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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农奴戟转 · 2007-04-16 · 来源: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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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原名]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来源:强国论坛     发表时间:2006-06-05    作者:[文锋](2006-06-05 19:08:19)

    在共和国前27年的历史中,无论是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走过的曲折道路,无不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密不可分。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政治运动等,毛泽东都是最高的决策者和主要的推动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例外。这场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了20余年、旷古未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从由来到兴起,一直与毛泽东的指示密切相关。

    由于历史视角的不同,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和评价至今存有严重分歧。有的人着重从知识青年个人的前途与际遇出发(或认为从事农业或当农村会计、赤脚医生等,是荒废青春、摧残人才等),基本否定这场运动;有的人从国家需要与农业发展着眼,对其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本文试图从宏观上客观记述这场运动的由来及兴衰,以期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一)五十年代中,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乡”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的自觉行动

    作为一场曾长期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建国后的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破坏”旧世界,也善于“建设”新世界。1953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的基础上,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经济进入起飞发展的关键期;1955年,作为“破除迷信的一年”,我国又迎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涨“怒潮”,一年等于几年的合作化速度,成就了“鸡毛也能飞上天”的豪言、壮语……

    但在中国工业经济和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尖锐矛盾和问题:一方面,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特别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会计,一个记账员,都使那些曾苦大仇深的庄稼汉们望眼欲穿,欲求而不可得。另一方面,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很快,但其规模和结构尚不尽合理,中小学生的入学率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时还不能满足需求。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和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建国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婴儿成活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个问题愈来愈突出。据统计,仅1955年一年,全国就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

    供求双方的问题各执一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指出了中、小学毕业生的未来出路和理由。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困难的。”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这里,尽管尚未明确提出“上山下乡”,但却要求各地青年组织,帮助城市中的中小学毕业生“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

    这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进一步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12月,毛泽东又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更明确地指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这两个按语一发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便作为一个精炼提纯的口号,迅速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中高喊起、流传开,并成为当时一些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

    实际上,早在《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前,就有一些知识青年主动提出过“下乡垦荒”的请求。1955年8月9日,北京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5名青年,即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他们“组织发起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申请书慷慨激昂地写道:“当我们知道祖国有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就恨不能马上跑到边疆去……我们知道,到边疆垦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们的祖先已经给我们拼出了16亿多亩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耗尽了多少心血?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我们不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守着热炕头的人,我们有志气做一名志愿垦荒的先锋队员。”

    8月16日,《北京日报》等全文发表了这份申请书和团中央领导接见他们时对其垦荒要求的答复。团中央接受了他们的申请,并决定尽快组织城市青年进行“下乡垦荒试验”。

    该消息一发布,立即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短短几天中,北京市自愿报名参加垦荒的青年即达587人,超过试验需求人数的近10倍。随后,北京团市委即从这些志愿者中选拔出60名年轻力壮、思想端正的青年,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于8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会上,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勉励他们发扬“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黑龙江的荒原野岭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

    9月4日,北京青年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南10公里的团结村,正式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垦荒点”。从此,“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长粮”的荒凉北大荒,燃起了志愿垦荒的第一堆篝火。

    星星之火,迅速潦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随后,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余人参加远征垦荒。次年初,浙江省温州市的知识青年还组成了赴大陈岛的志愿垦荒队。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的提法。其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各地热血青年的感召下,1956年一年中,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来……

    应该说,此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其主旨是从解决城市青年学生的就业和加强农业生产的角度考虑的。一批批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一块块处女地被挖掘开垦,一片片荒原长出绿油油的庄稼,起到了一举多得、一兴百顺的作用。

    进入1957年,毛泽东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开始强调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问题。这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为了贯彻上述精神,团中央随后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个大城市,开始进行有计划地“动员”城市青年插队下乡的试点工作。当然,此时知青下乡的基本方向,主要还是参加边疆建设、开垦荒地和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而“直接插队落户到农村”的人还很少。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曾一度中断。一时间,城市的劳动力竟然顿显紧张起来。于是,全国各地又先后从农村中招收了2000余万农民工进城。

    进入60年代,适应纠正党的工作中严重的“左”倾错误和解决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此后,“上山下乡”再度在全国兴起,且直接下乡插队的人员逐年增多,形成了“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一个小高潮。

