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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仇富?——来自主流经济学的污蔑

朱富强 · 2017-02-10 · 来源:察网
针对社会大众的诉求以及政府日益注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转向,一些经济学人非但没有且不愿去反思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反而将对“为富不仁”的批判归咎为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并将批判者冠上“愤青”和“仇富”的帽子,乃至不遗余力地鼓吹社会大众存在着“仇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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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般地,自由放任的市场运行的必然导致收入两极化和工人贫困化,究其原因,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建立在基于力量的博弈均衡至上,而这种纯粹基于力量的市场竞争必然有利于强势者。正是基于大量经验事实以及自由市场维护强势者利益的认识以及对日益严重两极化的不满,社会大众中开始发出要求改革工资体制以及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呼声;同时,当这种呼声得不到有效的回应时,一些长期受到压榨的弱势者就不得不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从而导致社会对抗现象时有发生,甚至爆发了影响广泛的社会恶性事件。但是,针对社会大众的诉求以及政府日益注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转向,一些经济学人非但没有且不愿去反思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反而将对“为富不仁”的批判归咎为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并将批判者冠上“愤青”和“仇富”的帽子,乃至不遗余力地鼓吹社会大众存在着“仇富”心态。那么,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将社会大众对富人行为的批判鼓吹为源于“仇富”心理呢?很大程度上,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肯定性理性分析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有关,本文就此作一剖解。

  二、“仇富”说的逻辑基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拷问

  根本上说,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宣扬“仇富”说,与他们所承袭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的肯定性理性密切相关,并由此获得将现实合理化的传统智慧。不过,只要我们作一逻辑的思辨,就不难发现这种分析思维中潜含着明显的逻辑悖论,一些主流经济学的信条只不过是依赖于一种神话的力量而非科学的分析。

  首先,承袭了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

  自然主义思维往往将存在视为合理的,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将现实制度视为合理的,热衷于对现实制度的演化进行解释而不是改造。例如,Kanth就指出,除了受零星的外部性所打断外,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企业理论都表明,自由放任将产生最优结果。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很少关心资源的初始分配或交换的起点问题,而集中关注在既定资源分配的情况下交换程序是否合理、相关信息是否充分。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关注信息机制的建设以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并将市场中发生的一切都视为是合理的,从而形成了强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崇尚“无形的手”的作用,相信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从而将自利视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正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小偷或强盗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偷盗或抢劫而没有道德上的负疚,只不过“被抓住算我倒霉,而没有被抓住则是我的福气”。同样,那些企业主们也可以疯狂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因为他们持有小偷或强盗的逻辑,“被抓住算我倒霉,而没有被抓住则是我的福气”。相应地,当2007年平安保险的董事长马明哲拿6000万元薪水、2008年到处呼喊政府救房市的华远地产老总任志强拿775万元薪水的时候,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人就很少进行质疑,似乎一旦质疑就会干涉到企业的运行,从而瓦解市场经济的基础。问题是,市场果真是自然之物吗?构成市场的规则和伦理难道不是人类互动产生的吗?基于力量博弈而产生的市场规则难道不会更有利于力量更强大的一方吗?其实,当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AIG高官按照合约领取了高额奖金后,马上就引起了美国大众的愤怒,上至总统、政府高级官员下至一般学者很少人为这些高官说话的,美国国会还快速通过法令要追缴这些奖金。

  其次,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分析逻辑。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市场主体视为理性,并进而将一切市场行为结果视为理性的;与此同时,却往往又将社会大众要求改革的思潮贬斥为非理性的,是理性受到蒙蔽的结果。例如,一些主流经济学人就认为,《劳动合同法》之类的工资改革措施必然会损害企业主的利益,降低企业主的投资,导致工厂的倒闭,最终反过来还是损害了工人的利益。显然,这种分析逻辑简直与工业革命时期西尼尔等人的观点和思维如出一辙,相应地,这些主流经济学人也往往以能够不受社会大众生活感受的羁绊而作所谓的理性分析为傲。例如,张维迎就将社会大众表露出来的不满和失落视为非理性的,并从“理性”角度呼吁当下尊重既得利益的改革。在很大程度,这不过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市场信条,是市场神话的重要体现。迈克杰斯尼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极尽其口才,使自己听起来好像每每他们代表少数富人实施政策时,他们正是在给穷人、环境和其他任何人施以巨大的恩泽福祉”。

