济学家批评有增长无发展。所以,2012年那次总统选举,一方面,普京只要参选就能当选是没有疑问的,西方即便对俄罗斯的民主充满了偏见和质疑,在这个问题上也早就有了和普京团队一样的结论。但另外一方面,能否赢得更体面对克里姆林宫具有重要的战略与价值,西方的批评和质疑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

  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2012年俄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和普京的得票率分别为 65.34%和63.60%,不能算不高,但和2004年和2008年相比颇有不如。而西方则倾向于认为这些数据都有一定的水分,并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质疑:

  第一,部分地区的数据过于异常。84个联邦主体中,至少有5个地区的数据在西方看来存在问题。车臣近100%的支持率,怎么看怎么不科学。毕竟这是一个曾经造过反、闹个独立,且至今事实上更是独立王国的联邦主体。在西方看来,车臣等地如此心向普京本身就是最大的疑问。凡是普京得票率在90%-95%的地区,按照西方的选举政治逻辑都应是被质疑和挑战的对象。

  第二,普京疑似动用了手段做票。当然,这不是说完全造假,但西方很多分析家坚持认为克里姆林宫用了很多行政手段作为杠杆来塑造选民投票倾向及行为。其中,他们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民意调查的政治化运用。抽样调查有一套方法,西方主要质疑的是像全俄罗斯舆情研究中心这些亲政府的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信的,而独立调查机构发展环境的变化似乎也给了这种怀疑论者口实。西方研究者怀疑,俄罗斯亲克里姆林宫的民意调查机构经过后苏联时期的长期运作,已经掌握了选举控制的政治技术,熟稔何时、何地释放何种民意数据,以引导民意、引导投票行为。根据西方学者的评估,可能普京的实际得票率接近但不到50%,按规定不过半数就要进行第二轮选举;而只要进行第二轮,对普京来说就会是失败,哪怕第二轮普京照样能拿下。

  无论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如何,我们无法否认的是,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和得票率与普京四年总理任内的经济形势有相当的正相关性。2008年之后的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部分消解了此前八年普京积累的人气、威望,也导致了2012年相比于2008年他力推梅德韦杰夫做总统时选情下降的现实。以上是普京执政18年的政治-经济逻辑。

  ▍2018-2024:俄罗斯强人政治的新周期

  克里姆林宫对2018年总统大选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选前也曾经做了一个双70%的预案,即投票率和得票率都要争取超过70%。因为这是普京第四次冲击总统宝座,如果把他从2008年到2012年名义上担任总理但实际上仍是俄罗斯权力最高统治者的时间也算上,加上这一次显然也会顺利当选,那么普京将执掌俄罗斯权力体制长达24年。未来6年,普京必须要有足够的合法性、正当性,所以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技术专家们就设定了上述两个70%的目标。这也是汲取了2016年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的教训。那一次杜马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7.8%,首都莫斯科只有区区35%。俄罗斯社会似乎出现了一个“沉默的多数”,这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作为普京执政支柱之一的“统一俄罗斯党”这一权力党的正当性。在体制内反对派和体制外反对派对克里姆林宫全力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不构成任何实质性挑战的情况下,选民的审美疲劳导致了上述尴尬结果。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如果本次总统大选重复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的状况,那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与普京前三次总统竞选不同,俄罗斯当下整体的发展情况不容乐观,这对实现双70%的目标极其不利。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在西方制裁、油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和本身经济的结构性弊端这三重因素的同时作用下,俄罗斯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期。最近几年来,只有2017年俄罗斯经济实现了正增长,以至于普京在当年年底的记者招待会上不等提问就几次迫不及待地想主动谈经济向好的态势。实际上,俄罗斯经济去年一年增长率不足2%,和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相比没有任何速度和规模优势。受这样的增速以及整体受制裁等因素拖累,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近几年不断下降。

  问题在于,以往几次总统选举都有一个经济发展态势和政治支持程度的正相关性,而这一次民众的基本预期是接下来6年内俄罗斯将面临比2012年更为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经济上要打高增长翻身仗的可能性同样比较低。那么,为什么普京在2018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如此高的得票率?为什么俄罗斯选民不管经济社会形势如何变幻依然对普京这么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其实,关键的节点就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这场至今仍看不到解决希望的地缘政治危机,其在内政层面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普京借此最终生成了他作为一个全能型领导人的无可争议的角色和地位。以前普京及其团队需要去有意识地构建、营造这样的形象,全世界经常看到普京隔一段时间就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式的秀肌肉、秀才艺的种种场景 。这本身就是强人政治不可或缺的形象构建部分,彼时彼刻的普京也需要这样的偶像崇拜,以获得更多、更持久的执政资源。

