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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安东尼奥·奈格里 · 2020-05-23 · 来源:C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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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应对1917年工人阶级革命的影响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重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形式上,凯恩斯或许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论家。但是同样值得注意,凯恩斯依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世界,它所寻求的只是一种新的均衡模型。在凯恩斯的均衡模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在新国家形式的干预保护下,从对未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保马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奈格里对凯恩斯和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精彩论述。奈格里指出,在理解应对1917年工人阶级革命的影响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重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形式上,凯恩斯或许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论家。但是同样值得注意,凯恩斯依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世界,它所寻求的只是一种新的均衡模型。在凯恩斯的均衡模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在新国家形式的干预保护下,从对未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这套以国家暴力保证的未来为支点的模型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它只是将危机无限延宕,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对凯恩斯那句广为流传的浅薄俏皮话有些新的理解: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CPEER”,选自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一书第二章,感谢译者王行坤老师授权保马发布。该书中译本为“精神译丛”之一种,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于年内出版,敬请垂注!、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文 | 奈格里

  译 | 王行坤;张雪琴

  校 | 孟捷

  本文写于1967年,作者系安东尼奥·奈格里,该文在随后的岁月里一直都是意大利以及欧洲各地政治团体的关键性参考文献,这些团体都将“工人主义”作为其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相关的历史背景,见布当[Yann Moulier Boutang]为奈格里《颠覆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所撰写的导言。)这些团体所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分析都源于一个核心命题: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且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分析性论断包含如下内容:它在本体论层面肯定了集体主体性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不仅视为历史发展的关键,而且——并且这是最重要的——也视为所有制度具体运行的关键。因此,可以将政治视为社会活动的产物,或者更进一步说,视为社会斗争的产物。从而,可以从下层、从革命的角度理解制度和社会结构。这个立场显然与“官方的”工人运动的立场,尤其是与诸如有必要通过议会手段来进行改良这类最为极端的制度性信念相矛盾。撇开资产阶级代表的荒唐断言,对凯恩斯思想和美国“新政”所进行的分析表明,改良的确可以实现,但为了实现改良必须进行革命斗争。[1]

  【注释】

  [1] 这一段说明性文字出自哈特,我们在将这些说明性文字翻译成汉语时使用的字体是黑体。——译注

  一、1929年:现代国家分期的一个关键时刻

  1917年的十月革命事件已经过去50年了。该事件是始于1848年6月巴黎街头起义这一历史性运动的巅峰,现代产业无产阶级也是在1848年首次发现了他们的阶级自主性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立对抗性。此后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再现巴黎,这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次革命的失败让政党的口号被广为接受,并且让无产阶级认识到需要在政治上对阶级自主性加以组织。

  从1848年到1871年,再从1871年到1917年:这一分期看上去为构建现代国家理论提供了唯一恰切的分析框架。对分期的这一界定必须将阶级权力关系的整体变化纳入考量,这种变化主要在19世纪下半叶的革命危机中表现出来。1848年的阶级挑战为政治思想和行动所提出的问题让人们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产生了新的批判意识——虽然这种意识或多或少也被神秘化了。除非我们理解了资本和国家转型背后的阶级决定因素,否则我们就会一直受困于资本家阶级的理论;我们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种将资本与动态的阶级关系相割裂的某种形式化的“政治”领域。我们必须超越对“工业化进程”的陈腐描述。我们的起点是确认在资本主义长期阶段上剥削的辩证法(即雇佣劳动关系所固有的隶属和对抗)被社会化,从而延伸至现代国家政治和制度关系的全部结构中。任何对现代国家的定义如果没有取得这些认识,那就像黑格尔所谓的“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的。”

  1917年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关键断裂点:自此之后,历史就进入到了现代。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甚至可能实现自身的政治自主性这一真理早在1848年已被证明——现在已经彻底实现,并取得了突破(Durchbruch ins Freie)。在苏维埃,工人阶级的对抗现在已经以国家独立的形式变为现实。如此一来,它已经成为国际工人阶级获取内在政治认同的焦点,因为这是一个当下的、直接具有现实性的、客观的阶级可能性。在这里,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变成了现实。从现在开始,国家理论除了考虑剥削进一步的社会化所牵涉的问题,还得去面对业已取得政治认同、并且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历史主角的工人阶级。国家现在必须面对一系列阶级运动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而这些运动的现实内容已经具备了革命内涵。换言之,工人阶级世界革命的第一次飞跃所表现出的巨大政治潜能已经内化在现有的阶级构成中了。在资本主义组织的各个层级上都出现了一个日益深化且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和对立性的工人阶级:这一阶级现在已经具备自主性和政治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之前工人阶级的斗争周期相比,1917年革命所具有的独创性,其对资本主义挑战所表现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都是无与伦比的。自此以后,所有的问题都呈现出新的视角和全新的维度;工人阶级的观点得到了完全独立的表达。

  当然,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真正影响的感知是非常迟钝的。最初,他们将其完全视为一个外部事实(external fact)。他们的初始反应是竭力——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确做到了——将这种危险维持在外部,从而在军事和外交上孤立苏维埃共和国,将革命转化为外交事务。然后出现了内部威胁(internal threat)。面对十月革命不久后在国际上出现的工人阶级斗争浪潮,如创立新的强有力的群众工会,以及旨在夺回生产支配权的工厂委员会运动(Factory Council movement)的兴起,资产阶级的普遍反应是什么呢?[1]在这段时期,只有落后的、不成熟的统治阶级才会采取法西斯式的压制手段。然而,更为常见的手段是各种改良主义遏制模式的再现,但这不过是触及了新的政治现实的表面而已。在那段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总体目标是打败工人阶级先锋队,更为具体地说,是破坏他们领导地位的现实基础,即由那些必然具有自我管理思想的、相对高度专业化的团体所组成的一种阶级构成。换言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摧毁工人阶级先锋队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结盟的基础,布尔什维克组织正是建基于此。让先锋队远离工厂,让工厂远离工人阶级,即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先锋党:这就是资本家改组的目标,是西方反击1917年十月革命的具体形式。

  泰勒制和福特制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劳动力的去技能化,他们将布尔什维克先锋队与工人阶级相隔离,并且将他们从生产性领域的支配性角色中驱逐出去。这反过来又将新的无产阶级力量加速引入到生产中,从而摧毁了过去工人阶级贵族的罢工权力,削弱了他们的政治潜能,并且避免了他们的重组。同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试图利用新的产业结构——这种结构孕育了工人贵族——来摧毁新生的无产阶级力量一样,1917年后,随着工人阶级内部政治分歧的日渐弥合以及工人阶级在斗争周期的转折点实现了政治重组,资产阶级再次诉诸于技术镇压之道。同以往一样,这一技术镇压(包括新部门有机构成的飞速提高、流水线、连续生产、劳动过程的科学组织、工作的分化和碎片化等等)是资产阶级对现存阶级构成的牢固性及其对资本主义控制产生的威胁所做出的第一反应并且是近乎本能的反应。

  然而,正是在这里对1917年之后出现的性质上全新的情况施加了限制。在战后恢复期,劳工队伍在短期内重构的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但资产阶级很快就意识到,这种重组在长期可能会导致更为危险的境况。资本家不仅需要应付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增加,而且它还得面对雇佣工人在更高水平上的规模化和社会化条件下出现的直接的政治重构。十月革命将颠覆的政治品质彻底地灌输进工人阶级的物质需求和斗争中,让其成为无法被驱散的幽灵。考虑到这种新情况,技术性解决方案最终会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它只会在更高层面上重启工人阶级的政治重构。同时,这种应对/反击并不足以解决资产阶级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如何在认识工人阶级政治性出场的同时,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寻求从政治上控制工人阶级的新手段(比如通过攫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完全重构社会机制)呢?承认工人阶级的自主性是与必须要有能力在政治上控制他们相伴随的。对资本而言,承认1917年十月革命的独特性以及资本主义的整个现实结构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且已无可救药这一事实,迟早会成为一种政治必然性。