  尤其是,理性分析与自然主义思维相结合而产生了一种肯定性理性主义,它倾向于将没有干预的自然秩序视为正义秩序,将自由市场价格视为公正价格。进而,正是基于这种肯定性理性思维,这些“主流”经济学人就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否定能力,而热衷于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切行为和现象进行辩护,都将之视为正常现象;受此遮蔽,他们往往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看不到的一面,只看到市场分工所展示的相互依存一面,却无视现实分配中的明显剥削和奴役。所以,茅于轼说,“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厉以宁则宣称: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这里的分析明显潜藏着一个严重的逻辑矛盾:一方面,在理论建模时,它往往将社会大众视为是理性的,不存在系统性的经济学偏见;另一方面,在面临具体的观点和政策宣扬时,它又认为社会大众存在这种系统性偏见,无法全面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好处,而“仇富”就是一个系统性偏见的结果。

  再次,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有效市场说。

  抽象的理性分析获得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据此,“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将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财富都视为公正合理的。究其原因,这些富人没有依靠暴力进行掠夺,其“财”都是基于市场“自由”交换的结果,是与他们贡献和能力相适应的报酬。问题是,这些富人的财富果真是合法所得吗?且不论市场上本来就没有弱势者的自由和公正,更不要说中国社会那些迅速积累的财富也根本上来自于真正的市场交换之外,甚至是非法所得。实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人也承认,“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甚至还说,“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和赖昌星差不多,根本不懂法律,但脑袋特别灵活,善于钻空子,结果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坏事。”问题是,大众所批判的不正是那些具有明显官商勾结的富人吗?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当前那些富豪们之所以形象不好,并不是源于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苛刻,而是其财富来源的不正义。从这点上讲,当前中国社会大众并不是“仇富”,而是仇腐,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是对“为富不仁”的不满。不幸的是,当大众对这些奸商进行批判时,却听到这些“主流”经济学人的声音。相反,茅于轼等人在这些富人的问题没有揭露之前,每每宣称当前富人的主流是好的,应该值得尊敬,而当问题暴露出来之后又马上与这些富人划清界限,称这些奸商只是个别现象。试问,这些学者每每在称赞那些富人的同时,又怎知这些富人的财富就是合法所得的呢?为此,这些主流经济学由基于社会总财富宣称,即使存在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原罪”,为了社会“福利”和“稳定”大局着想,也应该“大赦天下”。

  其四,在于“知行二分”的实用主义谬误。

  一些经济学人如茅于轼在不停地鼓吹尊重和善待富人的同时,也推出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主张;其所立基的理由是: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而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这又可作如下的进一步阐述:一方面,穷人是弱势群体,哪怕说错了,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而为富人说话则不同,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另一方面,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尽管茅先生后面所列举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现实,但他将做事和说话分开的做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他认为“穷人得势而失利,富人得利而失势”的说辞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利”和“势”本身就是不可分的。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尽管现在的网络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些发声的管道,但是,这种无组织的牢骚之言根本显示不出它的力量,相反,那些权势者却可以通过掌控大量的媒体而有组织地诱导舆论。正因如此,尽管为权势者说话的人数较少,但他们的言论往往被反复宣扬,所以才会出现“仇富”、“仇官”的说辞。另一方面,把做事和说话对立起来本身就是矛盾的,根本上违反了儒家“知行合一”的精神;而且,当今那些得势者已经在“为富不仁”、“为官不为”了,你还要为他们说话,这不是明显的为虎作伥吗?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理性和公正,来显示高于社会大众的认识,不是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吗?萧伯纳在分析美国的种族歧视时说:美国白人先把黑人贬到擦皮鞋男孩的地位,然后又据此得出结论说,黑人除了擦皮鞋什么用处也没有。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一些学者对穷人或农民工的态度不正是如此吗?所以,模仿柯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不仅要问:如果你真正关注穷苦大众的福利,你又怎会提出对穷苦大众如此危险的政策呢?

  最后,在于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观

  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结合还衍生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它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到人类社会中,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一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概念在人类的进化、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的竞争将会淘汰那些低能的弱势者,而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意志力和抱负,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成为强者,也可以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相应地,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广泛用来支持市场竞争和放任自由资本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义,甚至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辩护。事实上,近代西方社会就盛行开了基于自由竞争的利益调和学说,这种思维深深地植入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学说体系之中,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人的基本信条,进而将社会大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就扭曲为中国穷人普遍拥有的“仇富”心态。果真如此吗?

  香港纵横二千集团创办人田北辰原来就持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因为他原本就是香江有名的阔少,承受父荫而留学康奈尔和哈佛并创办G2000和U2服装品牌,而后担任各种商界和政界植物;但是,在参与香港电台的《穷富翁大作战》而体验香港的底层生活后,他的观点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累到精疲力竭却只能勉强糊口,在千辛万苦工作时却要体味世人的歧视后,田北辰感慨地说“我每天努力工作只是为了吃一顿好的”,并得出市场并不能包办一切的结论。事实上,穷人之所以穷往往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在被各种有形无形条件扼杀了生存空间的贫乏状态下已经没有多少选择,少时的志向与理想随着贫穷的日日消磨而最终被挣扎求生所取代。但是,富人们却往往将一切成败都归功于自身的努力,却忽视自己所独有的有利条件与环境;相应地,这种高高在上的傲慢之心也使得他们失去了对穷人的同情心,甚至将穷人们争取更有利生存环境的一切努力都视为是仇富。

