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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林彪和九一三---质疑刘家驹关于林彪历史的访谈

盛京废人 · 2014-09-24 · 来源:乌有之乡
《炎黄春秋》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林彪是个谜,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谜。近日,笔者在共识网上读到《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刘家驹先生关于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一次访谈,感觉这位老先生在访谈中发表的一些观点实在值得商榷。

  (按:刘家驹,1931年出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解放军文艺》副组长,《炎黄春秋》原副主编。)

  很多人说:“林彪是个谜。”

  人都是好奇的,往往对于越是“谜”的东西就越想知道内幕,越想找到答案。

  因此,很多人都爱写林彪、谈林彪。因为只要你的书籍或文章中写到了林彪或与林彪相关的历史事件,读者群往往就会扩大,文章或书籍的销量也会随之提高。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治史要谨慎,发表言论更要有依据,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甚至是人身攻击就更是要不得了。近日,笔者在共识网上读到前《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刘家驹先生关于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一次访谈,感觉这位老先生在访谈中发表的一些观点实在值得商榷,也引起了我对刘先生治史态度的质疑。

  骨鲠在喉,先吐为快吧!

  通观刘家驹先生访谈全文,其主要的想法还是要为林彪辩护和翻案的。实事求是地讲,客观看待一个历史人物,辩证地讲述历史人物的史实,就己所知、有理有据地为历史人物辩诬、翻案,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史学探讨行为。可惜的是,在刘先生这篇涉及林彪的访谈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若干硬伤与不实之处。这些硬伤的存在,不仅直接降低了这篇访谈的认知价值,也使人不得不怀疑刘家驹先生发表此篇访谈是否含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特殊目的。

  一、周恩来应为长征前期的被动挨打负全部责任吗?

  刘先生的这次访谈的题目是《林彪和九一三》,但是在访谈的开篇,刘先生却另辟蹊径,首先提出了一个周恩来对造成长征前期被动挨打局面应负全责的问题,直接将谴责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同志。刘先生说:

  “长征过程中,林彪一直是先锋,两万五千里都是他开路。过湘江,我们的伤亡很大,为什么?周恩来要负全责,大搬家,坛坛罐罐都搬,部队行动非常困难。林彪已经打开了一个大口子,结果我们伤亡了一半,八万多人的长征,只剩下不到四万人。”

  这种说法直接把造成红军长征前期的被动局面的原因归结于周恩来,认为应由“周恩来负全责”。这种说法公平吗?能站得住脚吗?

  众所周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早期,党和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主要集中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里,具体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三人中又以博古、李德为核心,周恩来同志主要负责决策后具体工作的实施。关于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大搬家”的现象,以及究竟应当由谁来负这个由于“大搬家”造成红军行动迟缓,人员大量伤亡责任的问题上,时任“三人团”首脑的博古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曾专门做出过清楚的解答,他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1版,第109页)

  从博古的这段谈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周恩来确实对造成长征前期因部队负担过重,行动迟缓,人员大量伤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绝不是主要责任,更不是什么“要负全责”。诚如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还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备忘录或命令。讨论这些问题似乎经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之间,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3版,第58页)。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在红军长征初期,周恩来同志审时度势,精心筹划,抓住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中共隐蔽战线的能量,积极与担任阻截红军任务的粤系军阀陈济棠达成“就地停战,互相借道”的默契,这才保证了红军能够在基本没有发生什么损失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三道封锁线,进至湘江沿岸。仅此一点,周恩来对中共、对红军,就称得上是功不可没。

  对于这段非常清楚的史实,刘家驹先生却故作惊人之语,将相关的历史责任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扣到周恩来同志头上,是治史不精,是为了单纯突出林彪的历史功绩,抑或还是有其他目的呢?

  二、用“吹牛”评价平型关大捷合适吗?

  刘家驹先生在访谈中说:“抗日战争,不说别的,平型关,打出了我们的国威、军威,但平型关在国内吹牛太大,最后落到1400,都不准确。参与战争的人,林彪身边的参谋告诉我,他清点了战场,真正歼灭敌人只有800多人,还跑了600多人。它是一个大队,1400多人,我们怎么歼灭2000多人呢?”

  笔者以为,用“吹牛”这样的语汇来形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实在是不妥当的,也是不严肃的。要知道,在平型关战役爆发之前,中国人民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斗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未取得一场像样的胜利。特别是在平型关战役爆发前夕,在山西战场上,又出了一个丧尽国威、军威的61军军长李服膺。这位李军长深得当时山西最高军事长官阎锡山的信任,统率重兵,驻防天镇、阳高,却在日寇来袭之际,不战即溃、溃不成军。更有意思的是,面对自己的惨痛败绩,这位李军长竟然拿出了“可以节节后退,诱敌深入”的命令为自己辩护,一时国内舆论哗然。最后只好由阎锡山亲自出面,将其枪毙了事。(参阅张洪涛著《国殇》第285-287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3月第2版)作为担负领导全国抗战重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此刻,最急于得到的就是一次痛快淋漓的胜利,以重振军威,安抚民心。而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正逢其时,于平型关战役中充分发挥了运动战、伏击战的优势,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国民政府在宣传这场战斗的成果时,出于鼓舞人民、振奋人心的目的,将战果夸大至“痛歼日军三千”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单纯用“吹牛”二字来形容,实在是有点失之偏颇了。

  何况,从现在发现的史料来看,中共中央当时发给国民政府的战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并无多少虚夸成分。比如在当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发给蒋介石、程潜、阎锡山等人的电报中,就曾明确说过:“缴获汽车八十余辆(现已烧毁)、九二野炮一门(无子弹)、七三七五炮弹三千余发、步枪三百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挺、其他军用品甚多,并毙敌千余人。”(见《毛泽东与林彪》,胡哲峰、于化民著,第170页,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3月1版)

  此外,笔者同时认为,今天的我们看待70多年前的平型关大捷,视野并不能仅仅只局限在当时当地发生在平型关地区的这场伏击战,而是要把与这场战斗相关的战争行为联系在一起来看待。比如,在平型关战役爆发前一天,115师下属由杨成武统率的独立团,已经在平型关附近的腰站地区,展开了以切断广灵到灵丘公路线,阻止日军增援的战斗,并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歼敌300余人,为保证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平型关战斗的同时,日军从虢县、代县方向派出战斗部队1000余人增援,在115师当时已无兵可派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派出特务团直接参战,迟滞了日寇的增援,进一步确保了平型关大捷战果的巩固。将这些战斗取得的战绩与成果纳入平型关战役之中,无疑也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可见,在详尽的史实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质疑平型关大捷的战果是“吹牛”呢?刘先生在极力为林彪翻案的同时,却对在林彪一生中堪称“一战成名”的平型关大捷突发微词,是否也是与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所取得的抗战成果的心态有关呢?

  三、林彪说过自己“起码是个民族主义者”吗?

