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创业庄
大庆并没有“石油暴发城”的气氛，没有酒吧，没有妓院，没有夜总会，没有工程技术人员和钻油工人经过井边一个星期的孤寂工作之后，带着高额的工资支票到那种地方胡混。我们对此显然并不觉得意外。类似上述那样的事物，只有在国民党的台湾才会出现。但是，从一开始，大庆城设在哪里，就是个难题。我们发现，大庆有三个很大的居民区，相距有五六公里，在每一个居民区里，都按着计划兴建大批建筑物，另外还有四十座庄，每个庄都有两三个卫星村分布在周围，全部地区，用铺设得极好的柏油公路网联系起来，有免费公共汽车来往。这一切，都是在大庆市当局总策划之下进行的。
“周总理一九六二年到这儿来的时候，”大庆油田秘书处的李惠新对我们说明了他实在是一个难以问倒、十分博闻的向导。“他向我们提议，把大庆建设成为一种新型企业。工业应当与农业结合，与生产结合，与当地政权结合。它应该全面发展，工、农、牧、副、渔都抓起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自治的社会，生产、分配、教育都在一起，生活区不应该只集中在一处——它们应该分散各处，哪里有石油，就建在哪里。工人家属应该参加农业生产——成为生产者，而不再是消费者。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人们说，在这里，城市像农村，农村像城市。”
这个说明，以及我们在其后的调查，为“学大庆”的口号赋予了完全新意义。大庆将成为新工业发展不会受到污染的典范。绿色的工业中心，一件令我们大为感动的事是，大片草地已经被改造为成熟了麦田和玉米地，这些田地不仅一直伸展到看井队的小白屋，而且伸展到钻井的地方。我们曾与一二〇五钻井队休班队员一起摄影留念，沉甸甸的麦穗有我们膝盖那么高，二十米之外，就矗立着高高的钻机。当小拖拉机把钻机拖曳到下一处钻井地点时，自然不免会拖倒一些麦子，可是与钻机下边无边无际的麦子海洋比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了。很明显，大庆油田如果像其他油田那样，到处都是吸油机，油井和麦田就不可能共同存在。只有完全自动化、科学化间隔的油井，才有这种可能。
我们被邀请随便参观任何一个庄，可是我们禁不住要参观一下创业庄，不仅是由于这个庄的名称是我们希望进行调查的项目之一，也因为它是卫星村之一，是薛桂芳所住的村庄——薛桂芳是全国闻名的女“铁人”。我们发现，她是一个矮小的白发妇女，谦逊，慈祥。我们是她第一次见到的外国人，因而必须在创业庄革命委员会其他成员的鼓励之下，才能把她的故事——大庆油田、尤其是创业庄的神奇故事述说出来。她是在钻井队早期从玉门油矿到达大庆之后，与一批家属与家人来团聚的。
“我们来的时候是一九六二年四月，条件很差。”她说，“我们都住在帐篷里，可是男人们当时在十五公里以外的地方钻探，睡的地方是茅草屋或者地洞，很少东西吃。我们一些人决定做些什么事情——生产一些东西吃。于是我们出发了，一共五个人，身上背着孩子，手里提着灯——每个人都拿着一把铁锹——（这段插曲，后来写在大庆民谣里，称之为“五锹队”。）我们来到了第一个钻井地点——男人们已经搬走了，可是留下一些茅草屋。我们拣了一间住进去。天气冷得怕人，北风在平原上呼啸。晚上，狼群在四周嚎叫，我们有几个人为孩子担心。第一次，狼来的时候，我们用五把铁锹把门顶死，准备只要它们冲进门来，就用铁锹跟它们干。后来，我们也习惯了——这些狼都是胆小鬼。一天下午，来了两只，在四周转来转去，越转越近。我抄起铁锹子来，在石头上连声敲打，大叫了两声，声音足有它们嚎叫时那么大，它们马上溜开，自此之后，我们就不再有这种麻烦事了。
“我们用带去的锄头开始锄草地，可是土地半冻，工作非常困难。后来，又来了十三位家庭妇女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找到了一副旧犁。我们于是组成十人一队来拉犁，九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掌握方向。我们不习惯步伐一致，所以第一次耕地时，耕得七扭八歪。我们停下工作，讨论这个问题，决定：‘男人能够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那时候，‘铁人’的钻井队也在工作。）我们决定一齐喊号，一齐迈脚，就这样，再耕就耕直了，后来，又用木棍把大的土块打碎。”
在那艰难困苦的第一季里，薛桂芳和她的小组想尽办法开垦了三十亩地，种下麦子，第二年，生力军开来了，全队有了七十人，她们开垦了一百一十亩。一九六四年，创业庄三百户人家的主妇们都参加了，她们几乎在六百亩面积的土地上种了庄稼。
“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她在结束时说道，“我们有了拖拉机和收割机，每年的农产量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水果和蔬菜。”
如果谁想在中国仔细看一看妇女解放运动的真谛，很难想象，是否还有比创业庄更为合适的所在。我们同这些组织起来的家庭妇女围坐在一起，谈了好几小时，又参观了她们的创造。她们的面颊散发着明亮的色彩，眼睛闪烁着光辉，彼此提示着叙述她们如何征服草地，比低了她们的丈夫，她们之中，最善于辞令的是李庄容，一位标准的农村美人，她可以直接担任一部影片的主角，黑里透红的脸蛋，整齐的牙齿，又黑又亮的眼珠，响亮的声音。她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对于妇女解放谈得最为透彻。
“我们能够用统计数字说明我们在农业方面的进展，”她说。“可是我们并不能用统计数字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表现出来。从前，我们妇女所想的只是自己的男人、孩子和家务。现在，我们所想的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从这座油田一直到天安门。家庭关系也起了革命。丈夫可能是一名先进石油工人，可是他的妻子是一名先进农业工人。这有什么分别呢？现在，彼此之间有了真正的尊重。我们讨论彼此的问题，既谈到油田，又谈到麦田，彼此鼓励。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地位。我们的丈夫回到家里，他们帮助作饭洗碗。他们帮助照料孩子。我们已经真正解放了，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解放了。夫妻之间不再有任何尖锐的隔阂，因为我们已用行动证实，毛主席的话是正确的，男人能够做的事，妇女也能做。”
另一位副主任朱达卿，也是一位留短发的美丽年轻妇女，脸上带着酒窝，也带着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因为大部分在田里工作而共有的黑里透红的肤色，为李庄容的热烈发言提供了一些事实背景。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她说，“我们立即面临着一项选择。是自己顾自己呢？还是走集体道路呢？在玉门的时候，我们很少离开自己的家。可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有人说，‘我们是家庭妇女，应该让丈夫照管我们，把钱拿回家来，我们要什么就买什么。’可是这话不合乎实际，这里没有商店，也没有粮食。是薛桂芳领着头干，过不了多久，大多数的人同意她的意见，走集体道路，自力更生。（在我们四周围坐着十几位年轻的家庭主妇，她们身体健壮，她们为了走对了道路而自豪，她们一边听着一定已经听过多少遍的故事，眼睛一边闪烁着光亮。）
“我们逐渐增加到七百一十三户人家，一共有二千七百六十人，到了今年，我们有了三千亩开垦地，三百九十一头猪，一百三十三头牛，五十七匹马和五百九十头羊。我们还有八台拖拉机和两台联合收割机。去年，我们生产了四十五万斤麦子，九十万斤蔬菜和一万四千斤肉食。我们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就把创业庄建设得像周总理所主张的那种水平——大庆应该成为一个工农结合的地区。我们保持了艰苦工作、生活朴素的优良传统，可是我们的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
创业庄作到了自给自足，它有一家育婴园、托儿所和许多间学校，一座三十张病床的诊疗听、理发馆、银行、邮局、公众浴室、商品丰富的商店，从早晨六点钟到晚上九点半钟，轮流营业。庄里还有制面条、酱油和醋的作坊，大饼店，修理和剪裁衣服的缝纫站，自行车、收音机和手表的修理店。
住家和商店的房屋都是家庭妇女们自己修建的——东北地区标准的单层土砖房，洋灰平屋顶，却留着适当的微斜角度，以便积雪可以轻易地滑落下来。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从毫无用处的劳动中脱身出来，”朱达卿继续说道。“比如，从前我们在拉面条时很费时间。现在，我们拿一斤面粉到面条作坊，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拿回一斤二两的面条（大概是水份增加了重量），只要付费一分钱。”两名家庭主妇打理这间面条作坊，另外有两名打理生产酱油和醋的作坊，这两者都是由大豆用同样过程制造出来的，豆渣则拿去喂猪。
我们问薛桂芳，她是喜欢玉门呢？还是喜欢大庆呢？“这可没得比。”她说。“喜欢大庆。在玉门，我们没有机会下田工作。那里只有砂子和石块。我们那会儿还不知道大寨经验[注]，要不然，我们也会做些事情的。我们到这儿来是支持生产石油的斗争的；在支持我们的男人的工作中，现在看来，我们的确有了一些贡献。我们觉得我们做出了一些新事物。”
一直想插话的李庄容插嘴进来说：“当然是新事物。这是一个农村区域，却像一座小镇。我们有电灯，办公室里有电话，有暖气锅炉——镇上有的东西，我们这里都有。可是我们种粮食种菜，一直种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还养牛、养猪、养羊，所以它虽然像个小镇，却又不是小镇。你可以说，我们是小镇居民，可是我们事实上是农民。单产量也许还低，可是产量一直在增长。”
我们访问了薛桂芳的村庄，创业庄的三个卫星村庄之一，高及腰际的麦穗保证这是个丰收年，还有许多种不同的蔬菜、番茄、青红辣椒、大蒜，还有苹果园、桃园，甚至刚刚成长的葡萄藤。一切事物都很整洁，田地边上种着防风林，土地清理得平平整整，以便机械化耕种和收割。这很像一个打理得井井有条、准备上市销售的果菜园——只有四周的草原才使人想起原来这是什么地方。站在俯视着这村庄的小山包上，随着太阳光在一片片白云上面照射出金光，人们极目四望，在这绿色的海洋里面，到处都是小白屋，在这些小屋下面，就是一直在正常生产中的油井，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把自己应该生产出来的石油，源源输送到储油站。
[注]大寨农民主要的成就之一，是把光秃秃到处是石头的山包、河谷，改造成稳产高产田。
由于创业人从无到有白手兴家（其他三十九个庄和卫星村也都是如此），所以主要的公用设备，都是免费使用。房租免费、照明免费、天然气免费（有管道输到每一个家庭煮饭和取暖）、看电影免费、浴室免费、搭巴士免费、石油工人的医疗费用全免，家属半免。夫妻两人的共同工资，每月平均是一百一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一个四口之家，生活费用（主要是吃）每个人平均大约十五元，因此，有一半收入可以存入银行，或是购买缝衣机、收音机、手表和自行车，这是中国农村今天最受欢迎的四样东西——照相机和手提电视机也在天际隐约出现了。
我们依然被要求批评缺点，可是，围绕在“创业”妇女中间，看着她们为成就充满了自豪感，很难找到什么来批评。在回到住处的路上，我们想了一想，有了一些笼统的批评意见。已开垦出来的田地四周和公路两旁固然有了防风林，可是庄的街道两侧或住屋四周却付阙如。住宅区之间的道路或住宅区与油田之间的道路都很大方地铺上柏油，可是尘土飞扬的大街小巷每逢雨后，就变得泥泞满途——我们到达之前，刚下了一场大雨。没有空间——草原是国家财产，新兴的庄和村在兴建房屋和发展农业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来规划，可是庄和村的街道都很狭窄，房屋与房屋之间的距离没有地方用作花园，有了花园，村庄的绿色就可以与周围区域的风格完全一致。
