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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七(24-26节)

崇新岳 百思峰 · 2014-11-07 · 来源: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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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上)

  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下)

  第25节 最后的反击

  第26节 毛泽东身后的斗争

  评解之十一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上)

  (1)

 

  人们常用“三落三起”来形容邓小平的人生。对于一般人来说,在“落”了一次之后,能够再起的就很少了,能够“落”三次,又再起三次,这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了。邓小平能“三落三起”,除了本人的意志和才能之外,运气的作用也很重要。古人常用“天数”来形容伟大人物的运势,从“天数”来看,邓小平的确遇到很多“天公作美”好的运气。

  在中共早期的队伍中,邓小平并不十分突出。1945年的“七大”上,选出5位中央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当时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还没有进入中央高层,比起陈云、康生、高岗、彭真、彭德怀这些人,邓小平还差了一级。

  虽说邓小平当时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当时与邓小平有同样高级军职的高官也很多,如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高岗、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另外,邓小平的军功也不是特别突出。如果毛泽东是一位保守型的领导人,按照论资排辈、论功行赏来封官的话,邓小平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因此,遇到毛泽东这么一位敢于打破陈规套矩,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是邓小平的幸运。

  新中国建国之前,毛泽东最为信任和重用的人是刘少奇,而新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疏远,开始重用高岗,这以至于高岗误以为毛泽东要用他取代刘少奇,四处开展“倒刘”活动,结果遭到批判,自杀身亡。1955年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因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政治局委员缺了两人,于是林彪和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邓小平起飞的第一步,他与彭德怀、康生、彭真等人平级了,超过了刘伯承、陈毅、贺龙等人。

  世界上的悲剧和喜剧总是同时上演,在某个人“倒霉”下台的同时,另一个人就“走运”上台了。高岗的自杀,不仅给邓小平空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位子,而且使邓小平永久地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高岗的年龄比邓小平小一岁,身体也不错,如果高岗不自杀,那么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再次启用的人物,很可能会是高岗,而不是邓小平。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多次说过:“高岗要是活着就好了。”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邓小平起飞的第二步,这次他又超过了林彪、彭德怀、康生、彭真等人,成为6名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邓小平能够一跃进入中央最高层,这主要是靠毛泽东的扶持。否则按照论资排辈、或论功行赏,那是轮不到邓小平的。但两年后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增补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林彪比邓小平年龄小3岁,成为邓小平的强力竞争对手。

  (2)

 

  1966年文革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倒台,被撤销一切职务。不过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邓小平只是下放到基层“劳动”,没有像彭真等人那样,被关进秦城监狱。如果没有发生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么接班人也肯定轮不到邓小平的。林彪的自爆又使邓小平永久地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

  从年龄、资历、才能等各方面的因素来看,邓小平的最大竞争对手是高岗和林彪。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死于非命,这就在客观上为邓小平的接班,排除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另外,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以及彭德怀的“身体竞赛”,也是有利于邓小平。在毛泽东身后,只要周恩来活着,接班就轮不到邓小平;即使是朱德或者彭德怀还活着,邓小平的接班也会遇到很大麻烦。这些人都在毛泽东之前去世了,就造成了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一人独大的局面。虽说毛泽东之后陈云、彭真、张闻天等元老还在,但这些元老在军队中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无法与邓小平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如果邓小平在1966年被打倒之后,没有在1975年被毛泽东第二次“起用”,那么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要想再起也很不容易。这次又是毛泽东助了邓小平一臂之力,让他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个接班人。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该文件写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

  (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7日,中共召开十届二中全会,该会议公报写道:【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上述两个人事安排,正式把邓小平推上的接班人位子。在王洪文第二次向毛泽东“告状”之后,毛泽东觉得王洪文已经不可救药,转而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到邓小平手里。毛泽东为什么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呢?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安定团结”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能“和平地交班”。

  王洪文的表现,使毛泽东对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彻底失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扶上墙的。本来毛泽东期待造反派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年轻人,就像他们早年在井冈山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那样。可是事实却让毛泽东大为失望,造反派中居然找不到一个人具有接班人的资质,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让造反派接班的初衷,转而从“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当中考虑现实的接班人。

  从“安定团结”和“和平交班”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无疑是最理想的人物,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干过,工作经验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威信和威望,比叶剑英等人强不少,可以挑得起接班人的担子。而毛泽东对邓小平最大的担心,就是担心邓小平在他死后,会对文革翻案。

  (3)

 

  为了防止邓小平的翻案,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恩威并重。一方面对邓小平施恩,希望这样使邓小平感恩戴德,放弃翻案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对邓小平施威,事先作出阻止邓小平翻案的布置。毛泽东阻止邓小平翻案的布置,就是1973年中央发出的14号文件。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14号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14号文件还有两个附件:(一)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二)邓小平写的《我的自述》(摘录)。1973年14号文件和两个附件,被印发至县团级干部,一般群众也基本上都知道了。

  1973年14号文件写道:【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毛泽东试图用发这个中央文件,来堵死邓小平将来试图翻案。在林彪事件之后,有大批老干部复出,复出的理由有两种:第一种理由是“错案”,当事人受林彪的迫害,受到了错误的处分,所以平反复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复出的第二种理由是“悔改”。这种情况不是错案,对当事人的处分也没有错,只是由于当事人表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所以让他复出工作。

  第一种理由复出是“无罪复出”,而第二种理由复出是“戴罪复出”。1973年14号文件,明确把邓小平定位于第二种理由。该文件首先说:“邓小平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这里声明当初批判邓小平,不是搞错了,而是正确必要的。这也就是说,邓小平不是“无罪复出”,而是“戴罪复出”。

  (4)

 

  该文件又说:“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邓小平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这里进一步说明邓小平自己也承认,当初对他的批判没有错,并且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还承认自己将来还需要继续改正错误。

  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我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邓小平,1972年8月3日】

 

  毛泽东把这个中央文件和邓小平的信,印发至县团级,就是要让人们都知道,批判邓小平没有批错,邓小平的复出,并不是对邓小平的“平反”,而是因为他表示悔过自新,愿意重新做人。邓小平的信也明确表示,邓小平自己也承认文革中批判他没有错,而且承认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样一来,邓小平要想对文革翻案,就相当困难了。

  毛泽东当时设想,有了这个文件,邓小平即使想翻案,也很难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邓小平的翻案企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才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

  (5)

 

  如果说1973年“十大”的明星是王洪文,那么1975年“四届人大”的明星则是邓小平。1975年1月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了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最瞩目的是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李德生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个通过辞职而“安全降落”的中央副主席级别的高官。李德生辞职后,仍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并且当沈阳军区司令员长达10年,直到1985年才离任。

  1975年1月10日周恩来主持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周恩来致闭幕词说:【二中全会闭幕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也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在短短的几句闭幕词中,四次提到“安定团结”,可见他非常期待1975年成为安定团结的一年。“安定”就是不搞政治运动,“团结”就是不搞政治批判,这些都是周恩来所期待的。不过1975年这一年,后来并没有像周恩来期待的那样“安定团结”,而又是充满风风雨雨和激烈斗争的一年。

 

  四届人大有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另一个是《修改宪法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做,而《修改宪法报告》却是由张春桥来作,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信任。毛泽东在让邓小平接班的同时,又把张春桥提拔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树立张春桥的威信,试图把张春桥培养为制衡邓小平的一个棋子。

  “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都是由张春桥牵头主持起草的,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没有让张春桥起草,而是让邓小平来起草。邓小平起草《政治报告》时,以周恩来的意见为主,写入了周恩来想要写的东西,这就是“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一改文革以来强调政治的风潮,转而强调生产建设的重要性。这似乎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后要把政府的工作重点转到物质建设方面。“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成为后来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重要理论根据。

  据参加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顾明回忆说:【1974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三千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6)

 

  1975年1月13日晚8时,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厅隆重开幕。这次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完全由周恩来主持。当周恩来走上大会主席台时,台下爆发出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种掌声雷动的情景,不亚于毛泽东出场时的场面。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人的席位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参加的大会,周恩来成为这次大会的主角。当时一家外国报刊评论说:“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四届人大上,选举89岁的朱德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等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王震、余秋里等人为副总理。

  各主要部委的人事安排是: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

  这次江青集团得到的位子不多,只有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等部门,其他实权部门均被老干部们掌握。这些部门中,最烫手的是两个控制“上层建筑”的文化部和教育部,其中江青集团得到了文化部,而教育部部长则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担任。周荣鑫在文革前是国务院秘书长,是周恩来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文革后不久周荣鑫被下放,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1975年由周恩来提名,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文化部长于会泳,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闻名,成为江青集团的红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撤职审查,1977年8月于会泳自杀身亡。在此之前,周荣鑫于1976年4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被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发作去世)。文化部和教育部的两个部长都死于非命。

  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是谢富治的妻子,粉碎“四人帮”后也被撤职,体委主任庄则栋也作为“四人帮”成员被审查多年。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原来是周恩来的亲信,但后来和“四人帮”走得很近,曾带头批判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乔冠华就被隔离审查,乔冠华的事以后还要提到。

  国务院各部之中,重中之重是国防部和公安部。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这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但并不属于江青集团。叶剑英任国防部长,则意味着他的军职比总参谋长邓小平高一级。文革前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林彪的领导下。

  毛泽东这样安排是大有深意的。在党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中央副主席,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比叶剑英略高一级;在军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国防部长,比邓小平又略高一级。这样一来,邓小平和叶剑英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7)

 

  叶剑英在新中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叶剑英1897年生,比周恩来大1岁,比毛泽东小4岁,但叶剑英身体很好,高寿89岁,一直活到1986年去世。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中学毕业后曾到马来西亚“闯南洋”,后回国考入云南讲武堂。1919年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回到广东,参加孙中山麾下的粤军。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非常政府,自任非常大总统,叶剑英在孙中山的卫队中任海军陆战队营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于1924年在广州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叶剑英被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

  1926年7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率领下开始北伐,叶剑英任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叶剑英坚决反蒋,于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叶剑英与张太雷、叶挺等人发动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叶剑英回国,来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的红军任参谋部长。红军长征中,叶剑英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

  叶剑英长征中的最大“功绩”,是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密电偷偷拿给毛泽东看。据说张国焘在一份密电中,命令他的部队对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进行“武力解决”。毛泽东看到这封密电后,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抛开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避免了“武力解决”事件的发生。这样一来,叶剑英就成为在关键时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关于叶剑英“偷密电”之事,有些研究者予以否认,认为根本就没有“密电”,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提到叶剑英“偷密电”之事。据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在1937年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念叶剑英》中说:“195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主席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

  (8)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叶剑英,说:“叶剑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大家都知道,是诸葛亮;吕端是宋朝的一个宰相,说这个人大事不糊涂。”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与丁盛、韦国清等人谈话时,重提1935年的电报一事,明确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1960年朱德谈到张国焘时,也说:“到阿坝,张国焘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张国焘,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使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叶剑英虽然长期在军队中任职,但他一直是担任参谋长这种高级幕僚的职务,从未直接指挥过军队作战。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曾短期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调回北京工作,任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十大元帅的最后一名。

  叶剑英成为元帅,主要是根据他在军队中的资历,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独立指挥过军队作战的幕僚型元帅。不过叶剑英没有独立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这在后来反而成为他迅速崛起的优势。

  在文革前,叶剑英一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用,只是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主要负责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如果没有文革,叶剑英的一生将是很平淡的,可以说叶剑英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1965年底罗瑞卿倒台,罗瑞卿兼任的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接任。1966年叶剑英又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林彪,但林彪身体不好,军委的实际工作由叶剑英负责,这是叶剑英第一次成为掌握军队实权的人物。

  然而在不到一年之后,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军委办事组”的新组织,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事务,取代了原来的中央军委。这样一来,叶剑英这个军委秘书长也自然成为有名无实的人物,军队的实权完全被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所掌握。

  (9)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军委办事组撤销,重新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这是叶剑英第二次成为掌握军队实权的人物。1975年叶剑英又接替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同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两次让叶剑英掌握军队的实权,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叶剑英在长征中救过毛泽东,这个看法显然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非常看中叶剑英在长征中“救”过他,那么早在文革前就应该重用叶剑英了。叶剑英在文革前被边缘化的事实,可见毛泽东重用叶剑英,并不是出于回报叶剑英的“救命之恩”,而是出于平衡军队中派系或“山头”的考虑。

  解放军在历史上根据源流不同,分成不同的派系和“山头”。在十大元帅中,作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自然就在他周围形成了“一野派”;刘伯承和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也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二野派”,同样陈毅和林彪也有他们的“三野派”和“四野派”。当时除了四大野战军之外,还有一支华北野战军,作为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也有他的“华野派”。另外贺龙有他的“红二方面军派”,徐向前也有他的“红四方面军派”。

  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持军队的人必须是元帅这样级别的人物,否则根本领导不了那些战场上厮杀过来的老将军。1966年在世的九位元帅中,除了朱德和叶剑英之外,都有自己派系和山头。不管哪个派系掌权,都会造成其他派系的不满,影响军队的团结。这样一来,毛泽东要稳定军队,平衡派系山头,最合适的就是让朱德或叶剑英来主持军队工作。因为这两个人没有自己的派系,可以用超脱的身份来处理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能够被各个派别所接受。朱德掌军显然不现实,所以唯一合适的掌军人选,只有叶剑英一个人了。因此,毛泽东也只能用叶剑英。

  当时毛泽东的设想是:邓小平和叶剑英共同主持军队,再让没有军队经验的张春桥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形成邓、叶、张“三分天下”的局面。这样邓小平就不能独揽军队,也就不能独揽大权,而邓小平不能独揽大权,也就不能对文革翻案。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应该是相当智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历史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来发展。

  (10)

 

  毛泽东虽然让邓小平接班,但同时也对他非常不放心,因此毛泽东做了三件事,来限制和阻止邓小平将来否定文化大革命。

  第一件事是在舆论上做了安排,向全党发了邓小平表示认错和悔改的信,给邓小平制造难于翻案的社会舆论。这件事前面已说过。

  第二件事是在人事上做了安排,安排叶剑英与邓小平分享军权;安排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长,这个不属于军队,但又掌握生杀大权的重权;又安排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分管军队的政治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和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的通知。“军委办公会议”是林彪事件后,取消“军委办事组”而成立的新机构。1971年9月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上将)、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少将)、纪登奎、汪东兴(少将)、陈士榘(上将,工程兵司令员)、张才千(中将,副总参谋长)、刘贤权(少将,铁道兵司令员)10人组成。

  1975年2月成立的“军委常务委员会”,仍然由叶剑英主持,成员为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刘伯承(元帅)、陈锡联(上将)、汪东兴(少将)、苏振华(上将)、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粟裕(大将)11人组成。

  对比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和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体现出毛泽东对军队布局思考的变化。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年龄比较轻,资历比较浅,元帅1人,上将2人,中将1人,少将3人。而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明显有论资排辈的倾向,元帅4人,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和少将的军人,除了汪东兴身份特殊之外,已经被排出军队决策层。如果说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体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想法,那么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就体现了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想法。

  叶剑英主持军队工作,自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重视叶剑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记载:【1975年12月底,周恩来在病危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976年9月8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剑英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

  (11)

 

  毛泽东为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做所做的第三件事,是在思想上做的安排,这就是在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毛泽东搞这个运动,是试图让全国人民理解,他搞文革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多次讲过他搞文革的初衷和目的,但当时人们的兴趣在“打倒”和“夺权”上,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这个思想理论问题,反而没有人关注。

  因此,这次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充分理解了他搞文革的初衷和意义,那么就可以自觉地抵制有人否定文革的企图。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5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通知》,该《通知》说:【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前面曾经提到过,主要内容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泽东还专门说:【关于理论问题,要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特别提出让张春桥写“理论问题”的文章,可见他对张春桥的重视。毛泽东知道,批判文章不能再让张春桥写了,这样得罪人太多,所以毛泽东把批判文章交给“梁效”写作组来写。而“理论问题”的文章,不是批判什么人,所以让张春桥来写,既可以增强张春桥的威信,又不会得罪人。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署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既可以作为张春桥的代表作,更可以作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表现,因此这里用较大篇幅摘录一部分。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写道:【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

  (12)

 

  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

  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

  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可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

  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

  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来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

  (13)

 

  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而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75年3月,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更直白地说了一些问题。张春桥说:【主席对这次学习理论问题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主席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

  主席还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主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刘少奇的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是主席在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问题,但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1971年、1972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这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14)

 

  毛泽东在做了“舆论”、“人事”、“思想”三方面的准备之后,在1975年初,决定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过毛泽东又做了一个布置,就是不明确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文革前中共党内的地位排名是十分明确的,文革一度打破了过去的“排名制”,在1969年的“九大”上,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没有进行排名。然而在1973年的“十大”上,“排名制”再次恢复。当时党中央有5位副主席,排名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9名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那么新当选的邓小平,在上述5名副主席中,以及在9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几位呢?当时中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1975年5月1日“五一节”,是中央领导人集体出面的一次排名亮相。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今天满怀继续革命的豪情,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节日的首都,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竖立着高大的红色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节日联欢活动。】

 

  这次“五一节”活动,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因病没有参加。根据这次新闻报道,邓小平在上述5位副主席中,排名最后一位;在8名政治局常委中(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排名第6位,仅排在朱德和张春桥之前。而半年多后成为真正接班人的华国锋,此时在党内的排名只是第13位,而且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15)

 

  在文革前,“党、政、军”三大权力的分配是:刘少奇主党,周恩来主政,林彪主军;刘少奇被打倒后,改为周恩来主政,林彪主军,而党务由周恩来和林彪共同主持;林彪事件之后,又改为周恩来兼主党和主政,叶剑英主军;1973年“十大”后,再次改为周恩来和王洪文共同主党,周恩来主政,叶剑英主军;1975年“四届人大”后,又成为邓小平兼主党和主政,叶剑英主军。

  邓小平在中央兼主党和主政,可是在党内的排名却是第6位,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考虑到5名党中央副主席当中,周恩来是半病休状态,康生是全病休状态,王洪文是“失宠”状态,只剩下2名副主席:叶剑英和邓小平掌握实权。从实权的大小来看,是邓小平大于叶剑英,可是党内排名又是叶剑英在邓小平之前,这就造成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人的权力交织,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大。

  主持党务日常工作的大权,毛泽东早就交给了刘少奇,而主持政务日常工作的大权,周恩来一直没有交给过别人。不过此时周恩来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大权,也就是主政的权力,交给了邓小平。自从周恩来当总理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交出国务院的大权。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正式宣布“退居二线”。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总理,但国务院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正式提出他退居二线后的国务院人事安排。周恩来写道:

  【1975年2月1日,国务院召开总理、副总理13人的常务会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同志列席。会议审定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如下:

  (一)邓小平:主管外事,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二)张春桥:主管文化、教育;

  (三)李先念:主管财政、贸易;

  (四)陈锡联:主管国防工业和体育;

  (五)纪登奎:主管劳动工资和干部调配;

  (六)华国锋:常务,主管政法和科学;

  (七)阵永贵:主管农业;

  (八)吴桂贤:主管卫生和轻工业;

  (九)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销;

  (十)余秋里:主管计划和工业;

  (十一)谷牧:主管建设和工业;

  (十二)孙健:主管工业生产。】

  (16)

 

  毛泽东圈阅同意了周恩来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此后政府工作就开始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了。邓小平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关于这件事,后来邓小平在1984年10月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87年10月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卡达尔时又说:【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什么是“整顿”呢?所谓“整顿”,其实就是抓生产,用当时的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巧妙地从毛泽东在1974年底到1975年初的一些讲话中,抽取出其中的“三项指示”,号召全党全国的工作,要以毛泽东的这三项指示为准绳,即所谓“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后来国务院政研室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该文写道:【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邓小平这里说的毛泽东的第一条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邓小平名义上借用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办的是他想要办的事情,这就是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党史研究者们对“三项指示为纲”发生了一些争论:“三项指示为纲”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因为这“三项指示”,的确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指示。

  但事实上,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时,都有它的背景和条件。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指示本身,而是谁来解释毛泽东的指示,谁有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也就掌握了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他巧妙地片段引用毛泽东的话,变成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因此很多人认为“三项指示为纲”虽然引用的是毛泽东的原话,但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

  (17)

 

  在一年后的1976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不过邓小平后来又反批评毛泽东的观点,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邓小平一上任,就大胆地抓生产。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邓小平认为,抓生产的第一步是抓铁路。因为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对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对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敢动真格的,敢用被毛泽东批判过的物质刺激“赏罚”办法,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说:【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总之,解决问题要有一点办法。】

  邓小平的“赏罚”办法果然有效,铁路部门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严重堵塞的路段全部疏通,大部分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个事实也使邓小平在中央和全国的威信大大上升了。

  邓小平解决了铁路问题之后,又着手解决钢铁问题。1975年5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邓小平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敢于“管”工人。因为文革造反以来,领导干部都比较怕工人,对工人不敢管,工厂纪律松弛,无人管事,所以生产上不去。

  邓小平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

  (18)

 

  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哪能随便不上班,马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

 

  邓小平用“赏罚”办法来“管”工人,果然有效。经过1个月的整顿,到1975年6月底,全国钢铁生产的形势明显好转,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在铁路部门和钢铁部门搞出成绩之后,邓小平又试图在全国推广他的经验。1975年8月,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文件,后来由于毛泽东的不满意而未能下发。邓小平的经验,是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经济,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975年9月,邓小平又开始着手搞农业整顿。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调整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一切也是试图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农业。不过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还没有来得及见效就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

  1975年10月,邓小平又开始把教育部门也列入整顿的行列。而教育部门一直是江青集团控制的部门,所以邓小平触动教育部门,不仅引起江青集团的强烈反弹,也引起毛泽东的警惕。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要求邓小平牵头,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遭到邓小平的拒绝。毛泽东立即决定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让他专管外事。这样,邓小平持续了近一年的“全面整顿”就停止了。

  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1)

 

  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物质的作用”,而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注重现实,讲求实际,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这样的结论,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从仅仅“说说而已”理论家、学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可是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或者从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干家、政治家、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却又是另外一种结论。对于那些“实干家”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创业者”的思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守业者”的思想理论。

 

  现在有一门很时髦的学问,叫做“经营管理学”,讨论的主要课题就是“员工激励机制”。所谓“员工激励机制”,本质是一种物质刺激的方法,探讨怎样对员工的业绩进行考核或考评,然后根据考核成绩来进行奖励或惩罚,有重大成绩的多发奖金,有重大错误的要扣工资。对官员的考核也是一样,制定某种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政绩,指标完成好的官员提升重用,指标完成不好的官员则不提升不重用。

  现在时髦的术语“员工激励机制”,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论功行赏”、“奖勤罚懒”。1975年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用的就是这种“员工激励机制”。对于工人,用“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物质刺激办法,干得好发奖金,干得不好扣工资;对于干部,用“论功行赏”的物质刺激办法,用生产指标来考核干部,生产指标完成好的干部提拔重用,生产指标完成不好的干部,就要坐冷板凳靠边站。

  邓小平的这一套“论功行赏”、“奖勤罚懒”的办法,确实非常有效,一下子调动起干部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下子就上去了。用物质刺激来发展生产,的确是一抓就灵,立竿见影,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有人因此评论毛泽东只懂革命,不懂经济。但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

 

  “论功行赏”也好,“奖勤罚懒”也好,搞这一套物质刺激的办法,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手头一定要掌握一定的物质财富,具有一定的人员队伍。你有了一些物质财富,并掌握这些财富的分配权,你才可能搞“奖勤罚懒”;你有了一定的人员队伍,并掌握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你才可能搞“封官行赏”。

  假如你是一个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你在创业之初,哪里有钱去奖励别人呢?而且,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创业者,开始时必然是既无钱财,也无名气。这时候有人来跟着你干,你已经烧高香了,想把人家留住都不容易,哪里还敢“罚”人家呢?再说,创业之初,公司也就是三、四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官职可以“封官”的。

  (2)

 

  因此,对于创业者来说,用“论功行赏”、“奖勤罚懒”等一套经营管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在创业之初,你既没有本钱奖别人,也没有资格罚别人,更没有官职可以封官。“论功行赏”、“奖勤罚懒”这一套办法,是守业者的思想理论,创业者必须依靠另外一套理论,另外一套思想才能成功。

 

  凡是干一件大事业,不管开公司也好,打江山也好,一个人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必须有一批人跟着你干,必须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队伍。怎样建立自己的队伍呢?现在不少人迷信金钱万能,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有钱可以雇到员工,多花点钱可以请到技师,用重金还可以把别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挖”墙角挖过来。“金钱万能”确实是事实,确实是一种人性的规律,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如果世界上仅仅有“金钱万能”这一种人性的规律,那么一个没有钱的穷人,就绝不可能成就事业,白手起家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开始,成就巨大事业的创业者。中国历史上的刘邦、刘备、朱元璋等,都是这样的人。

  大家熟悉的《三国》中的刘备,他手下两员虎将关羽和张飞,绝不是刘备用高薪雇来的,他们心甘情愿跟着刘备走,绝不是靠什么物质的东西来激励他们。相反,曹操给了关羽大量金钱美女,也没有把关羽收买过去,这时候“金钱万能”的人性规律失效了。同样,诸葛亮辅佐刘备,也不是因为刘备用了重金来聘请他。如果真是这样,曹操完全可以用更多的钱把诸葛亮收买过去,用钱就可以打败刘备了。

  因此,人类社会除了“金钱万能”这一规律之外,还有一个相反的规律,这就是“精神万能”规律。上面说的刘备,之所以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队伍,靠的都是精神的力量。关羽、张飞、诸葛亮这些人,都是倾倒在刘备的精神魅力感召下,都是被刘备的精神力量所感化、所征服。

 

  毛泽东在井冈山创业,同样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毛泽东为什么能在井冈山拉起一支队伍,建立一片根据地呢?我们先看看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激励机制。当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时,战前当官的摇着钱袋大喊:“打死一个共匪,赏十个大洋;抓住一个共匪,赏一百个大洋。”

  国民党军队显然是用“金钱”的激励机制,靠物质刺激来鼓励士兵奋勇杀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显然不可能靠金钱来激励,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只能用“精神”的激励机制。共产党靠官兵平等,翻身解放等精神激励,来鼓励士兵奋勇杀敌。

  (3)

 

  人性有两个方面:既有“金钱万能”的一方面,也有“精神万能”的一方面。有人说毛泽东重视精神,不重视物质,并声称这样是违反“人性”。这些人所谓的人性,指的是“金钱万能”这一方面的人性。从这个角度,毛泽东的确违反了“金钱万能”的人性,所以他才能创造了井冈山的奇迹。

  当时蒋介石的物质力量,绝对压倒毛泽东的物质力量,如果毛泽东重视物质的力量,跟蒋介石拼物质,那是绝对战胜不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在物质力量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要想战胜蒋介石,唯一可以借助的只能是精神的力量。最后的结果,是搞“精神万能”这一套的共产党,打败了搞“金钱万能”那一套的国民党,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典型事例。

 

  凡是大事业的创业者,都是依靠“精神”的力量来组建自己的队伍。孙中山创建同盟会,组建国民党,都不是用钱搞起来的。1912年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记者问他带回多少美元?孙中山说:“我没有一文钱。我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孙中山靠他的精神凝聚力,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成为后来蒋介石夺权中国政权的基础。孙中山死后,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基业,蒋介石不是创业者,而是守业者。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精神”激励机制,反过来依靠“金钱”激励机制。因为“金钱”激励机制最容易搞,而“精神”激励机制就非常难,不是超级高手搞不起来。

  蒋介石打仗,经常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用重金把对手的大将收买过来,于是就不战而胜。蒋介石的重金收买办法,对付共产党就没有效果了,林彪、彭德怀这些大将,没有一个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去加入共产党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寓言故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但真正理解“姜太公钓鱼”背后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在商纣王时代,姜太公在河边钓鱼,他钓鱼的方式很特别,钓钩是直的,而且不放鱼饵。周文王路过,看到姜太公这样钓鱼,吃惊地问:“别人用鱼钩,再挂上鱼饵,还不一定能钓到鱼;您这样的直钩,又没有鱼饵,能钓到鱼吗?”

