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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夹缝之间的乌克兰 |《外交事务》

沙希利·浦洛基 · 2020-02-07 ·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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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处于美俄力量冲突的焦点,而美国历任领导人在一厢情愿的“神奇式思考”之下一再做出错误应对,使乌克兰局势逐步恶化以至难以挽回,甚至影响到了美国自身。对于美国而言,稳定的乌克兰不仅仅是构建持久的后冷战国际秩序的要求,还是构建稳定的国内秩序的前提。

  帝国夹缝之间的乌克兰

  作者: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玛丽·萨洛特(M. E. Sarotte)

  译者:王允文

  导言

  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是哈佛大学乌克兰史教授、哈佛乌克兰研究院院长,著有《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等专著。玛丽·萨洛特(M. E. Sarotte)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研究教授,著有《崩塌:柏林墙的偶然打开》、《1989:努力构建后冷战时代的欧洲》等专著。两位教授于2019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写《乌克兰浅滩》(The Shoals of Ukraine)一文,对乌克兰面临的困境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两位教授认为,乌克兰处于美俄力量冲突的焦点,而美国历任领导人在一厢情愿的“神奇式思考”之下一再做出错误应对,使乌克兰局势逐步恶化以至难以挽回,甚至影响到了美国自身。对于美国而言,稳定的乌克兰不仅仅是构建持久的后冷战国际秩序的要求,还是构建稳定的国内秩序的前提。

  从最初来看,乌克兰作为欧洲边缘的国家,能够骤然成为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动荡的中心是很不可思议的。在调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President Donald Trump)的民主党政敌的过程中,华盛顿的一项弹劾调查更加细致地说明了特朗普政府是如何尝试将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限于美国与乌克兰的合作。特朗普的总统之位前途不明;这一事件带来的更进一步的反响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和持续性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乌克兰处于风暴中心的事实毫不令人惊奇。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欧洲大陆上几乎所有建立持久的后冷战秩序的主要尝试都在乌克兰浅滩上搁浅了。正是在乌克兰,必胜的历史终结妄想与正在发生的大国竞争现实之间的分歧以最赤裸裸的形态展现了出来。

  对于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乌克兰是一个典型的勇敢而年轻的国家——一个尽管存在历史的负担,却成功走向民主发展道路、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新世界秩序的一部分的国家。与此同时,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乌克兰仍然是其长期以来的势力范围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依照旧权力规则运行的国家。这两种视角之间的差别十分有助于解释为何后冷战期望没有实现,而当今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相互倾轧和不确定性。

  美国和其他西方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回避两个困难问题:乌克兰在欧亚秩序中的位置与乌克兰在美俄紧张关系间的角色。尽管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地缘政治竞争的终结,但是它并不标志着地缘政治的终结。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渴望、野心与能力的消失。自1991年11月起,苏联或许在纸面上不复存在了,但是其影响却不然。帝国从不会简单地消亡。它们会经历漫长而混乱的消亡过程,一旦有机会,它们便会否认自身的衰败;一旦有必要,它们便会交出他们的统治权;一旦感到有机可乘,它们便会发起领土收复行动。苏联解体仍在进行,其结果在乌克兰最为清晰地体现了出来:乌克兰毁掉了一次又一次在欧洲大陆上建立持久秩序的尝试。

  乌克兰在此前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的故事体现了“神奇式思考”(magical thinking)的非凡韧性和带来的高昂代价——不仅仅是由乌克兰人买单,美国人也越来越多地为此付出代价。

  一个时代的终结

  1991年,在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华沙条约的崩溃之后,最后的苏维埃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和最初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都认为,他们可以重塑苏联而不是解散它。他们提出了一个新型联盟的构想,一个将苏联转变为由15个加盟共和国通过协议构建的更加松散的联邦的构想。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不给公民们一个选择他们是否想要维持一个改组帝国的机会而达成这一目的。

