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见闻录[1973年](1-2章)

W.贝却敌 路易.艾黎：中国见闻录[1973年]

序言

　　
　　在大约二十年前我所写的唯一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注]的序言中，我为自己“只在人民中国住了六个月就写下一本书”而开脱，作为仓促成书的一个借口乃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其他作品写出当前的发展”，而那本书：“打算回答西方人民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正在迫使他们拿起武器反对人民中国。”（那本书遭到我的国家澳大利亚各大出版社拒绝，最后终于由我父亲和一些在墨尔本的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告出版。它是在朝鲜战争正激烈的一九五一年写成的，注定难产。）
　　
　　[注]《中国的脚放开了》，墨尔本世界团结出版社（一九五二年）。
　　
　　自那本书出版以后，这二十年中，关于中国的书籍已出版了数百册之多，这里且不论其得失，有一些书籍是由从未涉足中国的作者写作出来的，也有一些是只在中国转了几天或几个星期的人、后来就称为“专家”的人的产品。也有少数优秀作品是那些对中国及其问题有深刻了解，公正地深入探索其意义的人写作出来的。
　　
　　在上述那一本书的序言里，我曾经保证，其后还要再写一本续篇，“讨论本书中尚未接触到的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在新西南诗人、作家、教育家和工程师（在所有介绍中国的人之中最为渊博的人）路易.艾黎合作下写成，实现了迟迟未能实现的那一诺言。
　　
　　如果我因为只在中国住了六个月（在其十年前，我还在国民党中国有过两次广泛访问）便写了那第一本书而感到内疚，因而又等待了二十年才着手写作续篇；如果路易.艾黎几乎在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写作他的第一本书：《有办法》（译注），那是因为我们都深深知道，在介绍一个牵涉到四分之一人类革命变化的真实景象时，我们负担着多大责任。
　　
　　[译注]《有办法》在香港有中译本出版，名为《旅华二十五年》。
　　
　　中国有二十九个省、市和自治区，每个省区的平均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人。而总人口几乎等于美国和苏联人口总和的两倍，就算一个人对于其中某一些地区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他又怎能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全盘观念呢？对于主要民族——汉族起着影响的这些变化，与五千万少数民族有些什么关连呢？多年来，我们面对着一个问题难以解决：我们应该抓住什么时刻来描绘中国继续革命这一出迅速变化的戏剧，而这场革命在今后整个时期内都将存在。
　　
　　本书的内容，是把路易.艾黎和我在一九七三年夏天，经过计划和安排，进行了分别的旅行和调查的结果，汇编而成的。路易.艾黎独有的经历，四十六年来几乎毫无中断地在中国居住、工作和旅行，再加上我自己在三十多年来也在中国若断若续地小住，并且时常在中国旅行，这样的条件，都融和在书中了。
　　
　　把我们的经历合写在一本书里，这念头大约在二十年前就有了。具体方案延期了好几次，一部分原因已如上述，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我在外围地区忙着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后来又由于文化大革命，它曾一时扰乱了对于未来的清晰视野。最后我们才着手进行。
　　
　　除了有两章用来介绍路易.艾黎的一些生活、工作和时代之外（这是在他的极为坚决的反对下编入此书的，不过还是勉强同意过目核对了），全书都使用了编辑式的“我们”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路易.艾黎和我在我们收集材料的活动中一直在一起。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反而更多，不过我们是按照一个彼此同意的计划和方式来工作。例如，当我访问新发展的大庆油田时，路易.艾黎在访问西北的老油田玉门油矿。我们虽然都访问了西南的四川，路易.艾黎访问了省会成都和更加往西、崎岖的藏族少数民族地区，而我访问了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我在三十年前曾以那里为工作中心），并且乘船东下，穿过了天下闻名的长江三峡。有些地方，例如著名的大寨农业大队，我们都去访问过，不过是在不同时期；而也有些地方，例如桃园大队，我们在一九七三年一起前去访问，路易.艾黎前此已经到那里访问过许多次。
　　
　　西北地区和西南少数区域生活的历史背景和丰富材料，是路易.艾黎对本书难以衡量的贡献的一部分。
　　
　　我们的中心思想是想介绍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并且将它们与我们所知道的旧中国进行对比。我们也打算了解普通中国人民所经常彼此鼓舞的话：“人生的意义”。他们的信念与那些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人类进步的人势必不同——“国民生产总值”的观点在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时，在许多国家内遭到冲击。以下的篇章，纪录着我们所发现的事物的精髓。
　　
　　威尔弗莱特.贝却敌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巴黎

　　中国见闻录
　　W.贝却敌 路易.艾黎 合著
　　龚念年 译
　　
　　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第一章 顶得半边天

　　
　　我们的向导，一位矮小而精力充沛的女士，短发、哨牙，带着我们穿过一排闪闪发光的鼓风炉和当当作响的铁砧，相当危险地贴近按着节奏一锤锤砸下来的大铁锤，看它怎样把钢材砸成曲轴柄。作为一个钢铁车间来说，最不寻常的是它有着医疗所般的洁净，而那些手，抓着铁钳从鼓风炉把烧得炽红的钢材拉到铁砧上、灵巧地把它放好、以便铁锤没有一锤不能击中钢材的手，都是女性的手。那些抡舞铁锤的手，也是一样。这些手的主人都是穿得整整齐齐从青年到中年的妇女，她们穿着白布褂或是花布衫，传统的松身黑长裤。一位戴着眼镜、身穿花衫的年轻女士，全力抡锤的五人小组中的一员，如果寻找美容院接待人员的位置，也不会落选。
　　
　　在上面一层楼中，就在摆着清茶和水果准备款待客人的桌子旁边，另有一组组的妇女，在锻击着各种形式的灯的金属灯罩，有汽车头灯、尾灯、房灯以及“特殊灯”，后者只漏出一线灯亮，使人一看就想起，它会为夜间穿过胡志明小径的车队照亮道路。
　　
　　我们是在重庆汽车灯制造工厂参观，我们的向导邓雪珠女士是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命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中国今天每一个机构、学府、企业、农场和工厂的领导组织。（“经理”这个名词已经被认为是落后名词，代表着旧的阶级关系，它不再能够正确表现领导的职权了。）邓女士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很是熟悉，当我们要求简单介绍情况时，她在讲话中引用了很多。
　　
　　“根据毛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独立自主’的教导，我们获得了一些成绩，”她说到这里，介绍了一大批生产数字。我们询问这个工厂是怎么样诞生的，对于妇女能够掌握这一工作、而且是显然掌握得很好（在附近的桌子上，展览着一批闪闪发亮的成品），表示钦佩。
　　
　　她继续说道：“毛主席说，我们妇女顶得半边天，我们被认为低下的时代已经早过去了。毛主席说得对：男人们能办到的事，妇女也能办得到。因此我们兴建了这座工厂，每一年都完成生产计划。”我们要求她谈得更详细一些，邓女士看了看笔记，然后继续说道：“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多快好省的号召……”这时候，一位满脸安详的白发妇女（后来介绍时，她是革委会副主任彭春良）带着微笑低声讲了几句话，邓女士最初带着几分惊诧，然后推开她的笔记簿，从新开始。我们是第一批外国参观者，她显然过去只习惯于应付一般的修学旅行中学生。
　　
