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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GDP,当心败也GDP——兼论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天下第一大老粗 · 2010-06-1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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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如同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其实很不容易回答。假使招录公务员出了这么一道题目,你根据3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结果,回答说目的是为了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那就糟了。虽然这一回答十分客观正确,但是,因为你实际上是在同官方现在宣扬的“和谐”社会唱反调,暴露了自己危险的思想倾向,所以,即使其它题目也答对了,表明你确实是个人才,也决不会被录用。当然,我这只是“假设”,官方现在怎么会出这么一个看似简单而人们根本回答不了的问题?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为什么不会出这道题?官方的标准答案早在30多年前就已准备好了。当时,很多学者在宣传邓小平理论的文章中,千篇一律地向人们灌输说,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要求提高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可是实践的结果与此目的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不是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事实是居民消费指数占GDP比重30多年来竟然一直不升反降, 托物价上涨之福, 工资倒是提高了, 但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仍然像改革开放前一样, 只有发达国家同行的5%左右,医疗、教育和住房成为压在老百姓身上新的“三座大山”。可见,官方这一标准答案不能成立,因为显然与事实不符。答问者遇到了两难选择。  

或问,我既不愿说谎,又想通过考试,应该怎样回答?老夫教你一招,可以如此答曰:改革开放的目的,乃是为了促进GDP增长也。  

据说具有里程碑历史意义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今后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当时,这一决议可能获得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认为这是走向民富国强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没人料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竟异化为唯GDP论。为了GDP增长, 甚至不惜废弃、否定与反对一切社会主义原则。例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不再提了,阶级斗争则被妖魔化,闭口不提中国人头上戴了一百多年“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是在什么时代和怎样摘掉的,反遭控诉,仿佛那个时代只有“伤痕”、“牛棚”。为帝国主义反华提供大量攻讦口实,何疑于汉奸行为。一些腐朽的旧观念沉渣泛起,“剥削有功论”曾被批臭,如今又吃香了。社会主义中国工农劳动阶级的领导地位直线下降,沦落为弱势群体。为人民服务被执政官僚们忘到九霄云外,因为这一理念对自己的GDP“政绩”毫无裨益,反而可能会有妨碍。对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不作一分为二分析,斥之为“僵化”的代名词。人的自私本性不能限制,反而应当鼓励,因为据某些学者论证,这种本性乃是产生经济活力的不竭之源泉……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善恶美丑的观念被颠倒了。改革开放到底是为了什么,可能官方还有其它的答案。但那些答案只要是冠冕堂皇的,都不可能得到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同。  

改革开放是为了促进GDP增长,这一答案既不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可以满足执政者的虛荣心,可谓两全其美。官僚们至今还津津乐道于GDP, 因为这几乎是30多年来唯一值得夸耀的政绩。但是GDP增长犹如剃头担子一头热, 官僚们诚然热得发昏, 老百姓却对其越来越冷淡。如果说30多年前,当宣布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目标是使GDP达到人均1000美元时,曾激起许多劳动者美好的遐想,那么30多年后的今天,又宣称若干年后人均将达到1万美元,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会有多少人感动?勿须为老百姓对待GDP增长的冷漠加热,因为那是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而反映出来的理智表现,倒是有必要给官僚们疯狂的GDP热降温,这种“热”既不可取,也难持续,甚至非常危险!  

因为,如果进一步问,追求GDP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各地官僚恐怕十之八九又将瞠目结舌, 回答不出所以然了。他们心里可能想着是为了政绩,以便保住禄位或升迁,但那好意思说出口吗?老百姓并不认可这种政绩,是由于它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相反,还可能给他们造成危害。昏官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GDP政绩,除了在某种场合可以沽名钓誉,和在一定时期使西方某些不知中国內情的头面人物虚惊一场,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  

官僚们及受其宠信的某些经济学家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主要理由,是说这个制度“僵化”,“没有效率”,所以必须改而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那么照道理说,后者应当比前者更有效率(益)了吧?但实践往往是“捡芝麻,丢西瓜”。不错,从微观上看,有一部分企业单位在“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其效率(益)可能比在“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要高一些;但从宏观上看,则完全相反,算起总账来,大大地得不偿失。让我举例说明。请先看一则几年前的旧闻。2005年3月,《中国青年报》有一篇作者何益的文章披露,电信网络重复建设浪费了好几千亿元,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文章中说:  

“‘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曾身居电信行业要职的杨贤足委员说,他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2003年6日,杨贤足从联通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此前,他曾担任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  

“铁塔一项本可节省240亿元  

“‘光是铁塔一项就浪费掉约240亿元。’杨贤足说,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小镇里,也经常能看到两个电信部门的铁塔并立。这两个铁塔,分别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真的需要两个铁塔吗?’在杨贤足这个内行看来,一个足矣。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两家国家控股经营的移动通信企业,由于没有移动基站(铁塔、机房等设施)资源共享机制,两家企业各建各的。他算了一笔账:建一个铁塔至少需要投入30万元。在现有的24万个铁塔中,如果其中1/3实行共建共享,就可节省投资240亿元。  

“让他忧虑的是,国家发放新的 3G 牌照后, 势必有更多的移动运营商加入,如此,一个小镇可能会出现四五个铁塔,这不仅浪费巨大,还要占用大量土地。  

“真的需要这么多光缆吗  

“比铁塔投入浪费更严重的是干线光缆。理论上讲,全国有一个省际干线光缆就够了。而现在,每个电信商都有自己的网。建一个干线网需要投资200亿元以上,而目前五六个网并行,总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元。他们分别属于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网通、铁通。此外,广电部门和军队也在投资建设自己的网络。仅这一项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就将近1000亿元。  

“杨贤足委员说,比起接入网方面的重复建设,铁塔和干线光缆还算不上最严重的。‘在全国建一个自己的接入网要花多少钱?’知情人士透露,大概要四五百亿元。也就是说,如今的5大运营商有4家需要自建接入网,总共2000亿元左右。而从使用的角度讲,有一个接入网就够了。  

“电信网络资源开放应写于电信法  

“此外,还有通信管道的重复建设。这一块,老百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街道挖了埋,埋了再挖。杨贤足说,和接入网一样,城市电信管道大多为当地一家电信企业拥有。面对竞争,这家企业要么不向竞争对手开放自己的管道,要么即使开放,租金也高得吓人,3年的租金就相当于新建一条管道的投入了。  

“据了解,联通公司尽管拿到了全牌照(可以经营移动、固话等多种业务),但因为接入网、管道等原因,一直没能真正进入固话领域,而比联通更弱小的铁通,更是举步维艰。  

“为此, 杨贤足委员建议, 首先要将电信网络资源开放写入电信法. 其次, 国家必须化优化市场竞争结构入手, 推动电信市场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 而不是现在这样的重复建设丶恶性竞争. 此外, 由于我国电信企业都是国有独资或国家资本绝对控股的, 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 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  

这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严重浪费国家资产的行为,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可能发生吗?那时,实行全国一盘棋,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如今这些优良传统都被抛弃了,代之以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即使是同属公有制国有企业体制,也是如此。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未能同GDP增长同步提高,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年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并不存在所有经济决策都在市场经济中决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并強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避免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特别是国内的恶性竞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的产物。即使在旧中国,政府无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也有行业协会代行其职,作为一个争取行业互利共赢机构出面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做的甚至比旧中国还不如。  

台湾陈水扁当政时,曾扬言其有能力袭击三峡大埧。我们假设,他的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就这座大埧不能使用了而言,我们遭到损害的程度,也仅仅只有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指导下,政府官僚放任不管于这一项电信网络工程重复建设所受损失的几分之一。不过,国家虽然当了冤大头,官僚们的GDP政绩却一举扩大了几倍。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划算的。  

人们现在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以为层出不穷的重复建设既然有助于提高GDP增长数字, 可能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因为各地官方几乎无一不是乐此不疲,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彩电、电冰箱等生产线就不约而同一窩蜂地引进了一百多条,其中大部分开工生产没有几年便弃置报废了。同其它项目比较起来,这还算好的,引进的机器毕竟还隆隆地运转了一段时期。武汉市武昌工人文化宫内,大约20年前,新建了一座能容纳1万名观众的足球场,建成启用后只举办了一场赛事,此后就一直被冷落闲置在那里。它可能创造了同类场地举办赛事最少的世界纪录。最近听说要花几亿元重建该文化宫,建设工程量中,包括拆除这座万人足球场。毫无疑问,同当年一样,又有助于提高武汉市今年GDP政绩。近来又见报道,某市刚刚花了1500万元新建的一所小学校,又准备爆破拆除了。  

各行各业为了促进GDP增长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择手段,不顾民怨。1980年代,武汉名胜古迹黄鹤楼,重建新楼后开放,游人参观1元钱,现在则是80元了。人们今日不禁发李太白之叹:眼前有景去不得,门卫验票在上头。武汉另一游览景点磨山风景区,最近门票由40元涨至60元,引起市民们反感非议,国家统计局这两年公布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上稳定未变,你怎么涨幅高达50%?该景区发言人解释:风景区毎三年可以调整一次票价,这是本行业惯例。我区的票价8年了才调1次,比起国内同类其他景区,收费还偏低呢。至于“申遗”成功的世界级景区,票价早已售数百元了。中国人均收入与游景收费之比,大大领先于世界,门票的涨速也比全球第一的GDP增长还要快得多。除了上述破坏性的重复建设,GDP的增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CPI涨速。  

我在青少年时代,电影票价只有我日均工资的8分之1弱,每月都要去享受几次大屏幕视觉快感;如今涨到2分之1強,若非有钱的亲友请客,再也不敢迈进影院之门。原来是一种普及性的大众娱乐消费,现在早已贵宾化了。  

为了GDP,铜臭甚至熏污了原本应当是圣洁的教育领域。当年为什么要搞教育产业化?因为其时GDP难以增长了,虽然正在唱“科教兴国”的高调,但教育经费却长期低于财政支出的4%,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于是歪脑筋动到了广大青少年学生身上。所谓“义务教育”,很长一段时期,曾经有过世界上别具一格的解释:家长有义务花钱缴学费让自己的该子上学受教育。还有中国特色的“择校费”,仅官方教育局正式批准收取,可能计入GDP统计中的,就数以亿计。至于大学收费,比“产业化”前增加了多少倍?恐怕也非常惊人吧!  

几年前曾见报载,武汉市有一所以某位共产党女英烈的名字命名的中学,有一学期,初中一年级新生就要分“快慢班”。以钱的有无为标准分班,缴3000元者分在“快班”,不缴此莫名之费者则分在“慢班”。有家长不满而抗议。该校领导却振振有词:此举经过区教育局批准,属于教育改革中的新生事物。那位今天被该校用来命名的女英烈,当年闹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中国穷人的孩子能受到平等的教育,不料今天竟有共产党的叛徒欺世盗名,反其道而行之。这一“新生事物”,在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只有在盛行GDP崇拜的中国才可能出现。  

当然,高收费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是为了维护、更新和扩大学校硬件设施,以便更好、更多地培养人才,服务于经济建设。可能还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加上一句:决非用来滥发补贴,中饱私囊。中央政府对此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及时果断地解决?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年来学校利用学生收费而大兴土木工程,为GDP增长助了一臂之力,功不可没吧。  

追求GDP增长,必然金钱挂帅。在这股社会大环境风气影响下,也使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为宗旨的医疗卫生部门,很大程度上变质。某些医院将尽多地榨取病人钱财为其经营的第一要务,原来的宗旨早已抛到九宵云外去了。今天的中国医院与毛泽东时代比较,甚至同任何外国相比,可以很显然地发现两大反常之处:一是医生热衷于要病人作各种检查,而很少考虑病情是否需要;二是据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今年初披露,中国孕妇的剖腹产率高达46·2%,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上限的3倍以上,高居全球榜首。与不必要的检査原因相同,经济利益使然也。例如以北京为例,阴道分娩从临产到生产,平均要10个小时,医院仅收费约2000元,其中医生的人工费用仅约200元;而剖腹产45分钟即可完成,收费约5000元,其中医生人工约700元。显然,剖腹产更符合医院和医生的经济效益。但对产妇而言,剖腹产容易导致出血,一般平均500毫升,与阴道分娩相比可谓成倍增加。由于剖腹产手术在子宫上遗留疤痕,女性再次妊娠时会增加胎盘前置等诸多风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一项调查则显示,2006年10月至2007年9月这一年间,湖南省有76例剖腹产孕妇死亡。其中15例即为疤痕子宫再次剖腹产。根据中外医学界的报告,剖腹产还有一系列其它风险。“剖腹产是一个不完美的妊娠结局。毎当看到女士腹部的疤痕,我就有一种做錯事的愧疚感。” 一位医生在“中国妇产科网”这样留言。  

中国的医患矛盾自从医疗卫生机制改革以来,呈愈演愈烈之势。因而有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要求立法,以保障医院正常秩序。但法律能解决这一问题吗?  