    有资料显示:在1962年至1963年间,全国共动员上山下乡人员30万人,直接插队落户的就有9000余人。1964年间,全国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68万余人,其中知识青年32万余人。1965年,仅到8月份,下乡的知青就有25万余人……这样,至“文革”开始前,不仅将2000余万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来的人员全部动员返回到了农村,而且还动员了近200万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文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称: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步形成了一个革命高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这期间,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开展,上山下乡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政治理念和“革命”色彩。下乡的知青中,出身“地、富、反、坏、右”等家庭成分的青年在知青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以后,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这些人的家庭原罪感也越来越强。因此,为了求得人格上的平等和公平对待,尽可能摆脱家庭的阴影,或为改造思想、证明自我,城市中出身成分不好的青年更多、更积极地选择了上山下乡道路。

    为了推动知青下乡的深入进行、解决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1965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是“文革”前召开的唯一一次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大型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与会同志,周恩来曾两次听取专门汇报,显示出党和国家对上山下乡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讨论、研究了知青安置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是城乡劳动力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纳入下乡劳动的整体规划中。同时,会议检查了近年来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1965年的工作任务,并计划当年再安置54万余人。

    在安置方向上,会议要求要尽可能地与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大搞样板田相结合,与国防建设、占领山头、下海、下湖相结合,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如:重申“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搞强迫命令”;强调安置方式要因地制宜,可集中插队、分散插队、投靠亲友、建立纯知青为主的生产队和国营农场等。同时强调,动员城市人员下乡不能向农村“甩包袱”,不能安排老弱病残和劳教人员下乡等等。这对研究、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存在的某些问题、确保知青下乡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在指导思想上这次会议也开始暴露出一定问题。主要是,会议片面强调了政治挂帅,而对知青物质待遇的长期考虑和规划严重不足。但无论如何,从总体来看,到此时为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还是健康的、积极的、平稳的。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也是稳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是真诚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自觉自愿地走向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并为减轻国家就业压力、加强农业生产,做出了宝贵贡献。 

    (二)“文革”期间,以解决城市就业为主旨的“上山下乡”,逐步演变成为一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作为解决城市劳动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文革”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革命大批判”的开展和全国上下“造反夺权”的进行,上山下乡几近中断。

    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一齐转到运动方面,而此前下乡的知青也纷纷趁机“回城”参加“革命”,并迅速融入到疯狂的造反洪流中。同时,随着时间推移,党和国家知青政策中忽视其物质待遇的问题也日益显现,有些到边远贫困地区插队的知青,因实际生活困难而开始上访、请愿,要求回城工作;有的知青甚至还借故长期滞留城市。因此,在1966年至1968年“文革”高潮的两年中,《人民日报》尽管也曾有过知青下乡的零星报道,但各地下乡人数极少。上山下乡基本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

    “文革”高潮过后,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起,并使其与“文化大革命”这场大运动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该文在编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文章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时,为了造成强大声势,当日《人民日报》还用很大篇幅组织了另外两篇报道:一篇是介绍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踊跃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一篇是介绍陕西省西乡县革委会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经验。在其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就像一道最高的动员令,又似一股强劲的旋风,给近乎停滞的上山下乡撑起风帆,注入动力。于是,广泛的舆论宣传和毛泽东最新赋予的政治使命,使时断时续的上山下乡工作,最终纳入大搞群众运动的轨道。

    如果说,50年代以来的上山下乡,主要还是属于国家的一种调控政策、一种经济范畴的人事措施的话,那么“文革”高潮过后再度兴起的与“文化大革命”同步进行的上山下乡,其性质则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真正演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运动”了。

    这是一股奔腾不熄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广大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到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于是,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西藏的世界屋脊,从西北的黄土高原到南国的红土地带,从黄河之滨到扬子江两岸……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不到半年,《人民日报》即宣布:全国大中城市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革前10余年下乡知青总数的“几倍到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如今,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农场、牧场、林场,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户、同工农群众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揭开了我国青年运动史的新篇章。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到1970年5月,全国共有5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数字比“文革”前5年下乡青年的总和还多3倍。

    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主要是采取“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也着手进行“建设知青国营、集体农场”的试点。关于该时期上山下乡的情况和问题,在1970年4月1日国家计委的军代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中,有着比较全面的反映。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城乡斗、批、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报告对有些知青不安心扎根农村和边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阶级敌人的挑唆和破坏;二是城乡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三是刘少奇“读书做官”和“下乡镀金”等修正主义思想的余毒尚未肃清;四是一些地方领导思想认识不足,对知青的生产、生活和学习重视不足,关心不够。