　　“我们响应毛主席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号召，要大力提高生产。”她继续说道，“一九六六年，我们这一带的十二名家庭妇女凑在一起，谈起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决定制造汽车灯。可是我们没有资金，没有工具，没有厂房，没有技术知识。我们仔细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著作以后……我们在一间九平方米的房间中开始工作，只有几把铁锤，一些废铁。我们把一辆旧卡车灯拆开，然后把一块石头凿成一个模子，把废铁砸出外壳的正确形状。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
　　
　　可是，为什么制造汽车灯呢？这可有些属于非自愿——几千年来的男尊女卑传统显然还在作祟。邓雪珠承认，她的丈夫是个电工，而彭女士的丈夫在一间卡车装配厂工作。由于汽车灯是是由其它的省份输入的，两位丈夫因此建议，试试她们的手艺。当地领导支持这样的倡议。第一批十二个妇女的丈夫们帮助装置设备和凿出第一批模型。他们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工作地点检收已被抛掉的工具，帮助妻子们把这些工具安排起来，大致满足她们的需要。
　　
　　“头一年，我们制造了同一类型的汽车头灯五十个，”邓女士继续说道，“这些灯，我们收入了五百元。头六个月（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十一月），我们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增添设备。在那以后，我们开始分发工资，每月十三元到十七元。第二年，我们也能制造尾灯了，生产总值增加到一万二千四百元……”她重新回到统计数字了，产品的种类和价值年年大幅度增涨，到了一九七三年，根据头六个月的生产情况，可以生产十五种产品十六万个，总值六十万元。这个工厂很快就对于其他家庭妇女发生了吸引力。劳动力增加了。她们又生产了其他产品——引擎箱和引擎罩，仪表板、油箱，以及最近才开始生产的——曲轴柄。工资逐渐增加到目前的每月二十八元到三十六元，由她们根据利润情况自己决定。有许多收入用于扩充厂房和购买新设备。原有的九平方米的地方，现在是七百平方米了，一切工作，从挖地基、砌砖到屋顶铺瓦，都是自己动手。十二名家庭妇女发展为接近二百人的劳动力，还有一些男性工人。
　　
　　“我们的城市急需像这样的小工厂，”邓雪珠女士说，“以便辅助大工厂生产。我们几乎都是家庭妇女，以往都是照顾孩子、煮饭、打扫，没有做过其他的事。可是到了今年年底，我们可以向国家提供价值一百五十七万元的产品，没有用国家一分钱的投资。”
　　
　　在参观各车间时，我发现了几名相当腼腆的老年男人，手中拿着板钳和油壶，躲着我们的照相机镜头。“我们工厂时人，百分之九十五是女性。”邓雪珠女士解释说，“不过我们也吸收附近地区的一些老年退休工人。”她承认，她的丈夫“这些日子很少在星期日休息”，他给新厂房装置了电灯照明和动力设备，没有接受任何报酬。
　　
　　当我们问及工作时间时，答案是：“最初，我们什么时候都干。后来，生产适当地组织起来了……我们开始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星期六天。”
　　
　　六个月没拿工资，“什么时候都干”，对于接受了工会思想的西方人士来说，听起来未免为之一惊。这岂不是血汗工厂的劳动条件吗？有一部分是如此。不过，如果想深一层，则这属于自己心甘情愿付出血汗，并不是跟别人争夺工作或是拉低一般的工作条件，而是为民族的幸福作出贡献，更不用说，这里面还包括着家庭妇女解放的意义。这工厂是她们自己的共同财产，她们可以自己订立规章——我们看得出来，那是并不完善的规章。机关枪般的铁锤声还在继续，打铁的人却离开了她们的铁砧，围到办公桌四周，手中拿着铁锤，一提到工厂开创初期的有趣事情时，就哄堂大笑起来。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拿着计时表给她们计算歇工时间。当我们提到西方工厂根据工会条例对于时间和工资方面的管制时，邓女士愤然说道，当她们忙于家务工作时，有没有任何人到场，给她们计算工资和工作时间呢？
　　
　　重庆汽车灯工厂属于街坊工厂。前几年，这样的工厂名为“里弄工厂”，或者更加家庭化的“后院工厂”，它表示了这种原始的经济发展形式获得了边速成长。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姜海庭，高大、灰白头发。把这种工厂的任务作了这样的扼要介绍：
　　
　　“它们最初是按照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而组成的。它们几乎全部由家庭主妇组成和管理，丈夫和孩子们在工厂工作，她们认为，一边照顾家务，一边还可以搞一些工业。最主要的一点，这样的工厂，地点必须就在住的地方附近。她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重庆现在有八百四十家这样的工厂，全部劳动力量是三万五千人，而且月月都在增加。这还不算从街道工厂开始、但发展到大规模生产或生产高质量产品、因而转为国营工厂的那些工厂。
　　
　　“这些街坊工厂一共生产八百种不同的产品，”姜海庭继续说道，“包括当地工厂尚未生产可是其他部门需要的产品。它们对于重庆地区争取最大限度自力更生的目标，作出了很大贡献。你可以发现，这些其貌不扬的工厂生产了需要高度技术的产品——手表和精密仪器用的钻石，钻机用的工业金钢石，甚至于激光用的钻石。它们可以作为大型工业企业的辅助工厂。它们对于大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时听换下来的机器设备作了很好的运用。它们所使用的材料通常是金属废料，它们甚至对于我们称之为‘三废’——废料，废气和废液，你们所称的污染，加以很好的使用。从效率、劳动生产率和质量来说，这些由家庭妇女所组成的工厂，很有一些厂此起解放前的许多工厂还要好。”
　　
　　我们问道，它们是否都将继续跃进，最后都变为国营工厂，而失掉原有的家庭妇女工厂风格呢？姜海庭认为并非如此。当我们在其他地区向负责干部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时，那些人的看法与姜海庭是一致的。
　　
　　“从拥挤的厂房搬到更加现代化的厂房，这需要一个过程，”姜海庭强调，“不过，主要的一点在于，它们是由住在某一条街道或某几条街道的妇女们所组成的小工厂。她们有老年的父母须要照顾，有丈夫和儿子；上班下班，有幼儿和婴孩在附近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有学龄儿童在学校。她们不愿离开这些事情到远处去。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街坊福利设施配合上家庭妇女所热望的活动——远较家庭事务有更多兴趣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家庭开支和国家经济都有极大贡献。这些工厂会增多，会发展，但是还要保持根据以街坊妇女组成当地工厂的特点。我们市一级的工作，就是要尽一切可能给予便利，以减轻家庭工作的负担。”
　　
　　在重庆更西边的成都市（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大约有八千万人的四川省的省会），我们参观了一个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建立起来的街坊工厂，创办人是几个家庭妇女和两名十六岁男孩子，后者因为年岁太小，在别处寻找工作都被拒绝了。这几个人说服了一名退休铁匠加入她们的团体，生产的是最低级的、但她们仍然觉得可以属于“工业产品”的东西——普通螺丝钉。她们没有钱，没有技术，那名铁匠帮助她们找来一条旧板凳，一对老虎钳，和一组过了时的螺丝模具。家庭妇女从废铁堆里寻出钢丝，从家里厨房拿来食用油涂在模具上，她们开始生产螺丝钉。她们能够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头三个月里，每一名成员只拿八块钱，作为伙食费，其余的都作为再投资，增添设备。她们从生产螺丝钉，发展为生产螺丝帽和螺丝栓。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计划正在迅速发展，这类东西的容纳量是无边无际的。更多的家庭妇女参加了——大部分人的丈夫都在某些工厂工作，对于新产品的制造，总会出些主意或实际协助。
　　
　　到了我们前往参观的时候，创办人之一、革委会女主任、五十五岁的曾正芳，一边陪着我门在一排排的机器中参观，一边笑谈往事。家庭妇女们正在给工厂新添的一百六十磅冲床所生产的原件加以刨光或钻孔：那两名“小男孩”——戴云生和田群生，在我们一九七三年参观时，都已二十四岁了，带着笑容说起往事：他们当年必须站在木箱上，才能照顾工厂所得到的第一扯机器。现在，他们是工厂的革委会成员，一百九十七个劳动力的一分子，在这一百多人中，还有一位非常热心的七十多岁老婆婆。
　　