医生诊治,当然应当根据病人病情对症下药。但在中国,一种潜规则逐渐在某些医生的头脑中蔓延开来,即多用贵重药,少用廉价药,首先考虑的是医院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其次才是药效。在GDP魔棒的指挥与教化下,已经有不少原本令人尊敬的白衣使者,越来越淡忘救死扶伤为其天职了。  

医院医生用药的倾向,随即反映在医药市场上。据《文汇报》 2007年6月24日 报道:“治疗静脉曲张一次手术至少上万元, 而使用鱼肝油酸纳注射液进行治疗费用不到20元, 但是这种价廉物美的鱼肝油酸纳注射液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了2年多。 日前, 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政府机关的共同关心下,金朱药业有限公司突破重重障碍,重新生产该药。但令人意外的是,销售却成了一道新的难题。由于该药利润低,购销差价相对较低,而且不少新医生已不了解该药的使用,因此药厂的营销人员并没能在城市中顺利地打开市场。又如一盒‘百忧解’288元,同样效用的‘丙咪嗪’毎盒价格在10元以内,但却基本断档。在一些药店,像小苏打、多酶片等常用廉价药也面临被高价新药取代的局面。”  

所谓“新药”,其实许多是原来的廉价药改个包装,换个名字,重新注册而已,价格则大幅提高。因而,中国药品“研制”成果非常惊人,毎年层出不穷问世的“新药”品种数量,足以与世界上头号医药強国——美国媲美。在促进GDP增长方面,医药行业的贡献可谓大矣,大到成为一座大山,压在亿万老百姓身上。这种既不用量的增加,更勿须质的提高,稳稳当当,轻轻巧巧,便能使GDP毎过一段时期成倍增长。药企的这种市场行为,各地官僚们乐观其成,因为也有助于自己的“政绩”,于是,官商默契配合,这套把戏越玩越起劲。  

见利忘义,疯狂的GDP追求动机还为人类社会的技术退步打开了后门。请再看《长江商报》 2007年10月4日 的一则报道:  

“本报讯(记者  胡梦)骨折了,如果用中医正骨只需300到400元(两三年前只需50多元),如果选择西医开刀,则需要将近1万元。可是记者发现,在不少医院,用中医正骨治疗的几乎没有。”  

因为中医正骨费力气,也创造不了经济效益,所以不少医生纷纷放弃。另外,中医骨科需要手把手地教授,手法非常讲究,目前并不是中医医生都能掌握,因而有行內知情人士说,具有悠久历史的祖国这一医术,正面临失传的危险。  

更严重的是,这种为追求GDP增长而不惜牺牲技术进步的作法,还应用于经济发展方式上。例如,汽车工业为了尽快提高质量,扩大规模生产,不是从加强自身研发力量入手,而是热衷于同外商合资,引进现成技术,反将自己原有的汽车科研班子解散。如此之类倒行逆施的作法,致使中国的科技竞争力从1970年代排行13位,下降到改革开放后的31位。  

尽管付出了上文所述种种代价,但若改革开放是为了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这一目的可谓达到了。中国现在已成为汽车生产与销售世界第一大国,便是有代表性的例证。由于中国有13亿人,人口基数庞大,即使是一小部分人,绝对数量也非常可观。但是,因为这一小部分人的购买力是建立在社会利益分配中人们的收入差距悬殊的基础上,甚至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取得的,所以,另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将视轿车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永远地消费不起。  

但是,尽管GDP增长中产生了上述这么多严重的弊病,我们也承认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中国变得富裕了。但现在GDP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了问题,即使你敢于不顾一切后果地带病而行,也难以为继。因为多年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处于爆发的前夕。如果继续沿着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轨道而行,人们都看清楚了,前面就是失败的陷阱,所以,必须迷途知返。  

GDP增长挂帅的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它有三大特点,即杀鸡取卵、舍本逐末和饮鸩止渴。分述如下:  

其一,杀鸡取卵的方式。请先看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四期一则新闻报道,(作者  任晓刚):  

“岁末年初的祁连山区,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  

“然而在海拔 4000米 以上的青海省天峻丶刚察兩个县所属的木里丶江仓煤炭蕴藏区, 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数千辆采挖设备和运输车辆昼夜不停地运转着,千万吨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运送出去。  

“也许谁也不会想到,如此壮观的生产景象的创造者们,竟然无一例外地都是违法者,而且这种违法行为已长达8年之久,祁连山腹地的湿地因此面临毀灭性破坏。…”  

合法的采,非法的采,只要当前GDP增长, 竭泽而渔,哪那管子孙后代无矿可采。  

窥一斑可见全豹。经过这30多年为了GDP增长而无限制地拚命消耗,许多矿产资源品种的可开采储量已大为减少。例如,中国特有的宝贵矿物——制造高科技产品不可或缺添加的稀土,在世界上占的比例急剧下降,可能若干年后反要从国外高价进口了。国人知道,中国煤炭资源非常丰富,但也经不起连年大量消耗,2009年,已经开始成了煤炭净进口国了。有学者文章披露说,如果照此开采强度发展下去,山西——中国这个煤藏巨大的省份,几十年后也将无煤可采了。其它品种的矿产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形势可能更加严峻。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內资源消耗完了,还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大量采购,即使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趁机猛涨,敲你一大笔,只要能买进来就行。也不用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重施故技,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是毛泽东时代了,而是蹈光养晦,委曲求全,甘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附庸一百年不动摇。我们不惜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尽量压低劳工工资,大量血汗生产的廉价商品供给外国人消费,换来的外汇美元又送回美国,买他的债劵,既降低了美国的通胀率,又帮助其克服金融危机,如此国际分工,谁要干扰破坏,美国人第一个不答应!我们何须杞人忧天?  

但是,即使不必担心资源因过度消耗而枯竭,环境污染的严重却不得不令人忧虑。只要你生活在中国大陆,不论在城市与农村,都不能置身于祸外。有报道说,世界上10大污染严重城市,中国就占了7个。广州50岁以上的人肺脏都是黒的。笔者所住社区有1个门栋14戶人家,2009年1个月内,竟然死了3名癌症患者。人们分析死者患病原因,认为可能与饮食有关。  

与GDP增长同步高速发展的环境污染形势,媒体报道得够多的了,执政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已不少。有效果吗?污染形势恐怕还将恶化。笔者在本文中不全面评析环境污染问题,只就其中一个方面,即食品安全谈点看法。  

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鸡”。但是许多地方为了快速地取“卵”,促进GDP增长, 不惜将诚信弃之如蔽履,往往忽视于食品问题的发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钱,钱,钱,一切向钱看,处处闻铜臭;GDP,GDP,  GDP, 成也GDP,一俊遮百丑。  

马克思说:“资本……有百分之五十利润,它就会挺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在流行着一切向钱看风气,盛行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尤其如此。  

于是,在利润驱使下,各行各业中的不法之徒肆意妄为:为了增重,加工“注水肉”、“注水鸡”、“注水鸭”;为使产品光鲜,以次充好,硫酸薰制银耳、竹笋、枸杞等干货;陈化粮掺白腊油、染色素、矿物油抛光,改善卖相;糖水加醤油加醋制成“保健品”;饲料中渗入痩肉精,提高猪的痩肉率,卖个好价钱;粉丝中加滑石粉增白;用霉变花生做花生酱,掺合黑芝麻磨成芝麻酱;鱼翅用双氧水漂;卤制熟肉制品使用的添加剂含有汞、坤、铅等有毒元素的焦糖色和一种涂墙、染布用的化工涂料酸性橙;石灰加麻黄泡槟榔让食用者上瘾;喷洒剧毒农药于果蔬、茶叶;最恶心的是竟有道德极端恶劣之徒甪猪粪水泡制“美味的臭干子”……  

山西毒酒案、山东毒大米案、海城毒豆奶案、江西毒腐竹案、金华毒火腿案、阜阳假奶粉案、龙口伪劣粉丝案……“食品恐怖主义”严重、广泛和持久不断地袭击着中国人!  

病从口入,因为许多食品中添加了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使从儿童到老人的广大消费者的身体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其中尤其以癌症发病率走高最为引人注目。有资料披露,北京死亡人员中癌症患者就占了四分之一。癌魔甚至逼近儿童,毎年到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中心看白血病的小患者越来越多,毎周一次的专家门诊都有七十余位患者,寒假期间毎周达到一百三十人。这里的医生说十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也就接诊四十余位小患者。另有报道说,湖北多年来毎年新增、8万多名癌患者,还有报道说现在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都和食品安全有很大关系。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危害匪浅,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从北到南癌魔肆虐,全国告急。由于长期食用含激素的食品,女孩的月经初期已由20年前的平均十四岁提前到现在的十岁左右。更使人惊恐的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学专家说他在广州看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农民在整治鱼塘的时候在塘底铺上一层叫做“环丙沙星” 的药品,因为它除了可以防治鱼病,还是一种摧肥剂,能够加速鱼的成长,可是这种鱼塘养出来的鱼被人吃后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这些年来由于食品问题越来越严重,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一般是五千万到一亿,现在三千万就算正常了。如此下去,五十年后中国人将遭遇生殖危机!  

此外,社会上造假、诈骗等不法经济行为也十分猖獗,就不例举多说了。某些主流派经济学家可能有鉴于此,放马后炮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言下之意,出现上述这些问题,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只要严格地动用法制手段便可以解决。老粗现在郑重其事地向某些上层人士介绍木匠常用的两种工具:锯子和刨子。木料需截去一尺,九寸九分先用锯子锯掉,剩下一分再用刨子刨平。任何一个卑贱的劳动者,哪怕他是文盲大老粗,也决不会混淆这两种工具的不同功能而用错。倒是某些高贵的满腹经纶的学者和采纳他们高见的决策者,可能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吧,竟然弃锯而专刨,尽管已经刨得黑汗水流,劲疲力竭,也是白搭。仅就食品安全而言,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在经济社会的治理功能上,法制手段只能起“刨子”的作用。那么“锯子”又指什么呢?它有两种,一种是无形的,即良好的社会风尚。人们普遍讲究道德,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以损人利己的不法行径为耻。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唯GDP论的影响下,道德己沦丧到了空前低劣的地步。黄毒赌假骗黒腐,七鬼闹中华。毛泽东时代,“向雷锋同志学习” 蔚然成风。现在甚至很多人不敢学了。因为,如果你不识时务,胆敢学了,例如路上有位老太太跌倒了,你像 彭宇 先生那样去搀扶,就可能惹上官司。法院判决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乖乖地赔付医药费。法官判决并非没有道理,现在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时代,如果 那位老 太太跌倒与你无关,你干吗要去扶助?分明悖于现在社会的常理嘛。  

据有学者文章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在其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上也曾经常发生过食品安全问题等等不良事件,后来经过一百多年的治理,才逐渐好转。你准备也用法制手段“刨”上一百多年吗?恐怕老百姓没有耐心等待这么久。三鹿奶粉事件有人归咎于监管不力,这种认识太肤浅了。这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的名牌企业是当地利税大戶,GDP也举足轻重。如果严加监管,岂不是抹煞了“政绩”?若不是全国各地几十万婴儿患病急诊,也不会东窗事发。近来又见报道,有学者在一段较长时期,专门观察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业——“地沟油”产业的发展壮大史,如今已遍地开花,认为其产业规模在全国可能已经达到年产两三百万吨。在武汉市,许多市民都知道郊区菜农种两种菜,一种自食,一种上市。本市人民代表在市人代会上,年复一年地提出解决市民食用蔬菜安全问题,就是因为迄今没有像三鹿奶粉那样爆发大规模急性中毒亊件,所以一直相安无亊。当然,其间也曾运动式“严肃”整治过,但那能治本吗?三鹿亊件的处理可谓动用严刑峻法了,这家中国著名企业的董亊长被判无期徒刑,并对两名使用三聚氰胺的犯法者实施枪决。但亊隔一年多后,不是又有人“废物利用”了么?可见,马克思上述对于资本作恶的科学论断,乃是经得起时间检验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中国也像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坚持不懈地整治一百多年,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经济运行中的严重问题会因此而逐渐缓解吗?前景不容乐观。因为,某些居心叵测之徒还在从中作梗,混淆视听。人们可能还记得,1980年代发生过一起“晋江假药案”,因为当时人们少见多怪,全国震惊,不法之徒胆大妄为,竟敢大规模地谋财害命!听说一位中央首长——陈云闻讯大怒,责令严惩不贷!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因此案而被撤职。亊隔多年,进入21新世纪后,竟然还有人在一家右派刊物撰文,为此昏官评功摆好,甚至大唱赞歌。因为此公在改革开放中勇于开拓进取,敢为他人所不敢为。全文充满婉惜之情。是呀,在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敢将谋财害命的假药培育成促使当地GDP大幅度增长的支柱产业,这种人才哪里去找?应当多多益善才是啊!  

有一个口号曾经非常流行,当时对每一个官员来说,比执行正式政策还要重要,必须身体力行:“允许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 似乎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什么伤天害理的亊都可以放手干。那位改革原教旨主义的作者正是持此观点,认为项书记的主流是好的,改革中在对待假药问题上失误,支流而己。其实,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为项南下台鸣冤叫屈不过是个幌子,真实意图是鼓励某些贪官、昏官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引起更大的民怨,为改旗易帜,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专制统治”创造条件。在他们的心目中,为了“改革”大业,造假药谋财害命也不足挂齿,至于破坏宪法,颠复工农联盟和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基础与经济基础,就更不当一回亊了。却还要挂羊头,卖狗肉,以“特色”忽悠国人。在一个道德沦丧,诚信尽失,是非颠倒的社会,不仅没有这把“锯子”,连“刨子”也失灵了。  

有人可能会说,那都是过去的亊了,现在,中央政府空前高度重视人命关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为此,近来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包括一位政治局常委挂帅,三位副总理组成,如此强大阵容,还怕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我无意再泼冷水,不过,人们也别期望过高。如今正好有一块试金石摆在这个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面前,试看他们如何处理。这就是转基因粮食问题。  

这个问题甚至比晋江假药案还要严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续是否会受到不良影响。转基因粮食究竟是怎么回亊,引述一则新闻报道简介如下:  

“《国际先驱导报》 1月29日 刊登记者专稿说, 2009年11月27日 ,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获得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及其同亊,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上市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这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即将打开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这引起了担忧。  

“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告诉记者,‘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棉花有商业化种植的,但是转基因水稻,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商业化种植。’薛达元担忧的主要风险是转基因水稻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介绍,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保障,‘欧美科学家都不敢断定这项技术一定是安全的,中国科学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拿下安全证书似不稳妥。’  

“‘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水稻专家袁隆平说。”  

其实,中国农业有关部门所谓的“实验非常成熟”,值得怀疑。世界上许多国家作过转基因食物实验,都宣称被实验的小白鼠发现负面异常变化,如免疫力降低,某些器官弱化等,唯独中国小白鼠健康如常。“时间就是金钱!” 中国的某些官僚是否要像当年的改革急先锋昏官项南一样,急于培育一个能为GDP增长作出惊天动地贡献的支柱产业?  