  事实上,“算总账”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同以往一样,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案必定是谋求脱身。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是“一战”后不断扩张的工人阶级革命进程顶峰的标志,在这一大罢工失败后不久,1917年的幽灵以更新且更具威胁性的形式复归了。因为这一潜在威胁,1929年之后的经济崩溃显得尤为严重。资产阶级现在面对的是已经社会化地反抗压迫、数量多到其自主性必须加以注意,且必须对其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加以承认,并将其视为任何未来发展模式背后的决定性要素和动力的工人阶级。1929年之后的大危机是面临考验的时刻,是对之前资本向工人阶级进行技术进攻的结构的反弹,并且也是这一技术进攻的极限的证明。1917年的教训现在通过这种对整个制度的“滞后反应”得到了强制实现。虽然1917年工人阶级的政治方案具有明确且猛烈的毁灭性,并且这一方案只在短期内可控,但是现在它又在整个制度发生危机时出现了,这表明1917年的方案不能被忽视或回避。资产阶级起初回避问题、忽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冲击所具有的现实有效性的做法,现在反过来令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深受其害。在资本最为强大的地方,危机的冲击也最大。

  从这个意义来说,1929年之后的危机代表着现代国家出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自由宪政国家的物质基础。1929年彻底扫除了对1917年已经摧毁的价值观的残余留恋。1929年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摧毁了资产阶级近一个世纪统治所打造的政治和国家神话。它标志着权利国家(rights State)的历史性终结,这一权利国家可以理解为旨在通过资产阶级对“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维护以在形式上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权利机器,这一国家权利机器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的社会霸权。1929年危机最终埋葬了国家与市场截然两分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神话,它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经典关系的推翻和“干预型”国家(“interventionist state”)到来的问题。毕竟,1871年之后,国家干预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都在不断加强。但这之所以是一个崭新的且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是因为它承认了工人阶级的出场,以及该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所代表的不可避免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国家权力必须对此加以协调。人们通常认为(且不仅限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有限视角),从大危机中涌现出的新国家(new state)的新奇(novelty)之处可以用国家权力从“自由主义”形式向“极权主义”形式(“totalitarian” form)的转变这样的术语来定义。[2]这是一种曲解。它错误地将某些地域直接诉诸法西斯主义和社团主义的解决办法和政权形式作为界分这一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形式的核心特征,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更为强调的是在发现工人阶级内在对抗性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重建。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重建很可能具有极权主义的含意,但它只在下述条件下成立,即它意识到国家的各个层面都存在固有的对抗和斗争。

  吊诡地是,资产阶级转向了马克思,或者至少学着阅读《资本论》(当然是从资本自身的角度,尽管是以神秘化的形式,却也相当凑效)。一旦这种对抗被承认,问题就变成通过阻止对抗的一方采取独立的毁灭性行动以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避免工人阶级政治革命的唯一方式在于承认且接受一种崭新的阶级对比关系,并让工人阶级在一种整体性机制——该机制将持续不断的夺权斗争“转化”为某种推进资本主义运行的动力因素——中运转。必须在一系列不时进行阶段性“收入革命”动态调整的均衡机制中对工人阶级加以有效控制。可以说,国家如今的确准备沉入市民社会,并在对均衡条件进行长期调整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再造自身合法性的来源。在各种相关力量间再平衡收入的机制不久就以计划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一宪政的新的物质基础变成了作为计划者的国家(the State as planner),或者采用更好的表达:作为计划的国家(the State as the plan)。在一段特定时期内,为一个计划所预设的均衡模式意味着,每一个达到新的均衡水平的动议和调整都开辟了在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自身内部进行修正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在通往稳定之路取决于对国家权力的这一新的、不稳定基础的承认:国家计划的这一发展动态意味着将一种“不断革命”接纳为其对象——这是从资本一方对这一口号的一种吊诡性扬弃(paradoxical Aufbebung)。

  然而,资本的科学所神秘化地必然与其所揭示地一样多。它揭示了新的阶级力量关系,记录了工人阶级内化进国家生活的痛苦过程,以及他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源泉的核心动力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它神秘化并且隐藏地与其说是工人阶级出场所带有的对抗性本质,不如说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施加的影响所具有的普遍性。它遮蔽了为维持这种新的国家形式而精心安排地受控制型均衡所需要的暴力。事实上,它甚至高度颂扬这一新社会及其从行动上实现共同利益、共同意志(the Common Good,the General Will)的暴力行为。在对新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理论神秘化与批判性认识的相互作用中,资本的科学再次揭示了各种矛盾的必然并存。和往常一样,这门科学不得不展开艰难的分析和辩护工作,以求在对现存框架的不稳定性的批判性认识和力图实现稳定的决心之间的狭窄道路上前行。最终,这个矛盾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寄希望于独立的政治意志:某种能够将资本主义制度中各种各样必然存在但又互相对立的要素统合起来的“政治奇迹” ——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与剥削的社会化;组织与暴力;对社会进行组织以剥削工人阶级。

  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进程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是说剥削得以运行的框架、维度以及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被迫面对的阶级主角发生了变化。既然阶级对抗性的存在意味着任何摩擦都会引起警觉,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灾难,任何运动都可能对卷入斗争的两个阶级的力量平衡产生剧烈影响,那么政治奇迹似乎就更加不可或缺了。正是工人阶级亲历的革命经验所激发的非同寻常的力量取得了成功,并且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所有层面强制推行通过不断干预以解决不均衡的措施。

  资本家的科学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对这个事实的认识程度是衡量其把握和理解新情况的标准。追踪这个复杂过程,揭露并且辨析其中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成分,这是工人阶级批判所要面对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我会追踪凯恩斯对从十月革命到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危机的认识与反思的发展历程。在直面这一关键转折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新情况上,凯恩斯表现出了最为清醒的意识和最为敏锐的政治直觉。正是凯恩斯的清醒诊断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药方。在理解应对1917年工人阶级革命的影响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重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形式上,凯恩斯或许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论家。

  【注释】

  [1] 十月革命后,俄国以外出现的工会和政治运动可以被概括为基于“自我管理”理念的同质化运动,这通常被工人阶级贵族所代表和领导,即便在运动取得大规模群众基础的地区也是如此。塞尔焦·博洛尼亚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在《委员会运动起源处的阶级构成和政党理论》(Composizione di classe e teoria del partito alle origini del movimento consiliare)一文中界定了这类同质化运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介绍,见赖A. S. Ryder, The German Revolution; A. Rosenberg, Histoire du bolchevisme; Branko Pribicevic, The Shop Steward Movement in England; Theodore Draper, 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 以及Gaspare de Caro, “L'esperienza torinese dei consigli operai”。

  [2] 例如美国的某些大企业曾用“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来指控美国的“新政”。

  二、凯恩斯与1917-1929:理解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深远影响

  那么我们如何追踪资产阶级意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呢?资产阶级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1929年危机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呢?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1917年和1929年之间的关联呢?

  正如我们之前所注意到的,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来认识十月革命:从国际层面看,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孤立苏联的问题);从国内层面看,这是压制能将革命经验传播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的强大的工会和政治运动的问题。这些经验表明它们是同质的。在运动采取工人委员会(1918-1926年)形式,以及更为直接地采取工会形式的地方,存在着共同参照点:那就是某种形式的阶级先锋队和对生产进行自我管理的要求。[1]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资产阶级领导层是如何将上述两个方面完全割裂开来的。各种不同的技术手段被用于回应来自这两个层面的革命性挑战。资产阶级并不十分相信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完全的团结。对这两个层面加以区分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他们对这一真实状况所具有的灾难性影响的不理解。

  这至少是凯恩斯的观点。如果说资产阶级对国际秩序进行重建的关键时刻是“凡尔赛条约”,那么这是一个被错失的时机。凯恩斯提出,在民族国家间几个世纪力量关系传统的最后一幕中,它们完全没有领会到阶级斗争的新维度,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割裂了这一问题的两个层面。不然如何解释“凡尔赛条约”的愚蠢?这个条约不是制定计划,让欧洲免遭劫难,而是表现为对好几个世纪以来大国政治的绝望和复仇心态。革命近在眼前,战胜国的领导人却只确立了一个无法重建欧洲秩序的惩罚性体制。外交上的虚伪甚至让停战协议上的承诺变成一纸空文。

  现在已经没有其他手段捍卫资本主义体制并且提供一种新的结构了。相反,这只会让危机日趋加深。特别是,强行要求德国赔偿这一经济上的愚蠢行径让和平协议的效果不只是在德国而且在整个世界市场的统一网络中都被灾难性延长了:

  如果我们执意想要让中欧贫困潦倒,那么我敢预言,复仇不远矣。没有什么能够长久延缓反动势力与孤注一掷的革命冲动之间的最终内战,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且无论哪一方获胜,这场战争都将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与进步。(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170)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有且只有一种做法:巩固中欧经济,并将其作为从东面防御苏联威胁以及制约中欧内部革命运动的堡垒——简言之,重新联合起资本主义防御制度中的两条阵线。