  如同在一个帝国的政治中心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严重错估了帝国边缘地带的情绪。乌克兰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撑起帝国的残躯毫无兴趣,他们想要彻底的独立。但是一旦少了人口第二多的斯拉夫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便都看不到通向新联盟的可行路径了。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非斯拉夫共和国在残缺的联盟中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部分则是因为俄罗斯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情形下资助和管控这样一个联盟。

  在这一尝试面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深受“神奇式思考”的荼毒。尽管他是一个诞生于反帝革命的国家的领袖,布什仍然希望说服乌克兰留在苏联。他害怕苏联解体后会成为噩梦版本的南斯拉夫,会在分裂后发生牵涉核武器的种族暴力冲突。其结果是,1991年8月,在布什最后一次访问行将就木的苏联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软弱的基辅演说”,希望能够阻止乌克兰脱离苏联。布什在乌克兰议会演讲道:“自由和独立不是一回事,美国人不支持那些为了用地方独裁统治取代远方中央的专制而谋求独立的人。”这一演讲具有尖锐的讽刺意味:苏联在不久前仍是美国的最大仇敌,现在一位美国总统却积极尝试延续它的存在。

  布什未能成功说服乌克兰议会。乌克兰议会抓住了莫斯科在失败的政变后暴露出的弱点,宣布了自身完全独立的意图。基辅在1991年11月公开要求双重选举,即要求允许乌克兰人就议会宣言公投表决并选出一位新总统。90%以上的投票者都支持独立,其中包括克里米亚54%的选民,而克里米亚是一个俄罗斯人占大多数的、有着黑海重要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半岛。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对独立的支持率则超过了80%。

  叶利钦在当时已经排挤掉戈尔巴乔夫而成为莫斯科的首要领导。他终于发现他多么严重地错估了乌克兰对脱离正在崩溃的苏维埃帝国的渴望程度。在失败的政变后,他一直试图用吞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来威胁基辅,以求将乌克兰留在联盟。然而,11月的投票证明叶利钦的恐吓适得其反:它们实际上坚定了基辅反抗的决心,并且使其它苏维埃共和国(和华盛顿)惊恐不已。

  叶利钦被迫立刻改变策略。他决定于乌克兰公投独立的一周,在白俄罗斯靠近波兰边境的狩猎小屋中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当叶利钦发现他不能将乌克兰留在联盟,并且很多其它共和国也会效仿乌克兰脱离联盟之后,叶利钦决定摧毁联盟——这是他所知的唯一政治秩序——而不是和剩下的共和国绑在一起:这些共和国主要是非斯拉夫共和国。三位领导人就宣布苏联的终结达成了一致,并告知了戈尔巴乔夫——仅仅在通知布什之后。

  新生的核国家

  在独立之后,乌克兰立刻成为西方的直接威胁:它“与核武器同生”。这一新生国家继承了大约1900枚核弹头和2500枚战术核武器。诚然,鉴于发射核武器的力量仍然在莫斯科的掌控中,乌克兰对其领土上的核武器只有物理上的而非使用上的控制。但是考虑到乌克兰具有大量铀矿、可观的科技实力以及生产能力,特别是对导弹的生产能力,这从长期来看并不重要。举例来讲,每一枚在1962年被运送到古巴的苏联弹道导弹都产自乌克兰。

  乌克兰瞬间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国家,拥有着超过中国、法国、英国的核武器库。(其它两个新生国家——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继承了核武器,但远没有那么多。)乌克兰的战略武器足以摧毁美国的城市,而决定究竟谁能同时具备对这些武器的发射控制和日常的实际掌握成为了布什政府的当务之急。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向布什提出了关于这些事态重要性的严峻看法。贝克告诉布什,“在战略上没有任何对外问题”比苏维埃核武器库在国家分裂后的未来“更值得你的关注和时间”,“一个涉及30000核武器的南斯拉夫式的态势将会对美国人民造成极大的危险——美国人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做出回应,他们会让我们对其负责。”