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证书没有批准之时,这两种亿万民众食用的主粮就早已隐密地违法大量生产了,并在消费者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欺瞒销售。置法律于不顾,先斩后奏。据说,广西省早在2001年起,就推广种植了一部分桂人作为主粮的上千万亩玉米。时至今日,后果已开始显现。近来在其省内高校中測量男生精液,发现竟有56%的人精液浓度异常,毎毫升含量比正常水平降低一半左右。如果中国人长期食用转基因粮食,中华民族将来会发生能否存续下去的问题吗?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其国内许多民众遭受饥饿折磨的国家,都不敢准备以转基因食物作为主粮,中国是唯一的例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豢养出来的几个买办学者,他们可能利令智昏,但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放任不管,任其为所欲为?要知道,这种“商业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触犯刑律的严重罪行。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你们上任伊始,能否在亿万老百姓面前建立自己的诚信,在处理转基因粮食违法种植与销售问题上与国际惯例接轨吗?这个问题就是一块现成的试金石,人们拭目以待。  

整治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在内的经济秩序,第二把“锯子”是有形的,即公有制经济制度。这个道理应当不难明白。中老年人都知道,30年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时候,根本就无可能致人命的假冒伪劣商品,因为当时没有受利益驱动而敢于以身试法的资本家。在今天的中国,无形的良好社会风气与有形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这两把“锯子”,都不见了。一百把“刨子”也抵不上一把“锯子”的功用。现在撇开有形的“锯子”,专谈无形的“锯子”问题。社会风气的好与坏,都由当时社会的多种因素合成产生。其中,领导者的影响因素往往是决定性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汉初刘邦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可能是讲诚信的,具有令行禁止的权威。所以,当他与咸阳父老约法三章,仅十个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便使天下大治。后来到了汉末,礼崩乐坏,更因统治者软弱无能,尽管“法网严密”,也止不住天下大乱。现在的“公检法”队伍规模比毛泽东时代扩大了多少倍?恐怕十倍都不止,但社会稳定形势比得上那时吗?前后社会风气有天壤之别,显然今不如昔。“稳定压倒一切”,此口号本身并没有错。但你是主要依靠“刨子”,还是“锯子”维持稳定?这就涉及到有效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据《环球网》问卷调查,八成被调査网民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拜金大国”。这顶帽子可不光采。我相信中央领导者可能在为自已治下的国度荣膺此帽而尴尬,在想办法如何摘掉。如果去问那班御用学者有何良策,他们一定会说只能靠加強教育,并从娃娃抓起。倘若真依此策实施,我认为这比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欲借法制手段这把“刨子”整治好经济秩序更可笑,不但低效甚至无效,还将像吴敬琏声称经济模式的转变要依靠私有化企业体制改革“到位”一样,适得其反。中国今天包括成为“第一拜金大国” 在内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现行的应试教育罪不可赦,对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者来说,则是“功不可没”,再去“加強”,后果更糟。这种性质的教育像唯GDP论一样,引导学子们从小就以考试成绩为中心打转,为将来走上社会找个好工作打下基础,一心追求个人私利,根本不顾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应负的责任。应试教育,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右派为搞垮共产党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与破坏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政治基础工农联盟与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相配套的。他们的阴谋正在得逞。今天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家大亊,甚至对食用转基因主粮这样可能影响中华民族存续的惊天亊变都持冷漠与麻木态度,便是长期实施应试教育“成果”的一种现实反映。  

应试教育欲转变为素质教育,如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样,喊了多少年,至今连变化的苗头都看不见。我认为其原因有两个:一,从坏的方面看,有人作梗,不愿转变,因为如前所述,应试教育符合他们和平演变需要;二,可能主要是认识问题,即不明白产生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及转变为素质教育的必备条件。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都源自社会需求。  

中国的儒家学说精华与糟粕并存,本文不作评论。传播这种学说就是典型的应试教育。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教之所以能绵延千年而不衰,是因为社会需求——八股取仕的统治机制固定未变。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直到近现代,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中国的衰落中,觉悟到这种性质教育的危害性,因而提出“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这一口号只有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即八股取仕机制废除的背景下,才可能在一部分社会公众中得到响应。其中,当时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家在北京大学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实则就是中国素质教育的开端。这种教育容纳不同意见,特别鼓励创新,同现代西方教育理念相一致。却不料当代竟有人提出什么“不争论”口号,压制民主,禁止异议,这是对历史的反动。  

毛泽东深知应试教育之弊,乃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与国家強盛的教育模式,更担忧素质教育偏向为资产阶级服务,因而不断探索教育革命新路。例如強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工农群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社会基层作调查研究等等。这些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素质教育举措,如今都被需要死记硬背才能取得考试高分成绩的硬杠杠摒除在教育门外。既是探索,难免出错,例如选拔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中出现“白卷英雄”等等。这些举措在守旧的保守派人士看来,都是“折腾”。但是,不“折腾”就没有问题了吗?可能问题更严重。  

“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答可能各种各样,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与应试教育有关。从小学起,课本上的任何问题都有统一的答案,绝不提倡独立思考,更少有思想自由发挥的空间。本文开头提问:“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公务员考试中有这一道题,你敢不顾官方宣传的口径,根据社会现实情况回答吗?就像古代八股取仕,秀才们都要依据“子曰”中的教义作文一样。中国知识界多的是顺从的奴才,少的是杰出的人才,就不足为奇了。文科如此,不涉及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的理工科会好些吗?一样糟糕。  

因为,今天的应试教育还不如旧中国的教育质量,尤其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例如上世纪50年代,大批海外学者回国効力。当时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工作条件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许多项目需要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特别是生活艰苦,同侨居国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不但义无反顾地舍弃原来的优裕生活条件,还冒着遭受迫害的风险,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归来。回顾这段往事,我们怎能不对这一大批老一辈爱国学者肃然起敬!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赴洋留学前在国内所受的教育,爱国因子已经潜移黙化地融入到他们血液中了。反观今天,尽管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加大物质刺激力度,企图引诱出国留学者回来工作,大多数人仍然无动于衷,拿绿卡滞留不归,甚至改籍定居。以中国三所顶尖级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为例,其理工科学子的智商与勤奋,如果中国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话,他们之中的概率应当是最高的。可是,据说这些大学中理工科的高材生们,毕业以后几乎趋之若鹜地往美国跑。在中国青年学生们中曾经延续千年而不衰的爱国主义传统思想观念,30多年来在一个以GDP挂帅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上,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教育中,已经越来越淡薄了。  

国门开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什么?首要的应当是学成归国报効祖国吧。可是亊实远非如此,令人感慨。今不如昔啊!据《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7期刊登薛涌的文章说:  

“最近,中国留美学生将超过十万的消息成为新闻热点。但是,国内的读者忽视了来自美国的另一则新闻:绝大多数高端的中国留学生,依然是一去不归。  

“《纽约时报》引述权威数据揭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或工 程 博士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留在美国的比例为62%。其中,各国留学生留下来的比例不一。中 国的 博士有两千多留下,占中国留学美博士的92%,比例高居各国第一;……  

“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每年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但即使如此,一流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不回来。而未来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社会,中国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可见,脑力外流,仍然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又据《中国青年报》 2010年3月11日 报道:  

“‘我在一个城市的两所中学、两所小学的学生中进行了理想职业问卷调查。在9个可选择的职业,科学家竟排在第七,紧随其后的是农民、工人。’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王庭大说。”  

这就是中国今天的教育!在世界上,至少在大国中,特别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都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教育的第一要务,在青少年中,大多数学生也会将成为科学家,当作其人生追求的最理想目标之一,唯独今天的中国例外。我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需求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畸形变化,即唯GDP论和一切向钱看。其中道理和解決方法,我已在拙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一书中详细阐述。这本约40万字的书稿是我根据自己在企业基层实践中的长期观察、体会和研究,花了10多年心血写成。没有料到写成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变,已经基本实现企业私有化了,此书因缺乏市场需求而未能出版。但曾在《乌有之乡》网站上连载,点击率很低,可见没有多少人感兴趣。出版商也幸而避免了一次赔本买卖,应当额手称庆。“鸡”的状态不佳,怎能顺利下“蛋”?科技人才的现状和前景都不容乐观,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必然受到负面影响。  

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缺乏可持续性,还在于这种发展方式的第二大特点:舍本逐末。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干了两件匪夷所思的蠢亊。一件是“运十”大飞机下马,无疾而终。“运十”造好试飞了100多次,已经成功了,为什么竟要下马?官方至今没有一个说法。“造机不如买机”?如果中国没有科技能力制造,这个说法还有一点道理,但已证明有这个能力,就无法使人相信了。“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无力再拨几千万人民币” ?这个理由更加荒谬,因为不久后花了几百亿美元买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飞机。我们现在分析,“运十”夭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批判文革的需要。当时,批判文革的一个主要罪名是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让“运十”按原计划成批投产,这一诬蔑就难以自圆其说,不攻自破了,因为谁都知道,大飞机项目是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综合工程,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有能力生产大飞机吗?其二是经济建设大政方针上的非毛化,莫名其妙地美其名曰:“拨乱反正”。凡是毛泽东提倡的,坚决反对;凡是毛泽东批判的,一律平反。毛泽东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就搞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让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高端产品,我们买来就用,中国人多劳动力便宜,发挥比较优势,生产低端产品出口到美欧市场上卖。虽然是不等价交换,但有助于GDP增长。  

第二件蠢亊是自废武功。典型的一个例子,据网上有文章披露,中国核潜艇自1979年起即停止研制,直至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舘被炸之后才重新恢复。自我陶醉于什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流” 之迷魂曲中,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转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高科技骨干军工企业,转而去生产技术含量低下的民用产品。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大国,最主要的因素是其科技力量雄厚,支撑其強势地位。他的科技实力从何而来?军亊工业先行,然后带动民用产业。从世界历史上看,英法日等国亦是如此。前苏联的超级大国之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若不是早已建立起了強大的军亊力量,当他的经济后来搖搖欲坠时,西方列強必然从外部动手摧毁之。军亊工业至今还是俄罗斯高效益的支柱产业。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的目标,就很没出息,从客观上看显然是定位于希望成为二流的肥大国家,长肉而不长骨头,具体表现就是缺乏科技含量的GDP增长。如此定位,必然会反映到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变化和择业倾向上,如上文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学子中问卷调查,少有人将来愿当科学家。更重要的是影响着决策者的利益分配政策。  

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保持企业职工的低工资。中国的产业政策既然选择的是低端产品的数量扩张,在大力引进外资和私有化改革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提供高工资于劳动者。这一政策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正面作用是充分享受到了人口红利。由于中国低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市场经济条件下供过于求的商品自然是廉价的,作为活的商品亷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中国制造”,更是物美价廉,畅销全世界,中国GDP随之连续30年大幅度增长,国家也变得有钱了;但是负面作用也不小,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的企业职工收入微薄,导致消费内需不振,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于外贸出口,更重要的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日趋退化。  

正面作用因全球经济危机而陡然终止,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拉动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了。负面作用则更加凸现出来。劳动力便宜对出口商品而言的优势,转化为不利于科技自主创新的劣势。  

上文引述两篇报道,即一,中国留美拿到科学 和工程 博士学位的留学生90%以上学成后不归国;二是中小学生很多人不愿当科学家,工人则被排在了最末位,更视此职业为畏途。产生上述社会现象并不奇怪,教育出问题当然难辞其咎。但教育有两方面,除了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这两方面教育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请看《中国青年报》 3月24日 刊登了一位父亲的文章,文中透露了他的孩子——一个有代表性的青年学生的现状:  

“孩子去年考取了所报学校的最后一届公费研究生。寒假归来,问了一些家常话后,转到读研的感受。孩子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象中研究生的自豪感,刚考上的兴奋新奇也荡然无存,什么都很平淡,平淡得若无其事:现在研究生那么多,你以为读了研究生就咋样?再问一些,孩子直言最大的理想是将来找个好工作,多挣钱。  

“我忽然对今天孩子们迷茫的人生目标深感不安。人的一生仅仅萎缩到个人生活,这是一种学问道德的退化还是社会某种东西的丧失?还是孩子本身精神发育的不良?信念的失血无力?人一生仅仅围绕了个人不免狹隘,这不该是一个研究生的人生目标。  

“我不知道孩子在学校是怎样的,回到家,孩子的生活是黒白颠倒的:晚上上网聊天,白天直睡到中午睡眼惺忪地起床。特别是一上网,整个人就跟吸食了鸦片似的很兴奋,带回的书也没见看。研究生不就是做研究吗?做学问要理论积淀啊,不读书怎么行呢?研究要理论与实践结合啊,也不见参与社会活动,我们建议做些实践,孩子断然否决。  

“交流时,当问到孩子为什么对国家对社会那么冷淡,孩子的话倒叫我无言以对:你看过《蜗居》吗?那里面的人一辈子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挣一套可以安放自己的房子啊,仅仅是一套房子聚敛了一生的奋斗努力,还有什么心思去想什么社会国家。  

“我们这一辈多看重责任二字,在责任中,首要的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或许这样的教育在今天看来太假大空,与追求个人成功,強调个人发展的现实的价值观反差太大,那么体现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家人的起码关怀总还是应该的吧?当一个国家群体性丧失了理想,这个国家发展会是怎样呢?”  

留学生滞留不归和中小学生不愿当科学家,更不愿当工人,中国高等学府培育不出杰出人才,这些问题也可能在这位父親的文章中找到答案。  

当前的所谓“民工荒”,其实很容易解决,只要提高一点薪酬,改善一下务工者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但“技工荒”就解决不了了,调整产业结构也不可能全面落实。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都只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消耗不可持续,环境污染不可持续,出口增长不可持续,巨量投资不可持续,却无一人知道还有一个技术供给不可持续。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领域,至今未见有人论及。这最后一个不可持续的因素,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与作用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也超过解决前4个不可持续问题,甚至它们的总和。  

笔者在上一篇登载于《乌有之乡》的《中国社会的大麻烦要来了》的文章中,简略地论述了“铁饭碗”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作用,现再加以补充。“铁饭碗”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哪一种作用大些,是主要的,哪一种作用小些,是次要的,随时代观念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电视剧“奠基者”中,处于革命激情澎湃的时代和上下级干群关系融洽,同甘共苦的环境,这时,作为企业主人翁地位主要象征之一的“铁饭碗”,其正面作用就大得很,无疑是主要的;反之,进入“改革”时代,“私”字观念被放大了万千倍,其作用则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变成只有负面作用的“鉄饭碗”,当然必须改革。但改革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主义方法,另一种是资本主义方法。所谓社会主义方法,就是“铁饭碗”不能改没了,仍要保存,否则,何以体现职工群众的企业主人翁地位?走资派对国有企业性质的改变,正是从砸“铁饭碗”开始。社会主义方法也有两种,一是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一方法在改革新时代显然无效;二是正确地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并须在此基础上引进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详细方法已在我的另一本书稿《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中解析。另一种解决“铁饭碗”负面作用的方法则是资本主义式的,简单到只有一个字:“砸”!这只“碗”被砸以后,职工群众就从企业主人翁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思想教育完全失灵了。不过,我们也得承认,砸后效果却能立竿见影,懒汉们突然变得勤快了,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但是,鼓吹砸“铁饭碗”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都是瞎子,他们看不见与此同时,也砸断了吴敬琏们称之为“旧体制”中的技术传承机制。这种技术传承机制,只存在于“僵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中,资本主义性质企业,不论其多么“有活力”,都不可能存在。其中道理,也在那本书稿中有所阐述。  

以我工作过的前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为例。本厂自1958年开工,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近30年间,大多数年份每年上缴的利税,足以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新厂。效益如此之高,一个主要原因是得益于良好的技术传承机制。以我为例。我在1950年代中期当学徒时,由于师傅的倾心竭力传授,不到半年,就学会了据师傅们说在旧社会好几年都未必学得会的全套技术。我后来也当了师傅,也因无失“碗”之虞,也将本行这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于10多个徒弟。后来,改革开放了,因腐败因素作祟,我厂急剧衰落,有一技之长者纷纷争取提前退休,或停薪留职,或干脆辞职,跳槽到南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私有制小印染厂工作。当年,各行各业的情况皆是如此。如果没有原国企这数以百万计的技工加入,过去30年不要说私有企业能够蓬勃兴起,恐怕大多数连机器都没有人会开。但这些老技工中的绝大多数人思想观念复旧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很自然地将保守自己赖以生存的技术,不会传授于人。因而,中国在毛泽东社会主义时代培育形成的、在世界上独创特有的技术传承机制被破坏掉了,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前30年留下的技术老本,供改革开放后吃了30年,现在也该吃得差不多了吧?就象上世纪中叶集体合作化时代兴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分田单干以后,80—90年代还可以继续使用,但现在年久失修,再难发挥作用了,道理是一样的。  