像这样的建议，在今天的中国发展阶段上，必须来自庄高层。因为任何在创业庄提出这样的意见，必至遭到朱达卿、李庄容和革委会其他妇女的彻底思想批判，妇女“作出贡献”的另一个出路是大庆缝补站。它是在油田创建时最艰苦的那年冬天——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由一名解放军退伍军人建立的，缝补站负责人王凤英，一位精力充沛的中年妇女，提及此人时，只称他“老阎”。
“老阎和他的一个朋友说服了我们六个人，如果我们每一名妇女并不是只照顾自己的丈夫的衣服，而是把我们的力量调动起来，照顾大家，那可有多好。国家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还有很多来自高层的干扰。很明显，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衣服。只要穿得干净整齐就行了——这是老阎的意见。我们到处找东西，找到两个废猪圈和两个大铁锅，那本来是用作煮饲料的。我们把它们架在露天地里，在钻井地点收集脏工作服。这些衣服因为带着油泥，通常都是硬的。我们从一里地以外的池塘里打水，把衣服煮了，把它们在旧喂猪槽里清干净，摆在旧猪圈上晒干，在送还原主之前，缝补妥当。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八个人，没过多久，就增加了八十名妇女。我们甚至可以派出流动组，定期到钻井附近工作，当场缝补和添补钮扣，并且把该洗的衣服拿回来。
“第二年春天，男人们开始扔掉他们的棉袄和皮帽，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破烂不堪了。我们把棉花清理干净，把皮子修好，把能够留用的布都留下来，重新缝制皮边棉袄和棉帽，以便第二年冬天使用。事业慢慢发展起来，当地领导发现我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就买了几架缝纫机，协助发展。我们的活动逐渐扩展，一直到我们兴建起目前这间小工厂。”
这的确可以说是工厂，占地面积有两千多平方米，四百〇四名女工——百分之八十是石油工人的眷属，设备方面，有旋转洗衣机和离水干衣机，是她们自制的，但毫无问题，一定有丈夫们的帮忙。一共有五个车间，包括一个第一流的剪裁室，电剪根据粉笔划出来的图样，可以同时剪一百层布，以便缝制标准型的衣裤。它也是节俭的典型。一群妇女，面前堆着小山一样的旧衣服，整整齐齐地把可用部分剪出来，以便作棉袄的衬里，把棉花揭在一边，以便消毒后重弹，予以翻新。王女士把一切细节都介绍得清清楚楚之后，又取出一个早已翻查过多少次的笔记本，告诉我们，自从缝补站建立以后的十三年来，她们重新使用了五十万米的布，二十五吨棉花，给国家节省了大约二百四十万元。
她们现在虽然可以领用大量的新布和棉花，旧东西还是一样不予浪费。就是连补钉都不能充任的小块布，她们也会撕开，搓成棉线。如果布块大一些，就会缝成针线包，装上针、线和几个纽扣，连同修补好的衣服，送给石油工人。旧的防雨布，她们就制成工作围裙，或者把不要的皮帽的皮子剪下来，变成镶皮帽，帽顶上加上布套。如果可用的防雨布太小的话，她们还会改造成为靴罩，以防电焊工在工作时，有火星落在脚上。
总的来说，这又是创业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另一个典范，这种例子，我们在中国所到之处，会遇到一千种不同的变化。
在与李惠新作最后的总结性谈话时，他再度强调大庆油田发展的基本方式。“我们完全抛弃了那种旧想法：先修起一座城市，准备好住宅和各种设备，家属住在城里，工人远在钻井地点。我们的设想则是，具有全部城市设备的小居民点，与油田的发展齐头并进。”他提到了新疆根据相反的看法所出现的事例。在那里，一声说发现石油了，一座“石油城”立刻修建起来，还造了居民住宅，甚至与石油生产有关的一些工业。等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开始开发油田，可是发现，这座“油田”只是一平方公里那么大小。“那座‘石油城’于是变成了一头中看不中用的白象，成了全国的笑柄。”
大庆逐渐有了三十万人口，散处在三个大居民点、四十个庄和一百个卫星庄——后者完全是居住区，但是离着具有城市设备的镇不远，走几步就到了。在这些地区里，有一座相当于大学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三座专科技术学校，程度高于高中，此外还有二百六十九座中小学。凡是学龄儿童，正如中国各处一样，免费入学。“这里没有‘暴发城’的气氛，因为工人跟别的地方一样，拿同样的工资，最远的石油钻点边区的物价，跟北京或中国其他地方的物价完全一样。”李惠新说明——我们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
虽然城市杂居的不利方面在这里已经有所避免，在大庆地区里，还是有一百六十处保健站和诊疗所，包括拥有三百张病床之多的医院。
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口分散措施，以及地下储油站和分配站的分散措施，是不是“备战”战略的一部分，李惠新没有提及，不过他指出，油田“有相当一整师兵力的民兵，民兵也参加生产劳动。如果任何敌人敢于进攻，人人都会拿起武器来保卫油田”。谈到早期的破坏事件，李惠新评道：“刘少奇最严重的错误，是他轻视了工人们开发和发展油田的决心。没有从下面的决心，像王道喜、薛桂芳等同志所表现的那样，什么事也不可能做出来。”当我们到了告辞的时候，李惠新谈起了油田领导方面所看到的缺点：
“我们的钻井设备，除了高速钻头之外，基本上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使用的东西。在许多工序上，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还不高。农业亩产量还比较低，我们在重新造林方面很落后。我们必须艰苦努力来克服这些缺点，可是我们决心做到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火车驶离大庆站时，旁边的路轨上驶着长串的一列列油车，准备长途南下，还有货卡车正在卸运样子很奇特的设备，照我们想，大概是新化工厂的设备。火车高速直驶哈尔滨的途中，我们从车窗望出去，大平原上交替种植着稻麦，接近城镇的地方还有菜地，还有成群的肉牛和奶牛，一批批的马匹在茂盛的草原上放牧，一群群羊只在光秃秃的土地的边缘上啮着野草，在那里，风吹雨打揭走了表土。这是大庆为其中心的松辽平原的延伸地带，我们预料，再过几年，这里也会到处出现管理油井的小白房屋。
在火车每一停站之处，到处可以看到粮垛，上面铺着草席，还有更多的粮食正在堆垛。在哈尔滨，我们听说，以它为省会的黑龙江省已经一连十三年获得好收成，甚至不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自然灾害曾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危害全国的其他部分），一九七三年的麦子和大豆的生产量可以打破所有的纪录。我们从哈尔滨一路南行，沿路所见的粮食，以及每一个火车站都在准备大规模新储粮地点，这一切情况，都证实了上述估计。
玉门油矿的情况与大庆正好是个对比。我们从控制塔上面下望，觉得自己是站在一支舰队的旗舰的舰桥上，注视着这座小城的活动。俯瞰四周，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磕头式”吸油机，在顺从地一下又一下地磕头，“舰桥”上一具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纪录表，监视着它们的工作。
……
玉门油矿的位置在海拔七千呎（二千三百米）的地方，旁边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当年，骆驼队经过此地，来往古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戈壁四周的“黑液”早就被早期到中国旅行的人如马哥孛罗发现了，更早则有中国旅行家在八世纪就发现了。美国石油专家（国民党曾答允德士古石油公司，如果发现任何石油，可以给予多数并且永久股权），曾于一九三〇年在玉门地区（甘肃西部）钻探，报告说没有值得开采的石油。一名中国地质学家在一九二八年（此时间早于前述一九三〇年，可能有误。原文如此——扫校者注）提出不同看法，以后不久，就开始少量出油。美国专家那时预测，它在十年之内就会枯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玉门油矿在苏联帮助下发展起来，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五九年创下的一百二十万吨，其后逐渐下降，到了一九七二年，跌到六十二万吨。当我们访问的时候，正在开发两个新油田，用的是中国制造的新式钻探设备，这些设备，大庆钻探工人一定大为羡慕。那些又大又慢的苏联和罗马尼亚设备已不再使用了。
新油田是按照大庆方法，使用注水系统，保持稳定压力，以便石油靠自己的力量喷出，而无须吸油。玉门油矿在我们早期访问时，显得是一座大油田，据现场的中国工程师说，还可以再生产五十年，其生产水平，足可以供应这一地区边速增长中的工业和运输需要。可是，它现在跟大庆此起来，可就完全比下去了。
这一个早期油田的最贵重的贡献，是它训练并且向其他油田供应了六万三千名技术人员和专业工人，提供了二千种采油设备，这些设备是为玉门油矿服务的工厂所制造的。
在那些使用采油机的油井，一半均生产量是每天六吨，比较新的井使用稳定压力而出油，平均每天生产三十吨，预期可以保持五年，五年之后，就必须使用采油机了，因为油田原有部分在开发时失掉了压力。
作为对中国的进步的深入认识，老的炼油厂是值得一看的。在厂中，只是其中一部分，就可以数出十四个不同国家的设备，而没有一种是中国的。玉门的新炼油厂，也跟大庆一样，除了一些极现代化的仪表之外，所有的油化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
划时代的成就之一，是类似创业庄的戈壁村的变化。在“学大寨”号召的鼓舞下，石油工人家属首先把高大的么嬷山（一万三千呎）山阴的废沙石地，改造成欣欣向荣的麦田、柴田和油料泎物田，农场一直开垦到祁连山麓，在那里，每年只有九十天无霜期。他们仿照大寨，用石块砌垒梯田，用水桶和篮筐运来泥土，堆得三四呎深。他们在山上建造小型水库，等春暖花开时，冰雪溶化，就可顺着灌溉渠将水份供应渴水的庄稼。年复一年，到了我们访问时，一共已有差不多七千二百亩的土地经许多农场开垦出来，油田上每一部门都有一个农场。除了假日或周末有男人们来协助外，这些农场都由石油工人家属照料。
无论怎样说，同样的机智，只有来自底层的主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曾参观用大石块修砌灌溉渠的工程，不知道石块摆好之后，接缝处为什么不用水泥砌妥。但是，随着垒石块的一组人之后，又来了一组人，将麻绳填在接缝处。他们解释说，一旦通水之后，麻绳膨胀起来，逐渐同淤泥里在一起，就会永远保证不会漏水，也不会像水泥在严寒中那样裂开。中央计划机构在调配灌溉渠工程的材料时，有可能把麻绳和淤泥包括在内吗？
现在有了大部分家庭主妇参加农业生产，玉门就从大寨和大庆两处学习了不少东西，使得全区食品自足，这是一项重大成就。对于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减少劳动的设备，也给予同样的重视，以便妇女们可以下地生产。
以创业精神来说，大庆石油工人所获得的成就，他们的妻子所获得的成就，以及玉门人征服大山和沙漠的成就，都是难以比拟的好例子。可是我们对带动中国继续跃进的这一秘诀上，还发现了大量其他动人事例。
第四章 最大的跃进