  三、中国人是否比西方人更仇富:历史与现实的剖析

  在“主流”经济学人眼里,“仇富”似乎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现象,问题是,中国人真的比西方人还仇富吗?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作一剖析。

  (一)儒家社会总体上持有正面的财富观传统

  第一,儒家一直关注世俗福利,追求德福双至,从而并不排斥财富。孔子就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而且,孔子强调,当政者的职责就在于使人们富裕,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同时,儒家也不是平均主义者,如孟子批评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思想,也与墨道两家的平均主义展开论战。

  第二,儒家在对私人追求“富”持赞同的同时,尤其关心致“富”的途径。儒家强调民富应该“取之以道,得之以礼”。例如,对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的孔门首富子贡,孔子就评价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仁则屡中”(《论语.先进》);相反,对为季氏搜括、敛财冉求,孔子则批评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同时,儒家在将“富之”作为政府官员的主要工作的同时,却反对上层官员的奢侈浪费。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

  第三,儒家社会长期以来对那些“以义生利”的富人都持赞赏和推崇的态度,史书中《货值列传》以及《食货志》中都有大量的记载。例如,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范蠡就被称为儒商之鼻祖,世人称他“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创造“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的白圭则被推为“天下言治生者祖”;郑商人弦高经商途中智退秦军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孔子的首富弟子子贡死后不仅在民间被奉为财神,而且为历朝官方所尊崇,如唐玄宗时追封为“黎候”,宋真宗时追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又被称为“先贤端木子”

  (二)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歧视富人的文化传统

  第一,西方社会的仇富观根植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早期基督教教义强调,富人要么自己是非正义的,要么是一个非正义的人的继承人,增加个人财富总是和不诚实的商业活动以及剥削穷人相联系。例如,《圣经》将放高利贷的“银行家”视为十恶不赦的一切罪恶之首。同时,早期基督教教义强调,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例如,摩西就指出,崇拜金牛犊是和崇拜上帝相矛盾的;圣.保罗则强调,“对货币的热爱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为此,富人就不是上帝的选民,死后也难以进入天国。《旧约全书.15篇》写道:“耶和华啊,谁能寄居您的帐幕?他是不放债取利的人”。《马太福音》则宣称,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相应地,基督教强调,富人只有变卖其财产并将它分给穷人才能求得自赎。耶稣的名言是:“临死的时候钱太多是要下地狱的。”

  第二,西方社会对财富态度的转变源自新教的兴起。马丁.路德提出了“因信称义”(,即“义人因信称义,而与善行无关”)说而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此时,信徒可以凭着“信”而直接与上帝交流,并通过虔诚的信仰而获得拯救。不过,路德依旧确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原则,所谓“惟恃信仰,始可得救”。为此,尽管随着中世纪末期向世俗社会的转向,西方社会已经认可对财富的持有,但是,新教仍然宣扬苦行和禁欲,财富积累只不是诚实履行天职的表征。事实上,路德就强调,苦行主义不仅要求坚守传统的消费标准,还要辛苦劳动;因此,路德教派鼓励大众劳动,并将履行职业的劳动视为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也是最基本的世俗义务。同时,路德更加看重国家的财富而非私人的财富,并且尊重国家活动中的企业精神和进取精神,而对个人加以否认。正是这种思想,不仅为皇亲贵族们没收富有的修道院和其他教堂的财产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促进了重商主义的兴起。

  第三,“仇富”运动也充斥在西方历史实践之中。随着宗教冲动力的式微和经济冲动力的偏盛,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从而就爆发出了一轮接一轮的暴力对抗和阶级斗争。纵观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反抗与镇压的过程。事实上,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由于西方社会社会制度很不健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以致收入分配极不公平,从而也就必然会激起那些遭受剥削和掠夺的穷人对富人的仇视。显然,这比中国社会要激烈得多:西方社会中那些备受压榨的工人不仅会表现出“仇富”心理,而且还会极端地破坏企业主的机器设备,从工业革命初期影响甚远的卢德运动到后来更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乃至阶级斗争都是如此。

  (三)剖析西方社会“和谐”局面的背后因素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社会似乎没有出现明显的“仇富”运动,而呈现出一幅相对和谐的画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两个方面:(1)通过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西方社会从世界各国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和利益:一方面通过“输毒于敌”而加剧了其他国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掠夺资源在国内的适当分配而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2)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阶层和阶级对抗已经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善和社会制度和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这使得社会收入分配变得相对公平,以致中产阶级长期成为社会的中坚。不过,尽管西方社会呈现出了一派宽容、祥和的景象,但一旦“输毒于敌”策略达到顶峰后,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就会出现恶化,由收入差距拉大潜伏的矛盾就开始显现;此时,西方社会潜藏的“仇富”心理就会被激发,甚至还会爆发出大规模的“仇富”运动。

