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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路线与策略:缓慢衰落中的印共(马)

王静 · 2020-05-20 ·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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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共(马)为代表的左翼失利的内部原因在于基本政治能力的持续下降和2014年大选失利后整改调整措施落实不到位;印度人民党与大资产阶级结成裙带资本主义联盟以及选举策略的成功运用,是印共(马)失利的外部原因。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以下简称“印共(马)”]是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议会道路”的典型代表。1957年,印共(马)在喀拉拉邦上台执政,创造了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获得地方政权的先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顶峰时期,印共(马)及其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长期执政,成为印度政坛仅次于印度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的第三大力量。印共(马)长期执政的三个邦被誉为“左翼运动的堡垒”。“左翼运动的堡垒”凭借广泛普及的教育、惠及中下层人口的政策和独特的政治结构,人文指数长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常独特的经验和案例。

  历史上,印共(马)曾遭遇两次重大冲击,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东剧变,二是2011年丢失执政长达35年的西孟加拉邦政权。如今印共(马)正面临史无前例的第三次大冲击:2014年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印人党代替世俗民族主义国大党上台执政,左翼政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在2019年印度人民院第17次大选中,印共(马)选举成绩滑落到历史最低点。

  一、2019年印度大选前的政治形势

  印度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29年间,社会政治和经济持续陷入危机之中,催生出了极左翼的人民武装反抗斗争。印度大资产阶级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个“未完成的议程”,其全部收益尚未实现,面对危机与反抗,当务之急是防止新自由主义逆转。莫迪政府分别于2014年和2019年上台执政,标志着印度大资产阶级初步“成功”应对了新自由主义危机,阻遏了新自由主义潮流逆转。在莫迪执政期间,更加彻底的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保守的印度教特性计划在印度得到进一步推行和巩固。

  在印度左翼看来,“印人党和国大党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即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代表”。[1]然而,作为一支由社会民主党转型而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仍然具有某些民主社会主义色彩,在西方帝国主义和大财团看来,它只是软弱和犹豫的“自己人”。除此之外,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29年间,国大党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广大民众日益不满,亟需一个“干净的”替代者。

  印人党在1998~2004年和2014年至今10多年的执政期内,均延续和贯彻了国大党自1991年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二者在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上具有一致性。然而,高度组织化和具有卓越执行力的国民志愿团[2]——印人党显然更加符合大财团和大资本的利益要求。政权从国大党到印人党的更迭是“强硬的莫迪”代替了“软弱的辛格”。印人党替代国大党上台执政,本质上实现了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更换,目的是为更大一轮新自由主义铺平道路。

  2015年2月出任德里首席部长的平民党领导人阿温德·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erival)曾经指责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大同小异,无非是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2018年7月新晋亚洲首富)的两张脸,并指责安巴尼财团像东印度公司一样操纵着印度政府。据悉,安巴尼家族长期与国大党保持密切联系,财团创始人曾在1980年协助国大党掌权。但2009年辛格第二任期以来,双方关系疏远,原因是安巴尼家族嫌辛格改革太缓慢,故而转向支持莫迪。[3] 根据2015年的数据,印度前5名顶级富豪均来自古吉拉特邦或者与古吉拉特邦有密切联系。祖籍古吉拉特邦的安巴尼连续8年高居印度富豪榜榜首(截至2014年9月),[4] 安巴尼财团深度参与乃至主导了莫迪政府上台后推行的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活动。

  这种与大资产阶级的裙带关系为印人党提供了大量选举资源。据统计,在过去5年间,各政党获得企业捐助中的70%均流向印人党。数十亿卢比被用于支付广告和有偿新闻费用。此外,印人党还利用公司媒体和电子信息进行免费宣传。

  二、印共(马)2019年大选应对及惨败

  为了更好地应对2019年印度大选,在对上一次大选失利反思的基础上,印共(马)于2018年10月出台了《选举战略》。该战略认为,印共(马)在全国大选中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击败印度人民党同盟;其次,增强印共(马)和左翼在全国大选中的力量;最后,确保中央形成一个替代性的世俗政府。[5] 《选举战略》分析认为,在全印度范围内形成一个与印度人民党斗争的联盟是不可能的。因此,印共(马)将采取“邦灵活选举战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邦聚集世俗和民主力量,以动员最广泛的力量击败印度人民党及其同盟。”[6] “我们致力于与非国大党——世俗地方性政党同心协力结成反对印度人民党的斗争联盟。”[7] 各邦的选举策略都是依照党的政治路线——“反人民党票仓最大化”做出的。[8]

  大选结果表明,印共(马)及其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未能完成三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除了泰米尔纳杜邦、安得拉邦和特伦加纳邦,印共(马)的“邦灵活选举战略”在绝大多数邦中都失败了。印共(马)的独立力量和政治干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得票率和席位数持续下滑。