  在表述“九一三”事件起因时,刘家驹先生说:“下面就是“九一三”,起因是9月5号晚上由广州空军参谋长,把他听来的毛南巡讲话的传达稿用电话传给了于新野,于新野接到文字,送到北戴河给林彪、叶群。晚上住在外间的林彪的卫生员听到他两口子说话,叶群想动员林彪去到苏联,林彪说要走你走,我起码还是民族主义者。后来我考证这话的真实性,我认为真实。这个卫生员,他在所有的工作人员中,天真、单纯、不说假话。”

  看得出来,刘先生引用这段史料,其用意主要是为了论证林彪本人并无叛逃国外的思想,在“叛国”这个问题上林彪是无罪的。但是笔者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刘先生所引的这段材料不但只是一段孤证,而且还是一段证明效力值得商榷的孤证。

  从目前披露的史料看,林彪、叶群等人得知毛泽东同志在南巡路上的谈话内容的渠道主要有两个。其一就是刘先生文中提到的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通过电话密报给周宇驰和于新野,并由周宇驰于9月6日亲自驾驶直升飞机赶到北戴河,告知林彪、叶群;其二是由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于9月6日凌晨向时任海军政治委员的李作鹏密报了毛泽东同志在武汉期间的谈话内容,李作鹏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并由黄永胜于6日晚间通过电话密报给了叶群。可见林彪一家获悉毛泽东同志南巡谈话内容的时间应当是在9月5日、6日这两天。(邵一海著《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第21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1版)而刘先生访谈中提到的所谓住在外间的林彪的“卫生员”在当天晚上偷听到的林彪自称“民族主义者”的时间实际上发生在9月12日,也就是林彪一家准备出逃的那个晚上。

  实事求是地讲,刘先生首先在当事人身份确认的问题上就没有完全搞清楚。刘先生访谈中提到的这个“卫生员”实际上是林彪身边的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而这段材料的来源截至到目前来看只有一个,那就是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女士的讲述。

  按照张宁女士的讲述,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71年9月12日晚间,林立衡要求陈占照去偷听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的密谈。陈占照回来说:“我端了茶水进去时,叶主任和副部长(林立果)蹲在首长面前,说话声音很轻,听不清楚,我见首长一边流泪,一边说。首长好像说,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副部长发现我,把我推出去,后面的话没听见。(张宁《“九一三”事件前在林彪家》,转引自张聿温《九一三事件考证》第26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1版)

  这是一份孤证,而且是一份很没有把握的孤证。陈占照只是一个普通内勤,在关系到林彪一家生死存亡的紧张时刻,他可能做到随便出入那间正在发生密谈的房间吗?更何况,即便我们承认这段史料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可是就连当事人自己也只是表示林彪“好像说,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为什么到了刘先生的口中,就成了确凿无疑的“叶群想动员林彪去到苏联,林彪说要走你走,我起码还是民族主义者”了呢?至于刘先生认为“这个卫生员,他在所有的工作人员中,天真、单纯、不说假话”,那就更是近乎主观臆断的想法,实在不像是一个认真搞历史研究的人该讲的话。

  对这段史料的鉴别,笔者比较赞成林彪生前贴身警卫李文普同志的看法。他说:“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说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否定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林彪卫士李文普谈“九一三”事件》,《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

  四、关于林彪在天安门上的那次不辞而别

  1971年“五一”的天安门城楼,林彪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的又一次会面。对于这次会面,刘家驹在访谈中说:“五一上天安门,周恩来打电话,非让他去。林彪去了,气鼓鼓的。广场的平台上布满了圆桌,不少人已入座,主席坐中间一桌,他正兴致勃勃的和西哈努克夫妇攀谈,林走到他面前敬了礼,毛抬起头,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叶群上去紧紧抓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了句什么,毛主席笑了。他用手指点点叶群的脸笑了几下,叶群低头。林站在一边没说话,走开了。到了离主席好几个位置坐下来,他侧着身,一直纹丝不动。前前后后不到个把小时,林突然起身离座,向毛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如厕。他到了我跟前,一挥手说,走回去。我愣住了,焰火满天飞舞,不辞而别好吗?林回到毛家湾,见到秘书,叶群跟在后面,林气呼呼的钻到他的卧室去了。这是见到毛主席最后一面。这是通过叶群的警卫员了解到的。”

  这段内容看起来讲的是真热闹,可事实却是上述这段内容绝大多数都是移花接木的编造。林彪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现的时间很短。短到什么程度?短到只有五分钟,短到连一张和毛泽东同时出现的照片都差点拍不到,短到在制作新闻纪录片时只能把这唯一的一张根本称不上完美的合影定格使用。

  据当天在天安门城楼负责摄影工作的杜修贤回忆:“(因为林彪迟迟不来)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耷拉着焦黄的脸”(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第19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1版)。当杜修贤只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图片,刚想寻找毛泽东与林彪交流的画面进行拍摄时,林彪已经起身离开,既没有同毛泽东告别,也没有向周恩来说一声,不辞而别了。这件事使在场的周恩来总理忧心忡忡,他说:“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能靠解释!”(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第20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1版)

  当然,最让笔者感到难于理解的是,其实就算刘先生不无中生有地添加那些所谓的“细节”,毛泽东对林彪的冷淡态度,林彪极具个性的不辞而别,已经足以展示毛、林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当地逐渐表面化这一客观现实了。可刘先生为什么非要添加这些所谓的“细节”不可呢?是要表现林彪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抗争”形象?还是试图借此改变人们心目中林彪在文革期间“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负面形象呢?笔者实在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刘先生这种无中生有,编造史实的行为都是不严肃的。以如此不严肃的治史态度在公共平台上发布访谈,这和公开撒谎,误导舆论又有何区别呢?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例吗?

  笔者上面所举的只是在刘家驹先生访谈中的一些相对比较明显的硬伤。至于刘文中采用的那些或死无对证,或直取“下三路”,已基本接近人身攻击的内容,笔者觉得实在是笔法下作,不值一驳,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记得毛泽东同志在1971年的南巡途中曾经说过:“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现在很多打着为林彪翻案旗号的人,也不见得就真的对林彪的这段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情绪要抒发,说到底也不过就是要借着为林彪一人翻案的机会,达到他们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逐步改写党的历史的目的也就是了。

  “众人皆无罪,有罪在一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既荒唐、又可笑的逻辑。但就是这样荒唐的逻辑关系,依然有人敢于在公共平台上不负责任地宣讲,这才是一个真正值得人们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啊!

  文章的最后,笔者想简单讲一下自己对林彪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看法。

  1、林彪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培养出来的我军战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员战将。在革命战争年代,林彪战绩骄人,贡献巨大,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

  2、林彪元帅是一个很有个性,也很有主见的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他无疑是最敢于在统帅毛泽东面前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提出不同意见最多的一员战将。

  3、总的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发展的历程中,对林彪一直是比较器重,也是比较爱护的。毛泽东建国后的许多举措都可以证明他选择林彪做自己的接班人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个经过综合考量、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策。尽管这一决策被后来的历史证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失误。

  4、林彪在建国初期意外卷入高、饶事件,并亲眼目睹了高、饶集团的覆灭,这对他的精神状态和从政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加之他的身体状况确实较差,也直接影响到了林彪晚年的精神状态。应当说,林彪晚年的政治心理确实是比较阴暗的。

  5、林彪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反修防修”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搞了许多形左实右、拉帮结派的小动作,事实上是起到了打乱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总体部署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林彪却借机清除了许多他眼中的异己势力,并在军队中逐步培植起了自己的嫡系班底,很多史料(林彪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对相关文件的批注等)都可以充分证明林彪绝非是某些人记述中的那个“清心寡欲”、“相忍为国”的形象,说他是个阴谋家、野心家并不为过。