  关于这一点,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1)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西方国家就普遍爆发出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管理层领取高额的年薪和奖励,一些国家的工人甚至将管理层关押起来;(2)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反社会不平等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如法国青年占领巴黎豪宅、西班牙青年占领马德里广场、以色列青年在首都扎营抗议房价、伦敦市郊的青少年暴动。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促发的阶层对抗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2011年9月在美国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年轻世代之所以将矛头直接指向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就在于华尔街体现了翻云覆雨的贪婪之都,集中了大批唯利是图、贪得无餍、为富不仁的资本主义怪兽,也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制造者和诱导者。

  更甚者,“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将目标直接指向有名有姓的超级富豪,前往位于曼哈顿的多位亿万富翁的家门前示威,呼喊着口号:“我们是99%”,“向百万富翁征税”“银行家应该关进监狱”“不能给亿万富翁减税”。示威者“造访”的富豪包括新闻集团老板鲁伯特.默多克、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戴蒙、石油大亨大卫.柯赫、金融巨头米尔斯坦以及对冲基金掌门人鲍尔森。示威者事先印发的传单上,有这些富翁的姓名、地址、照片以及发财致富的“先进事迹”。事实上,正是华尔街的少数人操作着自己发明的高风险财务杠杆,赚了钱是进自己荷包,赔钱时则由政府掏纳税人的口袋来补漏;即使风暴导致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民众、失业,这些管理者依然享受着超级“肥猫”的待遇。

  正因为制度不公乃造成了社会财富集中最深层次原因,因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改良主义者赞同和支持。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占领华尔街”具有很大的正当性,而很少有人将之简单地定性为是由纯粹“仇富”心理所促发的暴动。甚至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表示能理解“华尔街”抗议民众心中的愤怒,并对从纽约华尔街蔓延到全国的示威抗议活动表示同情支持,因为纳税人的钱被用去填补亏损连连的银行,而且已经陷入困顿的银行还让执行主管领取高额红利奖金。

  基于这种社会舆论,美国政府也起来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呼吁。例如,奥巴马政府就以公布这些高管的名单或者征收90%的奖金税为威胁,要求AIG(美国国际集团)高管退回在危机爆发后发出的1.65亿美元奖金;在这些压力下,AIG的十名顶尖高管,已经有九名同意退回奖金。同时,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西方政府也开始加大富人税的征收。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3月31日就敦促国会通过对富人增税的法案,而在此之前,美国纽约州已经开始酝酿征收富人税,将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者的税率从6.85%提高到8.97%,年收入超过30万者的税率增至7.85%。与此同时,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在争论对富人征收怎样的税率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例如,法国信任总统奥朗德就将针对高收入富豪的税率由41%大增至75%,英国政府打算将增值税从17.5%降到15%的同时将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人士的所得税率由40%提高到45%。开征富人税的政策还得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超级富豪的极力支持。

  (四)不同社会对待富人态度的社会调查证据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就“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这一问题对23个国家的1.2万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了这样两大特点。第一,“仇富”状况最轻的5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其中,澳大利亚人中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超过60%;加拿大与美国的比重相当,均为58%;而52%的中国受访者和51%的印度受访者也持相同看法。第二,“仇富”情况最严重的3个国家依次为希腊、俄罗斯和土耳其:其中,土耳其人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比重仅为20%,俄罗斯仅为16%,希腊还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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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赞同“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的比例

  进一步分析可知,这些国家的民众之所以仇富,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国家的“富人”并非是“以义生利”,而是充分利用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往往又“为富不仁”,充满了逃税、漏税行为。例如,在希腊,最富有的人主要是得到宪法规定免税的航运业巨头,或因垄断石油、媒体、银行等行业累积巨大财富的“寡头”,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偷税、避税,以致2011年希腊的逃税总额约80亿欧元(将近该国预算赤字的一半)。在俄罗斯,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占有着近85%的社会财富,这些富人的财富主要源于私有化过程中的原始积累;同时,他们又控制了银行、石油等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而广大中小企业则受到排挤和扼杀。事实上,在这些国家,收入高往往成为不诚信的代名词。

  一般地,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越健全、分配规则越公正,社会收入差距就越小,社会信任度也就高,“仇富”心理和行为也就越不严重。显然,在“仇富”榜排行中,那些位居前列的希腊、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都是如此。与上述情形构成明显反差的则是中国。中国百姓同样处于因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不公带来的贫困之中,在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西方社会那种的“仇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这正反映出中国人的宽容和忍耐,而这又与儒家推崇的德福观和责任观有关。