  列宁曾指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式是滥发货币……列宁无疑是正确地。没有比滥发货币更不易被察觉也更保险地推翻现有社会的基础了……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契约和既有财富产生了猛烈且任意地干扰,这将对社会安全造成冲击。欧洲各国政府把这种冲击与公众对于企业家的仇恨结合在一起,使19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很快变得难以维持。(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pp.148-50)[2]

  这是凯恩斯1919年所秉持的立场。追踪从这段论述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这一时期凯恩斯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资本主义整体战略的艰难转变。在初期,凯恩斯发出警告,条约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让大家注意一个潜在的幻觉:那就是认为阶级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人阶级与战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决裂而发生变化。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关于现代国家新的政治周期的任何准确的理论理解。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凯恩斯后来具有将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断裂这种认识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存在理由”这样的能力。不过,这种对新的阶级境况的直觉虽然很原始,却是根本性的,它已经预示了将来的核心问题:如何阻挡和控制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影响。为了讨论凯恩斯思想的连续性及其理论上的一贯性,我们必须超越其著作的字面意义,来揭示它们背后的一般性问题。[3]

  在目前这一阶段,我们论及的是一种政治直觉。现在它都还远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制度。事实上,从资本主义制度成熟的视角来看,1925年,当贝蒂·俄林(Bertil Ohlin)提出战争赔偿在为国际经济均衡进入一个新水平上具有动态贡献以反驳凯恩斯关于赔偿后果的观点时,他比凯恩斯还要更加凯恩斯主义。[4]不管怎样,1922年凯恩斯本人的立场也已发生转变。让他离开巴黎合约谈判桌的“不可容忍的痛苦和愤怒”[5]已经得到平息。现在,他的图景从表面上看显得更乐观些:

  如果我回首两年以前并且再次阅读当时自己所写的作品,我会发现当时所面对的危险已成过去。欧洲普通民众的忍耐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经受住了最为恶劣的冲击。两年以前,这个毫无正义、同情与智慧可言的条约代表了战胜国一时的意志。条约的受害方会忍气吞声吗?或者他们会因为绝望和贫困而动摇社会的根基吗?现在,我们有了答案。他们一直在忍气吞声。(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pp.115-16)

  尽管如此,凯恩斯最初的政治直觉已经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维度的全新理解。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这一关于欧洲经济结构分析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就某些方面而言它不同于并且实际上完全反对战前乐观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太平洋哲学,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更多代表的是耸立于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大厦。”(“Review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罗伯逊继续指出,这完全违背了自由放任的概念,并且在这里国际政治问题变成了力量关系在内部加以组织的问题。

  除了在社会上招致很多反对意见之外,凯恩斯1919年的警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媒体以下述方式拒绝了这一警告:“实际上,凯恩斯著作最显著的特征即使不是政治上的天真,那也是政治上缺乏历练。”(London Times, December 4,1919,quoted byE.A.G.Robinson i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p.35)。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的政客基本上都是以一致的口吻对此报之以嘲笑。据报道,克莱蒙梭(Clemenceau)曾指出,“凯恩斯的经济观点很深刻……毫不克制地挑战了协约国(即法国)的过分要求……不过他的这些严厉的指责非常粗暴,如果不是因为他毫无廉耻地将其观点公之于众以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我本不想理会。这也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某些人的思想变得多么的错乱。”(reported by Keynes in 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 pp. 69-70 n.1)。温斯顿·丘吉尔写道:

  凯恩斯以无可辩驳的常识揭示了金融与经济条款的荒诞不经。在所有与之相关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均无可指摘。但是,受对强行规定的经济条款的本能反感的拖累,凯恩斯全盘否定了和平条约的整体框架。我们毫不怀疑,他完全有资格谈论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在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他的判断并不比别人更高一筹。(The World Crisis, vol. 5, p. 155)[6]

  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回应方式尽管更为极端,但本质上同过去1848年或1870年一样。资产阶级纠集了镇压性力量去打败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其次,它们在通过技术进步和优化相对剩余价值攫取机制以实现对劳动力的重新吸纳上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工人委员会以及革命工团主义的强大潮流被打败了——或者说,这些力量没有能够实现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革命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是他们的组织基础。这些力量由于关键部门劳动力的重构、合理化劳动的新技术、去技能化以及流水线的普及而遭到破坏。同以往一样,工人阶级对资本所给予的回应是改良主义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演变为技术革新的一般化进程。资本被迫通过新部门的扩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彻底重组来应对无产阶级的冲击。

  然而,追求这条旧路能走多远?难道情况不应该彻底改变吗?同经典自由主义所秉持的政治与经济截然两分的信念相反,凯恩斯的立场在于他坚持认为政治元素内在于经济之中。然而,甚至这样的普遍真理也被资产阶级遗忘了。他们拒绝面对——这种拒绝造成了严重后果——如下事实,即苏联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不可被忽视的政治参照。这一遏制方案要想成功,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挽回作为某种政治实体的工人阶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是不够的。事实上,它只会加剧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从而导致工人阶级进一步扩大,并且加剧周期性危机的倾向。供给的扩张(产能和大批量生产行业的增加)实际上并不会召唤出相应的需求力量。“需求”尚未被视为一个有效主题。

  凯恩斯的立场依然只是一种政治直觉,从需要对他的观点进行科学加工这一视角来看也是不够充分的。他的长处在于他为解决方案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另外他也正确地指认了问题。追随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和政治活动就好像是追随旷野中毫无武装的先知那充满苦涩音调的呼喊。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这种政治直觉向科学话语的逐步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事件的影响下,在工人阶级以及资本所面对的政治必然性的压力下发生的。[7]我们注意到,根据罗宾逊,早在写作《合约的经济后果》之际,自由放任主义就已被凯恩斯所摒弃。然而,这只在凯恩斯所意识到的在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接踵而至的革命浪潮之后出现的国际秩序所具有的危险性中才表现出来。从现在开始,旧秩序的危机主要聚焦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

  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因为该定律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持可能会成为问题。该定律假定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是自我调节和自发产生的。换言之,它不认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可能成为对该制度的否定。现在,随着工人阶级的问题逐渐在凯恩斯的作品中得到科学的表述,该问题也倾向于根据神秘化的经济学传统得到界定:即粗糙的古典经济学客观主义传统中的就业问题。[8]然而,在凯恩斯思考针对这一问题的政治方案的早期阶段,阶级斗争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并且他提出要对经济科学范畴加以历史化。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英国工人阶级表现出了革命自主性。[9]针对他的大学同事和自由派朋友以及那些叫嚷1926年总罢工非法并且逾越了宪法行动界限的人,凯恩斯给出了如下简短回应:或许如此,那又如何?阶级运动看起来可能是非法的,但这只是因为奠定之前制度并且决定之前合法性的平衡力量消失了。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已经改变,从而法律方面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新情况。[10]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因为保持政治和经济平衡的变量改变了。这一崭新因素就是工人阶级的自主性。“一方面,工会已经强大到足以干预供给与需求这一自由游戏;另一方面,尽管公众有所抱怨并且担心工会会越来越危险,但是他们依然支持工会,在他们看来煤矿工人不应该成为他们自己从未启动的残酷经济力量的受害者。”(Keynes,“Am I Liberal?”p. 305 )因此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平衡意味着将这一新情况和崭新的阶级力量关系纳入考量。如果萨伊关于供求平衡的公式不再有效,那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未知因素。现在有必要将这些未知因素整合进经济学:

  旧世界的理念是,譬如,改变货币的价值,接下来就只需要通过供给和需求力量对比所引发的相应调整来自动实现。这是过去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理念,那时工会的力量还很微弱,并且那时经济力量可以在没有任何阻挡甚至还有喝彩的条件下在进步的路上横冲直撞。(“Am I Liberal?”p. 305)

  从科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也不应该低估20世纪20年代这一批判的深度和重要性。对萨伊定律的这个批判意味着横行了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毁灭,这种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而且它越是不能回应现实,就越显得顽固。这意味着对一系列根本性的价值和规范进行去神秘化,而这些价值和观念在19世纪指导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马克思写道: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厂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转化为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1](Capital,vol. 1, p. 477)

  对萨伊定律的凯恩斯式批判是对经济科学研究对象的彻底摧毁,迄今为止,从结构上而言,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如下要素之上:经济均衡理论,各要素在整体性和功能性上的互惠关系,它使得所有人可以无限自由地进入财富世界。经济科学建立在就某种意义而言其前提条件都是“自然的”这一观念的基础上。一旦面对这个根本性的批判,马克思所提到的整个社会转化为一座巨大的工厂的风险,也就被暗自接受了。