　　成都过去的街道以按照手工艺分类而出名，例如打金街、打银街、打铜街、皮匠街、棺材街等等。现在，这些街道以这些手工艺发展出来的工厂而出名了。因此，王家拐街现在不仅以联合打铁店出名，而且也以带着大致同样历史的南合机器厂而出名了。由于邻家出现的变化听鼓舞，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董福惠说服了邻居八名家庭主妇，着手进行同样的工作。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是一个干水坑里的猪圈，那地方附近的人家早就认为又难闻又碍眼了。近年来，中国各地的城墙都在拆除——不再需要它来防范官方或非官方的匪徒。守旧主义者也许会对于这一景物的消失感到难过，可是这种感情却拦不住说干就干的青年，像董福惠和她的八位家庭主妇那样的人，她们用小车从成都城墙推回残砖陈土，来填满这个干水坑。然后，又推来几百车砖头，把猪圈扩充为生产螺丝钉的厂房，那是一九六六年三月，比曾正芳女士等人建起她们的工厂迟了三个月。这九名发起人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大概也掏空了她们的丈夫的口袋，凑足十五元，作为第一批工作资金。她们到大工厂的废料堆中去寻找钢绳和其他金属废料。后来，她们又到各工厂里边去寻找报废的机器，或是用极廉的价钱买来，或是帮着清运。显然，她们是受到邻居新出现的街道工厂所吸引，于是也磨着丈夫给出主意，并且提供技术知识，在成都造成了你追我赶的局面。制造螺丝钉只是一个襁褓阶段，以便她们能够爬出厨房的窗户。如果人家能够从手拔螺丝钉发展到冲床，则我们也可以发展到——就是在这一思想鼓舞下，董福惠她们决定制造卡车部件。前轴、后轴、引擎架、变速箱，到了一九七三年，这一厂址扩大了许多倍，变成一个真正的工厂，有了一百八十四名工人，其中一百二十一人是家庭妇女，平均年龄三十五岁，都住在王家拐街或附近小巷。
　　
　　年产量价值已经达到五十万元，但是预期到了一九七四年，还将有一个大跃进。一九七三年已经被认为是大发展的一年，因为装设了生产力更高的机器。说起来也许显得神奇，她们的第一批机械工具一一一副磨具、一副刨子和一副磨机，都是在几名退休工人的协助下，由她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中国的企业，工人男子在六十岁到六十五岁退休，视工作而定，妇女退休年龄要早五年，退休之后每月可以拿退休时的工资百分之七十。他们并不反对重新回到积极的生活中，在家庭妇女管理的工厂中参加一份工作。）等到一九七三年添置设备阶段过去之后，南合工厂将有三十三台机器，排列在一个新的厂房里，这座整个厂房，是由全体工人从两里多外的砖窑用手车推来的砖瓦盖成的。董福惠仍然是管理委员会的首脑，副手则有周清蓉，在我们访问时四十九岁，最初的九名创建人中的一个，当时，她对机器的知识仅限于手车，因为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运输工人出身。到了一九七四年，生产一定会达到百万元水平。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差不多原属于文盲的家庭妇女掌握极端复杂技术的速度。几十年来被封建思想封闭在玻璃瓶中的精力和智慧，一旦遇到瓶塞上的封口铁丝帽被除掉的日子到来，就像冒泡的香槟酒一样涌了出来。如果说，除掉封口铁丝帽是毛泽东革命的胜利，那么是文化革命把瓶塞冲开，旧束缚被冲得七零八落。不管将来的情况如何发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旧束缚重新装到瓶子里去了。
　　
　　机器和掌握机器的技术表现着一项挑战。“攀顶高峰”——是这些家庭妇女的提法。在过去，这纯然是男人们的事情，甚至在儿子和丈夫从工厂回到家中讨论起来的时候，妇女都不插进嘴。
　　
　　当你穿过这些街道工厂时，你看到的仍是那些张脸，在过去，她们愁容满面地坐在院子进门处石阶上，在靠近中午或傍晚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有的聊天，有的吵嘴。这些脸现在不同了。中国人民的皮肤似乎蕴藏着一些不同寻常的光辉，当人们高兴的时候，就闪烁着特别的光彩，当不高兴的时候，就呈现出一种缺乏光亮的效果。在今天的工厂里，家庭妇女焕发着内在的光辉，就是在抡舞铁锤——妇女最吃重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你几乎仍然可以听到她们的愉快声音。甚至于比较年老的妇女们，过去一向是靠着拐杖和小脚在街上慢吞吞地向前走，现在却组织起来，精神焕发，制造纸花、木制玩具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产品，参加了她们的里弄正在一直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以比较年轻的妇女来说，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了。她们生于新社会，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在新社会中长大的，她们期待着在所有能够参加进去的各个活动领域中，享到大致平等地位。机械工具或高频率辐射炉，对于她们并无神秘。她们在中学时代，就已学会了怎样掌握它们，并且对于自己身边的事物是很注意。不过，就中年妇女来说，她们多年来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总是毛线针、切肉刀、锅碗羹筷，甚至连打蛋机也没有见过。街道工厂给她们展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正是因为她们过去落后太多了，所以她们使用出超人的努力，以掌握技术，填补不足。
　　
　　我们在南京无线电元件厂遇见了两名标准“闯将”——刚到中年的妇女朱莉和冯四妞。工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工厂的七名创建人中的两位。她们的白手兴家的故事，会使贺拉提奥.阿尔格都感到鼓舞，只不过他从报童变成百万富翁的故事，是由于个人的成功。而这些街坊工厂的女主角们，在物质上都还保持贫穷本色，但精神由于为社会服务而大大充实了。这一家无线电元件厂是我们所看到的少见事例之一，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打开了被装在玻璃瓶中的家庭妇女主动力量的瓶塞。
　　
　　朱莉是一个身体健壮的妇女，面庞带着坚决、智慧的神色。她说道，“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国大办工业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看看我们能办些什么事情。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她的爱人在一家无线电装配厂工作，无线电的部件是别的地方制造的。她要求他拿回一件最简单的元件给她看看，他带回一个钮扣形的陶瓷元件，上面有三个孔。元件的边缘要打磨得很好，三个孔则在工厂钻孔。我们得到批准，可以进行打磨和钻孔工作。当地的街道委员会[注]让我们在一间没人用的庙宇里装上几台踏板式机器。在装配工厂工作的那位爱人充当业余顾问。我们在掌握打磨和钻孔技术上并没有遇到困难，接到的订单超过了我们的工作量。消息传出去之后，其他的家庭主妇参加进来。开始是二十人，一转眼就变成了四十人。我们开始把电线焊在这种陶瓷元件上。
　　
　　[注]所有城市居民都组织在街道委员会里，委员会负责当地行政、公众卫生材福利等。
　　
　　“建厂一年之后，我们的街道委员会给我们派来了一些中学毕业生。她们带来了教育和技术力量，于是我们开始制造整个部件。中学毕业生办文化班和技术班，讲解无线电路和电子基础知识。我们的技术提高以后，产品的品种就有了发展，街道委员会又帮助我们取得国家贷款五万元，购买机器，又代找了几处空房，作为新车间。在两年之中，我们就还清了贷款。还另外拨出足够的资金，作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七三年夏天，这家工厂已座落在三座两层高的楼房里，窗户敞亮，楼房就建在那间古庙旁边的空地上。三百三十二名工人之中，百分之七十五是妇女——其余的工人则包括几位退休技工，和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以便搬运和照料炉子，把高岭土和其他原料在炉子里烧成陶瓷。所有精巧工作，包括电子工业中的微型焊接以及其他细如发丝的微型工作，都是由家庭妇女们担任，她们对于微型焊接的工作得心应手，就像几年前运用刺绣花针一样。在访问时，这间工厂已生产二十一种产品，各有不同花色——两极真空管、三极真空管、替续器和针尖那么大的附件，上面焊着几条铜丝，就像蚊子的腿一样，可是放在显微镜下一看，原来那是复杂的电子线路。
　　
　　朱莉女士脸上带着红晕，回答了我们提出的第一批问题之中的一个问题。“是的，我们厂生产的元件，曾经装配在中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里。”她们的产品，不仅运往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而且是输出项目，装在塑胶袋里封口，袋上印着她们的厂名，参加了国际电子行列。
　　
　　这些穿着白罩衫的中年和老年家庭妇女，有的人手里拿着镊子，操纵着几乎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金叶，或细如头发的铜丝，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以便焊接，有的人紧望着电子线路的蓝图——这些工作与她们昨天的生活，以及过去千百年来的生活，距离是那么的遥远，我们看到这里，只能感叹，人类只要一遇到正确的力量，就能出现多么巨大的变化。