  姜太公说:“用鱼饵钓鱼,只能钓到小鱼,要想钓到真正的大鱼,只有像我这样,不用鱼饵,愿者上钩。”

  周文王听了,非常佩服姜太公的见识,马上请他当军师,后来果然灭商得了天下。

 

  “姜太公钓鱼”的含义在哪里呢?用鱼饵钓鱼,就像用高薪聘请人才,这样请不到真正的高人。即使是请来了高人,也很容易再被别人用更多的重金请走。要想请来真正的高人,只能设法让他主动地自愿来,这就叫“愿者上钩”。刘备的人才关羽、诸葛亮等人,都是主动自愿的“愿者上钩”,绝不是刘备用什么鱼饵把他们引诱过来的。

  (4)

 

  在井冈山时代、延安时代投奔中共的人,都是“愿者上钩”。因为当时中共很穷,也拿不出鱼饵来引诱。当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投奔延安,也是出于共产党的精神感召力,也是“愿者上钩”。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就是现代的“姜太公”,他钓鱼不用鱼饵,而是“愿者上钩”。

  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人才,却买不到真正的人才,毛泽东用“姜太公钓鱼”的办法,不花一分钱,却凝聚到大批的优秀人才。蒋介石终究不懂“姜太公钓鱼”的道理,不时想不通地发出疑问:“为什么人才全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这也是来自他过去的成功经验,因为他在井冈山就是靠强调“精神万能”而成功的。邓小平强调物质的作用,而邓小平在1975年搞“全面整顿”成功,在1978年搞“改革开放”成功,他的前提都是毛泽东交给他一大笔物质财富,留下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邓小平的成功,靠的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比较重视物质力量,邓小平当一个守业者,可以干得很好,可是他不能成为创业者。如果井冈山时期,让邓小平来领导,用物质刺激的办法,用消灭一个国民党兵奖多少大洋的办法,是不可能战胜蒋介石夺取天下的。后来邓小平也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现在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中肯的。

 

  到底是“金钱”的力量大?还是“精神”的力量大?历史上“金钱”战胜“精神”的事例很多,“精神”战胜“金钱”的事例也很多,可以说两者不分伯仲。

  “金钱”刺激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人的物质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满足不了。今年发100元的奖金,可以鼓励员工好好干,明年还发100元奖金,员工就不满了,就不好好干了,你必须提高奖金,发200元的奖金,才能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况且世界上各国出现了专挖人才的“猎头公司”,用更高的薪金来挖走人才,这样水涨船高,刺激员工的成本越来越高,终于会搞到干不下去的地步。用物质刺激来激发官员的积极性,也会造成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最后把国家吃空。

  “精神”刺激也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难于持久。在精神的鼓舞下,短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可以忍受,但长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就难于忍受了。所以搞“精神”刺激,必须一鼓作气,用速决战取胜。毛泽东搞文革,原计划只搞两、三年就结束,这原本是一个速决战。可是因为种种原因,速决战变成持久战,文革搞了十年还无法结束,这样支撑人们的“精神”力量就衰竭了。

  有人提出,最好是兼顾“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往是强调一方面,就不得不放弃另一方面。

 

  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从实干家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那么“毛泽东思想”是指导创业者怎样创业的东西,“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守业者怎样守好家业的东西,两者都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守业者,继承到一大笔家业,你想平稳地发展,那么邓小平理论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合适的;而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一穷二白,但又立志要创业,想要干一番史无前例的事业,那么你就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了。【本节完】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下)

  (19)

 

  在邓小平全面整顿时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江青集团再次干扰毛泽东的部署,提出“反经验主义”。

  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1942年“延安整风”时,主要是批判两个主义:第一个是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第二个是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说:【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

  如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延安整风重点是批判王明和他的“教条主义”,但一些人也试图向周恩来的“开刀”。据参加这次整风的杨尚昆回忆说:【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

  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回忆说:【在会上,有一些偏激之词。有人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

  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毛泽东压下了有人试图扳倒周恩来的“反周”,但对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还是进行了批评。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代表的“经验主义”。

  (20)

 

  《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验主义”不只是指周恩来一个人,当时主要的“经验主义者”有: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这些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批判。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批判,毛泽东再次提到和批评了彭德怀的“经验主义”。

  1959年8月,中共内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小册子无出版社,无印数,仅此一版。毛泽东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前言,毛泽东的前言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都在半年读完。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毛泽东。1959年8月15日】

 

  毛泽东这次提出的批“经验主义”,显然是针对彭德怀的。然而到1975年3月,江青集团借着毛泽东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加进自己的“私货”,又提出要批判“经验主义”,再次向已经病休的周恩来发难,试图趁着周恩来“退居二线”,大权旁落之际,一举扳倒周恩来。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记述:【从1975年2月底到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这次,江青集团故意搬出毛泽东1959年写的“反经验主义”小册子,试图借此把“反经验主义”的靶子对准周恩来。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时,大谈“经验主义”的问题。张春桥特别提到毛泽东批判经验主义的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春桥说:【《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

  (21)

 

  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

  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1975年3月,《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在文中也引用了毛泽东1959年写的那段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此后,江青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量宣传批判“经验主义”。比如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江青也在多处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江青还试图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日他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汇报情况,特别提到江青集团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显然是针对江青的。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于是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批评江青等人发起的“批判经验主义”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当然不服气,她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状,王洪文在信中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1973年12月会议的案。”

  (22)

 

  同时,江青也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后来说:【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决定亲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从医院出来,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先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恩来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泽东问周恩来:“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

  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然后毛泽东开始在会上当众批评江青集团,主要是针对江青。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教条主义,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鸡蛋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23)

 

  年5月3日,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毛泽东这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却是批评江青。此时毛泽东因白内障的视力很差,只能看见一个人影,说话也不清楚,只有张玉凤能听懂他的话,所以要张玉凤给他当“翻译”。毛泽东在这种身体情况下召开会议,关键是要解决江青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的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提出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说江青也是“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完全否定了江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再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要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不要用个人的名义”。其实这些话毛泽东已经跟江青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再次讲,因为江青听不进去。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当时对这四个人还是区别对待的。毛泽东是重点批评江青,轻微批评王洪文,而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则采用“保”的态度。

  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的眼睛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1958年就写了文章(指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那时代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插话说:“见过一面。”(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1958年柯庆施曾带着张春桥见过一次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留下印象。)

  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24)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十分欣赏,亲自写了一个编者按,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了张春桥的文章。但当时大部分人都反对张春桥的观点,只有两篇文章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观点,所以毛泽东说“张春桥有气”。

 

  毛泽东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搞错了,他把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搞错为张春桥写的。其实张春桥并没有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而是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这样就为张春桥承担了错误。

  这次搞批判“经验主义”,江青集团是全体出动,张春桥在会上讲批判“经验主义”,姚文元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王洪文写信告状。如果说“批判经验主义”搞错了,那么就不是江青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他们四个人都有错,应该四个人都批评。毛泽东把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错误责任担下来,而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到江青一个人身上。

  毛泽东这么做是很高明的,因为江青有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一下,也不会垮台。而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这样的过硬身份,如果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两人的话,马上就会引来众人的围攻,他们两人马上就要垮台。所以毛泽东要“保”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能批评他们,不能让他俩垮台。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用严厉的口吻批评江青,但又给江青留了后路,并没有打倒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意思。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特别指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也就是说江青他们的问题不算大,一下解决不了,可以慢慢解决,“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25)

 

  毛泽东虽说不处分任何人,但却不明显地处分了王洪文。这次会上毛泽东替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了好话,但没有替王洪文说好话。毛泽东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对不起,我就是这样。】

  前面说过,毛泽东多次劝告王洪文不要跟在江青后面,可是王洪文就是不听。这次王洪文又给江青当枪使,写信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让毛泽东感到颇为恼火。毛泽东特别点出“王洪文要见我”,也就是说王洪文想要私下见他,试图私下向他告状。毛泽东明言“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这样就等于是批评了王洪文试图私下告状的做法。

  在会议结束时,王洪文与毛泽东握手时,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做手势翻过来翻过去)。”毛泽东用手势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阳奉阴违。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工作重新做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这样一来,等于就把王洪文“逐出”了北京,“逐出”了政治局。不过在表面上,仍然保留了王洪文的中央副主席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反复用“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来告诫江青和“四人帮”。与其说毛泽东批评他们,更应该说是劝告他们。毛泽东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这样做,其实是为江青等人好,是想给江青等人留一条后路。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和王洪文同时提出了“离婚”,这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据参与“四人帮”审判的大法官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新华出版社)一书中,提到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离婚之事。该书说:【王文正大法官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可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26)

 

  一天晚上,张春桥召见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张春桥谈了毛主席对自己的培养,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等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国锋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张春桥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老(马天水)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文静(张春桥妻子)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地说:“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张春桥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他说:“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崔根娣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人,各人走各人的路。”】

  (27)

 

  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严肃地批评了江青。但毛泽东也知道,江青是不怕他批评的,他对江青并没有多大的“威慑力”。所以毛泽东还要安排一次政治局会议,让众人来批评江青,这样江青才会感到害怕,才会有所收敛。开会批评江青这件事,毛泽东当然是让周恩来去布置,周恩来最善于做这种“批评——团结”的“和稀泥”事情。

  周恩来接过这件事后,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虽说从1975年2月初就正式“退居二线”,但周恩来在医院中,依然密切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自从江青集团发起“反经验主义”宣传之后,周恩来就明白,这是针对他的,想乘他把实权交出去之后,乘虚而入,一举打倒他。当然周恩来也在分析,这次“反经验主义”的宣传,是毛泽东的意思,还是江青集团自己的“私货”。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反经验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明确表态不赞成搞“反经验主义”。这样周恩来心里就有底了,知道这次“反经验主义”宣传是江青集团的私货。

  4月27日,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会上批评江青集团搞“反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介入这件事,因为他此时已经“退居二线”,不应该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了。

  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5月4日,周恩来再次回到“一线”,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之事。5月8日,周恩来再次在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会上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邓小平计划在5月12日至18日出访法国。

  5月18日晚,刚从法国返京的邓小平,立即赶到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了一个小时。邓小平还给周恩来带回一件礼物:他们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常吃的法式面包。在与邓小平谈话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成员谈话,商议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的议题。

 

  毛泽东在5月3日的会议上,只是批评了江青和王洪文,却没有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而周恩来认为,这次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时,也不能放过张春桥和姚文元,因为他们两人也积极宣扬过“反经验主义”。为此,周恩来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意见。

  (28)

 

  周恩来在信中说:【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4月23日批示的问题。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

  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3月1日在总政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

  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周恩来。1975年5月21日】

 

  周恩来在政治局开会前夕发出这封信,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指出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参与了“批判经验主义”,因此这两个人也应该受到批评;第二,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姚文元写的文章,搞错为张春桥写的文章,这里周恩来纠正一下。

  王洪文收到周恩来的信后,于5月22日转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后,在传阅件上批阅:“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在传阅件上批阅:“许多情况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在传阅件上批阅:“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在5月24日批阅:“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5月25日,周恩来收到王洪文转来的传阅报告,看到张春桥的批文“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张春桥敢写“总理有些话不确切”这样的话,显然是挑战周恩来的权威。或许是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已退居二线,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质疑周恩来的话。

  若在以前,周恩来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很可能会保持沉默,让这件事不了了之过去。但周恩来退到二线之后,反而比较无所畏惧了。周恩来于5月27日,亲自给张春桥写信,回应他的挑战。

  (29)

 

  周恩来在信中说:【春桥同志: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

  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3、4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1975年5月27日5点半】

 

  这封信是周恩来一生中,为数极少的“进攻性”信件。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知道周恩来真的较真起来,他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张春桥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阅:【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张春桥同意后,周恩来该信上批“呈主席批阅”,把这封信转到毛泽东那里。但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资料,周恩来这封信的原件上,未见毛泽东的圈阅。是这封信没有转到毛泽东哪里?还是毛泽东看后没有圈阅?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大概毛泽东看出周恩来这封信是想批张春桥和姚文元,所以就把信压下不做批示。

  因为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圈阅意见,在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两次政治局会议,都没有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发难,只是把矛头对准了江青一个人。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公布了这两次会议的记录。

  【1957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吴德:“主席说:四人帮不要搞了,照样搞。我主席听过三次,4月一次,12月一次和这次。这次主席又讲,又引起注意。(四人帮)没有向主席讲清楚,没有在行动上实际改正,所以主席才要我们讨论。”

 

  邓小平:“主席5月3日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讲话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

  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

  (30)

 

  4月27日的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王洪文)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江青)说:突然袭击,围攻。这次会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

  我倒是要提一个问题,有三件事:(一)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

  (二)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当面点很多人的名。

  (三)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人,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我倒是问—问,为什么?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搞小圈子,历来不好,首先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

 

  李先念:“4月27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主席说: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陈锡联:“一个方针,三条原则,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讲清楚。”】

 

  【1975年6月3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沉默,沉默,又沉默。

  叶剑英:“政治局讨论主席的批示、指示。我的体会是:

  (一)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的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次不同于庐山会议。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

  (三)‘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王洪文:“开了三次会,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一)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二)去年11月份,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的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三)经验主义,我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看到‘经验是主要的危险’,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

  以后要好好学习。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4月27日会议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我有两个保留:

  (l)不同意把形势说得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

  (2)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去年11月会议,那次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4月27日的会,我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31)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之事。众人认为毛泽东的立场已经变了,所以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吴德(时任北京市长)等人,都对江青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据说邓小平还拍了桌子,这算是对长期一直“霸道”的江青出了一口气。众人感到很乐观,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今后江青集团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

  但周恩来却不这么乐观,他并不赞成火力集中批江青,因为这样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据吴德回忆说:【1975年4月28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零五医院。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

  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

  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

  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

  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

  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

  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

  5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决定,以后要开会批评“四人帮”。5月3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

  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

  张玉凤说:“4月27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4月27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

 

  据吴德回忆,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对他说:“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周恩来暗示吴德:毛泽东虽然同意政治局开会批江青,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拿掉江青集团,他还要“观察”。

  周恩来认为,这次斗争是否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批江青,而是在于批张春桥。因为江青鉴于她的特殊身份,只要毛泽东在世,她肯定是批不倒的。批江青顶多是出口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以周恩来劝吴德等人,不要跟江青吵。

  张春桥则没有这样的特殊身份,只要政治局开会批他几次,张春桥就非倒不可。而且张春桥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要拿掉张春桥,江青集团就基本上瓦解了。这点林彪和周恩来看法是一致的,林彪也是把主攻方向对准张春桥。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公开登高一呼,掀起一把揪张春桥之火,试图把张春桥一举拿下。当时林彪认为,仗着他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关系,毛泽东肯定会舍弃张春桥而要林彪。没想到毛泽东居然是要张春桥不要林彪,这就让林彪“吃不消”了。

  (32)

 

  周恩来继承了林彪的“遗志”,也两次向张春桥发难。第一次是1974年底召开四届人大之前,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递交张春桥历史上曾经当过“叛徒”的材料,但毛泽东没有理会周恩来的材料,反而进一步提拔重用张春桥,让张春桥当第二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肯动张春桥,于是他也像林彪那样,号召政治局成员们向张春桥发难,当然周恩来做得不像林彪那么明显露骨。

  毛泽东在5月3日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了江青和王洪文,但没有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因此在政治局的“批评帮助会”上,众人也会按照毛泽东的态度,批评江青和王洪文,而放过张春桥。开会批评江青和王洪文,对毛泽东来说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第一是打掉江青的威信,阻止江青自行其事,破坏他的战略部署;第二是让邓小平等老干部“出一口气”,减少对江青等人的怨恨。

  毛泽东知道,老干部们对江青的怨恨已经很深了,如果他一味袒护江青,这只能更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这样毛泽东死后,江青的下场就很危险了。毛泽东不护着江青,让众人批评一下江青,这就减轻了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这对江青的未来是有好处的。

  另外,毛泽东的确也不希望江青搞“四人帮”。结成帮派,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江青等四人不结成帮派,各自为政,那么他们的力量就要小很多。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联和起来的力量是大了很多,但同时也引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她对别人构成的威胁就大了。

  如果江青听从毛泽东的话,解散“四人帮”,对别人构成的威胁不大,那么别人也就不一定非要除掉他们不可,这样几个人可以作为“火种”长期保留下来。而江青的“四人帮”不解散,对别人构成的威胁很大,那么别人就非除掉他们不可,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

 

  周恩来看出毛泽东搞这次“批评帮助会”,只准备批江青和王洪文。江青是批不倒的,王洪文本来毛泽东也不准备要了,所以批倒也不要紧。而周恩来则试图改变这个“批评帮助会”的方向,把会议的火力,从江青和王洪文身上,转移到张春桥身上。因此,周恩来在政治局“批评帮助会”之前,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没有批评江青和王洪文,反而委婉地批评了张春桥。周恩来希望众人看了他的信,理解他的意思,在会上把火力对准张春桥,一举打倒张春桥。

  但吴德等人并没有理解周恩来的用意,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只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没有触动张春桥,这就让周恩来失望了。而毛泽东则对这次会议比较满意。6月7日,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了这次谈话记录。

  【邓小平说:“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33)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小平),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

 

  毛泽东之所以比较满意,是因为邓小平等人按照他的意图,只是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没有动张春桥。毛泽东本人对邓小平的谈话中,也提到了江青和王洪文,却没有提到张春桥。

  而江青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她在会上仍然采取对抗的态度,写检讨采用拖延战术,试图蒙混过去。江青以为毛泽东还会保她,给她留面子,免掉她的书面检查。但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书面检查。因此,江青在1975年6月28日,终于迫于压力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

  江青的《检讨书》如下:【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1975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我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江青。1975年6月28日】

 

  江青正式向党中央作检讨,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可谓让老干部们“大快人心”。江青检讨后,一度非常沮丧,连续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王洪文也作了长篇检讨,但张春桥只是做了比较简单的检查。张春桥的检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张春桥理解毛泽东“保”他的意思,所以不能在检查中认错太多,否则毛泽东保他就没有意义了。

  (34)

 

  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基本是“安定团结”,目的是为了自己死后能够“和平地”交班。在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太好,1975年6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访时,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得已写信给邦戈总统:【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倚枕。1975年6月27日】

  当时毛泽东的眼睛因为白内障看不清东西,这封致歉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这封短短的信,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由于健康原因而取消与外国首脑的会晤,这对毛泽东来说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的口头禅是“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一方面是哲理,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应验了他的这句口头禅。文革的发展,完全不是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大家在毛泽东面前,都不敢说文革的“坏话,”可是毛泽东自己也感觉到,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赞成文革的是什么人呢?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大造反派,各个地方还有各种小造反派,通过文革升官进入各级领导部门;第二种人是在文革中并没有造反,而是搭顺风车上来的老干部,比如华国锋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邓小平也属于上述第二种人。

  邓小平在文革中虽然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和批判,但邓小平一下子跃升到接班人的位子上,这也是受益于文革。如果没有文革,不打倒刘少奇和林彪,那么邓小平是不太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毛泽东一下子把邓小平提升到接班人的位子上,让邓小平意识到自己也是另外一种文革的受益者。毛泽东试图这样使邓小平感到,他也通过文革得到了好处,因此就不会否定文革了。但邓小平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行事。

  虽然上述两种人都赞成文革,但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主要是第一种人不服气。因为第一种人在文革中出了大力,流了大汗,是文革的功臣;第二种人在文革中没有造反的功劳,当然也没有得罪人。现在这些文革中的逍遥派却来坐享胜利果实,被称为“下山摘桃子”派,当然让江青等第一种人感到愤愤不平。

 

  反对文革的又是什么人呢?也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是反文革的主要力量;第二种人却是一般的老百姓。在文革初期,老百姓毫无疑问是支持文革的,但文革发展到派性武斗,老百姓就开始对文革摇头了。更主要的是文革长期拖下去,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包括多年不提工资,副食品、生活必须品供应紧张等,而且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35)

 

  文革后文艺作品很少,电影、戏剧就是八个样板戏,人们都看腻了。所有文艺杂志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泽东选集》、革命英雄故事、教科书和初级技术教材,让人们感到文革把文艺也搞掉了,所以感到不满。

  毛泽东也了解到人们的不满,为了丰富人们的文艺生活,从1969年开始,第一批文革前的电影解禁,主要是“三战”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的故事片,还有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等;1971年,第二批文革前的电影解禁,有抗美援朝系列故事片(《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奇袭》等),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故事片。当时有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为了解决人们对文艺生活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开始拍摄的新故事品。第一批新电影故事片《火红的年代》等4部影片在1974年春节上映,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国产新故事片开始陆续上映,比较反应比较好的有《闪闪的红星》、《车轮滚滚》、《春苗》等。然而文艺片多了,必然出现一些“有问题”的作品。而江青等人在文革中培养出灵敏的政治嗅觉,特别喜欢从文艺作品中发掘问题,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从评论戏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首先江青提出湘剧《园丁之歌》有问题,但上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批示说:“我看是出好戏。”最为著名的是电影《创业》,这部反映石油工人的故事片在1975年春节期间公映,但第二天就被禁止。因为江青发现该电影有问题,说该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的错误,列出了“十大罪状”,并声称该电影美化刘少奇。为什么说该影片美化刘少奇呢?因为该片中三次笼统地提到“中央首长”,而当时刘少奇是中央首长,所以美化了刘少奇。

  此后,《创业》的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张天民在信中写道:【《创业》上映后,广大石油工人和其他战线的工农兵观众,反映强烈,感到受到鼓舞。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电视电台停止广播。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公式化概念化。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从实践、从效果来看,《创业》是部好影片,它不是毒草。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

  毛泽东张天民的信上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36)

 

  关于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告状之事,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情况,这是胡乔木(毛泽东过去的政治秘书)的主意。《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关于《创业》的这份材料,胡乔木读后,认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很有代表性,能够成为揭露“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但从效果出发,不适于拿它送给毛泽东。

  胡乔木对贺捷生说,最好由剧本执笔者张天民自己上书。胡乔木在委托贺捷生与张天民联系的同时,在7月18日开会时,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管得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繁荣创作、百花齐放的目的。邓小平表示赞同。

  7月22日,贺捷生把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交给胡乔木,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读了张天民的来信以后,就及时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主席写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26日,邓小平正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7位负责人开会,会议中途接到送来的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即当场宣读了。文艺整顿初战告捷。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给毛主席写信、送材料成为一时风尚。举其要者有:

  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7月25日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受到压制,要求影片《海霞》通过发行。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即发政治局各同志。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9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要求举办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聂耳逝世40周年音乐会。毛泽东10月3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姚雪垠10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请求支持他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写作计划并解决出版问题。毛泽东11月2日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

  周海婴10月28日给毛主席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做出决定,立即实行。”

  (37)

 

  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胡乔木怕张天民得意忘形,头脑发热,又要贺捷生出面,找张天民谈话,以贺个人的名义交代张天民:“一、要爱护毛主席的批示,珍惜这个荣誉,不要骄傲,准备迎接更困难艰巨的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经常同我们取得联系。”并建议他的妻子赵亮同志给毛主席写感谢信。这位始终没有直接出面的领导同志,想得何等周到!】

 

  毛泽东感到文艺按照江青搞的“样板戏”的“高、大、全”模式,必然脱离群众,所以反对江青集团对文艺作品的求全责备态度。1975年7月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等人谈话时,邓小平说到:“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专门找江青和张春桥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75年以后文艺界和电影界开始松动,出现“百花齐放”的苗头。但电影多了,也出现后来被称为美化“四人帮”的故事片《决裂》和“反动电影”《反击》,这些电影在粉碎“四人帮”后被禁止放映。

 

  毛泽东放松文艺界,也表现出他当时的“安定团结”思路,希望以此缓和一般老百姓对文艺政策的不满,从而使得他死后的接班,可以平稳顺利地进行。但到1975年8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突变,骤然发起“批《水浒》”运动,之后又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两场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破坏自己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安定团结”局面呢?这在后面分析。

  (38)

 

  促成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批《水浒》”和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以说有各种因素,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人们不太清楚的周荣鑫。周荣鑫在1975年可以说是仅次于邓小平的大胆敢干的人,如果他不是在1976年4月死于心脏病突发,那么在毛泽东之后,肯定会是一位历史上留名的风云人物。正是由于周荣鑫的大胆敢干,促成毛泽东发起“批《水浒》”。

  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75年上半年,是认真地准备了自己的后事。他安排邓小平接班,这是最平稳的接班布置。当时党内可以与邓小平一争高低的人,林彪、彭德怀、陈毅等人都已经死去,邓小平的潜在威望和实力,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而邓小平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可的接班人,这就更没有人阻碍邓小平的接班了。

  本来,邓小平接班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只要他耐心地再等一等,等到一年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班了。可是邓小平这个人,偏偏是个没有耐心的人,不肯等到毛泽东身后再动手,而是在毛泽东在世时就急着动手。周恩来的性格与邓小平不同,他多次劝邓小平不要急,但并无效果。果然到1975年11月,毛泽东反过来开始批评邓小平,不再支持他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说:【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三零五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荣鑫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周荣鑫,1917年生,1937年入党,建国后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是周恩来的最重要助手之一。文革后,周荣鑫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宁夏,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恢复工作,转任中科院核心小组副组长。1975年1月,经周恩来提名,在四届人大上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

  周恩来让周荣鑫当教育部长,对他的期待是很大的。建国后,周恩来集团的势力只是局限在经济生产部门,文化教育部门是刘少奇管辖的。文革后,江青集团夺得了文化教育部门的管辖权,这次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是周恩来集团首次延伸到教育部门。

  (39)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门是所谓文革的“重灾区”,是受文革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而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基础”部门,受文革的影响就小得多。反过来说,教育部门是文革搞得最彻底的部门之一,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的文革,就搞得没有这么彻底。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调整经济”,逐步把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邓小平上台之后,更是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使经济生产部门大致上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但文化教育部门,不仅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而且进一步走得更远。

  最能体现文革成果的东西,或者说文革最大的成绩,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文革前是高中生直接考大学,文革后改为“工农兵学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翻天覆地的变革。文革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同,反而与封建时代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比较相似,其核心就是“读书做官”。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只是给学生一个学习知识的园地,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等都要靠自己,并不是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而文革前的中国,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拿铁饭碗的国家干部,也就是古代的“官”,所以它与古代的“读书做官”体制很相似。

  中国古代的“读书做官”,对社会潮流有非常强的引导性和示范性。读书读好了,考试合格了,就可以作官。这样就引导社会上有才能的人,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读书上,这样一来社会就比较稳定了。如果有才能的人不把精力放在读书上,而是去干其他的什么事,就有可能干出威胁社会稳定之事。

  比如清末农民起义首领洪秀全,曾多次考科举,但屡考不中,他一直考到30岁,还是没有考中。于是洪秀全对考科举不再抱希望,转而自立教派,开始传教,终于发展为武装起义。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的主考官让洪秀全考上科举,让洪秀全当官,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大动乱了。

  另外在文革前,那时中国的机器还很少,搞生产主要是靠挑担子,抡大锤等重劳动,所以干体力劳动是很辛苦的,大家都想成为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而那时只要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一律成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的“脑力工作者”。而且有了大学文凭,更有社会地位,人生更容易“有出息”。

  (40)

 

  因此文革前的年轻人,人人把高考作为自己“人生设计”的指挥棒,都希望通过读书,通过考上大学来改变自己人生的命运。但毛泽东却非常反对把考大学作为“人生设计”的指挥棒。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人人都去争着考大学,谁也不愿意当工人,当农民,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变成重视知识分子而轻视工农,这对于他建设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同时,毛泽东认为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对学生本身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通过文革,毛泽东彻底打破了文革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体制。新的高等教育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取消文化考试,改用推荐的方式,推荐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二)取消“上大学当干部”的读书作官体制,提倡“社来社去”,就是农村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农村去当农民;工人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工厂当工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不再是“当干部”的渠道,这样就可以改变试图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读书做官”社会潮流。

  当然,新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也有很多缺点和弊病,比如“走后门”等等。因此当时出现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搞过头了,搞糟了”,因此提出要把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扭”回去,也就是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新教育体制尽管有不少缺点和弊病,但大方向是对的,不能倒退回去,而是应该继续向前走,在肯定新教育体制的前提下,逐步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必然会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前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是关系到“肯定”还是“否定”文革的路线斗争。由于高考体制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事情,所以人们都高度关注这场“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显然是第二条路线的主张者,而周荣鑫则是第一条路线的主张者。周荣鑫上任教育部长之后,到处发表演讲,大胆批评新教育体制,成为当时瞩目的人物。这里摘录一些周荣鑫的讲话。

  (41)

 

  周荣鑫说:【最近我陆续讲了些问题,但传得很厉害。传这些话的人,一种是无聊;还有一种也可能是想打倒你,他来干。要不,瞎传这种话干嘛?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毛主席讲的最彻底,就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这就是看破红尘,无所谓了。有的同志把流传的稿子给我看,有的好象认为教育部长是肥缺似的,打倒你我来干,争权夺利。我的话刺痛了一些人,我也不怕,有错就改。

  现在形势是大好的,但有没有问题?现在是不能讲问题,不能说缺点。政治和文化的问题,首先看政治是对的,但对文化要不要?现在实际上是不要文化。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升学,干不干都吃饭,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

  农村比较好,城市是汪洋大海,难管,黄色小说、唱片流传,有从香港来的,有的外国大使馆也向外扔。黄色小说《少女的心》等传抄泛滥,《基度山恩仇记》手抄本四大本,上海铅印本在黑市上一套卖五十元。黄色小说传播到了中小城市,小城镇也有,农村也有。上海还有偷卖裸体画的,很贵。城市争夺青少年的问题严重。】

 

  周荣鑫首先声明他不怕被打倒,邓小平也说过这样的话。周荣鑫又指出当时青少年的思想混乱,暗指现在的青少年不读书了,所以就变得不务正业,学坏了。按照那时的语言,周荣鑫这么说,就是把形势描述的“一团漆黑”。

  周荣鑫接着说:【关于考试,主席没讲不要考试。问题是怎么考,不是取消考试,不要泼洗澡水把小孩也泼掉了。常出这样的事,从一个偏向到另一个偏向。关于考试,主席讲,还是要的,要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工农兵学员招生中:究竟要不要文化考查,实际现在是不要了。大、中、小学有没有区别?是不是有一定文化要求标准?可以不可以笔试?文化考查不是完全不对,问题是放在什么地位。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质量观,但不要质量不对。不要吹牛,要实践来考验。现在学生的文化质量不敢讲,学生生活散漫,确实有这个问题。有的学生想的就是当工人,上大学,留城里,找个好对象,这四个理想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修正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八、九年了,成绩很大,不是没有问题,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连工作中的问题也不承认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为有林彪路线干扰。我们的片面性很多,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学文化了。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只讲劳动者,是不是形而上学?一方面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不要文化,怎么行?

  (42)

 

  我们有些旧的规章制度打破了,但新的没有立起来。中、小学不免费,大学包下来,每人十九元五角,高于子弟领了,去下馆子,抽过滤嘴烟。中、小学有的拿不起学费,要向中央反映,要争取中央的领导。

  城市中学问题,可否考虑大学毕业后再下乡劳动,特别是理工科。当然上山下乡还是需要的。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有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

 

  周荣鑫这里讲了文化考试的重要性,讲了大学生质量的重要性。话外之意,就是否定新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体制,主张应该回到过去的高中生直接高考制度。

  周荣鑫继续说:【对知识分子要正确对待,我们不能一面用他,让他教书,一面又骂他臭知识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吗?社会主义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对待他们成吗?