在毛氏的中国朝向未来所作的跃进中，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的组成，是最大胆、最引起争论、最有决定性的一项跃进，它在国内引起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涉及了中国的地位。毛氏是不是十分急于要在走在前面的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呢？当时，这是欧洲各国共产党所热烈辩论的问题，当然，苏联国内的讨论就更加炽热了。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和行政组织到达了义无反顾的地步，它牵涉到农民的手里掌握更大的权力。行政、公安、中小学、公众卫生和军事都归并于一处，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加以管理，每一个公社包括若干村庄。
这就像把军事立足于游击战、而不是立足于传统战那样不合正统，把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这形成了毛泽东一切异行的集中点——在许多所谓正统共产主义者的眼中，毛泽东从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就做出了这些异行，他是有罪的。许多消息灵通的人坚持说，人民公社的成立，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赫鲁晓夫不满的主要因素，赫鲁晓夫至此明确地认为，毛氏真是“不可救药”了。人民公社成立所引起的狂热争论，证实了吉卜龄（当然谈不上由意识形态来衡量）笔下所表示的一些悲观：“东是东，西是西，永不相遇”。
有一些特点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一个是整个工作进行的速度。那些还记得斯大林在苏联组织集体农庄引起大乱的人，或是记得东欧一些国家在组织合作农场时所经历的漫长和痛苦过程的人，就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经过共产党的四分之一世纪统治，波兰依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一点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自从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以后，整个中国的五亿多农民，在四个月之内，就重新组织起来，组成了大约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生产没有任何停顿（后来，公社的数目增至五万个，因为有的社组织得过大；还有，在少数民族的许多地区，公社是过了很久之后才组织起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出现在第一年的收获季节和第二年的插秧季节之间的时期，如果不是农民需要这样的变化，它是不会出现的。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农民这样去做，就是毛泽东的崇高声望也不能通过行政措施从上面办出这样的事。
当情绪平静下来以后，曾经因为一些公社把小鸡和筷子都予以集体化而大叫“左倾幼稚病”的那些西方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会看得明白，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生了矛盾，这一项创造，是合乎正常的辩证过程的。
我们从这场革命改造的一开始就加以观察，而且从那时起，在中国每一个省都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在十一九年期间内，一共访问了五六百个公社。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些年来，我们的看法更为加强了），人民公社的成立，符合于农业集体的需要，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或成立以前在解放区时）农村变化的合理发展。
从胚胎发育到羽毛丰满的成长过程，可以举哈尔滨附近新法人民公社为例。那地区是一九四六年四月解放的，比起全国解放要早得多。解放军一到，那里就实行了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农具、牲口和房屋，立刻分给了穷苦无地的农民。
“我们这地方的特点是地硬，要三匹马拉一张犁。”白正华说，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动作慢、脑筋慢、小心谨慎的农民，发展成为一个机警有力的劳动阶级类型的人。“可是，土地改革之后，哪一户人家也没有三匹马啊——每家只有一匹。也不是户户人家都有犁——这里的犁比别的地方的大，又贵。于是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三四家人自动凑在一起的倾向，把马匹拉到一块，轮流耕这几户人家的地。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在解放后第一个农活季节中，自己单干。也有人在耕地和收割时组织变工队，在耕地之后收割之前解散，这是分散而又不平均的集体化的开始。那些在头一年单干的人，看到了不同结果，于是寻找合伙人，第二年一起干。”
凡是经过土地改革的地方，这种事情都出现了；因为这是明显应该做的事情。在最北的哈尔滨农村，它出现于一九四六年；在远在南方的浙江，由于解放工作逐渐向南发展，变工队到了一九五〇年才组成。这一运动是由农民们自发的，自发的原因则由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曾经提出著名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希望普遍实行互助组。这个形式比起变工队略微前进。不过，毛氏坚持，它们只能在农民自动要求组织、而且参加之后确实明显互利的情况下，才能组织起来。
“这一带，曾有两种形式的互助组，”白正华继续说道，“一种是只在农忙时期才组织起来，另一种则是全年一起工作。互助组的大小大概是四户人家到六户人家，不过有些比较更为先进的，开始组织更大的组。最初的一项困难是，按照习惯，凡是自己的地在耕种或收获时，他总希望给参加工作的人弄一餐好的吃，而且要此别人供应得更好，因此支出的粮食要比过去为多。但是，从收成来说，收成仍然比单干的下中农为好。
“几个互助组凑在一起，到了一九五二年又有新发展，这一次是‘土地集中’运动，三十到五十户人家，把他们的土地、农具和牲口凑到一起，组成农业合作社，根据国家总计划来计划生产。谁提供了多少地、农具和耕畜，都有详细纪录，每年集体收入的分配，要以此为依据。如果有任何人想在年底退出合作社，他可以带走他的农具和耕畜，另外在别的地方得回一块大小相等的地。这种情况几乎很少发生，因为社员一开始就有安全感，自认为一经加入合作社，就不会有什么风险。经过几年的集体工作之后，好处更加明显了，在我们这一地区，没有一个人想到重新回到老路上。
“经过几年的集体工作，社员们的政治认识有了变化。他们不再像互助组时那样，只想到自己那块土地，因为现在，收成是按整个耕种面积计算的，从先，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那块地收成最好，而且总是存在着谁的土地应该先耕先割的问题，因为先后不同，会对于收成有很大影响。但是，占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并不满意于只按土地分成。他们勤劳工作，而有一些提供土地较多，并不在地里多干活的人，却在分成时获得很大的一份。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大家提出的新运动，要求不管入社土地的大小，而应当完全按劳动贡献来分成。因此，极大多数的人决定，组织后来被称为带有社会主义成份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原则来办理。这一步骤，对于下一个农业季节发生了很大影响，每一个人都使出全力，来提高当年的收入，然后按劳分成。这一年的收成，每顷地从二千六百斤增加到三千八百斤。”
白正华说，大部分社员（包括他自己在内）认为，按社会主义农业来说，当时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事了。他们的确开挖了小型灌溉渠，改进了施肥和选种。
“唯一可以加快促进生产的方法是增加灌溉，”他继续说道：“松花江是明显的大量水源。但是，从松花江把水输送到我们的合作社，须要开挖灌溉渠，要经过好几个邻社。我们跟他们开了好几次会，指出人人都可以获益，可是我们得不到协议，因为获益的大小并不很均等。对于某些社来说，它们本来已有足够的水可以灌溉，可是现在却要占掉它们的大片土地，不能生产。然而我们一听到第一个公社成立了——于是不等中央委员会的号召，我们就跟附近的七个先进合作社开会，决定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公社。人人同意，从变工队的经验证明，凡是组织越大，收成就越多。”
组织公社的运动，早在一两个月以前，就已经在不同省份中的许多合作社中间开始了。当时它们的组织名叫“联社”。联社的原因几乎是一样的——解决计划庞大的蓄水工作，但这计划不是个别合作社所能完成的，而且，大灌溉渠所经的地方，会给某些社带来一些困难，这就不能符合“明显互利”的原则。毛泽东有一个脚踏实地的习惯，当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就去现场视察，亲眼去看一看。他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到山东省北园去视察，事后有报道说，他与田地里的贫农和中农谈过话以后，“了解到他们正计划把他们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社”，据说，他当时这样说，最好是建立人民公社。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都能并在一处，行政工作会更方便一些——这是一大好处。[注]
[注]《北京周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第三十七期。
毛氏在十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北戴河中央委员会中，推动了一项决议，支持成立人民公社，这号召根据已经出现的实例，把附近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人民公社。它们的大小应该足以把合作社管理与村镇当地政府结合起来，并且吸收当地工业。
新发公社实际上是在九月初成立的（实际的决议则是好几个星期以前就通过了），因此，它是早期公社中的一个。
“我们于是能够着手进行灌溉工程，”白正华说，三年之中，我们修起了二十公里长的灌溉总渠和许多支渠。我们可以着手平整土地了，以便进行机耕和机收。我们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五千七百户人家，一共有二万八千六百人，五万四千亩可耕地。劳动队伍分成十个生产大队和五十二个生产队。”
从变工队到人民公社的成长是个生动的例子，它表明，当一件事情办得合乎人民的要求时，发展的速度有多么快。新发从变工队、互助组到初级形式的合作社，经过了六年时间，又用了四年时间提高为社会主义式的高级合作社，再用两年时间，采取了这最激进的一步，成立了人民公社。如果认为这能够用高压手段达成，那绝不是现实的看法。世界上从没有那么多的枪支，足可以使五亿中国农民去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情。说起来，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的枪支是在他们的手中。