　　
　　“一九六二年，我们生产了十四万件产品，就以为做得很不错了。”朱莉女士作了比较，“可是到了一九七二年，我们生产了七百万件。我们的缺点是缺少机械化，在某些产品方面，与大工厂比较起来，次货太多。不过，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些问题。自从文化革命以来，我们邀请了大学毕业生来给中学毕业生上课，讲授更高水平的技术。我们起码必须要掌握化学—电子工业的正确术语。”
　　
　　她陪着我们参观机械车间时，将她们自己生产的机器，包括十五部旋床，介绍给我们看。
　　
　　“是谁设计的呢？”我们问道。
　　
　　“有一些类型比较简单的，由我们自己设计。至于其余的，我们买来一部合乎我们使用的车床，我们就在必要时进行仿造。”私营工业一旦不存在了，商标专利权也就失掉了意义。
　　
　　在邻近苏联、中国最东北省份的省会哈尔滨，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少见的例子，由男子领导（起码是在最高阶层中领导）的街坊工厂，工人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七岁。革委会主任杨子平、副主任于子苏，都只是三十岁刚出头。在革委会，他们两人，加上三名年轻的妇女委员（她们每一个人领导一个车间），向我们介绍了东江半导体工厂（因厂址在东江街而得名）的演变。
　　
　　“在文化革命以前，”杨子平说明，“我们这几个后来形成工厂核心的人，在江那边[注]开办一个小小的合作社，修补尼龙雨衣。报纸和广播电台都在讨论经济的新跃进和现代化等等。我们为什么不做些放远目标的工作呢？现代工业依靠电子，哈尔滨在这方面很是落后。我们为什么不贡献些力量呢？我们合作社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已经尽我们所知做了有益的工作了。我们正在为人民服务，因为人人必须把雨衣保护好。现在提起生产半导体这一类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可是多数人的意见（我们只有七个人）认为，我们曾经与无线电工业有过一些接触，我们应该找得出办法。我们开始讨论时时候，有另外十名青年说，如果我们真的着手进行，他们就参加。我们把这个设想提到市委会，他们拨出了江北岸的两处周末度假别墅作为厂址。
　　
　　[注]指松花江，哈尔滨市沿南岸而建。
　　
　　“我们首先从其他工厂搜寻一些旧设备，从旧货市场上找来一些零件。我们派了几名小伙子到大工厂去实习，以便学些电子方面的知识。他们邀来几位无线电技术人员，在休假时到我们这边来，指导我们如何正确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决定遵照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工业学大庆的方针。[注]我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设备装置起来，并且掌握了开始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然后，我们开始生产。由于我们跟无线电工业有联系，所以一开始就很顺利。我们逐渐改进了技术，增添设备，到了今天，我们生产一百种以上的半导体和工业自动化的其他配件，以及无线电和电视机的配件。几年之中，我们生产出当地市场所能吸收的一切产品，现在，我们供应大约二十个省市……”他指出现在正在建厂，准备进一步扩充。
　　
　　“建厂七年以来，”杨子平继续说道，“我们训练了一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是通过车间的实际工作训练的，而不是大学……”
　　
　　显着有浑身精力的于子苏插嘴说道：“我们虽然不是熟练工人或者大学毕业生，却因为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为国家的进步开拓新领域，因而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劳动力量壮大起来，生产的品种增多，有相当数量的中学生来到这里工作。我们当然衷心欢迎他们，欢迎他们所带来的理论和实际知识。由于他们的参加，生产的质量有了提高，品种有了增加。”
　　
　　[注]大庆油田，是中国石油在一九七三年产量超过五千万吨的主要力量，这个油田被毛泽东誉为工业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了原以为不能克服的困难的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这是在经济发展上与刘少奇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间工厂，与南京那间工厂一样，都是根据国家合同而工作，按照质量等级给予标准工资。工厂则由国家供给原料和设备，价钱按全国标准价格计算。在每一年的产量基础上，由工人大会选出来的领导，提出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计划一旦获得通过，就提交给省当局，以便在省的范围内，与类似性质的其他工厂的计划进行调整，然后把调整结果呈报北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如果因为重点有了改变或新生产线有了发展，计划要有所改动，那就要一切从头做起，进行讨论，一俟大家有了一致意见，这计划就成为第二年的蓝图。他们向我们保证说，一来一去的讨论会可以进行得快而顺利，不会阻碍生产。这间工厂，以及前面所介绍的几间工厂，都属于集体所有制，但是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范围的。由于它并不是国家所有，它的扩充要由自己的盈余来支付。厂的领导也可以申请利息极低的国家贷款——我们在各地发现，很少工厂愿意申请贷款，因为都愿意自力更生。
　　
　　在参观车间时，时常可以看到中国人既节俭又有创造精神的实例。一个二手货大真空桶，只用三十元就买来了，要是买新的话，得付七百元，二手货这样便宜，因为桶上有个洞，买回来之后，马上就交给焊接车间补好了。一架旧冷却机，上面部分装上了一部真空烧结炉，下面部分只消搬来松花江里的一块大石头，压在里面，就可以保持全机的稳定。他们自己建造的扩散炉，散发大量热气，没有人可以靠近去工作，于是他们把它放在一个小房间里，把控制部分放在房外，中间隔着一道隔热设备。这些逐渐改良的设备现在都可以进入博物馆了；不过，后来的新式设备，都是由这些旧设备换来的资金才添置成功的，导了今天，旧设备还可以作为实例，向年轻吋工作人员们提醒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在可以俯瞰松花江（在江里，美国密西西比河式的明轮船只冒着黑烟来来往往）的宽亮厂房中，梳着辫子的少女们俯身在显微镜或小型烧焊灯上，从事于各种细致工作，这些工作，看来只有妇女的纤巧双手或极端精密的设备才能应付。
　　
　　“我们还是过多的仰仗手和眼，”第一车间负责人、苹果色脸颊的青年妇女梅女士叹道，这一评语，大家是看得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看到一排白衫少女，手拿镊子，一个又一个地把那微小的元件，放在电子米突仪器上试验。
　　
　　杨子平好像看明白了我们的念头，说道：“我们下一步的最大投资，是把这项控制工作改为机械化。”
　　
　　经常有参观者前往访问的街坊工厂，是北京西区第一半导体设备工厂，这间工厂，几乎从它在一九六五年诞生时起，我们就前往参观过，而且一直看到它在一九七〇年三月逐渐改造成全面的国营工厂，从那以后，我们还去访问过。
　　
　　另外一个类似这样的工厂，也是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诞生的合作社转变过来的。最初，它是一个五十人合作社，主要是家庭妇女，制造和修理杆秤——一根木棍，一节绳子和秤锤，这是整个东南亚菜市里到处可见的东西。这个合作社的业务一直是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两名社员突然建议来个跃进，生产科学仪器，用扩散炉制造半导体元件为开始，这个建议吓了其他人一大跳。扩散炉，谁也没有听说过那是什么东西。不过有几个大胆的人跟他们两人站在一边，参加了别处工厂的试验工作。其他的人则加倍努力生产，积累资金，以便他们的试验一旦有了结果，就可以进行投资。他们的秤只卖六毛钱一把，积累资金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当地党支部鼓励他们，组织了一个试验小组，并且派出合作社一些社员到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去接受短期训练。李华，一位健壮活泼的四十八岁妇女，试验小组的一位成员，今天谈起清华大学去学习的时候，脸上红得像个女学生，因为当时她把蓝图都拿倒了，引起清华学生们和老师的大笑。“我一开始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回想道，“最糟糕的是所有符号和标志都是外国字。”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学会了一眼就看明白线路，到了一九七三年我们前去访问的时候，她已是熟练技工，在高频率扩散炉中把半导体元件焊在自动控制装置上。