  事实上,对中国的社会大众来说,只要拥有生存的一丝空间和发展的一线机会,他们就会为了自身和子孙的生活而勤苦地劳作,只有在无法生计的情况下才会逼上对抗的梁山之路;即使在遭受长期的极端不公正的分配规则之下,勤劳的中国劳动者也往往只是发出一些不平之鸣,表达出对那些穷奢极欲之徒一丝心理厌恶,而很少会采取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或对抗运动。也即,就社会大众的要求而言,他们所希望主要是自己能够得到更公平、更人道的对待,能够保留一定的生存环境。试问:面对这些要求,我们又怎能冠以“仇富”心理而贬之呢?要知道,他们所欲所求本身都是正义的呀!尤其是,就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而言,与其说存在穷人的“仇富”心理,还不如说存在富人的“虐穷”心理。

  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无论在心理还是行动上,中国百姓都不能称得上是“仇富”的。如果把对社会不公和贫困现象的不满视为“仇富”的话,那么,西方社会的“仇富”程度显然要比中国严重得多;更甚者,西方社会的“仇富”不仅体现在“心理”上,而且还经常性地表现在行动上。既然如此,我们的经济学家为何又宣称中国社会存有根深蒂固的“仇富”文化,人们怀有根深蒂固的“仇富”心理呢?其实,这些“天真”的经济学家们更应该想一想:市场交换果真“自由”吗?交换的结果果真公平吗?同时,我们再思考一下,当前那些富人的“财富”究竟是怎样得来的呢?对“原罪”的宽容果真会导致一个合法和平和的社会吗?事实上,中国人往往更关注现实,而不是铭记仇恨。即使那些富人犯有原罪,但如果能够改邪归正,人们同样会尊敬和信任他们。“以武致财以文守之”“逆取顺守”也是儒家历来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当前的富人之所以不受社会大众的尊敬和称扬,根本上不在于他们所攫取第一桶金的原罪,而在于目前时刻在犯的“现罪”,在于他们的见利忘义,在于他们的为富不仁。

  四、“仇富”说的社会基础:无序的市场经济解析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上看,儒家社会都不会比西方社会更仇富。既然如此, “仇富”说为何在当前中国社会如此盛行呢?这就涉及到社会环境。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树立一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生和扩展轨迹。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文化渊源

  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遵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信条,根本上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和创唱型宗教有关。正是基督教的原罪说与自然主义的结合,西方社会将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教条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而资本主义起飞时期的新教伦理则进一步将之运用到市场竞争中,从而产生了经济达尔文主义。

  首先,就自然主义思维而言。显然,自然万物本身就存在强者和弱者,存在不平等的秩序和弱肉强食的规律;相应地,西方社会认为,人类的平等主要是指潜力上的平等,而现实中的人们因努力和付出不同而带来不同的成就。其中,富人因辛勤劳动、积极进取心和节俭禁欲而致富,穷人则因懒惰、不负责任和浪费而贫困。这样,一方面,富人应该得到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因为他们是适应社会的,而且他们是通过使自己变得有钱或者保持有钱证明了自己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穷人之所以贫困都是他们自己犯错误的结果,他们往往智力低下、不务正业、没有远见和缺乏雄心。这实际上就是经济达尔文主义。

  其次,就创唱型基督教教义而言。基督教认为,人性本身就具有恶的因素,它起源于人自由意志的错误选择。例如,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傲慢使得人的意志被“原罪”所污染,人类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并永久地为原罪所累。正是由于原罪是人类遗传的罪,人就无力自救而只有依靠神恩才能恢复意志自由。同时,尽管全人类都需要救赎,但上帝往往只救赎一部分义人。问题是,哪些人会成为被救赎的义人呢?在自然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的支配下,这种“义人”的拣选就与社会竞争和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联系在一起。

  在新教改革之前,教会中心说认为,教会是上帝指派的拯救人类的工具。那么,教会会认定哪些人作为救赎的对象呢?基督教最早起源和发展于底层大众中,因而早期的基督教教义认为只有穷人才可以获得救赎,富人也只有在抛弃其财产或在教会指导下合理使用其财产才可以获得救赎。不过,随着基督教上升为国教并进而取得拉丁世界的统治权,它为了获得各地领主的支持,就开始为建立在拥有土地产权的等级体系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提供哲学合理性和道德依据,从而就从为穷人救赎服务转变成为上层特权服务,从而逐渐选择贡献财务的上层人士作为救赎的对象。在新教改革之后,教会作为拣选救赎对象的权威被废除了。那么,哪些人可以成为救赎的对象呢?新教伦理认为在于世俗的成功,尤其是经济生活中的成功。这样,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并积累大量财富的人就成为救赎的对象,而穷人在竞争中失败则是没有获得上帝赦免的表征。

