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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产主义力量对印度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探索

王静 · 2022-01-19 · 来源: 共运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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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尤其是2008年以来,印度共产党(马)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印度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并且进一步反思自身,试图解决现实困境,实现超越式发展。

  [摘 要] “共产主义”是印度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印度世俗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存在”。在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下,印度现代化道路呈现为“从殖民地到自由化”的历史演进叙事。20世纪初,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和发展道路,而是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阶级关系重组。二战后,对现代化途径的认识差异,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印度共产党(马)在印度三个邦长期执政,开始在实践上探索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现代化道路。苏联解体尤其是2008年以来,印度共产党(马)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印度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并且进一步反思自身,试图解决现实困境,实现超越式发展。

  [关键词]印度共产主义;现代化;认识;探索

  [作者简介]王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选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1期,注释略。

  “共产主义”是印度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印度世俗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存在”。在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下,印度现代化道路呈现为“从殖民地到自由化”的历史演进叙事。本文尝试从印度共产党百年发展视角出发,考察其对印度现代化道路的基本认识。

  一、早期视角:以“去工业化”和“外流”为特征的殖民地现代化

 

  18世纪初,印度是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但到19世纪中叶,它失去了所有出口市场和大部分国内市场。1750年,印度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5%,到了1900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印度马克思主义殖民史学派认为,被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是对印度“去工业化”最重要的解释,为印度的持续贫困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1833年至1835年间印度总督本·廷克的报告,“这种悲惨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后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提到了“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的英国入侵者。对于英国人对印度传统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马克思评论道:“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19世纪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达达拜·纳罗吉(Dadabhai Naoroji)、印度经济史学家罗梅什· 杜特(Romesh Dutt)、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D· 科桑比(D.D.Kosambi)等人指出:印度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后出现“去工业化”假说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降低了纺织品、金属产品和其他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价格。廉价的英国工厂生产的纱线和布料夺走了印度本土市场。在181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由于英国贸易对印度的有力冲击,印度经历了“去工业化”。

  纳罗吉的“财富外流论”深刻揭露了英印关系的实质,成了国大党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这套理论在1901年出版的纳罗吉著作集《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统治》中得到了全面阐述。纳罗吉把英国在印度的榨取和以往外来入侵者的掠夺做了对比,认为英国的榨取最厉害,英国是长期榨取,并把掠夺所得大部输往国外,根本不允许印度有恢复创伤的机会。大量财富的外流,不但造成人民极端贫困,而且破坏了印度的资本积累,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作为对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扩张的回应, 一些规模浩大、斗争坚决的独立运动逐渐爆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出现了“世俗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 二者分别以“改良主义”和“宗教复兴主义”为特征。面对殖民统治,前者整体上是改良主义性质,这一类型的思想运动避免根本性社会变革,否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阶级斗争,其政治代表是印度国大党;后者主张把印度教转变为一种“民族认同”,在怀念印度过去伟大辉煌的同时,对印度未来复兴寄予热望。印度国民志愿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载体。该政治团体在表达传统诉求的同时, 也表现出通过暴力手段反对殖民统治的激进主张。

  上述二者均未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形成革命性挑战。真正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形成革命性挑战的是第三种意识形态和运动,即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和发展道路,而是展望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和发展道路,其政治目标是夺取国家机器和政治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阶级关系的重组。1920年印度共产党在海外成立,1925年在本土成立。印度共产党提出了“十月议程”,融合了“反对帝国主义秩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在要求完全独立的同时,还强调“需要通过明确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方案,赋予斯瓦拉吉口号(自治)激进的内容,包括废除地主制、结束封建统治和消除种姓压迫等重要问题”。

  殖民地特别是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在维持“漫长的十九世纪”长期繁荣中的作用特别明显。然而,日本严重挑战了英国在亚洲殖民地市场的地位,面对这种竞争,英国人不得不与当地资产阶级结盟并做出让步。“英国人‘采取了狡猾的策略’,把镇压和安抚巧妙地结合到一起”,这使国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较强的保守性。以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为主流的国大党,发挥了钳制反对英国的民主革命和本土社会革命,消除运动的激进色彩,将运动导入和平轨道的作用。英国殖民者对羽翼未丰的印度共产党进行了残酷镇压。英国统治者针对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实施和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案件:其中最为著名是“康波尔诉讼(1924年)”和“密拉特阴谋案(1929—1933年)”。印度共产党在成立后的20 年间,党员不得不以非法身份活动。