  在2019年5月进行的第17次印度人民院选举中,印共(马)及其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延续了以往选举的下滑趋势:1989年左翼民主阵线的得票率为6.6%,2014年得票率降低为3.2%,2019年得票率降到历史最低点——不足2%。[9] 而在这次选举中,印人党得票率提升为37.4%,席位数上升为303个。国大党得票率为20%,席位数为52席。[10] 国大党未能在选举中成功与地方世俗政党结成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共同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而在喀拉拉邦,国大党将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置于首要对手的地位。印人党在2019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印度政治右转态势进一步巩固。

  而在传统左翼运动的优势地区——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印共(马)及其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均遭遇了重大失败。印共(马)在继续执政的喀拉拉邦得票率下降。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得票率从2014年的40.2%降至2019年的35.1%——下降了5.1%。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的得票率从2014年的42.04%增加到2019年的47.23%,增幅为5.19%。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从2014年的10.8%增加到2019年的15.56%,增幅为4.76%。[11] 在西孟加拉邦选举中,印共(马)遭遇史无前例的失败,选举成绩堪称史上最差。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2014年大选得票率为29.61%,2019年大选得票率仅为7.44%,降幅高达22.17%。草根国大党2019年的得票率为43.28%,高于2014年的39.35%。印人党2014年的得票率为16.84%,2019年的得票率为40.25%,增幅高达23.41%。[12] 在西孟加拉邦,印人党从印共(马)的急剧衰落中获益。在特里普拉邦,印共(马)持续遭遇政治危机,2019年选举得票率仅为19.31%,与2014年45%的得票率相比,降幅高达25.69%;而印人党和国大党得票率分别为46.32%和26.69%。[13]

  三、印共(马)影响力式微原因剖析

  1.近年来印共(马)的基本政治能力的持续下降

  2019年印度大选后,印共(马)对党在此次大选中的表现进行了反思。在总结失利的原因时,印共(马)指出:“糟糕的选举结果再次表明,党未能扩大政治影响力、增强组织力量、增强政治干预能力。中央领导层必须为这一失败承担责任。”“大选结果明确告诉我们,党的独立性和政治干预能力大幅下降。”[14]

  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共(马)和其他左翼政党领导的阶级和群众组织多次发动群众运动和斗争。例如,2015年9月2日,在10个大型工会的支持下,银行业、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的1.5亿工人开展大罢工。[15] 2016年9月5日,印度的劳动工会组织了1.8亿工人大罢工,抗议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16] 2019年1月9日,印度2亿人参加了连续两天的全国总罢工。遗憾的是,尽管有大量民众被动员起来参与罢工,但参与罢工的工人和群众并未转化成印共(马)的选民和选票。这说明通过媒体宣传和政治宗教动员,很多印度工人和群众对穆斯林的仇恨远远大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这恰恰是其贫困的根源),可见印人党挑唆教派冲突的策略更加成功。

  印共(马)是南亚地区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之一,党员人数高达106万人,群众组织人数超过6000万人。但是在一些选区,印共(马)得票数低于该地阶级和群众组织人数。这说明,印共(马)在阶级和群众组织的政治化程度方面,工作做得远远不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党员和群众组织人数在不断增长,但是党和群众组织的号召力以及党的选举能力却并未提高。总体来说,一方面,党在一些邦维持着强大实力;而另一方面,党在力量相对弱小的邦和地区实力却有所下降”。[17]

  印共(马)还存在组织结构老化,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政策使青年人进一步“去政治化”,尽管莫迪政府统治下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印共(马)仍然很难动员年轻人加入斗争行列。而在城市贫民和中产阶级中,印共(马)影响力逐渐式微。

  针对政治影响力持续下降的趋势,印共(马)中央决策层指出:“我们缺乏对现有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农民和农业工人投票情况的评估。我们需要立即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人民疏远我们的原因。我们不仅要发现我们党存在的问题,而且要修正这些问题。”[18]

  2.上届大选失利后印共(马)的整改和调整措施落实不到位

  印共(马)在2014年大选中惨败,为了在下一次大选中能更好地应对,中央委员会于2015年12月通过了一项决议,提出要强化党的组织力量,确保党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不动摇。但是,2019年大选失利后,印共(马)中央认为,“决议”的多个方面并未付诸实践。[19] 根据2018年6月印共(马)二十二大决议规定,所有的邦委会都要对执行决议情况进行审查。然而,大部分邦委会未进行审查工作。尽管相继通过的许多决议强调群众组织的民主和独立运作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实践中,相关决议也未执行。