在中国农业的辩证发展过程里，从四户到六户人家的合作，发展到四千户到六千户人家的合作，始终有一个特点。这特点便是，每前进一步，就解决了一些老问题，可是又产生了新问题，如果不想停滞，而要解决新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再前进一步。每向前重新迈进一步，就要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对集体利益给予更优先的考虑。
因此，互助组的成立解决了更好地使用劳动力、畜力和农具问题，但是在谁的土地应该先耕先收的问题上就引起了争论。当第一批合作社成立时，这一争论不见了，可是到了年底分成时，又出现了对百分之四十的收成要以入社土地、耕畜和农具来计算的争论。成立了社会主义式的高级合作社解决了这一问题，却又出现了它自己的问题：怎样解决大型工程的问题，这样的合作社如果要适当地发挥效能，就要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这项决定性的突破，连同农民思想状态的改变，出现于一九五六年，那时，土地、农具和耕畜的私有权都取消了。这一措施之所以能够实现：第一，贫下中农占了合作社成员的大多数；第二，他们的财产本来就不多，他们主要是以劳动入社，所以并无损失；第三，几年以来，他们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也同样提高了，他们能够为自己发言讲话了[注]。这些措施并非没有受到过去的上中农和富农的反抗，当我们在一些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刚刚成立前往参观时，这种情况都明显存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也存在着这一抵抗的情况，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也显示得很清楚了。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了，阶级斗争已告熄灭，而毛氏坚决反对这一提法，上述这一情况，便是原因之一。
[注]在合作社初期，总是由最能讲话的中农作出决定。
新发并不是一个特别先进的公社——粮产量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二年之间从每亩地三百一十斤增加到四百二十斤，比起邻社来要低得多，可是白正华指出，这是因为，公社靠近哈尔滨，他们一方面生产自己足用的口粮，另方面为城市生产蔬菜、鸡蛋和肉类等等。“当我们在变工队的阶段时，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任务，只是自己顾自己，”他说，“可是去年我们供给哈尔滨三万二千吨蔬菜，加上四千吨马铃薯、一百六十吨鸡蛋、一百五十吨奶粉、一百吨三鸟、九十吨鱼和五千头生猪，共值九百八十五万元，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建立了人民公社后，有差不多一半耕地得到灌溉，又平整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机械化。公社有四十一台拖拉机和二十辆卡车，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运到市场。我们每一年都投下资金，购买新设备。一九七〇年，我们打了六十八口井，投资购买了每台价值二万元的电动泵；一九七一年，我们买了修建三百亩暖房的塑胶材料，我们今年把暖房兴建起来；去年，我们投资在轮浇灌溉设备上，今年，我们在等待会计方面提出有多少利润的报告然后决定怎样投资。”
奶粉厂最初是由手摇机开始的，慢慢用公社技术人员制造出来的设备走向机械化，牛奶通过喷头喷到在滚热的转筒，表面上，生产出含脂百分之三点五的粒状奶粉，在热水或冷水中都可以立即溶解；装在塑胶袋或贴有整整齐齐商标的罐头里，新发公社的“孔雀”牌奶粉在各个方面（包括包装）都可以赶上国际水平，以全年一半均生产量来计，每天可以生产半吨。除了奶粉厂以外，还有榨油厂、粮食加工厂和一个机器厂，用以维修卡车和拖拉机——还比不上南方各人民公社的那些大工厂。
有一间二千四百名学生的高中（一百个学生住校），有十二间小学（共有四千七百名学生），可以收容公社的学龄儿童，三百名教员中，只有六十四名不是由国家派来的，其余的则是在大学毕业的一百多名公社年轻人中选来的。在我们访问的时候，有二十多名公社学生在读大学。
在最早成立的人民公社之中，我们访问过北京郊区的“中保友谊公社”（保是指“保加利亚”）。它成立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把有四万人口的几个合作社合并起来。我们提出了“为什么建立公社”，“为什么在那时候建立”等问题，公社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当于后来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明答道：
“那年年初，一个大水库的计划拟定好了。可是，就是最大的先进合作社也没有那么多人力执行这个计划。而且，当时还存在着一个问题，要想把灌溉渠的高低位置正确地确定下来，必须附近的几个合作社进行协商。这可不容易达成协议。当我们读到了把合作社合并起来成立更大的社的消息时，答案摆在我们眼前了。正常的水源，意味着更大的收获，修建一条灌溉总渠，可以在每一个合作社中灌溉更多的土地，多过每个合作社自己修渠所灌溉的土地。我们与过去达不成协议的那几个合作社开会。这次共同决定修建一条灌溉总渠。大家也就几乎一致决定，合并成一个公社。”
我们在一年之后重访了这个公社。粮产量在第一年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每亩可以达到接近三百六十斤，每户人家的平均收入，在头一年从四百七十九元增加到六百元多一点。十四年以后，粮产量每亩提高到七百五十斤，水果和蔬菜也有了适当的增长，以供应北京市场。一九五九年建了一个小工厂，生产钢筋水泥柱，来支撑葡萄藤；这个工厂发展为可以生产最大到二十吋口径的钢筋水泥管，作为地下灌溉渠的管道，以备在轰炸时使用。不同口径的水泥管还输给邻社使用。
这种专业是很典型的，每个公社都有不同的做法，以供应全县需要——县是公社稍上一级的行政和经济计划单位。就是在最早期时，你也可以发现，这个公社生产大车的木制底盘；那个公社生产大车的钢轴和车轮（从自己的小鼓风炉和沙模制出铸件），再一个公社制绳缰，中国农村不大使用皮缰。公社之间在固定价格的易货基础上交换配件。其后，也正像变工队逐渐变成公社一样，这些小作坊也合并到一处，这个公社擅于造大车，那个公社善制犁、耙等等。可是，每个公社从一成立起，都建立自己的修配厂，里面有充分的车床和机械工具。还有一些小工厂为自己的产品加工，为自己的生产服务。例如，“中保友谊公社”就承继下一个织毡厂，因此他们又建立一个小厂，从木醇生产染料。它也同其他公社一样，从成立时起，就有自己的砖窑，供应公社的建筑需要。
由于成立公社的要求是自下而来的，成立的规章并没有一定的标准。社员们自订规章制度。因为大多数社员过去都受过苦，而且不到十年之前还是过的苦日子，于是成立公社食堂的想法（放开肚子吃，剩下的粮食，在付了百分之十五农业税之后，把余粮卖给国家）颇有吸引力。我们访问过北京地区一个新成立的公社，它的主要生产任务是饲鸭，就是外国宾客都喜爱的著名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我们看到女学徒们好像挤牛奶的姑娘一样，坐在凳子上，把鸭子夹在两条腿之前，向下填喂饲料卷，把鸭脖子拉长，以便饲料卷容易落肚。其目的是要在孵化后七十天内成长六磅重的鸭子。鸭子一离开填鸭姑娘的手指，便一摇一摆地找地方休息去了。
我们在引去参观公社食堂时，看见了正在蒸很香的玉米馒头，还有很丰盛的蔬菜，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确确实实闻到了扑鼻的烤鸭香味。
我们向向导询问，吃饭不花钱的原则会不会造成吃光利润的危险。他有些尴尬，只喃喃说过，“反正一个人只有一个肚子。”这件事就过去了。
说起来，如果农民自多少世纪以来，首次吃饱了肚皮，谁又能责备他们呢？当批评者提到这一点时，毛泽东的反应正是如此。免费饭堂是一时出现的过左倾向，很快就纠正过来了，饭堂在许多公社中还是存在的，但是登记得清清楚楚，以便保持“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后来，一些比较松动的公社工作原则订定出来了，这是根据大多数人自己采用的工作规章而来的。
公社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会使那些专门注重成本会计的经济学家搞昏了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一九七三年初夏访问中国时，发现北京街市上的番茄和其他的易烂水果和蔬菜，在天快黑的时候，如果还有大批未能售出的存货，便降价出售，他高兴得跳起来。他写道，永不改变的供求法则，就是在人民中国，也依然实用，虽然他承认，中国的经济使他感到迷惑。如果他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与我们一起访问了北京的四季青公社，在我们探讨这同一问题时，他会更加迷惑。
“我们与北京蔬菜公司订了合同，”为人机警、棕色脸膛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贾春龄说明。“价格是国家定的，一直保持很平稳——有时对国家不利，因为付给我们的钱不是按供求关系来订的。例如（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请注意），一斤番茄，国家给我们七分钱，可是他们在北京只卖三四分钱一斤。”
“如果今年的收成特别好，”我们问道，“你们的产量比合同所订的数量超过了很多，怎么办呢？”
“国家鼓励我们增产，还是按标准的合同价格收购。粮食除外，要是缴了公粮之后，还有余粮，国家会比合同上所订的价格，给余粮多付百分之三十。”
“永不改变的供求原则”是由高级领导的某一层来控制的，希望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有利，对余粮付出百分之三十的提价（全国皆是如此）显然是对粮食生产者的物质鼓励，以期增加努力。不仅如此，根据我们的调查，国家还使用降低各公社每年自报的下一年生产指标数字的办法，鼓励超产。国家分配的公粮数额比较低，就几乎等于保证，收成的一部分，必可拿到百分之三十的价格奖金。
农业税的处理也同样会使正统经济学家（更不用说那些税务人员了）为之大惑不解。在解放前的日子里，农民的收入起码要有百分之五十或六十付地主的地租和税收。公社成立时，定出了一个固定的数额作为农业税——通常是一九五八年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公社成立之后，产量跃增得很快，这个数额（不是比例数）在三年后向上调整过一次，可是自此以后，就一直保持稳定。产量增加了，副业发展了，农业税的比例显然是下降了。四季青公社一九七三年时，农业税降低到百分之二点八，比全国平均数百分之四还要低些。
农业税因地点不同，以及国家给予特殊照顾，各地均有不同。一个位在贫苦地区的公社会付得少一些，一个在富庶而条件很好地区的公社会付得多一些。如果一个公社遭了旱灾、水灾或自然灾害，农业税可以免除。我们可以用河北中部石家庄附近的正遵公社为例。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农业税一直是八千三百元，虽然在同一时期，公社的总收入已由一百七十万元猛增至三百九十万元。一九七二年，农业税只占了这个公社粮食产量的不到百分之四。
国家还从生产队购买少数数量的粮食，视种植面积、总产量、实际消费和积粮数目而定。如果生产队根据社员的一致意见，卖的粮食比定额还多，则国家对这部分粮食所付的价格，要比一般的收购价提高百分之三十。全公社在一九七三年售卖了六百四十万斤粮食，是国家定额的二点五倍。