  有没有“读书做官”的思想?应该说是有的。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过来的,还有旧的痕迹。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读书做官”,而是“读书赚钱”。“读书做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孔老二那里来的。

  怎样解决?现在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读书不叫你做官,读书当工人农民。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学生读了书要进城,想做官,不愿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毕业后想当工程师,这是孔老二的影响,那当然不对。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现在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大学,毕业后如果工作需要当技术员,是不是做官?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从农村来上大学,学习一段分配到工厂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

  到底怎么批“读书做官”?能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一律当工人、农民,不能当干部。有的工农兵学员原来就是车间主任,回去怎么办?就是因为上了学回去都当工人,这是不是形而上学?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工作岗位怎么看,与旧社会有所区别。如果一毕业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就是做官,那么咱们的工作岗位都是做官了?农村当个生产队长也是个“官”,总理、副总理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荣鑫这里又批评了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工作岗位的“社来社去”原则,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新的教育体制,要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如果高等教育体制回到文革前的状态,那么文革唯一的成果就没有了,这样一来,文革岂不是白搞了吗?因此试图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这是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不得不反击了。

  (43)

 

  1970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进行了机构精简,把原来90个部、委机构,合并为27个。其中文化部和教育部都被取消,分别由国务院文化组和科教组代替其职能。国务院科教组主管科学和教育,科教组组长是著名学者李四光,而实权则由科教组成员迟群和谢静宜掌握。

  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决定重新恢复文化部和教育部,由于会咏(江青集团)和周荣鑫分别任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恢复文化部和教育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文革体制”退回到“文革前体制”的一种“复辟”。当然这种程度的“复辟”,还是在毛泽东的容忍范围之内。

  在教育部成立的同时,国务院科教组撤销,这样迟群、谢静宜的权力就落到了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之手,这是周荣鑫在教育界大胆地发起一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基本条件。中共党史研究室《百年潮》杂志刊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最后岁月》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周荣鑫到教育部不久,周恩来和周荣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时间是1975年1月28日。这天下午,周恩来特意用他的红旗大轿车把周荣鑫接到三零五医院。

  周恩来询问周荣鑫初到教育部的情况后,对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

  周恩来特别讲到:“迟群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学校里的学生,现在都比赛着考零分,这不行。”周恩来举了黄帅的例子,说:“黄帅,作为一种精神,在学校里宣传宣传,但不能把这种事情在学校里照样去做。”

  周恩来叮嘱周荣鑫,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要当心一些。周恩来这次找周荣鑫,就是为了给他的这位助手鼓气加油。中国的教育界弊端丛生,太需要进行革新图强了。】

 

  虽说周恩来支持周荣鑫在教育界适当地“扭转”局面,但并不赞成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所以他嘱咐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但周荣鑫却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劝告,搞得“太急”了一些,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更有甚者,周荣鑫说还专门派人编印了《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供教育部内部学习。

  周荣鑫印《周总理指示》,当然是出于对周恩来的一片好心,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么做却是给周恩来帮倒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江青等人批判周荣鑫编印《周总理指示》,是利用“总理语录”来“分裂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周荣鑫本人在批判会上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44)

 

  毛泽东看到周荣鑫这么大胆地在教育界搞否定文革的“回潮”,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他。周荣鑫的后台,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虽说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周荣鑫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邓小平在思想上与周荣鑫是一致的,所以他也支持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搞“整顿”,他对周荣鑫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

  周荣鑫大胆的“回潮”,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击。不过毛泽东不会直接反击周荣鑫,因为他不够毛泽东反击的资格。毛泽东要反击周荣鑫的后台,也就是周恩来。至于邓小平,毛泽东一开始还没有把他作为反击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对周恩来的反击,能够引起邓小平的“震动”,促使邓小平改变立场。也就是说,毛泽东还想争取邓小平。

  毛泽东这次的“反击”,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从1975年上半年的动向来看,毛泽东一直是强调“安定团结”,全力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完全没有搞“运动”的意思。自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就没有搞过针对某个人的运动,“批评批孔”运动,“理论学习”运动,都是旨在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而不是针对什么人。

  而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的“批《水浒》”运动,却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据《周恩来年谱》记述:【1975年9月15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毛泽东很可能不会发起这场反击周恩来的“批《水浒》”运动。然而周恩来本人,其实也不赞成周荣鑫这么搞。这就造成两个人的误会,但这种误会也是无法解释的。

 

  还有一件事促成毛泽东的这次反击,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对他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由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他又可以亲自看文件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其他不重要的报刊和书籍,则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般报刊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读,可是张玉凤不太懂古文,所以她向毛泽东建议,从大学里请一个教师来,专门给毛泽东读古典。

  (45)

 

  不过给毛泽东读古典的人,也不是那么好找,有四个条件:(一)普通话要好,口齿要清楚,让毛泽东容易听懂;(二)古典文学的根底要好,要能够跟毛泽东对话;(三)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经常半夜读书,所以读书者年纪不能太大,避免体力不支;(四)进入中南海的人,政治上要可靠。

  首先在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调来了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张玉风念给毛泽东听后,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芦荻,时年44岁,北京大学的普通女教师,并非学界名流。1975年5月26日晚,谢静宜忽然来找芦荻,让芦荻收拾衣服用具,马上随车出发。上了车,谢静宜才说:“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

  芦荻吓了一跳,失声说:“什么?见毛主席?”

  据芦荻回忆说:【1975年的一个暮春之夜,我如在梦幻中一般,被带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前。灯火辉煌的游泳池大厅里,身着洁白棉针织衣裤的毛主席,端坐在单人沙发里。他面容有些憔悴,双目茫然地投向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内障。这和我心目中认定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不禁惶恐、紧张,心头还升起了困惑和迷茫。平息我情绪波涛的,是他老人家和我共同背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都到这首诗中含有我的名字“芦荻”的末句,我才恍然悟到毛主席吟诵此诗的动因。这风趣典雅的幽默,不仅让我平静下来,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距离。我不禁为老人家高超的、艺术的领导魅力深深感动。】

 

  到1975年8月,芦荻和毛泽东接触了两个多月,已经比较轻松了。芦荻回忆说:【《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忽然来到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约稿时,定下了调子,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我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颇高。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开始我不敢问,虽然我心里到处是疑团。后来张玉凤有一天找我说:“芦荻老师,主席说了,你这个教师一定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因为你没有任何问题嘛。”

  我说:“不是的,我学识很浅陋,基础也不好,大学没毕业我就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其实我有很多问题,但是张秘书,我不是不能问吗?”

  (46)

  张玉凤说:“怎么不能问?主席还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向他提问题,主席一贯的风格就是喜欢人家提问题的。”

 

  于是我问主席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几句话是不是你说的?”

  主席就大笑起来,手一举,对旁边的张玉凤说:“对吧,小张,那就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是我讲的呀,是鄙人讲的。”

  我说:“主席,我们就猜测是你讲的,但我们真的领会不了那个意思,究竟这部书还有什么好处呢?”

  主席又大笑说:“好啊,还是好啊,好就好在投降。怎么就好在投降呢?你看,宣扬投降主义,由于起义队伍的带头人投降,使得这个队伍瓦解了。这个全过程的展示,就是一部教科书啊,你能知道宋代的一个农民起义队伍是怎么死的。以为是被血腥镇压的吗?不是,只是内部的瓦解,内部的叛变,就葬送了这支非常优秀的起义队伍。”】

 

  事后,芦荻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整理了一篇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文稿,该文稿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该文稿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1975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96号文件《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转发了上述文稿。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正式展开了。】

  (47)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这样写道:【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

  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中,指出宋江的两个罪状:(一)宋江在梁山泊是第二把手,晁盖是第一把手。而宋江架空晁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二)宋江在晁盖死后,立即修改晁盖的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搞投降主义。

  对照现实,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毛泽东是第一把手,这几乎就是对号入座,影射周恩来架空毛泽东,并暗示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后,将会修改毛泽东的路线,搞投降主义。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还指出:“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这段话,就把宋江这个古代的投降派,与现代联系起来,“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这就更明确地要给周恩来对号入座了。

 

  如果是过去,周恩来这样的影射,一般是默不作声,忍下来。可这次周恩来不同了,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次周恩来自己给自己对号入座,公开向众人挑明,批宋江投降派针对的就是他,并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这句话,既是向周围的人说的,更是向毛泽东说的,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公然的反抗。周恩来知道他的这句话,很快就会传达毛泽东那里。

  (48)

 

  周恩来的这句话,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震动,很多高官都同情周恩来,甚至为周恩来忿忿不平。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了叶剑英对周恩来的同情态度。张树迎回忆说:【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高振普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以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会有什么“委屈”要发泄。但周恩来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周恩来这一句话的份量就足够了,在此之后,批《水浒》就降温了。

  1975年9月,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公开支持周恩来,邓小平说:【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像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1975年9月,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者有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共3700人。邓小平、江青等人都到会,并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批宋江投降派”的问题,只是强调说:【全国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江青在会上则大谈批《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说:【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

  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

  你看,宋江那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义厅,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

  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宋江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宋江哪能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49)

 

  江青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把宋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江青讲完后,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对于江青明目张胆地反周,邓小平当然是要抵制的。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特别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听后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指中央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毛泽东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反周讲话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里先提一件事,就是关于江青《红都女皇》之事。1975年夏,全国各地纷纷流传一则消息,江青失宠于毛泽东了,起因是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吹捧江青的书《红都女皇》。

  《红都女皇》的背景,据称是一位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的美国女学者维特克应邀访华,江青与她谈话几十个小时,并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一本传记,于是就在香港出版了《红都女皇》。据传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后,勃然大怒,大骂江青说:“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红都女皇》的传闻流传甚广,但真实性却很有问题。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其中提到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事,但没有提到《红都女皇》,更没有提到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

  如果真有《红都女皇》这本书,真有毛泽东对江青的严厉批评,这是江青绝好的“罪证”,在江青罪证材料之中是不应该被漏掉的。在1980年公审江青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红都女皇》。看来《红都女皇》可能只是民间的谣传而已。

 

  1997年中共党史研究所《百年潮》杂志,发表了当年陪同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写的《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一文,这里摘录一段如下:

  【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

  该文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维特克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50)

 

  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

  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美国女副教授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60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1972年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

  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

  (51)

 

  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又是一个夜晚,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子,上面写了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

  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意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1972年的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52)

 

  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是《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领导批评。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根据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

  另外,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各方面的不良影响,曾指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找维特克女士商议,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使之不能流传。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同维特克有接触的人士核实,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

 

  据张颖介绍,约1975年左右,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中文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但这本书与维特克采访江青无关。而维特克根据采访江青的内容,写成《江青同志》英文书,出版于1977年。《红都女皇》是中文书,《江青同志》是英文书,两者毫无关系。人们误把《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混同为一本书了。

  据张颖这么一说,《红都女皇》的谜团似乎解开了,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最大的疑问是1975年香港版的《红都女皇》,并很少有人看过。张颖在文章说他看过《红都女皇》这本中文书,但并没有给出这本书的出版社,作者等关键情报。张颖还特别提到“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也许是因为“少见”,许多文革研究者,也都没有看到过《红都女皇》这本书。据写《江青传》的作家叶永烈说:【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53)

 

  在1973年底因基辛格访华之事,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帮助”周恩来之后,在1974年和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关系都是良好的。

  特别是1974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两人晚年中最良好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而且在1975年上半年江青集团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时,毛泽东基本站在周恩来一边,严厉批评了江青集团。

  然而在1975年下半年,毛与周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造成毛与周两人关系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因病退居二线,不再管政事了。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12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及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开会,正式宣布自己退居二线。

  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今后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副总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此后周恩来不再过问政事,专心治病。按照常理,周恩来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也就不会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两人的关系应该更好才对。可是为什么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反而恶化了呢?这就体现出周恩来扮演的特殊角色的重要性。

  毛泽东发起文革,触动了大部分老干部们的既得利益,自然也就引起老干部们的极大不满。这些战争过来的老干部,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要不是周恩来在其中“和稀泥”,调节各方面的关系,老干部们的不满,很可能会喷发出来,发展到武力对抗。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少了一个军队中强有力的臂膀,就更难压制老干部们的反抗了。

  这时候,周恩来对稳定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一方面同情和支持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又想方设法把这老干部们的不满,压制到毛泽东可以忍受的程度,避免了老干部们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造成了这几年来相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54)

 

  可是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没有人来压制老干部们的不满情绪,于是老干部们的不满就喷发出来,在各个方面明目张胆地否定文革,最后造成与毛泽东的正面冲突,促使毛泽东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后来发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绝不是只针对邓小平一个人,而是针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批人其实早就蠢蠢欲动了,只是在周恩来的压制下,他们的行动没有爆发出来。邓小平上台后,他不但不压制老干部们的不满情绪,反而迎合和助长这种情绪。这一方面使邓小平赢得了老干部们的强烈支持,另一方面则激化了与毛泽东的矛盾。要不是毛泽东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这场矛盾激化很可能引起一场大动乱。

  回顾历史来看,周恩来对安定团结,稳定形势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在周恩来当权的时候,1975年初成功地召开了四届人大,一片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可是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无人压得住老干部们,安定团结的形势开始恶化。到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就基本上控制不住局势了,以至于引发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周恩来死后,中国安定团结的形势就失控了,从这点看,周恩来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的作用,的确是非常巨大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的温厚性格,也是他与毛泽东合作的非常重要因素。毛泽东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其实毛泽东自己更是钢铁公司,他与邓小平两个人是“钢铁”对“钢铁”,根本无法长期合作下去。事实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他与毛泽东合作了半年多就合作不下去了。而周恩来与毛泽东合作了几十年,这是历史上难得见到的刚柔搭配的理想领导班子。

 

  周恩来退居二线后,无人压住否定文革的风潮,于是这股风潮开始喷发出来,很快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修改他在1975年上半年“安定团结”的初衷,发起一场针对这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反击。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老干部之所以敢大胆地发起否定文革的“回潮”,主要是有人在背后给他们撑腰,他们有后台,而这个后台就是周恩来。特别是与周恩来关系极为密切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大胆行动,更让毛泽东联想到他们的后台就是周恩来。

  (55)

 

  毛泽东认为,只有打倒周恩来这个后台,才能扑灭这股反对文革的风潮。于是毛泽东打响了这场 “反击战”,发起一场针对周恩来的“评《水浒》批宋江”判运动。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出毛泽东这次“反击战”搞错了对象,不应该针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其实是在扮演压制否定文革风潮的角色。

  然而毛泽东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看清周恩来的这个角色,所以发动了一场战略上错误的批判周恩来运动。这场批周运动,不但没有扑灭反对文革的风潮,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刺激和助长了反对文革的风潮,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这次针对周恩来的战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困难,这是因为周恩来已经交出所有权力,只是在名义还是国务院总理。以前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可以用剥夺周恩来的一部分权力,对周恩来进行“处分”。毛泽东在1973年批周恩来的时候,就是暂时撤销了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资格,作为对周恩来的处分或者处罚。而现在周恩来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毛泽东也就无法处分周恩来了,唯一可以做的“处分”,就是撤掉周恩来在名义上保留的国务院总理职位。

  周恩来本人也看出此时自己是“无职一身轻”,毛泽东已经没有办法处分他了。周恩来进一步争取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务院总理职位,这就让毛泽东更无法处分他了。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975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一般情况下,总理是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你不用出去。”

  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

  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和“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总理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无音讯。】

 

  因为此时周恩来已无任何实职,无任何权力,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斗争,就不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而是成为两人的“威信”之争。

  (56)

 

  提到“权力斗争”,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是为了个人私益的争权夺利,这是把权力斗争庸俗化了。不管“主义斗争”也好,“路线斗争”也好,最后总要落到实处,这个“实处”就是权力,也就是“路线”的斗争,最后总要落到“权力”的斗争上。

  毛泽东有自己的路线,刘少奇有自己的路线,周恩来也有自己的路线。如果毛泽东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中国就会按照毛泽东的路线走;如果刘少奇或周恩来掌握了大部分权力,那么中国就按照刘少奇或周恩来的路线走。你想要中国按照你的路线走,你首先必须拿到权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因此,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权力斗争。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就是为夺权”,这句话并没有错,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文革就是夺权。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自己给文革的定义,就是“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因为只有夺了刘少奇的权,才能阻止中国走刘少奇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发出指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在权力斗争中,所谓的“打倒”,具体说来就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也就是剥夺一切权力。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失去了一切权力,成为普通老百姓。197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标志着邓小平再次失去一切权力,也就是再次被“打倒”。

 

  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也承认权力斗争。前面提到,周恩来在病重的时候对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里周恩来也明确地说,斗争的目的就是争权,不能让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在权力斗争方面,周恩来也绝不是手软的人。如果周恩来在权力斗争方面手软,拱手轻易把权力让给别人,他也不可能当27年的总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明线,最后以刘少奇丧失一切权力,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暗线,最后周恩来因病全身而退。周恩来是输给了自然规律,并没有输给毛泽东。如果周恩来当时身体较好,大概绝不会把总理的大权交出去的。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夺权并不等于掌权”,夺到权之后,必须有能干的人来掌握才行,否则夺到手的权掌握不住,又会被别人再次夺走。

  (57)

 

  毛泽东的强项是“夺权”,包括领导中共夺了蒋介石的权,周恩来的强项是“掌权”。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有过被“打倒”的经历,而周恩来则是不倒翁,几十年来从未被打倒过,可见周恩来的“掌权”功夫是非常到家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夺权是成功的,但夺到权之后的掌权,却是失败的。最后这些夺到手的权,又被别人悄悄夺回去了。毛泽东的掌权失败,主要是缺少善于掌权的人才。毛泽东善于发现“夺权”人才,却不善于发现“掌权”人才,毛泽东的干将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是“夺权”人才而不精于“掌权”。相反,周恩来善于发现“掌权”人才,周恩来的干将都是善于掌权的高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双方都试图把能干的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在邓小平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毛和周都在争取邓小平,但最后是周取胜,毛不得不再次打倒邓。不过周恩来也有争夺人才失败的时候,典型例子就是乔冠华。

  乔冠华在中共高官中是一个“异数”,因为他是当时部长级高官中,唯一一个有洋博士学位的人。乔冠华1913年出生在富裕家庭,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日本、德国留学,1937年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1938年回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跟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重视和重用。新中国建国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主要助手之一,历任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初期,乔冠华作为周恩来派系的代表人物,与陈毅、姬鹏飞三人一起被列为外交部的头号“打倒”对象,但在周恩来保护下,乔冠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林彪事件后,姬鹏飞和乔冠华都复出,陈毅去世后,姬鹏飞继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任外交副部长,成为外交部第二号实权人物。

  姬鹏飞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他当外交部长并不意外。而乔冠华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当上外交部副部长,完全是得益于周恩来的培养和提拔。乔冠华除周恩来之外,与其他党内大腕人物几乎都没有渊源,完全是周恩来的人,有人说周恩来对待乔冠华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如果乔冠华1973年没有与章含之结婚,他肯定将继续作为周恩来派系的重镇人物,但这次婚姻改变了乔冠华的命运,因为乔冠华的新妻章含之是一位不一般的人物。

  (58)

 

  说到章含之,不能不说到她的养父章士钊。章士钊算是老牌革命家,早年为《苏报》主笔,大力宣扬革命思想,后又与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有影响的人物。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曾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章士钊在此期间无意中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资助两万元大洋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毛泽东。

  后来有人说章士钊当年资助毛泽东,是因为看到毛泽东有“帝王之气”,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智慧。当时章士钊资助毛泽东,主要是看在湖南老乡的情分上。这笔钱对于当时已经是大人物的章士钊来说,并不算什么;而对于当时还是渺小人物的毛泽东来说,则是一笔巨款了,这笔钱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后来毛泽东还感激地说:“章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了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也成为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党外人士“世交”朋友。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还章士钊当年借给他的钱,2万银元折算2万元人民币。章士钊坚持不要,毛泽东则坚持要还。此后每年春节,毛泽东让秘书送2千元给章士钊,一直送了10年,还清了2万元。

 

  章含之1935年生,生母原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后成为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1949年结识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洪君彦,两人恋爱,并于1957年结婚。洪君彦的父亲解放前是大资本家,与章士钊也算是名门相配。结婚后,洪君彦得益于章士钊的背景,一路攀升,年仅27岁时就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那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不过文革开始后,洪君彦被作为“黑帮”批判和批斗,可谓厄运临头。

  1953年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部,之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63年毛泽东70寿辰,他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办一个家宴,章含之随章士钊一起去赴宴。宴会上,毛泽东得知章含之是英语教师时,问她:“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开玩笑,就说:“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还要拜你为师啊。”

  章含之不知如何回答,章士钊替她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一星期后,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章含之,请她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半年多。从后章含之成为能够“通天”,直接与毛泽东说话的人。1971年外交部改组,毛泽东推荐章含之进入外交部,此后章含之一路攀升,历任一般职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参与了中美会谈、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

  1972年,章含之与丈夫洪君彦离婚。关于离婚理由,章含之与洪君彦有不同的说法。章含之说离婚是因为洪君彦有外遇,而洪君彦则另有说法。另外,章含之还说:是毛泽东鼓励她离婚的。

  (59)

 

  章含之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多月后,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

  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

  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

  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

  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

  在场的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36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

  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

  (60)

 

  章含之的上述说法,总让人感到有不自然之处。既然章含之好面子,怕别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鼓励章含之离婚,也不太合乎毛泽东一贯的做事风格。从各种人对毛泽东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不爱插手身边人的婚姻等私事的。就是毛泽东自己的女儿李讷的婚事,毛泽东也没有插手。1970年,李讷到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爱上了中央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徐,但遭到江青的反对。毛泽东则尊重李讷的意愿,同意李讷自由婚姻,于是两人结了婚,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是一套《马列选集》。

  另据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彦回忆说:【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

  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含之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含之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

  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章含之离婚后,开始公开与比自己年长22岁的乔冠华谈恋爱,当时乔冠华已经丧偶。章含之回忆说:【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花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有人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乔冠华和章含之谈恋爱,不管他们本人的意思如何,他们必然地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乔冠华是周恩来一手培养的人,周恩来是乔冠华的大恩公,乔冠华是周恩来的人;章含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人,毛泽东是章含之的大恩公,章含之是毛泽东的人。一个毛泽东的人与一个周恩来的人恋爱,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矛盾,他们两人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出现矛盾时,就不免要殃及池鱼,乔冠华和章含之也不得不做出选择:或者靠在毛泽东这边,或者靠在周恩来那边。试图两边都不得罪是不可能的,必须得罪一边。

  果然,1973年底,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了重大矛盾冲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乔冠华和章含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他们两人必须做出一个决断:真批周恩来,还是应付一下假批周恩来。如果是真批周恩来,乔冠华就对不起周恩来;如果是假批周恩来,章含之就对不起毛泽东。最后两人决定真批周恩来,靠到毛泽东这一边。

  (61)

 

  对此章含之回忆说:【回首往事,在19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

  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说。】

 

  章含之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特别是不提他们在批周的会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对此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了章含之在那次会上的表现:【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

  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据当年与乔冠华同住外交部干部宿舍的俞建章撰文说:【章含之走进乔冠华的视野,继而走进乔冠华的生活,成为乔冠华的夫人,也成为把乔冠华拖进历史泥潭的罪人。章含之把乔冠华拖入泥潭,最丧心病狂的举动就是在1973年批判周恩来的风潮中,她把乔冠华捆在了自己的“战车”上,让乔冠华在批判会上连连向周恩来射出重磅炮弹。

  且不说乔冠华批周恩来的那些发言内容的政治性是如何的荒谬和颠倒是非,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乔冠华的批周恩来,是把自己永远捆在了人格的耻辱柱上。

  (62)

 

  了解乔冠华的人都知道,乔冠华从1940年代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一直没有脱离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是在周恩来手把手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周恩来是他的领导人,也是领路人;是上级,也是父兄。

  文革以后,乔冠华“落难”,在他任职多年的外交部并没有多少人同情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文革中政治上所犯的错误,更是因为他的反周恩来引起了外交部广大干部在道义上的厌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章含之。

  在章含之后来撰写的那些《回忆录》里,对这些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不是避重就轻、一笔带过,就是信口胡言。她写道:她和乔冠华曾经在陪同外宾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就1973年批周的事情向周恩来表示了忏悔,得到了周恩来的原谅。

  周恩来已经去世,此话现在已经无从证实。但是,据当时参加接见的医生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这次接见时写道:周恩来接见完外宾之后,工作人员要求和总理合影留念,乔冠华夫妇也在合影人群之中。总理在记者照完像后,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句话,令当时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总理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

  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是那些医生护士?还是总理身边的秘书、警卫?显然是说给那些在总理脸上打过叉的人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事件说:【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

  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1973年12月,章含之与乔冠华正式结婚,当时章38岁,乔60岁。乔冠华在1973底年批周时“反戈一击”,立了功,成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但他们两人的职位和能力都不能独当一面,不能自成一派,只能投靠到江青集团那一边。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乔冠华接替姬鹏飞当上了外交部长,这既是来自江青集团的推荐,也是毛泽东的意思。但乔冠华的好景不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乔冠华被撤销外交部长职务,隔离审查。

  (63)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印发了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亲笔信的影印件。章含之的信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该信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1975年)夏天,大约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

  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

  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

  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仲超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含之。1976年4月25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在她的信上做了如下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上述《罪证材料》,对章含之的信有如下说明:【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这封写给毛泽东的“告密信”,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章含之为什么要写这封“告密信”呢?这在后面分析。

  (64)

 

  章含之的这封信,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过时新闻”,不值钱了。章含之写这封信有一个大背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墙倒众人推,邓小平被撤职后,很多人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邓小平。章含之在1976年4月25日写的这封信,就是在这股“推墙风”中的一封。而且,章含之的这封“告密信”并不高明,不但没有让毛泽东相信她的忠诚,反而让毛泽东怀疑她的忠诚度。

  章含之揭发的问题,是半年前1975年8月发生的事。章含之在半年前为什么不揭发这件事呢?显然当时她是害怕邓小平,不愿意得罪人;现在邓小平打倒了,不用怕得罪邓小平了,所以这时才出来揭发。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章含之这封信只是一种投机性质的东西,不值得重视。

 

  但在另一方面,公开出来的章含之这封信,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是历史研究的难得宝贵史料。章含之信中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和张春桥历史都是叛徒。一般认为,康生和江青等人是一伙的,而且康生与江青还是同乡,两人的关系一直良好,为什么康生在突然要告发江青呢?在分析这件事之前,先看一下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行动。

  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74年12月,周恩来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之前。据《百年潮》(中共党史学会期刊)2006年登载《康生为什么突然揭发江青张春桥》一文记述: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面对这种形势,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做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问题。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反而留下了他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65)

 

  另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述:【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张春桥的严重历史问题。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1975年8月,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19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康生第二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8月,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章含之的信中专门提到。康生第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底,再次向周恩来告发。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去世,这次告发是康生死前两、三周的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写道: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康生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

  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66)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生办公室的电话:“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周恩来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67)

 

  康生在一年之中,前后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两次向周恩来亲自告发,一次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告发。看这个架势,康生似乎是非把江青和张春桥扳倒不可,临死前也不放过他们。在分析康生的告发动机之前,先分析一下江青和张春桥到底有没有历史问题。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6日发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专门提到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该文件称:【根据大量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张春桥的历史,的确有一点复杂。据该材料说:【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8月混进党内。】

 

  张春桥在中学读书期间,的确进行过一些“拥蒋反共”活动,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是蒋介石统治时代,当时遵纪守法的本分中学生,就是要追随蒋介石“拥蒋反共”,绝大部分中学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张春桥做的那些事并不应该算“特务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张春桥参加国民党领导下的组织“华蒂社”,也是很正常的事。

  后来张春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的复兴社活动,可以说是年青人初闯社会,什么组织都要参加一下试试看,在分析对比中,发现哪个组织适合于自己。这就像我们今天找工作的一样,年青人多找几个公司尝试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当时张春桥还没有加入中共,所以加入国民党组织也不应算“叛党”。至于攻击鲁迅,进行反共活动,也是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办事,不能说是什么大问题。1937年,张春桥对国民党失望,来到延安投奔中共。当时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那边干了一段时间,都国民党失望了,转而投奔延安,应该说也不少。

  (68)

 

  至于江青,该材料说:【1926年江青到天津,在其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1929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1931年春,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俞启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0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12月出狱。不久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来往,关系密切,并在影剧界积极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1937年7月,江青到西安,与叛徒徐明清订立攻守同盟后混入延安。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江青的历史比张春桥简单得多,她在上海与中共党员俞启威同居时,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后来因为从事左翼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过。不过江青当时是很小的人物,国民党抓她这样的人,只是吓唬一下,试图把她吓倒不敢再干左翼活动。江青在出狱发表过声明,说过一些“拥蒋反共”的套话,这不过是敷衍了事,不应该作为什么大问题。

  据当时与江青在一起的“叛徒”徐明清交代说:【1935年4月我在上海被捕,1936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1937年7月下旬,江青从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告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

  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

  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

  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

  江青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

  8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按现在的标准看,因张春桥过去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把他打成“国民党特务”;因江青在出狱时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把她打成“叛徒”,似乎是小题大做了。

  但按当时的标准看,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曾经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就是历史上有污点,就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因此,康生按照当时的标准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69)

 

  前面提到,按照文革时的标准,即使不把张春桥打成“特务”,把他划为具有重大历史问题,不能重用的人,也是毫无问题的。再加上张春桥妻子文静曾经投降过日伪,这更成为揪张春桥的绝好材料。因此,历史问题一直是张春桥的短处,要不是毛泽东力保,张春桥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康生跟随毛泽东多年,早看出来毛泽东要重用张春桥的心思。如果毛泽东要拿掉张春桥,康生揭发张春桥,那是给毛泽东帮忙;而毛泽东要重用张春桥,康生来揭发张春桥,那就是给毛泽东帮倒忙了,会惹怒毛泽东,至少会让毛泽东十分不快。那么康生为什么明知故犯呢?这个问题要从康生的历史谈起。

  康生1898年生,与周恩来同年。康生原名张宗可,出生于山东的名门望族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擅长书法绘画,有相当的艺术造诣。1924年康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这是康生人生的契机。上海大学是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开办,实际由共产党掌握的学校。康生在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科学系,该系的系主任是瞿秋白。

  上海大学是早年中共培养人才的大本营,有多位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高官。比较著名的有康生、陈伯达、杨尚昆、饶漱石、秦邦宪、王稼祥等人,还有一人李硕勋值得一提。