  既然穷人是被上帝遗弃的人,从而也就不应该获得救济。例如,美国的一位牧师沃德.比彻在布道时就说,“一般事实将证明,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会遭受贫困,除非是他自己的过错——除非这就是他的原罪”;另一位牧师拉塞尔.康韦尔布道时也说:“值得同情的穷人是非常少的……去同情一个上帝已经对他的罪行进行惩罚的人,从而在上帝还在惩罚他的时候去帮助他,毫无疑问,这是不对的”。在很大程度上,西尼尔、马尔萨斯、萨姆纳等经济学家之所以信奉并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反对救济贫困,也就与他们的这种宗教信仰有关。普伦就指出,“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与神学家马尔萨斯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正如杜格和谢尔曼指出的,这个非常持久稳固的神话是非常荒谬的,因为:(1)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许多人常年都在单调、艰苦、令人厌倦的环境中拼命干活;(2)许多人因有残疾而不能工作;(3)许多人是不能从事全职工作的青年母亲;(4)许多人因资本主义体制导致的萧条而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

  然而,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教条,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人却乐于为权势者说话:“私利追求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以供求来决定商品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市场中的经济人行为是合法的,甚至也是合理、合情的,否则就会被淘汰”,“强者获利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说”,诸如此类。问题是,这些经济学人所讲的市场是何种市场?是成熟而合理的还是掠夺性的?况且,在现代人类社会中还可以且应该实行“野蛮丛林”下的自然选择法则吗?事实上,除了最落后的经济和管制最严的经济之外,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中,太阳底下有货物就存在交换,也就有市场。只不过,交换的方式不一样导致市场的形态不一样而言:有的是相对公正的,有的是赤裸裸掠夺性的,市场越不公正就越有利于强势者。而且,市场本身有成熟和不成熟之分,成熟的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缓和市场失灵现象,能够促使市场经济以有益于社会公众的方式来发展。显然,随着交换和分配公正的提升,市场也日益成熟,这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在当前世界的一些经济体中,市场经济之所以不发达,关键市场机制本身是畸形的,它满足不了交易各方对正义的要求,也不能实现私利与公益的和谐一致。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不能仅仅局限于市场和非市场的简单划分,而是要对市场、产权、民主以及自由等词汇的内涵有深入的认识;否则,往往会把它们变成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也不可能对相关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前中国盛行

  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源于西方社会,它与儒家社会注重博爱的传统并不相通。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信条尽管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但在当前中国社会却开始大行其道。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和壮大的历史中寻找原因,这可以借鉴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一书中说明。“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来的,他极端地反对任何有利于弱者生存下来的公共政策,包括公共教育、公共救济乃至公共卫生等。不过,斯宾塞的思想在其出生地英国开始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相反却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斯宾塞后来访问美国时,他的信徒给与了他以救世主式的盛大欢迎。例如,1904年纽约州立法将烘烤面包工人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10小时,但最高法院却否决了这项立法。霍尔姆斯反对的理由是:美国宪法第14条并不是按照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静力学观念立法的。

  在美国,引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姆纳。萨姆纳原本就是一位主教牧师,宗教倾向使他尝试将社会力量和道德观念统一起来而创造了一种被它自己称为“社会神学”的人类学。萨姆纳根据斯宾塞对适者生存法则的神学解释来维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将竞争视为“自然法则”,从而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天生地与进化法则相一致。为此,当“强盗大亨”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摩根等因“割喉式”竞争而遭受批评时,萨姆纳宣称,“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这一过程施加在所有人的身上,然后挑选出满足要求的合适的人选,他们能够完成某种特定任务;”而且,百万富翁们“获得高收入的同时享受奢侈的生活,但他们也必然会为社会造福,他们的职业领域存在着最为激烈的竞争。这就保证了任何能够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必然会致力于这些工作,于是相关的成本也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了。”至于那些依靠继承而取得巨额财富的人,萨姆纳则认为,“世袭的财富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这是因为,财富为努力者提供奖赏,而世袭的财富则会保证富有进取并且勤勉的人们,可以将自己能使社会富有的美德传递给他们的子孙。”为此,萨姆纳反对社会主义式的改革,反对受同情心驱使的私人或公共的救济政策。而且,萨姆纳还宣称,适者生存的法则并非人为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要对其横加干预,那么产生的后果只能是不适者生存。萨姆纳的观点得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成功者——如安德鲁.卡内基、詹姆斯.希尔和约翰.洛克菲勒等人——的追捧和奉承。