  6、庐山会议上的挫败,使林彪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正在受到打击与压抑,但是倔强的个性以及本身就不够健康的心理状态使他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来自毛泽东、周恩来的善意的暗示,并进一步导致了他在中国政坛上的一系列误判,最终走上了“九一三”事件的绝路。

  林彪是个谜,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谜。

  附:刘家驹:林彪与“九一三”之谜

  来源:共识网

  原编者按:9月12日,共识网邀请《解放军文艺》资深编辑,《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刘家驹老师做客共识演播厅,讲解”林彪与九一三“之谜。刘老师出生于1931年,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曾奉命撰写《林彪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林彪传》最终搁浅。在撰写《林彪传》的过程中,刘老师接触了林彪身边大量的工作人员以及部下,通过对他们的走访,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口述历史材料。

  九一三事件过去43年了,但是当中的谜团仍然没有澄清,刘家驹老师这篇文章也许可以部分还原林彪其人以及“九一三”事件原貌。当然,在相关档案尚未完全公开的情况下,文中所述史料和史观也只是刘老师的个人研究,共识网也在此欢迎史学界的朋友就此话题展开严肃讨论,廓清相关史实。正文内容已经刘家驹老师审订。

  

 

 

  【访谈正文】

  当前谈论林彪是一件难事

  主持人:刘老师,我想知道您对林彪的评价,您说他是军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蠢材,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

  刘家驹:我先说几句开场白,共识网邀请我来谈“九·一三”事件,我很感动,你们有胆有识,敢于在今天来讲林彪的问题,这在我们国家当前来说是件难事,但你们做的非常好,没有顾虑。

  我患有心脏病,搭了四个支架,今年三次心梗,一次脑梗。你们要我谈“九一三”,我很兴奋,应该来面对,再不谈,我采集的一些资料和半条命就没有了。

  主持人:谢谢刘老师。

  刘家驹:今天这个时间正是43年前“九·一三事件”的始发时间。当年的此时此刻, 毛泽东刚回到丰台就召集李德生、吴德、纪登奎、吴忠汇报,还部署李德生在南口放一个师,说明毛泽东有所警觉。毛泽东回到北京,打乱了林立果小舰队的部署。他们在北京开了几天会,慌忙散夥了,准备跑。今天你们选这个日子,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思,应该是件好事情。

  平型关之战吹牛太大

  刘家驹:言归正传,最好纵深地讲林彪。林彪参加革命很早,17岁就入团, 19岁入党进黄埔军校。南昌起义的时候是连长,上井冈山到1932年,已经是军团长了。林彪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战争培育了他非常难得的军事才干。两万五千里他是开路先锋。过湘江,我军伤亡过半,周恩来要负全责,他指挥红军撒离中央苏区是把坛坛罐罐都带上的“大搬家”。林彪在湘江西岸打开了个大口子, 由于后续部队行动迟缓, 林彪守不住撤走了。结果红军八万多人死拼硬打的过了湘江, 剩下不到四万。

  四渡赤水,毛泽东乱指挥,林彪打了两个败仗,比如土城、青杠坡的两次战斗,一军团损失五千多人。但林彪在保卫遵义之战中, 打败了吴奇伟。

  抗日战争,他指挥的平型关战役,这场战斗的胜利在当时国内影响很大, 报刊吹牛也大,说歼灭敌人三千多啊, 两千多啊,最后说有一千四,这些数据都不准确。林彪身边的作战参谋苏静告诉我,他清点了战场,真正歼灭敌人只有八百多人,跑了六百多。日军是一个辎重大队,总共只有一千四百多人,我们怎么说歼灭两千多人呢?但是,这个功劳在当年还是了不得, 打出了我们的国威、军威。挺高了我军的抗日士气。

  平型关之战, 我军装备太差, 打起来火力轻, 一支枪才十几发子弹, 拼刺刀三个人对一个日本人, 敌人退到一座高山上守住老爷庙顽抗, 我们拼命攻山, 伤亡2800多人, 林彪看到伤亡的大多是红军战士, 还大哭了一场。

  林彪的负伤是1938年3月2号,中央命令他到吕梁山建立根据地,路过隰县, 行军的时候他跟着前哨部队走,一共15个人,15匹马,林彪穿了一件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阎锡山部队的哨兵班长以为是日本人来了, 就专打穿日军大衣的。

  参谋给他包扎,并报告中央。送负伤的林彪过黄河的时候昏迷了,林彪命大,到了延安,半条命救回来了,又送到苏联治疗。回国以后,当了三年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又重新率领部队打解放战争。

  林彪最突出的战功是东北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结束后, 中共中央有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向北发展到哪里呢?东北。东北是个工业基地,又靠着苏联,是个非常好的夺取全国胜利的起点。林彪受命去了东北, 一到山海关, 看到集结的都是些杂牌部队, 冀东过去的部队很少, 黄克诚带他的三师三万多人算是主力, 整个部队集中在一起才9万5千人,“老兵老枪、新兵新枪“,内部也不团结。又是冬天,部队处在“七无”的困境:——无地方的党组织、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服鞋袜,有些主力部队还缺枪少弹,雪地行军, 冻死、饿死了很多人。还被国民党追过了松花江。林彪在艰难困苦中, 坚决执行了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 把从延安来的两千干部撒向基层开辟根据地。他边战斗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凡是俘虏的日本军人的技术力量, 他都充分的使用。如医务人员、枪炮修理、飞机驾驶、汽车驾驶、火炮操作, 铁路管理等, 迅速提高了部队的素质, 部队很快得到发展。

  辽沈战役一结束,林彪的部队壮大到130万人。当时我们四个野战军的军力都无法和林彪的四野相比。一野只有7万5,二野从大别山出来是12万5,华野好一些,38万人。林彪的130万人又有优良装备,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林彪的军事理论,在世界军事将领中少有

  刘家驹:林彪的军事理论在世界军事将领中是很少有的。很多著名的元帅和将军, 都把自己的军事思想放在战略运用上。林彪却把他从战争获取的经验重点放在单兵、小组、班排连的基层战术的运用。他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非常实用。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我觉得用他的方法为战争需要做准备训练部队是非常实用的。国外的一些军事院校都采用了他的战术做教材,林彪堪称世界级的将领。

  建国以后的林彪一直在养病。医生告诉他要像候鸟一样南北转游。国家大事他也关心,高饶事件没有介入;反教条他避开了;庐山会议避不开,跟大家一起把彭德怀骂了一顿。后来他主持了军委,提倡“四个第一“、”四好“、”五好“,部队开展学毛泽东著作,一切以毛泽东思想为建军的根本就是他抓的。在历史条件下,他对巩固军队,这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林彪对出山早有先见之明

  主持人:文革中的林彪是什么样的呢?