在收成不好时年份，国家对于灾区或是减少、或是全免农业税和商品粮定额。滦昌县一九六三年既没有向国家缴农业税，也没有售卖商品粮，因为那一年大雨成灾，遭到水淹。相反，它从政府那里领下了大量的免息贷款、食物和衣服。
公社组织的三级（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本身）管理机构，是由每一级的全体成员开大会选举出来的。生产队选举出来的机构名叫领导机构，大队和公社的一级，则名为革命委员会。最基本的单位——生产队，是一个在公社工作里有这种或那种专长的工作组，例如田里的活计、养猪、维修机器开拖拉机等等。在大多数公社里，由基本的会计单位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按工分分配酬劳。“领导机构”成员也在田里工作，也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按工分拿酬劳；至于他的行政工作，则另外由社员所定的标准计算时间给予工分。大队通常相当于过去的高级合作社，它所担负的工作要超过个别生产队的能力，例如进行有利于属下各生产队的小型灌溉工作，防洪工作，还管理米机和食物加工场、机器维修站，照料小学和小诊疗所。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几乎都是天天下地的农业劳动者。
在金字塔最上面的是公社革命委员会，它的任务远远超过经济管理。在经济方面，它掌握着超过大队工作能力的任务，管理拖拉机和重型机器站、农业机械和水电站，化肥厂和扬水站。它还照料行政事务、安全和军事事务；它办理中学和技术学校（大部分教师由国家供给，但由公社按工分制付给工资），可以进行基本开刀手术的诊疗所。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显然几乎都是全日行政人员，但是，他们每年必须有六十天像普通社员一样地劳动，这是为了保证他们不会发展为官僚。他们的年薪同样是按同样劳动标准、按他们对待工作和对他们的社员的态度来计算的，与一般社员的计算办法并无不同。
正如我们在以后谈到工业时也会提到，这样的公社管理制度，是为了防止出现特权管理阶层。这个制度，加上选举管理机构的基本民主原则——包括有权在任何时间可以将表现得不令人满意的管理成员撤职，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出现漏洞，而产生特权或自发的官僚主义。农民们的确认识到，自己是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的确是如此。
一九七二年一月号的《中国建设》杂志说，人民公社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农村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单位……简言之，人民公社是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领导，统一起来的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人们很难否定这一提法。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不同意“无产阶级政权”这一名词；苏联理论家则把农民列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从这一名词的真正意义来说，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不是财产所有者。他们是靠出卖劳动力给地主而生活的。[注]自从成立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工资完全按劳动分配、合作社社员掌握着自己的政治事务，“无产阶级政权”这一名词是适当的。
[注]当土改法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通过时，农村社会各阶级是划分得很清楚的，贫农（占大多数）是那些必须租地来耕，受到地租高利或雇工的形式剥削的人……佃农或无地农民是那些既无土地又无农具……完全或主要依仗出卖劳动力而生活的人……中农，后来称为下中农是那些完全或主要依仗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人。总的来说，他们不剥削别人。他们大多数则被人以地租和高利的形式加以小规模剥削。上中农（在土改时，并没有碰他们的土地），是那些主要依靠剥削佃农，但也自己劳动的人；富农和地主则完全依靠剥削生活，主要是地主的财产在土改法之下被没收。
当采取剧烈步骤，宣布农民今后不再对于土地、耕畜和农具享有所有权、并自其取得收入（这是对于农民小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真正致命的一击）时，取代的办法就是极为仔细的工分制。在讨论工分应该如何计算时，每个社员都站起来发言。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最公平的方法，以保证做了十成十的全天工作，就可以得到十成十的工分。普通来说，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平均定为十个工分，如果你超额完成任务，你可以拿到十二个或更多的工分，如果你完成不了任务，也许你就只能拿到八个或更少的工分，或者加班工作，将任务完成。在我们所访问过的公社里，有一些社列出一百五十种工作，每一种都标明大家所同意的工分数目；大家的工分，每天晚上由那几位负责算工分的人来计算。随着日子的发展，显然也有些调整；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妇女，对于那些愿意帮助和训练青年社员的人，以及对于其他，还有津贴。
变工队之所以能够发展为公社，并且发展得那么快，那是因为，每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都带来了经济发展。那些原来对于合作表示极度怀疑的人，后来成了推动组织高级形式的先锋，因为他们看到，每一次改动组织，都使得单位产量出现跃进。虽然在公社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农业跃进出现了一些停滞，但是我们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所访问的人民公社，都一致认为，如果没有一九五八年以来所修建的大灌溉渠和蓄水工程，农业损失还要大得多。
令人感动的一个方面，是工作推进化的一致性，不论是远在东北的哈尔滨附近，是在首都北京，还是在远在西南的四川省重庆附近，都是如此。在比较落后的乡间，变化就更为巨大了。
在重庆的长江对面的花溪人民公社，我们会到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叶允正，是一个开朗、戴眼镜的现代青年。看起来很像一名极热忱的大学毕业生，而不像一个管理三万二千五百人口、七千三百一十户人家的农村当家人。这公社是一九五八年十月成立的，由九个社会主义形式的高级合作社合并而成。它座落在山峦起伏的标准四川山区里，有两万一千亩耕地，其中九千亩种粮食，其余的种水果、蔬菜、药用植物和其他供应重庆市场的副业。“我们这个省的特点，”叶允正说明，“是小山大山起伏，天然难以灌溉。可是自从我们成立公社以后，由于财力和人力都充足了，我们就能够灌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过去是种一造，现在是种两造。从前，我们虽然就在长江旁边，可是经常缺水，十年九旱。我们现在建立起抽水站，把长江的水抽上来，到达我们能够分水的地方，我们还在河谷中修建了一百一十九个水塘。我们现在一共有二百八十万立方米的诸水量，三十条灌溉主渠，共长十六公里，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是很长的了。
“自从公社成立以后，这些年来，一共投资一百二十万元，建立了五十一个大型抽水站，五十五个流动抽水组，可以从水塘提取存水。
“因此，”叶允正兴奋说道，“虽然我们在一九七二年遭到了前所未见的严重干旱，我们还是每亩生产出一千多斤谷子。”（一九七二年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干旱的一年，范围几乎遍及全国——除了东北，灾情各有不同。）“我们把所有抽来的水量，集中在水电站，生产出足够的电力，供应给所有的住户和加工厂，剩余的电，我们售给国家。每一户人家，按照人口多少和电灯泡度数大小，每个月付三毛到八毛钱的电费。在公社以前的日子里，这个地区只有一条公路可通。我们修建了二十五公里的道路，把十二个大队和公社中心联系起来。”
我们所参观的大队的商店，商品与北京的百货商店差不多，而且价钱相等。它们是重庆市商业局经营的，只是服务人员由公社付薪。在保健方面，社员付登记费五分钱，家庭成员每人每年缴纳一块五毛钱保健费。如果是诊病，医生的两毛八诊费中，他们自己付一半，其余的主要医疗支出，由公社从福利费中拨付。公社有一座五十张病床的医院，每个大队有一处诊疗所，每个队有一组“赤脚医生”和急救站。公社医院的设备足够施用各种手术。
在计划生育方面——这是旅行中国的人近来都会碰到的问题，这个公社做的成绩比全国的情况要好。出生超过死亡的自然增长率，在一九七二年只到百分之一点六；一九七三年还会进一步降低。避孕药免费，女人自愿打胎、男女自愿绝育（这在中国某些部分相当流行），都可以免费动手术，而且可以有受薪的术后休假。（出生超过死亡的全国平均增长率，官方提供的数字是百分之二。）
我们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曾在牛奶场中度过不少时候，我们对于公社差不多一共有三百头黑色和白色弗莱辛型乳牛这一事实，并不感到有什么过于深刻的印象，可是这些乳牛一年可以供给三百七十五吨牛奶给襁褓中和幼儿园里的孩量喝，以及给当地工厂的工人喝（他们现在已经有条件喝牛奶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来是蓄水防旱的水塘，变成了鱼塘，很奇怪，鱼群已经驯化得可以靠吃青草或干草长大，鱼塘管理员只要向塘里抛一把刚割下来的青草，鱼塘里就像开了锅一样，鱼一批批地浮升到水面来。每亩鱼塘，每年的生产量可达一百六十斤到三百二十斤，除了向社员们提供了可口的食物之外，每年有七十五吨鱼供应给重庆市场。这两种吃草的鱼，一种是鲤鱼，另一种是肉比较结实的鱼，我们在那里访问时，足可以证明其美味。在我们的农业经验里，计算每一亩可以产多少重量的鱼，还是没有过的事，所以无从就它进行比较。只有主观地欣赏这种吃草的鱼的味道。冬天它们喂以干草。
“深挖洞、广积粮”，是目前的全国性口号，是毛主席本来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的发展。在花溪人民公社，我们发现，全部储备粮——包括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和家庭的分别储粮在内，共有两百三十万斤，年年还有增加。这些粮食都倒在大粮仓里，使用的时候，从下面取用，这样，储备粮就可以经常调换，增加新粮。这足够六个多月的食用，以便应付自然或人为灾难所带来的空前和难料的全部失收。花溪人民公社现在已是一年两造，正设法在两造稻子之间，插进第三造——麦子。不过，就是在一年只能种一造的地区，诸如哈尔滨和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储备粮足够吃一年。