  斯宾塞思潮之所以在美国而不是英国获得成功,就在于加尔布雷思指出的:斯宾塞生活的时代,英国已经摆脱了肆无忌惮的市场规则的制约,工会、工厂监管以及对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已经被接受;相反,在美国,这种改善还正在以更严酷的方式进行着,正处于一个充满英雄主义式的贫富不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显赫并存的时代。例如,1883年范德比特夫人的一场舞会就花掉了25万美元,1897年布拉德利.马丁的一场舞会更为奢侈,一位出场客人穿着的黄金镶嵌违章的套装估计价值就达1万美元;而早些时候款待斯宾塞的德尔莫尼科的舞会上,客人们享用的雪茄都是用100美元的钞票卷成的,而客人们在点燃雪茄时则是充满了一种心安理得的富足感。因为这些人都相信自己是适者生存规律下的优胜者。例如,乔赛.德配在纽约举行的成功者盛大宴会上就踌躇满志地提醒与会者,富人可以将他们看成是自然神奇的造化。同样,洛克菲勒在一次成功者的聚会上说:一个大企业的成长完全是适者生存的结果。显然,正是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泛滥。因此,1866年亨利.沃德.比切(H.W.Beecher)就对斯宾塞说:美国社会特殊的条件使您的大作在这里比在欧洲获得了更迅速的传播。

  同样,当前中国社会情形也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信条的传播提供了现实舞台,因为它正处于无序的市场竞争之中,功利泛滥,物欲横流。同时,像19世纪末的美国一样,当前中国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即使那些穷人也期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富裕起来,从而也不支持通过累进税等制度来促使富人与穷人分享财富的做法。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为市场中拥有话语权力的功利主义学者、集中金钱权力财富的商人以及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所信奉,他们根据适者生存理论相信,苦难和贫困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就是说,时下中国社会“仇富”说的盛行,根本上不能归咎于某些经济学人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要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上思考。例如,泰勒本人比较开明,主张应该增加工人工资、提高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但是,他所推行的泰勒主义却成了雇主更高程度低压榨工人的理论指导,以致泰勒本人也以坏人形象传于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人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思维,从而乐于将市场经济中的任何现象和一切行为视为合理的;同时,在理性假说和“无形的手”的预定协调原理的宣扬下,市场行为不仅体现了每个人的收益最大化,而且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对现实市场中的大量“虐穷”行为视而不见,而乐于积极为强势者说话,似乎担心富人们会因为舆论的压力而不敢按照“市场经济”行事似的。

  可见,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思维所孕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达尔文主义,我们可以清楚地识别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它是基于信条而非原理。根本上,也正是受到经济达尔文主义思维和“无形的手”预定协调原理的思想支配,一些中国经济学人也偏好于以市场秩序的扩展和社会分工的分化来鼓吹社会和谐。问题是,在一种掠夺性的市场体制中,社会财富不断地重新配置,收入水平日益朝两极化发展,又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呢?巴斯夏说,所有合法的利益都是和谐的,这里强调不是“合法”而是强调“和谐”,即只有能够导致利益和谐的法律才是真正合乎实质法的,而那些背离实质内容而体现不正义的强制法律本身是不合法的。显然,在当前社会中,个体利益之间以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正日益呈现出越来越尖锐的冲突,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作为市场机制之骨架的那些一般抽象规则是缺位的或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从而不能有效缓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构成市场机制之血液的那些市场伦理还处于缺位或扭曲状态,从而没有有效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鲁瑟在《美国的目标》中写道:“在世界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国家——它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而与此同时,对于如何正确使用这样的财富和权力,它又是如此地困惑。”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社会也正面临着当年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事实上,市场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这取决于每个国家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制度;同时,不同国家中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是不同的,这可以从交换的结果中得到反映。不管如何,迄今为止现实世界中的市场行为主体几乎都是不平等的,因而市场交换也必然不是真正自由的,这也就是市场机制有待建设的地方。

  五、结语:回到现实问题

  一般地,只要一个社会存在不需要通过辛勤劳作或技术创造就能快速聚集财富的大量现象,这就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制度出了问题,尤其是分配制度是扭曲的;相应地,这也就昭示了进行制度变革的需要,而不应该维护既有制度并将此制度下的行为和现象都视为合理的。其实,如果抛开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明白社会中存在的不正义现象,关注普通大众的生存需求,就知道房价飙升对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利的。而且,只要稍有基本常识,我们也能明白,房价的飙升也不是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结果,而是那些强势者翻云覆雨的结果。显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存在视为合理这一社会观本身就充分揭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内含的价值观,这根本不同于它所宣扬的“价值无涉”。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就写道:“我从来未曾相信缺乏价值取向的分析或经济学或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的标准社会哲学)的分析可以足够建立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学有助于为自由主义者立场提供很多的数据,但经济学本身并不能建立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也是20世纪最近才出现的。在更加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19世纪,也只有斯宾塞1851年的巨著《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提出一个比较彻底和系统性的自由理论。”