  3.印共(马)在“左翼运动堡垒”的影响力下降

  在继续执政的喀拉拉邦,印共(马)支持率持续下滑:在2019年大选中,由于担心在莫迪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干预和影响下,印人党在喀拉拉邦顺利上台,原本属于左翼民主阵线票仓的世俗民主力量的一部分以及穆斯林和基督教群体的选票流向了国大党。国大党是主张建立世俗主义政府的最大独立政党,其建立一个世俗主义中央政府的战略目标吸引了这部分选民。由于印共(马)在全国范围内势力的衰减,特别是接连在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失败,使其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针对印共(马)党员的暴力事件不断出现,反对派操纵媒体造谣抹黑,也对印共(马)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确保印共(马)和左翼民主阵线无法上台,印人党动员一部分选民将选票投给国大党。值得关注的是,在将部分选票转投国大党之后,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仍获得了高达15.56%的选票。

  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遭遇史无前例的失败。印人党复制了其他邦的动员模式,在西孟加拉邦开展了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鼓动运动。除了遭到印人党的进攻之外,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传统劲敌草根国大党也频繁发动针对左翼的法西斯主义攻击。在过去8年中,共计214名左翼人士被杀害,其中209名为印共(马)党员和积极分子。印共(马)和左派力量在全国和全邦范围内多次发动了持续的反抗运动和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并没有改变印共(马)在选举政治中的颓势。

  印共(马)在特里普拉邦面临着来自印人党的各种严峻挑战,诸如针对印共(马)的暴力活动、选举中的大规模舞弊以及玩弄身份政治挑唆教派矛盾冲突和对立。据印共(马)文件披露,在印人党持续的暴力攻击下,在过去14个月中,印共(马)50~60个地方委员会和党的分支机构无法正常运转。[20] 针对此次选举,印共(马)甚至无力动员一场有效的选举运动。印共(马)在传统地区部落人民中所获的支持已大大减少,群众基础遭到侵蚀。与之相反,印人党宣扬的部落身份和宗教意识形态在部落青年和中产阶级中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印共(马)在特里普拉邦影响力的衰落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正反馈效应。[21] 比如,某些激烈反对印人党、想要将印人党从权力中心赶出去的人认为,当前国大党是一支更有能力与印人党作战的政党。与西孟加拉邦的情形一样,这种想法在很大一部分穆斯林选民中占了上风,2014年议会选举中投票给印共(马)的相当一部分穆斯林选民这一次转投给了国大党。

  4.印共(马)主要对立面——印人党选举策略的成功运用

  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治下失业率达到惊人的程度,经济几乎全面停滞。在2019年大选中,印人党成功地改变了选举叙事,民生话题被印人党成功地规避和转移方向。在选举策略上,印人党充分利用了普尔瓦马恐怖袭击和随后的巴拉卡特空袭给广大民众造成的恐惧,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描述成对“印度教”印度的保护和对“穆斯林教”的巴基斯坦的打击。这一叙事进一步巩固了印度社会中的社群极化。

  印人党颇为成功地塑造了莫迪的形象。莫迪被各大媒体描绘成保护印度的“勇士”。印人党选举团队有效地利用了信息技术手段和新型通讯工具。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印人党选举团队通过Whats App、Facebook和其他平台有针对性地对选民进行定向的信息推送。印人党选举团队声称有能力通过自媒体联系近2.5亿人,其宣传对象主要是青年人,特别是首次投票的青年人。

  印人党—印度国民志愿团策划了在某种程度上跨越阶级和种族分野、包罗一切的“印度教民身份”,建立了巨大的“印度教徒票仓”。印人党通过印度国民志愿团组织网络安排数以万计的有偿志愿者,对选民挨家挨户开展选举动员活动。此外,印度国民志愿团系统地、有步骤地渗透到印度政府机构和各个部门。

  5.印度政治急遽右转

  印人党与大资产阶级结成了裙带资本主义联盟,对印共(马)和左翼运动造成冲击。印人党在2014年和2019年两度上台执政,都得到了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全力支持。当然,大资产阶级也从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中受益匪浅。2013年年底,印度《经济时报》对100名大公司CEO所做的随机调查显示,80%的CEO期待莫迪当选政府总理。在大资产阶级财团的支持下,印人党2014年的全国大选宣传经费高达500亿卢比,印度媒体1/3的选情都是围绕莫迪展开的。[22]