  这一时期,印度共产党在处理落后国家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关系与推翻殖民统治和解放工人、农民阶级的关系方面,出现了理论上的模糊性,为日后共产党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印度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表现 ,主 要创始人穆贾法尔·阿迈德(Muzaffar Ahmad)在回忆录中反思:“我们关于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阶级与种姓的关系、民族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资产阶级的作用的理解认识水平不高,在某些情况下做出的判断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辩证的。”关于早期印度共产党的历史作用,有学者指出:“在整个自由斗争过程中,印度共产党一直在国大党的阴影下,未能有效挑战甘地和尼赫鲁的领导地位。然而,作为一个根植于民众斗争并在知识界有影响力的政党,它对20世纪的印度政治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局部实践: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主张 

  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与尼赫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1964年尼赫鲁去世时,《纽约时报》直截了当地称呼他为“现代印度的缔造者”。毫不夸张地说,印度早期现代化道路首先是尼赫鲁“新印度”愿景在印度的投射。他的“新印度”愿景可以理解为三个关键领域的三种思想:一是经济政策的“民主社会主义”;二是外交政策的“不结盟”;三是社会政策的“世俗主义”。在尼赫鲁看来,印度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没有矛盾的地方”,“印度道路是从一切现有制度中吸取精华的第三条道路”。独立后,深陷贫困的印度为了摆脱殖民经济的依附性特征,主要采用了两种经济手段:一是基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二是高度管制的混合型经济。外交不结盟意味着印度在建设工业基础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美苏共同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世俗主义”的核心是“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向印度教多数主义的转变——在一个印度教徒占主体的民主政体中, 这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在印度共产主义力量的视野中,印度现代化的两个特点在结构上限制了工业发展潜力:一是奠定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基础的关键——“土地改革”缺位。例如,在印度共产党(马)看来,印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打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废除寄生的地主制,将土地分配给贫农,以及将工业发展从外国资本中解放出来,为一个经济自立的先进工业国奠基。但先前印度的统治者浪费了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历史机遇,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工业化明显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尽管许多政策文件声明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和遏制经济权力集中,由于完整保留的大地主阶级在议会中形成阻力,现有土地政策几乎毫无效力。这导致了“旧形式的地主制、租佃制,旧式的奴役和束缚仍在土地关系中发挥作用”,尽管有亚洲最好的土地,但印度土地持有量的平均规模小、利用率低,70%的土地持有量不到1公顷。二是资金匮乏,无力支持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方案。印度对外实施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实施进口替代;对内未能实现社会关系重组以释放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在缺乏基本土地改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仍然有限,如果不依赖外国资本,国内工业就无法增长和扩大。印度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外部和内部借款来资助工业化,这又导致了外部国际收支和财政赤字出现严重危机。对此,印度共产党(马)认为,印度过去几十年来走过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最终结果必然是危机重重、陷入僵局。这迫使印度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强与外国金融资本合作和开放经济来应对不断涌现的危机。因此,垄断资本的增长和外国金融资本的日益渗透,成为印度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

  也有观点认为,印度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具有迷惑性。例如,享誉南亚的政治经济学家、印度共产党(马)喀拉拉邦委员 会 顾 问 普 拉 巴 特·帕 特 纳 克(PrabhatPatnaik)教授表示,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国大党虽然追求发展资本主义,但拒绝帝国主义庇护。国大党利用国有部门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在苏联的帮助下实现经济的非殖民化,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国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在外交上追求不结盟政策。换言之,印度发展资本主义,但拒绝加入资本主义阵营;第二,国大党在保护资产阶级和地主财产、引进资本主义方面表现出阶级性,但它又似乎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 甚至不时体恤工人和农民。”总之,印度所追求的现代化模式是独特的。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共产党在反对国大党政权的同时支持其许多政策,例如从国外大资本手中夺回自然资源控制权、银行国有化、发展国有部门以及通过外汇管制法等。由此,帕特纳克得出结论:“印度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认为国大党政权是一个‘中间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地主政权。这个错误本身就证明了它的独特性。” 围绕对国大党政权性质的判断,以及应该采取“暴力推翻”还是“和平过渡” 战略,印度共产党发生过理论混乱。历史上, 印度共产党先后两次发生分裂:1964 年分裂为“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1969年,印度共产党(马)又再次分裂为“印度共产党(马)”和“印度共产党(马列)”。