  然而凯恩斯的批判到这里就止步不前了。摧毁科学研究对象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后来他甚至声明,一旦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新古典的经济均衡理论就会再度生效。[12]资产阶级的辩证法不知扬弃为何物,它无法推翻它的研究对象。无论凯恩斯何时到达自己批判的极限,他都会受制于阻碍其前行的哲学制度而陷入瘫痪。即便在他宣布与更为庸俗的神秘主义经济学决裂之际,他也依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世界中;他退回到了依赖于形式化的公式和动手重构实现均衡经济的条件的地步。除了均衡,即对一般均衡这一神秘化形式的重申外,已经没有其他目标了。最后只剩下“灾难性的政党”(Party of Catastrophe)(Essays in Persuasion, pp. 299ff.),以及认为历史——换言之,均衡以外的一切事物——不过是蠢蛋的工作这一令人绝望的信念:“既没有深刻的原因,也没有不可避免的命运,更没有惊天动地的邪恶”(Essays in Biography, p. 429)。“匮乏、贫穷以及阶级与阶级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不过是令人恐怖的一团乱麻,转瞬即逝且不必要的一团乱麻”(Essays in Persuasion, p.xviii)。于是就有了科学家想要在资产阶级知识可能性的极限下试图恢复形式上的均衡的努力。这里甚至不存在完全和确定的信念:他有意识地掩蔽了某种大体上是——且必然是——非理性的责任,这是对一切理性内容的意义含混的替代。[13]

  因此,出于对工人阶级自主性爆发所产生的崭新情况的直觉性理解,而对19世纪自由放任意识形态进行首次批判后,凯恩斯的目标显然是要重构一种新的均衡模型。然而,直到1936年《通论》出版,这一目标才最终实现。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主要是批判性的:他批判了恢复金本位的做法[14],并且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所进入的新的社会化阶段。[15]最为关键的是,他坚持认为需要国家介入来调和阶级矛盾并确保经济均衡。(E. A. G. Robinso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作品更具有批判性,而非制度性。关于这一崭新阶级关系的术语还没有以成制度的方式整合进凯恩斯的分析中;它们尚未成为关于有效需求、不断增大的风险以及与利息率相关的新理论等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尚未构成一个理论制度。

  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准备时期凯恩斯作品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他的国家干预主义观点,很明显,这只不过是他批判自由放任的一个必然结论。这一批判意味着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化以及随之引起的实现均衡的困难。但是仍然缺少对工人阶级运动的爆发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崭新的质的作用的界定。凯恩斯所提议的国家干预还只是停留在对政治术语加以理论化的层面:这来自于确保进步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者之间联盟的发展拥有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一需要。他的论述尚未建立在对阶级关系的新动力以及工人阶级在这种新动力中的作用的清晰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上。[16]

  在做这一界分时,还需要强调另外一个理论因素。仅仅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规模化这一事实,并据此提出加强国家干预的论点,这是既无独创性也不够充分的。这只抓住了因为危机而出现的新的国家形式的部分特征,并且它与历史上组织起来以对抗工人阶级国家的最初具体的实体化相一致。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形式、意大利落后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或者1870年斗争期间出现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某些变体都是这类国家的具体示例。1929年出现的新的国家形式所具有的独特性主要是在国家干预主义框架下阶级动力发挥作用的类型,这里国家干预是基本前提。只有1929年的大危机才使得资产阶级的理论发展到了对国家做出新的定义的程度。为了让这些成为可能,1917年的革命必须历史性地战胜上述这类资产阶级政权试图对其加以限制的孤立主义策略。

  【注释】

  [1] 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确实如此。关于“一战”后美国和欧洲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采取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同质性,见《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中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和乔治·拉威克(George Rawick)的文章。尤其应该记住的是,在1914到1920年间, 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会员从两百万升至四百万,会员人数水平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超越。相关数据见Irving Bernstein, The Lean Year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20-1933; and the essay by W. Galenson ,edited by Domenico Demarco et al., pp. 124-43。

  [2] 在这个阶段,凯恩斯的政治目标是将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防御的两条阵线再度联合起来——同时利用如下推论,即这种防御只能围绕着德国这个堡垒展开。这个视角在凯恩斯的政治思考中依然是一个根本性要素。1922年《对条约的修订》(A Revision of the Treaty)出版,凯恩斯苦口婆心地重复如下观念,即“德国的未来在于东方,其复兴的希望和野心当然也要转向东方。”凯恩斯口口声声的“亲德国主义”给他招致了很多批评,甚至晚至芒图(Etienne Mantoux)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或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也对其进行批评,但因此也具有比他的批评者愿意承认得要多得多的阶级内涵。凯恩斯的方法与魏玛德国最好的资产阶级政治思考异曲同工。例如,不难在马克斯·韦伯于那些年的思考中发现类似的直觉。(See Wolfgang J.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pp. 280ff.)另外,凯恩斯从没有掩饰自己对魏玛知识分子及其政治团体的深切认同。在《梅尔基奥:被打败的敌人》(“Dr. Melchior: A Defeated Enemy”) 中,凯恩斯描述了这个近乎辩护者的圈子。

  [3] 对这一问题的精彩处理,见Robert Lekachman’s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me edited by him, Keynes' General Theory: Reports of Three Decades, pp.1-10。毫不意外的是,哈罗德(R. F. Harrod)在《凯恩斯的一生》(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中也持这种观点。对保罗·萨缪尔森来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指向的道路是一条“通往大马士革之路”。见Paul A.Samuelson, “The General Theory”,p. 330。

  [4] 特别见Bertil Ohlin’s articles, “Mr. Keynes' Views on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he Reparation Problem”。

  [5] 这是凯恩斯的一句评论,转引自罗宾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一文,见E.A.G.Robinso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p. 34。

  [6] 凯恩斯在评论丘吉尔的著作时承认后者在“和会”上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也强烈批判丘吉尔没有认识到苏联革命的重要意义:“[丘吉尔]没有认识到——或者起码没有重视——这些事件在它们相应关系中的重大意义,或者说没有区分一般事件与关键事件……虽然丘吉尔承认列宁的伟大,但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愚蠢的暴动”(Essays in Biogaphy, pp. 72-73 )。

  [7] 传记作者们正确地强调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政治事件对凯恩斯思想演变的持续影响。见R.F.Harrod,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p. 331ff.;以及E. A. G. Robinso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pp. 41ff。

  [8] 关于凯恩斯如何认识到该问题,见(E. A.G. Robinso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pp. 41 ff;以及Claudio Napoleoni,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9] 见Branko Pribicevic’s The shop Steward Movement in England ; Mauro Gobbini’s Article on the 1926 English General Strike contained in Operai e Stato。

  [10] 见R.F.Harrod,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p. 375ff。

  [11] 中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13页。——译注

  [12] “然而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p. 378)。(此处中译文采用高鸿业的译法,参阅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2页。——译注)

  [13] 在《牛顿其人》(Newton the Man)一文中,凯恩斯设法通过指认出一个秘密、一个神奇时刻,并且通过将其与剑桥物理学家/数学家思考中高歌猛进的启蒙方面加以比较的方法,转向一种科学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两个方面共存,但前者有更大的真实性。事实上,支撑创造性天才的往往是非理性的兴趣。这就是牛顿的兴趣所在,他依然将宇宙视为一个谜。牛顿这个形象如何界定了凯恩斯自己科学发展的兴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14] 对凯恩斯长篇论辩的记述,见R.F.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p. 338ff。

  [15] 凯恩斯得出这些结论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斯威齐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文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见Paul Sweezy, "John Maynard Keynes" in The Present as History, pp. 189-96。

  [16] 在1926年所撰写的《自由主义与劳工》和《自由放任的终结》这两篇文章中,这一观点得到了特别强调,尤其提到了总罢工后所出现的政治上的必然性。

  三、凯恩斯从政治到科学的转变:1929年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

  显然可以假设1917年事件与1929年毫无关系。然而,这种“显然”背后,存在某种我们能够将其指认出来的历史关系结构,即便这一历史关系结构无法完全解释1929年的危机,但也能赋予其一个更宽广的总体性含义。尽管从一方面来说,1929年的危机是美国经济制度本质的直接产物,但同时它也是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积累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规模化必然使得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在政治和工会层面发挥影响,这一事实使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危机很快在国际层面产生影响的进一步原因在于战争、和平、革命与未遂的反革命引发了贸易关系的不稳定。[1]甚至资产阶级也接受了下述因果链以理解危机——至少在政治层面上,1917年因其所代表的隐隐出现的某种可能的替代性选择而被视为这一因果链中的根源之一。[2]