  李硕勋就读上海大学之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后来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1931年李硕勋被国民党逮捕,然后被处决。李硕勋在处决前给妻子赵君陶写了一份遗书,这份遗书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该遗书写道:【陶:余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李硕勋遗书中提到的“吾儿”,是生于1928年的儿子李鹏,李鹏后成为周恩来的养子,并于1988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

 

  1931年4月,原来负责的“中央特科”顾顺章叛变,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所谓“特科”,就是从事秘密情报的组织,类似于苏联的“契卡”,是具有极大实权的组织。顾顺章叛变后,中共重新组成新特科,康生负责特科工作,这使成为康生掌握中央核心实权的人物。

  1933年,在上海租界的中共总部迁到江西苏区,康生则被派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而当时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王明。康生在苏联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就是康生。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虽在王明的领导下工作,但康生并没有加入王明集团,不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7年康生和王明一起回到延安,之后康生开始追随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泽东最早的支持者之一。

  (70)

 

  康生在延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即过去的“特科”)部长,负责党内的情报工作。康生因为负责党内情报工作,可以自由查看每位高官的个人档案,对每位高官的“底细”比较清楚,这为他后来“整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42年,康生帮助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整了不少人,积怨甚多。因此,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康生失势,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免去中央社会部部长,失去了实权,开始坐冷板凳。1956年中共“八大”上,康生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比起他在“七大”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康生大批彭德怀,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为什么?不就是想一人得有中华吗?说你是野心家,一点都不冤枉!你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此后,康生重新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担任《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为主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开始负责中共的理论工作。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康生主持起草“九评苏共”。

  1966年文革开始后,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因为曾负责过中央“特科”,对每个老干部的“底细”很清楚,这成为他在文革中“整人”的优势。毛泽东曾说:“有人对康生不满,他们怕康生。康生是我们党的活档案。”

  1968年,康生接管中央调查部(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名“中央调查部”),再次负责情报工作。1969年“九大”上,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康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林彪事件后,康生开始称病休养,基本上不再过问中央政治事务。

  1972年,康生也的确发现患有膀胱癌,所以康生称病也不是假的。但康生的病情,绝不是到了不能过问政事的地步,这是他自己主动病退。1973年中共“十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之后,但康生此时已不问政事,他的中央副主席只是名誉而已。

 

  毛泽东发起文革,除了他个人的威信之外,还依靠几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以林彪为首的林彪集团,以陈伯达为首的“北京帮”,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还有两个未结帮的个人:康生和公安部长谢富治。随着文革的展开,“北京帮”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首先在1967年倒台,陈伯达也在1970年倒台;林彪集团于1971年倒台;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到1974年,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力量,仅剩“上海帮”和康生。

  纵观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他并不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而是有“骑墙派”的味道。康生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在延安整风时,康生为毛泽东出了大力,但最后康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奖赏”,反而因为得罪人很多,被排挤到冷板凳上。对于康生来说,这是干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71)

 

  因此康生在文革中,特别注意不要得罪重要人物。康生在文革中,基本上是“痛打落水狗”,使劲整已经“落水”的刘少奇集团的人,或者一些不重要的人物,以此来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而对于林彪、周恩来等重要人物,康生则抱以“不得罪”的态度,康生在文革中没有向林彪和周恩来“发难”之事。有人因此说康生“老奸巨猾”,但康生也是因此吃过亏的,所以“吃一堑长一智”。

  到1974年底的时候,康生看到毛泽东与老干部们和解,也看出将来江青集团绝无好下场。而康生在文革初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被认为是江青集团的同伙。因此,康生要赶紧撇清他与江青集团的关系,以便将来江青集团倒霉的时候,自己不会跟着遭殃。康生本人已阳寿无多,他这时主要是替他的妻子儿女着想。康生看到文革中大量高官的妻儿受牵连的下场,所以他要为妻儿的未来做一点“挽救”。

  康生怎样才能撇清他与江青集团的关系呢?最简单的就是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康生与江青集团是一伙的了。为此,康生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他明明知道毛泽东不会理会他的告发,但他告发的效果已经达到了。不过,康生的行动还是太晚了一些。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当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

 

  对于毛泽东来说,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等于就是对自己的“背叛”。当然毛泽东早也看出康生的“骑墙派”态度,所以对康生的此举,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康生在文革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作为江青集团的军师。在康生称病不出之前,江青得到康生的指点,犯错误较少;而康生称病不出后,江青集团失去这位军师,就屡屡犯重大错误,多次被毛泽东批评,这也从侧面看出康生的重要性。

  江青集团中的张春桥等人,阻止不了江青犯错误。一来他们是江青的同辈,怕江青,不敢给江青提意见,怕惹怒江青;而康生是江青的长辈,在身份上容易给江青提意见;二来,江青自我感觉很好,很自信,认为张春桥的阅历和经验自己差不多,并不比自己强多少;而康生的阅历和经验,使江青比较信服康生的话。

  康生避免了江青集团犯错误,也就间接地避免了毛泽东犯错误,因为人们把很多江青集团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所以毛泽东失去康生,也是一个重大损失。此后,毛泽东的文革队伍,就只剩江青集团一支孤军了。

  (72)

 

  上述章含之写给毛泽东的揭发信中,提到第二件重要事情,是王海容和唐闻生的立场转变。前面提到过,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的父亲王季范是毛泽东表兄,比毛泽东年长8岁,在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王季范在该校任教,因此与毛泽东又有师生之谊。

  新中国成立后,王季范以无党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到北京任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职,王海容随父来京。由于王海容的年龄与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相仿,她不久就与李讷成为好朋友,经常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玩,有时还在丰泽园小住一段时间,所以毛泽东从小就对王海容比较熟悉。

  1957年,19岁的王海容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王海容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自从文革开始后,王海容的地位开始攀升,1970年升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11月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年仅36岁。

 

  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父母将唐明照送回国,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1931年唐明照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1933年赴美留学,在美国转入美国共产党,曾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唐明照回国,任中联部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新中国的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1943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出生在美国纽约。唐闻生童年在美国长大,能说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1952年9岁的唐闻生随母亲回国,1962年进入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工作,与王海容关系密切。从文革开始,唐闻生的地位也开始攀升,1974年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从文革开始后不久,王海容和唐闻生就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转达毛泽东的指示。王海容和唐闻生最有名的一次政治活动,就是在1973年底政治局会议上转达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指示,在会上批评周恩来,这件事前面曾专门提过。

  1974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和解”之后,周恩来每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都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列席,然后托她们两人向毛泽东汇报。这样一来,周恩来与王海容和唐闻生的关系逐渐密切起了,两人也越来越帮周恩来说话了,有人因此说王海容和唐闻生被周恩来“招安”了。

  (73)

 

  前面曾提到,在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的时候,江青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话,但两人先把江青的话向周恩来汇报了。

  到1975年,王海容和唐闻生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更近了,周恩来也经常找两人谈话。1975年8月康生请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转话。据章含之的揭发信,这件事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邓小平带话给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康生想见她们;

  (二)康生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她们请示毛泽东,在毛泽东同意后,她们才去见康生的。

  (三)康生说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毛泽东,也就是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

  (四)章含之和乔冠华“劝”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要替康生转这种话。章含之还说:尤其关于江青是叛徒的话更不应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

  (五)唐闻生说: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的事扩大,并建议江青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

 

  章含之写这些材料时,毛泽东还在世,所以她肯定不敢乱说,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可以与她当面对质的。章含之劝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要把康生的话传给毛泽东,难道是教唆王海容和唐闻生对毛泽东隐瞒实情吗?这也不是。

  其实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早就清楚,根本不算什么新闻。如果王海容和唐闻生不向毛泽东汇报康生的话,就是认为康生提供的材料不值一提,这就站在了毛泽东的立场上,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些材料没必要调查研究。但是,如果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康生的话,就是认为康生的话很重要,这就站在了康生的立场上,或者说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特别是唐闻生还建议江青退出政界养老,这更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说话了。

  果然,王海容和唐闻生不听章含之和乔冠华的“劝告”,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了,于是王海容和唐闻生也就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发现,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被“招安”了,王海容和唐闻生传来的话,已经是“报喜不报忧”,重要的事情均被过滤掉了。

  此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重大决断,从1975年9月开始启用毛远新当他的联络员,不再用王海容和唐闻生当联络员了。毛远新当联络员后,给毛泽东传来的消息,与以前大不一样。

  (74)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述:

  【1975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毛远新那年36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9月27日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毛远新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另外,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姚文元对毛远新进行了揭发,这里摘录如下。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

  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

  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75)

 

  毛泽东改用毛远新当联络员后,了解到一些以前被王海容和唐闻生,以及各级官员“层层过滤”掉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人因此说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与毛远新有直接的关系。

  毛远新当联络员后,开始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毛远新整理了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的指示,后来作为1976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传达到基层。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发出的长篇指示。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指示摘要如下: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了吗?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不是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76)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

  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

  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77)

 

  1976年3月3日《中央4号文件》发出的毛泽东指示,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想要说明四个问题:

  (一)关于搞文革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以下几点:

  (1)解放后我们建设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工资分等级,按劳分配,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这是中国很容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

  (2)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想继续革命,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一部分党员因为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想继续革命了,甚至反对革命了。

  (3)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针对那些不想继续革命、只想保护自己利益的党员们的革命。搞阶级斗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关于搞文革的原因,毛泽东已经重复说过多次,这次他再次重申:文革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他又指出“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的目的是打倒“走资派”,而“走资派还在走”,这说明文革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走资派”并没有打倒,他们还在“走”。这是毛泽东间接地承认文革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寄希望于他的接班人,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

 

  (二)关于文革的成绩与错误。毛泽东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1)对文革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2)文革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3)文革可以总结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4)因为文革革到一部分党员头上了,所以他们就要反对。他们对文革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革的账,也就是要对文革翻案。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承认:文革有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是有“三分错误”。三分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了,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在试图纠正这个错误。纪登奎后来说:“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已经九年了。毛主席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

  毛泽东看到,党内高官们对文革是十分不满的,要对文革“算账”的翻案势头很强烈。所谓翻案,就是彻底否认文革,或者是“倒三七开”。因此,毛泽东试图在承认文革有错的基础上,给文革下一个“三七开”的结论。不过,毛泽东自己下这个结论并没有意义,这个结论要由他的接班人来做,这样才是给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盖棺定论”。因此,毛泽东曾试图让邓小平来给文革做这样的结论,但被邓小平拒绝。

  (78)

 

  (三)关于教育体制问题。文革中建立起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等新教育体制,遭到以教育部长周荣鑫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指责和批评。他们说文革搞的教育体制改革“改糟了”,要回到文革前的状态。为此毛泽东反驳了这些人对新教育体制的批评,他指出如下几点:

  (1)不要迷信大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毛泽东举例孔子、刘邦、朱元璋,还有高尔基、恩格斯、列宁等人,用来证明“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

  (2)一些人上大学的目的,是不想和工人划等号,想要作工人贵族。所以要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防止一些人试图通过上大学来“当工人贵族”。

  (3)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不改造有些人要变坏。

 

  (四)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以下几个方面:

  (1)批评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2)批评邓小平不管路线思想的实用主义“白猫、黑猫”论。

  (3)批评邓小平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并称邓小平说的“永不翻案”靠不住。

  (4)批评邓小平的工作作风,说邓小平不和别人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讲话,这种领导作风是大问题。

  (5)指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自从重新启用邓小平以来,这是第一次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他。促成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不仅是来自毛远新的汇报,还有其他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邓小平试图策反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大将马天水,结果策反失败。马天水把邓小平策反他的事汇报给“四人帮”,江青立即让王洪文把马天水提供的材料抄送毛泽东,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在水下面做手脚,这是要挖的他“墙角”;

  第二件事是邓小平鼓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的“梁效”写作班子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这又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要拆他的“台”。这里先说邓小平策反马天水之事。关于此事,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有较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马天水是1931年入党的老干部。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1950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

  (79)

 

  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文革有所不满,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出来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和批判原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持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1969年“九大”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当选以后,马天水连夜被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喜从天降,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里。

  马天水的种种表现,都足以证明:自从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当然,马天水的这些心理活动,邓小平并不知道。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是估计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种“挖墙脚”,想要把马天水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十分麻烦的后果。

  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同菲律宾客人从北京到上海访问。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去一次。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发上只剩下邓和马两个人。马天水先寒暄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树了几个典型……”

  (80)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马天水说:“我知道……”

  邓小平问:“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这个……,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这个……,我倒不知道……”

  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邓小平说:“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上海批了‘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

  邓小平继续问:“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

  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说:“我跟他们可熟了……”

  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81)

 

  马天水毕竟是有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

  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他说:“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马天水告辞邓小平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马天水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琢磨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我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击江靑同志,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

  马天水越说越气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王秀珍关切地说:“哟,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

  马天水说:“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马天水说到这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我当面替他鼓劲,说:“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了。”

  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说:“我要报告中央!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7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上海,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谣。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跟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忆。马天水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纪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和王秀珍听,让我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水谈话记录,直送王洪文。

  (82)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召到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马天水的发言确实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

  大家都很清楚,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计委主任,以后当国务院副总理,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这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毛泽东病重,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业战线,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终年76岁。】

  (83)

 

  引起毛泽东“批邓”第二件事情,是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邓小平和毛泽东写信,告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刘冰等人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

  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示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委 吕方正

  1975年8月13日】

  (84)

 

  刘冰等人的信,还附有一份材料《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该《材料》摘要如下: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

  迟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

  迟群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

  迟群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

  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迟群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迟群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迟群一个人说了算数……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迟群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伺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

  去年,迟群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85)

 

  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然而刘冰等人不见毛泽东的回音,于10月13日再次写信向毛泽东告状。第一封信是告状迟群一个人,第二封信又加上了谢静宜,同时告状他们两人。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摘要如下: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8月24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

  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

  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从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

  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

  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谢静宜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

  (86)

 

  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1975年10月13日】

 

  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终于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留下李先念、汪东兴谈话,却没有叫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

  毛泽东又说:【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这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这里毛泽东指示“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这是自从1969年“九大”以后,毛泽东第一次发出“出大字报”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之后,清华大学再次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每天有很多人涌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大有文革初期的势头。

  1975年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大会名为“大辩论”,实际上是对刘冰等人进行批判和批斗,这也是再现文革初期的批斗大会。刘冰后来回忆说:【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人组织人对我进行所谓提审。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高明一些。】

 

  以刘冰等人的信为契机,掀起的这场大批判,就是后来称之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次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要破坏毛泽东这些年来一直提倡的“安定团结”。那么毛泽东的用意何在呢?这个问题后面分析。

  (87)

 

  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写信告状的“动机不纯”,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敏锐地指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刘冰等人第一封信的抬头是【小平同志转呈主席】,第二封信的抬头是【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也就是说,刘冰等人的信是写给两个人的,第一读者是邓小平,第二读者才是毛泽东。如果按照刘冰等人在信中写的那样“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那么这封信直接写给毛泽东即可,为什么要经由邓小平这个中间人先看呢?况且毛泽东当时就在北京,这封信完全可以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

  退一步说,假如刘冰只是想请邓小平顺便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也完全没有必要在信的抬头,明确写上“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或“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如果按照正常手续,这两封信应该先送到清华大学党委的上级领导北京市委,再由北京市委转交主管文教的副总理张春桥,再由张春桥转交毛泽东。刘冰等人作为清华大学的党委领导,肯定知道在几个副总理当中,张春桥是分管文化教育的,而邓小平当时并不分管文教。既然刘冰等人向邓小平汇报,为什么不向张春桥汇报呢?

  当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张春桥只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名义上,王洪文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向邓副主席汇报而不向王副主席汇报,在手续上是不正常的。尽管王洪文已经坐冷板凳了,中央文件的传阅还是要给他的。如果刘冰等人的信,写“春桥同志,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或者写“邓副主席、王副主席并呈毛主席”,这都是比较正常的;而只写邓小平,漏掉张春桥或王洪文,就是不正常了。

 

  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封信的执笔者之一刘冰写了一本回忆录,另一个执笔者惠宪钧也写了回忆文章。惠宪钧回忆中,没有提到他们的信写“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的理由。惠宪钧回忆说:【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

  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好嘛,这个闹,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就在那儿折腾。他不是一般的闹,有的时候就是喝酒乱闹,有的时候就是和谢静宜吵骂。我有一次,简直看不下去了,也是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这像什么话呀!

  (88)

 

  迟群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闹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多材料里都有揭发。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迟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的,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

  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当时也同意了。

  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

 

  惠宪钧的回忆中,只是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这应该理解为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可是为什么后来成为给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人写信呢?惠宪钧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刘冰在回忆录中,倒是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刘冰的“说明”显得十分牵强附会。刘冰说:

  【鉴于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人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之手,最好是通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

  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

 

  刘冰的这个解释有点“荒诞”,完全是编故事的感觉。首先,刘冰作为一个小小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怎么可能知道“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更有甚者,刘冰还指出,扣押毛泽东信的人是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人,这就更离奇了。

  当时给毛泽东写信的人很多,但不是每封信都能转到毛泽东手中,只有经过筛选的少数信件能送到毛泽东手里。这样做并不是“扣押”,而是毛泽东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看大量的“群众来信”,必须经过筛选。

  (89)

 

  写给毛泽东的所谓“群众来信”,第一步先送到中央办公厅,在那里进行第一次筛选。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有可能看到这封信,并扣押下来。而谢静宜、毛远新、江青都与中央办公厅无关,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群众来信的“原件”。

  经过中央办公厅筛选的“群众来信”,第二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由毛泽东的秘书再次筛选,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张玉凤等人,可能看到这封信并扣押下来。谢静宜已经早就不是毛泽东的机要员了,江青也早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了,毛远新只是联络员,他们都不可能看,也没有资格看报送给毛泽东的文件。所以,谢静宜、毛远新、江青怎么可能扣押这封来信呢?

  再者,如果这封信先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阅,最后送到毛泽东那里。传阅的文件都必须交回的,绝不可能传到江青那里,就被她扣留下了。刘冰说:“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这种故事编得如同地摊文学的描写。

  还有,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毛远新是1975年9月以后才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刘冰等人的信是1975年8月发出的,刘冰怎么可能提前预知毛远新将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传》记述:【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10月10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因此,刘冰所说的他们同时写信给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理由,未免欲盖弥彰,越描越黑,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动机不纯”。刘冰等人的动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到毛泽东这条船快沉了,赶紧往邓小平的船上跳。关于刘冰与邓小平的关系,刘冰在回忆录中写道:【“四届人大”之后,周总理的病情加重,听说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对于小平同志,我直接接触只有一两次,但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来我曾多次玲听过他的报告、讲话,我感到他是一位有着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具有非凡才能和魄力,能够扭转乾坤的领导人。由他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我衷心地赞成和拥护。】

  (90)

 

  可见,刘冰过去与邓小平并无关系,现在看到邓小平快要上台了,马上就设法与邓小平拉关系。怎样才能与邓小平拉上关系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名状”,告状一个反对邓小平的人,或者邓小平不喜欢的人,这样就能赢得邓小平的好感,建立与邓小平的关系。现在正好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是反邓小平的,于是他们几个人就想到告状迟群,一方面赢得邓小平好感,另一方面也是撇清他们与迟群的关系。

  自从清华大学建立革委会之后,刘冰等人就在迟群的领导下,过去几年也相安无事。刘冰他们在告状信中也说:“迟群同志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

  刘冰在信中也承认,过去几年他们与迟群关系良好,同盟是认真服从迟群的领导的。

  迟群当时大权在握,迟群把被批斗的刘冰“解放”出来,并让刘冰当党委副书记,也算是对刘冰不错。据刘冰回忆说:【我坐在车上,一路上在想。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突然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

  我说:“想过,是有错误。”

  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

  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有时说话甚至脸都发红,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我想不能怨他,因为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司机这样的“工人阶级”,思想都是比较单纯的。司机看到过去迟群、谢静宜对刘冰不错,现在刘冰反过来告他们的状,所以对此打抱不平。

 

  其实对于刘冰他们来说,这封信毛泽东看到没有,并不重要。只要邓小平看到了信,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但刘冰他们与邓小平素无交情,怎样才能把信送给邓小平呢?对此刘冰回忆说:

  【写好信后,接着又研究如何能把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我1953年到1956年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

  (91)

 

  我想只有找耀邦,请他把信转给小平同志比较可靠。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三位完全赞成。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就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不在家,夫人李昭同志说他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四点钟到家里来好了。”

  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说:“你有什么事?”

  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概略讲了一下这两个人的问题,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耀邦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

  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他。

  耀邦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

  我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用事实说话。”

  耀邦说:“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

  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

  耀邦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助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

  我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

  耀邦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

  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

  耀邦笑了。接着问我:“你从邮局给他寄去,行吗?”

  我说:“那样不牢靠,怕弄丢了。”

  耀邦想了想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

  耀邦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

  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

  王秘书说:“你从邮局寄也行。”

  我说:“我怕信件遗失。”

  王秘书说:“那不会的,你寄好了。”

  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再和王秘书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

  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

  耀邦说:“那你就寄嘛!”

  我说:“不能寄,我不放心。”

  耀邦说:“我看你还是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 X街X 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

  (92)

 

  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六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您说的去办吧!谢谢您。”和他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到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还是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

  路上,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但是,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部队?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

  我进门就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八点在他办公室等我。见面后,我先说了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然后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一致赞成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先打电话问问那里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子。”(惠宪钧是八三十一部队派到清华大学去的支左军队干部)

  惠宪钧着就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马清沅得知是送信的事,立即热情地告诉老惠,正是他们师负责警卫,可以把信直接送去。随后,他就让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那里的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一切安排妥当后,马清沅就让惠宪钧次日上午九时准时赶到那里,还提醒他:“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要告诉警卫人员,你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他们会接待你的。”

  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他旋即送进院里去了。

  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我转告清华大学的同志,现在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

  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想到小平同志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法说了。”我们听后,自然也都跟他一样,高兴得没法说了。

  信送出之后的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到市委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然后请他们转交我们写给吴德的信。

  此后我们就天天盼望着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着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但一直没有消息。】

  (93)

 

  从刘冰的回忆来看,他们对把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中,是很花了一番心思的。可是送到邓小平手里,不等于送到毛泽东手里,他们对这封信是否送到毛泽东手里,就不那么费心思了。刘冰解释说:“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一定会转送主席的。”

  刘冰他们与邓小平素不相识,素无来往,他们怎么能如此肯定“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一定会转送主席的”?刘冰说他们当时做出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不真实的。

 

  对这件事,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

  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

  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

  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纪登奎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冰要谈什么问题?”

  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

  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

  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1974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

  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

  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

  (94)

 

  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看写告状信的动机。一般来说,写信向上级告状,是本人受到迫害或不公正的待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写信告状的。前面提到的李庆霖的告状信,张铁生的告状信。黄帅的告状信,以及后来《创业》编剧张天民的告状,都是这种情况,告状者本人是受害者。

  迟群是刘冰的顶头上司,是直接管刘冰的人。大家都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县官不如现管。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么自己的日子绝对不好过的。只有上司没有迫害自己,没有侵害自己的权益,他再干什么荒唐的事情,只要与自己无关,自己也不会去告状上司。因为告状上司,必然会得罪上司,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苦果。所以一般人不到被迫害无奈,被逼上梁山的情况,是不会告状顶头上司的。

  迟群虽然干了不少荒唐事,但迟群并没有迫害刘冰,这点刘冰在告状信中也是承认的。而且刘冰的司机也指责他说:迟群对刘冰不错,刘冰不该状告迟群。

  按照常理,迟群再干荒唐事,只要没有迫害刘冰,刘冰是没有必要告状迟群的,毕竟这样风险太大。如果刘冰真的是出于“觉悟高”、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那么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写上邓小平的名字。写上“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就是意味着他们忠诚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人。这在毛泽东看来,当然是别有用心。

  退一步说,假设刘冰真的是赤胆忠心之人,那么他做事不会那么“圆滑”。据刘冰自己说:【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刘冰所谓“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圆滑”的政客风格,而不是赤胆忠心之人的所作所为。

  再退一步说,假设刘冰真的是赤胆忠心之人,他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也还说得过去,问题是刘冰等四个党委副书记和党委常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难道说刘冰等四个副书记同时都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吗?这是不太可能的,用这个想来骗毛泽东,是骗不了的。

  (95)

 

  一般来说,写告状信都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刘冰他们以为四个人联名写告状信,人多力量大,没想到这样反而露出他们“动机不纯”的马脚。

  下级告状自己的顶头上司,除了被迫害,被逼无奈之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看到上司的地位不稳了,快倒台了,这时趁机告状,把上司扳倒,自己取而代之。刘冰等人的告状动机,应该是这第二种情况,看到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多次批评,所以趁机状告江青的亲信迟群和谢静宜,一举打倒这两个人。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刘冰等人要打倒的不仅仅是一个迟群,而是像迟群那样,在文革中上台的一大批造反派干部,他们要把造反派干部全部打倒。所以毛泽东说:“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至于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刘冰回忆说:【9月30日晚举行国庆招待会,北京市委电话通知:清华大学要有一位领导人参加,请学校将名单报上去。我请来惠宪钧、柳一安商量,他们主张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妥,因迟群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所以我说:“还是把迟群报上去,在这些问题上要谨慎为好。”

  他们坚持认为:“迟群是政治野心家,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党中央及市委揭发了他的问题,不能又推举他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活动,他已经不能代表清华了。在原则问题上要当仁不让,这是代表广大教职工去的,不是个人问题。”

  但我思想上还有点犹豫,说:“从组织原则上我们要站得住才行。”

  他们说:“这怎么会站不住呢?我们已向市委汇报过迟群的问题,市委也没有指定要他去,只是指定去一位领导人,把你的名字报上去有何不可?现在就是要长一长我们的志气,打一打迟群的威风!这也是斗争嘛!”

  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就把我自己的名字报给市委了。9月30日下午6时,北京市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同志在市委会议室集合,迟群也来了。我吃了一惊,但继而一想,准是谢静宜把他弄来的,也就不奇怪了。

  过了国庆节,我们告状迟、谢的信仍没有回音,真急人啊!我们商定:再写第二封信,继续揭发,要把迟群这两个月来的丑恶表演一件件都写上,还要把谢静宜也挂上,适度地揭发她支持迟群,包庇迟群,使主席和中央知道她也有问题。

  这封信是我起草的,10月13日完稿并复写完毕。我们仍采取上次的办法,由惠宪钧将信送到邓副主席住处,请警卫排长送交王秘书。但没想到,那位排长转达王秘书的话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

  老惠回来说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的心情都沉重起来,认为可能是第一封信出了问题。

  (96)

 

  为了能把第二封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们一起冥思苦想,最后我想到了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同志。他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接触中央领导人较多。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我们就熟悉,他为人正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老同志,估计会有办法帮助我们。

  于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来到李琦同志的家,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他支持我们。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没想到清华内部几位领导同志起来揭发迟群、谢静宜了。”

  我插话说:“这叫后院起火嘛。”

  李琦笑了,我也笑了。他接着说:“这件事太好了,你们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们。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他也在那里,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把你们的信交给他不就行了嘛?”