有人可能认为,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缺乏,那就多办一些中职和高职院校,不是也可以解决技术供给不可持续这一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瓶颈问题吗?当然可以。但这种世界通行的培养机制与以前相比,效果高低,泾渭分明:即在“铁饭碗”时代,技工培养速度是几何级的:(1,2,4,8…),而现在是算术级的:(1,2,3,4…),而且协作效果远不如前者。急惊风遇着慢郎中。当前“调结构”、“促转变”之声,越喊越急,你却老牛拉破车,慢吞吞地,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  

30多年来,“比较优势”发挥得越来越充分,自甘堕落,不思上进。“以市场换技术”,人家现成的技术拿来就用,多么简便,勿须自己费力研发。今天中国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为什么就业难?主要是因为不论国企还是私企,大多数都甘于处在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以加工制造,卖苦力为生。中国产业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无法摆脱:越不愿或无力加強研发力量,产品越难升级换代,低端产品只能产生低效益,越无财力投入研发。  

缺乏高科技产业支撑,以压制劳工权利,牺牲资源环境和透支未来消费为特征内容与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现在不可持续了,因为“三驾马车”都出了问题:出口因全球经济危机而受阻,消费因热衷于发挥“比较优势”,大多数老百姓收入微薄而不振,投资因天量过度只可偶一为之而难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空喊了一二十年,如果依然解决不了“调结构”问题,再喊一二百年也没有用。  

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这是当前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亊和首要问题,不夸张吧?但主流派经济学家们几乎都讳莫如深而失声了,不甘寂寞者也大多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提。迄今为止,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未见有人具体地分析怎样转变及其解决方法。人们应当理解他们的难处。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曾经那么活跃,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改革献计献策,鸣锣开道,其“理论”叠床架屋,汗牛充栋。其实,他们那一套货色莫不批贩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理论库中,不过稍加改装,拿到国内零售而己,并没有一件自己原创的东西。但因那时国际分工中西方跨国公司赚大钱,我们为其加工,以量取胜,GDP连年大幅度增长,也有小钱可赚,从而实现了双赢。却不料这种“双赢”格局被全球经济危机所打乱。曾在世界上风行一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失灵了,反遭批判。而其新的理论,也因莫衷一是,还不知哪一种是新的“正宗验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旧青黄不接之际,便难为了中国的书呆子们,他们现在既贩不来人家新的货色,自己门面上当然就是空的,根据什么去指导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  

经济发展方式怎样才能转变?中国经济学家真实的学术水平究竟如何,只要出这道题让他们回答,便能測知。迄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回答这道当前亟须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多数人交了白卷。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对省部级官员们讲话,強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人统计,他在这次会议上一连用了50次“加快”,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可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却一个个装聋作哑,不予回应。各地方各部门诸侯们懂个屁呀,他们采取重大经济行动之前,还不是要理论先行,求教于专业智囊们拿出应急的计策,以便度过难关。这班官方宠信的经济智囊之前在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中,无一不是争先恐后地出谋献策,争取邀功请赏。这次怎么大多变成哑巴了?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现今的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不可持续,正是他们以前鼓吹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的结果。他们有勇气自我否定吗?假如有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了。  

中国经济学界某些权威人物陷于了尴尬境地。长期以来,在“不争论”的压制下,他们垄断了改革的话语权,大放厥词而不用担心受到批驳,到处演讲,频发高见,放个屁都值钱。现在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采访,或被邀请为座上贵宾,总不能突然不识抬举,避而不谈吧?没有话也要找些话说,哪怕说的都是些废话,或一点也经不起检验,与实践相悖的反话。我注意搜集了一下,对于中国经济为什么转变不了发展方式这个老大难问题,他们一共也只发表了两种主要的看法和建议。  

一是以吴敬琏为代表,将“经济模式难转变”,归咎于“体制改革不到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还不够彻底使然。在他的发难下,一时间,全国的右派学者声讨“国进民退” 的喧嚷甚嚣尘上。所谓的“国进民退”,乃因強行私有化遭到国有企业工人的激烈反抗,如“通钢”亊件,一些省私营小煤矿因矿难频发被国有大矿兼并,不过是官方在不得己情况下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已,他们就以为要“走回头路”了,如丧考妣。  

学霸作风严重的老吴们蛮不讲理,未见他们摆出亊实,便下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这个真理标准还算不算数,要不要了?他们笼统地说,比起国有企业体制的“僵化”,私有企业有活力,似乎只有依靠私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难了。果真如此吗?不错,私有制企业在某个方面确实有活力,但它表现在哪里?不就是能充分地迎合官方GDP的政绩需要, 表现在产能能够迅速扩大, 产品数量增长上吗?请问,私企这些年来有多少高科技产品问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掌握核心技术, 能赚大钱, 同发达国家竞争的高科技产品, 可谓寥若晨星, 凤毛麟角。最使他们不满而颇有微词的是,自从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天量投资较少投向中小私有企业。但这能怪银行吗?银行当然必须防范风险,考虑回报,他的资金敢贷给那些以“散、弱、小” 为特征,生产的都是雷同的廉价大路货,低润低微,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私企吗?责怪国家更是毫无道理,君不见危机期间,股市已经适时批准推出创业板了吗?拔苗助长,死马当作活马医,指望创业板上市公司将来发展成像微软、苹果、英特尔那样的高科技巨人,创造天方夜谭式的奇迹。只要有亿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国家银行不愿冒这个风险,那就让股民们去慷慨解囊,当冤大头。  

另外一种主张,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姑且称之为当前的主流主张吧。其内容是说,不要再一味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了,应当降速,转变到质量的提高上。这一主张的潜台词是认为,经济的增长与提高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套用孟子的语式,即:增长,吾所欲也,提高,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增长而取提高也。但我认为,这是一句虽然正确,却不能实行的废话,增长与提高必须兼得,理由且待下文详述。中央决策层诸公也聪明了一回,虽然口头上似乎也认同了这一主张,但实际上没有,也不敢按照这一“正确”的主张行亊。  

人们可曾见过持此一主张的主流派政治经济学者,包括几个月前新成立的中国中央级“超級智库” 那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智囊们在内,评述其主张的具体内容吗?他们都是哑子吃黄莲,自食恶果,羞于启齿也。  

降低GDP增速,应当向哪个行业开刀?首当其冲无疑是房地产业。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义愤填膺,痛斥损害民生的泡沫越来越膨胀的高房价,房地产业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可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会为了顺从民意而牺牲正在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增长势头吗?绝无可能。让我们先看一则《长江商报》 2010年2月23日 (据中新社)的新闻报道:  

“知名地产评论员牛刀21日在博客中叫板地产大佬任志強,称今年房价若没有5%涨幅请其闭嘴,若超过则自认输,从此不谈房价。  

“在今年年初的一个论坛上,华远集团总裁任志远认为,房地产业正在各地城市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有着宏观经济“作保”的房价不会降。  

“他并在其博文中分析到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看银行对买房人的政策,银行对开发商的信贷不会有所限制,他担心的是对消费者的信贷有所限制,如果说消费者买房都不给贷款了,那就完了。但现在,政府不太可能不给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任志強预測:今年房价上涨挡不住。  

“对于任志強的上述观点,地产评论员牛刀叫板任志強,21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悲哀!开发商对2010房价全体误判》一文,予以反驳。  

“博文中称:任志強曾预言,2010年全国房价要上涨5%。我的理解是,任志強认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2010年要比2009年上涨5%。任志強的依据是,‘房价下降温总理比开发商还着急’。2010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走势究竟如何?在目前这种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状态下,我认为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不可能增长5%。我们可以不假设前提,央行行长周小川表态,2010年M2涨幅为17%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不相信央行还会像2009年那样把M2做到了29·7%,如果这样, 只能说明中国经济完了, 房价大涨我认输也值。  

牛刀并表示,‘如果中央政府听你们的一定把高房价维护好,那我同样认输,从此不谈房价。但宏观经济不可能不按照规律来走,房价不可能一直往上涨。任志強是条汉子,就要为你所讲的话负责,如果2010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没有5%的涨幅,请你从此闭嘴’。”  

我认为,两人都有道理,但各失之于片面。任志強的言论从长期看,可能更有根据,关键理由有三点:一是“房价下降温总理比开发商还着急”;二是高房价有着宏观经济“作保”;三,比起立即渴死,饮鸩止渴不失为较佳选择,还能苟延残喘,多活一些时日。力挺高价楼市,便是起的这种作用。牛刀则只注意到房价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支配,而忽视了更要受到政治规律的支配。在中国,注意经济规律而忽视政治规律,结论十之八九会失灵。例如,上文提到当年“运十”大飞机下马夭折,从经济角度看,匪夷所思,永远理解不了,因为那是政治因素影响下作出的决定。  

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他的治国之道是先打基础,強健筋骨,政客则相反,先甜后苦,功夫下在表面光上。对于“特别是”后时代的中国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在以前,最关心的是GDP政绩,以此证明改革开放是多么伟大和正确,现在则是社会是否稳定了。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30多年来一系列经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追求短期效应,而罔顾长期后果。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了,正是以前一系列短效经济政策后续必然发生的报应。  

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是在政治社会上,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消费增长乏力,腐败日趋严重;二是在经济产业上,“比较优势”在私有企业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与之相适应,中囯经济社会上的产业结构越来越难以提高,整体效益越来越趋向低下。前一个后果之所以没有导致社会动乱,是因为GDP在顺利地大幅度增长,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民众能比较容易地挣口饭吃,忍受还在限度之内。但是,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出口受阻,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失去了饭碗,社会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于是紧急投入巨资,加大投资内需力度,成功地化解了外部危机带来的冲击,外因暂未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自鸣得意之余,如果冷静一想,恐怕又会不寒而栗,因为隐患并未消除,不过缓解于一时,爆发延后了而己。  

传统产业的产能已经普遍地严重过剩了,一个有理智和思维分析能力的执政官员瞻望未来,即使不提心吊胆,也该忧心重重吧,因为,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中的企业随时可能大规模裁员。在私有制企业制度下,这些企业裁员又是无法避免的。当前的“民工荒”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现象,不可能持久,所以为了未雨绸缪,必须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企业现在大多数已经改为私有,有几家设立了高新科技产品研发机构?刼后余生残存的少数国有企业,在管理层中推行所谓经营承包制之类改革,使经营者急功近利而忽视长远发展,纷纷缩小、甚至撤消原有的研发队伍,在降低成本方面,近期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突然火烧眉毛似地传来“加快”调结构促转变的号令,仓促间病急乱投医。仅举几例:  

据一位能源专业人士的文章披露,国家电网公司准备加快推进中国智能电网建设,总的布局是在2020年前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今年就要投资2000亿元。“智能电网”是个什么玩意儿?迄今为止,在世界上一无先例,二无标准,三无成熟的技术,还处于想像阶段。但这一高科技新槪念通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口传出后,中国人听见风,便是雨,要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拿出巨量的真金白银,下注于一场天知道有几分胜算把握的豪赌。虽说这新闻听起来荒唐透顶,像是天方夜谭,但却符合“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则精神。  

另一件大手笔,是计划开工新建上海到杭州的磁悬浮列铁路。沪杭间原有一条铁路,今年年底改造后即可通高铁,从此上海到杭州需时    48分钟;现在开建磁悬浮,两地间需时38分钟。也就是说,磁悬浮比高铁只节约了10分钟。但是,建造这段磁悬浮却需花费数百亿元。为省10分钟,要花数百亿?这一消息在网上披露后,网友们群起反对。这又是一起为GDP增长而乱花钱的典型亊例。  

各地方也不甘落后,为促进当地GDP增长而绞尽了脑汁,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有的地方破除传统道德观念,唯利是图,靠墓吃墓。从而掀起了一股空前绝后的挖坟掘墓热。自从河南安阳高穴村发现曹操墓以后,旅游业一下子成了这个穷乡僻壤的支柱产业,财源滚滾而来。受此刺激,安徽亳州和河北邯郸皆声称不排除发掘当地疑似曹操墓的可能性,四川彭城村民则联名提议发掘该县莲花垻的疑似刘备墓。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1月,媒体披露的各类打着考古旗号的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古墓发现就多达百余项,遍及10多个省份。  

甚至连“西门庆故里”,传说中他与潘金莲调情之地也要成为卖点。  

但是,上述那些产业,还有其他众多产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对中国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和举足轻重作用的支柱产业。唯一有可能具有此影响和作用的是房地产业。如果房地产业能像这些年来继续兴旺发达下去,GDP的很大一部分增长得到有效保障,那么就不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了,更勿须“加快”。  

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业这一当前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发展难以持续了,而且随时有崩盘的危险,因为谁都知道这一产业泡沫大大的有。但中央政府不敢让其崩盘,因与房地产相关的还有建筑、钢铁、水泥、铝材、装饰等等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房地产业崩盘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大批企业倒闭,使失业率飙升,引发社会动乱,后果不堪设想。地方政府更是面对崩盘前景惶恐不安,竭力反对和阻挠按市场经济供求关系规律调整过度开发的房地产业,而力挺高房价,否则,地方财政便将破产。原因何在?请看两则新闻报道:  

“据《中国证劵报》 3月17日 报道,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预计,2009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为7·2万亿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搭乘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刺激政策的便车,其中2009年上半年为举债高峰期。而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融资平台日后还债的主要来源。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表示,与按部就班地先卖地、后建设相比,习惯于‘寅吃卯粮’的地方政府,在银行配合下,天然地倾向于选择贷款——建设——卖地——还贷的资金运作方式。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和其他项目的支持必然导致地方政府扩张债务的冲动。许多城市发展规划一再扩张,城建规模快速膨胀,城建投资也高速增长。为了偿还融资平台借款的本息和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必须保持较高的土地价格和对土地的旺盛需求,否则,许多地方融资平台就将破产,地方金融也将因为巨额的呆坏账陷于困境。”  

再看另一则报道:  

“据《第一财经日报》 3月16日 报道,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认为,今年的主要难处和第一风险CPI,潜在的最大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  