    为此,报告提出了九项政策规定。其中,除了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对上山下乡工作给予充分重视,要求知青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要求各地区要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制定规划、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减轻当地群众负担等等外,着重对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改进意见。如: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要极端重视知青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做到“同工同酬”;明确要求知青的口粮,不得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要求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种不法行为,对强奸下乡女青年的要依法严惩,对知青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同时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对类似事件处理不当、对坏人打击不力等问题。

    报告强调,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费用,必须切实用在知青的生产、生活方面,对有的地方随便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知青安置费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

    报告明确提出,对于出身成分不好但现实表现好或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不得歧视;并要求各地,尽快对当地知青的情况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切实解决存在问题,尽快对今后的工作做出规划。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窥见”到当时上山下乡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在“文革”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在“文革”中,由于运动来势很猛,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各级领导只关注、重视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和“改造世界观”了,甚至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改造人的思想,达到再教育的目的。因此,对一些下乡插队到偏僻、边远和极端贫穷地区的知青,各级领导没能给予应有的关照,致使一些知青家长和知青难以安心。

    1972年底,福建省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为当时某些地区知青的生产、生活情况留下了一个典型事例。

    李庆霖,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他儿子李良模是1968年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12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其儿子在下乡点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主要是口粮、住房和钱的问题。这封信有1700余言,现择要摘录如下。

    信中说:“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吃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整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里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但第二年,国家停止了知青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放,知青“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在每一个头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李庆霖在对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表示“完全拥护”后,建议:“对孩子上山下乡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同时,信中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在知青招工中的一些“走后门”现象等不正之风,表示出对上山下乡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忧虑和牢骚。李庆霖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这么一来,就单剩下了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

    正是在此前后,其他一些地方的知青随着对实际生活的不如意,“回城光荣”的思想开始滋长,各地均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有背景、有关系的知青在参军、招工、招干中“拉关系”、“走后门”问题,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开始泛滥抬头。自此,“神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遇到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广大知青自50年代以来那种“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革命热情和激情,退却了。与此同时,一些本来被认为是“根红苗正”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面对回城无计、走后门无望的状况,也变得浮躁和“桀骜不训”起来。于是,在70年代中,各地知青均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如偷窃、群殴、赌博、流窜、淫乱等荒唐行为。其中的“偷窃”,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跳丰收舞”。即:一个或几个知青,在秋收后,到田间或农民家里,“明拿暗抢”粮食、蔬菜、水果、家禽等农副产品,供自己享用或分享。同时,他们并不把这种行为看作不光彩的“偷盗”行为,反而认为很正常并得意洋洋、津津乐道……

    一些知情的不良行为,给当地的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带来一定混乱,也极大破坏了知青和上山下乡的声誉,致使一些地区的知青同当地农民、干部的关系紧张起来。一些集中安置地区的干部、群众,从起初对知青热烈欢迎,变为现在存有看法,并开始对其敬而远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千言书”,为党和国家调整知青政策提供了契机。

    这封信,经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

    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让各省讨论。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组织有关部门宣读学习,结合本地知青工作实际进行研究讨论,并拟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2人到中央汇报和解决有关问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近几年知青下乡的基本情况。称“全国已有800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这些知青中,“已有59000多人入党,830000多人入团,240000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认为“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反修防修的一次伟大战略部署。”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会议共提出了六条统筹解决的举措,同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这六条措施是:(1)严格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规定:“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2)切实解决下乡知青的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予一定补助,今后的安置费也将适当增加。(3)大力加强对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4)坚决刹住各种不正之风。今后要严格制度,对于违反制度“走后门”者,“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还要给予纪律处分。”(5)发动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6)今后每年都将有大批的城镇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要作出长远的安置规划,并同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可以说,这次会议有限度地统筹解决了下乡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比较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这对解决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是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正处于高潮时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的,不可能终止这场运动。相反,会议还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金训华等大批知青英雄和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又在七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立志扎根农村的“好青年”,如柴春泽等,并在全国知青中掀起了一个“扎根”、“决裂”的浪潮……