  我说:“上次的信就是王秘书收的,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他那里不收信了。”

  李琦说:“可能是送到家里不方便吧。我到国务院见到他时,交给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

  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呀。还有一件事,请你把我们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向周荣鑫同志报告一下,因为他是教育部长、党组书记,这样的事应当向他报告,这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别的人你就别说了,请给我们保密。”

  李琦说:“这没问题,给你们保密,一定向荣鑫同志报告。”

  后来我得知,李琦同志把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同志,是乔木同志把信送给小平同志的。但在那时,连向乔木同志说声感谢的话都不可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乔木同志到甘肃视察工作,我才有机会向他表示了感谢。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

 

  刘冰说“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这话是实话。刘冰看错形势,以为揭发迟群可以立大功,所以他才积极写了两封信。如果刘冰知道揭发迟群要闯大祸,他是不会揭发的。从后来刘冰的各种表现来看,刘冰不是那种“不怕打倒”的人。

  据吴德回忆说:【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

  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

  (97)

 

  【待续】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我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了毛主席。很快批回来,毛主席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

  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

  “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

  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

  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胡耀邦,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

  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在会上作检讨。

  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刘冰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

  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这些活动是“四人帮”和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据吴德回忆说:刘冰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他们。吴德虽然用“揭发”这个词加了引号,但性质并没有变。估计刘冰看到形势不妙,又反过来揭发吴德等人。

  (98)

 

  刘冰等人的两封告状信,是引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导火线。在1975年8月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邓小平还可以置身度外的。如果是一般人,为了自保,会赶紧与周恩来划清界限,或者疏远周恩来,但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疏远周恩来。1975年8月14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指示之后,在8月15日和16日连续两天,邓小平前往三零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以后仍以相当频繁的频度去周恩来那里谈话。

  不久,邓小平又表示了他对“评《水浒》”的看法。据《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21日下午,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会议。会上胡乔木问:前不久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特别有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后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9月7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外宾。在会见时周恩来坦诚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然后周恩来转过话题,称赞邓小平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当时邓小平将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只是党内高层知道,并没有向党外公布。周恩来这次主动把“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消息,透露给媒体,这也就是挑明邓小平将接任国务院总理,为邓小平造声势。

  周恩来进一步说邓小平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这句话与其说给外宾听,更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所谓“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就是让国内的人民群众相信邓小平。

 

  9月20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等人在医院守候。周恩来在手术前,又特别向众人大声表扬了邓小平。据《周恩来年谱》记述:【9月20日下午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之后,周恩来躺在手术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

  (99)

 

  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述:【16年之后,1991年的9月29日,在观看电影《周恩来》时,邓小平仍然十分感触。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清楚地回忆着当时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医院守候的情况,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对他大声说的话语。他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在1975年9 月时候,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已相当多的不满,但还是试图把邓小平放在接班人的地位上予以“考验”。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述:【直到1975年的9 月,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

  9 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对客人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 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

  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壮丁”,表明直到此时,他还是对邓小平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是有所了解的,也认识到总得有人来进行一些整顿,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毛泽东让毛远新做联络员,令“四人帮”兴奋不已。毛泽东晚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已不容易见到他。就连他的妻子江青,也很难见得到他。“四人帮”想要向毛泽东“告御状”进谗言,也是相当困难的。而现在,他们的人毛远新终于可以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终于变成可以向毛泽东耳旁吹风的重要人物。对于“四人帮”来说,这真是一件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儿。

  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在欢欣兴奋的同时,立即策划于密室。这一次,他们要让周恩来和邓小平死无葬身之地。毛远新真是“不辱使命”,新来乍到,便开始发挥作用了。11月2 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

  (100)

 

  据粉碎“四人帮”后审查“两案”时,公布的罪证材料《毛远新的笔记》记述:【1975年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出来,谈完了再来。”

 

  1975年11月2日晚,在上述四人会议上,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门见山地在会上讲了自己的意见。毛远新发言后,邓小平也讲了自己的看法。

  小平同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小平同志:“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算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1975年11月4日晚,毛泽东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我向主席说:“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01)

 

  再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述:【毛泽东也真是一番苦心安排,他是想让毛远新找这些人谈谈,特别是要找邓小平谈谈,要毛远新把意见提出来,当面和邓小平等人讲清楚。为了便于邓小平等人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他特意没有让“四人帮”那几个人参加。他知道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矛盾太深,他怕“四人帮”一来搅扰,事情将会不可收拾。

  毛泽东如此细心地进行安排,是希望邓小平和其他的人,能够听进毛远新的意见,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如若这个安排成功了,那便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万事大吉了。但这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愿望,事态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5年11月2 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找来开会。在会议上,毛远新有恃无恐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开门见山地把“意见”说了出来。

 

  11月4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11月2 日晚在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情况。邓小平不但完全没有接受毛远新的意见,而且态度如此之强硬,这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不高兴地指示毛远新:“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行讨论。”

  毛泽东有些动火了,他要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泽东是在给评价文革“定调子”,他要求开八人会议时,要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要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革作个“决议”。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开了有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八人参加的会议,“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气氛如何,可想而知。会后,毛远新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八人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还特别对毛远新交待,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他是怕江青从中生事。

  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想通过统一思想,息事宁人,维持他安排的这个“安定团结”的结构和局面,不想让江青他们把事情闹大了。

  不知道是毛泽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他根本没有认识到毛远新早已上了江青“四人帮”的贼船,他竟然会让毛远新不要把事情告诉江青。

  (102)

 

  试想,张春桥参加的会,江青怎么能不知道?也可能,毛泽东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诫毛远新不要与江青走得太近。

  毛泽东虽然开始对邓小平不满意了,但对“四人帮”的不悦,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八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

  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的人。

  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关于文革的《决议》。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103)

 

  刘冰等人给毛泽东上书状告迟群,迟群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1975年10月25日,他鼓动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告状教育部长周荣鑫。因为刘冰等人的职务太低,不值得对他们告状,要告状就告一个“大的”。

  林钧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周荣鑫同志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同志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迟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先做调查,然后讨论一次。”这样一来,迟群等人就在清华大学公开向周荣鑫叫板了。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清华大学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该文写道:【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

  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26号文件,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该文件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

  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清华大学这场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中共中央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校的党支部。《报告》下发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轰轰烈烈地正式开始了。

  (104)

 

  不过毛泽东也不是一下子就展开这场运动的,他事前要“打招呼”。这个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毛泽东从1974年开始,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扬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强”等,并且亲自提名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亲自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在毛泽东要来个180度大转弯,又要批评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这不免让很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泽东需要在这次运动之前,向高官们“打招呼”交底,统一思想。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就“打招呼”问题作了一个批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过去(文革初期)只有河南跟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他们没有受冲击。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在小范围内先“打招呼”。11月17日,“打招呼”扩大到17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刘冰等人也列席了会议。

  11月24日,“打招呼会”正式召开,参加者为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等。会上由邓小平宣读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会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关于这次“打招呼会”,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1975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议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我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简短的开场白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内容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和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

  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105)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邓小平传达的《要点》,实际上是“奉命”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向老同志们做个通报。而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的时候当众作个检查;二是要通过这次传达,切切实实地给老同志们“打个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了。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在召开“打招呼会”和下发中央通知后,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起这场运动对他进行批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邓小平既然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既然下定决心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 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也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能做的唯一事情。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为他的老战友担心。周恩来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

  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

  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继续说:【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分激烈,“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真是怪哉,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竟然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主持,已经完全流于形式了。

  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06)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竟然连个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他对这次“检讨”的态度。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邓小平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

  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在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邓小平“检讨”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检讨”,更是他对自己整个思想和认识的一个不回避的申诉。

  这次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这次“检讨”的记录。在信中,邓小平写道:“主席:在今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邓小平现在已经见不到毛泽东了,他通过呈送他的“检讨”,表达想面见毛泽东的意思。对邓小平的信和“检讨”,毛泽东当时没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帮助”的会,还要继续开。

  1976年1 月3 日,邓小平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检讨”。大概因为第一次“检讨”太不正式了吧,所以这一次,邓小平作的是书面“检讨”。这次“检讨”的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只是根据别人提的意见,加上了一条:“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问题,没请示主席,没提到政治局讨论。”

  作完这次“检讨”后,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一次提出“面陈”的要求,毛泽东没见邓小平。在邓小平第二次“检讨”后,1976年1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

  这个批示的意思已很明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检讨”仍不满意,让大家继续进行“讨论”。不言而喻,继续“讨论”就是继续批判。

  第25节  最后的反击

  (1)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也是他最后的战斗。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发起的群众运动,大大小小有几十次。根据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一)经济体制改革运动,(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三)清理“坏分子”运动,(四)思想教育运动,(五)批判某种思想倾向的运动。

  (一)经济体制改革运动主要有: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3年)、改造私营企业运动(1954年)、公私合营运动(1955年)、大跃进运动(1957年)、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

  (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主要有:“双百”运动(1956年)、干部参加劳动运动(1957年)、农村整社运动(1959年)、“四清”运动(1964年)、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

  (三)清理“坏分子”运动主要有: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肃反,1956年)、反右派运动(1957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8年)、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1970年)。

  (四)思想教育运动主要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1955年)、学雷锋运动(1963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1975年)。

  (五)批判某种思想倾向的运动主要有: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1951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1955年)、反对右倾思想运动(彭德怀,1959年)、京剧《海瑞罢官》批判运动(1965年)、彻底批判刘少奇运动(1967年)、批陈(陈伯达)整风运动(1970年)、批林批孔运动(1972年)、评《水浒》批宋江运动(1975年)。

 

  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起的最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却不属于上述五种类型。以前毛泽东发起的运动,都是冠以“反”、“反对”、“批判”等“主动词”,意味着这些运动是毛泽东主动发起的,不是“被动”的应战。而“反击右倾翻案风”用了“反击”一词,说明这次运动毛泽东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发起的。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2)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份冷静。谁反对文革,当然一定就要批判谁。但是,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实在是不愿意把他精心安排的“平衡”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说句大实话,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的重组了。

  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

  但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邓榕的说法,代表了现在的一种典型说法。毛泽东到1975年底,年事已高,太老了,精力和心力都难于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重组。因此毛泽东再三给邓小平“机会”,而邓小平却“绝不让步”,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以至于打倒邓小平。那么毛泽东的底线是什么呢?按照邓榕的说法是“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文革存有非议”。

  前面我们提到过,毛泽东本人对文革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的观点既然是“三七开”,也就应该允许别人对文革有非议,因为毕竟有三分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对文革的非议,无非是两种动机:第一种是认为文革的“继续革命”大原则是正确的,非议文革,是为了吸取和改正文革中所犯的错误;第二种是认为文革的“继续革命”大原则就错了,要走回头路。

  毛泽东最初认为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目的,是意在纠正文革中所犯的各种错误,这不仅是毛泽东所容忍的,也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可是到了后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是想走回头路,想对文革翻案,所以他不顾自己已经风烛残年的身体,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重新组建高层政治格局。

  (3)

 

  另外,认为邓小平能妥协,顺从毛泽东的“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就会放过他,这样也是不符合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让步”性格的。

  1976年1月1日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毛泽东于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前,为了表示自己的雄心壮志写的诗词。这次毛泽东公开发表这两首词,象征着他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同时各大报刊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该社论写道:【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这种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要看到新生事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有某些不足之处,应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使之更加完善。切不可像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那样,横加责难,大泼冷水。更不能跟着一小撮心怀敌意、别有用心的人扼杀新生事物。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并没有想动用江青这员“闯将”。这个理由前面已经多次说过,毛泽东想在他身后保留江青这颗“火种”,不愿意让江青继续得罪人了。但江青始终不理解毛泽东的这份心思,她还是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战斗”。

  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大讲“评《水浒》”,毛泽东得知后生气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据毛泽东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主席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

  10月2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希望下去“蹲点”,并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

  (4)

 

  毛泽东当天给江青回信说:【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改一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12月10日,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还是依靠他的另一个写作班子“梁效”,江青集团的人都没有写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文章,这些都是“梁效”写的。

 

  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发起不久,正要向全国展开时,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这个时候去世,是一个很不理想的时间。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全力展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的逝世使人们的关注目光,都聚集到周恩来身上,一下子冲淡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的逝世,在客观上给邓小平减轻了不少压力,反过来却给毛泽东增加了不少压力。

  周恩来走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就必须给周恩来处理后事。处理后事的方式无非是两种:高调处理和低调处理。如果采用高调处理,一方面要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宣扬周恩来生前的功绩,另一方要把追悼会办得隆重,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

  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有相当的威望,相当得人心。如果他高调为周恩来处理后事,可以把周恩来的那部分威望拿到自己的一边,这对巩固毛泽东个人的现实政治威信或威望,都是十分有利的。

  但从毛泽东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他又难于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如果毛泽东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不仅是对周恩来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周恩来思想和路线的肯定。如果肯定了周恩来的路线,那就等于自我否定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这场运动变得毫无意义。再者,毛泽东早在1975年8月就发起了“批宋江投降派”的运动。如果这时毛泽东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似乎就意味着他向他所说的“投降派”投降了。

  因此,毛泽东在办周恩来的后事问题上,陷入两难的境地。是优先考虑自己的现实政治威信,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还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低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

  (5)

 

  毛泽东刚刚展开他的最后反击不久,就遇到了一场硬仗:怎样处理周恩来的后事?这件事是否处理好,是关系到毛泽东最后的反击是否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战役。在分析这件事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谣传。

  因为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是一个研究毛泽东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情况是谣传。比如网上广为流传的《邓颖超日记》写道:【2004年3月,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

  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1978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

  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1976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

  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6)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

  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

  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这个《邓颖超日记》说的活灵活现,但是伪造的。周恩来侄女、警卫、秘书都对此进行过辟谣,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说:【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们过去长期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不允许他们把事情都记下来。建国以后他们也延续了这样的习惯,不记日记。邓颖超同志不仅不记日记,也不记大事记。

  1992年邓颖超同志去世以后,我们这些身边人员整理遗物时,都没有发现邓颖超同志的日记。根据邓颖超的遗嘱,我们把她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了。网上流传的《邓颖超日记》内容是造假的,都是编造的。不论造假者的目的如何,请大家不要轻信谣言。】

 

  第二种情况是没有确实出处的材料。比如《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这样写道:【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大陆官方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把它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便没有安排的缘故,而毛泽东的腿当时确实已经“走不动了”。

  事实上,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由毛泽东本人作最后决定。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只是建议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为此,治丧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泽东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不仅准备好了轮椅,而且连行走的路线都已事先安排妥当,一直等到最后一刻,追悼大会不得下推迟举行。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只是送了一个官式的花圈,此外没有任何表示。

  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泽东本来就对周恩来在临死之前极力挺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周恩来的阴魂不散,悼周恩来活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邓小平的幌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正是毛泽东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7)

 

  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但是,毛泽东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恩来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泽东在1976年1月12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晚年》作者这样写,态度是很不负责的。首先,毛泽东这么重要的话,怎么能用“据知情人说”的说法,来略去其出处。而且,《晚年》作者用来印证这个“知情人”说法的证据,是“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谈话记录”。这个所谓《汪东兴私藏毛泽东谈话记录》,是来自香港小刊物的报道,早已被证明是伪造的。用一个伪造材料来印证“据知情人说”的说法,更显示出作者的态度问题。

 

  第三种情况是材料有确实的出处,但难以让人完全信服。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8)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上述说法之所以无法打消人们的疑虑,是人们怀疑毛泽东的身体不好,是不是真的到了不能参加追悼会的地步。因为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在周恩来逝世前后,毛泽东曾多次会见外国客人。从当时报刊上登载的会见照片来看,毛泽东的状态尚好。当然这些照片都经过摄影师的“美化”,毛泽东的实际情况可能远不像照片上那么好,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因为中央从未向民众公开过毛泽东的健康状况。

  老百姓看到毛泽东既然能会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而且,当时中央也没有作出说明,毛泽东是因为健康原因而不能参加追悼会,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毛泽东是“故意”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这里回顾一下在周恩来去世前后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情况。

  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周恩来逝世前八天,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谈话约一小时。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精神尚好。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谈话。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精神也还可以。这次是成为新接班人的华国锋,第一次陪毛泽东见外国客人。此后毛泽东历次会见外国客人,都由华国锋陪见。

  1976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但毛泽东的神色已明显不如上次。

  1976年4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据说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站立与客人握手的照片。

  (9)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这次只有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客人交谈的照片,没有了毛泽东站立与客人握手的照片。在这一次会见后,毛泽东为陪同会见的华国锋写下“不要招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前几次的照片相比,毛泽东目光无神,已经不能正常地抬头,只能把头仰靠在沙发上。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此后中央发出通知:毛泽东因年事已高不再会见外宾,来访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改由朱德委员长作为国家元首会见。

 

  毛泽东建国后极少参加国家领导人的追悼活动,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第一次是1950年任弼时逝世,毛泽东亲往任弼时住处吊唁,亲自执绋,亲笔为任弼时墓碑题写:“任弼时同志之墓”。

  1955年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逝世,毛泽东前往亲视含殓。

  1959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逝世,毛泽东亲往灵堂吊唁。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毛泽东亲往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并做诗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1972年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亲往出席追悼大会,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悼念活动。与亲往含殓、吊唁、遗体告别不同,这次毛泽东是完整地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新中国建国后只有这一例。

 

  虽说毛泽东很少出席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但周恩来的地位和威望,是上述几位死者无法相比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体不允许他出席长时间的追悼会,他也可以坐着轮椅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一下,事实上有不少人就是坐着轮椅去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参加追悼会的。

  退一步说,如果毛泽东的身体已不能出门了,他也可以把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招到自己的住处,亲自对她表示慰问;也给周恩来写几句悼念的话,说几句赞扬周恩来的评语,但这些毛泽东都没有。因此,单从身体原因来解释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是难于说服人的。

  当然,说毛泽东故意不参加追悼会,甚至说毛泽东放鞭炮“庆祝”,也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不参加周的追悼会,有他特别的苦衷。

  (10)

 

  要理解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毛泽东的人格方面,第二是毛泽东的事业方面。

  在毛泽东的人格方面,我们首先要基于这样一个概念:毛泽东是“追求信仰”的人。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一些人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们认为毛泽东是最自私的人,毛泽东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他个人的私利展开的。正因为存在众多反对或怀疑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用较多的笔墨来证明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而不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演变成一句儒家哲理名言“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当然,按照现在的西方人权观点来看,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是有悖于人权思想的。但也不能说儒学的说法全无道理,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以看到人的行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追求利益的倾向,另一种是追求信仰的倾向。这里的信仰,应该就是孔子所谓的“义”。

  在信宗教的人群中,追求信仰的倾向表现出来较多;而不信宗教的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追求利益的倾向表现出来较多。追求利益的行为很容易理解,而追求信仰的行为,对于那些只知道追求利益的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不吃猪肉,这样的行为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完全是为了信仰。笔者就曾听过有人“好心”地劝一位回民:“你就想开点,别那么傻了。吃几口吧,好吃得很。”持这种心态的人为数不少,他们不是佩服坚持信仰的人,反而嘲笑坚持信仰的人是“想不开,傻”。在这些人的观念中,“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干”的人,才是聪明人。

 

  一般来说,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追求利益”和“追求信仰”的两种倾向,只是有的人“追求利益”的倾向较多,这种人可以称之为“追求利益”类型的人;有的人“追求信仰”的倾向较多,这种人可以称之为“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完全追求利益,一点信仰也没有的人很少;相反完全追求信仰,一点利益也不要的人也很少。我们说毛泽东是“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并不是把毛泽东视为一点利益也不要的极端分子,只是在毛泽东身上,追求信仰的倾向表现得比较明显。

  怎样区别“追求信仰的人”和“追求利益的人”呢?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比较难区分,但对于某个集团的领导人来说,倒是比较容易区分的。采用“利益驱动”原则来治理集团,这个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追求利益”类型的人,因为他相信金钱万能;采用“信仰驱动”原则来治理集团,这个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因为他相信信仰的力量。

  (11)

 

  企业的资本家或老板是典型的利益驱动型,他的员工都是用金钱雇来的,不给钱没人给他白干活;宗教集团的教主是典型的信仰驱动型,他的教徒都是靠信仰召集来的,他们不向教主讨要任何物质上的利益,他们给教主服务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信仰。

  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分为资本家型和教主型。蒋介石明显是资本家型的领导人,蒋介石搞的一套体制都是沿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蒋介石治理军队,用“杀一个共匪发多少奖金”的物质刺激办法,用金钱来驱动士兵去打仗。而毛泽东明显是教主型的领导人,毛泽东搞的一套体制都是以“信仰”这个主轴转动的。毛泽东治理军队,不是用物质刺激,而是用政治思想教育的办法,用信仰的力量激发士兵去打仗。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治理国家,治理企业等问题上,也一直反对物质刺激的办法,而是提出“政治挂帅”,也就是用信仰刺激的办法。1955年,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按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1959年,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和教育人们树立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很危险的。对于追求利益的人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信仰”也被当作是一种“利益”来看待。什么对他有利,他就信什么。1970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兴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12)

 

  毛泽东这种“政治挂帅”的思想,遭到以刘少奇为主的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我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要把全部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中。他们认为人民群众的觉悟低,对老百姓做思想政治工作,等于是对牛弹琴,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强调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用奖励、奖金,工分等物质刺激的办法,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非常反对刘少奇主张的物质刺激办法,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主要矛盾之一。1966年2月25日,毛泽东看到王任重的一个发言稿中,谈到了“政治挂帅”问题。该发言稿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王任重提出说:“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

  毛泽东在王任重的发言稿上批示说:【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思想教育,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

  毛泽东特别把王任重的发言稿转给刘少奇,批注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不能一心只为自己,还必须要关心群众。比如一个厂长只关心抓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生产抓好了,生产搞上去了,厂长有了升官的政绩,对他个人是有直接利益的。但生产搞上去了,不等于工人的生活疾苦也解决了。而解决工人的生活疾苦,与厂长的政绩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厂长只顾抓生产,结果可能是生产上去了,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却疏远了。工人并不是被当作主人翁,而是被当作生产的机器。这样长期下去,必然引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激化,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9年,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中说:“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13)

 

  综上所述,既然毛泽东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信仰驱动”而不是“利益驱动”,说明毛泽东并不认为金钱万能,而是相信“信仰”的力量。既然毛泽东相信“信仰”的力量,那么理所当然毛泽东就是一个“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如果毛泽东是一心只想着“私利”的“追求利益”类型的人,那么毛泽东搞的体制,也应该是围绕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的,不可能搞出一套围绕“信仰”主轴转的体制。

  毛泽东作为中国领导人,即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说,也并无任何损失,甚至还可能获利更多。毛泽东坚决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改造中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私利,而是出于他对信仰的追求。

  既然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是一个“重义”的人,我们就应该从“信仰”的角度,从“义”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而不应该从“利益”的角度,从“重利”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

  然而一些人却偏偏要从“利”来理解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在一些无法用“现实利益”来说明的问题,就用“心理快感”和“身后名誉”来解释。

  对于打倒刘少奇,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毛泽东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剥夺刘少奇的权力,还可以用“现实利益”来解释;那么批斗刘少奇,毛泽东并得不到什么具体的利益,于是就被说成毛泽东是天生喜欢整人,看到刘少奇被批斗,毛泽东就得到一种“心理快感”。好像他们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连毛泽东的“快感”他们都知道。

  对于毛泽东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毛泽东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使中国“变修”;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变成毛泽东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做否定他的身后名誉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原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更不会害怕“身后名誉”。毛泽东敢把林彪大骂他的《五七一工程》公布出来,可见毛泽东连现实的名誉都不怕,又怕什么“身后名誉”呢。

  毛泽东卫士李银桥回忆说:【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去湖南,专列开动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与毛泽东一起聊天。李敏说了一个情况,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恰好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回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

  姚淑贤条件反射地嚷起来:“肯定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仍然在笑,摇摇头说:“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么。”

  (14)

 

  停了片刻,毛泽东带着思索的表情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深沉缓慢:“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我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这里毛泽东说“我有信念”,所以不管别人骂我什么,我还是要革命,也就是要为了信念而奋斗。毛泽东的一生中,并没有做过什么为了维护自己“名声”的沽名钓誉之事。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名声”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不要什么“名声”,他要的是信念,是革命。

 

  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在利益方面是可以让步的,但在信仰方面决不能让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否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毛泽东不希望人们把他和周恩来并列在一起,把他们两人并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尽管不像刘少奇那样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够坚定,特别是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些都说明,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但出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话,他只能用间接的办法来表示。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不发表赞美周恩来的言论,就是要表示一件事: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前面提到,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老干部和人民群众当中的威望,如果他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会赢得人们的好感和拥护,会得到一个“好名声”。但这个“好名声”,必须以牺牲毛泽东的信仰为代价。对于毛泽东这样追求信仰的人来说,他是不会为了买这个“好名声”而卖掉自己的政治信念。

 

  从“人格”方面分析了毛泽东之后,再从“事业”方面分析一下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

  毛泽东已经看出,他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绝不会因为周恩来的死而结束,这与林彪不一样。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随着林彪的死亡就结束了。这是因为林彪只是一个现实领袖,而周恩来则升华为精神领袖。

  领导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现实领袖和精神领袖。所谓现实领袖就是:掌权的时候很威风,一旦失去权力,人走茶凉,就是什么也不是了。而精神领袖则升华到另一个高度,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不管这个人掌权不掌权,甚至不管这个人的肉体是否存在,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领袖。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当中,只有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升华到精神领袖的高度,所以他们即使死了,也不会“人走茶凉”,影响力依然存在。蒋介石、刘少奇、林彪等人,都没有升华到这个高度。

  (15)

 

  周恩来升华到“精神领袖”,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已经不局限在他们生前,而在他们死后,这场斗争也不会很快结束,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毛泽东要考虑到他和周恩来都死去之后,他的路线与周恩来的路线也还将继续斗争下去的情况。

  毛泽东最后的事业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拿下邓小平,冒险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人物华国锋接班。毛泽东这次是在绝对逆境的情况下发起“右倾翻案风”,尽管如此,毛泽东也要想方设法让这场斗争取得胜利,也就是保证华国锋接班之后,按照自己的路线走下去。

  周恩来死后,党的第二把手自动消失,毛泽东可以保证让华国锋接班。但华国锋接班后,能不能按照自己的路线走,这点毛泽东就比较难保证了。从接班人的角度来看,华国锋不如王洪文。因为王洪文毕竟是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对文革有感情。否定了文革,也就等于否定了王洪文本人,所以王洪华对文革的立场是不须怀疑的。

  而华国锋并不是靠文革上来的,尽管华国锋是文革的得益者,但华国锋在文革中表现并不特别积极,得罪人也不多。否定了文革,并不等于否定华国锋,所以华国锋对文革的立场不是那么可靠。毛泽东对王洪文的立场放心,对华国锋的立场不是那么不放心。

  从历史上看,华国锋与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没有什么渊源,但华国锋进入高官阶层的时间较早,比较懂得在官场里“左右逢源”的那一套,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中间派人物。但毛泽东就是对华国锋这种左右逢源中间派的“立场”不放心,他担心华国锋在自己死后,很快偏离自己的路线,滑到周恩来、邓小平的路线上去。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要在自己生前,“替”华国锋与周恩来和邓小平划清界限。所以毛泽东安排华国锋主持“批邓”,这就逼着华国锋不得不“得罪”邓小平,让华国锋不得不与邓小平划清界限。虽说周恩来已死,但周恩来的路线还在,毛泽东还要让华国锋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

  毛泽东最担心华国锋这种中间派人物会左右逢源,把毛泽东路线与周恩来路线模糊起来“和稀泥”。所以毛泽东要自己先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这就使华国锋将来难于把他们两人的路线模糊起来,以至于进一步滑到周恩来的路线上。

  为了表示自己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毛泽东就不能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不能发表赞美周恩来的言论。否则就会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毛泽东是支持周恩来路线的,这就让华国锋很容易滑到周恩来路线上去。

  因此,从“事业”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是旨在“堵死”他的接班人试图把他的路线与周恩来的路线模糊起来,阻止他的接班人滑到周恩来的路线上去。

  (16)

 

  毛泽东决定低调处理周恩来的丧事,不组织大批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不邀请外国代表团,他本人也不参加追悼会,不谈周恩来的话题。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起了相反的作用,不但没有淡化周恩来的丧事,反而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周恩来的丧事了。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下午3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丧事问题。下午6时30分,致信毛泽东:“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二、三两件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9日凌晨1时,毛泽东批示:“同意。”

  1月9日下午4时,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京参加丧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和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的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政治局对此作了紧急讨论,决定仍按主席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拟由治丧委员会发一正式公告,现送上,请主席批示,以便发表。”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于本日发表公告,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来华参加周恩来的吊唁活动,对已经提出这方面要求的国家、政党和人士表示感谢。

  1月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就阿尔巴尼亚决定派以谢胡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参加周恩来葬礼一事表示感谢,并说明:“根据我们的惯例和礼宾改革,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派代表团来。大使在北京可以参加吊唁活动,你们领导人可以参加我们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吊唁活动,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

 

  1月9日,中央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七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1月9日,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地,下半旗志哀。1月10日和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闻,说江青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没有脱帽。该传闻说:【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没有脱帽,被电视镜头捕捉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人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着:“打死她。”】

  (17)

 

  关于这个传闻,笔者专门看了1976年拍的《周恩来逝世纪录片》。但这个片子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公布出来的,其中江青等“四人帮”的镜头均被删去。但对于“脱帽”这个细节,当时有不少参加遗体告别的人,都没有脱帽。从纪录片的画面看,朱德没有脱帽,蔡畅(女)也没有脱帽。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用于遗体告别的房子很小,而且也不是套间,一进门就是遗体,就立即向遗体告别。当时正值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遗体告别的房间房门大开,屋内十分寒冷,对于那些年岁已高的老干部来说,在这么冷的环境里脱帽,似乎有感冒的危险。

  因此,上述传闻声称:电视观众向江青大喊“把帽子脱下来!”,这并不符合实情。因为朱德等人都没有脱帽,为什么人们偏偏对着江青一个人喊“脱帽”?至于对江青喊“打死她”,更应该是事后诸葛亮的编故事了。在毛泽东生前,有人喊打死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那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似乎没人敢这么做。

  在周恩来逝世后,最让人震撼的场面,发生在1月11日。当天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将经过天安门广场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北京居民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发地来到长安街,为周恩来的遗体送行。当天的天气十分寒冷,但仍有100多万居民站立的长安街两旁,向周恩来告别。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没有经过政府的动员,而完全由群众自发地参与的政治活动。这一方面显示出周恩来在民众中的巨大威望,另一方面也是文革的成果。经过造反精神洗礼的民众,不再那么听从政府的号令了。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后,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设立了灵堂,从1月12日到14日举办了三天的悼念活动。有数万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前往灵堂悼念周恩来,给周恩来送花圈。没有资格去灵堂吊唁的人,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放花圈,以示悼念。全国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规模不等的悼念活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连纪念碑四周的小柏树上也扎满了小白花。

  《邓小平年谱》记述:【1月12日下午2时,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邓小平在会议开始后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

  (18)

 

  会后,根据文稿起草人的意见,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后,加写“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后,将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时,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

 

  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新华社1976年1月15日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今天下午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今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中共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面(邓颖超的花圈上写着:“哀悼恩来战友。小超哀献。”)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领导人是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刘伯承、江青……

  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各方面代表。

  下午3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参加追悼大会的全体同志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出席这次追悼会的领导人名单,又是一次显示各高官地位的排名表。根据这个排名表,王洪文在党内排名第二位,叶剑英第三位,邓小平第四位,张春桥第五位,江青第六位(宋庆龄非党员),姚文元第七位。

  (19)

 

  “四人帮”在这次意外地排名十分靠前,连李先念、纪登奎这些“老副总理”也排名在姚文元之后,而不久后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此时党内排名只是第12位。

  张春桥曾提议由叶剑英致悼词,当时叶剑英排名在邓小平之前,当然也说得过去。不过叶剑英还是把致悼词的荣誉交给了邓小平,由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悼词》不长,不到三千字。《悼词》先回顾了周恩来的履历,这里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因为周恩来在党内的职务一度曾高于毛泽东,但《悼词》还是比较如实地讲了周恩来的履历。

  《悼词》说:【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1931年12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

 

  《悼词》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这就暗示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并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悼词》在介绍了周恩来的履历后,继续说:【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20)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悼词》对周恩来的评价,基本上是比较客观的。但从感情上而言,还是显得用词不够热情,显得冷淡。周恩来追悼大会开完之后,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没有周恩来的骨灰。

  在周恩来治丧期间,江青集团控制的新闻媒体,想方设法淡化周恩来的丧事,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怒,这成为引发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导火索。

  (21)

 

  周恩来的丧事之后,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毛泽东面前,这就是谁来接周恩来的班。本来毛泽东是安排好邓小平接班的,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也就明摆着是周恩来的接班人。可是当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邓小平接班是不可能了,必须换人。