  作为一种外部性解释,这一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凯恩斯所起的作用是让这个解释在危机分析框架下起作用——让其变得科学化。在危机的艰苦考验下,这一不断发展的问题最终找到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凯恩斯为解决大萧条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毫无疑问大萧条也对凯恩斯起到了巨大作用。大萧条为凯恩斯提供了挑战、刺激以及实验性验证。他是那种会欣然接受如果有人向他解释《通论》的人。从之前的历史来看,我们无法得出更多结论。但是在危机结束之前,凯恩斯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制度,载誉而归,他也将因此为后世所铭记。(Samuelson, “The General Theory”, p. 329 )

  事实上,危机昭示了他的分析所指认的这些个别因素的辩证性运动。在他看来,哪些因素导致了1929年危机呢?那就是会对净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的过剩供给的逐步增长,它会降低投资,从而降低计划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当我们理解了20世纪20年代供给基础扩大(这时正处于通过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发展以及耐用品生产的相应增加以恢复工业的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相应的供求关系的变化时,我们才能理解1929年危机的独特性。当时的政治统治阶级自命不凡地坚持“审慎财政”理念,这一理念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的粗劣掩饰罢了。他们不认同供给的扩大化要与相等的需求的扩大化相一致——事实上他们养成了寻求和捍卫确保供给独立性的政治保证的习惯。与资本的日益社会化相并存的是资本一方对政治自主性的错误诉求。现在,凯恩斯总结道,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缺乏理解付出代价。[3]

  这就是《通论》的起源,这本书也是凯恩斯的政治宣言。这是保守主义政治思维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当下的萧条和对不可知的未来的焦虑吊诡性地融合在一起,迫使对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一场系统性的革命。据说,“资本主义制度始终面临着陷入停滞状态的危险图景……在《通论》中弥漫着且占据着支配性地位”(Sweezy,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p. 307)。如果我们将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理解为凯恩斯所注意到并力图对其加以彻底改变的政治事实,那么,情况的确如此。在《通论》中他所提到的停滞理论是为了反对其他人的观点而提出的,这意味着,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还想自救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在昨天早已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令人接受了。提到“需求”是为了提到工人阶级,是为了提到找到自己政治身份的群众运动,也是为了提到起义和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凯恩斯是一个头脑清醒且智识过人的保守主义者,他准备好了面对他知道即将到来的战斗。正是绝望所滋生的紧张感让政治获得了给它自己提出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意识形态命题的力量。这是凯恩斯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必要条件。

  正是从《通论》的开篇部分,我们看到了与未来的关系如何成为凯恩斯分析资本内在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预期的观念联结了现在与未来:预期对就业水平有着直接影响,同时对资本的边际效率水平也有着直接影响(See The General Theory, pp. 46-51 & 135-46。)到这里为止,凯恩斯都是同意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的。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这类必须建立在企业家有信心生产价值这一基础上的预期已经被完全不可控的风险打破了它的平衡——并且发生在这一时刻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难以与普遍的不确定性相并存。危机摧毁了对于未来的信心和确定性,摧毁了结果和后果必须要与预期相符这一资本的根本性惯例。因此凯恩斯的当务之急就是消除对于未来的恐惧。未来必须像当下一样固定不变。惯例必须得到保证。(See The General Theory, pp. 147-64。)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第一个精确定义。这不再是在政治便利性的问题,而是技术必然性的问题;这不再仅仅是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的问题,而是要为发展的形式和节奏确立实质参照点的问题。[4]投资风险必须被排除,或者将其降至惯例水平,并且国家必须为确保经济的这一基本惯例而发挥作用。国家必须要保护当下以避免未来的风险。如果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当下规划未来,根据当下的预期计划未来,那么国家必须扩展它的干预范围以承担计划者的角色,从而经济也就被纳入到了法律中。[5]在这一干预中,国家会根据一系列的标准行动;它会决定这些标准是什么。它不能确保未来事件的确定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惯例的确定性。它试图寻求映射到未来的当下的确定性。这是第一步,是为了将资本的生产的和政治的统治阶级统合在一起所采取的第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依然是间接的,但却是极端必要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不再取决于企业家精神,而在从对未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就定义而言,国家的法律基础就建基或毁灭于此。

  防御未来,这是在面对未来时稳定资本主义权力的迫切要求:这就是凯恩斯的参照系,其阶级性质是不证自明的。这是对前已提及的萨伊定律批判所表述的内容的另一种说法。然而,此时的形势——也就是科学必须研究和理解的与各种新变量的关系——因为危机变得格外紧迫。凯恩斯如此迫切的诘问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我们再说一次,这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就是在他眼前的由工人阶级这一活生生形式所代表的“灾难性的政党”,这折磨着他和他的同伙。这让我们对凯恩斯如下这段话产生了新的理解,人们在转述这段话时通常将其视为浅薄的俏皮话:“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现在感觉更像是他对其所属阶级命运的不祥预感。然而,我们将看到凯恩斯的一个饱受批评的决断,这一决断使他将他的整个分析重新置于静态体系中,以便再度排除一系列灾难的可能性,并通过延宕现在以取消未来。

  这里,凯恩斯的资本主义重建规划也必须考虑工人阶级斗争。他的分析因为直面这一事实而变得更为深入。第二个被纳入到对干预主义定义中的元素是:国家被视为生产性资本独有的集体性代表。[6]这一独特的政治上的必要性让凯恩斯得出了上述结论。其实早在关于预期的分析中,凯恩斯已经指认出了一些有可能导致制度崩溃的结构性因素(同时还有像投机这样的病理性因素),如竞争模式,预期的预测误差等。仅仅只是通过法治消除病理性因素是不够的;病理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需要从实际上加以消除。不管怎样,不能让它们损害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安全。“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The General Theory, p.164)。[7]需要更加巩固、扎实、全面的保证未来。国家干预的法律形式和其他的间接形式都还远远不够。国家仅仅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基本经济惯例也完全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种经济结构,并且凭借成为一种经济结构而变成一种生产性主体。国家必须成为所有经济活动负责的中心。这是前进了一大步!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Capital,vol.2, p. 57)。[8]更何况国家了!在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惯例时,国家仍然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一种结构。不过,当它自己直接作为生产性资本的时候,国家同时要努力克服市场经济以及国家与单个资本家之间的间接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摩擦。因此,它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形式:社会资本的国家。[9]

  现在,让我们暂且跳过关于干预主义的这一新概念(或者说这一新的国家类型)的更为明显的例子。我们后面会再回到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考察解释且详述凯恩斯思想中这一进步的一个独特且十分重大的理论要素:关于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假定。我们知道,《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并没有提出这一假定;在《货币论》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被视为维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经济政策的目的。然而在《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这两本书出版的间隙,凯恩斯改变了主意,并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储蓄与投资之间可衡量的相等关系的概念。(See The General Theory, pp. 52-5 and 74-85.)凯恩斯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从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上可以很容易得到解释:1930年到1936年间正是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个时间段,政治上的急迫性日益加深,迫使凯恩斯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简言之,新的经济模式必须彻底消除未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收入、消除一切资本过剩也就是一切流通失灵。请注意,这一模式不再是对行为形式的描述——它是规定,即它是规范性,即它确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它具有规范性的原因在于,仅当这些前提条件由国家意志(the person of the State)决定并在国家意志范围内行动时,才有希望对抗(或者说是防止和控制)经济周期的萧条时刻,以及更为一般地说使得整个经济秩序具有政治行动的灵活性。否则,这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记账单位以预算工具的形式出现,并且成为国家活动的基本因素;被赋予这些手段之后,国家充当社会生产的总负责中心的角色就得到了确认。[10]

  显然,将国家定义为社会生产资本的总负责中心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其所解决的问题。首先,鉴于凯恩斯并没有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其前提的必然结果,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阶层和它在政治上的统治阶层/及其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要面对两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问题,以及那些确保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制度的问题。这里,凯恩斯在他对投机者和私人资本家的指摘与他对私人资本宣示效忠之间寻求平衡——然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其次,凯恩斯提出这个等式的目的在于表明从银行主导投资的阶段转向生产性领域自身直接决定投资的新阶段;或者更为一般地说,他“倾向于把将货币理论变成一个总产量的理论”(The General Theory,p. vi)。[11]但所有这些都只是暗示性的。[12]我们可以继续指认凯恩斯所提出但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不过,凯恩斯给出的储蓄投资等式尽管是不确定的,并且是以晦涩的方式表达的,但它的确给国家提供了一个发挥作用的崭新环境。国家不再仅仅是提供经济支持和刺激以及稳定和创新的来源。它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这里,对自由放任的批判已被推至极限:社会本身是在工厂的模具之中被铸造的——个体资本主义(individual capitalism)的最后残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到目前为止,与未来的关系——迄今为止它代表的是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关系——是以内化于资本结构的术语严格界定的;到目前为止,凯恩斯已经开始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其目的在于减轻(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消除)对未来的恐惧;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斗争已经迫使资本促成改良运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改革是如何在资本内部定位它自身的呢?我们如何找到工人阶级的充满矛盾的存在呢?这一存在是在这一高水平的重构中工人阶级对自身的重新表达。自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干预主义的演化被强加于资本主义国家以作为对这一时期政治和工会运动的回应;现在经过1929年的危机和工人阶级的重构,干预主义已经变得具有决定性了。在资本内部得以提出的与工人阶级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呢?