  但乌克兰危机之后,这种需求变得不再那么重要。2018年总统大选,普京一如既往地不屑和其他的候选人进行同台电视辩论。最鲜明的对比是,普京这次居然没有任何正式的竞选纲领。2012年他好歹还在报纸上发表7篇长文,专门来宣讲自己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理念。这一次,这种常规动作都没有了。2017年底的记者招待会和推迟了几个月才在2018年3月1日举行的国情咨文发表,变相地成了普京阐述自己政纲的平台。但和以往相比,这一次普京对于未来执政愿景的表达似乎不够系统,也少有新鲜话语。相反,倒是跻身世界经济五强这样的发展目标被再次当作核心指数推出,其实,这一目标在2007年即被提出,2012年已经被使用过,且按当前发展态势几无可能实现。

  普京今年以创纪录的高票赢得第四次总统大选的胜利,克里米亚效应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前18年内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普京权力公式开始被经济和政治分离的规则替代。在某种程度上,普京已经完成了执政正当性来源的转换,收回克里米亚使嵌入俄罗斯政治传统的领袖评估和认知模式重新发挥作用,使得他可以无需过多倚赖经济因素。

  俄罗斯评价政治强人成功得失的传统标准对这一政经分离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作为军事强国,俄罗斯重视领土问题,这是衡量领导人执政水平诸多影响因子中最关键的一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多次针对历史上本国领导人的评价方面展开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凡是曾经有过开疆拓土之功的俄国领导人排名都比较高,凡是导致俄罗斯大国地位受损的领导人获得的认可都比较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斯大林以及当下的普京是前者的标志性人物,列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则归于后者序列。

  普京对俄罗斯民众这种结构化的经典认知显然了如指掌,并且充分利用由此衍生的政治文化传统为自己的正当性提供养分。一份有意推迟、为大选服务的国情咨文,其总长近两个小时,普京花了42分钟大谈特谈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各种杀手锏,但只花了12分钟左右的时间直接来讲经济和工业。从时间分配可以看出,普京想要传递给民众的首先是一个拥有杀手锏的大国形象,这一遵循俄罗斯传统政治逻辑的话语对俄罗斯人有极强的感染力。对他们来讲,国家的强盛比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更重要。

  基于同样的理由,普京近年来在接受国内外的访谈中,经常强调2008年8月8日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以及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后的克里米亚“回归”的决策,是他一个人做的。普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关乎国运的重大关键节点是塑造他长期执政的正当性的关键所在,可以提供远高于经济发展的政绩支撑。

  所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在把克里米亚“收回”俄罗斯版图的那一刻起,普京就自动获得了一个可以与斯大林、彼得大帝这样一些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帝式”的人物共同的、甚至有过之的神话式正当性。这毫无疑问是2018俄总统大选普京的最大的支持来源。

  ▍强人政治的老问题能否解决?

  普京在2018年总统大选中无可争议地胜出,意味着俄罗斯政治进入了“长普京时代”的新周期,但困扰俄罗斯发展的那些老问题依旧存在。

  第一,俄罗斯政权交替的问题如何解决。2008年,梅德韦杰夫代表普京取得总统大位后,即推动了普京一直避免的宪法修正,将下一次开始的总统任期从4年改为6年,相当于为普京长期执政提供了一个宪法支撑。2024年,普京的第二个连选连任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届时72岁的普京似乎很难重启“王车易位”程序,和梅德韦杰夫再次互换角色,然后在78岁时开始第三个连选连任的总统长周期,直至90岁彻底退出俄罗斯政坛。

  换言之,当普京在2024年结束本轮总统任期时,俄罗斯政治权力的延续或断裂将成为克里姆林宫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果整个俄罗斯执政精英团队要求普京继续掌舵,那么,修改总统最多连任两次的宪法规定恐怕在所难免。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境是,普京当局将不得不效仿此前很多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通过全民公决延长总统任期的做法,尽管克里姆林宫迄今为止都不想使用这种注定会引起西方强烈批评的手段。当然,顺理成章地直接退出俄罗斯政坛,或者形式上退出、继续事实上掌控或部分掌控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无论如何,“2024问题”或将持续存在于普京4.0的整个周期,俄罗斯走向何方这个历史性命题仍将存续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第二,在“2024问题”贯穿整个新周期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普京体制的稳定性。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开始启动精英更替的政治工程,一部分曾经在普京团队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老近卫军”慢慢淡出政治舞台,“新近卫军”接班上岗的态势已经形成。新团队中部分人属于政治新人,但更多的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序列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成熟技术官僚,以及一部分子承父业的二代精英。新旧精英的渐进式转换同样意味着寻租利益集团的局部调整,也必然带来一定范围内的利益重组。由于权力-产权共占同构的传统政商关系结构在普京时代同样发挥着作用,普京的亲信和朋友在不同战略产业内都拥有足够的话语和实际权力。被评论界称为普京政治局2.0版及与之匹配的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精英组合的更新升级,必然带来安抚旧精英和稳住新精英的双重任务。