  对现代化性质和途径的认识差异,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呈现“武装斗争”和“议会斗争” 路线并行发展的局面。“议会斗争”路线的代表印度共产党(马)和印度共产党居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在印度三个邦长期执政。“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领导者——印度共产党(马列),在经历短暂的强势崛起后转入沉寂。

  印度共产党(马)在印度共产主义力量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具有代表性,印度共产党(马)及其领导的左翼阵线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取得政权后,分别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施行各式改革方案,取得耀目成绩,成为印度地方政府成功执政以及在局部地区推进印度现代化的代表。总体上看,其制定了推动现代化道路发展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在印度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实施资产阶级政府替代方案,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铺平道路;第二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替代方案”的核心是:在农业上“,实施彻底的土地改革,废除地主制,免费向农业劳动者和贫农提供土地。免除贫农、农工和小手工业者的债务等”;在工业上,“采取步骤,通过适当措施,由国家接管资产阶级资产, 取消国内外资本对工业、金融、贸易的垄断”。 具体来看,印度共产党(马)在不同地区的现代化探索中都取得了独特且有效的成绩。

  自1957年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以来,“该邦成为西方政治科学家和观察家最喜欢的地方”。直到20世纪70年代,喀拉拉邦被认为是印度最落后和政治动荡的地区。而1970年后在印度共产党(马)的主导下,出现了一个“悖论”——喀拉拉邦非常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水平的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极高的识字率、寿命、低婴儿死亡率、低产妇死亡率以及强有力的公共卫生系统),这挑战了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既定“智慧”。从“问题邦”到“第三世界发展模式”,这样一条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现代化模式,逐渐被吸收到喀拉拉邦独特的社会发展叙事中。

  在西孟加拉邦,历经35年连续执政,印度共产党(马)着手推进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议程,重塑了西孟加拉邦的政治和社会。“巴尔加行动”“重新分配土地方案”和“潘查亚特制度”等一系列卓有成效改革的实施, 使历史上饱受饥荒困扰的西孟加拉邦从粮食进口邦变为全印最大的大米出口邦,成为“印度的饭碗”,“西孟加拉邦的发展故事被描述为20世纪80 年代的成功故事”。

  在特里普拉邦,与其他饱受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困扰的东北部邦不同,印度共产党(马)将“异质”的部落民纳入主流政治,使特里普拉邦从战乱威胁中摆脱了出来。在特里普拉邦连续25年的成功执政表明,印度共产党(马)有能力将共产主义拓展至印度东北部。印度共产党(马)通过创造性设计,运用议会手段,采取“包容性发展目标”,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解决了民族问题。

  三、批判与反思:对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随着苏联解体,自旧殖民主义结束以来,长期奉行新殖民主义战略的帝国主义加紧了全球统治。美帝国主义积极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谋求全球霸权。在此背景下,印度共产党(马)分析指出:“金融资本的集中和国际化在资本主义现阶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流动金融资本为了追求超额利润,积极寻求不受阻碍地进入他国经济,这一行为侵犯了所在国主权。帝国主义秩序为投机金融资本服务,打破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所有障碍,并在全球各地强加了有利于资本流动的条件”,迫使第三世界“陷入了债务增加的恶性循环,其贸易条件、工农业生产、技术流动和服务业都被迫与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相吻合”。

  印度现代化道路的两大不足——土地改革失败和资金匮乏,使国家无力从根本上完成工业化积累,导致印度现代化发展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13.4亿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还是靠农业或农业附属链为生,远未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奠基。印度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内外借款发展工业,进而背负了巨额贸易负担和财政赤字。199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以来,印度政府解除干涉制度,被视为经济战略的重大转折点。

