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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活活饿死3700万人!”

钱昌明 · 2013-09-09 · 来源:乌有之乡
“饿死三千万”谣言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在《红太阳的陨落》中,辛子陵“污名化”毛泽东的重磅“原子弹”,就是捏造了毛泽东“活活饿死3700万人”这样一个政治谣言。然后喋喋不休反复不断地渲染,据笔者统计,他仅在书中把“饿死3700万人”的谣言,至少重复了近30次!

  历史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决不能把它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红太阳的陨落》中,辛子陵“污名化”毛泽东的重磅“原子弹”,也是他最恶劣的一手,就是捏造了毛泽东“活活饿死3700万人”这样一个政治谣言。然后喋喋不休反复不断地渲染,据笔者统计,他仅在书中把“饿死3700万人”的谣言,至少重复了近30次!

  他一会儿说,毛制造了“共产主义地狱”,“饿死了3755万人”,“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按:世上事能‘空前’,焉能‘绝后’!)的大惨剧!”一会又说,这一“饿死人”的事件,是“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红太阳的陨落》第4页),竭力利用“谣言千遍,便成真理”的手法,把毛泽东的形象彻底摧毁。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一说,源起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年鉴中向国内外公布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变动的人口数字。其中1960年末人口总数比上年减了1000万,这立即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此后,西方的一批反共、反华“学者”,也包括国内的反毛人士,据此大加“研究”,并断言这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恶果——“饿死的”。以后就出现了不同版本饿死人的数字,辛氏取中的版本为3755万人。

  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人口为6.5亿,饿死3755万人,这就意味着每17.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饿死的!也就是全国有近1/17的人口饿死了,这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农民起义的传统与规律。凡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实极大多数都是饥民起义。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灾荒年,百姓没饭吃,政府不解决,要饿死了。为了死里求生,只能揭竿而起了!

  看看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典型的,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就是一场饥民起义。唐朝的黄巢大起义,也是起于山东、河南一带的饥民起义,黄巢本人就是山东冤句(今山东荷泽)人。古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也是从1628年的陕北饥民起义开始的。李自成起义一度被镇压下去了,仅率18骑突出重围,隐入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然而,1640、1641年中原连续大旱,李自成从巴西成功突围,进入河南,饥民们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十万人,最后发展到近百万大军,1644年终于颠覆了明王朝。

  现在辛子陵给人们讲故事了,说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制造了“共产主义地狱”,神州大地上一下饿死了3755万人!(据说饿死的人比中国古代以来2129年间,因重大气候灾害死亡总数2992万人还要多!)可是,奇怪的是:人们竟然看不到饿殍遍地的景象,更看不见成群“逃荒”的人群,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就这样“乖乖地”,居然一点反抗都没有,统统平静无声地死去了,也根本无需去“维稳”。

  可惜这样的故事是违背人性求生本能的,是违背常理的,是违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因此,就不可能是真实的。

  辛氏的“活活饿死3755万人”说法,十足是一个“污毛”的政治谣言!

  首先,它没有史实证据。

  辛氏的《红太阳的陨落》出版于2007年,大跃进运动发生在1958年,也就是说,两者相距达半个多世纪。辛氏在2007年来写50多年以前的事,这叫什么?这叫写史。既然是写史,就得依照写历史的规矩办。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因此,“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胡适:《1946年3月2日、7日致刘修业的两封信》)

  辛子陵的“活活饿死3755万人”之说,它的立论依据是什么呢?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资料证据,仅凭他自己讲的所谓“权威数据”!据说: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在辛子陵的嘴里,真可谓言之凿凿。据说: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红太阳的陨落》第356页)

  这是一个十足的政治谣言!因为辛子陵提供的唯一孤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有限制地解封”“内部公布的”“权威数据”,它是人们无法求证的。对任何无法证明的东西,能认作是史证吗?这在历史学的“考据”专业里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最高级”的谣言,就一定是带有两大特点:一是谣言要造得大,大到人们不敢不信;二是此类谣言又“不能查证”。只有这样,谣言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也许有人会说:辛子陵敢造这么大的谣?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吧。错!辛子陵既然敢造马克思、恩格斯的谣(说马恩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敢造列宁斯大林的谣(说列宁、斯大林是布郎基主义者),那他还有什么谣不敢造?他对毛泽东造的谣难道还少吗?