  刘家驹: 林彪是怎么介入文革的呢?1966年的7月,周恩来两次到大连,一次是陪外国代表团,一次是专门传达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主要是那封信。周恩来告诉林彪原信烧了,现在是根据原来信的意思重新写的,又经过毛主席的审定,周把信传给了林彪。信中间有对林彪的批评,主要是对他“五·一八”讲话中谈政变的问题。林彪听了周恩来的传达,心情沉重。周围的工作人员观察他那些天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开十一中全会拒绝去。直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周恩来打来电话,他才不得不在8月6号回到北京。回到北京那天是周恩来去接机的,周单独的跟他谈话,说了什么,谁都不知道内容,最后周恩来跟他说“最好先见见主席。”

  林彪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见毛就跪下了,就是军人的那种一只腿的下跪。毛生气的问他:你是不是想学明世宗?这句话以及林彪的下跪是不是真实的,我考查了很久。后来党校的一位研究员,他从档案馆看到了李文普的交代中间有这个说法,研究员就向我提出问题:毛说林想当林世宗?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说,那不是林世宗,是明世宗,嘉靖嘛。我这才相信林下跪是真的, 是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在现场看到的。当时他跟叶群作了汇报,叶群不让外传。

  林彪是拗不过毛泽东的,最终勉强接受了出山。

  林彪是个自恃很高的人,他给毛的下跪历史会记住的,从此刻起, 林的后半生命运就彻底地交给毛泽东了。

  “八·一八“讲话不是林彪的真实意思

  刘家驹:八届十一中全会选林彪当了唯一的副主席,这里有个小故事。毛泽东虽没有提名,陈伯达心领神会的玩了个小花招, 他也要表明不是自己的提名, 他把周恩来、康生,陶铸找在一起, 陶当时还不是常委。陈伯达说,少奇同志已经不行了,下一个接班人选谁? 我们在自己的手心上写个姓,互相对一下。结果这四个人都写了林。这个传言来自邱会作, 我是相信的。

  林彪选为二号人物后,他在全会上的一番讲话是很耐人寻味的:“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他的话是出于本心的。

  8月18日林就上天安门发表讲话,“八·一八” 是个什么样的讲话呢?是一篇文革的宣言书。号召红卫“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要他们去“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

  长期养病的林彪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我问林彪身边的秘书张云生:“林彪刚出山, 对毛发动的文革知之不多,讲这段话的内容是你们哪个秘书起草的?”张回答:“我那时刚到毛家湾, 我也不明白, 还是老秘书阳地告诉我, 说, 中央文革有规定,今后凡首长的讲稿都由中央文革审定,首长的命令、指示都要送中央文革梳理。首长要接见外宾,对群众团体的说话要点,都要报经毛主席批准。”张又问阳地,那么“八·一八”讲话是中央文革起草的吗?阳地回答:“是伯达同志亲自捉笔,写成后报给主席审定的,主席秘书告诉我,主席还做过不少的改动。”

  “八·一八”讲话以后,9月13号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毛让林彪在会上讲话,公开点了刘邓的名,责成他俩对派工作组一事作出检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 来的都是各省市的头头脑脑,百把人,批判刘邓对他们来说难以启口。毛火了,把全国的造反派头头找来几百人,京西宾馆给挤的满满的,整整把刘邓批了十天。林彪在现场,他没有感受吗?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吗?

  叶群是毛家湾最有权势的女人

  刘家驹: 10月1号,中央领导都上了天安门。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陶铸的女儿陶斯亮都跟着, 林彪在前面宣读中央文革起草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讲稿, 几个孩子在后面议论。李讷是毛泽东了解在京院校的联络员, 陶斯亮是上海军医学校造反派的头头, 她俩都指责军队保守, 按兵不动, 在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说有不少部队支持保守组织, 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李纳放言, 如长此下去, 主席要解散军队。

  豆豆回来后就向叶群报告,叶群紧张了,赶紧把林彪叫来,让豆豆把天安门听来的话传给了林。林彪一听,也焦虑地说,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办法,就要犯错误了。他马上让秘书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志坚、刘华清、萧华都找来了,商讨办法。军队能动吗?军队乱了怎么办?叶剑英提出了个折衷建议,这样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以下的部队不动,让军队院校搞些串联。林彪赞同, 很快起草了一个紧急指示。由叶剑英于10月5日,在工人体育场当着北京的师生、各地的造反派宣读。

  林彪当时对待文革的态度确实是被动的。我有采访林办秘书的记录:从这一年的十月以后,掀起文革的热浪席卷全国,军队上下却是一片骂声。多年养病的林彪,胸中还没有社会这一扇窗口,他只是在观察,在判断,看主席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走向。这段时间,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经常向他来汇报,他只是听、问,但不表态。叶群还规定我不得跟林彪说社会和部队的乱象。传来了小道消息,也只能告诉她,不能告诉林彪。

  这时的叶群, 是毛家湾最有权力的人,也是最忙的人。她要参加御前会议,奔波钓鱼台,协调中央文革小组议政。军委开会,她要代表林彪表态。各军兵种的大事、小事,都要由她躬亲,汪东兴找他、总理找他,各大区领导工作请示也找她。造反派来京告状, 她要上人大会上接见。她房间有三部电话,甚至端着饭盒子,边吃边和人家通话。

  这就是林彪在1966年10月前后所处的真实状态。

  林彪根本不想部队乱

  刘家驹:这时候的毛泽东不单鼓动地方造反, 还号召军队机关“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时间,各军兵种、三大总部机关和一百多所军事院校“群情奋起“,老革命纷纷被打倒,主官被批斗,有的甚至四处避难,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就逃到大别山。全军除林彪外,老帅老将几乎无一不被整肃,连被视为林彪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也被整的死去活来。

  广大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愤怒了,他们暗中支持保守派,认为保守派出身好、党员多,于是斗争升级了。开始的武斗,都是拳头、棍棒相向,后来各军分区人武部都给造反派放开手,让他们到军事仓库抢枪,全国动用热兵器造成的流血事件天天报向林办,林彪都向主席报告,比如说,有一份说西北情况甚堪忧虑,林彪斟酌“忧虑”这两字有些不妥,把“忧虑”改成了“注意”。林彪那时候真是谨小慎微。

  那个时候部队常有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发生,而且互有伤亡。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给他的一份简报上批示:

  这是个大好事,左派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林彪看了无所适从, 他不想让部队乱, 只能阳奉阴违。因经常给毛看这类流血的报告,毛逐渐的对林彪有了看法,后来毛见了安徽省军区的一份军队阻止造反派冲击省军区的报告,发火了,说军队不介入是假的,让林彪收回“紧急指示”,重新发布新的八条命令。

  八条命令下达后, 280万军队全投入“三支两军”(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 明确必须支持造反派,不得镇压。

  从1967春开始, 机关, 学校, 公社, 工厂, 企业, 交通……军人无处不在, 国家进入了军人专政时期。

  吹捧文革是林彪当年之“得”,今天之“失”

  刘家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紧跟”毛泽东, 始终是在拨慢步。他巴望文革早结束。

  1968年10月,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是为1969年召开九大做准备的。目的是要确定党的政治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正确的, 非常必要的”。当时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40人,八大选举的是多少? 97人,现在出席的人只占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几。那些人到哪里去了?10人过世了,其他的被打倒了。就这么个状况,毛泽东还要组织批判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些人是“二月逆流”的主将,毛要跟他们算账,要清理他们的思想。还要背靠背的批判老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剩下的人都是忧心忡忡,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大难临头, 林彪何尝没有想法?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很特别, 他既不跟毛反“右倾”, 也不批“二月逆流”,他讲的是世界文艺的三大复兴,奴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这篇发言引起江青的愤怒。江青觉得,讲文艺只有她才有主导发言权,怎么是林彪来讲?