  贝克认为美国与前苏联的核竞争没有任何意义,且存在很大风险。从苏联中只能产生一个核国家——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之所以会存在这一偏好是因为华盛顿长久以来都在与莫斯科就军备控制问题打交道。贝克认为,与其应对一群全新的核国家,还不如对付熟悉的对手。其结果是,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利益突然变得一致起来:要么摧毁前苏联的所有核武器,要么就将它们都迁到俄罗斯。布什政府及其继任者与叶利钦保持紧密合作,借助一系列的诱惑和外交压力力求实现这一目标。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辐射范围涵盖了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大面积地区,在其带来的恐惧之下,乌克兰人最初似乎倾向于赞成美国和俄罗斯的乌克兰去核化方案。但是与俄罗斯持续进行的主权争夺,特别是对克里米亚的争夺,使得基辅开始重新考虑这一方案。1992年5月,莫斯科和基辅就主要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苏联黑海舰队展开了讨论。有关舰队划分和港口控制的争论拖了足足五年。鉴于紧张局势加剧,乌克兰议会就放弃前苏联导弹提出新要求:经济补偿,对乌克兰国界的正式承认,以及安全担保。

  在1994年11月于布达佩斯举办的一个国际峰会上,超过50位领导人计划基于先前存在的同名会议组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英国、俄罗斯、美国的领导人借此机会向基辅提出了所谓的《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以减轻乌克兰的担忧。该备忘录的目标是使去核化进程重回正轨并最终确定从乌克兰移除核武器。作为放弃自身所有核武器的交换,乌克兰将得到领土完整的保证——不是与保证有相当差异的担保,只是一个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后冷战世界中看似没有什么意义的保证。

  在当时,华盛顿也在牵头建立一个叫作和平伙伴关系(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的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相关的安全组织。这一伙伴关系对后苏联国家开放——意味着它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位置,也因此为乌克兰放弃其核武器提供了进一步的诱因。

  尽管并未得到更加坚实的担保,乌克兰仍然决定签署这一备忘录。基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存在一个弱点:乌克兰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如果乌克兰不签署该协议,一旦美俄在经济问题上联合起来与乌克兰对抗,它便要面临国际孤立的前景。签署协议看似是一个避免孤立和获取急需的经济援助的途径。

  最初,《布达佩斯备忘录》似乎代表着华盛顿和莫斯科共享胜利和协调一致的重要时刻。诚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向叶利钦建议的那样,他们共同参与了一项有价值的事业:“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我们第一次有了使全欧洲保持和平的机会。”克林顿正确地强调,乌克兰是行动的“关键”。

  但是最近解密的文件表明,这一胜利是不完全的——乌克兰在当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无能为力。一位乌克兰外交官在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之前向美国外交官承认,他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会遵守他们签署的协议不抱任何幻想。”基辅知道,旧的帝国中心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乌克兰。于此相反,乌克兰政府仅仅希望“得到在俄罗斯违反协议时,使基辅有可能通过它在国际论坛上寻求协助的协议”。

  有迹象表明,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在同一会议上,叶利钦通过攻击美国扩大北约组织的计划出其不意地指责克林顿,声称他在强迫世界从冷战转向“冷和平”。新近获取的文件显示,这一猛烈抨击于1994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较量。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通过对总统的遭遇袖手旁观来警告他,一个受创的莫斯科会严厉谴责北约组织的扩张并扰乱美俄之间的战略武器控制谈判。

  然而,佩里的努力毫无结果。在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重新开始从乌克兰移除核武器之后,乌克兰问题对华盛顿而言的优先级便大大下降了。与此同时,1994年11月,由于支持北约组织扩张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和平伙伴关系的反对者们益发得势——他们希望尽快将一些仔细选择的国家纳入严格意义上的北约组织,而不是建立另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更加松散的安全同盟。尽管佩里做出了努力,克林顿仍然明确告知他的国防部长美国将会继续推动北约组织扩张到中欧和东欧。

  因此,乌克兰发现自身益发处境危险而寸步难行:它既在一个残缺的俄罗斯帝国——它在努力洗刷近年来的失败带来的耻辱——的边界上,也在逐渐形成的西方后冷战秩序之外。它既没有一个在首要的后冷战安全组织中的位置,也没有获得一个位置的途径。需要指出,首要安全组织最终还是北约组织,而不是和平伙伴关系或欧盟。其结果是,在乌克兰艰难地推进民主化并与腐败和内鬼作斗争的同时,它也停滞在某种灰色地带里,在某种会招致俄罗斯收复领土的处境中。