有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发展：花溪人民公社，同我们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访问的一些人民公社一样，已经取消了工分制，取消了耗费时间的日日计工，而代以按劳动日付给工资，每三个月计算一次。这个决定一定会使会计部门长舒一口气。多少年来，大家已建立了互信，每一个劳动力都会尽力干活。仍然需要用劳动日来计价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妇女得拨出一部分时间做家务工作，一些年轻人在放学之后做几个钟头工作，老年人做半工等等。按劳动日而不按工时，代表着沿着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路，又向前跨了一步。
毛氏跃进到人民公社，并没有跃进到黑暗。它是以对农民群众的真正信任为基础，而并非只是煽动性的口号。如果这一跃进只是煽动性的口号，那么，从农业来说，中国早就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了。
第五章 五万个无警察国
人民公社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在普通认为是大约七亿五千万的总人口中，占六亿多人）居住的地方；（注：虽然它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它们越来越成为整个国家结构中的重要环节，它们每年缴纳农业税，按配额把公粮售给国家，并且通过所属县份的领导组织，取得必要的接触，可以按照整个国家计划，来制定每年的生产计划。但是，说起来，它们多少有一些像一个国家之内的五万个国家。
关于它们的经济任务，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中国多次进行了调查旅行之后，曾经给予很好的界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口组成公社，各公社自己负责解决食和住。公社的余粮供给其他人口的食用，并且向工业提供原料（尤其是棉花》。”（注二）
[注]：中国官方新华通讯社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报道，中国人口“超过七亿”。
[注二]《中国一九七二年经济管理》——琼.罗宾逊著，伦敦英中教育研究所出版（一九七三年三月）
它们差不多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地方分权化（虽然尚非“国家权力的消失”），这是毛泽东的哲学的要点，与刘少奇和他的高层支持者的意见完同一对立，后者认为应该维持着中央集权的大国，通过一个层层组织的管理机构管辖一切，一直管到家家户户。就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访问者也会发现一件事：国家权力的普通特点并不存在。公社虽有民兵，却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如果再向下查问，也没有法庭或监狱。就一个经常有三万到四万人口的社会组织来说，起码这是令人吃惊的事。
我们在访问公社时，经常询问的问题之一，是犯罪问题，经常所得到的答复，总是先有这么一段话：“只要阶级社会存在，犯罪就会存在，在公社里，还有过去剥削阶级分子，可是——”说到这里，便总是转为指出，犯罪几乎是不存在的。前一章提到了“中保友谊公社”，当该公社成立一年之后，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说：“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只是一些盗窃政府财物的小偷，和一些虐待牲畜的人。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暴力犯罪。”在我们一九七三年夏天访问重庆附近的花溪公社时，回答是：“自从公社成立以来，犯罪并不是、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有人偷了别人的自行车。可是我们这里人人都彼此认识，所以绝不可能就此了事。过去从来没有自行车的人，谁要是有了一辆，社员就会觉得奇怪。他们会仔细端详它，爱慕它，问他花了多少钱，在哪儿买的。如果传说什么人的自行车被偷了，人人马上就会知道谁是犯人。”
“那么怎么办呢？”
“生产大队和公社都有公安委员会。丢掉自行车的人会向大队公安委员会报失，说明情况，登记号码。如果当地查不出头绪，社里其他大队以及附近公社的公安委员会，会接到联系。”
“如果发现了犯人呢？”
“他会在他的大队会议中受到严重批评。他会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赔偿自行车的任何损失。”
我们追问，如果发生了严重犯罪——例如谋杀，怎么处理。“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初期，有一些放毒案，那是被迫潜伏的阶级敌人干的。干这种事的人，马上给他们的邻居发现了。公社公安委员会的成员逮捕了他们，交给县当局，在那里审讯。不过我们在处理轻微犯罪时，原则是在本单位进行再教育。”
每个生产队，以及生产大队和公社，除了公安委员会之外，还有社会事务委员会。“它们的工作是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就先予解决。”花溪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叶允正说。“例如，在光明大队里，有一对老夫妇突然闹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在家里又吵又闹。有一天，他们分了家，分别把自己的东西搬到外面，声言离婚。社会事务委员会的人去跟他们讲和，先是个别地谈，然后凑在一起详谈。他们发现，争吵的最大根源是误解，这不能通过争吵来解决，只能通过协商来解决。一切都澄清了，从此以后，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有四年多了。”
我们很想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之下，国家能够进入公社的地段——例如，在寻查一名在县城或公社以外的其他地方犯了罪的该社社员。这是一个架空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询问的公社，没有一个承认有过这类案件。不过，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有这样的案子，县公安人员可以与公社公安委员会接头，提出此案。被控告的人将由公社公安委员会进行调查，如果案情不严重，将以公开批评来处理；如果案情严重，就将他交给犯罪地点的县当局。”
很明显，在我们询问犯罪问题的几十个公社里犯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领导人员时时感到奇怪，为什么刚刚严肃讨论了他们的真正问题——生产、管理、灌溉和房屋等等问题后，我们会突然之间转换到一个他们毫不感觉兴趣的话题上。同样明显的是，人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像个大家庭一般，它所产生的社会压力，是有利于社会道德的一项有力因素。更不用说，由于食物、衣服、房屋（虽然水平不高）已不再成为问题，犯罪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已不存在。当事情出现了岔子的时候，总是用根据“常识”而来的“常法”来加以解决。
例如，我们的一个朋友（已故的工程学家，留学美国、国际知名的叶柱培）的儿子，在骑自行车时，撞倒了一位社员。他在骑车赶路回家的时候，一阵狂风吹来，把他的草帽吹得遮住了眼睛，一位老人家正过马路，一撞之下，撞断了一条腿。路上行人帮助他把那老头拾到公社诊疗所——是在北京郊区。公社公安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处理。这件意外显然不是故意的，但是大家认为这个青年人太大意，以致一位老社员断了腿。不过，没有人想到找警察来。
老人家的腿在公社医院接骨时，公社公安委员会经过讨论，作出了那个小伙子乐于接受的判决：
“那位老人家一个人过活，所以你最好搬过来照顾他，一直到他腿好。你可以从这里骑车上班去。”于是那小伙子搬来与老人家同住，给他买东西做饭。除了老头喜欢吃肉、小伙子喜欢吃素之外，两个人很投机。腿好的时候，他们分手了，可是从此交了朋友。在公社里，你时常会看到用常法来解决问题，人们解决他们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像大多数社会那样，动辄就要搬动法律。
的确，当你想解释“人生的意义”时，这种生活态度便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个重要的因素，是可以使社员们相信，他们才是（用最表面的字眼来说）“自己命运的主人”。
你在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街道委员会，可以体会一定程度的社会团结力，以及它所带来的道德观，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特点，我们觉得，其来源可能是多年的旧传统，而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充分发挥出来。人民公社保持和发展了集体价值，这一价值，在中国从未断绝过。从早期的原始共产主义，通过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时，穷苦人（他们总是占绝对多数）的集体和合作生活的价值，一直延续下来。地主、军阀和其他统治力量在当时曾对这些价值展开残酷的镇压。一个集体能够生存下来，经常要仰仗于合作的努力和社会的良知。路易.艾黎在抗日战争[注]时曾经组织过合作社，那一组织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民很希望一起工作，很愿意一起工作。西方自己经常吹嘘、而旧中国统治阶级也沉迷其中的个人主义，一直被中国的劳动人民所蔑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批当地产品是“买办”（这个名词在中国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是那些为西方贸易商（他们用枪炮强迫中国打开门户）和当地商入之间充当掮客的个人主义分子。他们几乎被社会上所有各阶层的人所蔑视，被视为社会价值的违犯者，跟着外国帝国主义赚钱致富。
[注]本书另有一章专写此事。
对中国最有透视力量的观察家们已经指出，集体价值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著名生物化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李约瑟博士，一九七一年六月在给日本报纸《每日新闻》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了下述观点：
“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对于核心的家庭生活、以及它的传袭，看得价值那么重，责任感一直推及祖父母和老年人，带着尊敬和了解的心情照料他们，而且由他们推至整个社会。”（在中国，许多人民公社设有“敬老院”，没有直系亲属可以照料的老人，都在里面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美好条件之下的照顾。》[注]解放全国的力量，特别强调人跟人的关系，为了继续教育工厂和农村里的普通劳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更加重要了，它使每个人都感觉到对别人负有责任，这就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实际生活中时刻都有其意义，这样，就打破了许多旧观念。人民公社在这一切之中，成了更大力量的源泉。