  我认为当时林彪讲这篇话有他的出发点,他对“二月逆流”是同情的,不能再去落井下石。朱德这些“老右”,也不能批。但毛又要他表态,怎么办呢?他就抓住这个题目,大谈世界的文艺复兴。借机把毛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第三浪潮的顶峰,让毛满意,又向江青挑了战,老将老帅也不会责怪他。

  在历史条件下,林彪的这一做法是聪明的,但今天来看,我说他很愚蠢。今天人们重新审视的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那是意识形态的极端,是暴民政治,是反人类的。林彪把它举到天上,这就是林彪当年的得,今天的失。

  这些代不代表林彪的真心呢?不代表。为什么这么说?十二中全会完了,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有一天散步,他突然跟陪同的张云生说,我做了幅对联,你听听。这副对联的上联是: “同心同德, 同舟共济, 同登彼岸”。下联:“ 同床异梦, 同室操戈, 同归于尽”。这就是林彪最真实的思想,他看到了文革的后患, 但只能隐藏在心里,对他的孩子和夫人都没透露,哪怕对最信任的人也只透露了这一点点。这就是林彪襟怀的多面性。

  林彪不是一个钻营的人

  刘家驹:召开九大要修改党章,1969年的2初,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的草案。其他政治局的成员都在“草案”上划了圈, “草案”送到毛家湾, 等林彪划了圈就送给毛泽东划圈了。林彪看了“草案”, 用红铅笔划了个大圈, 勾掉了要他当接班人和赞语的一段话, 林是有意用这种不恭敬的方式给毛明迹坦心的。叶群紧张了, 要管文件的李根清用消字灵消去林划的红圈。林知道了,找来李根林拍着桌子骂他, 李根清难受了好些天。

  我这里还有个记载,当时宣传毛主席是万寿无疆,林彪是永远健康。林彪让工作人员印了三千张传单在一些会议上散发, 不能说他是永远健康,更不能让他跟毛主席平起平坐。

  1969年4月1日, 九大召开, 毛泽东组织陈伯达、张春桥, 姚文元三人共同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 张姚谦让, 陈只好自己动手。陈征求林彪的意见,林彪说最好把毛当年八大的讲话《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内容写进去。写进去的是些什么话呢?就是 “当前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观点。林虽然心中没有多大的社会窗口,他能看到暴风骤雨的文革中,国民经济已经处在崩溃状态,为了国计民生, 该抓革命、促生产了。陈伯达很快动笔写完后报给毛,毛连文稿的封都未拆就退给了陈伯达。 张春桥、姚文元也趁机批判陈,说陈写的政治报告是唯生产力论,充满修正主义的货色。这是林被选为副主席以后,毛给他的当头一棒。这一棒,林沉闷了好多天。

  庐山会议存在两个误判

  主持人:林彪跟毛的关系在1970年出现了极大的转弯,这是为什么?

  刘家驹:林彪和毛的关系,最关键的就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可以说庐山会议是“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线。

  为什么说它是“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线呢?我讲讲庐山会议很多人不知道的前因 。最初是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四届人大召开做准备。人大召开前, 要先开九届二中全会,比如修改宪法、经济问题、战备问题,这些都要在党的会议上先议定。这里面有两个误判,上海帮误判,毛家湾误判。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呢?上海帮在1970年春天,具体时间我搞不清了,在上海召开了经济工作座谈会,有上海的知名人士参加,其中最著名的是陈望道。他们的讨论中,把张春桥捧得特别高,认为张春桥抓上海工作贯彻毛主的革命路线坚定不移, 组织能力、政治能力非常强,又年青, 意思就是张春桥进入中央接班总理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写了约千把字的简报,很快送到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嗅觉很灵敏,感到上海帮在抢班夺权了。汪东兴是靠林彪这边的,简报没敢直接给叶群而是给了陈伯达,让陈伯达当二传手。陈伯达一看,马上写了条子,请叶主任看。叶群一看,哟,上海帮要张春桥顶周恩来的班了。因为毛当时对“小张”很感兴趣, 这就引起叶群的猜测,要是把总理赶走,让张春桥上来,那将来军队怎么办?叶群跟陈伯达商量,召开了半个政治局会议,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黄吴李邱等等大概十个人参加,讨论上海的这个简报。大家认为上海帮意图不轨,要制止。怎么办呢?陈伯达提出要清君侧, 必须抓住张春桥的反天才观批判。叶群一听,好,我们马上做准备。然后就由叶群主导,组成一个强大的写作班子, 给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准备发难的讲话稿。空军党委、空军政治部,林彪身边的几个知名人士,如邢贲思、杨尚奎,还有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都参加了。一共有30多人。林的讲话列出若干小题分到个人执笔, 叶取名叫“拉条子”。林立果也自告奋勇的写了一段“富国强军”。半年的时间都在为庐山会议做准备。

  庐山会议召开,林立果最积极,他要上山,找到汪东兴,汪东兴说好,你坐我的飞机,林立果说还要带周宇驰。汪东兴说,行啊。林立果和周宇驰上了庐山。那时他们觉得这次上山就是“倒张”,没有动江青,目的是“清君侧”,势在必得。现在有学者不认同是“清君侧”,我认为,林彪没有夺取大位的企图, 只是想把张春桥扳倒,削弱四人帮的力量,让毛泽东多听听军队的话,赶快结束文化大革命。

  到会有中央委员200人,候补委员55人。这里要说明,军队的比例很大,能达到62.2%。

  林彪报告之前,先是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小会,康生、张春桥、林彪都参加了。毛先问张春桥讲不讲,张说不讲,林彪说我准备讲。康生说我可以补充。后来张春桥走开了,康生也走开了,林彪就把自己的手稿给了主席看。意思就是告诉主席我准备要讲几个问题。毛不看,跟他说,你可以讲,不要点名。没有说更多。林彪就甩开了手稿讲,讲了约一个半小时, 现在看林的讲话全文,虽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确实遵照了毛不点名的要求, 讲的非常谨慎。

  林彪在“不点名”的讲话中只说了几句:“-----毛主席写了几十年的东西, 水平高, 有创造性, 说他没有发展是形而上学的, 反马列主义的。因那个中央不同……”后来康生又讲了20多分钟,支持肯定林讲毛泽东的天才观。到会的人, 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听懂林彪说的“因那个中央的不同”指的是谁? 是什么意思? 因此在讨论的时候,也没有人对张春桥进行批判,叶群着急了,赶紧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空军的一些人找来点火,让他们宣扬“那个中央的不同”的含意,说,你们不要直接点张春桥,点陆定一式的人物就行了。周恩来还让吴法宪带着录音机播放林彪的讲话。那个时候参加庐山会议的军人多,他们对张春桥反感透了,批判开始后庐山像一下着了火,掀起了要把张春桥拉出来批倒、批臭的阵势。