  由于凯恩斯,资本的科学取得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它将工人阶级视为资本内部的一个自主性要素。由于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将阶级斗争中的某种权力平衡的政治观念引入了政治经济学之中。[13]显然,凯恩斯论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是必要的)目标是稳定资本主义制度。对凯恩斯而言,问题在于如何在下述条件下建立有效需求的平衡,即在构成有效需求的各种力量被视为不变的条件下确立有效需求。然而,这一政治目标恰恰是凯恩斯主义的悖论,因为它需要将工人阶级的自主性永远限制在一个既定的权力结构中。它被迫承认工人阶级是发展的动力,从而凯恩斯对均衡概念所做的静态定义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在静态条件下实现。任何定义静态均衡等式的尝试终将成为必然是在发展情形下寻求均衡的艰难探索。事实上,正如凯恩斯似乎意识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作用,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始终处于资本内部,而是因为它也有能力走到资本之外,因为工人阶级实际上会这样做的长期威胁始终存在。理论上的困难和政治目标必须扼制并吸收这一威胁、这一回绝,并且在一个更新的水平上吸收它。资本必须确保增长的动力得到控制,如此一来力量的平衡可以维持不变。这一问题,换句话说,永远无法被解决,只能被延宕。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点上,资本的动力源自不断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的抗争被接纳,同时新的武器被制造出来以防御工人阶级在资本之外的行动,并让工人阶级的行动局限在一个其轮廓被不断重新绘就的框架之中。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有效需求的概念包含着几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对资本所造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远没有减弱的迹象。尽管,在凯恩斯那里已经有了下述意识,即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从而需要将危机和斗争转变为发展的驱动力。但这要花多长时间呢?“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

  让我们更为详细地考察下这一形势。造成危机的原因在于,在这一政治形势下,供给过剩是一目了然的,而需求,即消费倾向,却面临压力。这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导致严重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对净投资产生了有害的效果。这一诊断本身已经开出了药方——增加需求量,提高消费倾向。然而由于影响消费倾向的变化从根本来说就是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的变化(The General Theory,pp. 91-92 & 110),这意味着,与可实现有效需求状态相对应的均衡将达于这一数值,在这一数值上,工人阶级的就业水平决定了产出的总供给价格和企业家的预期收益。不得不说,如果我们这样阅读凯恩斯,即展示凯恩斯试图解释和确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近乎循环的相互依存关系,那么要想确定他思想中的政治品格就并非易事。[14]然而,更进一步地考察表明,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依赖关系的思考,建立在下述单一假定上:工资下降刚性。[15]构成凯恩斯思考的基础的“最终自变量”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谈判所决定的工资单位”(The General Theory, pp. 375-76)。正是在这里,围绕着这一主题,凯恩斯的理论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它认识并且利用了工人阶级在其完全自主性上表现出来的权力。这个阶级既无法被镇压,也无法被消灭。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解这一阶级的行动并对其革命加以调控。

  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的干预——因为有效需求的原则而具有辩证性——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它试图有意识地控制工人阶级运动,这些运动必须作为既定的事实,作为过程的必要的且有效的因素被接受。凯恩斯思考中的全部的概念内容被涂上了力量平衡观念的色彩。[16]因此,经济政策的任务就是强行在收入和消费倾向上进行不断革命,这才能确保总生产和投资,进而带来政治均衡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这一形式仅在下述条件下是有效的,即其准备接受力量平衡的所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有效需求理论的精神:它是以阶级斗争为假定前提,并试图在日常生活中,以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去解决这一斗争。

  【注释】

  [1] 对于这一点以及20世纪30年代经济分析的其他方面,我借鉴了海因茨·阿恩特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教训》中的分析,见Heinz Wolfgang Arndt, The Economic Lessons of the Nineteen-Thirties。

  [2] 这对处于经济危机中心地带的美国社会的重要性的强调,见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33; Mario Einaudi, La rivoluzione di Roosevelt, pp. 51 and 90;重要数据也被费列尼所引用,见Peter G.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

  [3] 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in particular pp. 99-104, 218-220, &322-325。请注意,早在1930年5月10日,凯恩斯就在为《国民》(Nation)报刊(该报刊全名为《国民与雅典娜神殿》[The Nation and Athenaeum],创立于1921年,1923年为凯恩斯所领衔的团体收购,之后凯恩斯为该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译注)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该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一个公众尚未认识到的事实是我们正处于极其严重的国际性衰退的深渊,这个衰退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这不只需要银行利率等消极活动帮助我们走出萧条,还需要积极且坚决的政策。”(cited by R.F.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 398)。

  [4] 在这一关系中,雷德威(W. B. Reddaway) 对凯恩斯在分析中将国家引入的方法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之所以精彩,特别是因为他强调了国家行动的内在的和“结构的”性质。(见W. B. Reddaway, “Keynesian Analysis and a Managed Economy”。)我们会发现,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分析对定义国家的崭新模式变得格外重要的地方。

  [5] 比尔多在《作为神话的计划》中,提供了或许是关于在经济计划的视角下,对未来如何被吸收或者被纳入到当下的最好的分析。他同时也澄清了这些对宪法规定的权利的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见Georges Burdeau, Le plan comme mythe。

  [6] 雷德威正确地注意到,投资如何在国家内化进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必然发生。极端的情况是,国家的功能直接就是生产性的,见W. B. Reddaway, “Keynesian Analysis and a Managed Economy”。

  [7] 中译文采用高鸿业的译法中文,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7页。——译注

  [8] 中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页。——译注

  [9] 当然,尽管凯恩斯及其学派在对此展开了各式各样的分析,关于它的最好的描述依然是马克思对“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叙述。See Capital,vol.2, p. 103ff。

  [10] 关于资本作为“社会负责”的核心,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4章中关于“资本循环的三个公式”,见Capital, vol.2, chapters 1-4。

  [11] 中译文采用高鸿业的译法中文,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页。——译注

  [12] 斯威齐在《凯恩斯》和《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中对此作出了恰如其分地强调,见Paul Sweezy, “John Maynard Keynes” &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13] 有效需求的概念是在《通论》得到定义和发展的,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 23-32, 55, 89, 97-98, 245-54 & 280-91。

  [14] 不过,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凯恩斯的“正统”阐释者那里得到更加明确的证明。相关论述见R. F. Harrod, “Mr. Keynes and Traditional Theory”。

  [15] “凯恩斯在分析上的贡献主要是指出了‘工资刚性’这一假设的可能影响。现在基本上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依赖于工资刚性假设。如果没有这一假设,凯恩斯的体系就会崩溃,或者说,会失去其独特性,正是这一特点将它与被不够精确地称作‘古典’的体系区分开来。”(Gottfried Haberler, “Sixteen Years Later”,p. 291)。

  [16] 下述定义作为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总需求函数把设想的各种就业量和各种就业量下的产量所期望能得到的卖价联系在一起,而有效需求则为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在该点,需求是有效的,因为,把总供给的情况考虑在内,该点相当于能使企业家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就业量。”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55。(此处的中译文采用高鸿业的译法,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2页。——译注)