  通过对2014年度政党的收入情况和捐助来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印人党、国大党的捐助者主要是大财团。2014年,印人党获得19.247亿卢比的企业捐助,国大党获得17.225亿卢比的捐助,其中,比尔拉财团是国大党和印人党的最大金主。然而,印共和印共(马)从财团处获得的资助却十分微小,竞选经费主要来自党费以及党支部和党的领导人捐款。随着选举经费的水涨船高,选举越来越成为左翼政党玩不起的游戏。根据对2014年连任的168名议员进行资产分析发现,连任的议员在2009年的平均资产为5380万卢比,但是到2014年则高达1.278亿卢比,增长幅度为137%。其中,印人党78名连任议员的资产增长幅度为146%,国大党29名连任议员的资产增长幅度为104%。地方政党的资产增长幅度更大。相比之下,印共(马)连任议员的增长幅度最小,只有11%。[23]

  财团对印人党的支持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例如,莫迪政府第一任期时,大型寡头的资本巨量增长。在过去的5年中,安巴尼财团的资产翻了两倍,从230亿美元增长到550亿美元。这意味着,安巴尼在这5年里积累的财富,比莫迪成为总理之前的58年中获得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莫迪的另一位密友阿达尼掌控的财团资产,自2001年莫迪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以来,增长了50倍。当2014年莫迪在古吉拉特邦任期结束时,阿达尼已经成为亿万富翁,净资产高达26亿美元。在莫迪总理第一任期内,阿达尼企业的净资产从2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19亿美元。

  四、小结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以印共(马)为代表的印度议会左翼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衰落过程。与苏联、中国的革命政权能够以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工业化措施不同,印共(马)在执政地区施行了比较成功的土改政策后,在发展经济和工业方面一度面临瓶颈,被迫采用吸引外资等新自由主义手段解决危机,在左冲右突中探索新的道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政治秩序呈现出政治极化现象,极左翼和极右翼力量迅猛发展,中间道路面临着大失败、大溃散的局面。当前印度政治的发展也呈现出这种趋势。2014年印人党政府接替国大党政府执政以来,印共(马)陷入一次又一次更深的失败危机之中。一系列迹象表明,在具有强烈煽动性的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大攻势下,印共(马)目前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已经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应对战略印共(马)必然进入长期衰退的发展阶段。

  作者:王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注释:

  [1]CPI(M):PartyProgramme,http://cpim.org/party-programme.

  [2]“国民志愿团”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右翼印度教极端主义的政治组织,其宗旨在于复兴印度教国家。该组织注重培养青少年,不排除暴力斗争形式,是一个半军事化组织。1948年,该组织成员刺杀圣雄甘地,被国大党政府取缔合法身份。1949年7月,该组织重组并定性为宗教和文化组织,承诺不介入政治,遂恢复合法身份。1960年以来,该组织渐趋活跃;1980年以来,在该组织推动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出现复兴态势。以“国民志愿团”为中心组建的一系列政治组织,统称“团家族”。“团家族”包括印度人民同盟、世界印度教大会、印度人民党,以及各类工商组织、学生组织、地方政党组织和妇女组织等。国民志愿团在为“团家族”成员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行为指南的同时,还为其输送和培养人才,并提供全国性网络支持。

  [3]楼春豪:《印度财团的政治影响力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4]楼春豪:《印度财团的政治影响力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5]CPI(M):Electoral Tactics—17th General Elections,October 6-8,Delhi,http://cpim.org/documents/electoral tactics 17th general elections.

  [6]CPI(M):Electoral Tactics—17th General Elections,October 6-8,Delhi,http://cpim.org/documents/electoral tactics 17th general elections.

  [71]CPI(M):Electoral Tactics—17th General Elections,October 6-8,Delhi,http://cpim.org/documents/electoral tactics 17th general elections.

  [8]CPI(M):Electoral Tactics—17th General Elections,October 6-8,Delhi,http://cpim.org/documents/electoral tactics 17th general elections.

  [9]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10]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11]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12]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13]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14]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15]《印度1.5亿人大罢工抗议莫迪经济改革计划》,https://finance.sina.com.cn/world/20150902/173323151224.shtml。

  [16]《破纪录印度18000万工人大罢工》,https://finance.sina.cn/usstock/mggd/2016-09-05/detail-ifxvqctu6238240. d.html?from=wap。

  [17]CPI(M):Political Tactical Line:Draft Review Report,January 19-21,2015,Hyderabad,http://cpim.org/documents/Political tactical line draft review report.

  [18]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19]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20]CPI(M):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http://cpim.org/review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s.

  [21]正反馈为经典控制论中的术语,是指扩大对系统的干扰导致系统失稳。在生产、生活中,正反馈的例子虽然没有负反馈多,但却也是常见的。一般所谓“恶性循环”导致系统的破坏,大都是由于正反馈的作用。

  [22]张弛:《莫迪为何能赢得印度大选》,http://www.cssn.cn/dzyx/dzyx_llsj/201405/t20140528_1187904.shtml。

  [23]楼春豪:《印度财团的政治影响力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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