  林彪知道下一个是自己了

  刘家驹:这时候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告御状了,说批张就是批文革, 有人在搞非组织活动。陈伯达在会上搞了个八条马恩列斯语录就是罪证。毛看到整个军队的代表都倒向林,而且对张春桥的批判就是对着他来的,毛不干了。25号下午,毛召开大组长会, 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有陈伯达和汪东兴讲话的六号简报。毛这么一搞,老兵都偃旗息鼓了。 31号,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我的一点意见》其实是两个稿子,这是后来我从江青1972年有个讲话中发现的。第一个稿子点了林彪的名, 第二个稿子把林彪名字拿掉了,改成了“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中间有一段话保留了。毛骂陈伯达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你跑到哪儿去了?意思就是陈伯达在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时候跑到彭德怀那儿去了,当时彭德怀上了万言书,第一个交给的人就是陈伯达,陈伯达再交给毛。当晚,陈伯达就跑到彭德怀那儿去了,说写得好,我支持,我赞成。这些话都传到毛的耳朵里去了。毛对陈伯达结下了梁子。《我的一点意见》说陈伯达到处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这不是陈伯达干的嘛,明明是林彪讲话造成的嘛,林彪看了《我的一点意见》, 毛打陈伯达就是打他。后来,周恩来、康生,来回做工作,让林彪去见一见毛,林彪不见。9月6号下山,林彪连向主席告别都没有就走了。林彪气啊,他认为,是你主席同意让我讲的,我没有点名嘛,为什么还打我一耙?林一下山就“窝”到了北戴河。

  参加庐山会议的人, 大都给毛说成上了贼船的。毛要“宜将剩勇追穷寇”,陈伯达给软禁了。还给吴法宪、叶群开了三次批斗会。林彪知道, 下一个就是他了。

  1971年的5·1晚上,按照惯例,国家主要领导人要上天安门观看焰火。周恩来打林彪电话要林参加。林彪去了,给毛敬了个礼。关于这个场景,我也有记录,是采访叶群身边的内勤小毕录下的:城楼面向广场的平台上布满了圆桌,不少人已入座,主席坐中间一桌,他正兴致勃勃的和西哈努克夫妇攀谈,林走到他面前敬了礼,毛抬起头,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叶群上去紧紧抓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了句什么,主席用手指点了点叶群, 叶群笑了, 很激动。林站在一边没说话,走开了,到了离主席好几个位置坐下来,他侧着身纹丝不动望着广场。大概不到个把小时,林突然起身离座,向我和李文普站立的地方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如厕。他到了我跟前,一挥手说,走, 回去。我愣住了,焰火满天飞舞,主席还没有离位,不辞而别好吗?小毕还用理性的口气惋惜说, 他俩又拉开了距离, 四个月后的9·13分道扬镳了。毛是自己孤立了自己, 林是赌气走向了他人生的终点。领导人的矛盾激化就是流血。

  林给毛写的“四不一要”是他最心里的东西

  刘家驹:到了5月20号,林彪给主席写信了。我问他的政治秘书于运深, 于告诉我,“这封信的内容让人吃惊。林给毛写信提出‘四不一要`,林口述,我记录。主要内容有,暂定在十年内, 对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和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这是‘四不’。遇有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密指示。这是‘一要’。并且要求将这‘四不一要’传达给每个士兵, 十年不懈。我记录后,由叶群整理,我看了整理稿,没有增添内容,只是细化了文字,林和总理通了话,由保密员李根清抄成了三份,一份留底,一份给了叶群,一份送了总理。”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的权力无人可比,任何人他都可以打倒。我记得十多年前,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采访我,让我讲讲对毛的评价。我说了一句话,在中国历代611个帝王中间,毛泽东是最独裁的。林写这封信虽是在忠告毛泽东对党政军的一把手不要轻易抓、杀、关, 实际上是对毛独裁的大揭露。

  林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态?他的意思是,即使我见不到主席你,也要用我最忠诚的话劝戒你。这是林彪从心底发出的最后呼声。

  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的计划

  主持人:关于九·一三事件争议很多,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刘家驹:要知道九·一三,就要把时间放到“九·一二”。九·一二那天林彪在干什么? 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 也无法知道林的内心世界。可以知到的是,上下午他在审查干部名单,还提到尼克松访华的问题,傍晚参加了女儿林豆豆的婚礼。从现场的人分析的情况来看,“九·一二”那天,林彪没有任何要跑的迹象。算他经历了千军万马的斗争,也不至于心情平静到这样一个程度吧?我认为林彪对儿子林立果的策划是不知情的。

  至于林彪对“九·一三”承担多少责任,我不赞同中央的说法。中央认为,他跟着跑就是犯罪,跑了就是事实。现在的法律还有无罪推定,而那个时候是政治决定一切。

  小舰队真正的成员只有三个半

  刘家驹:我先告诉你一个数字,1981年审判“两案”,有很多东西没有公布。涉案的人员是多少呢?120674人,其中省军级862人,地师级3699人,县团级11668人。这个数字高得惊人。后来我从大量的资料,包括对李德生的采访中了解到,真正涉案的人没有这样高的数字,毛泽东讲涉案人员百把人吧,李德生说几十个人,李震说十几个人,李震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但是我要认定,小舰队的真正成员只有三个半。哪三个半?林立果、于新野、周宇驰,王飞算半个。下面我就告诉你,这几个人的状态。

  现在很多人没听过王飞的名字,王飞是空军党办的主任,后来当了空军副参谋长。叶群曾经把林立果交给王飞,让王飞管。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把王飞的位置放的很高,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之后就是王飞。后来把他拉下来了,换成了江腾蛟。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王飞的地位。

  王飞是个“三八”式老兵,抗日战争的后期已是渤海军分区独立团的政委了。进城后, 他被选到空军司令部当了办公室主任。他为人处世练达沉稳, 叶群到太仓搞“四清”,特地带上他当助手。林立果进空军后, 所有活动都是王飞在安排, 王还管小舰队那帮人。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有个空军的女文工团员从毛那里得到信息传给了他, 说毛对“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庐山会议还在耿耿于怀, 说了句:雨过未天晴。王飞闻到形势不对,就急着后退, 从此,他对小舰队的活动多是应付,所以我说他只能算是半个。

  小舰队成立之初, 目标是反吴法宪的。林立果认定吴法宪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就是说他对周恩来、江青、叶群一样的热情。对周好, 不会引起责难, 对江青过分亲密却是大忌。这是小舰队反吴的基因。林立果还准备把王飞举到司令的位置, 让吴法宪靠边休息。小舰队反毛是庐山会议之后的事。

  林立果是1967年到空军的,这年他还不满22岁。在基层摸爬滚打一个月就调到空军机关当秘书。他很聪明,不愿意在机关,经常主动下部队搞调研, 他从情报部门弄来不少机密材料, 写出"保密与与泄密”的研究文章, 还搞出很多小发明。比如汽车怎么在沙漠上行动, 飞机机械故障报警器等。 林立果还搞了几个大工程,比如说,无人飞机。我们国家是没有无人机的,他和周宇驰弄到架打下的u2无人飞机残体, 拿到沈阳飞机厂让工程技术人员仿制,搞出的无人飞机可以在天上飞个把小时, 高度能到1200米。他们还把林彪叶群邀到南苑机场观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林彪看到后很高兴。1970年, 雷达部长研制出541型远程雷达,林立果策划到内蒙选了座黄羊山组织施工, 劈山半拉, 把雷达安放在山腰上对向莫斯科。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 林立果兴致勃勃上了庐山, 看到的结果却是一场败象, 回到北京愤然骂他娘, 说叶老胖瞎指挥给翻了船; 指责黄吴李邱搞不到点子上; 周恩来看风使舵…1971年3月, 他带领周宇驰、于新野到上海写成《571工程记要》准备搞政变。