    (三)知青的历史奉献功不可没!但随着“大返城”的呼声日高,进入80年代,轰轰烈烈的运动悄无声息地走向消亡

    必须指出:尽管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情况复杂,各地知青在下乡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广大知青为了体谅国家困难和响应党的号召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历史性奉献,是不能抹煞的。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无论是他们在“文革”前自觉自愿“下乡垦荒”,还是在“文革”中响应号召或被“动员”,也无论是广大知青在以后的岁月中自感青春荒废,还是他们始终无怨无悔,有一点是我们所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参加到这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都曾是力图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按照时代的需要,去努力塑造自己的。“扎根农村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安家”,是他们在广阔天地中随时修正自己人生航标的行为指南。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创业时期,在广大农村和农业发展需要他们贡献力量的时候,在党和国家尚处于困难的时刻,一直在城镇里长大的孩子们,以自己孱弱的身躯,同农村、边疆的父老乡亲一道,支撑起了共和国大厦。他们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农村和边疆的建设事业。因此,广大知青们那种为国分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那种“愿做祖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高尚情怀,以及他们在祖国的天南地北、山山水水间留下的光辉业绩,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的。

    我们不能忘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基本国情。那是一个刚刚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度,不仅缺医少药,而且人民的生活还处在极度的贫困中。经过此前100余年的战乱纷争,经过一系列西方列强的瓜分掠夺,曾是文明古国的中国,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其国民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小毕业生便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在广大农村中,就连高小毕业生也极少。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起点上,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经过10余年的艰苦奋斗,便使我国的工业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然而,我国的广大农村却依然落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还依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农业科技的推广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广大知识青年的无私奉献、上山下乡,给广大的农民和广阔的农村,带去了急需的科技知识,带去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信息……

    在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可以说,在当时农村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如果我们站在国家的角度,怎么能说他们就一定比呆在城镇当工人,或成为专家、学者更有价值呢?而其中更多的知识青年,更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耕耘着,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同时,往往被人忽视的是,还有一大批下乡插队到祖国海岛边疆的知识青年,他们曾与千百万复转军人一道,流汗流血,“屯垦戍边”,为捍卫祖国的边疆稳定和领土主权,构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1969年,当苏联正准备从新疆和内蒙古对我发动突袭时,忽然发现在我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线,布有几百万“中国部队”(实际是身穿无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一手握镐、一手拿枪的屯垦戍边战士和下乡知青)时,极为惊恐,他们自以为中国早有准备,便再也没有发动战争的勇气了……

    尤其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的,是那些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知青们,他们将自己的全部青春、热血,都无私地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英名!

    另外,千百万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农民,也经历了一场极为艰难的心理磨练历程。正是在这一历程中,他们的思想、体能、生活和感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在下乡中真切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从而增强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激发起了强烈的变革农村的愿望和责任感。因此,他们中尽管不乏“请愿回城”者,但还有一批全心全意投入到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艰苦斗争中去的热血青年。同时,也正由于他们经历了如此长期的艰苦磨练,才使他们真正懂得了珍惜今天的生活,并养成了一种关心国家、乐于奉献、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目前全社会对他们的公正评价。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品格,所以在他们中间,那些走上领导岗位的,能够保持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清正廉洁、身体力行的好作风;那些后来上学深造的,能够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努力做到学有所成;那些进入商界的,也能够凭借自己扎实的根底和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获得显赫的成就。可以说,在我国目前的各行各业中,都有出身于知青且表现突出的劳动者。如今,他们已是共和国的中坚,正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当然,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知青本身那种高昂热情的退减及国家对个人利益的重视等,70年代末,各地陆续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要求回城就职就工的“返城风”。其中,尤以1979年以后为甚。

    这种部分知青要求回城的现象,早在“文革”期间就曾出现过。1973年,经过对全国范围内知青工作的大检查,国家的一些有关政策得到了基本落实,但仍有一些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随后不久,有关知青的情况和问题再次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那里。

    1976年2月,距逝世仅有半年多时间的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乡,才是解决知青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中止了它,又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就是在这种矛盾困惑中,带着深深的遗憾,毛泽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再次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而当时推行这一政策和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就是也只能是大力加强坚持扎根、反对拔根的“思想政治教育”。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知青的未来出路增添了一条重要渠道。此后,部分知青通过高考而进入各高、中等学校学习。同时,随着城镇招工指标的扩大,一些老知青也开始回城工作。这样,就使得尚在农村和边疆中的知识青年,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1977年12月,国家计委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所形成的给中央政治局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了知青就业要按照“面向学校、农村、边疆和城镇招工”的原则。第一次朝着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这份“汇报要点”还曾指出:“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目前,留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900万人,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安心于农业。”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广开就业门路、减少上山下乡人员的思路。同时,也改变了过去那种一边上山下乡、一边又招民工进城的不必要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现象。