  辛子陵除了用“内部公布的”“权威数据”来忽悠人外,他并不否认他的饿死人3000多万人的结论,是来自“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也不否认其“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一统计源头。(《红太阳的陨落》第353——354页)正是凭着这些“中外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他才再提炼加工成为他的“活活饿死3755万人”的政治谣言。

  那么,作为西方反共、反华“学者”唯一借口的《中国统计年鉴》(按:仅此孤证一条,历史学上本就不足为凭),其内容究竟是不是可靠,1960年是不是真的比上一年人口净减了1000万呢?这也不是某个权威可以说了算的,它得经受得起历史学的考证与史实的检验。

  其实,对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早就有许多人提出质疑(如金小丁:《“饿死三千万”质疑》),许全兴:《对1960年人口减一千万的质疑》,等等),认为1960年不多不少正好减少一千万整数的人口统计数字,失真不可信。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一说认为,根据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这份统计中最关键的数据:

  1960年初人口是:67,207万人,年末人口66,207万人,年平均人口是:66,707万人;还是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当年出生率20.86‰计算;按照平均人口乘以出生率计算,当年出生人口数应该是:13,915,080人。

  可是,到了1990年国家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数据:

  1960年出生,年满30岁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有14,443,119人!这就是说,1960年出生的中国人,经过30年时间的死亡、出国等因素,到1990年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竟然不减反而多出了528,039人!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再经5年,1995年10月1日,国家进行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

  1960年出生,生活在境内年满35岁的中国人,有14,491,481人。这个数字比1983年版1960年出生的人口数还是増加了576,401人。

  应该说,1990年人口普查出来的数字是实打实的,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字也远比1983年的户籍统计人数可靠。

  结论是清楚的:1983版《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是有问题的,是不可信的。(什么原因?这里不作推论)既然是不可信的,又怎能作为史料依据呢?硬是凭不可信的东西,再去进行“数学模式”的推断,这样推算出来的东西能是“信史”吗?

  常言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谣言千遍,便成真理。”辛子陵深谙此道,善于以各种不实之词攻击诽谤毛泽东。在《红太阳的陨落》中,据笔者统计,高叫毛泽东“饿死3755万人!”至少重复出现了近30次之多。他喋喋不休地反复不断地渲染、煽情,以求读者从“道德情感色彩”上引发人们对毛的憎恨。

  其次,它不讲逻辑,自相矛盾。

  谣言者,当然无须根据,因而一定不讲逻辑。造政治谣言者,出于政治目的——辛子陵为了反毛、反共,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必须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接目的就是要“污毛”,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才急不可耐地抛出毛泽东“活活饿死3755万人”政治谣言。谣言因为是假的,必然会留下一些无法弥补不合逻辑的尴尬。

  先说辛氏提供的“内部公布的”“权威数据”。

  1、“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大饥荒时期),一般专指1959年至1961年三年。可是在辛氏提供的“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材料却有四年:1959年饿死522万;1960年饿死1155万;1961年饿死1327万;1962年饿死751。8万,合计4年饿死3755。8万人万人。言下之意,应为四年大饥荒时期?显得逻辑混乱。

  即使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期间也只有两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0年减少1000万,1961年减少348万;1962年更是比上一年增了1436万!

  2、辛子陵一方面说:“1960年是国家经济形势最糟的一年,是死人最多的一年”(见《红太阳的陨落》第255页)。可是在他提供的“材料”中,1960年饿死是1155万,1961年却饿死1327万!远远超过了“最糟的”1960年。自相矛盾。

  再谈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数字。假如凭1960年全国人口确实比上一年不多不少正好“减少”了1000万。那又怎能断定这些人全是“饿死”的呢?辛子陵之流怎能凭此得出“活活饿死3755万人”的结论呢?

  人口减少有多种因素,可能是死亡率高了,也可能是出生率低了。又凭什么断定都是属于死亡的人多了,而不是出生的人少了呢?

  减少的人口中有正常死亡,也有非正常死亡。又怎么证明这1000万人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呢?