由于同样的感情，曾在中国指挥与“工业合作社”有关的技术训练学校的牛津毕业生乔治.贺格，在抗日战争期与中国各阶层人士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八年之后，这样评论道：“在农村里，情况仍然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行为端正，他就在周围受到赞许，他就很有名誉和面子，如果他们的品行不正，缺乏道德，则面子和名誉就都扫地了。”贺格很欣赏地引述了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里查.唐尼的著作《中国的土地、生活和劳动力》里的话：“是习惯、而不是法律，规定生活的范围，是伦理、而不是神学或政治利益，给生命以意义……”，他认为，这几句话与他自己的看法相同。
[注]李约瑟博士是剑桥大学Caius and Gouville学院院长，七卷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作者。
贺格曾经对于未来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预测，可惜他因早死而未能亲眼得见。他写道：“思想意识的集体化，虽然在目前的浮动社会中，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来源，但是，当人民一旦有了更新、更激烈的思想方法，以冲破官府的桎梏，那时也将证明，它是非常宝贵的遗产和唯一的力量来源……”[注]他发表这一意见时，正是日本人在沿海城市和人口最密地带进行大屠杀，以致有六千万难民逃入内地，使得中国社会遭受了大变乱。
我们在虹桥公社（上海地区的一百九十七个公社之一）提出了犯罪问题。我们心想，从前的上海一向与芝加哥争一日之短长，看看谁是世界上犯罪事件最多的城市；因此，我们也许会拿到一些丰富资料。这公社有二万六千多人口，住在两万亩土地上，怎样维持一般生活的问题，一定很尖锐。
“犯罪，”健壮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晓政（过去是种菜的）说，“在我们这里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经过学习，都要去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有人偷了东西，他会受到批评，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如果他继续进行反社会活动，就要把他送到县里去处理。可是，多少年来，并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我们询问，这个地区过去的地主，有没有问题呢？他们怎么样了呢？
“啊，那又不同，”刘主任说。“在这个地区，过去的地主有四十三名。我们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像我们其他的人一样工作，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他们也跟其他的人一样，根据工作拿钱。他们之中，十九个人发展得很好，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成了全社员。另外十个人比较好，被接受为‘准社员’《他们没有投票权》。其余十四个人仍在改造中。我们必须加紧一些对于他们的工作。在其他地区，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曾经犯过大罪的人（例如曾经杀过他们的雇工）是很严格的，有一些人被枪决了。可是，在我们这里，问题在于通过工作改造他们，让他们认识过去的错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一旦去掉，他们在社会里就毫无立足之地了。”
[注]关于乔治.贺格，后面有一章详加介绍。上面所引的话，引自乔治.贺格逝世时的未完成遗稿。其后，列入《成果》一书中。路易.艾黎写《成果》一书，是为了纪念一小批西方人士中之一人，这些人在抗日战争或内战期间，为中国献出了生命。
自从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干部一直不懈地努力，推动有力的政治教育，以加强劳动人民的集体观念。这帮助解释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民，在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里，能够安谧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不用外边的干涉，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社会团结和安定也有另一项因素：在公社里，孩子们虽然在外地接受基本教育，却不会离开当地而去。他们是在本地受教育的，如果长大之后要受较高级教育，先在公社初步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出去读书，通常都是回来，回来时，工作已经在等待他们，这些工作足可以吸收他们在受训时所获得的专才。老师们，就是那些由国家从外面派来的也一样，也是在公社扎了根，像其他社员一样，按工分制受薪。孩子们在各项问题中长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生产大队级有小学，公社级有中学。外来的教师很快就会觉得如同在家一般，并且因为有学识，而获得一般人的尊重。这在中国到处都是一样。
例如，在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里，我们遇到一位来自湖州的女教师，湖州（吴兴）是太湖旁边的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她因为三个孩子中间的一个，患了小儿麻痹症，腿脚不便，所以很想下乡。她承认，离开城市，前往一个素无所知的乡村，心里有很大顾虑。
“这座小村庄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的旁边，船刚到码头，整个学校的人，和半数学生的家长都出来了，敲锣打鼓迎接我，”她说。“那真是动人。然后，那天晚上，生产大队负责人来了，问我喜欢不喜欢这座学校。他们清理了一处旧坟区，修建了学校——几天就修好了，正是我听希望的那个样子。三间教室，前面有两间小房，是给我自己住的。他们送来我做饭所需要的东西；有一些学生负责给我打水，另外的孩子负责每天把我的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背到教室。从第一天起，我就被包围在友爱之中，我从没有过这样听话的学生，没有过在教学上有这样的满足。我的丈夫也是学校教师。他时常来看我，打算说服我回城市。我向他解释，我觉得我已经属于这地方，我已经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我已经成为这些儿量发展的一部分，从此不愿回城市了。我曾经对于农村有一半担心害怕——因为它是个未知数。我到这儿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义务，也因为我觉得未经污染的空气会对我的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有好处。可是自从我到了这里以后，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快乐，觉得我的生命更加有用。”我们听到过许多从外面来的教师，同样表示这样的满足。
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等教育机构设在公社里，这一事实，解决了从农村区域流入城市这一尖锐矛盾——就许多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来说，这一尖锐矛盾实在是怕人的噩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像中国人民公社存在的教育机构，只有在附近的大城市里才有，就算学生们愿意回到本地任职，他们也通常是无法发挥他们的才能。再加上他们在上中学时所沾染上的城市生活作风，其结果是青年人不断流向城市，只要那里有任何职务以便他们留在城市中，他们都愿意做。在人民公社里，公社可以完全回收它的教育投资。
在人民公社或在其他地方，中学毕业生要先工作两三年，才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申请考大学，必须要由学生工作的所在单位推荐，部分标准是看他等待工作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态度。到了学生离开本地，前往大学时，他或她的根基将深深埋在本单位的土壤里，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必然是“本农村所需要的知识”。他们经常期望着回家的一天，带着发生学和农学的专业知识；或作为水利、电气和机械工程师、林业专家、医生、学校教师、会计等等，为提高生产大队工作的科学和技术水平作出贡献。青年人留在本人队，并且协助把公社的不断发展的活动多样化起来，以便每个单位都可以自给自足。工作是很多的，足可以照顾每个人的喜爱。生活是多彩多姿的——永远有像他们今天所说的“攀登顶峰”工作待做。
有沙漠需要征服；有水和油需要从地下取出，有太阳光等待利用，他们甚至于谈论从空气中发电——青年人只需要抓住这些工作的一部分便够了，这一工作成了对于先进新技术的挑战，要使这些新技术为公社使用。他们为自己的原有生产大队而自豪，凡是本大队做过什么征服自然的工程，他们总会自豪地指出自己会经参加。
公社的中学校有设备很好的试验室和工厂；试验工作在附近的田地里和大队工场里进行。青年人被鼓励掌握几种专长。一个拖拉机驾驶员不仅应该是第一流的机械人员，而且也应该作车床工人或选种专家。公社社员应该可以互换工作。从技术来说，换得越广泛越好。
在前面提到的虹桥人民公社，我们发现，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名总人口中，九千六百名儿量在公社的十五家小学和六家中学上学。在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不下于二百〇六人，而且原来是本公社的人，四十二名是西医，在公社医院和十六个生产大队诊疗所工作。本地的大学毕业生之外，又有四百三十名“受教育青年”（这是革命委员会刘晓政的提法），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村，接受农民的教育”。其中有一些，后来被推荐重入大学学习，其他则已落户，担任拖拉机手、技术人员、医生和教师。过去种菜的刘晓政说，“贫下中农把这些受教育的青年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土生土长和外来的知识分子是财富，已经产生了动人的成果。虹桥公社修建了二十一处大型地下抽水站，每个站都装配在坚固的钢筋水泥深坑中，它沿着一百三十公里的地下水泥管输水，灌溉土地，有二百一十六个电动水泵把水抽送到地面高度，这样，整座公社的土地就可以随意灌溉了。为什么要装在地下呢？仍然是那个回答：“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备战。”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下灌溉系统之外，还有五个小工厂，生产农具，或者修理拖拉机和水泵，有一个制造杀虫药的工厂，另外一个将剩余水果和蔬菜加工制造罐头。