  按照当时党内的排序,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现在邓小平不行了,那么换张春桥上,似乎是水到渠成之事。即使张春桥不行,那么当时的第三副总理李先念、第四副总理纪登奎,让这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人上,也不会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可是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周恩来的接班人居然是华国锋。前面提到,在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排名上,华国锋在党内的排名只是第12位。现在华国锋连跳10级,一下子跳到党的第2位,接周恩来的班,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多人大惑不解:毛泽东到底为什么选华国锋呢?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976年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毛远新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主席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毛泽东于1976年1月28日正式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据《毛泽东传》的记述,毛泽东不是一下子就选定华国锋的。从周恩来1月8日逝世,到1月28日正式决定华国锋,毛泽东整整想了20天,才最后做出这个决定,可见毛泽东对华国锋并不是特别满意,是实在想不出其他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不得已才选了华国锋接班。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该文件写道:【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2)

 

  1976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毛泽东要让华国锋接班,只给他一个职位还不够,还要为他铺路,这就是处理两个比较有威信的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当时他们两人是在军队和政府中,威信仅次于邓小平的人物。让邓小平接班,他可以压得住叶剑英和李先念,用不着毛泽东为他铺路;而让华国锋接班,他就压不住这两个人,所以毛泽东要把这两个人“搬开”,为华国锋铺路。

  处理这两个人,过去的“打倒”或者“靠边站”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所以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新办法,让这两个人“因病停职”。其实叶剑英和李先念并没有病,中央文件中说“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和“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只是给他们一个面子,说他们是“因病”而停职,并不是因为“犯了错误”而停职。

  前面提到,毛泽东早就把华国锋视为潜在的接班人候选人,对他进行观察和培养。华国锋能进入毛泽东的“法眼”,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有骄人的政绩,仅仅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这是非常例外的。

  在华国锋之前,毛泽东选过四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其中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政绩和能力都非常突出的人,称之为“人才”也不为过。王洪文比上述三人差一些,但王洪文也显示出相当的才能和政绩。王洪文在文革中能率领一支上海百万人规模的造反工人大军,这表现出王洪文的领导才能;把上海搞成“革命”和“生产”双丰收的文革模范基地,这是王洪文的政绩。这也是毛泽东当时看好王洪文的原因。

  华国锋有什么才能和政绩呢?这里回顾一下华国锋的历史。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商人家庭。1938年,17岁的苏铸参加交城县抗日游击队,改名华国锋。华国锋的名字来自“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中的“华”、“国”、“锋”三个字。华国锋1938年入党,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5年华国锋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着解放军占领江南,南方的新解放区急需大批干部,华国锋随军南下至湖南。1949年8月,28岁的华国锋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52年华国锋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

  (23)

 

  华国锋在1938年就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而到1952年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14年还是停留在县委书记的级别上。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华国锋没有做出重大的政绩,所以没有升官的资本;二是华国锋不太会吹拍的技术,没有攀上一个大官做靠山后台。

  对于华国锋这种既没有政绩,也没有后台的人,如果当时他在其他的县担任县委书记的话,很可能他这一辈子就在县委书记的级别上退休了。但华国锋居然运气特别好,无意中到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就让华国锋有机会进入毛泽东的法眼。

  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回家乡,都由华国锋陪同。这位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大高个北方人,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一般的领导,不会喜欢华国锋这种“忠厚老实”型的干部,因为“忠厚老实”的同义词就是“不能干”和“不会干”。而毛泽东偏偏喜欢华国锋这个既“不能干”又“不会干”的忠厚老实干部,真是华国锋天上掉下来的福分。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1959年毛泽东由华国锋陪同回到家乡韶山,之后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级领导中也算很是年轻的,这是托毛泽东一句话的平步青云。

  1964年,华国锋出任湖南副省长。当时的湖南省长程潜(民主人士)、副省长唐生智(民主人士)都是不管事的,所以华国锋成为湖南省的实际省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华国锋与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一起被批斗,周恩来三次亲自打电话,要把华国锋送到北京,这才把华国锋解救出来。其实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而周恩来很少去湖南。周恩来三次打电话救华国锋,完全是奉毛泽东之命。

  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虽说把华国锋提拔为省委书记,但还没有把华国锋当作接班人考虑。林彪事件之后,华国锋和王洪文一起调进北京,毛泽东开始对华国锋进行观察和培养,把他作为潜在的接班人。

  1973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10月担任公安部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非常重要的要职交给华国锋。1975年四届人大上,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但这时华国锋在党内的排名仍没有进入前十名。因此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时,引起人们的震惊。

  (24)

 

  最为震惊的人之一是张春桥。在张春桥看来,毛泽东对他很重视,一直让他担任要职,重要的文件也让他起草,似乎接班人应该让他当。可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三次选接班人: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都没有张春桥的份。毛泽东还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其实张春桥已经“让”了三次,第一次是让王洪文,第二次是让邓小平,第三次又让华国锋。

  因此,张春桥心中非常不满,于1976年2月3日亲笔写下《1976年2月3日有感》。这份《有感》是粉碎“四人帮”后从张春桥的住处搜查出来的。1976年底,《有感》作为张春桥的“反党罪证”被公布出来。当时中央文件的按语说:【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公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中央发出《1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写了《1976年2月3日有感》,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铁证。】

  张春桥的《1976年2月3日有感》写道:

  【又是一个《1号文件》。(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

  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

  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的《有感》,明显表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因为这两个《1号文件》都是毛泽东提议的。张春桥说“来得快,来得凶”,是因为他在文革中出了很大的力,立了很大的功,好不容易才爬到现在的位置。而邓小平对文革一点贡献也没有,就下山来摘桃子;华国锋更是连贡献也谈不上的人,居然也来摘桃子,张春桥心中的不满是明显的。其实张春桥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苦心,毛泽东不让张春桥上,也是为了保护张春桥。

  华国锋从当县委书记开始,直到当国务院副总理,从来没有做出令人瞩目的政绩,也没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野心”,可谓平平之人。要说能干,“四人帮”中的每一个人都比华国锋能干,更不要说其他的老干部。

  可是这位没有像样政绩的平平之人,却偏偏扶摇直上,一直攀升到接班人,后来还真的接了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除了华国锋的运气极佳之外,还有本人的性格因素。这将在后面分析。

  (25)

 

  领导人理想中的部下,当然是既有才能,又忠诚可靠的人。但现实中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有才能的人不够忠诚,忠诚的人又才能不够。因此领导人在提拔和重用部下时,不得不选择某一方面作为重点:或者以“才能”为重点考虑,或者以“忠诚”为重点考虑。

  提拔重用“有才能”的部下,对领导人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里主要有三种危险:第一种是危险是领导人本人被有才能的部下取而代之;第二种危险是领导人的事业被有才能的部下改弦易辙。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很能干的人,他掌权后就改变原领导人晁盖的事业的方向,走上招安之路。

  提拔重用“有才能”部下的第三种危险是领导人被蒙蔽。因为能干的部下往往野心勃勃,他要往上爬,自然就试图要“蒙蔽”领导,增加领导对自己的好感。一般来说,就是只汇报对自己有利的事,不报告对自己不利的事,美化自己,丑化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样一来,领导就容易被这种“有才能的部下”所蒙蔽。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对领导人来说,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主要的危险也有三种:第一种危险是弱化事业。让不能干的人来主持事业,自然会导致事业的弱体化。这在平稳的和平时期,问题还不显著,在战争时期等紧迫情况下,弱体化事业就意味着自我毁灭。

  拿西汉初年刘邦为例,对于刘邦来说,韩信是“能干的部下”,周勃是“忠诚的部下”,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就必须重用韩信这样“能干的部下”,重用周勃是夺不到天下的。

  等到刘邦夺到天下之后,就转而重用周勃这样“忠诚的部下”,即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的第二种危险是贻误战机。忠诚的部下往往不敢自己做主,什么事情都要请示汇报,这种请示汇报在一些情况下就意味着贻误战机,失去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华国锋处理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显然是贻误了战机。

  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失控于萌芽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处理。而华国锋却不敢做主,不停请示汇报,结果等到天安门广场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才动手,失去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的第三种危险是领导人被孤立,失去对大多数人的团结。

  (26)

 

  “忠诚的部下”只知道忠于领导人本人,而不会团结其他人,更不会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客观上导致领导人被孤立和人心的背离。比如《水浒传》中的晁盖重用宋江,宋江就能给晁盖拉来一大批人,大大强化梁山泊的势力。如果晁盖重用阮小二,他倒是忠于晁盖,但梁山泊的事业也不会有大的发展,始终停留在几条好汉的小团伙。

 

  1976年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的绝不是“飞鸟尽,狡兔死”的天下太平局势,而是面临着“飞鸟”很多,“狡死”很多的天下不稳局势。在此情况下,本应启用“能干的部下”稳定局面,绝不是启用“忠诚的部下”的时机。对这个道理,毛泽东应该说是清楚的,所以他反复想了20天,最后才决定启用华国锋。这显然是毛泽东在没有找到“能干的部下”情况下,不得已才启用华国锋这个“忠诚的部下”。

  毛泽东说华国锋是“老实人”,这点并不错。华国锋除了依靠毛泽东之外,他没有试图投靠过其他人,也没有组建自己的团队或者帮派,他始终是一个孤立的人,甚至没有自己的亲信。毛泽东的以前几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有自己的帮派团队,就是王洪文也有一个小帮派“四人帮”。

  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帮派团队,一方面可以视为他“老实”,另一方面也是他“不会”拉帮结伙。能拉起自己的团队,能把一批人团结到自己周围,需要相当的才能,不是什么人都能学会的。华国锋就始终没有学会这一手,在他接班之后,有非常好的先天条件,但他也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一个人要想掌权,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必须有一个团队,把自己团队的人安排到要职上,这才能真正地掌握实权。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团队,也就意味他无法掌握实权。这点毛泽东很清楚,他选择华国锋,并不是指望华国锋掌握实权,而是希望华国锋作为一个不加入任何派系的虚位领袖,摆平各个派系的纷争。

  毛泽东看出,目前存在两大派系:周恩来/邓小平派系和江青集团派系,而且这两大派系已经越来越势不两立,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在毛泽东生前,他还能摆平这两个派系,把他们之间的斗争压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毛泽东死后,没人压得住他们,这两大派系的冲突必然激化。

  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他死后发生粉碎“四人帮”,因为江青集团虽然掌握着宣传工具,掌握了上海基地等一定的物质力量,但军队基本上在周恩来/邓小平派系一边,如果双方爆发武力冲突,江青集团绝无胜算。所以毛泽东不能安排张春桥当总理,更不能安排江青出任要职,否则将等于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送。

  (27)

 

  因此,毛泽东安排华国锋这个中间派人物,作为两大派系之间的“缓冲”。毛泽东指望华国锋以第三者的身份,调解和缓冲两大派系的斗争,使这场斗争不至于演化到武力对抗的地步。毛泽东启用华国锋的最大愿望,就是想避免粉碎“四人帮”事情的发生。但毛泽东万万没想到,他认为的“老实人”华国锋,居然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带头人。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没有野心,这在过去是对的。因为华国锋认为自己在资历上和才能上,都离得接班人的标准太远,可望而不可及,根本不对接班人抱有幻想,所以也表现出“没有野心”。可是人是会变的,当华国锋真的当了接班人,他的“野心”就出来了。后来华国锋要求人们喊他“华主席万岁!”,要求把他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悬挂,这些都表现出华国锋的“野心”。

  华国锋的价值,其实是体现在他不加入任何一派。如果华国锋加入任何一派,因为他没什么大的本事,对于那一派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人们不会重视他。后来,华国锋加入了周恩来/邓小平派,铲除了江青派系,结果他自己就变成毫无价值之人,很快就被逐出政坛。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让华国锋接班,给他的第一件任务,是主持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1976年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28)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华国锋的这个讲话,立场还是比较坚定的,彻底与邓小平划清了界限。华国锋说:(一)给邓小平定性“修正主义路线”;(二)要求受邓小平“影响”的高官带头揭发批判;(三)邓小平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四)对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五)不搞群众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华国锋在“打招呼会”上声明可以批邓之后,江青集团就在他们控制的宣传媒体上,开始大规模地登载批邓的文章。因为受到“不点名”的制约,报刊上就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作为邓小平的代名字来批判。当时批邓的文章一时间铺天盖地,那么批邓的文章具体写些什么呢?这里摘录一篇典型的批邓文章:1976年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评“三项指示为纲”》。该文写道: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就鼓吹“各阶级间的亲密合作”,宣扬阶级投降主义。1957年他公然声称“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多次批判和斗争,就包括着对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

  但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29)

 

  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

  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他们也百般抵制,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认有现代的宋江,反对批判投降派。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但是,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人,大讲“一切为了现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么路都可以。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认为走什么路都可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一套不行了,只有他们那一套才灵。他们不赞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不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怎么能调动积极性?他们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只有乞求外国,才能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

  如果按照他们修正主义那一套搞下去,路线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就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倒退为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就会恢复起来,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遭到破坏。这样,要不然是生产搞不上去,要不然是暂时搞上去还得垮下来,要不然是搞出个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

  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30)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江青又活跃起来。前面提到,在1975年6月,江青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做了检讨,并写了书面检讨。在此后一段时间,江青销声匿迹,不再出来活动。据1976年2月6日文化部长于会泳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以后文化部所有的事由春桥同志管。凡请示件不要往江青同志那里送了,样板戏剧团不需要报批的件,可以送。】

  于会泳传达的这个指示中,明确江青不再管事。可是到了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打招呼会”(2月25日至3月3日),专门批判邓小平,这时江青又开始活跃起来。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多次找人谈话,特别是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个省的负责人谈话。江青的谈话,不改过去的“老毛病”,大胆放炮。江青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我这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邓小平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过了河,不回头。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子啊,我感到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

  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抽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保护啊!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抽泣,哽咽)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31)

 

  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邓小平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邓小平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

  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能够谈心的人,觉得他可以。我应该告诉同志们,1974年噢,我还挺迷信他,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

  同志们,当时主席传话回来了,说是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是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的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主席这样对待他呀,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

  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蓉、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混到党内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当权派邓小平,为了“风庆轮”,前年我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事情闹大了,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

  我们的主席是总结了苏联的经验。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像我这样的人,不用自己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头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

  邓小平这个“三项指示为纲”,我9月初才听到。我说:怎么弄这么个玩意啊,搞不清楚。主席曾给我打过招呼,叫我不要乱说话。我觉得有问题,这时候远新回来了,他也嘀咕说: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怪。我是政治局委员,我都没听传达呀,也没有看到主席的批件。

  我今天来,一个是告诉同志们一点内幕,说的也不完整,也可能说错话。我是经常说错话,做错事的,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了。我今天说错了的,同志们都可以批判,批评,帮助我,我欢迎。】

  (32)

 

  毛泽东看到江青的讲话后,批示说:【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显然,在批邓的问题上,毛泽东并不希望江青跳出来,这也算是保护江青。但江青却是一个天生的“战士”,看到打仗就按耐不住自己,参战心切,非跳出来不可。

  毛泽东亲自发起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此时的毛泽东毕竟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在具体布置上力不从心。因此这场“批邓”的大批判,主要是由掌握宣传媒体的江青集团来操作。江青集团在批邓问题上操作得走了题,批判对象扩大到已死去的周恩来。因为他们把周恩来看作是邓小平的后台,所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不放过批周,试图以此来清除周恩来影响。这种“批邓又批周”的做法,很快就引发起人们的愤怒。

  1976年2月6日《学习与批判》以介绍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历史情况为由,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小评论《孔丘之忧》,其中有一句:“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这是在暗讽悼念周恩来的人。

  3月5日,《文汇报》在转发3月4日新华社《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将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四句题词删掉了。此后《文汇报》收到几百件抗议信和电话,责问他们为什么删去周恩来的题词。3月21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部分学生,就3月5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一事,联名写信给报社,责问他们居心何在。

  同时,社会上流传着大量政治传闻和谣言,这些谣传的基本主题都是“祭周拥邓”,反对“四人帮”。当时人们还没有把王洪文联系到“四人帮”里,主要是反江、张、姚三人。比如当时的一首打油诗:【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里的“江桥摇”,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在各种政治谣传中,最著名的是伪造的《总理遗言》。伪造的《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写给邓颖超的,全文如下:【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1975年12月28日】

  第二部分是写给中央的,全文如下:【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33)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周恩来。1975年12月29日】

  (34)

 

  《总理遗言》的伪造者是当年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工人李君旭。1976年5月,李君旭被捕。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李君旭被平反出狱,一段时间曾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

 

  《总理遗言》模仿得颇像周恩来的口气,一时间以假乱真,人们都以为周恩来真的写过这么一份遗言,也都相信这份周恩来的遗言。《总理遗言》中有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一段称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环境下,流传这么一份周恩来大力称赞邓小平的话,显然起到对邓小平的支持作用。

  另外,《总理遗言》进一步突出了周恩来的“好人”形象,人们更感到周恩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民间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活动悄悄开展起来。3月19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这是由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敬献的。此后,前往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和悼念的群众越来越多。

  1976年3月25日《文汇报》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词句。当时人们都知道,“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指邓小平的,那么“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明显地是指周恩来了。这篇文章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进一步激化起来。

  恰在此时,南京传出今后禁止去梅园新村(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南京的住所),禁止去雨花台举行悼念活动的禁令。南京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李西宁贴出通知,号召全校学生抢在禁令传达之前去梅园新村悼念。3月28日,李西宁和其它几名学生干部带领约4百名师生,髙举周恩来的巨幅遗象,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沿闹市大街前往梅园新村,这是国内第一起大规模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活动。

  3月29日,南京大学的学生把3月25日的《文汇报》贴在校园里,并把“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勾出来,上面写着“看一看,想一想”六大字。同时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3月29日,南京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在南京市街头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325文章胆敢反周总理罪该万死!”等大标语。同时一部分学生前往火车站,在火车上刷写“《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大标语,这些大标语随着火车带到外地,扩大了南京的影响。

  3月31日,南京又出现“保周总理无罪!批《文汇报》有理!”、“打倒《文汇报》黑后台张春桥!”、“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等大标语。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更多的群众则去雨花台向周恩来送花圏和悼念。据后来统计,3月底至4月初,南京市共有1600多个单位,60多万人到雨花台悼念周恩来,送花圈6千余个。

  (35)

 

  对于南京出现的大规模群众事件,1976年4月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紧急研究对策。会后毛远新把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远新的报告写道:【主席: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月初《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对毛远新的报告圈阅同意。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该《通知》写道:【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但很快北京的形势发展,就超过了南京。自从1976年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献了第一个花圈之后,送花圈的人越来越多。3月30日,笫二炮兵后勤部的24人联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来自军人的花圈。3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圏已达百余个,诗词、悼文也迅速增加。

  4月2日,北京市各团体、机关、街道先后传达了中央文件《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北京市委也作出紧急通知:“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也有反革命捣乱。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

  北京市委的《通知》不但没有起到灭火作用,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4月2日以后,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数骤增,活动也更加激烈了。

  (36)

 

  关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的回忆,透露了一些当时高层的情况。吴忠回忆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我赶到北京医院,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

  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

  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

  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的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

  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

  毛主席是说了话?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

  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总理追悼的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37)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

  吴德召集我们几个书记,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有说中央是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

  吴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门附近,要劝阻一下,劝群众拿回去,不要放到纪念碑那里。

  我一听更不对了:群众既然已经把花圈送到天安门的附近了,值勤的战士、公安人员动员他们扛回去,他们能扛回去吗?这是不可能的。群众气大得很,战士、警卫人员劝阻,他非要送,这不就冲突起来了吗?

  我说:“你让警卫战士劝阻,那还不如让各单位党组织劝阻,要各级党组织动员群众不要送花圈。他不送,不到天安门附近来,那我就不存在让战士劝阻的问题了嘛!只要送到天安门附近,就不能劝阻,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保护群众安全。”

  当时吴德同志没再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

 

  吴忠说: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这是诱发天安门事件的诱因。不过实际的诱因并不是那么简单,绝大多群众是自发地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但其中也有推动运动发展的所谓“推手”。

  群众不满意上面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群众怎么知道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个人主导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呢?根据吴忠的回忆说“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也就是吴忠不知道具体是谁发出的这个指示。

  连吴忠这样级别的人,都不知道这是来自什么人的指示,一般民众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是江、张、姚“搞鬼”呢?显然是有人泄露高层的情况,把江、张、姚“推出来”,使民众把愤怒发泄到他们身上。

  1976年3月31日,北京市总工会的20余人送来贴有悼词的花圈,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篇悼词,题目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

  4月1日,崇文区化纤厂80余人送来一篇悼词,上面写道:“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

  (38)

 

  4月2日,中科院一零九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路人远远都能看到,十分醒目。诗牌写道:“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还有人在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打豺狼。”

  除了大幅标语之外,更多的是小字报和诗抄。当时最著名诗抄是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上述这些标语、悼词、小字报、诗抄等,已经超出了悼念周恩来的范围,提出“血战到底”等口号,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经变成了抗议活动。

  据一位当时在场者回忆说:【4月2日晚上,我来到广场。当时的壮烈场面让我震惊:天安门广场铺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纪念碑被层层叠放的花圈所围绕,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花圈上、树干上、纪念碑围栏上贴满了各种诗抄和小字报,人们以此宣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挤到纪念碑汉白玉围栏边,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样的标题反映了人们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泽东语录,旨在批判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报内容实际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者,他们要翻中国革命的案,翻总理的案,这样翻案不得人心!”这篇小字报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

  看完小字报,正打算挤出去,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前边的女同胞给大家念一念!”

  随即有人递过来一个手电筒。我看了看周围,只有我一个“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许是因为小字报的内容与自己当时的看法一致,也就没多考虑,在手电筒的映照下高声念了一遍。刚刚念完,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接着又有人鼓动我念第二遍,又是国际歌。就这样,念了五六遍。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迹其中。为了安全起见,我终于不再念了,挤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里绕了很多圈子,直到凌晨才迂回到学校宿舍。】

  (39)

 

  4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升起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和“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花圈摆满了广场,据称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200万人次。

  一些人开始公开演讲,高呼口号,场面十分热烈。有一位青年工人王海力在纪念碑前旗杆上展示了用自己鲜血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顿时,广场上人声鼎沸,王海力被大家高高地抬起。

  据吴忠回忆说:【4月1日送花圈的还不多,4月3日、4日、5日多。一方面是送花圈的多,看群众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写的字、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总理、怀念总理的诗词;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确实有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那人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

  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1968年以前,江青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北京军区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北京军区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

  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

  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40)

 

  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凌晨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政治局已经定下来的4月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提前到4月4日晚上就收花圈。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4月6日收花圈。如果4月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4月6日,花圈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4月6日。

  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4月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

  将近凌晨1时,吴德开会回来,布置收花圈的事。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

  吴德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

  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

  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我和吴德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已麻麻亮,花圈还没有收完。我回家睡觉,还没有睡着,警卫处打来电话,说王洪文到了小红楼。我听了没说马上去,继续睡觉。要是换个人还要分析,比如陈锡联到了小红楼,我保证去;要是华国锋到了小红楼,我还要考虑;王洪文到那儿,我还真不去。

  4月4日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迷糊了一会儿。4月5日早上八点钟,我估计情况严重了,得出去看一看。这时公安局的宣传车、广播车已经被群众推翻。接着群众涌到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讨还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电话很多,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

  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他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

  (41)

 

  于是我就派人去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

  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

  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

  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

  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讨还花圈,问花圈搞哪儿去了?

  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

  以讨还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

  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

  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

  (42)

 

  另据一位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说:【此时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我仔细阅读着挽联及小字报,还有一些人高声朗读悼念总理的文章,一些人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

  正当大家处于极度悲痛之时,忽然看见一群人奋力追打着一名男子,该男子冲过马路向人民大会堂没命地跑去。经打听,才知道该男子自称是“清华大学”的,由于此人刚才在广场上高呼“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因此激起了公愤,致使受到成百上千人的追打。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却没有受到人民大会堂前站岗哨兵的阻拦。我看见他逃入了人民大会堂之中,而追打他的群众反而被哨兵挡在了大门之外。

  此时大会堂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强烈要求交出攻击总理之人,但是毫无结果。这时大会堂门前的马路上开来一辆宣传车,这是一辆警用轿车,车顶安有几只高音喇叭,宣传车在大会堂前的马路上来回不停地开,并反复播放着下面一段话:“革命的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在此处停留,以免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

  人民大会堂前交涉未果的人们,此时正不知向何处发泄,当听到宣传车作如此宣传时,大伙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愤怒的人们立即火速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冲了下来,将宣传车围个水泄不通。人们纷纷质问“一小撮阶级敌人”指的是谁?

  车内坐着三名身着警服之人。司机是个明白人,他回答说:“我是奉命开车的,要我开我就开。”

  于是大家便一齐指责那两位播音员。其中一位回答说:“我是奉命广播的,要我播啥我就播啥。”

  另一位却闭口不愿表态,于是立即被愤怒的人们从汽车中拖了出来,有人还将他的警帽抢过来抛到半空之中。而那辆汽车顷刻之间,也被愤怒的人们掀翻在地,像一只被翻过来的大王八,四轮朝天地躺在那里。

  此时许多警察正排成一排,向南驱赶着人群,被警察驱赶的人们却毫无离开之意,于是包围圈向南面压缩,似乎让人退无退路。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被包围的群众奋起反击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搞来许多石块,也许是在松树林中捡的,大大小小的石块如流星雨般向警察们掷去,而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警察们一下子反而变成了丧家之犬,立即作鸟兽散,套用一句古典小说里的话叫做“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有跑得慢的,额头上开出了鲜艳红色花朵,只好用手帕捂着头没命地逃去。一眨眼工夫广场上穿警察制服的人好像人间蒸发,踪影全无。

  (43)

 

  忽然有人叫喊起来:“着火了!着火了!”

  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广场东南角一辆轿车被人点着,冲天大火冒着浓烟腾空而起。由于广场上戒严的警察全都逃之夭夭,此时戒严令已经无人执行。

  事后了解到,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设有“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当时有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

  中午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强小灰楼的警戒,部分群众冲入楼里。下午5时4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5时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只好灰溜溜地从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指挥部。

  与我们同时到达现场的,还有两辆从广场东边公安部大院里呼啸而出的救火车。而愤怒的人们不允许救火车靠近救火,有人开始打砸救火车。救火车上的人一边用手护着头,一边高喊:“同志们,这是国家的财产!这是国家的财产!”

  于是有人又开始打车上的消防官兵,此时有人说:“打他们干嘛,他们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

  下午6时左右,此时广场没有戒严了,可以任人自由出入。广场上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市长吴德的讲话,先放一遍吴德的讲话录音,再放一遍播音员的录音。

  讲话的大意是:“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记得讲话的最后警告说:“所有人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离开广场,否则……”

  听到广播之后,我没有再次进入广场。】

  (44)

 

  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工农兵通讯员”的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了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该《通讯》写道:【4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5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8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9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

  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

  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

  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

  11时5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

  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

  将近中午12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

  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一共四辆。4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

  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45)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晚上6时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

  9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

  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事隔10年,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书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是:【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党中央,很恶毒的。”

  (46)

 

  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花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江青气急败坏地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

  政冶局会议在几乎是一边倒的议论声中结束了,会议情况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来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

  因而,会议决定从当晚4月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四人帮”一伙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的行动是在4月4日晚11时以后开始的。身着蓝大衣的一队队民兵开到纪念碑东西两侧待命,接着近百名腰系皮带的士兵,突然从天安门广场冲向纪念碑东南角,与民兵、警察配合,包抄了在那里读着诗词的无辜群众,将57人押往中山公园“审查”,并逮捕了其中认为可疑的人,其余上千名群众则被强行轰出天安门广场。

  4月5日零点刚过,公安局的便衣人员便冒着小雨进入天安门广场,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搜索猎物。他们小心地揭下各种诗词、悼文,记下送花圏的单位和个人,作为以后侦破的依据。接着,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早已等候在广场上的大批士兵、民兵和警察一起行动,他们把花圏连同上面的总理遗像推倒、踩扁,扔上卡车。凌晨4点多钟,花圈基本收完了,大部分被运到八宝山,小部分被运进中山公园和“三联指挥部”。

  4月5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就开始逐渐积聚人群,他们纷纷对发生在昨晚的广场洗劫表示愤慨。6点多钟,北京市第一七二中学30多名学生抬着写有“献给敬爱的周总理”直径约一米的花圈,成四路纵队走向纪念碑,吸引了广场上几乎所有的群众。

  纪念碑四周的军人和民兵以纪念碑“要修理”为由,企图阻止学生的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慨。群众异口同声地质问道:“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为什么不让献花圈?你们把花圈弄到哪里去了?”

  接着,在一片“冲进去!”的喊声中,由青年群众手挽手开路,群众夹道随送,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北侧浮雕下。然后又在群众的倡议和帮助下,将花圈高高地固定在纪念碑基座上方,并举行了包括群众在内共上千人的哀悼宣誓仪式,呼喊出:“誓死捍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激动人心的口号。

  (47)

 

  一个军人模祥的中年人挤到纪念碑高处向群众喊话:“大家不要这样搞了,中央已作出决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们这样悼念周总理的做法是不对的,大家赶快回去!”

  他得到的反应是群众的厉声斥责,人们揪住那个人不放,一定要他说出昨晚花圈的去向。恰在此时,一群民兵挤到那个军人模样的人面前,以“让我们来处理他”为借口,帮助那人逃离人群,钻入历史博物馆。激愤的人群高唱起《国际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小型游行活动后又回到纪念碑旁。

  这时,一队全副武装军队开上纪念碑,一面驱赶着群众离开,一面喊着:“奉中央的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

  被赶下纪念碑台阶的愤怒群众质问军人:“你们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人的命令?为什么偏在这时修理纪念碑?”

  一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好的小花圈,在激愤的人群簇拥下,冲上了纪念碑,把花圈放在浮雕上。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盘问其所在单位,这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

  那人不顾群众的炽烈情绪,高声喊叫:“你们简直是胡闹!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上走资派的当!你们别为走资派卖命了,报纸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名了!”