  周宇驰是1945年入伍的, 他是一航校宣传科长任上调来空军司令部给刘亚楼司令当秘书的。这人个性坚强, 人品正直, 敢当面顶撞刘亚楼。1960年代初, 空军训练每年要摔飞机几十架, 刘亚楼经常把空军摔飞机的事瞒下来,但周宇驰就敢把各种事故报给军委,周宇驰指责刘司令:用黄金等身培养出来的飞行员,摔飞机死了,不报就是犯罪!刘亚楼可是一霸啊,一气之下把他打发到某工程团当政委去了。刘亚楼去世后,爱才的王飞才把他调了回来。

  自林立果到空军后, 扶持林立果成了周宇驰的专职。他俩形影不离, 情同手足, 还结成“一帮一”“一对红”。林立果在他的呵护下得到快速的成长。为了宣传林立果, 周费心尽力修改林立果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给林立果组织了学毛著的《讲用报告》,让林立果大讲空军的建设。

  1970年的8·1,在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四好五好代表会议上,林立果讲了八个小时,因此这个报告也被叫做八小时报告。报告引起轰动, 赞扬林立果是小天才、超天才, 给他的讲话印了48个版本,共计714265册,空军人手一册。

  再一个是于新野。1947年的兵, 叶群在太仓蹲点时, 凡是给毛泽东的报告都是他写的, 叶特别看重于的文笔简练犀利。于新野原是轰炸36师的宣传干事, 他父亲早年是我们党苏北地区涟水县的县委书记,解放以后当了上海电台第二台的台长,建国初因统购统销犯了错误,弄到宁夏电视台当副台长。于新野对党没有任何的怨言。为什么突然间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他有一个情人是空军文工团的演员,非常漂亮,女演员爱上他,但他是个有妇之夫啊。由于毛经常接见这些文工团的演员,这个女孩子回来跟他哭诉,于新野一下子感情变化了。本来他正在为空军党委扩大会给吴法宪写讲话稿,突然躺下不干了。副参谋长王飞去催交稿,于对王飞说自己眼睛瞎了, 不想干了。王飞说,什么瞎了?你不是好好的吗?于新野说,我看不清了,看不清伟大领袖了。参谋长了解于“罢工”的原由后, 把情况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光火了, 说于是在造谣, 侮辱伟大领袖,要把于抓来枪毙。王飞打圆场说, 不能让他乱嚷嚷扩大影响了, 多做思想工作。

  吴法宪比谁都明白, 空军文工团经常派人“出差”去中南海伴舞, 他当然不会处理于新野的, 王飞也没揪于新野有妇之夫的过错,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于新野心底却埋下了一颗爱恨情仇的种子。

  从此以后,于新野从无限的尊崇变成无限的憎恨。我认为“九·一三事件”,于新野起了推手作用。

  林彪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没有想过去苏联

  刘家驹:下面谈谈“九·一三”事件。九·一三的直接起因就是9月5号晚上由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南巡的两次讲话传给了于新野,于新野和周宇驰送到北戴河给林彪、叶群。

  6号晚上, 住在林彪卧室外间的的卫生员小陈听到他俩口子说话,叶群想走,动员林彪去苏联当寓公,林彪说, 要走你走,我起码还是民族主义者。后来我考证这些话是否真实。我调查所有跟小陈有接触的工作人员都说他天真、单纯、不说假话。

  9月7号,叶群把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一起叫到北戴河。姐弟俩有三次对话。对话很长,我采访过豆豆,留有记录。

  林豆豆说:“------到了56号楼,我放下行装,到57号楼去见林立果,(原是张学良公馆)。我们两个楼之间也只隔了一条马路。我一进客厅,空军司令部的秘书刘沛丰跟我打了一个招呼就走开了。林立果坐在沙发上,他身边是周宇驰。我在空军经常见到周,但很少说话。我打量他的表情很木然,好像心事重重。

  “豆豆,我有事找你谈。”老虎(林立果小名)语气沉重。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叫我一声姐姐,当部长以后,父母在他眼里也变了样,觉得叶群是个能人,林彪是个半残废,但是他对我却很尊重。“你知不知道叫你到北戴河怎么回事?”

  “不是主任(叶群)说爸爸要见小张吗?”

  老虎说:“打电话是我的主意,让主任把你骗来的。”老虎说话很直率。老虎接着说:“毛现在在南方背着总理、中央到处打招呼,他要搞掉黄吴李邱,毛还批了夫人专政,下一步就轮到爸爸头上了,我这里有毛的讲话记录,一会儿您看看。”老虎把一摞稿子递给豆豆。

  豆豆翻了几下,说:“我不看。”

  老虎说:“那我就先跟你讲讲。黄吴李邱听到毛的讲话,吓坏了,这帮人难有作为。爸爸也知道了消息,也不想活了,主任吓得哭,她想跑到苏联去,让我调飞机,我现在瞒着吴法宪把飞机调来了。我想知道您的态度,您能不能跟我一块走?”

  我听了惊愕不已:“到底出了什么事,又不了解情况,我怎么能回答你?”

  老虎说:“回头您好好看看毛的南方讲话,毛把我们逼上梁山了。要么出走,要么坐以待毙。现在我问您,如果我们走,您走不走?”

  我被老虎突如其来的危言震住了,感觉眼前的弟弟不是弟弟,是一只拦路虎。我又望了望他身边的周宇驰,板着脸,腰里别着枪。

  至九届二中全会后,林的地位处在风雨飘摇中,老虎眼前要破釜沉舟,是出于他的怨恨或只是在口头上说说?一种惊恐的疑虑陡然在我心里搅动。

  林立果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都是在毛的步步紧逼下整垮的,爸爸的身体很弱,关起来没人照顾,不用几个月就完蛋了。我考虑把爸爸救出去, 空军还有一定力量。这次不就把飞机弄出来了吗?”

  老虎的话让我万分震惊,我相信他的胆量,不相信他的能量,我感觉他在逼我表态。我要不说,很可能后果难测,我知道老虎已非昔日,现在是只真老虎。我只好说:“走。”

  我认为毛要动手不会这么紧迫,历来他要剪除一个党的领导者,总是要事先发动一群人。我又感到林立果在显示自己,认为林、叶在生死关头无能为力,只能听他指挥。

  我告诉老虎:“我刚下飞机就遇到这么大的事,脑子都转不过来。”

  林立果说:“过去我们两个是同盟军,现在关键时候了,你要出来说话,要联合,怎么行动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连小张(张清林,林豆豆丈夫)也不要讲。飞机是留下或是今晚走,你看怎么办?”