“文章分析说,去年地方财政中,土地收入1·6万亿元,地方融资总量7·2万亿元。按照6%利率计算,地方政府今年需要支付5280亿元利息,也意味着从土地获得的近1/3资金都付了利息。而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收入大幅减少。现在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管理不许乱收费,土地收入又成问题,地方财政压力将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分析说:‘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长远看地方债务偿还很成问题。原来曾搞过用一般预算的结余去偿还债务,现在估计地方总债务在10万亿元以上,而地方预算大概有7万亿~8万亿元,怎么可能还得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警示说,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现在避免社会动乱和财政灾难的唯一指望,就是房地产业能够持续地发展,万万中断不得。尽管政协委员们和人大代表们和许多老百姓都在因高房价而吵吵嚷嚷,但不用担心他们会上街闹亊,房市崩盘带来的后续效应则不然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他们考虑的当务之急必然是尽可能地延长这一轮房地产业的繁荣周期,过一天算两个半天。也因而对此行业提出了新的口号与要求:“平稳健康发展”。“平稳”容易理解,就是切忌大涨大跌,因为两者都不利于延长繁荣周期;所谓“健康”,许多人都误读了,官方和民间对其具体含义的解读完全相反。打一个比方。面对一个浮肿病患者,一般人,如牛刀就觉得正确的诊治方法,“按照规律”应该是设法挤出其体内水份泡沫,但任志強知道这种治法将把浮肿病人医死,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而应当继续适量注水,但不过“过度”,, 让他苟延残喘。经过科学计算,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5%年上涨率,是维持房市“平稳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又像是一个瘾君子,如果突然间停止注射海洛因,他会痛苦得满地打滾,房内所有繁华的装饰,30年来依靠GDP增长而置办起来的家当都可能被破坏掉。所以,可以预见,在温总理任上,他将负责任地竭尽所能为保护高房价不受冲击而作出不懈之努力,直至鞠躬尽瘁。  

现在国内最大的经济隐患,正是价格越涨越高的房市。房价越趋高,投机资本越趋之若鹜,房市越旺销,房价又越涨,已形成循环之势。而对眼前中国这一主要的支柱产业一片兴旺发达的大好形势,中央决策层却反而可能正在忧心重重,其中道理,不难理解。  

除国内房地产业终将难以持续发展而崩盘的难题外,对外经济最大的麻烦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3月16日 ,美国130位议员联名写信,要求其政府強压中国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他们声称,“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比人民币升值更有助于推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并要人民币升值25——40%。  

其实,美国反 华议员 先生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无数中美经济学家从市场经济角度上分析,都已论证过,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当前的高失业率,因为,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几乎全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商品,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虑,早已不生产了,也不可能恢复生产,完全无助于改善美国的失业状况。強压人民币升值,损人并不利己,甚至是损人又损己。这一要求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而是居心叵测,含有阴险的政治图谋。  

但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势在必行。当前的汇率政策,即所谓汇率操纵政策,是在危机条件下的特殊政策,迟早都将退出。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因为,市场上的钱太多了,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和股市楼市泡沫过度严重化的需要。市面上流动性货币过多,一部分是可以控制的,即国家银行的投放量,一部分则是不可控制或难以控制的,这部分包括大量外贸出口顺差获得的美元,外商投资的资本金,以及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境外投机热钱的涌入等等。这些外汇都要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人民币只有升值,才能有效地減少上述不可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无节制涌入的货币,以防止市场上禍患的爆发。  

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升值呢?因为这将引发大规模企业倒闭潮,失业率飙升,危及统治,所以不敢。这也是面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強大压力,中国政府罕见地硬气了一回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贸出口,在受到官方宠信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鼓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引导下,绝大多数外向型企业生产的都是低端产品,利润微薄。例如,有资料说,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的份额占60%,利润率一般在5%左右。而对鞋子、眼镜、玩具、打火机、日用陶瓷、纺织服装之类商品的利润甚至更低。专家分析,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对所有企业都有影响,但对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低的企业影响最为严重。这些行业的企业靠廉价劳动力和低价优势出口,利润低,尤其以纺织服装业最为典型,而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雇佣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据相关数据显示,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和服装的利润分别下降3%——6%。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纺织品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关商业部门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达到5%,就将超过几乎所有出口企业能承受的极限。而美国要求中国升值的幅度竟是25%——40%!显而易见,若是应其要求,中国以出口拉动增长的经济恐怕将面临崩溃的现实危险!  

有人可能又会问,中国出口商品难道不能设法提高利润率,应对升值压力吗?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中国商品之所以能畅销全世界,主要优势就在于价廉,廉价优势则如上文所述,根源于严重牺牲资源环境和竭力压制劳工权利,再要在这方面打主意降低成本,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如果提价,则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同质化商品的激烈竞争,无疑于自断销路,也行不通。  

楼市的泡沫与汇率的“操纵”,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内政与外交上的两大难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拖得越久越被动,后患也将越严重。但若现在采用“休克疗法”解决,如上文分析,也不可以,那将使经济崩溃,社会大乱,其中道理已经说过了。这两大严重危及中国经济前途的难题既不能不解决,又不能马上解决,那怎么办呢?唯一出路就在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促转变”是手段,目的是提高中国经济效益,以便为解决上述两大难题创造条件。  

中国出口商品的品种和质量只有超越了同属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商品,而与高工资的西方发达国家同一档次,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卖得出相对而言的高价钱,获得高利润。企业利润高了,也才会相应地提高对汇率市场化后的承受能力,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广大劳动者也能避免失去饭碗,社会就保持稳定了。中央领导者可能还认为和希望,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换代,整体经济效益提高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相应地增加,就有可能摆脱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使这个产业充满泡沫的浮肿现象得以根治,实现真正的健康发展。企业也因产品走向高端而卖出好价钱,有利可图,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也有条件增加劳动者的薪酬,如果资本家不肯发善心怎么办?那就用強制手段迫使他们与工人们利益均沾。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还愁不能提高消费内需吗?中国经济就能实行科学发展观了。可谓用心良苦,也非常好,但这个如意算盘打得通吗?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以私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企业总数中私有占绝大多数。因此,自主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主要是对私企而言。近来有经济学者撰文提醒中国私企说,综观近来一些政府官员的讲话和政府实施的一些政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准备工作正在加快进行。对于那些还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习惯走薄利多销路线的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它们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些动作对其意味着什么。一旦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受冲击最大的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但这些企业还一味地希望政府能将汇率保持稳定,现在这种希望眼看就要靠不住了,等待它们的可能将是灭顶之灾。我认为这种提醒虽然是善意的,但完全没有必要,是多余的,也错怪了中国私有企业。因为,任何一位私营企业家,出于其本能,无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个最主要途径,无疑是使自己的产品不断升级换代,走向高端化,卖个好价钱。但是,非不欲为也,实无能为也。前文已经分析,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散、弱、小” 状态,并受技术供给与技术传承机制效率低下不良影响的中国私有企业,极少有能力搞高科技的自主创新。  

简而言之,如果依靠私有制企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就转变不了,甚至不存在依靠私企实现转变的潜在可能。私有企业无力科技自主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除其内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制约因素,即海外资本(包括港澳台)对中国大陆企业的挤压。特别是跨国公司,财力雄厚,国内大量一流人才被其吸引去了。亊物都具有两面性,引进外资政策也不例外。一方面,外企确实有助于中国GDP的增长,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大地削弱了中国自身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如同大量种植造纸原料速生按树林,外资造纸企业既为财政增加收入,又因环境遭到破坏,土壤被吸走大量水份而使旱情加重一样。制约中国私企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的因素——“科技荒”更加严重了。  

中国不能采纳主流派经济学者们的意见,即为使产业结构得到提高而降速于经济増长,原因很简单,那样将使毎年庞大的新增劳动力无法就业,可能引发社会动乱。而主流派们又认为,不降速就调高不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如果找不到可行之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来中国经济发生危机也就为期不远了,而且,更严重的是,只要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危机一旦爆发将无限期延长下去。  

最近,吉利收购沃尔沃,似乎为中国依靠有实力的私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目标透出了一线希望,资改派官僚和学者也像是被打了一剂強心针,兴奋异常而叫好。因为据说,收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利用沃尔沃现成的先进技术及其研发能力。但笔者完全不看好这桩生意。理由是一,上文例举的智能电网和磁悬浮列车工程,就当前当地而言,虽有“病急乱投医”之嫌,但这两个项目本身却具有发展前途。而沃尔沃生产的是碳排放远大于普通车的豪华车,显然与世界经济发展走向生态化,甚至争取零排放的方向相悖。也就是说,是不久应当被淘汰的东西;二,更重要的是,在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的过程中,无论是管理还是技术方面,中国私有企业的资质都是低水平的,而且不管短期还是长期,都少有可能提高。我这一观点当然不可能得到走资派人士的认同。但即使我这个妄自菲薄的论调是错误的,情况可能完全相反,吉利收购沃尓沃最后取得了十分成功,私企这种“走出去”战略,也不可能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因为,像吉利这样私有企业中的佼佼者,发展成拥有相对较高科技含量的大型厂家,在中国现在有几家?寥寥无几。所以,官方金融机构现在如果为了做大做強私有企业的需要,为了开拓一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途径的需要,为了支持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继续“深入”的需要,可以拔苗助长,不顾后果地全力向吉利这类私有企业融资,用以收购外企。这场豪赌也可能终于赢了,表明了具有推广价值,但其可能推广吗?最最最乐观的估计,即使能推广,形成规模,恐怕至少也在10年之后吧?现在“调结构”“促转变”火烧眉毛,必须“加快”,等不及呀!  

依靠私有企业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过去长期的实践表明,成功的概率极小。吉利在私企中可谓凤毛麟角,即使如此,能否成为“调结构”的范例,还是个未知数。至于指望他成为一只有效的带头羊,引领其他私企效法,在国家金融力量鼎力支持下,也走这条路跟进,成功的希望恐怕很渺茫,难有百分之一。实践也表明了,过去长期以来,某些影响较大的自主科技创新提高了产业结构的成功項目,几乎全是国有企业所为,虽然在中国企业中,他们的数量己是极少数了。最典型的如在世界上也是技术领先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列车产业,中国私有企业搞得出来吗?今天,在提髙产业结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的主体只能是国有企业,而不是私有企业。这一选择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决定的。经济政策必须顺应客观社会现实情况,否则,倒行逆施,只能以失败告终。现在的问题是,现存的国有企业中,还只有少数部门、产业和厂家使自己的产品升级换代,离胡总书记的“加快”要求,差距还很大。怎样使国有企业在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中,普遍地大显身手呢?  

中国人应当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文革中“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产品核心技术、关鍵部件基本自给的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产品问世的速度比现在快得多,因为那时中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排名靠前,如今却反而大大地落后了。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在“调结构”上停滞不前,但别忘了,世界各国,包括与我们同质化出口商品激烈竞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家的科技也在进步,产品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谁将立于不败之地,就看谁有办法“加快”前进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被走资派人士称作“僵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严密封锁禁运的不利条件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仅仅用了20多年,就建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需用一两百年才能建成的初步強大的独立的工业体系。那么,现在再依靠国有企业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吗?不再能了,因为现存的大多数国企今非昔比了。国企必须再进行一次改革,但这次是拨乱反正,在社会主义性质范畴内自我完善的改革。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分析过,国有企业有三种不同的性质,即走官僚路线的封建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走精英路线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与走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前两种性质的国有企业与后一种性质的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前者是以上驭下式,主要依靠“管、卡压”;后者则是以下促上式,能够调动与激发职工群众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其中道理,实践根据和具体的运作方法,我已在未能出版的长篇著作,也即是相对于为资产阶级服务,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而是为劳动阶级服务,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开荒之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中详细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查阅。  

中国今天的国有企业大多属于半封建主义和半资本主义性质。东施效颦,南橘北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画虎不成反类犬,文化、历史、传统、风气和观念差异之故也。  

今天中国社会上矛盾重重,严重的如社会风气恶劣问题,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而不可持续问题等等,无数有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这就必须求教于毛泽东思想了。请看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的两段论述: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个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是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那么,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正确践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左派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主要是搞“左”的平均主义分配,造成了不良后果。因而后来被右派利用来作为改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借口。其实,那时的错误是可以修正的,也不难修正。换句话说,疥癣之疾可能医好。现在右派也遇到了“前进中的困难” ,但这回可不是什么“错误”造成的,他们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私有化改革时,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基本上没有犯过以资产阶级观点为衡量是非标准的错误。这就是所谓“北京共识”不但足以自豪,并得到世界上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叫好捧场的根本原因。他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并非因人为错误,而是源于他们所选择的经济制度本身的固有规律作用下必然产生的禍患,终于将要爆发了,而且病入膏肓,无法解救——在这个经济制度范畴内。  

“按劳分配”则是包治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百病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能促使亿万劳动群众“各尽所能”,充分发挥主动创造精神,群策群力,迎刃而解一切矛盾问题。在宏观上,它能顺应社会上人们对自身合理合法的利益要求,从改变社会需求入手,改善社会风气,使之向好,教育唾弃应试,转为素质,不唯GDP论,痛改前非,经济发展方式,弃旧图新;在微观上,它能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力军——中国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不论其在企业中的职位高低,工作难易,能力大小,年岁老少和入厂先后等等,无一例外地,将在不是在一种精神鼓舞的动力,便是在无处不在的压力下奋发有为地工作。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必然蒸蒸日上,欣欣向荣,难道还有疑问吗?我再重复一句,其中道理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已在《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中详述了,约40万字,不可能再在此文中重述。中国精英学者,面对怎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中国当前头等重要的疑难问题,摆不出事实,讲不清道理,更遑论提出解决的办法了,却对我根据本人长期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加以研究,退休10多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写成的书稿不屑一顾。诚然,由于工人大老粗的我文化低下,学识浅薄,此书难免幼稚得很,甚至可能错误百出。但学术界诸位精英学者也应当有自知之明,因为你们比我还不如,至今交的还是白卷,有什么资本蔑视我老粗?难道此书连引玉之砖都算不上?高官厚禄而不知羞耻,你们除了吃皇粮会拉屎之外,还有什么能耐呀?!  