  同时,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任何社会的制度都面临着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而成熟的标志就是社会大众的应得权利日益得到彰显。纵观西方社会的近代发展史就是如此,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劳工保障法律都源自于西方。事实上,在当今发达社会,只要社会大众出现了普遍的不便和不满,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经济的介入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济危机激起了美国民众对华尔街高管高薪的不管,于是,美国政府就开始制定种种规章来限制高管的分红;同样,由于内地民众到香港生子、买奶影响了香港本地人的生活,于是,香港政府就开始推出严格的限生、限购等措施。这些都反映出,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说宣扬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但西方社会的实践却往往与经济学教材中讲授的理论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斯蒂格利茨曾在中国说,不要按我们说的去做,而是要按我们做的去做。不幸的是,中国一些经济学人恰恰宁愿遵循教材上的说教,也不愿遵循西方实践中的经验。只要政府迫于社会大众日益高涨的不满而对当前那种掠夺性的市场稍加干涉,如工人工资的保障和住房的限购等,这些经济学人马上跳出来批判说,这些政策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以及经济发展规律,必然会失败云云。

  这里以工人工资的保障为例子加以说明: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反对《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这里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对茅于轼先生的学术无限崇拜: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五常,他称茅于轼先生的学术中国第一,而自己只能列第二;一个是戴着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光环的陈志武,自称总被茅于轼先生的著作和教导激发新的火花。例如,张五常就不厌其烦地鼓吹:不要去看西方的经济政策。而且,当中国政府为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试图借鉴西方的一些经验,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些最为基本的福利保障时,反而遭受这些经济学人的大肆抨击。譬如,当21世纪初年前中国社会开始制定《反垄断法》,张五常就写了多篇文章极尽批判之能事;当2007年前中国社会开始规范最低工资标准并制定新《劳动合同法》法时,张五常又在全国巡讲并将经济危机造成的问题都归罪于新《劳动合同法》;当后来政府为了让工人有体面地劳动而筹划建立集体谈判工资制度时,张五常更为激烈地称之为玩火。同样,陈志武将集体工资议价制度视为与户口制度、自由工会等一样都是对权利的限制或禁止:在这些权利被限甚至被禁的情况下,就没有多少契约自由,雇用关系就没有多少自愿成分,而这些非自愿的交易可能存在剥削。按照这种逻辑,在集体谈判工资制下反而出现了劳工剥削雇主的新鲜事;这也意味着,在普遍实行集体谈判工资制的西方社会真实存在的是劳动剥削雇主。这种分析是不是“理性”得太离谱了?显然,正是盲从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说教,中国一些经济学人可以一边盲顾层出不穷的虐穷现象,一边又把那些追求社会权利、缓和剥削的正义行为视为仇富。

  注释:

  1、朱富强:“西方主流经济学潜含的意识形态之表现及危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2、Kanth, R. 1999. Against Eurocentred epistemologies: a critique of science, realism and economics, in Fleetwood,

  3、S. (ed.), Critical Realism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Deb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财经界》2006年第6期。

  5、迈克杰斯尼:“导言”,载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能变富”,http://maoyushi.blog.sohu.com/47866078.html

  7、“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能变富”,http://maoyushi.blog.sohu.com/47866078.html

  8、柯亨:“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你怎么会如此富有?” 载《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柯亨文选》,吕增奎编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在香港做穷人比在大陆做穷人惨10倍”,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mspl/20150906/094223165026.shtml;

  10、何新:“美国人也仇富”,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481229.html

  11、“金融大鳄索罗斯声援占领华尔街 称‘愤怒有理’,http://news.163.com/11/1004/16/7FHL8P8E00014JB6.html#from=relevant

  12、薛涌:“《坏民主》:看看美国人仇富到了什么地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788067-3.html.

  13、“奥巴马再推富人增税”,http://news.163.com/12/0402/08/7U2S9UF400014JB5_all.html

  14、“美国纽约州拟征‘富人税’许多富人欲搬家避税”,http://news.sohu.com/20090330/n263079344.shtml

  15、“法国将开征富人税”,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20911/005913097828.shtml

  16、“《国际先驱论坛报》:英拟200亿救市 向富人加税”,http://gb.cri.cn/18504/2008/11/25/2805s2337218.htm

  17、“Public Remains Concerned Over Wealth Inequalities: Global Poll”,

  http://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Radar_

  Wealth_Inequalities/Wealth_Attitudes_Release_5July2012__GlobeScan.pdf

  18、转引自布朗芬布伦纳:《收入分配理论》,方敏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19、Pullen J.M., 1981, Malthus’ Theological Idea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3 (10): 39-54.

  20、杜格、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21、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9页。

  22、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23、转引自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24、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吕炳斌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自序。

  25、张五常:“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顺论本田的困境”,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153070000.html

  26、陈志武:“从茅于轼先生的视角谈‘剥削’”,《经济观察报》2009-1-15。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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