  群众立即把那人团团围住,反过来质问他,还要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这时,有两个人前来解围,当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时,喊“打这两个便衣!”。这不仅成了群众的语言,也成了群众的行动。

  一个便衣见状,像落马逃荒似地跑下纪念碑西台阶,向人民大会堂飞奔,纪念碑上的群众紧追不舍。一下子,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门前,集中了几乎所有前来参加活动的数十万名群众。

  谁知,隐藏在群众之中的便衣却以“要冲人民大会堂”为由,向“三联指挥部”作了汇报。“三联指挥部”立即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口增调民兵、警察和军队,并于8时30分左右调来两辆交通广播车,在大会堂东门口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读:“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把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的大规模群众活动,说成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种语言引起了在场群众极其强烈的愤恨。人们截住了广播车,要广播人员对他们的宣传进行解释,并改变广播内容。

  (48)

 

  一辆广播车在群众正义力量的感召下,喊了“周总理万岁”后,被群众放行;另一辆广播车却仍然不停地播放着“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激怒的群众爬上车顶,砸坏了高音喇叭,踩蹋了车顶,将广播车翻了个底儿朝天。广播车里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了群众的教育后,也被放走了。 ,

  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和纪念碑周围的数十万人群,痛心地议论着眼前发生过的一切。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忽然冒出一句话:“用这种悼念形式不好,人已经死了,送花圈有什么用?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这一下子激怒了周围的群众。在一片咄咄逼人的目光和言词威胁下,那人转身要逃,却被群众一把揪住,问道:“你别走,把话讲清楚,你为什么攻击周总理?”

  接着,群众雷声一般的质问和雨点一般的拳头,那人抱头鼠窜,直奔人民大会堂。当群众把那人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地下通道,揪到大会堂北边平台时,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昂。为了弄清那人的身份,人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贴有照片的清华大学听课证。

  看见“清华大学”几个字,群众的义愤上升到无法抑制的程度,言行也就更加犀利极端,那人却仍然咬住要“按照上面……”。

  群众让那人喊“人民万岁”的口号,他却回答:“人民万岁这个口号没有阶级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有无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那人多挨点揍也只能是活该了。后来,群众一致要那人到纪念碑前向周总理下跪认罪。

  “三联指挥部”了解到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情况,发出命令:“现在广场上的人很多,要派民兵和民警,由部队配合,把广场南北两面封锁起来。”

  大队民兵开向人民大会堂前,带队的民兵喝斥道:“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敢冲大会堂?”同时又把群众往台阶下推。

  这时,已经聚集了对立情绪的群众,把愤怒移向了民兵。群众一面规劝他们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充当镇压人民的凶手,一面动手拉下他们手臂的袖章,抛向天空。许多民兵在群众的感召下,主动摘下袖标,灰溜溜地走下大会堂的台阶。

  “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声和《国际歌》的歌声,又重新占领了人民大会堂周围的空间。在一个民兵的指点下,大家得知“三联指挥部”就是连日来镇压群众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在一位戴眼镜身穿蓝制服的青年指挥下,人民大会堂前的人群排着十路纵队,手挽手,高唱着《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走向“三联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

  (49)

 

  此时的小灰楼,周围巳由民兵和卫戍区警卫战士围成了警戒线,不让群众靠近。为了维持秩序,群众一致同意选派代表进小灰楼去谈判。最后,水电部工程二局侯玉良、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和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被推选为代表。

  他们商定,如果10分钟后代表们不出来,就是被抓了,群众就要冲进去菅救。楼外的群众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站在车上,所有的人都翘首待望,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三联指挥部”经过请示,以“一谈,就等于承认他们(指群众)是合法的了”,拒绝谈判。

  等候在外的群众心急如焚地度过了10分钟,正要冲进小楼前厅时,4位代表返回了。没有结果的谈判,使本来已怒火胸中烧的群众更加愤怒,他们冲进小灰楼,找出了几个花圏。群众高唱《国际歌》,再一次举行了游行,此时是4月5日中午12时43分。

  在群众举行游行不久,人们注意到停在小灰楼前的一辆小汽车。当群众弄清它是“三联指挥部”的头头乘坐的车,并确知头头就在小灰楼里时,一种由于知道受愚弄而无法遏抑的怒火,都集中在了这辆小汽车上。人们把它推翻,把车厢里的东西抛出来,点火烧着了汽车。此时,大约是4月5日下午1点钟。不一会儿,开来两辆救火车,一辆被群众堵住,没能进天安门广场;另一辆在离烧车地点不远的地方也被群众堵住了。

  下午2点55分,为被困在小灰楼里的民兵送饭的二辆面包车,开到了小灰楼跟前。群众知道后怒吼着:“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不行!不行!”

  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抛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火。停在小灰楼前“三联指挥部”的两辆吉普也被点燃了。停放在那里的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则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火舌中。下午5时15分左右,小灰楼里的人员从南窗口撤走,躲在三楼的指挥部头头也从窗口爬出去了。

  晚上6时30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吴德的讲话:“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这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不但没减,反而越增越多,群众的注意力则逐渐从小灰楼移向纪念碑。4月5日这一天白天,纪念碑周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壮观的事件,斗争却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继清晨敬献给周总理的两个花圈后,纪念碑上又出现了三、四个群众新送来的花圈,纪念碑四周还增添了不少新的诗词。人们颂读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批诗词,继续高唱《国际歌》。

  (50)

 

  晚上9点多钟,广场上的人渐渐减少,纪念碑四周只剩下二、三百名群众。连同从小灰楼搜缴出来的花圏,纪念碑上共有11个花圈,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周恩来遗像。

  就在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四周时,“四人帮”一伙也在抓紧时间进行镇压的准备。晚上9时30分左右,发出了镇压的命令。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熄灭,忽地又全部打开,广场一片通明。晚9时35分,隐蔽在广场四周的641名警察一齐冲向纪念碑,将在场的群众围住。

  警察穿着制服,戴着大沿帽,抡着皮带、棍棒,喝斥着,驱打着无辜的群众。晚9点45分左右,大规模的殴打结束了。纪念碑旁的地上滩滩鲜血,躺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二百多名群众。他们分别被押送到中山公园等地,每个人都被仔细地搜身审问,有的还被带上手铐投入监狱。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江青、王洪文表现得特别得意,张春桥、姚文元则充作谋士。他们决定由《人民日报》负责写一篇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就这样,一篇精心捏造,颠倒是非,署名“工农兵通讯员”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匆匆写成了。

  4月7日晚上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中共中央4月7日作出的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关于中央高层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经过,吴德回忆说:【“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

  (49)

 

  此时的小灰楼,周围巳由民兵和卫戍区警卫战士围成了警戒线,不让群众靠近。为了维持秩序,群众一致同意选派代表进小灰楼去谈判。最后,水电部工程二局侯玉良、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和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被推选为代表。

  他们商定,如果10分钟后代表们不出来,就是被抓了,群众就要冲进去菅救。楼外的群众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站在车上,所有的人都翘首待望,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三联指挥部”经过请示,以“一谈,就等于承认他们(指群众)是合法的了”,拒绝谈判。

  等候在外的群众心急如焚地度过了10分钟,正要冲进小楼前厅时,4位代表返回了。没有结果的谈判,使本来已怒火胸中烧的群众更加愤怒,他们冲进小灰楼,找出了几个花圏。群众高唱《国际歌》,再一次举行了游行,此时是4月5日中午12时43分。

  在群众举行游行不久,人们注意到停在小灰楼前的一辆小汽车。当群众弄清它是“三联指挥部”的头头乘坐的车,并确知头头就在小灰楼里时,一种由于知道受愚弄而无法遏抑的怒火,都集中在了这辆小汽车上。人们把它推翻,把车厢里的东西抛出来,点火烧着了汽车。此时,大约是4月5日下午1点钟。不一会儿,开来两辆救火车,一辆被群众堵住,没能进天安门广场;另一辆在离烧车地点不远的地方也被群众堵住了。

  下午2点55分,为被困在小灰楼里的民兵送饭的二辆面包车,开到了小灰楼跟前。群众知道后怒吼着:“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不行!不行!”

  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抛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火。停在小灰楼前“三联指挥部”的两辆吉普也被点燃了。停放在那里的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则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火舌中。下午5时15分左右,小灰楼里的人员从南窗口撤走,躲在三楼的指挥部头头也从窗口爬出去了。

  晚上6时30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吴德的讲话:“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这正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不但没减,反而越增越多,群众的注意力则逐渐从小灰楼移向纪念碑。4月5日这一天白天,纪念碑周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壮观的事件,斗争却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继清晨敬献给周总理的两个花圈后,纪念碑上又出现了三、四个群众新送来的花圈,纪念碑四周还增添了不少新的诗词。人们颂读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批诗词,继续高唱《国际歌》。

  (50)

 

  晚上9点多钟,广场上的人渐渐减少,纪念碑四周只剩下二、三百名群众。连同从小灰楼搜缴出来的花圏,纪念碑上共有11个花圈,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周恩来遗像。

  就在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四周时,“四人帮”一伙也在抓紧时间进行镇压的准备。晚上9时30分左右,发出了镇压的命令。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熄灭,忽地又全部打开,广场一片通明。晚9时35分,隐蔽在广场四周的641名警察一齐冲向纪念碑,将在场的群众围住。

  警察穿着制服,戴着大沿帽,抡着皮带、棍棒,喝斥着,驱打着无辜的群众。晚9点45分左右,大规模的殴打结束了。纪念碑旁的地上滩滩鲜血,躺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二百多名群众。他们分别被押送到中山公园等地,每个人都被仔细地搜身审问,有的还被带上手铐投入监狱。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江青、王洪文表现得特别得意,张春桥、姚文元则充作谋士。他们决定由《人民日报》负责写一篇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就这样,一篇精心捏造,颠倒是非,署名“工农兵通讯员”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匆匆写成了。

  4月7日晚上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中共中央4月7日作出的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关于中央高层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经过,吴德回忆说:【“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

  (51)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午夜12时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上10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52)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据粉碎“四人帮”后公布出来的毛远新笔记,记录了中央政治局4月4日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他写给毛泽东的报告。毛远新的4月4日会议记录如下:

  【华国锋:今天晚上研究一下。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很恶毒的,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个,单位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花圈大的有6米直径。送花圈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送花圈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毛远新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如下:【主席: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6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4月3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

  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

  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多起反动的案件,民兵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这样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邓小平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

  (53)

 

  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了,就抬出总理作文章,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的工人可以把《总理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

  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节”前搞一次大的反击。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月4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54)

 

  截止目前(4月5日晨五时),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看了毛远新报告后,圈阅表示同意。4月5日政治局继续开会,毛远新的会议记录如下:

  【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长):

  这次看,有组织的是两百来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

  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说卫戍区抓了人,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打伤168人,重伤15人,砸了两辆车,烧了四辆汽车,放火烧房子。

  他们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

  在市委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广播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38个人。以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这么多讲话文章,不提走资派,不提主席,除了攻击的手法多样,诗词、诗歌、演讲,不是青年人写的,恶毒隐晦。

  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整个活动来看,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今天来的这么猛反扑,出于我们的意外。昨晚搞了一夜,原以为他们要喘息一下,没料到早上6点就开始了。今天这么一搞,还要防止新的反扑,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清的。

  明天,组织三万民兵,九个营的卫戍区。只要允许挨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吴忠: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为他们想喘息一下,没想到他们真敢烧,教训比较多。

  从抓到的文字、语言、行为来看,恶毒得很。纪念碑上贴了一些诗词:“天颜未明心澎湃,滚滚泪水洒襟怀。为保总理青松挺,准备热血喷体外。”

 

  华国锋:

  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舆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55)

 

  毛远新4月6日向毛泽东写了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汇报报告。该《报告》如下:

  【主席:4月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4月5日)他们早上6点就来了,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168人,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楼(现场市委指挥部)。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颂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予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他们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56)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矛盾。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都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

  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

  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准备足不行。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泽东在毛远新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4月7日,毛远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远新记录的谈话笔记如下:

  【4月7日上午8时5分至9时15分。

  毛远新汇报了4月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现在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57)

 

  毛远新:“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毛远新:“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就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毛远新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毛远新:“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吴德讲演等。”

  毛远新:“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嗯!”(点头)

  毛远新:“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是的(点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挥手)

  毛远新:“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叶(叶剑英)不找。”

  毛远新:“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毛远新:“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该《通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该《通告》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58)

 

  关于政治局开会讨论处理天安门事件之事,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道:【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张玉凤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毛远新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4月5日凌晨5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4月6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里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召见江青,这对于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泽东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

  (59)

 

  关于4月7日政治局开会之事,吴德也回忆说:【4月7日晚上,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

  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朱德、叶剑英、李先念也通知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

  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

  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冼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冼掉了。”

  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

  (60)

 

  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幸事。】

 

  据吴德说,毛远新把毛泽东的建议拿到政治局上讨论,在会上“谁都不说话”,也就是说在“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有人据此来证明毛泽东个人独裁,一个人说了算,其实这不但不能证明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反而证明毛泽东的权力有限。

  政治局会上,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呢?这是因为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两大集团心里都不满,所以谁都不说话。

  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所不满的,当然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建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而江青集团所不满的,却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建议“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前华国锋只是临时代理国务院总理,暂时主持中央工作,江青集团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可是这次毛泽东让华国锋正式登上接班人的位子,彻底切断了江青集团的希望,因此江青集团非常不满。

  中国古代有一个理念“论功行赏”,现代也有一个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在打倒邓小平这件事上,江青集团是出力很大的,而华国锋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力。打倒邓小平的胜利成果怎么分配呢?无论从“论功行赏”的理念,还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江青集团都应该是分享最多成果的人,因为他们立功最大。把这次的胜利成果分给基本没有什么贡献的华国锋,江青集团当然不满意。

  关于江青集团在打倒邓小平方面的所作所为,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

  【1975年4、5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几个市委书记感到政治空气很沉闷,张春桥、姚文元很久没有与上海联络了。毛泽东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批示,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上海,我是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那里看到批示全文的。

  我看毛主席的批示很重要,它直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马上将情况告诉马天水、王秀珍。我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有关讲话、文章而发的。因为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时,专门讲到过“反经验主义”的问题,现在毛泽东来批评了,是很有针对性的。

  (61)

 

  毛泽东在批示里又批评一些人,说:“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明显是批评江青,因为江青经常发脾气、训人。接着毛泽东有关电影《创业》的批示也下达了,这又是批评江青和文化部的。这一连串的批评,都是针对我们阵营的,我们觉得日子比较难过。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下发给中央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与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沉寂相对照,邓小平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不断有重要讲话传达,主要是谈整顿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从北京来到上海,我们感到很奇怪。王洪文对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说:“我这次到上海是作调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时斯。”但他没有说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打算。当时,我们觉得在党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王洪文排在邓小平的前面,现在邓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来了。

  过了几天,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找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谈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军委任命干部的名单给我们看,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各军种,各兵种,还有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单。

  王洪文把这些名单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说:“邓小平这个人真厉害,他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总部、各兵种、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根本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王洪文又说:“你们知道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治部向上报告,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王洪文又问我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说:“邓的讲话里提到整顿,根本不作阶级分折。什么班子‘软、懒、散’啊,假如推行资产阶级路线,领导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

  王洪文一听,很赞赏我的说法,他说:“老徐说的对!反对‘软、懒、散’,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全国只有沈阳军区毛远新当了政委,让孙玉国当了副司令,其它地区的领导班子,都是一些老家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骂娘。前一时期,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后传出来的。”

  (62)

 

  王洪文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次我把单文忠调到中央读书班(单文忠原是上海警备师干部,与王洪文关系密切)。我把他调到中央读书班,就想派他的用场。他在上海警备区真是个造反派,可是被调到安徽省军区,只担任个副参谋长,级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谈到这时,已是深夜了,服务员请我们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锦江小礼堂开会或看电影,吃饭就在锦江饭店二楼一间僻静的小房间里。这里一个圆台子,四周放着四把椅子,只有市委的书记来吃宵夜。锦江饭店的人见王洪文来,知道他的老规矩,一瓶茅台,还有他最喜欢的下酒菜:一碟银蚶,一碟醉蟹,―碟干切牛肉,一碟辣白菜,上面加一点红辣椒丝。王洪文喝了酒后,再来点面条、饺子等。

  王洪文是个酒葫芦,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贪杯,有了几分醉意后,话就多了。这时,我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我们曾议论过,总理生病以后,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在他跑到上海来,不是把大权让给邓小平了吗?我们埋怨过他。

  今天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试探着问:“老王,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

  王洪文此时已有几分醉意,说话就比较敞开了,他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

  我们一听,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说:“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小平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说到这里,他一脸很生气的样子,因为我一问戳到了他的心病。

  王洪文又说:“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说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气里对毛主席也不太满意,我们三人就更不敢出声了。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国庆节”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要“全面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1975年国庆前后,他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要凶些。”

  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的情况,后来在1976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毛远新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

  (63)

 

  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话,把邓小平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但邓小平不服贴。邓小平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

  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

  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毛远新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小平的批评越来越尖鋭了。

  毛泽东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后,毛泽东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毛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

  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毛泽东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华大学给政冶局的汇报材料后,非常兴奋。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进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火。

  现在听到这些情况,王洪文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汇报材料给我们看,说毛泽东已有批示了。

  我们鼓励他回去参加战斗,王洪文说;“再等几天,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64)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

  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

  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说:“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谣,造我的谣,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了“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紧给他收集邓小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当时的“批邓”,按照我的看法,是采取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上挂下联、内外夹攻的打法。在清华、北大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为契机,写大字报,先是批判刘冰,再挂上支持刘冰观点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然后提出要挖出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邓小平。最后迟群指示在文章中点明“党内至今不背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这是“上挂”的打法。

  政治局高层领导开会“帮助”邓小平的时候,开始并不直接批邓,而是强调刘冰敢于把矛头对准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长周荣鑫叫到政治局挨批,这就是“下联”。

  张春桥在讲到教育战线要搞整顿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批判周荣鑫的时候,上纲上线很厉害。实际上,周荣鑫当教育部长一年还不到,他怎么可能刮起那么大的右倾翻案风?所以批判他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周荣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箭靶子,“下联”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邓小平。

  “内外夹攻”形成多层次的攻势,首先是政治局批邓小平需要炮弹。我们赶快把邓小平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也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转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我在收集邓小平的材料时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这是批判的重要依据。

  当时,邓小平在各种场合讲了一些话,有的是在很小范围内讲的,我千方百计要搜集到他的讲话材料。我听说有一次邓小平找四川省委的三代第一书记的谈话,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赵紫阳。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以后,把这三代领导人找在一起谈话,邓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长期在西南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我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是说了许多心腹话,但苦于打听不到谈话的内容。

  (65)

 

  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杨广立,在一次发言中,提到过这次谈话。我想:这是机会。因为杨广立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曾热情接待过他,同他有一些交情。我打听到来龙去脉后,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拿到了这份谈话记录。

  又有一次,邓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第一书记开会,作了专门讲话。这十二个省中没有上海,所以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对打听到。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这份讲话的时候,江西省造反派头头涂烈,派专人到上海送给我一份绝密件。我打开一看,是一封用毛笔抄写的有十几页纸张的密件。原来涂烈参加江西省常委会的时候,听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涂烈知道我急需这份材料,连夜派人送过来。我看了以后,非常兴奋,马上叫市委办公室打印出来,一面上报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赶紧把这些材料直送清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供他们编辑《邓小平言论摘编》使用。

  “内外夹攻”的战术还运用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谈悄悄话。他们说:“在政治局刚开始‘帮助’邓小平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很不积极,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在会上打瞌睡,所以整个批帮会的火力不强。根据这个情况,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决定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经过充实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会”,会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强。

  后来,张春桥也到京西宾馆来,在马天水的套间里,对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当时的神态。张春桥绘声绘色地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坐在椅子里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烟。他的这种情况,我早就见过了,那是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他,他也是闷声不响,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邓小平说他耳朵聋了,听不清楚别人的发言。实际上,他的听觉可好呢。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主持会议,轻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耳朵聋?他是装聋!”

  政治局开了几次批判邓小平的会议后,决定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文件《打招呼会议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审批后,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中央文件发下来之前,王洪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上海通热线电话,把消息通过来,要我们把材料赶快送上去。

  (66)

 

  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共搜集了邓小平的43份讲话记录,送给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白头内部文件,每份印二十份,送给王洪文,作为中央政冶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直接发给政治局会议。江青还布置清华,北大两校整理邓小平的材料,由两校编成《邓小平言论摘录》上、下两本,印成小册子散发。

  《邓小平言论摘录》刚刚印出,迟群他们立刻就给我送来。我拿到后,又大量翻印。我看到清华,北大的动作很快,上海不甘于落后,便选择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校作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两校南北呼应,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大字报贴得最多。

  但我觉得上海质量高的大字报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张春桥帮了我的大忙。当时淸华、北大把学校里的大字报印成《大字报选》,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每收到清华、北大的《大字报选》,都在封面上批下几个字:“送景贤同志参阅”。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转给我,这正是我在上海发动大批判急需的材料。

  我想,张春桥为人一贯小心谨慎,过去他从没有把政治局委员收阅的文件直接转给我过,这次却一反常态,说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急切。张春桥在封面上写“送景贤同志参阅”,哪里是参阅而已,分明是要我扩散。当然最关键的是抢时间,争分夺秒,把“批邓”之风尽快吹到全国去。

  我充分领会张春桥的意图,马上把印有清华、北大《大字报选》的封面撕下来,把里面的重要文章拆开变成散页,然后我带着这些散页的大宇报,专门坐车赶到华东师大,找到党委书记杨希康,把这些单页的铅印大字报当面交给他。他根据我的布置,马上找人用毛笔重新抄写,张贴到华东师大的大字报专栏上。

  这一下果然引起轰动效应。那天细雨霏霏,我穿着雨衣,去看他们刚刚抄出来的大字报。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年轻的、年老的、本校的、外来的,大家都争着看清华,北大的最新动态,还有些人在雨中认真地抄录。当时我心中很得意,因为这是张春桥和我联合操作的,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华东师大回来,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过几所大学张贴大字报,相互大串联把刘少奇、邓小平给揪出来的,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这段历史呢。因此,我与马天水商量,决定由市委办公室下发通知:组织群众到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去看大字报。还通知复旦和华师大两校编印各自的《大字报选》,装订成册,凡是有来参观的单位,或者外地来取经的学校,要主动赠送给他们,扩大影响。甚至连美籍华人扬振宁到上海访问的时候,我告诉复旦大学把《大字报选》赠送给他。这样,不但把“批邓”的信息吹向全国,而且传播到海外去。

  (67)

 

  当然,像我们这样内外夹攻、煽风点火,只能制造舆论,形成“批邓”的气候,还不足以把邓小平拉下马。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邓小平,只有毛主席下决心才能办到。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最后决心一下,邓小平坠入深渊。

  《1号文件》下达不久,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我们特别注意会议开幕那天邓小平会不会来,因为文件没有宣布撤销邓的工作。我对王秀珍说:“今天我们要看看,邓小平出来不出来。出来的话,肯定是一副尴尬相。”

  等到会场的灯亮起来,华国锋带头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领导人跟在后面走上主席台。后面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李先念、吴德,纪登奎等,走完了,没有邓小平。我与马天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我觉得邓小平可能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华国锋主持会议,正当他要讲话的时候,我看到毛远新,迟群与谢静宜三人从会场的边门走进来,他们坐到后面很高的一级一级升起来的座位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全场的情况。我知道,他们是毛主席身边举足轻重的人,从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关于“批邓”的谈话,都是毛远新传达的。

  今天也是这样,华国锋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读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十二条指示。毛远新手里也有一份文本,他当场打开,华国锋念的时候,毛远新遂条对照,边听边笑,有时候还笑出声音来。我也很听得进,毛泽东一条批示非常尖锐地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文革开始时我们起来造反一样。那天我扪这些人有点得意忘形。

  京西宾馆的大会结束后,就转入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到上海小组来的人非常多,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当时参加上海小组讨论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和黄涛,马天水住的套间是大家聚会的地方。我印象中,历次中央开会毛远新是不来上海小组的,这次破例,他连续几次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聊天,有时聊到半夜一两点钟,然后一起去吃宵夜。除毛远新外,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他们也来,各省与我们接近的人来串连的也很频繁。

  1976年2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靑也破例到我们这里,简直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她来了一次,又来一次,谈天说地,因为从组织上解决了邓小平的问题,她兴高采烈。

  (68)

 

  会后,江青又让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去。她先与我们谈话,接着给我们送礼物,礼物是毛泽东看过的全国地图影印本,毛泽东用红笔、黑笔在上面画了很多圈,留有毛泽东的手迹;又送我们毛泽东亲自看过的《词综》,也是一本影印本。我们都说这是很珍贵的礼物。江青还让我们参观她的玻璃暖房,后来又带我们到她放映室里看内部电影。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钓鱼台面谈。张春桥说:“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让他分管外事。”

  我们插嘴说:“他已不在中央担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

  张春桥笑笑,接着说:“今后你们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里面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

  张春桥解释道:“大敌当前的时候,团结问题往往比较好;而敌人不存在了,内部往往容易发生问题。”

  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还要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及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张春桥说:“真正会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假如荣毅仁到天安门去发号召,没有多少人会听的;假如邓小平到天安门去发号召,会一呼百应的,所以真正要重视的还是党内的走资派。”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们回上海后在2月底3月初,召开了一个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党内走资派的问题。4月初召开万人大会,马天水和我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我的讲话《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经张春桥审阅同意,从这个角度狠狠批判了邓小平。

  1976年4月7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当时我在上海大厦接待外宾,外事组工作人员递条子进来说:中央有重要广播。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就尽早结束宴请外宾的饭局,赶到康平路。

  到那里时,市委常委们正在重新收听中央文件的广播录音。马天水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今天在一起,大家拥护中央的决定。”他要我和朱永嘉写一份表态的电报稿。

  王秀珍说,她已经布置上海民兵在外滩和人民广场举行武装游行,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借机显示我们的实力。

  当天晚上,我们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上海市委常委们在康平路小礼堂频频举杯,庆祝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把邓小平拉下马。】

  (69)

 

  林彪在著名的1966年“五一八”讲话中说:“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林彪不是文人,理论水平不高,但他的话是“话糙理不糙”。要想夺权,的确是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1966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其中特别引用了林彪的话:“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这是党报对林彪这个理论的公开赞赏。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另一场“夺权”悄悄地展开了,这就是夺毛泽东身后的政权。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们,当时都已知道或者看出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会坚持很久了。在这种情况下,紧跟或效忠毛泽东的意义已经不大,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毛泽东的身后,关注毛泽东之后到底谁来接班的问题。

  当时江青集团掌握“笔杆子”,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掌握“枪杆子”。明眼人都看出,在毛泽东身后,即将发生一场“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政权争夺战。这个时候,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决策,让华国锋这个既不属于“笔杆子”,也不属于“枪杆子”的中间人物当接班人,既不支持“笔杆子”,也不支持“枪杆子”,暂时化解了这场“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冲突。

  但毛泽东此举只能暂时化解“两杆子”之间的矛盾,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然而毛泽东此时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暂时化解矛盾,对他的身后之事,已经无力顾及了。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1976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70)

 

  毛泽东是个从不服输的人,总是充满自信,但他最后在后事交代时,吐出“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样无可奈何的话,可见毛泽东真的是无法顾及他的身后之事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正式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宣布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尽管华国锋既不掌握枪杆子,也不掌握笔杆子,但他有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招牌,仗着毛泽东的威望,也有一定的份量。此时的形势,有点像三国时代的“三足鼎立”,周恩来/邓小平集团相当于魏国,江青集团相当于吴国,而华国锋相当于最弱的蜀国。

  要想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吴国和蜀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最强大的魏国。如果吴国和蜀国之间打起来,正好让魏国坐收渔翁之利,把两者各个击破。因此,毛泽东试图在他身后,让华国锋担任一个特殊的角色:华国锋不加入江青集团,但又与江青集团保持盟友关系,共同对抗周恩来/邓小平集团,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因此,毛泽东希望华国锋与江青集团保持盟友式的良好关系。

  据毛远新后来回忆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主席的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主席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主席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国锋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国锋听不懂嘛。按理说,华国锋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应该听懂主席的湖南话。正因为华国锋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慢慢来,不要着急。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四)1976年《4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

  (71)

 

  我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小平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还有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据毛远新回忆,毛泽东是希望张春桥安心做华国锋的“军师”,希望华国锋“不要着急,慢慢来”,可是张春桥和华国锋都没有按照毛泽东希望的去做。张春桥不安心做“军师”,华国锋则在毛泽东去世后就急着出手,不肯“慢慢来”,这样就让毛泽东最后的希望泡汤了。

  在毛泽东身后的夺权问题上,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采用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周恩来/邓小平集团采用不着急,慢慢来的战术,等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动手。因为他们的势力大,等到在毛泽东去世后再动手,胜算更大。

  江青集团则不一样,他们的战术是赶在毛泽东逝世前动手。因为他们“笔杆子”的势力,毕竟敌不过“枪杆子”,所以试图抢到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如果江青集团拿到“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再加上“笔杆子”,那么他们还有可能与“枪杆子”抗衡一下。可是现在毛泽东把“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已经给了华国锋,于是江青集团就试图抢在毛泽东生前,把华国锋扳倒,迫使毛泽东把“钦定接班人”的牌位交给江青集团。

  这样一来,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对华国锋的态度是“争取”,因为他们不急,时间对他们有利;江青集团对华国锋的态度则是“打击”,因为时间对他们不利。这样在客观上,就使华国锋在感情上倾向于周恩来/邓小平集团,这是促成后来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原因。

  如果江青集团放弃觊觎最高领导人的宝座,甘心辅佐华国锋,甘心当华国锋的“军师”,历史或许会改写。但最高领导人宝座的诱惑力实在太大的,以江青集团当时的权力和势力,已经到了可以“一争高低”的程度,让他们轻易放弃,实在很难。

  (72)

 

  另外,他们也看不起华国锋,不甘心自己屈居于华国锋的领导下。这就促使江青集团在华国锋上任不久,就开始制造反对华国锋的舆论。

  1976年2月3日,华国锋刚出任代总理不久,2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中说:【有人名为共产党员,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毫无热情,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事情深为反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耻背叛。】这是在影射华国锋。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论孔丘其人》,其中有这样一段:【孔丘利用阴谋手段,混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长官),不久又升为司空(负责建设、规划等事务),接着调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后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职位。做了代理宰相,孔丘不禁得意洋洋,“有喜色”,他得到可以推行复辟的地盘了。】