  四、资本主义的重构与社会国家

  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考察当前的问题,即1929年的经验如何导致国家结构的变迁,我们就能发现凯恩斯的贡献是何等激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不仅表现在其干预能力遍及整个社会,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结构不得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影响。在1929年之后,国家表现为一种一般的组织结构,其特征与其说是干预主义,不如说是体现了特定类型的阶级动力。因此,理解我们目前的国家形式的特殊性的唯一方式,就是强调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结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既然国家-形式(State-form)必须体现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影响,现在恰恰是在社会层面上,国家构建了——在其自身结构中——对工人阶级运动进行控制的特殊形式。资本不得不从工厂专制主义和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个早先的对立关系(并以权利国家的形式,从对充满矛盾的关系进行组织的初步尝试)转向立足于计划的新的国家形式。这一新的国家形式会对工厂专制主义进行社会组织,并将这一剥削的组织扩散至全社会。从而,这一新的国家形式以特殊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将组织和镇压相结合,直接再生产了工厂形象。

  因此,凯恩斯对国家的新概念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他思想中好几条独立的线索,这些线索最终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然而,这不是说凯恩斯缺乏可以超越零散分析线索的总体视角。这一总体视角已然出现在他的利息率理论中。

  在这个方面,凯恩斯的理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在后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的非社会化阶段,利息率是由生产领域之外的无政府因素决定的(而不是作为节欲的报酬以及资本品供求之间的一个自然平衡因素)。对凯恩斯来说,利息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以及市场上的货币量。然而,如果这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成为无法容忍的风险的牺牲品。单个资本家和食利者被赋予了不应该委托给他们的职能。这只会导致灾难。我们为何要接受这个灾难呢?我们真的必须将这一无政府秩序不可避免的解体交由生产过程的客观力量吗?这不仅会毁灭食利者,而且会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轰然坍塌——清算的日子不远矣。凯恩斯总结说,如果我们想要采取行动来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必须促成“食利者的安乐死”(这不仅在政治上非常紧急,在道义上也非常正当)。这将使集体资本得以将利息率降低至与“实现充分就业时的资本边际效率相对应的那一点”(The General Theory, pp. 375-76 )。凯恩斯开出的全部药方都可以用这一论断加以概括。他的目的是为货币流通这一关键领域提供一个确切的保障,如此一来不平衡就可以得到控制。[1]

  乍看起来,这些似乎只是对凯恩斯论点的进一步提炼,目的是在资本成为社会资本的层面上,对货币理论和生产理论加以整合。但仔细考察会发现,让利息率从属于与充分就业相关的资本边际效率还有进一步的后果:这尤其体现在将凯恩斯的理论与古典劳动价值论相结的矛盾效应。[2] 这一种矛盾效应再次达到了这种程度,价值规律的再现最终提供了凯恩斯的视角的要害和实质。所有与价值规律的充分运行和直接控制无关的要素都被清除了。最为特别的是,这一制度——即新的制度,新的国家——因此在下述意义上被强化,该制度更充分的成为劳动价值规律得以实现的产物。在此我,们的确能看到下述等式得以应用——“社会国家等同于基于劳动的国家”。这是凯恩斯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和他对资本辩护的最终且必然的结论。[3]

  如果我们以批判的视角考察这一理论趋势,就会发现这一理论趋势是如何被表达的。有人可能会说,凯恩斯想要在社会资本的语境下验证某些古典(或者如他所说,前古典的)经济学的直觉。事实上,在回到社会资本的货币视角与生产性视角的关系时,凯恩斯引入了两个趋势性法则:平均利润法则以及声称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倾向于收敛的法则。[4] 在这里,他接近于古典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的纯粹描述。我们几乎可以说,就在资本发展成为社会资本的时候,资本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很明显,这是一个视觉上的幻象,但同时也存在着历史上的相似性。尽管个别企业的理论事实上忽视了价值规律的问题,但现在考察资本的集体身份的必要性使这个问题得以再度表述。但它不是以马克思的术语再现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版本和社会民主主义版本再现的。它不仅作为描述过程的手段(即它如何以隐蔽和趋势性的法则运动)再现,而且主要是作为政治规范和经济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而再现。

  这就是凯恩斯对价值规律的重新利用为何会在他的思想中引入像社会利益、共同利益这样的神秘化观念的原因。凯恩斯将货币理论还原为生产理论,并且分析了这种还原在政治上的必要性以及这种还原得以实现的受控的形式,其目的在于呈现一个可以“不通过革命”而实现的最终境况:在这种境况中,利润和利息率被缩减到零,并且货币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权力内部的自主性领域)会消失,因为货币会还原为单纯的记账单位,还原为一种在生产出来的商品之间的一般等价符号,于是偏好货币的所有理由都会消失。[5]社会利益,在消除了中介性和隶属性要素之后,将和价值规律支配整个发展。资本变成了共产主义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共产主义(see Capital, vol.3, pp. 436ff.)。

  然而,这对凯恩斯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展开路线——在其论述过程中,他忘记了他的分析所植根的前提。寄望于价值规律的完全实现,实际上就是寄望于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规律的完全实现。利润和利息率的一致且最后缩减为零,事实上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并无不同(See Capital, vol.3, pp. 154ff. and 358ff.)。剥削并没有被消灭,被消灭的只是其无政府性和竞争性的方面。利润和利息率也并没有被消灭;只是不让它们超过平均值。马克思的反题依然是完好无损的——即便凯恩斯对这个事实毫无兴趣。[6] 更为有趣的事实是,凯恩斯的结论与其体系里的其他主要部分存在着公开的矛盾——尤其是关于有效需求的理论。他主张社会利益不会为两个相互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斗争和权力关系所触动,就否定了这一理论。不仅此前描述的社会现实现在被神秘化了,而且他的科学中也存在一个矛盾,因为他在构造发展规律时恰好依赖的现实,其存在现在又被他否认。进而言之,凯恩斯(不寻常的是他或许受到了剑桥道德哲学学派的影响)[7]在这里踏进了乌托邦的领地。

  这种资本的观念的确是空想性的——一种如此全然社会性的资本,与其说是拒绝通过货币机制[8] 来表现自己,不如说是拒绝将自己呈现为剥削的社会力量,进而使自己具有自主性、并将自己表现为某种独立的本质和霸权力量。这是一个短期的乌托邦,直到某一天,资本主义利用那因斗争和危机而造成的实质性飞跃,将那些在通过市场实现利润的过程中形成的最为明显的扭曲予以消灭。而一旦完成这一步,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些在社会层面存在的统治和剥削关系的直接的神秘化。[9]这种神秘化的必然性就是在一种权力平衡中重建资本主义,自1917年以来,这种权力平衡的改变有利于工人阶级。

  不过,这样的规划全然是在资本历史的框架内被决定的。它所反映的诸多必然性不仅是理论的,而且直接是政治的:之所以是理论的,盖因这些必然性在政治上非常紧迫并发挥作用。相同的必然性,也由那些类似的对于危机的反思所激发,并成为美国新政的基础,正如任何成熟资本主义内部重建的经验一样。当然,如果我们想研究一下新政,以了解新政是多么忠实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很快就会醒悟——事实上,沙赫特(Schacht)[10]的行为与剑桥学派的思考更加一致。凯恩斯自己也在下述意义上注意到:“让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去组织大到可以验证我的论述的宏大实验的开支,这在政治上似乎没有可能,除非是在战争时期”(Keyn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Keynes Plan," 转引自R.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p.307)。同样要令人失望的,还有关于凯恩斯与美国政界、特别是与罗斯福的私人关系的分析。[11]

  我们已经指认的构成凯恩斯体系的所有理论要素,在新政的实验中也起到了它们的作用——而且也产生了即便不相同也算类似的效果:从认识到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影响,到旨在通过新的、公共资助的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的政治和经济手段;从强调对社会进行彻底的资本主义重建的紧迫性,到随之而来的特殊的国家类型。[12]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就与国家-形式的变迁关系而言,只有新政的经验明确了我们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的根本特征:认识到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在这种新的境况下重构与之相匹配的资本霸权。新政通过在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通过将资本统治精英的重构热情与那些如今已被更新的、长期存在的宪法“正当程序”实践进行令人惊异的综合,而明确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最终看到了一个为了自我维护而大胆地采用和恢复“不断革命”概念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毫无保留地行动,维护自己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避免民粹主义或者传统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污点。这里所推行的是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平衡的悲鸣相去甚远,且对其能够通过再生产自身来解决问题而极端自信。[13]