我们参观了修理厂中的一个，一共有二百三十名工人，在六个相当宽大的厂房中工作，共有五十七部车床，据厂长说，足可以进行卡车、拖拉机和电动水泵的任何修理工作，甚至包括制造零件。他指出几部由一些大学毕业生特别设计的车床，由一家上海工厂制造，虹桥公社与这家工厂特别挂钩。（只要地理情况许可，每一家人民公社都与一家高等教育机构和一间工厂挂钩，他们可以派遣本公社的学生到学校去接受短期课程，或者去工厂工作。）
“我们社员与受教育青年直接接触，对两方面都有好处，”刘晓政说明。“我们互相学习。青年入学习我们的朴素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学习我们在农业中的实际经验；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理论和技术知识。大家一旦有了信任，我们的农民就会提出各种有关增产的问题。青年人朋动脑筋，集体学习，来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这一地区的稻谷生产量，从解放前平均每亩不到一百六十斤，提高到一九七一年的八百多斤，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又有了更大的增产，主要是由于他们工作得好。”
在边远的落后地区，人民公社所带来的变化就更加惊人了。在最荒凉、最落后的地区——西藏东部的毛儿盖，是“长程”中一处著名惊险的关口。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里描述了少数民族蛮子的女酋长对汉人的一切有着刻骨仇恨，却对于“红”和压迫他们的“白”，毫无区分。在她的命令之下，蛮子带同他们的牲口撒到山上，从山上滚下大石块，砸死许多红军人员和牲口。为了生存，红军的铁则之一——买东西要给钱，只好违反了。他们有很多钱，可是没有人愿意要钱。他们被迫拿取可以拿到的东西，有时为几头羊打一仗，有时在田里割青稞。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有朝一日，我们必须向蛮子和藏族付款，以酬报当年我们被迫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粮食。”[注]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人民公社，就是偿付这笔债务的办法之一。
这一地区现在已是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成为羌族自治县，羌族便是过去被称为蛮子的少数民族。阿坝自治州的首府是马尔康，这地方过去是一个很小的鸦片贸易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毛泽东所率领的主力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川北四方面军会师的地方。在过去的日子里，这里并没有公路，只有山崖旁上开出来的小路，陡峭的河谷上架着竹索吊桥。货品的运输都是由贫苦不堪的脚夫，背着难以忍受的重担，一步步沿着小路前进。这是一个落后野蛮的区域，有三名藏族贵族和一批小贵族，经常互相打斗，牺牲的都是奴隶和农奴的性命。
[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原著第二〇四页。
现在，那里已经有了近代化公路，我们沿着公路乘汽车从灌县经汶川县，前往马尔康，经过一座为了便利这地区的卡车常川来往而新建的吊桥，跨过岷江。四川平原到灌县为止，从那里，就进入了带着雪帽的高山、密厚的森林和奔腾的河水的地区。马尔康在清泉河河曲，建有近代化的砖楼、大会堂、医院、工厂和商店；我们又在另一条吊桥上跨过河水，访问了阿迪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大队领导人们在桥头上等待我们到来，他们的身边围着一群天真活泼的孩童，我们被介绍给一位主妇型的藏族妇女相见，她是大队主任。由于言语的原因，又因为要节省时间，关于大队的发展，就由她的一位能说汉语的副主任来介绍。大队有九十二户人家，在山谷里种着九百亩的土地，其中六百六十亩，过去属于喇嘛和地主，在一九五〇年土改时八十二户人家的四〇二人，每人平均只有六分地。
“一名地主叫作潘观，手里有一百亩最好的土地，由奴隶耕种。他有十八头骡马，十四名奴隶。在解放前几年中，这个地区有十七户人家全部死光了，被杀的，饿死的和跑掉的，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穷苦人家的每一个人都要供乌拉使唤，就是被迫给当地地主免费服役。年成不好时，用二分利息向喇嘛告贷是很容易的，不过，到了年底不还，借债人，或者他家的一个劳动力，就要过去充当奴隶。解放以前那一年的粮食产量是十一万斤，到了一九七二年，耕种面积还是那么大，产量却达到六十四万四千斤。那一年，除了向国家售粮之外，其余大家平均每个人《包括婴儿和儿童》分得五百二十斤，大队队员还每个人分得一百三十五元现款。储粮达到十一万六千斤。”这些干巴巴的数字很难使人明白人民生活的变化。看一看藏族喜欢居住的石头砌成的堡垒式房屋，就完全可以了解情况了。家家户户都有电灯，半导体收音机，大队队长家里有一架缝纫机，她向我们保证，许多人家都有缝纫机。外边的草棚下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每一家都有一匹马和一头牛——这与东部地区人民公社家里养家禽的情况又有不同。大部分家庭在银行有存款，大队本身有储备金十万〇四千元。
在汶川县，我们与羌族自治县领导干部之一马振兴谈天，他过去是羌族雇农，急于倾诉他的民族所经历的变化。
“在解放以前，我们跟平地上来的商贩作生意，只能用八十斤粮食换一斤盐，二十二斤胡椒换一件衣料。现在，价钱公平了，我们的粮食和胡椒换来的盐和布就多了，大概是一斤粮食换一斤七两的盐，一件好衣料用不到三斤胡椒。在从前，我们一个村子的四十二户人家，有三十二个身体健壮的人，”年要有八个月去作背夫，种出来的粮食，只能供四个月食用。现在，这里有五十五户人家，一九七二年，一共收获了两万三千斤的粮食，足够大家吃的，还卖了一些。他们与其他两个公社大队，一起挖掘了一条二十里长的灌溉渠，今年粮情此往年要好得多。每一户人家都有电灯，不再用松明照亮了。”
我们访问了大草地上塘开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大草地原是怕人的松潘沼泽地带，许多人在长征中牺牲在这里，那时国民党军队将这处沼泽地带包围，要消灭长征队伍，他们不得不在这里跨过大草地，以致有许多人整个陷死在深泥里。）大队的一百〇一户人家照料着大约一万四千头牛羊和十五万亩的草地..每年平均有一千一百头牲畜供应国家。每一家都有电灯，有一些电气设备，台钟，收音机和大批暖水瓶，以便保存不可缺少的热水。平均来算，每一个家庭在银行都存五百元存款。自己的马和牛。大除有一家小学公社有一家中学。学生骑马到中学去上课。
阿坝自治州并不是每一个公社在电力上都可以自足，不过，总的趋势是要尽量提早达到这一目标。全州一共已有四百三十四座小型水电站发电，容量大小从三十瓧到一千瓧不等。自治州和县的工业，也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发展起来，直接为全区的人民公社服务。例如在汶川，我们曾下车访问阿坝自治州机械厂。三百二十七名工人中，大部分是来自四川其他各地，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一个可以从头开始的有技术训练的核心。现在，学徒之中，有十八名藏族青年和数目大致差不多的羌族青年，据说工作很好。在这些照明好、占地广的车间里，产品共有四十种，其中一种是乳油分离机，装在可携带坚固箱子里，交由跟着牛羊在牧区到处跑的牧人使用。产品中还有很多样的机械工具（与上海的产品有着同样的精细），来装备全自治州各县和公社的工厂。
从川西的阿坝，我们沿着古丝绸之路进入甘肃西部。我们愿意去访问的地方，是祁连山山峰上的肃南县，它位在甘肃省裕固族自治县内，因为山太高了，所以未能前往。但是，由于访客不能登山，山却来迎接我们了——那是黄森人民公社和肃南县其他人民公社藏族、裕固族领导人前来迎接。发言人是赫志明，一位四十七岁的藏族人士，身体强壮，为人爽直，用汉语发言。这些草地人民公社并没有生产大队，只有生产队，黄森公社有十六个队。在解放的时候，这个地区的联合农场一共有两万头牲畜。现在一共有十六万头，其中有十万头优种杂配产毛羊。赫志明回忆道，最初，“很难找到女青年牧羊人来学习人工授精，可是现在她们认为这是应该学习的了。”
我们听说，肃南县全县，在国民党统治结束以前的二十年中，牛羊从二十七万头减少了很多，可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他们又培育到六十万头上等牛羊（这是用人工授精繁殖起的作用），从此一直维持着这个数目，因为草原仅可以放牧这个数目。
已经领导这些合作社和这一公社达十八年的赫志明，谈到社员们怎样懂得了使草原获得休养的重要性，懂得怎样定期播种，以便牧草长得更茂盛，怎样使用肥田剂；怎样懂得在山阴的峡谷里蓄雪，以俟炎夏时溶化。在他的那个县里，人们对于干旱，有甚于对于大风雪的惧怕。
教育？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好，因为各户人家分得很散，尤其是在夏天的月份里，要随着牛羊到青草地带放牧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七十八的儿量获得正常上学的机会。可是自从有了骑马到各牧区授课的“骑马教师”教学网成立，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大多数孩童骑着自己的小马，到夏天在牧区成立的学校去上课，但是仍然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不能和老师们见面，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太远，无法每天策马往返两次。
“你们的情况有没有变好呢？”赫志明听了这个问题，笑了起来。“过去，我们要用一头羊换一块砖茶。现在，我们一头羊可以换八块。”（砖茶是这些边远地区的草原食品。煮热的茶加上青稞麦，成为“糌粑”，它是藏族和其他山区人民的一种重要食品。）
“我们在成立公社以前，每年冬天都要丢失牲口。我们不久就积累下储蓄，投资三十万元，给牛羊盖了过冬的地方。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走失过牲口了。我们有七辆拖拉机和其他农具，大量的耕牛和马匹。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足够的粮食和衣服，舒适的房屋，医疗照顾和交通。”
夜色开始从山坡爬下来了，赫志明突然抬头望望天，说了几句告别的话，这一小批穿着长袍的人，把前襟掖了一下，便策马回山去了，他们是大半生都在马鞍上或者攀登悬崖峭壁中度过的。
凡是我们参观的地方，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们管理着公社范围之内的自己生活，未受外界干扰，而且是稳步前进地走向繁荣昌盛，从西方标准来看，进展得很小，但是从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变化可就巨大了。
人民公社（几乎每一个能够活动的男女，都参加了装备甚好的民兵组织，他们与解放军配合得甚好）在国防中听起的军事方面的作用将在另章介绍。但是，很明显，像这样的五万个经济单位的存在，由于农业和其他活动都是分散化的，尽量成为经济自治，它们会促使中国变成一个不沉的战舰，这是因为中国有了多细胞建筑为基础。一个细胞受到损害，对于附近的细胞并无影响；就算被摧残得很厉害，它们也会自力复苏。从公社到每户人家，层层都要积存几个月到几年粮食的原则，在任何新战争之中，不闹饥荒是一项决定性因素。每一个公社的工程力量，如有需要，可以生产或修理武器，是在中国进行的任何地面战争的重要因素。
在大跃进的多项成就中，的确以人民公社的成立最为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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