　　
　　“到了清华，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她说道。“我们惯于作实际工作，不惯于学习。我们头痛极了，可是我们接受了一些经验教训，加紧学习。学生们和教授们发现了我们底子甚差，最初是吃了一惊，可是后来非常有耐心地帮助我们。在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掌握了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技术。于是我们回到工厂，帮助筹备生产。”
　　
　　在我们一九七一年访问时，四十一岁的革命委员会女主任李咏雪曾经对我们说：“我们如果要进入现代化社会，就须要大量的半导体，半导体就须要硅晶，那就是我们的扩散炉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一次试产品于一九六六年初制成，自那时以后，这间工厂就从未落后过。原有的五十名人员逐渐被吸入重要岗位上，在变成国营工厂时，劳动力量已增至三百五十人。不久之后，北京“玉潭”（因工厂所在的街道而得名）牌扩散炉在全国各地都使用了，哈尔滨半导体工厂所用的土制扩散炉后来也换了“玉潭”牌扩散炉。
　　
　　“我们给国家节省了一大笔资金，”李咏雪引领我们参观产品品种时，带着可以同意的自豪感说道。“像这样的炉子，”她指着一个像一架缝纫机大小的白搪瓷炉子说：“最初从外国进口时，三干五百镑一个。我们生产出来以后，价格是二千到三千五百元，按不同品种而定。这个高频率炉子，”她又指着一个大约像小冰箱那么大的炉子，进口货要五万镑。我们用了六分之一的成本，大约是五万元，就制成了试产品，现在已经进入大批生产，每个一万九千元。而且用不着外汇。”
　　
　　这间工厂准备在一九七四年迎接该厂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她本来是中学毕业生，曾与另外一位毕业生在扩散炉的控制仪表的小型化上有了共同创造。她于是被派遣到清华大学去接受全部科学训练，作为奖励。
　　
　　到了一九七三年，这间工厂开始大批生产一种很小型、直流供电可以携带的电子心电图机，试生产一种照相复印机，大批生产一种用光束表现湿度的仪表，大批生产一种极其清洁毫无灰尘的试验箱以处理对于灰尘极其敏感的物质。除此之外，经常在改进中的各种扩散炉，生产也不断发展。
　　
　　自从文化革命以后，中国的每一个人，从幼儿园开始，都在不同水平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学习，也包括了西区第一半导体工厂的工人和领导在内。当我们在一九七三年访问时询问，在三年国营之后，工厂情况变化如何，我们从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献群那里得到如下的答复。
　　
　　“一九七〇年三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了矛盾。我们到达了必须改变生产关系的阶段。例如，制造和修理杆秤，是手工业、小规模生产，自从我们开始制造扩散炉之后，就一直把它当作副业，继续生产。我们很容易在当地找到制秤的原料——主要是木材，产品也可以卖给当地的商店。可是由于新的生产开始上升到主要方面，厂房就得扩建，我们需要新类型的原料，只有在国家计划分配之下才能拿到。我们现在所生产的产品，显然也不能单靠卖给当地的商店。我们的产品有全国性的重要产品，只能由国家收购。我们到了不能再向前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要求全部并入国家计划，作为一个国营企业。这个要求被接受了，我们的生产手段现在与我们的生产关系是完全相适应了。
　　
　　“这是一个总的趋向，”林献群继续说道。“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为一批个人所有的制度，正在逐渐改变为全体人民所有的制度，这就是国营。不过，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我们这一带，一共有九间街坊工厂，其中三间，包括我们这一间，转成国营。其他几间，是制绳、缝纫、编织、钉书合作社等等，都有当地市场，可以依仗当地原料。它们还会保持原样。”
　　
　　一间国营工厂，还能保持街坊工厂的特色吗？林献群的答复同重庆的姜海庭的答复一样。“可以，能够保持，也一定保持，因为主要劳动力量还是住在这一地区的家庭妇女，她们有父母孩子在这一地区。这间工厂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二是当地妇女。”她指出，“革命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中，六名是妇女。我们工厂还会有一些发展，不过在原则上还要把厂留在这批家庭妇女居住的这一地区，其他的街坊工厂也是如此。”
　　
　　我们在中国各地访问过许多这样的街坊工厂，上述的情况代表着它们的源起、组织和效能的相当全面的横断面。过去，成年人口的一半力量只在家务工作中“顶得半边天”，现在，她们的潜在精力和智慧一旦发挥出来，家庭妇女的工厂在妇女的真正解放中就担负了重要任务。就它们在工业中的任务来说，它们符合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分散主义，把工业分散到街道一级，对于经济事务加以游击式的处理，给予地方以最大的主动机会，这是毛泽东的最标准风格。它们鼓励自下而上的主动，一切计划自基层而上，而不是由中央而下；“从无到有”的观念是毛泽东的经济哲学的中心思想，使得他与那些主张正统经济发展的人，发生了正面冲突。这后一方面的作用，以及妇女解放的其他崭新贡献，已有戏剧性范例，范例之一，便是大庆油田的发展，其结果是把中国的地位变成一个石油生产国。

第二章 给中国的齿轮提供石油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中国最东北端省份黑龙江省松辽盆地大草地中央工作的一个钻探队，钻到了石油。那时，正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五天。这一成功看来是十分及时和十分重要，因此，钻井工人把这次成功称之为“大庆”。这两个字后来被正式采用为整个油田的名称。就是这样，钻井工人用两个字评价了这件事，而这个新名称“大庆”将在今后年月的世界各国地图中，获得它的地位。这次钻探收获意义是十分丰富的，就中国来说，恐怕没有比这个时间来得更为合适了。再过几天，赫鲁晓夫主席就要满载着“戴维营精神”，几乎从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地点直接飞到北京来。他在北京机场上受到了面色相当严肃、带着控诉表情的毛泽东的迎接。赫鲁晓夫为了表示“戴维营精神”，推翻了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子力量的诺言。毛氏很现实地把这一情况解释为，在所有其他方面的合作，包括帮助发展油田、甚至给予石油供应，都将终止。
　　
　　毛氏看对了，八个月之内，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退了，包括那些在新疆和玉门（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矿）油田的专家，而且带走了他们的蓝图，使成千成百的工厂留在半完工阶段上。在郡时，中国几乎完全仰仗于苏联供给石油。可是，过了四年，在一九六三年年底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就可以宣布，中国在石油方面已经基本上自给自足了。这是由于大庆有了惊人的发展。
　　
　　中国地质学家早就猜测，在松辽盆地的下面是一个极大的天然油库，它们并不是唯一的油库。有一些西方专家甚至认为，那是苏联西伯利亚油田的延伸和支域。在上一世纪末期，沙俄占领了哈尔滨和黑龙江省的其他部分，俄国石油勘探人员勘探了这一地区，毫无发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日本人占领了整个满洲——现在中国的东北，也勘探过这一区域，也未获结果。他们的结论认为，这一地区并无石油，中国应该承认自己属于贫油国家的事实。有一些其他国家专家，支持这一看法。
　　
　　“我们不管他们的结论，”当我们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访问大庆时，语气平稳的总工程师刘文江介绍道。“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实践第一的教导，开始工作。我们总结了在玉门和在其他地方的经验，也研究了外国的先进勘探技术。经过大量的学习和研究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假定性结论，这一地区的确蕴藏着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