  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尽可能地减少新旧转换可能带来的局部动荡,重新分配内部的资源和红利,以及最大限度地创造获胜集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最大的政治。换言之,普京在未来6年执政能否做到稳稳当当,与能否用较低成本维持整个执政团队的内部团结有密切关联性。因此,做大侧近人士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分利集团的红利蛋糕,为各路精英提供新的分利机制,使普京体制的稳定性得以加强,成为了必然选项。

  第三,俄罗斯经济如何走出有(低)增长无发展的困境。2017年,俄罗斯经济虽然逐渐摆脱了国际大宗商品行情持续走低、西方主导的精确制裁压力增高的负面影响,终于走出“零/负增长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从此告别了被部分经济学家批评为“有增长无发展”的旧模式。历史遗留的过于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商品且不断固化的“俄罗斯病”远未解决,本轮GDP增长似乎仍然是国际油价回暖的产物,而并非经济结构调整到位的结果。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被迫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并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其在很多领域进展并不如意。为了应对可以预见的养老金等福利基金的巨大空缺,克里姆林宫不得不依托在议会的优势权力结构,强行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相关法案,这对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影响尚需观察。更关键的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俄罗斯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削弱,传统的支撑GDP增长的国防订货,其作用随着军事预算总量的下调,可能将不再特别明显。总的趋势是,俄罗斯经济在短期内几无可能重归普京头两个总统任期内的高速增长,低速增长的大趋势很难修正。

  普京可以打破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经典逻辑,赢得2018年总统大选,但这绝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在新政治周期内失去了意义。毫无疑问,如果能推动俄罗斯经济在未来6年内重返强劲或可持续增长的轨道,势将需要更扎实的民众满意度和支持度,这对普京妥善解决“2024问题”都将有极大裨益。俄罗斯部分精英近期开始用购买力平价来计量俄罗斯GDP在全球的排名,这似乎表明,克里姆林宫对使用实际汇率计价的GDP冲进世界五强已不抱希望,这在事实上表明经济问题的政治性在普京新的强人政治周期内依然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第四,如何处理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乌克兰危机结构性地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使得自冷战结束以来经历过多次周期循环并经常下降的国家间关系屡创新低。普京曾经的助理、也被公认是普京意识形态领域的操盘手——苏尔科夫前一段时间甚至发出俄罗斯注定百年孤独的感慨。迄今为止,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现出强烈的改善对俄关系的愿望,但美俄两国国内彼此促进的反俄/反美与排俄/排美的思潮及政治力量,依然在强烈地影响和塑造着两国关系议程。俄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正常化并获得足够的发展动力,仍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而自视为规范性权力的欧盟,受制于内部高度复杂的决策模式,其对俄政策仍建立在战略疑虑的基础之上,在乌克兰危机没有获得足够的缓解前,全面松绑欧俄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问题的悖论在于,对于大国地位的追求已经被镌刻到俄罗斯的民族基因上。普京在叶利钦转交总统权力的前一天于《独立报》发表的长文就警示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有沦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风险。俄罗斯学术界和决策圈都认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源在于,俄罗斯没有被西方视为平等伙伴而更多被当作小跟班、依附者,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民族屈辱感。俄罗斯的战略关切是否可以随着西方更多将竞争焦点转向中国而获得部分满足,至少在普京强人政治的新周期内仍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

  ▍小结

  整体而言,广袤无垠的空间及附属于其上的丰厚资源储藏,既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羡慕、嫉妒但又无法恨的俄罗斯的比较优势,又是俄罗斯快乐并痛着,且难以跳脱地影响其发展路径的比较劣势的根源所在。俄罗斯政治强人和强人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空间都植根于此。普京以绝对的优势和不同于前三次总统大选获胜的逻辑赢得了2018年总统大选,标志着俄罗斯在其治下的强人政治新周期。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一书中曾指出,领导者对事件发展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本人的主观才能,而且受命运所给予他们的难以测度的偶然因素以及客观机遇的制约。对普京及其执政团队而言,这似乎意味着,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影响俄罗斯长期发展的一些老问题,俄罗斯政治的稳定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国际身份认同中的东西方悖论等经典问题,在2024年后说不定会以较为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8期,原题为“普京与俄罗斯政治:新周期的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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