  豆豆说:“我不同意今晚走。你先把飞机放回去,到底怎么回事,我还要了解情况。”

  这时候李文普来电话,让他们上去见林彪。老虎说:“好吧,那我们下午再谈。”

  -------------------

  回到驻地,已经是下午了,老虎又迫不及待把我带到57号楼,我一进客厅,周宇驰已经先到了。老虎坐下来先讲了一通国内外的形势,又讲了几个野战军是他的团结力量、依靠对象。说汪东兴是他的内线,还把毛泽东南方讲话进行了分析,老虎特意强调毛的那句话:“我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老虎接着说:“毛这次南巡回京以后, 要对爸爸下手了。现在我们是鱼死网破的时候了。”

  老虎有一腔怒火,但应对办法不多。我坚持要他先把飞机放回去,等我了解了情况再说。老虎同意明天再谈。

  第二天傍晚,林立果来到我住的56号楼,一进门就说:“飞机放走了,我们不走了。”

  我感到宽慰。还是很想知道爸爸看了南巡讲话有什么想法。我急切的问:“爸爸对南巡讲话有什么表示。”

  老虎不说,又告诉我:“我又想到一个办法,搞政变。”“政变,政变怎么搞法?”我问。

  老虎说:“我们有“五七一工程”,以主席的名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毛家湾开,把江青、张春桥找来,来一个抓一个,采取逼宫,让毛主席表态。”

  我再问:“汪东兴什么态度?”

  老虎答:“汪东兴是我们的人,做内线,主席不从,就只好采取暗杀办法了。”

  我又问:“谁敢下手?”

  老虎说:“江腾蛟。这个办法还是他提出来的。”

  我问:“江为什么这样做?”

  老虎答:“江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他恨主席。文革中他要支持反许(世友)的那一派,后来主席做了好人,又把江当了替罪羊。江反对毛的腐化,最记恨毛在全国选妃,糟蹋了我党。”

  我再问:“他怎么接近主席?”

  老虎说:“他用自己的身份可以进到主席的警卫圈,待主席经过上海、杭州就可以动手,那里是他的地盘。”

  我问:“警卫部队能放他进去吗?”

  老虎答:“汪是内线,要是汪不听,我们可以把汪干掉。暗杀不成功,政变就搞不成功,我可以用林的命令把黄吴李邱骗去,我还掌握了汕头的55军和保定的38军,政变不成功,我们就飞往香港或者逃往苏联。”

  我问:“去香港爸爸愿意?”

  老虎说:“你放心,我们已经预演过。”

  所谓预演, 是去年林上井冈山故地重游时, 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想让林去南昌看看。叶知道, 自程世清主政江西,一直宣传林与毛会师井冈山。叶怕招风, 飞机上了天,叶硬让驾驶员飞回北京。老虎从中得到启示。

  “爸爸到底什么态度?”我盯住老虎要探明究竟。

  林立果只说:“主任说全靠我们了,我过去空军掌握一些力量,关键环节主任不知道。我现在告诉她,她要依靠我,我也依靠她。”

  我说:“我有第三条道路。朱老总头两天我还看到在北戴河,他现在是甩手掌柜。爸爸有病,他可以什么都不管。”

  这条路当然好走,毛不会叫爸爸走。”老虎说。

  “爸爸不是真正掌兵权的, 你的先发制人又没有多大把握。”我软下来规劝老虎,“你还是个孩子,人家听你的?就算搞成功了,周宇驰年纪比你大,再来争夺你怎么办?我的意见不要这么急,现在北京什么情况你都搞不清。我我的看法是, 在十·一前双方都不是动手时机,按照惯例,十一爸爸还要和毛在天安门亮相。”

  老虎也陡然转了弯了:“我现在就上北京了解情况,我们是同盟军,听您的, 十·一后再说。”

  老虎走了, 他一人驾上佛尔加去了机场。

  主持人:这是他们姐弟两个人的对话?

  刘家驹:这就林豆豆、林立果姐弟两的对话。我为什么选择姐弟俩的对话说事, 它的真实性是专案组肯定的。我们从中可看到 林立果焦急的为老爸的存亡寻求出路,他的想像不是空穴来风, 半年前他们在上海制定的《571工程记要》时 就议过。他还是接受了姐姐“缓动”的主张, 可他一回到北京为什么就变了?他派出于新野去上海杭州告之空四军空五军的领导, 毛很快就要到了, 要求他们不要轻信毛的“打招呼”, 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8号中午, 于在上海见了王维国, 晚上到杭州见了陈励耘。于没想到毛3号就到了杭州, 一到就召来陈励耘、南萍等驻军领导, 又大讲他对庐山会议的种种不满, 还点了林的名,汪东兴第二天就给驻抗的陆海空三军师以干部传达毛的南巡讲话。于认定, 毛正紧鼓密锣的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造势, 收拾林升级了。8号的晚上,于新野就把收集的情报传给了刚从北戴河回到毛家湾的林立果。于竭力地向林立果强调, 毛从沪杭回京的路上, 必须用“大铁锥”的手段先下手, 机不可失。林立果本来是回京观望的,听了于新野的汇报, 急不可待的和周宇驰一起去到西郊机场, 召开了几个人参加的行动会议, 部署江腾蛟为前敌总指挥。这样纸上谈兵的会, 五天开了六次,设想的暗杀手段就有五、六条。多数人都是在会上凑热闹, 真心实意要干的只有周宇驰于新野。林立果不光是开会说, 还有行动, 他带王飞到钓鱼台踩点, 要王飞带领空军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不知兵不知战的林立果, 还在现场指指点点的给王飞部署攻击路线和火力点的设置。王飞确实可以动用警卫营, 只要他向干部战士宣布是去抓张春桥, 都会奋勇当先的。拿下钓鱼台是可能的, 王飞更知道, 北京周边驻有66、38、27、28、63、69、65七个野战军, 只需半天时间他们就会兴师勤王, 即使你十个警卫营也会灰飞烟灭。王飞只能应付林立果, 规劝他不能动武。林立果又把关光烈找来,关光烈虽己是43军军政治部主任, 也调不了兵。林立果已决心“鱼死网破”了, 谁也阻止不了他的铤而走险。

  飞机毁于油箱爆炸,不是被击落的

  刘家驹:我最后讲讲飞机情况,飞机0点32起飞,飞到迁安上空,转向340度,飞行高度600米, 航速是550到600公里, 飞的是之字形, 在出境时飞机飞上升到3千,飞机出境后又进入低空, 很快又下降到2千8、2千6----- 5分钟后目标在荧光屏上消失。为什么这么详细?空军雷达部长给我划了一张256飞机的航行图。这是他研制的541雷达获得的记录。很多人传言说,到了苏联边境又回来,没这么回事。因为北京到温都尔汗只有1100公里,2小时的时间刚好飞到温都尔汗。

  飞机上有没有黑匣子? 我认为有,很多人跟我有争论,说那时候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还没有搞黑匣子。但是接这架飞机的人跟我谈过,肯定有,录音的、录机械的都有。录音很原始,是钢丝的,只能录半个小时。

  我们认为飞机是迫降的,不是打下来的,有人从现场的尸体上看到, 大都脱下了手表和鞋, 这是紧急迫降必要的准备。飞机要是导弹打的, 就会在空中解体。现在地面上的飞机残骸横宽60米,纵深300米,肯定是着地时油箱爆炸了。

  前些年我从一位知情那里了解到, 九具尸体都火化了,虽然蒙古人没有火化的习惯,后来还把火化的骨灰埋在坠机现场, 垒了一个大土堆。多年来不断有人去凭悼、扫墓, 多是林的老部下。叶群和林彪的头颅都在莫斯科。有个英国作家找我,我说你有条件,能不能找克格勃问问黑匣子的情况, 她去了, 俄罗斯一个上校接待她, 拒绝回答黑匣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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