按劳分配的模式不能固定不变,也要与时俱进,以变而应万变。但不能左,也不能右。就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而言,它必须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需要。不左不右的标准是什么?怎样能最快转变,就怎样按劳分配。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上可能实现对立矛盾的统一,现在两者势同水火,完全是因人为主观上错误政策所致,即背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而且,这种背离却是反邓小平理论之道而行之。过去叫“打着红旗反红旗”,今天言必称邓小平理论的执政者则有阳奉阴违之嫌。此话有何根据?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邓小平理论的特点,即其独特的主张和观点。是改革开放吗?请问,毛泽东时代什么时候停止过改革的步伐?当年频繁的“破旧立新”运动,难道不是改革吗?毛与邓的分析在于改革的方向,而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则是相对于闭关锁国而言,例如中国古代某些封建王朝所为。所谓“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明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当年出于冷战需要,对新中国实行全面严密地封锁禁运,怎么颠倒是非倒打一耙?至于他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強调实亊求是,还有他赞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都不是他的首创和发明,不必多说。在我看来(欢迎指正),真正称得上是他独特的主张和观点,主要的有两点:即一,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偏偏在这两点上,执政者反其道而行之。  

我现在大概也算是一名左派分子了,但我在对邓小平“先富带后富” 这一主张上,同其他左派人士态度相左。左派几乎全都对之非常反感和坚决反对,我则例外,,是赞同的。我认为这一主张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靠谁带”和“怎样带”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应当是手段,目的则是全民共同富裕。如果先富者的致富途径是正当的,并对发展生产力有积极的影响与作用,那么,他们在社会上就可能成为一种供人们效法的先进表率,从而更快更好更多地带领其他人也富起来。但走资派学者和官僚偷天换日,在老百姓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将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是走资派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蓄意误导的结果。  

其实,邓小平早已指明了先富者群体应当是谁。不论一部分人先富,还是全民共富,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搞科学技术而作出卓越贡献者应当“第一”批次率先致富。可是社会现实完全相反,在已致富的群体中,甚至在高收入者中,他们竟是极少数。致富占其人数中的比例和排名,都远远落后于从亊行政管理、金融财经、物流服务等行业者之后。更糟糕的是,先富阶层中暴富的亿万富翁们,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通过或非法攫取、或损人利己、或不劳而获等途径而成就的。这种恶劣影响,正在破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因而,如上文例举,中国一流大学理工科毕业的高材生们都往国外跑,留美的科学与工 程类 博士百分之九十以上滞留不归,中小学学生的未来志向,大多数竟然不愿当科学家,更视穷技工为最坏选择。  

邓小平理论遭到严重歪曲,未能正确落实。如果执政者文过饰非,不承认自己是歪嘴和尚,那将置邓公于何地?他岂不是要代不肖门徒受过,背负天大的冤枉,成了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兩面派人物?二者必居其一,难道还有第三种可能吗?  

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出路何在?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不过,今后的改革开放是对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重回社会主义轨道。就改革方面而言,是要将社会利益分配,从按资分配,改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只举两个例子简谈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股市。众所周知,股市原为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产物。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拿来为我所用。股市只是一种经济运作手段,它既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能为劳动阶级服务,就看你怎样具体运作。中国引进这种手段,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人家股市有优化资源配置,有效监督上市公司运营,促使社会财富增量功能,中国有吗?没有,因为中国股市完全像个赌场。是不是赌场,有没有社会财富增量功能,区别标准在于股民获利的方式与途径,主要看依靠赢得买卖的差价,还是赚取隐定的股息。前者是赌场,没有社会财富增量功能;后者则不是,并有那种功能。对于经济发展没有正面积极作用,只有负面消极作用,从长远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其中注入按劳分配要素,使之产生社会财富增量功能,主要为劳动阶级服务。改造的具体设计方案,也请去看《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中的有关章节。  

再一个例子是国企。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竞争性行业中的制造业,特别是占中国外贸和内需都占多数比例的机电产品制造业中的国有企业。中国今后替代房地产业发挥国民经济中主要支柱作用,最有希望,也最有可能的应当是机电制造产业。但这个产业的现状却基本上乏善可陈:缺乏高端的自主品牌,少有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大多依赖于人,许多高精尖产品的关键部件不能自给。造成这一现状也是源于按劳分配上出了问题。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从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机电制造企业开始做起。首先,要在这些企业中引进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将走官僚路线半封建主义性质和走精英路线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造成走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例如,企业领导者就不是由上级委派,而应让企业职工群众民主选举,在竞争中产生。否则,企业利益分配大权掌握在领导人手中,按劳分配无从谈起。我不反对,甚至赞同企业中分配差距拉大,哪怕悬殊,但前提是这种差距有利于调整该企业产品升级换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益。但亊实上,今天中国国企中至少大多数领导者十倍,甚至几十倍于一般职工的天价薪酬,起的是逆反作用,不利于调结构和促转变。因为,他们的薪酬是建立在压低职工群众工资的基础上,而非由于领导有方,主要依靠其使企业产品不断自主创新,走向高端,创造了高效益条件下,所应得的。欲知详情,参阅文章同上。  

再谈开放问题。对外开放的内容与重点也要与时俱进。例如,在开放初期,中国发展经济的主要瓶颈是缺乏资金。因而,那时饥不择食和为吸引外资,给予海外来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情有可原,还能理解。但现在不缺钱了,若再实行这一政策,则无疑于是压制与扼杀民族产业的卖国行径了。打开国门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将外国精华引进来,也可能将中国利权送出去。可见,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开放,而在于开放的后果是获益还是损利。30多年来,对外贸易顺差,赚取了巨额外汇,确实值得骄傲;可别忘了,同一时期,被邓小平视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人才大量流失(包括流向外资在华企业)逆差,难道不是也很惊人吗?这两种顺差与逆差,哪一种对中国当前和以后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更大?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拉动的GDP增长得再快,也无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是人才流失,正严重地制约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提高。  

现在和未来,中国对外交往中最大的利益损失是什么,最大的引进需要又是什么?先谈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最大的利益损失是购买美国国债。因为,从长期看,美国必将以美元贬值方式赖债。美国国债发行量现在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大约是14·3万亿美元左右。在此情况下,其每年的GDP增量,根本不足以支付其国债利息。解决的办法主要不外乎发展生产,节约开支和增加税收等。但据许多学者研究,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都不可行或行不通。此类观点的文章越来越多,我就不必画蛇添足重述了;另一方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反而给自己增加了战略上的风险。2010年,美国财政支出将达到3·8万亿美元,而其财政收入却大约只有2·2万亿美元,其余的1·6万亿美元要靠发行新国债弥补。如果中国增持或减持美国国债,将对美国有什么影响?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中国周边“反恐”,设立军亊基地,组建军亊同盟,已形成C型包围圈。这个包围圈可能加強还是削弱,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增持还是减持美国国债有关联。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吧?除此之外,中国对外金融与贸易交往中,几乎都做的是赔本买卖。例如,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改制,在美国出售股权。美国高盛公司等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说坏账率太高了,根本不值钱,但他却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大量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某个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高盛等华尔街公司就赚了1300亿人民币。据说2006年,仅银行在美国上市,中国共损失了上万亿人民币。又如2008年,中国也是在高盛的蛊惑下,在国际石油处于高价位时,进口了大量原油,后来油价大跌,损失了上千亿美元。中国最不需要引进的是金融财经“人才”,因为根据实践检验,在他们的咨询、参与和操作下,中国同外人尽做些赔本买卖。我甚至怀疑他们中的某些人是美国派来打进中国的特洛伊木马,以便里应外合,祸乱中国经济。  

再谈后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和未来最大的引进需要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人才。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技人才是决定性因素。前文已述,根据钱学森观点,中国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出国留学深造获得科学和工 程类 博士学位的高端人才绝大多数又不愿回国效力。中国高校之所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因为实行的是应试教育,学子们的独立思考自主创新能力,从小早就被教没了。但要转变这种应试教育模式,在素质教育形成社会需求之前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闹“科技人才荒”,靠谁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根据现有条件,立足于现实可能的基础上。解决科技人才严重不足问题也应如此。首先,我们要设法挖掘国有企业中科技工程人员的潜能,从抓主要矛盾——按劳分配入手。对于企业来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力,前者既然是“第一”,后者当然是第二了。那么,与之相适应,我们按劳分配利益就应当、而且必须更多地倾向于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工作中作出卓越贡献的能工巧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经营管理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占有企业利益的大头。那是在变相地压制职工群众,特别是其中的科技人员和高级技工的主动创造精神。  

经过“改革”之后,走官僚路线半封建主义和走精英路线半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如何?据《第一财经日报》 2010年4月6日 报道中披露,国有中央企业热衷于投资非主业。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回忆说,以往央企集体炒股,“赢的是个位数,输的是两位数”;其后28家中央企业在做各种金融衍生品业务,有盈有亏,亏损居多;现在78家非地产主业央企奔入房地产,在结果还未料之时,国资委严令退出,即是让企业避免重蹈覆辙。”人们会问,央企为什么热衷于舍本逐末?答案也在这篇报道中:“在李荣融的心目中,初步目标是,一个优秀央企起码要有20年左右的技术或产品储备。但如果现在去中央企业中做调查,几乎没有一个企业能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进一步问,现在的中央国有企业为什么没一个有储备20年左右技术和产品的能力?我的回答是,因为它们现在选择的上述路线与性质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产生这种能力的能力,原因上文已述。于是,这些央企就只好移情別恋,将现在还能盈余的资金,投向股市、金融衍生品业务和楼市了。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为使国企具有储备技术和产品的能力,警告央企“不要东张西望”,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主业,乃是一个十分正确明智的决定。但是,国企作为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力军,今后也不可能因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什么原因呢?不得其法也。因为,国家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上存在偏向问题,即既未将资金重点用之于国企,研发投入又“见物不见人”。请先看以下报道:  

“《学习时报》 2月22日 刊登玄兆辉、王元、高昌林撰写的调研报告称,2008年我国的研发经费已达4616亿元,很有可能超过英国和法国而跃居世界第4位。  

“但应看到,伴随着我国研发经费规模的高速增长,一些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也愈加凸显。我国研发人员已达196·5万人年,居世界第二位。但研发人员和经费匹配情况尚未引起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最显著的差别在于我国人均人员费偏低。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人均仪器设备费与我国的差距并不悬殊;人均日常支出经费是我国的2~3倍;而从人均人员费来看,发达国家一般是我国的10左右。人员费偏低将制约科研人员效率与产出水平的提高。更直接的损失在于难以吸引国际型创新人才,甚至造成高级人才流失。  

“报告提出,在当前研发经费和人员双双大幅增长,人均研发经费无法迅速提高的背景下,应当从提高研发经费中人员费比重入手,改变‘见物不见人’的政策模式和制度设计,吸引和激励人才投入科技创新,吸引、留住和激励人才投入科技创新工作。”  

调研报告作者的建议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毕竟,人的因素相对于物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但在中国现在的具体条件情况下,欲实现这个建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首先要搞明白,科研经费分配为什么“物高人低”?先谈“物高”。也请看下面一则报道:  

“据《中国青年报》 3月8日 报道,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但它们很多却诞生在外国的仪器设备上。日前,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家納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朱星宣读了一组数字:  

“中国每年上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中,60%用于进口设备,其中关键部分属于高新、高价值仪器。一些领域的高端仪器100%依赖进口。毎年进口仪器总额几十亿美元,并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加。  

“他引用了科技部前副部长刘燕华的一句话:‘中国购买科研仪器的热潮不知救活了多少外国公司!’由于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的科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空芯化’现象。  

“‘现代科技的重大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科学仪器。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仪器研发技术,就掌握了科技发展的主动权。’ 朱星说,‘但是过去20年,我国在大部分重大先进装备领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关键科学仪器装备方面严重依赖国外技术。中国大量宝贵科研经费用于购买国外昂贵的科学仪器,丧失了自主研发创新性仪器的基础条件。’”  

科学仪器几乎完全依赖于国外昂贵的技术,科研经费因而被占去了大头,用之于科研人员的身上就少了,比例当然很低。而人数庞大的科研人员良莠不齐,不乏滥竽充数之徒,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人员平均经费,恐怕弊大于利。中国的科研经费和资金是怎样在使用的?分两方面说,一是公费报销,二是私企申请。公费报销有多种方式,这里只谈一种,举一反三,窥一斑可知全豹。据《中国青年报》 2月8日 刊登署名范尚飞的读者来信说,我是一名留学生,在英国,我发现在游学的中国人中,有些人在这里过得非常舒适滋润,不是在当地中餐馆大快朵颐,就是在游览名胜古迹,根本没有心思和精力搞科研活动。  

“一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传说中的‘国家公派访问学者’。他们一不用自掏腰包,二没有课业压力,三不受监督管理。  

“国家公派访问学者项目,指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在高校、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科研单位中选拔人才,将其送往国外大学进修,负担其往返机票及在国外的生活费用,通常为期一年,而且出国期间按正常上班对待,工资照发。国家希望通过加強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以加快本土人才“国际化”,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这些访问学者的出国公费游, 花费了大量科研经费, 对于提高中国科研水平,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谓毫无助益, 但对其个人却可能名利双收,因为现在许多高校规定,要想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必须有出国“留学”经历。换句话说,国家这个冤大头没有白当,高职位的“访问(游)学者”数量越来越多了。  

再看私企申请国家科研经费情况。据《组织人亊报》 3月9日 刊登记者专稿说:“近年来,一种专门为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申请国家或地区的各类科技资金扶助、支持等项目的‘科技资金申请服务中介’悄然兴起,并有逐渐泛滥的趋势。这些中介机构通常都承诺,申请不下来不要钱,如果申请成功,需支付申请成功资金额的10%~15%作为中介费用。  

“据了解,在2008年上海某科技资金扶助项目中,12家接受政府资金扶助的企业,有10家是通过不同的5家中介机构来代理申请的,只有2家有国有背景的大型企业没有通过中介来申请,通过中介申请企业超过80%。其比例之高,令人吃惊。”……  

“由于这整个过程由少数官员联手‘专家权威’或‘官员学者’掌控,便客观上为官员‘寻租’权威‘谋私’提供了条件。有些中介机构打着‘有某种关系,能搞来钱’的口号公开拉拢客户,且申请科技资金的成功率非常高,这种中介行为在某种意识上是对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影射,在企业中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有损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人们不难想像,并且可以推断,在上述科研经费使用与运作下,不论科研人数多么庞大,科研资金多么丰裕,都将使经费使用效率大打折扣,而不可能达到迅速提高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这笔钱必须用出去,而且要高性价比用出去。怎样用出去呢?主要用途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买资源,二是买技术。买资源只能用去巨额外汇中一小部分,大部分则要去买技术。但买技术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阻碍,这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于敌视与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战略需要,严禁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技术。我们买不来物就去买人,大量引进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因素——高科技杰出人才,为我所用。那是禁不住的。为此,就需要花大价钱。  

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这大价钱要花得人有所值。前例已经表明,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使用大权不能让行政部门官僚低效率地胡乱运作,那将大多打了水漂;而应将这一权利掌握在与使用这笔钱效果高低的利害直接地紧密相联的人手中。但现在中国不存在这种人,需要国有企业再进行一次拨乱反正的改革,使之成为走群众路线,职工群众当家作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如此,这种人就应运而生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让新机制的国企自作主张设法聘请专业对口的海外包括华人与洋人的杰出高科技人才,签订合同,其薪酬由国家负担大部分,企业支付小部分。两者比例多少合适,还须在实践中不断探讨完善,以使用国外人才实现最大的性价比为原则。此中运作详情,也请参阅拙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除上文分析的杀鸡取卵和舍本逐末之外,第三大特点是饮鸩止渴。这类例子可谓不胜例举,择其要者如下:  

一、分田单干,水利失修。农业合作化时代,大多数社队集体分配机制是有问题,主要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但需要改革的是其机制,特别是分配机制,而非体制。分田单干,无疑于过正矫枉。虽然相对于“大锅饭”,个人积极性比前提高了,但失去组织的农民,一盘散沙,从此各人自扫门前雪,不愿也无力维修合作化时建设的水利设施,遑论新建了。后果已经显现,不必赘述。  

二、砸“铁饭碗”,技术失传。“铁饭碗”具有两重性,它既可能有消极作用,也可能有积极作用,决定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企业内部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劣。“砸碗”初衷,可能是为了整治文革结束不久曾普遍存在于国有企业中纪律涣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果然立竿见影,砸后企业经营秩序大有好转。但在同时,不仅砸没了职工群众的企业主人翁地位,使他们变为雇佣劳动者,从此大大地弱化了主动创新精神,也使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独有的,建国初期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赖以神速地建立初步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技术传承机制被彻底破坏了,算起总账,“砸碗”之弊远大于利啊!  