  非正常死亡中也有多种原因,如因地震、火灾、溺水等自然灾难,或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或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致死,等等,又凭什么说这1000万人都是“饿死”的呢?

  如果说,因为《中国统计年鉴》1960年统计人口中少了1000万,辛子陵之流把它“理解”为都“饿死”了。那么,“年鉴”在1959年和1961年其他年份里,并没有人口锐减的记录,你凭什么要断定是“饿死了3755万人”的呢?

  可见,辛子陵之流不仅给不出任何依据,更不会有符合逻辑的推理,只能武断。

  下面是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1957年到1965年人口变动的数字:

  1957年人口:64,653万

  1958年人口:65,994万,比上一年增1341万;

  1959年人口:67,207万,比上一年增1213万

  1960年人口:66,207万,比上一年减1000万

  1961年人口:65,859万,比上一年减348万

  1962年人口:67,295万,比上一年增1436万

  1963年人口:66,172万,比上一年减1123万

  1964年人口:70,499万,比上一年增4327万

  1965年人口:72,538万,比上一年增2084万

  看了这些数字以后,人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既然1962年“大饥荒”年代已经过去,人口增长也已恢复正常(年增长达到1436万),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发展已处正常的1963年,人口又锐减了1123万?凭什么1963年的人口要比最困难的1960年还要多减123万?

  1964年凭什么人口又猛增了4327万?一般正常年份年增长人口均为1200万左右,1965年的人口增长数竟3倍超过年增长的平均数?

  这种缺乏趋势性忽高忽低的统计数字,究竟是不是客观人口变化的真实反映?抑或有人为“修改”的痕迹?值得深思。

  渲染“信阳事件”说明了什么?

  在《红太阳的陨落》中,辛氏为了推销“共产主义地狱”论,还大肆渲染“信阳事件”,并详列了一张“信阳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的名单”,据说这72人都是在1959年农历10月、11月中饿死的;再配以“饿殍遍地”文艺小说笔法的描述,以强化人们对真实的感受。最后,再一次告诉读者: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罪恶!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当时的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

  前已叙述,信阳地区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跃进期抓的“点”,它又受到中央一线领导刘邓的直接指导,是“浮夸风”、“共产风”的重要“风源”,是搞形左实右的恶果。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对“信阳事件”回忆,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行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说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

  注意,当张树藩亲自调查核实“小麦亩产3200斤”确实是浮夸风,正要提出纠正时,此时,《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为此竟把12000多个敢讲真话的人都打了下去。

  请问,那时控制《河南日报》与《人民日报》的是谁呀?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中央一线领导邓小平、刘少奇!谁有能耐行动这么迅速,一下就把12000多个干部、群众整下去,是控制全省党政系统的省委书记吴芝圃。

  再看看吴芝圃是怎样征过头粮的吧: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8月初,省委要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起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结果,省委“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

  “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

  可是,以路宪文为书记的“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

  “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找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O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这样,我也就不说了。”(按:显然是陶对吴的“关照”)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最后,张树藩认为,“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围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了解了“信阳事件”的全过程,很明显,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省委书记吴芝圃,中南局书记陶铸,直至中央一线领导刘、邓,确实是一条线的。他们上下一气,互相包庇,在整个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确实推行了一条欺上瞒下、形“左”而实右的路线。

  吴芝圃多次受到过毛泽东批评而不改(见附件三),紧跟刘邓。他全力坚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自己也在困难时期受过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关照”,但在信阳事件中终于倒了霉。以后调往中南局任职,文革中遭受到冲击。

  然而,19791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如此崇高的评价,耐人寻味。

  还原“饿死三千万人”的真相

  就在“反毛”右派气势汹涌,“污毛”政治谣言泛滥的日子里,有一位新中国的同龄人、正直的共产党人杨松林先生,下决心要弄清关于“饿死三千万人”的真相。终于积数年学术研究之功,写下了一部40万字的专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2013年10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以严谨的学术方式,还原了历史,从根本上揭示了所谓“饿死三千万”的真相。

  《真相》全书分三编。

  作者首先向读者讲了一件事: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说斯大林在1936——1938年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很多人被处决和流放。但具体数字没有公布。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开始“重评苏联历史运动”,此后关于“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数开始“层层加码”:

  先是从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提出的450万起步;

  后增加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出的1000万;

  再到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断言:“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

  再往后,其他一些人又“研究”出不断更新的记录,出现了3000万,甚至7000万的说法。

  可是,“上世纪末,俄罗斯对前苏联档案资料进行解密。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处决的人是78.6万,平均每年2.6万人被处死刑。加上各种原因死在古拉格群岛、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和流放人,总共96.3万人,这里包括刑事案件的犯人。那些所谓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数字都是推测的。”(《真相》第15页)

  但这只能是马后炮了——苏联已经解体。

  遗憾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居然没有一个学者对从数百万到7000万被害人的数字提出过怀疑!要知道上世纪30年代苏联的总人口仅为1.9亿口。7000万占其总人口的36.8%,这意味着不到3个人中,就有1个人被斯大林处死!且大家都信以为真。即使按照“不会是夸大的”布氏2500万说,也意味着每13个人中必有1个被处决。

  读了杨松林先生的《真相》,深感内心的震撼。

  《真相》第一编的篇幅有185页,约15万字。作者对中外诸多散布“饿死三千万”说的有关“权威“人士的著述,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客观公允的态度,从人口学、统计学的公认准则,对其进行抽丝剥茧的梳理,从而得出结论: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在试图证明有一个‘大数’存在,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以至于几乎大家不约而同地违反了基本数理逻辑、统计学原理和科学研究精神。一些所犯错误用‘幼稚’形容有些不尊敬,但说‘太过马虎’总可以。”(《真相》第185页)

  “笔者并不认为这些研究者是因为能力不足才出了这么多颠覆性错误,也不敢猜测研究者的人品。如果怪罪,只能怪罪这场‘猜大数’活动,冥冥之中大家似乎从苏联解体过程中那‘几千万’的数字功效那里得到某种‘启示’(按:让百姓对推行“暴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痛恨,从而发生颜色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到这个‘谁能论证出中共饿死过3000万以上中国人’的有奖竞猜活动里。”(同上)

  《真相》第二编,是作者以严谨的态度论证自己的分析与推算,最终以两种公式计算得出“超线性死亡”(即超过平均死亡人数——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结论:

  第一种,“是取1958年883万死亡人口和1964年773万死亡人口作为超线性死亡的基准点,计算1959年——1961年各年线性死亡数字”。最后得出“三年总计超线性死亡287万,或约为300万”。(《真相》第315页)

  第二种,“是取1956年——1958年期间平均死亡853万作为超线性死亡的基准点,以1957年为起点。把1964年——1966年平均死亡734万作为超线性死亡基准点,以1965年为终点,计算1959年——1961年各年线性死亡数字”。最后得出“三年合计超线性死亡404万,或者400万。”(《真相》第315页)

  另外,作者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往故意被一些人忽视的权威数据。这就是由民政部系统自下而上逐级上报统计出来的数据:1959年——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它是我国由官方公布的唯一数字,即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中的《1959年——1963年饥荒情况》,其中有一项“非正常死亡”:

  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1961年:647010人。三年总计:103.98万人!(转引自《真相》第184页)

  一句话,官方《中国灾情报告》认为,根据民政部的统计结果,1959年——1961年三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是103.98万。

  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由官方公布的,与三年自然灾害对中国造成伤害最为直接的重要史料,却从来未被那些“研究者”所引用;却偏要对户籍资料——对研究三年自然灾害问题只能作间接考证的资料大感兴趣,且大做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因为1983年公布的户籍资料中,有一个1960年——1961年的“人口凹陷”(1960年、1961年年末分别比上年年末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口),给那些反共、反毛人士提供了可钻的“空子”罢了!

  殊不知,户籍资料虽然是人口变动的“登记”记录,当因多种因素干扰“登记“时,这一记录就自然会失真。杨松林先生以科学的态度,经过调查、研究,终于对这一时期《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作出了科学的合理的解释,解决了这个“人口凹陷”的疑问,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真相》第三编,是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所作的评述。对“天灾”、“人祸”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了治国的历史经验。

  读了杨松林先生的《真相》,人们就可彻底看清辛子陵绘声绘色、大肆渲染“活活饿死3700万人!”的“污毛”阴暗政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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