  最终,乌克兰的挣扎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乌克兰国内,事实上,它影响了后冷战秩序本身。曾经促使乌克兰去核化的华盛顿方面认为,它多半可以不再为这一国家担忧了。华盛顿相信,乌克兰的独立已经是既成事实。然而,现实是莫斯科从未真正接受乌克兰的独立,部分是因为它不仅将乌克兰视作前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将其视作与整个国家不可分割的现代俄罗斯的历史和民族中心。

  《布达佩斯备忘录》不能永远掩饰这一脱节。如果备忘录提供了乌克兰所寻求的对于其领土完整的担保而不仅仅是保证,那么俄罗斯侵犯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在内的乌克兰边境就会面临更大的阻碍。(另一个替代性的政策是加强乌克兰作为成员的和平伙伴关系,而不是使伙伴关系边缘化并推动北欧组织在有限的国家之内扩张。)不久之后,没有这些支持的后果就显现了出来。

  不详的预兆

  当一位叫做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前克格勃特工突然在1999年11月31日成为俄罗斯的代总统时,华盛顿方面的“神奇式思考”再次得到了彻底的展现。似乎是在一个(以权力交换卸任后的保护的)秘密交易之后,叶利钦在除夕做出了惊人的电视宣言。他将即刻辞职,而普京则是其继任者。战略环境立刻变得更加不能姑息乌克兰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而持续进行的尝试了。与叶利钦不同,普京尽全力重申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最初是通过政治和经济途径,随后则是通过使用军事力量。然而,西方政策制定者坚持认为普京就任后仍然会延续叶利钦所制定的国内和国际方针。

  这一见解的错误在当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最初普京看似乐于和西方合作,尤其是在9·11袭击之后。普京并不认为合作是共同利益的体现,与之相反,他认为合作是一种换取西方对莫斯科做出妥协的让步。但是在克里姆林宫支持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华盛顿拒绝提供其所希望的回报,即允许俄罗斯全权处理后苏联空间的事宜。美国反而继续支持后苏联共和国的主权,并拒绝承认俄罗斯仍然具有普京所认为的那种支配其前帝国的权利。

  北约组织和欧盟向东欧的进一步扩张为普京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之间短暂的蜜月期划上例外句号。在此之后,问题变得更糟了。2004年3月,北约组织接纳了曾经是苏联一部分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其它四个国家作为其成员国。波罗的海诸国的正式加入表明,北约组织的扩张不会在前苏联的边界前止步。2004年5月,欧盟效仿北约,也将其边界向东延伸,纳入了若干前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同盟国,包括波罗的海诸国、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作为一个否认其自身衰败的帝国的领导,普京仍然认为苏维埃的边界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将这些举动视作巨大的冒犯。

  这些扩张突出了乌克兰的脆弱性。作为仍然在北约组织和欧盟的边界以东的少数几个完全运作的民主国家之一,乌克兰突然发现自身正处于东西夹缝间的某种尤为难堪的不安定状态之中。于是,所谓橙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便作为回应出现了。通过橙色革命,乌克兰人明确表达了他们对于加入欧盟的渴望。2004年11月和12月,在合法性成疑的总统选举之后,人群涌上基辅的街头并成功实现了对真正自由的新选举的诉求。于是,亲欧盟的候选人维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成功当选。

  对普京而言,橙色革命意味着双重失败。其一,他的候选人失败了(哪怕俄罗斯总统亲自访问乌克兰帮助他开展竞选运动);其二,乌克兰的民主抗议加深了其它两个进行“颜色革命”的国家,即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反俄情绪。普京对于能够激起普遍游行示威的民众运动格外敏感。(当类似的抗议在1989年动摇了前苏联对东德的领导权时,他正在那里作为克格勃特工活动。)此外,因为他拒绝接受乌克兰已经真正脱离其势力范围的事实,他认为街头示威与对其在俄罗斯国内权威的抗议是形影相随的。在他眼中,他们都是相同的一件事:对他个人统治的直接威胁。