  对于印度自由化的倡导者来说,有两个最为津津乐道的成功标准:一是增长率不断提升,二是巨额外汇储备。

  就第一点而言,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印度不仅成功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陷入的低增长陷阱,还成功维持并提高了这一增长率。数据似乎确实支持这一点:1950—1980年之间,印度的年均GDP 为3.5%;1985—1995年为5.9%;1995—2005 年为7.1%;2003 年至2007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9%。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从 2008 年开始,印度增长趋于放缓,2012年增速放缓至5.6%。自2013 年印度经济开始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上一年的5.5% 加速至6.4%。在2014—2015年和2015—2016年间持续加速,增长率分别提高至7.5% 和8.0%。此后增长率放缓,2016—2017年和2017—2018年的数据分别为7.1% 和6.6%,2019 年是4.2%。许多人对2011—2012 国民经济数据修订引发GDP 增速变化表示怀疑。例如,印度左翼经济学家阿钦·瓦纳伊克(Achin Vanaik)批评认为:“(增长率)根本没有戏剧性的突破。自1991年来,印度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与1980年代相同,维持在5.7—5.8% 左右。‘戏剧性’的新变化指标具有误导性。”

  即使抛开这点不谈,与独立后时期相比, 过去30年的数据确实看上去得到了明显改善。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持续增长为贫困和匮乏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但另一番图景却是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这不仅是印度的现象,而且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印度的突出之处在于其不平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目前,印度已位列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2017年印度1% 的富人占有全国总财富的58%,而全世界的对应数据是50%;印度1% 的人口占有新增财富的73%,这一指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帕特纳克看来, 这是更大强度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

  就第二点而言,在印度共产党(马)的经济理论导师C.P. 钱德拉 塞克教授(C. P.Chandrasekhar)看来,“印度的外汇储备是借来的,而不是赚来的,这种债务积累得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自1991 年以来的30年里,印度的国际收支有27年都出现了经常账户赤字。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进口商品和服务上花费的外汇比通过出口商品和服务赚取的外汇还多,因此并没有赚取外汇盈余。如果说有外汇盈余,那只是因为外国投资者和贷款机构向该国注入的外汇远远超过了为年度经常账户赤字融资所需的数量”。瓦纳伊克从另一个角度阐明,将外汇储备作为新自由主义成功指标所产生的误读性,“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特别迅猛”,这是滋生收入赤字的重要原因。

  钱德拉塞克等人认为,对“自由化”的通常解读是,释放被经济干预主义压制的竞争(国内和国外)。一个潜在的假设是,工业是增长的主导,推动自由化有助于实现工业化。但这并不是印度过去30年的总体特征,工业并没有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事实上,印度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排名远远低于一些亚洲国家。根据2010年数据统计,印度工业只占GDP的27%,吸纳劳动力22%;农业占比14%,服务业占比高达59%。由于服务业占比突出,印度已呈现出只有发达国家才具备的后工业化产业结构特征。这种产业结构的突出问题是,国际化程度高,难以与国内需求匹配;解决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无法解决普遍就业;无法普惠工业生态系统并实现升级换代。为了减少对服务业的过度依赖,令经济发展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莫迪政府上台后将制造业优先战略更名为“印度制造”,试图在外国投资的帮助下,将印度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属供应商。但钱德拉塞克认为这是小经济体甚至是岛国经济体通常采用的手段。

  如果是基于GDP的增长来评估自由化的成功,那么这一论点的关键将取决于如何评估2004年后的增长。钱德拉塞克认为,“印度成为寻求短期资本收益(而不是长期利润)快速回报的外国投资者青睐的目的地”“金融自由化和随之而来的大量资金流入在印度创造了一种新的积累机制。印度的资本流入量远远超过其需求。外汇流入导致国内资本流动过剩,基于这种过剩,自由化的银行体系一直在快速创造新的信贷资产”。因此,“2000年以后的增长是建立在信贷泡沫基础上的”。