　　
　　证明有油，是一件事；把油开采到地面上来，则是更困难的另一件事。一九六〇年是中国进行任何新事业的最不好的年份。对毛泽东领导进行的激烈攻击，在共产党领导继承人的高级阶层中开始出现了，由当时的主席刘少奇在背后指使，由当时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出头进攻，他们的批评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做得过了头，而且失败了。
　　
　　一九六〇年还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出现了一连串的水灾、旱灾和随同而来的虫灾，这几年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那一年又是苏联专家撤退的一年，中国必须勒紧裤带来偿还苏联的债务，还要清偿苏联在朝鲜战争时所给予的军事和其他物资的款项。
　　
　　在一九六〇年（那是在反毛攻击达到最高潮之前），毛氏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他面前的证明大庆油田是藏量极富的油田的数据。他力促通过了一项决议，要用雷霆万钧的力量拿下这油田。它被当成一个战场，而按毛氏的传统战略，是要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军。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从玉门、新疆和四川油田奔向大庆，这些油田与大庆比较起来，现在属于次要了。人民解放军也派遣部队前往协助。
　　
　　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军带着钻机到达现场。可是那里一无所有——没有建筑材料，没有食物供应，没有卸运钻机的起重机，没有运输钻机前往钻探地点的卡车。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以经济铺的摊子过大为借口，进行反攻，对于大跃进期间的所有大规模工程，差不多都加以反对。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惠新说，“这里只有草地和狼群，这些狼认为自己就是这里的天然居住者。那些准备进行钻探的地方，只是上有青天，下有草地。连一间房屋都没有。更没有工具。整个盆地很少居民，只有少数牧民在青草茂盛的时候把牛羊赶来放牧。那时候还是早春，遍地都是冰雪，寒风不断在平原上怒吼。住的地方是第一件问题，可是根本没有建筑材料。虽然毛主席在那次作出决定的中央委员会上获得多数人支持，刘少奇却设法把分配下来的资金大大减少，并且把已经分配给大庆的物资移给其他地区。有一个因素，从一开始就鼓舞着大家，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体会到，这是参加一项大会战，不是那种昙花一现，虎头蛇尾的事情。
　　
　　“解放军弟兄们带着帐篷，于是尽量与大家分用，可是这依然是沧海一粟。我们赤手空拳，并且利用能够找到的全部废铁，开始打锄头和铁锹，在地面上挖洞，用木棍和干草搭顶。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宿舍了。幸亏有些单位带来一些粮食，大家分着吃。我们烧开了水，加上盐，称之为‘肉汤’，检拾青草和根叶，称之为‘副食’……”
　　
　　（我们在大庆，以及在所访问的其他地方发现，只要一提到刘少奇、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在基层实际接触到刘少奇的政策的工人和干部们，就不像在北京常听到的那样只是用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话来讨论，而是用极其尖锐、实际的话来进行批判。）
　　
　　名传全国普受尊重的大庆英雄是王进喜，一名来自玉门油田的钻探工人，大庆人称他是“铁人”。他的照片（在我们访问时，他已逝世）令人一看便知道，那是一副倔强的面孔。连死也算上，什么都拦阻不住他。没有起重机起卸他的钻机？没有卡车搬运？可是会战必须进行啊，他说服了手下，把钻机那个大家伙拆下来，用人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包括六吨重的部件）搬运，从十公里外的火车道搬到钻探地点。他们把第一个部件拉到现场之后，其余的部件，就有其他单位的人自动来拉了。他们互相帮助，解放军部队贡献尤多，就把所有的钻机拉到工地上。钻探开始了，在最初期间每打一个探井之后，钻井就得重新拉到新位置上，经常是要通过膝盖那么深的泥泞，才能用手把钻机拉到新位置上。
　　
　　王进喜在每一次战斗（克服思想斗争、官僚主义和体力障碍）里，都站在最前列。他把自己和一些其他敢干的人套在木犁上，拉犁耕翻草地，播下谷种菜种。最重要的是他领先与刘少奇司令部的关闭油田的指示进行斗争，领导小组学习毛氏的几篇著作，例如《矛盾论》和《实践论》，使干部和工人们确信，他们是在思想上团结一起，推动工作。
　　
　　当时，最高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毛氏几乎失掉控制的事实，都还没有透露出来，王进喜虽然大概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却已与幕后斗争的一个方面坚决站在一起了。这里面也带着一些劝善惩恶的公平：他所领导的一二〇五钻井队，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首先探出可以开采的大量石油。这个井在那一天开始出油，自此以后，每天一直可以生产四十吨油。
　　
　　后来，当毛氏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那一阶段中获得胜利，而一九六九年四月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来庆祝这场胜利时，王进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就是毛氏希望注入党领导的新鲜、有力血液的例子。[注]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没有挖沟设备，以便铺设油管，从油井把石油输向储油站，大家就用手挖沟，据他的同志说，不屈不挠的“铁人”永远是在最前头。他提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作风，后来毛氏号召好的党员都要以这种作风作为典范。王进喜当选中央委员之后，只要哪里有重活或危险工作，他总是继续抢先去干，毫无疑问，这个作风使得他因胃癌而提早死亡了。
　　
　　[注]这个政策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有戏剧化的表现，一名上海青年纺织工人王洪文，曾经与刘少奇路线进行过同样的坚决斗争，升到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名地位。
　　
　　对于曾经访问过苏联的巴库、罗马尼亚的普罗斯蒂、阿尔及利亚的哈西.麦萨奥德等等油田的人来说，大庆令人惊愕，因为那里并没有森林般的探油塔。在一般的油田里，探油塔的头部一垂一垂地像马在马槽中饮水一样，把石油吸到地面上来。在大庆，我们乘车在油田心脏走了六十公里，极目四顾，却只见一座座小小砖房，像绿油油的草地中的白色野菊花。它们的距离，有的是三百米，有的是二千米，每一个砖房里，是一个U形管道，上面听附的仪表显示，管道里正有石油正常地流向储油站。唯一有采油塔的地方是在被称为前进指挥所的地方，那里正在进行新的钻探。为什么油井旁边没有采油塔呢？
　　
　　总工程师刘文江给予了详细答复：“当与苏联的关系还好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到过他们的油田——并不是单纯去模仿苏联的方法，而是增广见闻。对于我们来说，石油生产还是一件比较新的事情。玉门油矿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建成的，可是结果并不很好。因此，我们必须从反面的例子来学习。我们研究了其他国家的大量有益的技术数据、可是在大跃进时，我们抛弃了旧方法和旧思想，包括先进的外国技术。新疆的克拉玛伊也是由苏联专家设计和开发的，结果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油流并不稳定，生产很快就开始下降了。
　　