  凯恩斯为何没能看到这个激进的历史性实验与他自己的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本质是何其接近呢?他为何没能看到他的乌托邦的可能性,以及必然与之伴随的神秘化呢?到头来他在这两方面都失算了。这种神秘化本身被一个最终方面揭示了,这便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暴力的越来越多的使用。暴力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非直接的,但它总是存在于现代国家所从事的全面推进和调节的各项活动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根本的真相在凯恩斯那里只是再度附带地出现,它不仅存在于伴随着凯恩斯的科学活动的绝望的历史哲学中,[14] 而且也存在于他的思想体系内。他勾勒了濒于空想的资本主义重建的轮廓,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凯恩斯自己又回过头来,将资本主义的重建这一基本问题视为处于阶级关系之内的资本一方的弱点,这一阶级关系界定了资本(因而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他论述起点的现实,也没有将他的信念仅仅建立在他为资本主义重建所提出的模型的基础上)。对此的阐述出现在《通论》的一个关键之处——重新发现利息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此处并不需要评价凯恩斯的这一命题是否具有科学有效性。只这样说便足够了:这一现有的阐述方式显得比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更有说服力,因为它并非基于对资本生产过剩的预测,而是基于对“追加资本贴现收益的下降以及新的资本品供给价格的提高”的预测。[15]在采用这个阐述的时候,凯恩斯得出了比他的乌托邦纲领大大贴近实际的结论,这些结论产生于作为他的出发点的基本形势。他利用有效需求理论所提供的纲领,不再只是作为旨在实现稳定的各种政策的指标,而且作为预测的工具。这种预测源于对有效需求政策的应用,依照这一预测,需求会超过供给,且之前时期的通货紧缩趋势会让位于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危险。概言之,这一预测的基础在于出现了如下确定而不可逆的全部效应:工人阶级的巨大压力,是客观上在新的资本设备基础上进行生产——这一生产是在被改变的阶级关系内进行的。事实上,这便是在1929年事件所导致的资本主义改良之后,在生产活动的这一直接领域中阶级关系的发展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新政时期,也就是在1937年衰退期间,这些都已经发生了。[16]

  然而,在所有这些想要驱除恐惧的科学努力的尽头,对未来的恐惧仍然存在,这是对灾难以及“灾难性的政党”的恐惧。对凯恩斯来说,恐惧源于如下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重构资本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承认,权力平衡得以巩固的趋势有利于工人阶级。在阶级关系处于动态的情况下,要创造新均衡的任何尝试都注定是不可靠的,将运动稳定在某一固定点变得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信念寄托在权力上,并将权力作为一种独立而特殊的现实。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解读凯恩斯将一般利息拔高到绝对地位的做法?以及类似的,他从其有效需求这一理论纲领中所获得的解放?在凯恩斯思想里有双重运动,一方面,对于将国家结构认同为社会经济过程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倾向于承认国家的一般利益与社会运动的特殊性相独立并有所区别。或许我们能从这种思想的双重运动里看到一种矛盾,这一矛盾是制度的新生命所必然具有的?肯定无疑的是,这种不安全感不会减弱。采用制度术语对这一不安全感的唯一充分的翻译,或许便是现代国家的极端暴力特征——国家,再度意味着恐惧、对镇压的需要以及暴力。也许这就是凯恩斯的乌托邦主义和神秘化得以消解的方式。与“灾难性的政党”算账成为日常事件。资本的共产主义可以在其运动中吸纳所有的价值,并能最为充分地代表发展的一般社会目标,但它永远不可能剥夺工人阶级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就是对剥削的仇恨,且在任何既定的均衡水平都不能加以阻遏——因为工人阶级也是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方案。

  【注释】

  [1] “货币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能把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的微妙的环节”,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293。(中译文采用高鸿业的译法,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6页。——译注)

  [2] “以往各章的目的之一在于……并把整个的价格论和价值论密切结合起来。我认为,把经济学的内容区分为作为价值论、分配论的一个部分和作为其价格论的另一个部分是错误的分法”,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293。(中译文采用高鸿业的译法,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4-305页。——译注)“因此,我欣赏古典学派以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一件物品都由劳动生产出来”,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213。(中译文采用高鸿业的译法,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0页。——译注)。不过,斯威齐反对所有这类假设:“凯恩斯永远也无法超越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局限,这种方法以从历史环境中进行抽象的方式认识经济生活,从而根本无法为社会行动提供科学的指导”,见Paul Sweezy, “John Maynard Keynes”, p. 299。

  [3] 在这种关系中,《通论》的结论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这些结论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毫无保留的颂歌:“我看不出任何理由来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对已经被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严重的使用不当之处” 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379。(中译文采用高鸿业的译法,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2页。——译注)得到净化的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食利者的安乐死,自由与效率,联合与保存,劳动与自由的强化,这些都是一再出现的口号。很容易将这些口号组成一个具备最大化意识形态内容的完整意象——这足以让那些号称自己的方法价值中立的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感到不适。

  [4] 钱珀瑙恩《失业、基础与货币》和《预期与未来和当下在经济上的关联》这两篇文章中是准确阐释凯恩斯分析的一篇重要文献,尤其是他对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关系问题的分析,见D. G. Champernowne, “Unemployment, Basic and Monetary” & “Expectations and the Links between the Economic Future and the Present”。

  [5] 在对先知/上师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的令人奇怪的认同中(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 353-58),凯恩斯走得如此之远,不仅表示支持格塞尔的消灭货币利息率的提议,而且还认真考虑了格赛尔以印花券来取代货币的提议(抑或以信仰疗救的方法)。若将这种臆想置于一边,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率缩减到零这一理论的表述,可以在《通论》第220-221页找到最具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形式,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 220-21。(格赛尔:1862-1930, 德国商人,1919年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中任财政部长,蒲鲁东的追随者。凯恩斯曾断言:“未来向格塞尔学习的将比向马克思学的更多。”——译注)

  [6] 《通论》只有几处提及了马克思(见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32 and 355ff.),并且是泛泛之论,让人觉得作者对马克思的所知有限。(不管怎样,凯恩斯在《精英的聚会》中承认“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精通”。)凯恩斯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无产阶级国家的论断也非常浅薄(见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pp. 63-67, and Essays in persuasion, pp. 253-71 and 312-17)。在我看来,在这些情况下,发言的是作为证券交易所投机者的凯恩斯而非作为科学家的凯恩斯。从这个观点来看,如下的陈述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怎么能采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宁要粗茶淡饭不要珍馐佳肴,颂扬粗野的无产阶级却贬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后者无论有什么样的错误,依然代表着生命的品质并且当仁不让地承载着人类进步的重任?”(见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p. 258) 。

  [7] 对凯恩斯产生特别明确影响的似乎是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激进主义传统,其在剑桥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关于格林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内涵及其政治理论的一般取向,见John R. Redman, editor,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 H. Green以及Jean Pucelle, La nature et I'esprit dans la philosophie de T. H. Green, 特别是第2卷La politique, la religion. Green et la tradition。

  [8] 这种资本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在对货币的拒绝以及货币“被各种各样的流通信用形式所取代”的方案中表现出来——有其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已经给出了证明,见Marx, Capital, vol.3,pp.606-7。

  [9]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见Marx, Capital, vol.3,p. 264。(中译文采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293-94页。——译注)。

  [10] Hjalmar Schacht(1877-1970),德国经济学家,右翼政治家,德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11] 见R.F.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p. 445-50, and Mario Einaudi, La Rivoluzione di Roosevelt, p. 83。

  [12] 施莱辛格, 霍夫斯塔德和艾奥迪(见我们前面所引的著作)注意到,新政并没有特别忠实于凯恩斯主义,但同时他们也观察到,双方的政治构架中存在着客观的重叠。这似乎是应该强调的重点。

  [13] 霍夫斯塔德将这种新的工会会员构成视为美国改良主义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但这种构成完全无损于新政中资本主义实验的激进性——反倒强化了其独特形式。(见The Age of Reform, pp. 305-8。) 霍夫斯塔德在这场实验中所认识到的“社会民主色彩”与工人阶级视角毫无关系。

  [14] 除了之前引用的其不太重要的作品中的段落,我们应该注意,《通论》本身的写作也有其历史哲学的考虑,而这种历史哲学似乎源于彻头彻尾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视角,尤其是在结论部分。在凯恩斯那里,特别且吊诡的是,他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特有的“理性”(rationality)的攻击是对一般理性(rationality in general)的拒斥。正如罗伯逊(Robertson)注意到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就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当时各种“主义”的非理性后果。

  [15] 关于这整个问题,见Arghiri Emmanuel, “Le taux de proft et les incompatibilites Marx-Keynes”。

  [16] 关于1937年美国危机的阐释主要来自阿恩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教训》,见Heinz Wolfgang Arndt,Economic Lessons of the Nineteen-Thirties, pp.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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