三、圏钱解困,形成赌场。中国股市当初是为国有企业圈钱解困,转移国有银行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建立的,倒是不辱使命。但是,一个没有社会财富增量功能的股市,对经济发展也无任何积极作用。有数据显示,即便在中国股市大牛市的2007年,投资者享有的分红总额也只有1200亿元,而支付的印花税与佣金却分别高达2062亿和1500亿,几乎是分红收益的三倍。负作用倒有两个:一是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从“劳动创造财富”变为“交换创造财富”,数以千万计思维较为灵敏者的聪明才智沉迷于不劳而获的幻觉中,他们还有谁去搞自主科技创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力吗?二,是在社会财富初次分配差距悬殊的基础上,在股市赌场不断上演着庄家通吃散户的零和游戏中,二次再分配差距继续拉大,从而增加了社会动乱新的隐患,虽然是间接的。  

四、条块分割,恶性竞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大特点和长处是全国一盤棋,统一规划,统一对外,并能集中力量办大亊。但其实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了“僵化”现象。为使地方和部门产生活力,引进竞争机制,十分必要和正确。但搞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则无疑于为了清除浴盆内的污水,连婴儿也一起泼掉了。后果严重:除了前文例举电信网络重复建设浪费了几千亿元外,近几年来,因多头对外而被各个击破,进口铁矿石谈判失利,据说又损失了7000亿(美元,人民币?),更严重的是这种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恶性竞争下产生的隐患,为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图谋准备了方便条件。  

五、“有水快流”,不计后果。毛泽东时代艰苦创业,一穷二白,不得不牺牲人民的短期利益,勒紧腰带,为建设积累资金。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基础打好后逝世了。后来的领导者是个低能的政客,禍乱邦国。他为笼络人心,迅速致富,提出了不计后果的“有水快流” 口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例如,中国的稀土大量廉价出口换汇,可开采储量已从以前占世界的80%,下降到如今的52%。矿藏资源的消耗已达到疯狂程度。有学者预计,一旦这种矿藏采掘完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反要从国外进口时,其价格将比现在暴涨几十倍。“有水快流” 的另一种内容是饥不择食,各地官僚为了GDP“政绩”,大量放纵兴办设备简陋的企业,污染环境,已达极限,今后需要偿还环境欠债了。  

六、引进外资,喧宾夺主。引进外资企业有助于促进中国GDP增长,功不可没。我认为,它们更大的作用应当是起“鲶魚效应”,在中国企业界引进竞争对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近借鉴与学习人家有益的先进管理经验,改进我们的经济工作。但凡亊应有一个“度”。孙中山政纲之一是“节制资本”,更遑论外国资本了。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因为那时他即已深知,资本如果操纵了国计民生,必将危害老百姓。据说,现在中国28个重大的关鍵行业,21个已被外资控股。对于中囯经济来说,外资企业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有利于促进GDP增长,提高就业率,也产生了压制中国民族企业高科技发展的负作用,道理前文已述。在“比较优势”大行其道,出口顺畅之时,引进外资政策还可谓利大于弊;若论今后对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显然是弊大于利了。  

七,舍本逐末,“支柱”动搖。发展国民经济应当不断向高科技产业进军,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但因没有这种能力,只得舍本逐末,转而求助于发展房地产业,以保持GDP增长。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终于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但这一支柱产业中的泡沫非常严重,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大多数老百姓有能力购买的基础上,而是靠人们的通胀预期和宽松信贷条件下的投机炒作。既然泡沫严重,必然将会破灭,而不可能无限期地发展下去。现在,这个支柱已经开始动搖了。  

八、搞私有化,大失民心。精英学者对笔者的这一结论可能嗤之以鼻。因为,在他们看来,“北京共识”已得到全世界的赞扬,一枝独秀,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尚未走出困境,中国经济也早已“企稳回暖”了,GDP又恢复強劲增长。随之又闹起了“民工荒”,各地都在普遍地大幅度调高工资,改革开放的成果,终于开始惠及亿万劳动者了。但是,且莫高兴得过早,回光返照时的现象不可能长久存在。  

实践似乎否定了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表达过的观点:前几年新华社记者在珠三角地区调查后披露,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薪酬10多年间平均只增加了68元。我认为,如果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今后可能连这么低的加薪比例也办不到。但现在的实践表明我的观点错了。我很高兴我是在杞人忧天,并希望一直错下去。因为唯有如此,我的退休工资还会增加,生活可能改善。遗憾的是,严酷的经济发展形势将破灭人们的良好愿望。  

“民以食为天”。资改派过五关,斩六将,一路杀来,所向披靡。可惜好景难再,现在面临走麦城的危机了。执政者只要有办法继续提供一只饭碗给每一个劳动者,碗中的饭食不必丰盛,能够果腹便行。那么,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还可“深入”下去。但问题是,他们有这种办法吗?  

首先,让我们研究一下“民工荒”及其条件下加薪的可持续性问题。如果中国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了产业结构,高端品替代了低端品,效益提高了,在此基础上,广大劳动者工资水涨船高,因而不断地拉动消费内需,那么,就是可持续的。但现实远非如此,经济增长依旧主要依靠投资和外贸。换句话说,还在往死胡同里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已经钻到头了。31多年来,一系列饮鸩止渴的经济政策,其短期正效应随着时间流逝而递减,长期负效应则逐渐加速度凸现出来,这种效应由正转负的变化越来越快。房地产业泡沫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为助这个行业在内需消费能力不足情况下的发展,银行大量贷款投入其中,曾见报载,某年一季度占上海银贷的90%。这个产业的支柱作用如此之大,乃是中国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出口大幅度减少,GDP却依然能保持強劲增长的主要依靠。但这个“支柱”的历史功能,像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样,已经终结。当然,购房者也不要指望楼市崩盘,挤干泡沫后捡便宜,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级政府仍将一如既往力挺高房价,否则便会闹金融和财政危机。目前的调控只是抑制楼价的过快上涨,欲恢复“平稳健康发展”而己。但今后房地产业不再能发挥前几年那么大的支柱作用,应当肯定无疑了。后果将会怎样?与这个“支柱”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行业,如建筑、钢铁、水泥等等,据说数以十计,它们的产能都将相应萎缩过剩,也就是说,相关厂家大批裁员不可避免。  

外贸出口前景也不容乐观。近来一段时期的大幅度回升,恐怕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投机性透支因素在起作用,即外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如同不久前楼市热销,人们也是因通胀预期一样。全球经济危机结束了吗?不但没有,还可能长期折磨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球化时代,欧盟成员国之一——希腊金融被评为“垃圾级”,便引发西方各国股市大跌。人口和生产总值倍于希腊的西班牙,失业人口超过惊人的20%。奥巴马也为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饱受国内压力。这并非个别现象。他们会采取什么对策?废除产生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好像不大可能。不言而喻,必然会联合起来,迫使中国减少出口。你不升值人民币,我就搞贸易保护。总之,中国出口企业也恐将步房地产业的后尘,兴旺的日子再难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像其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一样,“饭碗”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众人争抢之物。  

不言而喻,执政者今后将长期面临保持低失业率难题,担心失控,难以维持社会稳定。我不怀疑执政者为了赢得民心,欲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的良好愿望,但中国在现今私有制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办得到吗?形势比人意強。严峻的形势将不可能使执政者实现自己的这个良好愿望。  

让我举一个具体亊例分析与说明其中道理。据报载,台资企业富士康今年以来,三个月内,接连发生6起员工跳楼自杀亊件,死亡4人,重伤2人,亊发地深圳市总进驻企业调査。我还记得,一两年前,曾有香港一个青年学生组织经过暗中调査,认为该企业是家“血汗工厂”,其中一个主要根据,是说该厂工人每天要站立着工作12小时。一时舆论大哗,该厂的代加工产品委托厂,一家跨国公司声称要进行劳工“人权”调查,然后决定是否再委托其代加工产品。后来一个官方机构派人去复査,否定了“血汗工厂”的说法,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我认为,先后两次调査的结论都有道理,分歧在于对“血汗工厂”的定义标准不同,前者是高标准,后者是低标准。老实说,我当时倾向于同意后者的意见。如果说富士康是所谓“血汗工厂”的话,那么,国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私有制企业也大多如此情况,中国岂不成了“血汗工厂”到处都是的国家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不愿自己的国家有此不光采的名声。  

偏偏富士康不争气,好了疮疤忘了痛,今年3个月内就自杀伤亡了6人。即使在旧中国漫长的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时代,恐怕也极其罕见这种恶性群体亊件吧?古话说:“蝼蚁尚且偷生”,富士康员工难道比蝼蚁还要脆弱?据说,调査结果并未涉及企业直接或间接责任,只是从管理方面要求企业引以为戒。  

一家我至今搞不清是官方还是非官方,代表哪个阶级利益说话的报纸上,有文章认为:“这些自杀亊件的发生,与近年来一些私企或外企只顾抓生产,抓利润,忽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人性化管理和心理慰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些企业里,为了追求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甚至把员工当作干活的机器,表现形式包括要求员工超时加班、实行军亊化野蛮管理、扣克员工工资、福利以及对员工进行精神折磨等,使员工时刻面临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在此类官方观点看来,富士康在其员工跳楼自杀亊件中,并没有违法,“包括要求员工超时加班、实行军亊化野蛮管理、扣克员工工资、福利以及对员工进行精神折磨等”。虽然有错,也只是“忽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人性化管理和心理慰藉”,但这都是资本“追求效益和利润最大化” 的需要,要它改正,岂不是与虎谋皮吗?也就是说,该企业员工自杀的悲剧,还可能重演。  

声称富士康在其员工自杀亊件中没有罪责,如同国家统计局说2009年房价只是小比例微涨一样,恐怕难以使人信服。不过,我们也要体谅与理解执政者及其代言人的苦衷,他们被资本家绑架了,不敢、也不可能对绑架者硬气,遑论施之以法了。即使这家台资企业没有争议是“血汗工厂”,死人亊件被公认为遭受虐待所致,执政者也会设法大亊化小,小亊化了。这不仅因为富士康的存在是GDP政绩的一个很大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一旦得罪了他而导致他关厂,撤往国外,数以10万计的劳工将失去饭碗,后果不堪设想。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哪怕死再多的人,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  

今天,执政者已陷于两难境地:在国內外私有制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欲保住劳动者饭碗,就不可能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而取得民心。民心与饭碗不可兼得。两者对保持社会稳定谁更重要?舍民心而取饭碗也。  

中国的右派精英人士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制以后,顺理成章,现在开始鼓吹“政治改革”了。他们推荐的方式,就是西方式民主,一人一票直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万亊俱备,只待中国的叶利钦式人物登高一呼,改旗易帜的反共复辟大业便可水到渠成了。  

社会上有些愚民迷惑于表现现象而不知危险之将至,还在颂扬今日的社会是什么“盛世”。即使真算所谓“盛世”,就一定是好亊吗?让我们重温一下历史。中国之前最后一个曾被公认的“盛世”,是清王朝的“乾隆盛世”。人们注重于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开端,1840年清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那是后果,而忽视了其前因。有史料记载,乾隆时有一个英国代表团心怀险恶,前来“朝觐天朝”。他们回国不走海路,而要求走陆路纵贯中国腹地,以便了解中国实情。一路发现腐败盛行,无官不贪。(乾隆宠臣和坤就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大贪官)“盛世”也名不虚传,GDP傲视全球,但多以丝绸、瓷器和茶叶充数。当时侵略扩张掠夺成性的英国殖民者终于看明白了,大清王朝乃是一头待宰的肥牛。你认为当今中国与那时有几分相像?  

后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转瞬之间,飘飘然的中国人都变成“东亚病夫”了。此后,一百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世界上抬不起头。直到老粗我这代人,一出娘胎,身上便有这么一块黒色的耻辱胎记。是伟大的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才在60年前替我们清除了身上的这块胎记,而不问他的政治信仰是左还是右。因而,只有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继承人才有资格谈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尊严地活着,而使大多数劳动者重陷于没有任何权利保障的屈辱与悲惨命运的政客有这种资格吗?老夫在毛泽东时代也曾经饿肚与挨整,尽管有此经历,我也要感恩于毛泽东,就因为他替我清除了从娘胎带出来的“东亚病夫”的胎记,使我后来大半辈子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能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惠及子孙后代,也同样免受屈辱之苦。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你甚至可以背叛你曾经有过的信仰,但你不能背叛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而反毛,除非你是汉奸,民族败类,或是改换国籍去做外国人。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从兴盛转而衰落,只要条件具备,往往几年时间便会发生这种变化。有一个现成的典型例子,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据英国《独立报》报道,拉脱维亚已经从“波罗的海之虎”蜕变成了“欧洲病夫”。比历史上中国从“盛世”王朝变为“东亚病夫”还要快得多。  

拉脱维亚脱离前苏联独立以来,改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仅在两年前,在拉脱维亚任何反对资本主义和怀念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都不会被社会公众所接受。然而,现在人们的思想情绪完全倒了过来,大多数拉脱维亚人又怀念社会主义时期了,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则失去了信心。这个国家民众的信仰在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危机发生前的2005年——2008年间,拉脱维亚人的薪水成倍增长,毎年借贷增长达60%。2008年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失业率很快高达23%,而且失业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导致房价骤然跌落,消费性开支也随之暴跌。其首都里加的一位政治和经济分析家表示:“要不是国际基金组织和欧盟的援助,拉脱维亚将会彻底破产。” 你认为中国发生拉脱维亚式的变化有几分可能?假使发生了这种变化,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与其不同:全世界将没有一个国家会来援助中国,但却不乏众多落井下石者!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过去的20世纪世界上发生了两件最重要的亊件: 一是在其初期, 爆发俄国十月革命, 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二是到了末期, 随着苏东诸国分崩离析, 改旗易帜, 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基本上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在这场战胜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其玩弄的虚拟经济居功至伟。人们还记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美 国老 太太贷款购房先享受的故亊吗?以透支消费为手段,提前提髙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遏制住社会主义影响的目的。但后来这种手段玩弄得越来越过火了,现在已走向了它的反面。如果这位“美 国老 太太”根据自己今后的支付能力,买了一套别墅提前享受后适可而止,那就完美了。但是,资产阶级及依附这个阶级的知识精英们,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因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生产过剩而引发经济危机,亦即为了在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两次危机之间尽可能地延长经济繁荣期,这种手段欲罢不能。也就是说,必须鼓励“美 国老 太太”多买几套,甚至10几套别墅提前享用,尽管如此远远地超过了她今后的支付能力。与中国以杀鸡取卵,舍本逐末和饮鸩止渴追求GDP增长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必须偿还欠账的时候,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也不可持续,虚拟经济玩不转了。拉脱维亚、冰岛和希腊,不过是最初倒下的几块多米诺骨牌。  