　　“我们派遣专家到莫斯科去讨论这件事，可是毫无头绪。我们知道，里面一定有毛病，可是我们插不进手，一直到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开发出大庆油田之前，情况都是如此。后来，我们访问了乌拉尔区的苏联努玛什金油田，一般认为，从技术质量来说，这个油田是他们的最好的油田。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研究那个油田的数据，我们决心比它做得还要好。我们在技术方面研究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之后，再加上在理论方面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我们得出结论，石油生产的主要矛盾是当我们要生产石油时，深入地层的地方必须有石油的存储，这个矛盾的圆满解决，只有从下面施加稳定的压力，使石油自己出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油田于以全面考虑，这样，石油才能够由于下面的稳定压力而均匀又自动地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相信，重要的事情是要对于地层下面的情况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仅是各个地层的储油量，而是把所有其他情况都掌握清楚。
　　
　　“经过仔细研究，我们的专家列出了二十种材料、七十二类数据，作为每一次钻探都必须掌握的资料，以便把全盘情况都加以了解。每钻探一米，我们取出十个探样，送到化验室去进行分析。这些探样如果联结起来，我们一共采取了三十四公里长的探样，根据各处钻探的不同特点，分析五十六万种的探样材料，比较了三百八十万个数据。这样，我们就能够根据科学现实（这是毛主席最重视的）准确地绘出地下面的地形图。我们拒绝接受任何根据抽样调查而来的估计。这一点最为重要，因为你如果在错误的地方打井，就会打出喷油井，造成井喷，你就会失掉压力，而不得不装置花费巨大的泵油设备。
　　
　　“工作并不是单纯由像我们这样的技术人员来做（刘文江在讲话时，旁边围着十几名其他专家），而是还有工人、干部和专家，在钻井地点三结合，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组成单一的队伍。结果，你可以在许多其他的事实之外再发现一点，在整个油田上，没有一架磕头式泵油设备，油井的距离并不规则。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打错一口井。我们每打一口井，都知道必然会有油，而且正确地知道会在哪个水平上找到油……。”
　　
　　我们提到，这个地质数据图表足可以与经常在中国诊疗所看到的针灸穴位图媲美，穴位图标明了几百个穴位，以便扎针下去，得到预期效果，这位总工程师同意这一观点。“这样的准确性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以最大速度开发出新油区——一个富有经验的钻井队，只需要一天时间，就能打出一座油井。”
　　
　　刘工程师继续说道，“我们在这里有了结果，就在六十年代末期派遣专家回到新疆油田。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那里的毛病。苏联工程师也做了一些测量和计划工作，准备了地质数据图表，可是做得并不完整，他们只以十几个试验井作为根据。这倒并不是出于恶意。”他强调。“那座油田开发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是好的。他们在自己的油田上，做法也是一样。他们的工程师以少些试验钻井为根据，搞出一个‘平均数字’，就以此为基础，制定计划。然而‘平均数字’是错误的，因为它并不是以现实为依据，从这里起，所有的设计工作就都错了。我们发现，新疆那座油田的底层并不是他们的图表所显示的细砂。只有几处地方是细砂，其余的地方都是大石子组或的，所以有渗孔。这便是那里不能维持稳定压力、油的流量始终不匀的原因。苏联的标准要求稳定流量保持十年，可是新疆就连这个标准都远远达不到。在我们这里，十三年来，石油一直保持稳定率，畅流无阻，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今后还会继续保持很多年。”
　　
　　仔细参观这些小白屋——每一处就是一座油井，刘工程师的话就进一步获得证明。它们的内部情况，比单从外表来看要复杂得多。每一处都挂着一幅彩色图表，说明油井所穿过的地层结构，一直绘到最底层的三处含油地层。一系列的仪表，不仅表明了石油的流率，而且表明了油压和地层下面的水态。这些小白屋并不单单是只装着纪录数据的仪器，而且还配备着可以调节压力的调节器，以及可以将天然气抽离石油的设备，这些天然气，大部分被导入自动控制的炉子里，它把石油加热烧到一个适当的温度，以便畅流到储油站，小部分则通过管道输给当地工厂使用，包括一个炼油厂。我们参观了“妇女油井”中的一个井，它们完全由青年妇女照料，因而得名。
　　
　　第六妇女看井组的姜福香，一位高身量、爱红脸的二十八岁青年妇女（可是看起来似乎刚刚过了十八岁），穿着非常合身的蓝色工作罩服，介绍她们的工作。她是这个十人小组（包括自己在内）的组长，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照料六个油井，好像护士给病人探温度、数脉搏一般，不断地定时巡视。我们会面时她所在的那座油井，是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开始产油的，十二年多来，油的产量始终正常，每天七十吨，在我们访问的时候，一共已经生产了三十二万多吨。在必要的时候，看井组组员调整压力，每一个月，她们都要测探每一个储油库的容量、压力和其他数据。
　　
　　“我们要经常了解全盘情况，”姜女士解释，“要知道我们的下面情况如何。我们虽然人在地上，思想却在地下。我们必须能够正确解释压力的变化，懂得如何加以调整。”她赤红着脸庞说道，“毛主席说时代变了，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够做。”她指着图表说明，这张图把储油层的厚度画得不差几公分的准确，油井出油管有很多出口，可以由小屋中的仪表加以调整，这样，就可以使各油层能流出油，以免有任何不听使唤的油层胡乱喷油。这一点能够做到，主要是由于掌握了每一个油层的深度。她相当谦逊地说，虽然她和她的组员并不是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现在却做着过去认为的专门工作。
　　
　　“我们是通过实践来学会的，”她接着指出，没有一丝一毫的漏油和漏气现象会逃过看井队队员的注意，因而立即可以应付。这就说明了，大庆油田为什么没有石油气味或天然气气味。当姜女士向我们介绍控制注水系统的仪表时，我们只得请求刘工程师加以进一步说明。
　　
　　“这是苏联油田用的办法，”他解释道，“可是他们把它当作最后一招。当一个油田几乎枯竭的时候，他们向里面泵水，把剩下的石油推到一定的高度，以便油泵可以把油吸出。我们认为那是背离了主要矛盾。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水，注水工作从打井时就已经着手。这样，我们就能维持着均匀的压力，利用不同的地下水来源，使得整个油田，一层又一层地，都不会失掉任何压力。”
　　
　　在访问了王进喜所打出的第一口油井和井边上介绍他的一部分动人事例的展览馆之后，我们的汽车在一条很好的柏油路上行驶了大约六十公里，来到前线指挥部。第一站是访问了王进喜的老钻机——一二〇五钻井队。“铁人”的接班人是跟着他从玉门油田来的青年。黑色脸膛，带着腼腆笑容的三十七岁焦森源，从指挥钻井工作的井台上跳下来。一九六六年，这个队在“铁人”的领导下，曾经创下钻井进度超过十万米的世界纪录。老焦带着他的队，在进度上，仍然比附近的友好竞赛对手——一二〇二队领先少许。我们询问，是不是正在创造新纪录，焦森源说道：
　　
　　“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创造了十二万七千米的纪录，可是我们现在不再用米来计算了。从一九七一年起，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搬家，把钻机架好，用一天的时间打井，打到油层，再用一天的时间拧下钻机，给生产和管理单位作好准备工作。每三天一口井已经成为规律。比如我们昨天到达这里，今天早晨开始打井。我们现在已经打到一千一百米（那时候是下午四点钟），就要到达油层了。”
　　
　　前线指挥部的负责干部张洪发，一个身材魁梧、充满干劲、宽肩光头，活像一尊笑佛的大汉，插嘴说道，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一年间，一二〇五队打了四百六十座油井，比起国民党在“表演”发展石油时期多年中一共打的油井，多六点八倍。
　　
　　我们提出问题：像这样的快速打井，有什么秘密。张洪发说，从技术观点来看，中国工程人员创造出一批超硬钻头，这就使得打井可以达到几年前所不能想象的速度。最出色的钻井工人之一，一二〇二的朱清华是从解放军直接到玉门油矿的转业军人，矮身量，浑身力气，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打井的第一个大困难是怎样把钻机摆到完全垂直的位置。在大跃进期间，他的队从大约七百米一下子跃升到三千米，在玉门油矿每个月打四口井。
　　