  自由化的推动者一度承诺,自由化带来的增长可以改变印度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而现实恰好相反,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极不平等,只为少数人提供福利。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不仅是“改革”进程一个不幸的副产品,而是深深根植于“改革”的框架之中。大卫·哈维很早就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的具体实践在过去30年“已经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而“新自由主义化”是“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在重新激活全球资本积累方面并不非常奏效,但这一过程却在恢复、或某些情况下创造经济精英的权力方面,卓有成效”。

  印度共产党(马)中的经济学家缜密论证了印度新自由主义的运行特点和实现“增长” 的秘密。2020 年,印度共产党(马)的中央文件直截了当地指明,“新自由主义药方的破产清晰可见”,“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必然走向失败。放松国内金融市场管制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以劳动改革的名义取消就业保护法、开放国内资源和市场以及消除国际贸易和金融跨国流动的壁垒,都清楚地表明, 它们既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2008年华尔街崩盘以来全球经济的严重放缓,也无法解决人们对福利的担忧。相反,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了更高水平的剥削和全球需求的急剧萎缩。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扩大了经济不平等”,而“当产品无法售出时,任何私人经济体都不会借贷和投资,因为人民没有购买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非出售产品,否则无法获利。因此,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地剥削,削减他们的收入、大幅削减社会保障支出、辞退劳工等,通过这些‘紧缩措施’来扩大利润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全球阶级斗争的加剧”。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新自由主义在印度反而更加“流行”,这导致“经济不平等呈指数级扩大,裙带资本主义达到更高的水平。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大规模私有化、开放印度市场和财富外流,将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苦难和经济负担”。与此相应,印度共产党(马)领导的喀拉拉邦左翼民主阵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创造了典范记录。“喀拉拉模式”赢得了国际认可,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为需要效仿的模式。

  在批判的另一面,是印度共产党(马)对自身的反思。苏联解体后,印度传统左翼力量大幅下滑。2010年和2018 年,印度共产党(马)相继丢失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政权,可以看成左翼衰落的集中体现。在帕特纳克看来,“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一场理论危机——将理论与实践视为一个整体的哲学中,每一次实际挫折都反映出某种理论上的失败。在更基本的意义上,左翼理论上的模糊性是左翼运动陷入危机的基础”。

  当前,印度共产党(马)在西孟加拉邦面临两方面的特殊情况:一是在联邦和民主议会体系中,许多政策杠杆均超出地方执政能够控制的范围;二是在土地改革成果耗尽后,其所面临的工业化压力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苏联解体背景下,印度共产党(马)追随国大党中央的自由化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推行工业化。不协调的是,它接受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狭隘概念,但没有认识到,在印度这样的经济体中,即便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就业前景也是有限的。这一政策转向导致印度共产党(马)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支持率日益走低,最终导致失去在该邦的执政地位。

  针对印度共产党(马)在两个邦的选举失利,帕特纳克认为:“与其他政治力量一起,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寻找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替代方案时,不要假定自己是‘先锋’。”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可能会有这样的历史时刻:阶级力量的平衡使无产阶级及其盟友获得足够的力量来行使政治权力,以阻止资本主义内在倾向的实现,并‘改革’资本主义,使其更加人道。但这种改革会使体系功能失调,需要朝着生产资料所有权进一步社会化的方向进行进一步‘改革’,或者滑回资本内在趋势不受约束地实现的局面。简言之,对资本主义运作的每一次系统性干涉,要么引发一种进一步干预的辩证法,要么引发一种否定这种干预的辩证法,或者可以概括为引发一种‘颠覆资本逻辑的辩证法’或者‘屈从资本逻辑的辩证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采取的是这两种辩证法中的一种。”按照上述逻辑,印度共产党(马)在西孟加拉邦践行的是“屈从资本逻辑的辩证法。”而在帕特纳克看来,“不论是认同‘颠覆资本逻辑的辩证法’或者‘屈从资本逻辑的辩证法’,在‘发展’和试图推翻体制之间唯一选择的观点,否定了左翼的任何空间。左翼的政治空间来自于拒绝这种二元选择,超越这个问题,恰恰是解决左翼理论危机的契机。由此产生的政治可能性,也将有助于解决左翼的实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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