  然而,布什政府断定,这是进一步推动北约组织纳入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良机。回想起来,这一时机其实非常糟糕。美国已经错失了先前的两个以更低代价增进乌克兰安全的机会:在1994年,它可以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中为乌克兰提供其所寻求的安全担保;或者它可以重视覆盖范围更广的和平伙伴关系甚于北约组织。然而,布什政府恰恰在俄罗斯的后帝国创伤即将转化为暴力冲突时推动北约组织的扩张。它希望借助在2008年于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北约组织峰会开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程序。但是在最后一刻的干预,特别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政策制定者的干预下,峰会仅仅宣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在未来会成为北约成员国”——保留对成员资格的承诺,但拒绝其加入。尽管如此,损害结果却仍然出现了。

  没过多久,普京就决定入侵格鲁吉亚。在当时,西方并未认识到这一信号的全部意义。入侵不是格鲁吉亚人的鲁莽造成的一次性行动;不如说,它表现了帝国持续的崩溃,和对美国及其区域政策的愤恨造成了何种程度的俄罗斯创伤。但是在自身的“神奇式思考”之中,基辅的大部分政治阶级都认同西方人的观点,即格鲁吉亚的命运并不会降临到乌克兰头上,因为(他们认为)两个最大的后苏联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后冷战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鉴于两个斯拉夫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纽带,在基辅很少有人能够想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相互开火。

  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在当时只被认为是俄罗斯新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上台后美俄关系“调整”道路上的小小颠簸。美俄关系的短暂好转使得签订《新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the New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或曰New START)在巴拉克·奥巴马任期内的2010年成为了可能。然而,如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一样,新的协议除了笼统地防止核扩散,对后苏联空间的安全局势几乎没有特殊的贡献。

  复兴的俄罗斯

  2014年,在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的20年后,当基辅加入北约组织的野心化为泡影,转而试图通过达成贸易协议强化其与欧盟的联系时,暴力冲突再次出现了。乌克兰重新开始维护自身独立的行动又一次激怒了普京:俄罗斯为了在后苏联空间保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希望将北约组织和欧盟的扩张遏止在乌克兰国境以西。普京向亲俄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施压,并成功令他拒绝了联系贸易的提议。只不过,普京并未料到乌克兰人民的反弹如此强烈:2013年末到2014年初持续的迈丹抗议(the Maidan protests)说明了这一点。

  普京对于这些示威感到震怒,并充分展现了他的帝国本能。俄罗斯违背《布达佩斯备忘录》,并以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普京毫不隐瞒他的图谋:通过建立新的欧亚军队、政治、经济同盟来重整后苏联空间,以此抗衡欧盟和中国。俄罗斯同样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开展了混合战争。莫斯科的目标是迫使乌克兰“联邦化”,使各省都能够独立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倘若如此,乌克兰的亲西方渴望也就结束了。

  乌克兰依靠所有可供利用的途径反击,包括借助志愿者军营和其自身现存的武装力量——在多年的忽略后,它被快速重建起来。其结果是,俄罗斯通过输送正规军加入战斗将混合战争转化为常规战争。欧洲领导人出面调停,于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分别就《明斯克协议》(the Minsk agreements)进行磋商,姑且构建出了对话框架。但是战斗仍在持续,并使得近13000人丧生,其中包括士兵、准军事部队成员以及平民。数百万人成为难民,其中大约四百万人滞留在不被承认的分离主义共和国之中。俄罗斯为这些“共和国”提供资金和军事、政治援助,但是它们仍然很难渡过经济难关。