　　“主要的关键在于敢于走自己的路，”他说。“我们一直受到苏联专家的影响，他们警告说，打井速度越快，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越大。事实上，我们加快了速度，使用更大的压力，事故却反而减少。毛主席说得好，真理产生于实践。后来，我们的工业创造出来特殊钨钢钻头，可以进行真正高速度打井，我们决不回头。”
　　
　　打井工作日以继夜地进行，打井队每天工作八小时，干四小时，休息四小时。队的人数不同，从四十五人到五十人不等。打井工人住在井边的移动车中，住得舒适，大家轮流休假，以维持工作进度，休假的人回家小住。
　　
　　新油田的工作是一九七三年四月开始的，那时正是我们去访问之前两个月，有二十九个钻井队一起工作，已经打出来的井“远远超过一百口”，如果以保守的数字来推算，每口井平均每天生产五十吨油，大庆生产每个月的增产数字，起码可以达到一百万吨（说不定是这个数字的一倍），这要看“远远超过一百口”井到底是超过了多少。依照我们的经验，近来的中国干部在讨论问题时，最善于多做少讲。从一二〇五钻井队和最接近它的成绩的一二〇二钻井队的钻井情况来看，它们在两个月内就一共打出四十口井。其余的二十七个钻井队呢？他们没有提出生产的确实数字，不过告诉我们说，过去几年来，每年增产量一直是百分之三十，一九七二年的产量是一九六五年的三倍。我们要求把大庆和世界最大几个油田作一次对比，带笑的回答这样说道：
　　
　　“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油田，我们不过只摸着一点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同世界上的大油田来相比。”
　　
　　这个盆地一直向着前进指挥部移动的方向伸展出几百公里远，同时又从“铁人”打出的第一口井向着相反的方向伸展出更多的几百公里远。当我们询问，是不是整个盆地下面都是石油，所得的回答则是，前进指挥部前面的勘察队仍然以大庆附近的钻探速率打出井来；大庆几乎是在这个盆地最低部份的中心，这个盆地有几万平方公里那么大。
　　
　　在大庆石油化工厂，我们发现，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使得石油精炼工作的设计人员措手不及。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国柱，一位讲话斯文、像貌能干的行政人员，说明这个厂是根据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路线创建起来的，这两句口号在苏联撤退专家之后，十分流行。厂房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开始建造，到了第二年八月，工厂的一部份就开始炼油了。当时，精炼能力是每年一百万吨。“这全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兴建的，”王国柱说，“全部设备差不多都是中国货。到了一九六六年，我们被迫把生产力提高到二百五十万吨，后来，又不得不再增加一倍，提高到现在的生产力五百万吨……”早些时候，我们访问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时，发现这个年产能力二百五十万吨的工厂，百分之八十的原油来自大庆。一九七三年，另有一百万吨原油从大庆输往日本，还有一批未经透露数量的原油，从油管一直输往分散在草原各地的地下巨大钢筋水泥油库里。仅仅是“摸着一点边”，大庆就已经很有成绩了，现在，中国正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最新式的钻探设备，大庆的出油速度还会进一步增加——这应该是合理的假定。
　　
　　在一开始时，兴建炼油厂的人也遇到了钻井工人的同样困难。一九六二——六三年是思想斗争极其激烈的一年。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在北京正当权得势。正如大庆革委会副秘书长李惠新听说，“毛主席号召‘前进，上马！’，刘少奇却大叫，‘停止，下马！’，很多人思想混乱，不知道谁的话正确。”
　　
　　“拨给炼油厂的设备开始到达时，这里又是没有起重机。”王国柱说：“卡车也大量缺乏。许多东西只能用手从铁路线往回搬。一位负责运输的老工人李庆林，创出了奇迹，他组织一队队工人使用绳子和垫板，把三十米长、四十吨重的设备都拉了回来，他自己永远在领着头干。后来我们拿到了所需要的全部起重机和卡车，可是没有它们，装配工作也从未停止过。”幸好，这座油化厂就离着铁路线不远。王国柱提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出来了新的创造力，技术方面有了许多新创造，改进了工作条件，“提供了提高炼油能力的捷径。”他继续说道：“我们的化学工作人员在氨氮化肥厂使用了七种新的催化剂，单是在设计阶段就取消了一系列的复杂流程。这个厂的厂房大小一下子就缩到十分之一，节省了大批钢材。”[注]
　　
　　化学工作人员的另一项技术发明是每年直接从原油生产十万吨高质焦煤的设备，王国柱说，“日本人对于这项发明十分欣赏，认为可以用于他们的钢铁工业，因为这种焦煤小而均匀，含硫极低。”二十万吨原油可以每年生产出五万吨的苯，来制造合成纤维、杀虫剂、炸药，不同种类的催化剂以及其他产品。下一步将是生产合成橡胶。不过，油化厂的十七个车间虽然已经可以生产出四十种不同的特殊产品，王国柱还不满意。“从化学产品来说，我们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他说，另外一个分厂正在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兴建，准备综合利用，生产其他的化学副产品。
　　
　　[注]我们在访问其他工厂时发现，中国设计人员，很像（甚至于超过）日本设计人员，对于小型化很是注意。每到一个工厂（除了重量极大的水力工程，苏联的设备还有用），他们都让我们先看一看苏联、捷克和其他外国的笨重机器，有些还在使用，有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然后再看一看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较小较轻、但生产能力较高的机器。
　　
　　在参观了整个油田工作大部分情况之后，我们很难不同意李惠新对所有工作为什么都能够高速进行的解释。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捷径，”他说。“从我们的科学家和地质学家开始研究和规划，他们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发现，这里有大量石油。从国际标准来说，我们知道，这是相当快的。石油的蕴藏一旦确定之后，只用了十五个月的时间，就把地质数据全部弄清楚了。这也很快。甚至于在我们还没有弄清全部情况之前，生产就已经全面展开，又过了六个月，我们就炼出了我们第一批精炼产品。从经济观点来说，在十三年的工作时间中，我们给国家提供的利润整整是投资额的十倍。我们训练了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他们已经到其他油田去了。这座油田的本身，就是一座高级技术训练中心，它的质量，是大学条件所不可能达到的。”[注]
　　
　　我们作为第一批作家，来到这里来了解为什么“学大庆”变成了那么重要的全国性口号，因此，当乘车经过、一些居住区发现街头上悬挂着“学大寨”的横额时，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知道，农业的大寨和工业的大庆之间有着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代表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征服一切障碍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但是，为什么大庆石油工人应该从大寨大队学习农业，这就是值得研究一下的事了。
　　
　　在今天的中国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只要抓住这个线索，就会在一连串未曾预料到的发展中找出一个头绪来。
　　
　　[注]在我们所访问的企业中，大部分都认为，在现场训练技术人员的收获，其重要性仅次于生产成就，因此，一二〇五钻井队队长焦森源认为，“比起我们队的钻井纪录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训练了五十四名干部和一百二十四名技术人员。”
　　
　　一九七〇年，周恩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石油产量超过二千万吨。三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这是中国今日发展速度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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