    规模宏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牵涉到中国千百万知青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利益,也牵动着毛泽东之后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的心。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历时一个多月时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再次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这次会议,首先对上山下乡工作作了一个基本估计。指出: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全国共计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将文化科技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林区,建设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成绩,涌现出了一大批英模人物。特别是在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上,广大知青立下了功劳。

    但,这次会议也有几点引人注目的变化:(1)“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同时指出:要达到这种地步,必须有个过程。(2)“今后,城市中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留城面要逐步扩大。”“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3)要办好“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劳动)的知青点,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4)“各地要奔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尚在农村的广大知青的生产、生活困难。“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解决。”(5)“大专院校招生、选送出国留学生,要照顾同等条件的下乡知识青年。”(6)“对于迫害知识青年的案件,要认真查处。罪大恶极的,要坚决镇压。”

    同时,会议期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中,也有一些更明确的政策出台。如:凡是独生子女、父母双亡的、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子女,均不列为下乡对象;家庭确有困难和病疾不能参加劳动的家庭,可以照顾留城;下乡知青通过业余学习达到高校毕业生同等水平的的,要发给证书,承认学历,用其所学;已选拔为公社以上机关的脱产干部的知青,经考察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给予定职定级;1985年之前,对知青农场和企事业单位,坚持“三不政策”,即不交税、不上交利润、不负担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从知青中招工,要照顾下乡时间长、困难大的知青,并要适当放宽招工年龄和扩大招收女知青比例,合理解决下乡知青的工龄和工资待遇问题。另外,规定从1979年起:(1)、到国营农场、机关、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劳动基地和“五七”干校的,每人补助400元;到集体单位和知青点的,每人补助600元;下乡位置单程超过500公里的和未婚的知青,每两年国家补助一次探亲费,已婚的共补三次探望父母路费;在农村安家且住房困难的,每人补助建房费300元。……

    可以看出,为了解决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家庭方面的实际困难,党和国家是花费了很大力量的。国家的知青政策正在逐步完善,各种具体措施也相继出台。尤其是这次大型会议后,国家调整了“文革”中曾出现的千篇一律和“一刀切”、凡城市毕业的青年学生基本一律下乡的死板做法,开始逐步拓展多种门路消化吸收青年毕业生,逐步减少下乡人数。笔者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从会议召开的1978年当年开始和197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开始不再大规模进行了。

    1979年春,尽管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股“返城风”,尤以上海最为严重。上海知青曾一度集会游行、拦截火车、张贴标语,要求返城。但6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当前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后,这股风很快就得以平息了。

    “三中全会”后,国家改变了上山下乡政策。从1980年开始到1994年末,我国城镇青年就没有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在此期间,以前的下乡知青几乎全部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宣而终”。中央宣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党和国家从改革经济体制入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开拓就业渠道,并在1979年底至1981年中,一下安排了共计2600多万回城知青和新增劳动力就业。后来,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国家又作出了给“自1962年以后下乡的1500万下乡知青”计算工龄的决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上山下乡”从此成了一个历史概念。但,我国的国民经济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成千上万的知青突然进入城市,势必造成或加剧“人浮于事”和生产工作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依然存在,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因此,随着“国企”改革的进行、“下岗再就业”工程的启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近些年党和国家认识到,“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工作,还需进行。因此,号召和鼓励知识分子,发扬50年代知识青年“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精神,采取多种形式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

    1994年10月15日,《北京晚报》转引新华社的一则消息说:毕业于江南大学的江苏省江阴市青年徐建忠,自愿到村办企业上班。如今越来越多的城镇青年正在走这条就业之路,全国到乡镇企业上班的城镇青年已达300万人。其中广东省超过40万人,江苏省有30万人,山东为20万人,浙江、辽宁、四川、福建、湖北等省也在10万人以上。

    当然,这在具体内涵、实际做法和基本特点上,是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根本不同的,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注:作者写作中参考了先辈们大量研究成果,谨表谢意!)

    作者:(050080)石家庄飞行学院政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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