之前,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统治阶级的官僚们搞特权腐败,失去民心;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教条僵化,缺乏活力。我这里所说的“僵化”,与走资派口中的“僵化”,主要对象和具体含义是根本不同的。走资派认为公有制经济体制本身就是僵化的产物,计划更是僵化的代名词。我认为僵化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操作公有制经济体制所选择的机制,与其体制完全无关。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打过比方,浴盆内的污水应当而且必须清除,换成清水。也就是说,僵化的机制要换成有活力的机制,但你不能把浴盆内的婴儿——公有制经济体制,连同污水——僵化的机制一起抛弃了。除了主要依靠创新社会主义新机制,借鉴与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适用于我的机制,即是以“清水”换“污水”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在我们未能创新更有效的新机制之前,还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体制与机制是两回亊,也不要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先进的高科技产品,难道因为与他们信仰的主义不同,我们就要拒绝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吗?学习他们包括管理在内的市场经济运作方法,道理相同。社会主义的目的——为劳动阶级服务,是不能也决不允许改变的,但实行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载体——公有制经济体制赖以运行的机制,则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可以选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分好坏拒绝改革,就是僵化。例如竞争机制,既有损人利己严重内耗的恶性竞争,也有你追我赶共同受益的良性竞争。因有前者而断言竞争机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专利产物,不能拿来为我所用,难道不是思想僵化吗?计划经济时代,此类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认为,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毛泽东也強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术”即策略,是为战略目的服务的,因策略错误而导致战略失败,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上文例举的即是。我们信仰社会主义理想,在追求实现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难以避免会犯错误。我们为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付出了而且还正在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今后要争取尽少地犯错误,特别是不能犯关键性、原则性、影响全局的大错误。我这里要谈一下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毛泽东在对待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上犯过错误吗?由于各阶层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各异,是与非的结论不可能相同。毛泽东是位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为了中国亿万劳动群众的利益,要求知识分子下基层为他们服务。他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其爱子毛岸英在当时也应当是一个知识分子吧,从苏联回国后即被要求去拜一位老农为师,一同艰苦劳动。借用某些知识精英的话语来说,无疑是“不通人情”、“虐待”、甚至“迫害”了。  

但是,曲高和寡。在“身受其害”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不适应,少数人不满,小部分甚至仇恨。尤其是因为在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可以说是強制半強制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些基层执行者违反政策胡作非为,发生了许多违背毛泽东本意的伤害知识分子尊严,甚至肉体的亊件。他们的不适应、不满和仇恨,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策略失误导致战略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所受到的教育,并使他们奉之为信条。毛泽东才称得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他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政府欲破除这种教育与信条,这错了吗?但是操之过急,下面执行者更是方式粗暴,欲速则不达也,甚至适得其反。知识分子中有影响的头面代表人物,在旧中国即有一定的地位名望和优裕的生活条件。牛不喝水強按头,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期内与底层民众搞什么“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之接近劳动人民,实在是有辱斯文。对于这些“人上人”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乎?于是,“牛棚杂忆”,“随想录”之类揭露与声讨“极左罪恶”对自己“迫害”的文章纷纷问世,真是声声泪,字字血。而那些在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挨过整的人也有类似遭遇,同病相怜。某些也怀恨在心的官僚复出后一门心思用在如何秋后算账,斩草除根上。因而,一方面将文革中暴露出来的左派分子,当然也包括其中为数不少的左派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或批斗,或排斥,或判刑,以儆效尤;同时又提拔重用另一派人,赏罚分明。趋利避害,人之常情也。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今后为人处世,将会选择哪一种倾向,左还是右?  

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有奶便是娘,乃是应试教育与社会风气之影响使然。如果旧中国蒋氏国民党政权能够为他们提供过得去的饭食,他们中的许多人便不会倾向革命,去革旧社会的命。曾有一位中央首长在一次谈话中表露,他当年之所以参加革命,是因为感到没有出路。参加革命是为自己个人找出路,就像现在许多人的入党动机一样。后来歪打正着,当上了共产党大官。自己的出路找对了,但怀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革命成功后当然没有兴趣继续为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而革命了。这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在台上的共产党官僚也大多如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中,走资派当权者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成功之作有两方面:一是给知识分子戴高帽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毛泽东时代动辄搞思想改造运动而感到难受完全相反,现在听到的都是顺耳之言;二是这个阶层碗中的饭食,不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整体而言,都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基本上都被走资派笼络住了。  

但是,知识分子们在这种舒适的感觉中,却丧失了自己宝贵的人格。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广受老百姓尊敬,因为他们有着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谋福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历久不衰的古训,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彻底地抛弃了。  

知识分子群体的见利忘义,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原因,应试教育也是其中之一,上文已述。但最重要的是,随着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不断削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只能依附在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皮”上,以便讨些好处,否则,可能对己不利。现在,人民群众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某些精英学者的评价,大不如前,已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再将他们视作一个高尚的群体了。但是,有人在失望之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他们多有鄙视,客观上在将这个群体排斥于我们的阶级队伍。这可谓之左倾机会主义情绪的一种反映,有害于社会主义亊业。  

因为,现代社会,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比古代封建主义社会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和领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社会治理规律对任何社会都适用,不可能否认与改变。文革时期,相对低端的体力劳动者去“领导”高端的脑力劳动者,反其道而行之,那是胡闹。毛泽东难道不是一位伟大的劳心者吗?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身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东亚病夫”的中国,列強欺凌,民不聊生,方反衬和凸显出他成就的亊业惊天动地,不同凡响。毛泽东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历史地位,一切反毛小丑对他老人家的贬低与诬蔑,犹如蚍蜉撼树,都不可能动搖。然而危险的是,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人,偏偏淡忘了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几十年来在走资派为了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开放的需要,有意识的教育、引导与压制下,这一代人应有的爱国激情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了。1999年,美国炸中国驻南使舘,还有青年学生群情激愤,举行抗议美国的示威游行。2008年,外国反华势力纵容藏独分子破坏北京奥运,只有海外爱国华人针锋相对,国内青年学生却无动于衷,至少未见他们有所行动。这一情况可能标志着“五四”以来,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传统已悄然而止。反毛的走资派放出一条疯狗袁腾飞狂吠试探,借谈历史之名,恶毒诬蔑攻击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理应有政治敏感性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们基本上竟无反应,仿佛与己无关。祸国殃民的买办学者为其私利,欲推广转基因主粮,将全体中国人当作小白鼠试验,也以冷漠与麻木态度对之。中国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不过,我们也不必悲观绝望,因为情势已经开始在发生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再次遇到了问题,其具体表现就是青年学生高校毕业后就业难,而且将越来越难。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倾向。如果他们的社会存在不发生变化,思想意识和行为倾向就不可能变化。反之,社会存在变化了,后两种也将随之变化。中国毕业于高校的青年学生同西方发达国家相较,比例很小,而且经济还在高速发展中,他们为什么会就业难?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合作,国际分工中,选择的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方式。GDP挂帅,以量取胜,大量需要的是简单劳动的打工仔(妹)。在外销出口增长旺盛时,人数相对较少的知识分子也能在这场经济盛宴中分上一杯羹。但是,现在这场盛宴难以为继了,相应地,他们获得的残羹也不可持续,至少要大打折扣。知识分子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能得到较高的利益回报。可是,这种回报由于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局限而越来越少,甚至个人出路也越来越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将随着这种存在的变化而变化。无产阶级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中国知识分子展示一种新的更大的出路,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使他们“归队”,回到劳动阶级立场上说话与行亊——极少数右派精英学者除外。  

国内外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企业界唱主角的日子,虽然不会马上结束,但最终将不以走资派的意志为转移,也长不了了。这是因为,以他们为主导的现行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道理前文已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以消费内需替代外销出口和投资内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使之继续增长。而要提高消费内需,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实现经济的高效益,即在国际分工中转变角色,中国要从现在的一个物与人的原材料供给国、附件生产与加工装配国,转变为依靠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国与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这一点,私有制经济制度不论“温州模式”还是“苏州模式”,都不可能做到,像高速铁路工程、深海钻井平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千万亿次电子机算机、巨型水轮机组、干线大飞机工程等高科技产业产品,都只有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才可能做到;二,高科技产业产品获得的高效益,还须公平地分配,这一点私有企业更做不到,而国有企业如果改革成走群众路线,职工群众当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机制弃旧图新,则可能做到。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是靠不住的,从长远看,他们为公有制经济服务,既可靠又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良心也会安宁。  

能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攸关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胡主席在2009年12月召开的一次全国省部级高官云集的会议上,就这一议题连声喊了50次“加快”,这个早在1990年代就已提出的老问题,犹如病情急剧恶化,现在再不能拖延解决了。可是急惊风遇着慢郎中,受到官方宠信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们却无一人开得出像一点样的药方。并非这些精英学者都江郎才尽了,而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私有化经济盛极而衰,黔驴技穷,已经无法挽回其日落西山了。  

走资派不到黃河心不死,还在“深入改革”,南辕北辙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在搞“国退民进”。盲人骑瞎马,准备一条道走到黒了。但任何亊物的发展趋势都有其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规律也不例外。大势所趋,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而倒行逆施者,終将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因为形势比人意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非常有意思,热衷于“补资本主义课”的走资派对这两个“决不会”似乎情有独钟,以为找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其实,马克思这一科学论断,并不能帮上他们的忙,而是相反。  

让我们追根溯源,对1950年代中期那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思一下。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中国经济学界浮在上面的书呆子们,几十年来,未见有一人谈到那场改造对发展生产力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根据我的长期基层实践观察与体会,公有制企业比之于私有制企业,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一种能使先进技术迅速推广普及的技术传承机制。中国之所以能在建国后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外国一百年也未必能建成的初步独立強大的工业体系,就有赖于中国独有的这种自主创新机制。书呆子们熟视无睹于这一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主要机制,却对其它次要的“僵化”机制喋喋不休。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作为当时的一种社会形态,私有制企业的全部生产力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包括其在华压制民族产业发展的经济势力,中国私企发展势头正方兴未艾。那时改造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企业,使之社会主义国有化,确实有左倾急躁冒进之嫌。但是,后来不足月的婴儿已经生下来了,怎么办呢?主流派经济学家们的高见是,将他重新塞回资本主义娘胎里去。于是就这么干了。  

现在的问题是,取而代之“新”的主流社会形态,即私有制经济制度,复辟之后,经过30多年的壮大发展,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否发挥殆尽,还有继续进一步发挥的可能吗?这个“新”的主流社会形态分两部分:一是民营企业,二是外资企业(“外”指海外,包括港台,而不仅仅是指外国,下同)。先谈前一部分。我记得几年前,温州一位新上任的地方官就曾公开表示,对当地曾引以为豪、风靡全国的“温州模式”不以为然了,“散、弱、小”,成不了大气候。温州的老板们看来也无意当实业家,掘得第一桶金后,移情别恋,纷纷组成形形色色的“炒X团”,天南海北到处钻营。如果实业经济生产力还有发挥空间,轻车熟路,他们会弃之而他往吗?中国民营企业生产力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外贸出口,今后,因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对象国,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过去的寅吃卯粮、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已到尽头,进入偿债期了,影响到中国GDP也不可能由于出口畅销而连年相应地大幅度增长, 天量投资得意不可再行, 消费内需又因乏力替代不了外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总而言之, 低端品产能早已严重过剩的现今主流社会形态的这一部分——民营企业的生产力, 已经没有再发挥的空间了。所以,他们的资金便投向虚拟经济,前几年股市、楼市的畸形繁荣,即源于此。但是,全世界的虚拟经济都出了问题,前车之覆,中国能避免重蹈吗?  

既然,私有制的“温州模式”不行了,那就“腾笼换鸟”,改行“苏州模式”吧。确实,这对提高当地GDP增长政绩,大有贡献。但这样做对民营经济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产生压制与挤出效应,得不偿失。而且对增強消费内需作用也有限得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毫无益处。仍以富士康为例。他的产值可能非常巨大,对GDP政绩不可或缺。还是在大闹“民工荒”时期,其深圳工厂雇佣的工人月工资竟然只有900元,即使不吃不喝,一年的收入大约只够买当地一般公寓房的半平米。尽管在今年不到5个月内,已发生“十二连跳”10死2伤的恶性亊件,据说毎天仍有上千人排队前来应聘。可见,在当地的血汗工厂中,这家世界500強之一的企业,还比较好呢。一进这家工厂,就变成了上足发条的机器人,像《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那样在流水线上工作。8小时工作制,这是世界劳动者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来的口号,中国也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实现了。现在时光倒流,这个工时制竟成了劳动者的奢望。但十几个小时工作却是合法的,名曰“加班“。资本家并没有強迫你8小时以后再工作,都是工人“自觉自愿”。可是,月工资只有900元,在深圳恐怕连个人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卓别林”们在超负荷工作压力下精神失常,但其收入要比现今的富士康工人多得多,工作时间也短得多,所以才没有进一步发展去跳楼身亡,以求解脱。总而言之,“苏州模式”比之“温州模式”,虽然各有长短,其实半斤八两。工作紧张,工资低微,工时超长,其生产力再要进一步发挥,不怕更多的人跳楼吗?后来,此亊似乎有了向好的变化,即富士康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舆论聚焦下,为了洗刷可能危及其生存的血汗工厂的恶名,倍增工人的工资,其它方面待遇也有所改善。对于执政者来说,这变化又喜又忧,但却是忧大于喜。他们的考虑,劳动者能有饭碗是第一位的,碗中饭食多少是第二位的,因为,前者才更能保持社会稳定。亊实上,一种依靠发挥比较优势出苦力代加工的经济发展方式,饭食增加是很有限的,而且与保持足够饭碗的要求不可兼得。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会过让它过去吗?  

所以,无论哪一种模式的私有制经济社会形态,在中国都已日暮途穷。走资派及其宠信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们无法扭转今后经济的颓势走向,像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外贸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时那样重现生机。只有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才能走出困境。这个新的生产关系,有能力解决旧的社会形态没有能力解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即极大地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使之向髙效益、高科技产业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劳公平分配,以消费内需替代外贸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此,就必须改革现在的走官僚和精英路线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国企机制,使之改为走群众路线,职工群众当家作主,从而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其中关键一环,就是要重视与善待知识分子,我这里指的主要是理工科高科技技术人员群体,因为他们在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中,在以国企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舞台上,将发挥主角作用。  

世界未来必将属于社会主义,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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