  在成功获得领土并使乌克兰动荡不堪之后,普京对于在其他地方的扩张信心倍增。普京政权在后苏联空间以外的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投放军事力量,并开始明目张胆地发动网络战争,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于2016年的美国。在令普京愤愤不平的苏联解体迎来25周年之际,俄罗斯使用社交媒体和其它网络工具对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干预。鉴于普京将苏联解体视作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尽管有很多其它事件也在争夺这一悲剧名号),他不大可能为了周年纪念组织阅兵。恰恰相反,他决定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展开报复。普京认为,希拉里在国务院操纵了诸多后苏联空间中的抗议活动,于是他通过支持她的对手对美国选举进行干预,并造成了决定性的后果。对于旧帝国中心不平情绪的误解再一次粉碎了对于持久的后冷战秩序的期望。

  溃烂的伤口

  乌克兰安全问题和它在新国际秩序中的位置数十年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这使得乌克兰被置于相当危险的斗争之中。大国之间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在乌克兰相碰撞。外部顾问也通过向乌克兰人建议如何应对他们的对手而赚得盆满钵满。

  一位美国人在这一点上尤其著名。他就是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亚努科维奇之所以能够在2010年当选乌克兰总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纳福特对他的竞选运动的安排。作为回报,马纳福特从亚努科维奇那里得到了丰厚酬劳,超过了他曾向美国当局承认的所有收入。特朗普也邀请马纳福特为他自己的总统竞选运动策划,而这一灾难性的决定将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也带到了乌克兰浅滩上。

  在揭示出支付给马纳福特的非法款项的文件被披露给乌克兰报纸之后,“乌克兰门”就开始了。马纳福特和亚努科维奇的紧密联系成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一项调查的对象,这使他从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中离职。2018年,马纳福特因涉嫌逃税与欺诈受审,并被两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处90个月监禁。然而,在入狱之前,马纳福特和他亲俄的乌克兰伙伴已经在特朗普的脑海中植入这样的观念,即腐败的乌克兰官员试图对他和他的总统之位造成损害。

  这位总统很快开始了他自己对乌克兰的“神奇式思考”。尽管美国情报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仍然坚持相信俄罗斯没有为了帮助他破坏美国选举,但乌克兰却为了帮助克林顿这么做过。特朗普还诉诸这样的阴谋论,即前美国副总统,现在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之所以会推动乌克兰政府解雇一位腐败的检察长,并不是为了促进美国的反腐败政策——尽管事实如此,而是为了保护他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亨特曾经加入乌克兰最大的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Burisma)的董事会.在当时,该公司正因为涉嫌洗钱而遭受调查。特朗普“神奇式思考”的实际结果就是暂缓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一决定令莫斯科十分满意,也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声望。普京的收复行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特朗普的协助。

  当前,特朗普的妄想可能会进一步损害美国选民对美国民主体系已经动摇了的信心,以及世界其他部分对美国领导的秩序已经削弱了的信任。而人们一般认为美国领导的秩序会在冷战结束后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美国过去的弹劾聚焦于不道德行为与非法国内政治活动,但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弹劾程序的中心则是总统在国外对美国力量的滥用。据说莫斯科的帝国野心在几十年前已经消亡,但是从克林姆林宫到乌克兰再到白宫,普京的追求现在却动摇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乌克兰安全问题仍然未被解决。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只要乌克兰局势变得不安全、不稳定,随之而来的后果就会持续影响乌克兰以外的世界。华盛顿相信,不需要采取重大行动就可以通过较低的代价确保乌克兰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是不现实的。更糟的是,促进乌克兰安全的最佳方法停留在过去。现在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组织只会加剧与俄罗斯的冲突,而不是减缓。华盛顿目前最好的选择是一边强化美国与乌克兰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双边联系,一边与美国的欧洲同盟国开展密切合作,共同确保乌克兰能够保护自身主权。尽管特朗普不太可能这样做,他仍然应当停止在他向乌克兰承诺的援助上耍花招。他应当重视安全援助与外交接触甚于特别往来。最重要的是,华盛顿必须确保弹劾程序不受俄罗斯干预,并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实是,只要不成功驶过乌克兰浅滩,美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便都不能推进稳定的政治秩序。

  翻译文章:

  Serhii Plokhy and M. E. Sarotte, The Shoals of Ukrain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2,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11-22/shoals-ukraine

  译者介绍:

  王允文,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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