  这些“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长,“代理宰相”相当于“代总理”,这是明显影射当时兼任公安部长的代总理华国锋。最后这篇文章发表时,虽然删去了这些露骨的话,但攻击华国锋的意思一览无遗。

  3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梁效”文章《“克己复礼”再批判》,其中说:【孔老二继续大搞‘克己’,靠这种政治骗术,终于蒙蔽了季氏,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三、四年间由中都宰而司空、司寇,最后并担任了三个月‘摄相’的职务。三、四年的时间不算长,三个月的时间就更短了,但是这对复辟派的孔老二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一上台,就立刻大搞反攻倒算,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大搞‘复礼’了。一时妖雾重来,谣言四起,把鲁国搞得乱七八糟。】文中“司寇”、“摄相”这些话,也是明显影射华国锋。

  4月7日华国锋正式出任总理后,江青集团在报刊上露骨攻击华国锋的事情少了,但在水面下继续做“扳倒华国锋”的文章。在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江青集团对华国锋发难,江青说华国锋也跟邓小平跑(1975年华国锋曾经支持过胡耀邦的一些提法)。华国锋谦虚地表示接受江青的批评,说自己对邓小平也有一个认识过程。1976 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后,华国锋赶去唐山视察,江青则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利用抓抗震救灾,转移批邓的大方向。”这是在暗批华国锋。

  (73)

 

  在新闻报道方面,江青集团也尽可能压低华国锋的形象。后来广播事业局的揭发材料写道:【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后,多次陪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会见外宾。会见前,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住处门口迎接外宾;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同志送走外宾。按照惯例,这些活动都要编入电视片。可是,姚文元审片时,却下令删去华国锋同志在门口迎接外宾的镜头,蓄意贬低华主席。1976年8月,姚文元在审看华国锋同志率团慰问唐山、天津等地震灾区的电视片时,借口“不要暴露灾情”,砍掉了华主席许多感人的镜头。】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等人,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毛泽东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生前作出的最后一个指示。“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没有具体说明,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具体说明,只能让华国锋自己去体会。此后,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多数时间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无力再作出任何指示了。

  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但江青集团不同意,他们要求在通报稿上写:“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对此叶剑英等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华国锋则一言不发。散会后,这篇通报稿由华国锋最后签署,华国锋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的身体不好,对江青集团不利,华国锋此举,也是某种对江青集团的“还击”。

  由于毛泽东已无力制止或调解江青集团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冲突,两者的矛盾越来越扩大了。唐山地震后,197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抗震救灾的社论,写道:【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这时,江青集团向华国锋发起新的进攻,给华国锋扣了一个帽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暗示华国锋执行毛泽东的路线不坚定,是机会主义者。1976年《学习与批判》第九期发表《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文中再次写道:【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的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第26节 毛泽东身后的斗争

  (1)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写下最后一个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此后毛泽东已无力做出任何指示,因此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尽管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一直延续到1976年9月,但他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6月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从1976年7月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毛泽东身后的时代。众高官已经不再受毛泽东的束缚,夺权斗争也在开始悄悄地展开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这次毛泽东的身体确实是无力去参加追悼会,也无力去遗体告别。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逝世相比,朱德的逝世是比较突然的。毛、周两人都是患了不治之症,有一个身体逐渐衰弱的过程。而朱德在逝世前半个月的6月21日,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外宾。然而就在这次会见中,朱德受凉感冒,引发肺炎,突然去世。

  尽管朱德自从建国以后就一直坐冷板凳,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依然相当高。朱德的身体一直不错,到1976年的时候,虽说朱德已经90岁高龄,但他并没有什么大病。没有意外的话,朱德活到毛泽东死后,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可是偏偏就出了意外。

  1976年5月以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由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代替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这样朱德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尽管会见外国领导人只是礼仪上的事情,但这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也是一件“重体力劳动”。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可是会见时间到了,外宾还没到。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也不便离开,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次会见的时间推迟了1小时,但事先没有人通知朱德,这就让朱德在放有冷气的休息室里等了1小时。

  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严重失误。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日程安排十分紧张,时间都是按分计算的,让领导人白白等一个小时,打乱了领导人的日程安排,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件严重的错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毛泽东或周恩来身上,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是要受到严肃的处分。因此有关人员也十分重视,不敢在毛泽东或周恩来这些日理万机的大忙人身上,发生这种低级错误。

  对于朱德这样坐冷板凳的人,外交部的人就不那么重视了。也许他们认为朱德是闲人,让他等一等也没关系。另外朱德的脾气也好,不至于为此事生气骂人,所以外交部的人也不怕朱德,更不重视了。当然人们也没想到,让朱德等这1小时,居然要了他的命。

  (2)

 

  朱德在冷气房间里坐了1小时,当时就感冒了,回到家就开始咳嗽,并有低烧。当时医生诊断认为只是患了感冒,开了一些药,也没有特别在意。可是朱德的感冒一直不愈,4天后的6月25日,朱德又出现腹泻,这时医生才赶紧让朱德住院治疗。

  住院后,朱德的病情加重,多种病症并发,高烧一直不退。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去医院看望.7月6日下午,朱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同日,新华社播发了朱德去世的讣告,组成以毛泽东、华国锋等人为首的朱德治丧委员会。

  当时中央确定的朱德治丧规格是:“略高于董老(董必武)。宣传规格除报道统一安排的治丧活动以外,不组织报道各地及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治丧期间,除了7月11日追悼会这一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外,其他日期电台电视台的文艺节目减少,而不是停止。”主管宣传的姚文元还特别强调:“不要像总理逝世时,文艺节目停止。”总体来说,朱德的治丧规格要低于周恩来。

  7月8日朱德遗体火化,送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7月9日,在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送了花圈。7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朱德追悼大会,5000人参加。

  按照朱德治丧的规格,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没有实况转播追悼会。朱德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朱德的悼词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我们要学习朱德同志不断革命的精神,学习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3)

 

  朱德的去世,固然是偶然因素触发的,但其中也有必然因素。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朱德在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后,露面过于频繁,过于活跃了一些。朱德不顾90岁高龄过多抛头露面,这必然容易导致疲劳,容易引发感冒,这些对于90岁高龄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如果朱德把“活过”毛泽东视为第一目标,推掉一切外事活动等“重体力劳动”,不抛头露面在家静养,他应该可以活到毛泽东之后的。

  如果朱德活到毛泽东之后,他要想“接班”是困难的,毕竟年龄太大。但在毛泽东之后,朱德将是成为说话最有权威,最有分量的人,将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哪怕是朱德比毛泽东多活一、两个月,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能会大不一样。朱德意外地死在毛泽东死前,似乎也是某种“天意”。

  朱德去世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江青集团在文革中多次“整”过朱德,双方结怨不少,朱德是不太可能支持江青集团的。现在朱德先走了,让江青集团在毛泽东身后的竞争,少了一个强有力对手。

 

  1976年7月以后,在毛泽东已经无力过问政事的情况下,周恩来/邓小平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越来越炽热起来。邓小平被打倒后,叶剑英成为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周恩来晚年,叶剑英与周恩来的关系最为密切。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周恩来住在三零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叶帅老人家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所以我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4)

 

  1976年中央《1号文件》称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可是陈锡联有自知之明,对叶剑英很尊重,重大问题都要征求叶剑英的意见,所以实际上仍然是叶剑英在指挥军队。据《叶剑英传》记述:

  【当时,毛泽东正处在重病期间,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良策。

  久经沙场负有盛名的老将军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王震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王震等人急于动手,而叶剑英则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事实证明,叶剑英的静观不动战术是正确的,等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开始动手,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而江青集团则“迫不及待”,蠢蠢欲动起来。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死老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华国锋,给华国锋扣一个“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的大帽子,制造舆论,试图伺机一举拿掉华国锋。

  据粉碎“四人帮”后,七机部(航天工业部)的《揭发材料》写道:【“四人帮”积极插手“七机部”,通过其代理人舒龙山、叶正光、曹光琳篡夺了“七机部”的领导权。

  舒、叶、曹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层层揪“走资派”,疯狂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1976年5月3日,王洪文对舒龙山、叶正光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1976年6月23日,王洪文又对舒、叶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5)

 

  舒、叶、曹对“四人帮”的旨意心领神会。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舒龙山还叫嚷:“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舒、叶、曹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七机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同时,在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中,把他们的同伙拉入党内,塞进领导班子。从1976年4月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把“七机部”领导班子改组了百分之八十,篡夺了领导权。】

 

  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江青集团又借此向华国锋发难。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的“罪证材料”写道:【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这次会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在会议期间策动上海市委常委黄涛、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在会上发难,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自己上台。

  会后,黄涛还攻击这次计划工作座谈会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会议”,对整理华国锋同志重要讲话记录的同志说:“整理记录干什么,这里面有文章。”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华国锋同志。

  黄涛在交代材料上写道:“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甫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

  黄涛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如下:“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还是照老样子干。”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

  杨春甫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如下:“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江青集团还试图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引入军队,揪“军内资产阶级”,趁机在军队夺权。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的“罪证材料”写道:【1976年6月,“四人帮”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警备区某部某连,不顾干部战士的反对,强行布置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会后,他们炮制了《某连理论讨论会情况报告》,上报下发。

  (6)

 

  1976年8月13日,南京军区原司令员丁盛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窜到这个连队讲话,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下面是徐景贤、王秀珍、丁盛的讲话记录(节录)

  徐景贤:“辩论军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走资派,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的领导不同意,说头脑发热。我看,他们是考虑问题很深,不是头脑发热。”

  丁司令:“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们有许多单位不敢,还怕。”

  王秀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丁司令:“在军区开会,我讲了,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是一条路线,要批深批透是要费力气的。资产阶级在哪里?走资派还在走。这个我们是一样的适用,为什么军队没有资产阶级?”

  徐景贤:“丁司令讲话旗帜鲜明,带头讲路线斗争。我赞成把党内资产阶级的讨论更深一步,你们讨论‘军内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这个问题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不是头脑发热提出来的。”】

 

  江青集团除了大造舆论之外,也没有忘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不掌握军队,但掌握着上海民兵的指挥权,于是他们就试图依靠上海民兵,建立自己在上海的“军事基地”。当时他们搞了一个《上海民兵十年规划设想意见》,该《设想意见》写道:【根据市委领导关于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全市装备民兵10个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1个火箭团,1个水陆坦克师,36个武装基干团,580武装基干连,4212个武装基干排,1个摩托团,1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65万人。】

  据后来王秀珍的交代材料说:【“四人帮”抓不到军队,就抓“第二武装”。王洪文多次攻击军队不可靠,路线不端正。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总工会常委多派进去,他叫我们配备人。

  1976年6月,关于毛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还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

  马天水告诉他一个数字,他还问马天水武器在那个仓库里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

  王洪文说:“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等等。”王洪文还说:准备上山打游击。

  (7)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马天水告诉我,王洪文打电话给他,急催发枪。后来,市民兵指挥部写了发枪的报告给市委,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

  马天水也在交代材料上写道:【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与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对丁盛的起诉书写道:【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1976年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1976年8月8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

  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

  丁盛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7万余件,炮3百门,子弹、炮弹1千多万发。】

 

  然而丁盛对此判决不服。在1985年,丁盛写了一份《申诉书》:【我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态度,再一次将我的问题以及目前处境向组织详谈。望组织明察,重新审理,早日澄清我的不白之冤!

  早在1977年3月,华国锋在未经任何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全军工作会议上给我定了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的基调,以后便照此办理。1977年3月26日宣布我停职审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将我先后关押两次,长达两年之久。六年内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找我核实材料。

  1982年6月,我向总政检察院、法院三名干部反复详谈了8月8日和9月3日的谈话内容,并一再声明:绝对没说马、徐、王捏造的口供,也不可能说类似的话。但他们还是强行宣布我触犯刑法,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

  1982年7月31日,军区政治部王副主任给我念总政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

  1982年11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我:“开除党籍。”至今我没见到处理我的正式文件。我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便告此结束。冤枉!我想不通。】

  (8)

 

  如果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林彪那样的强人,不会有人觊觎领导人的宝座;可是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免引起有些人产生“取而代之”之心。如果毛泽东不在了,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来说,是获得解放,对于邓小平来说,更是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对于江青集团来说,则是失去靠山;对于华国锋来说,也同样是失去了靠山。

  因此,江青集团和华国锋都要考虑失去毛泽东这个靠山之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从江青集团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有上、中、下三个策略。上策是争取在毛泽东离开人世之前,扳倒华国锋,最后获得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真正上台接班;中策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获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取得中央政治局的主导权;下策是武装“起义”,领导武装民兵,策动群众造反派,用武力夺权政权。不管是哪个策略,江青集团都没有准备退却,没有准备投降,他们准备战斗到底。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姚文元讲了他当时的心态。姚文元对审讯员交代说:【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审讯员: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文元: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

  (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

  (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

  (三)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

  (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

  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

  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到很多的秘密。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

  (9)

 

  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的情况。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

  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

  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审讯员: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文元: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

  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告诉他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审讯员: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文元: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但没有这封信,我是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的。】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

  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晚上,同英(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是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10)

 

  姚文元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垮台,但他还是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要对得起主席”,这应该也是“四人帮”其他成员的心态。“四人帮”在毛泽东身后,想到的首先不是生存,而是战斗。然而华国锋却没有这种“勇敢地战斗”和“对得起主席”的心态,江青集团说他是“机会主义者”,似乎并没有说错。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生存,这是机会主义者的特征。不管东风还是西风,哪边风大就往哪边靠。

  华国锋也很清楚,毛泽东走后,他失去了靠山,他要坚持毛泽东的路线,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华国锋就想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出路,他看到周/邓集团的势力比江青集团大,于是就往周/邓集团那一边靠。在1976年5月以前,华国锋批邓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可是等到1976年6月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之后,华国锋就不在关注批邓等政治问题了,而是转向抓经济,不得罪人。在江青集团看来,华国锋的此举,是对毛泽东的背叛,这也江青集团要攻击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公开批评华国锋说:【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一个鼓舞,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江青集团和华国锋都没有遵循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希望江青集团作为“火种”生存下去,而江青集团却选择了“战斗”而不是“生存”;毛泽东希望华国锋忠于他,毛泽东认为华国锋这个人是忠诚可靠的,不至于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底线是保持中立,至少不能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如果华国锋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毛泽东提拔华国锋的举措,就完全失去意义了。但最后华国锋还是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了,而且是主动靠过去的。

  据李先念的儿子李小林回忆说:【程振声(李先念的秘书)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的我家,父亲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

  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父亲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父亲与陈锡联私交甚好。毛泽东去世后,父亲与陈锡联一起守灵。

  (11)

 

  有一次,父亲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他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父亲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父亲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

  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父亲突然来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父亲将两人当时的密会场面做了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父亲:“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

  父亲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父亲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写:“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写:“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

  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据李先念秘书程振声说,是华国锋主动找李先念,继而托李先念给叶剑英传话,提出解决江青集团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并不是周/邓集团把华国锋拉过去的,而是华国锋主动投靠过去的。从机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华国锋此举是高明的。因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即使是华国锋不提出粉碎“四人帮”,周/邓集团也会采用某种方式粉碎掉他们。如果是后者,华国锋也说不定会被一起粉碎掉。华国锋主动提出粉碎“四人帮”,也就避免了自己被粉碎的危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对于中央高层来说,一点儿悬念也没有,当天就公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宣布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也早就准备好了。《告人民书》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12)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375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9月9日至18日,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9月11日至1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的吊唁仪式,中央领导人为毛泽东守灵。9月18日下午,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华国锋在悼词中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华国锋在悼词中特别提到毛泽东的指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很不寻常的,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13)

 

  毛泽东去世时,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央政治局构成如下:

  (一)党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党中央副主席5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副主席辞职,增补邓小平为副主席;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1976年4月增补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但还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承认。1976年4月同时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副主席。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党中央副主席为3人,排名次序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职,增补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逝世前,朱德、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去世。1976年4月增补华国锋为常委,邓小平撤职。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常委为4人,排名次序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

  (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委员有16人(姓氏笔画排列):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姚文元。

  (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为4人: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治局,除了周/邓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两大势力之外,还有一些像华国锋那样,既不属于周/邓集团,也不属于江青集团的“单干户”。这些“单干户”和华国锋一样,后台都是毛泽东,一旦毛泽东去世,他们失去后台,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这些“单干”的高官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们明白不管是周/邓集团上台,还是江青集团上台,他们都要被赶出中央高层。他们唯一可以保住自己地位的途径,就是力挺跟他们一样的“单干户”华国锋,力扶华国锋主政。

  同样,华国锋也需要这些“单干户”的支持,他才能上台执政。双方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抱成了一团。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把这些人称之为“华国锋集团”。但要注意,这些人虽然汇集在华国锋麾下,但各自仍然保持强烈的“单干”性格,不像周/邓集团和江青集团那么团结紧密。

  (14)

 

  政治局委员16人和候补委员为4人共20人中,属于江青集团的4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另外候补委员吴桂贤倾向于江青集团,可以算为5人;属于周/邓集团的6人: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李德生、倪志福、赛福鼎;另外韦国清、许世友倾向于周/邓集团,可以算为8人。

  剩下的6个“单干户”: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自然汇聚到华国锋的麾下,形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另外还有一个苏振华,本来是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时代的老部下,在1966年文革前,任海军副司令员。文革爆发后,苏振华被作为“鄧小平安在海军的定时炸弹”而打倒。1971年林彪事件后,海军政委李作鹏倒台,苏振华复出接任海军政委,成为海军第一把手。

  前面提到,毛泽东1976年4月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政治局会议,特别不让苏振华参加,大概是担心他这个邓小平的老部下,会跳起来反对。其实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余的,邓小平被打倒后,苏振华很快与邓小平“划清界限”,转投到华国锋的麾下。因此不少人可惜苏振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站错队”了。

 

  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周/邓集团并不积极,最积极的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华国锋集团的人。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回忆说:【我看抓‘四人帮’问题上,华国锋恐怕是主导作用,没有他的积极性,不是他的积极主动起推动作用,事情不会那样利索的。华国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是第一副主席,主席生前安排的;政府方面他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军队方面是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这样,华国锋、陈锡联一起联手,就是党军政一把手。】

  粉碎“四人帮”,除了华国锋外,最为积极的是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苏振华这四个人。纪登奎和陈永贵不掌握军队,不能起什么作用,所以事先没有让他们知道。原北京市市长吴德比较详细地回忆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吴德说:

  【1976年8月26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几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却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自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众。迟群要求新华社、《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并发表消息。《北京日报》记者写出的报道报送姚文元后,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日报》排出大样送给我审批,报道是发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通栏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认为不经中央批准,由《北京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15)

 

  我当即请示华国锋同志,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还提出如果不发表这一消息,要有个理由答复姚文元。华国锋想了一下说:“先扣在你那里,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送给我了。”这篇报道没有发表。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同志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

  当时,华国锋同志与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制毛主席的档案,以便从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篡改,继续陷害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可能是9月21日,华国锋同志决定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

  (16)

 

  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同志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我们觉得“四人帮”显然是有阴谋的。会上,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

  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

  江青说:“讲完了。”

  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

  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国锋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17)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9月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将篡改后的指示称之为“临终嘱咐”,其意在否定华国锋的继承者地位,标明他们才是毛主席临终时指定的接班人,他们才是忠于毛主席的继承者。

  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

  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桂贤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

  “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18)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开得时间不长。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

  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他们主要是讲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代表发言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据我所知,纪登奎不知道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50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

  (19)

 

  华国锋同意,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同志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10月3日,江青要去二七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我陪着去了。在座谈会上,她没完没了地乱说了一通,又拉着工人一块合影。江青开完座谈会后,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里吃顿饭。我只好临时安排食堂把饭做好后,端到职工家里让她吃。从二七机车车辆厂回来后,我就到华国锋那里作了汇报。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

  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10月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向华国锋请示:“如果吴忠不知道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当时有的警卫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如果双方不知道情况,可能会发生误会。”

  华国锋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吴忠还告诉我说,海军政委苏振华曾约他到怀柔水库“打招呼”。苏振华对他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苏振华没有谈。

  最后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20)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

  华国锋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陈锡联(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4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在与杨成武谈事情。杨成武走后,我向他说明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

  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加紧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四人帮”。华国锋的意见是:在准备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5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50多个人,这些同志作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还接见过这些同志,照了相,吃了饭。】

  (21)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回忆说:【不少同志问我抓“四人帮”的问题,说法不一。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抓的,华国锋不抓,就不会有人抓“四人帮”?不见得,也还是会有人抓“四人帮”。除华国锋以外再不会有人抓“四人帮”?我不这样认为。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活动很不正常,比较频繁,很不正常,很有怀疑,究竟在搞什么?中央也在密切观察注意“四人帮”,中央考虑过解决此问题,办法就是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1日国庆节,中央没搞大的活动,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搞了个小型活动。华国锋讲了话,他讲完话站起来就走,会就散了。江青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看样子她想说点什么没说成,也只好散了。我看这是对“四人帮”做出的反应,不大理她,也没有安排她讲话。

  此前倪志福同志告诉我,苏振华同志约我去密云水库玩,我简单做了一些准备,准备陪苏政委去密云水库,以为真的是去玩。去后苏政委说:“中央现在的斗争情况,你是了解的。他们要夺权,他们要掌了权不得了。”

  苏振华没有明说,我知道是指“四人帮”。苏振华接着问:“卫戍区的部队你能掌握得了吗?”

  我回答:“没问题,掌握得了,其他的人插不上手。他们别说调动卫戍区部队,连一个班、一个兵都调动不了。”

  苏振华说:“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同志、陈锡联同志,吴德同志不用说,包括叶帅,对你绝对信任。”

  我认为这不是虚话。我明白,倪志福同志说要去玩,实际上不是要玩,就是要告诉我这些话。

  回家后我想,苏振华同志讲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考虑,判断可能是中央小范围考虑与“四人帮”斗争问题,要和卫戍区领导透个气、打个招呼,交个底。苏政委是我的老领导,所以让苏振华和我打招呼“串联”,这是我的判断。

  再一个,要把“四人帮”抓起来,但什么时候动手,哪一天,我看没有定下来。10月5日,华国锋和陈锡联同志到唐山去视察,了解地震后安排的情况,从唐山回来后看到10月4日《光明日报》“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曲解毛主席的意思。

  陈锡联说:“看来他们要下手了,我们要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促进了华国锋对此问题的考虑。

  我认为陈锡联的这个话,与10月6日抓“四人帮”关系比较大。中央有准备,抓是必然的,但哪一天抓还没有定。10月4日《光明日报》的文章起了决定作用,再不动手,可能他们就要下手了。

  (22)

 

  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华国锋本人谈粉碎“四人帮”之事。张根生说:【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但并未深谈。近几年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10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

  “四人帮”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4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2人,叶帅和我也是2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任命我为“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与“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在这紧急关头,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四人帮”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叶帅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

  (23)

 

  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9月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去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

  在那时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叶帅起来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

  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我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24)

 

  华国锋的说法,与吴德和李先念秘书程振声的说法,略有不同。华国锋说:他第一次与李先念谈话的时间,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9月10日下午,地点是在华国锋本人的家里,是华国锋主动请李先念到自己家里来密谈;而吴德和程振声说:华国锋主动第一次与李先念谈话的时间,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天9月11日,地点是在李先念的家里,是华国锋主动到李先念家上门拜访。

  这样重大的事情,华国锋把时间和地点都记忆错了,有点不可思议,而吴德和程振声的说法似乎也有根有据,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是华国锋主动去找李先念,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这点是一致的。

  华国锋说“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四人帮一伙”,但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下的决心。从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第二天就去找李先念密谈,推测他应该早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就已经下了这个决心,只等着毛泽东去世后就动手。

  至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动机,华国锋说“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这个说法还是比较中肯的。华国锋本人并没有粉碎“四人帮”的实力,他必须依靠周/邓集团的力量,也就是靠到周/邓集团的这一边,这样一来,“三足鼎立”的局面就破坏了。华国锋毕竟政治水平低一个层次,他只想着江青集团向他夺权的眼前危险,没有好好思考一下,粉碎“四人帮”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势。

  据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他请叶剑英当党中央主席,请李先念当国务院总理,但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明白,主席和总理的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弄不好就会“爬得高摔得重”。没有十分的把握,轻易不要去坐主席和总理的位子。果然华国锋坐上主席和总理的位子,没有几年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虽说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但最初并没有决定是“文斗”还是“武斗”。据吴德回忆说:他本人是倾向于“文斗”,即像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那样,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把“四人帮”罢免和打倒。但李先念等人反对,认为“文斗”风险很大,而“武斗”的风险小,最后众人讨论的结论是用“武斗”。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选择“武斗”是高明的。因为搞“武斗”相对容易,搞“文斗”就难度大得多,不是毛泽东那样的高手,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搞“文斗”。华国锋要想用“文斗”来解决“四人帮”,似乎他还没有那个水平。

  (25)

 

  参与粉碎“四人帮”的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回忆说:【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李鑫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生的秘书,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当时康生已死,但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康生的秘书李鑫依旧受到重用)。

  李鑫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我们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跟华国锋谈了“四人帮”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了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从9月12日到10月2日,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第一次密谈是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

  汪东兴说:“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帅说:“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26)

 

  汪东兴说:“叶帅,你知道,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伙就一直在幕后策划,在中南海内掀起‘火烧’汪东兴的活动,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评我。主席知道后说话了:‘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后来江青一伙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毛主席识破了,制止了。”

  叶帅说:“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东兴说:“对这伙人,多年来我是看透了。他们搞分裂党的活动,是绝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叶帅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说:“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后大为不满,她又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帅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第二次密谈是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做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东兴说:“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帅插话说:“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眼下我们不得不防啊!”

  第三次密谈是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帅坐下来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27)

 

  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 叶帅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叶帅接着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实际上在此之前,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以及我等人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汪东兴一面说,一面用手划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的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28)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为:(一)《毛选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在华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时间越长,保密越困难。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叶帅沉思片刻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

  叶帅接着又说:“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意见,他强调说:“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汪东兴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按照部署,到时还请叶帅和国锋同志到场坐镇。”

  叶帅幽默地说:“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国锋和我听你调遣,遵命行事嘛!”

  汪东兴急忙说:“叶帅戏言了,我才是奉命行事呀!”

  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29)

 

  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一,整个上午都很平静。下午3点30分,我通知4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汪东兴向大家宣布说;“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相互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下午5时,我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今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

  晚6时半,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行动小组准时集中于指定位置。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上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放在车上应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的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

  最后汪东兴鼓励即将出战的突击队员们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只能取胜,不能失误。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钧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

  大家立时收敛了笑容,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个个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汪东兴在检查了警戒部署、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晚7时40分,华国锋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答:“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相视,倾心攀谈。在此期间,他们三个人,从未同时会面共同商讨过。此刻他们镇静自如,只待时机到达,一场决战就在眼前。

  从晚7时55分,到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晚9点15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离开坐镇指挥的怀仁堂,急赴玉泉山。】

  (30)

 

  关于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过程,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有比较详细的回忆,他说:【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第一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

  第二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

  第三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

  第四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

  晚上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下车后,他指示司机把车开到西楼大厅北侧,在灰色院墙之间的夹道隐蔽。同汪东兴一起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计划,留在车上。李鑫双手抱住皮包放在膝盖上,皮包内是他奉命起草的稍后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三个重要文件。

  汪东兴从怀仁堂正厅、礼堂,到东西大院,直到门前车场,对所有警戒哨、潜伏哨、机动分队及警卫值班室,一一亲自检查,再一次明确他们的任务,重述处置措施。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汪东兴在检查了以上各项警戒部署和各个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当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怀仁堂正厅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厅,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正厅的北侧原来就矗立着一扇白色纱绸的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再增加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撤掉。场内坐北面南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后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盘、茶杯、烟灰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

  晚上7点20分,叶帅到了。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放心!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一定会顺利完成计划。”

  叶帅环顾着四周,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呐!”

  汪东兴微微点头,充满信心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上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接着他又把刚才检查的情况简述了一遍。

  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在‘人席’就座吧!”

  他们三人一起进入正厅,华、叶分别坐定后,汪东兴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

  (31)

 

  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应外合。”

  晚上7点55分,隐隐听到从怀仁堂入口处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只见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通知华、叶、汪,突击队员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笔挺的藏青色西装裤,皮鞋锃亮,左手提着一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昂地走向大厅。王洪文看上去毫无戒备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突击队员霍际隆和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般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起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低头哈腰的“喷气式”。

  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昏了头脑,他脖颈胀红,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王洪文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跶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际隆和吴兴禄在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的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

  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那一刹那间,王洪文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晚上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张春桥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张春桥没有环顾左右,大模大样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寒峭袭人的气氛,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着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

  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张臂曲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二就使不堪一击的张春桥泥塑木雕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华国锋向张春桥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然后张春桥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被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32)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地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张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抓江青!”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空无一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中央对其监护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随身携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和张耀祠直奔春藕斋,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他们都咧嘴微笑。张耀祠问工作人员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接着,我对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说:“小周,你前面带路。”

  我确知,在晚饭前汪东兴已经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有数。我又对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

  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安排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入春藕斋的正厅。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石头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

  江青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摆放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上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33)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

  江青说:“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说:“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说:“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10月6日。”

  接着,江青又在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沙发的位子。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频尿急的毛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奸泼刁滑、残忍刻薄、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但在今天凛然站立、魁伟彪悍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34)

 

  行动小组人员打开车门,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春藉斋。

  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排开站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我匆匆把头探往车外,示意眼下这里一切顺利。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他们知道这辆大红旗轿车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大红旗轿车一路绿灯放行,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到达预定的地下隔离点。

  解决了江青之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8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那就是瓮中之鳖。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迅速往他的住处擒拿。但姚文元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的,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请北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一起待机而动。

  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被顺利带到隔离地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汪东兴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

  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

  姚文元没有犹豫,说:“好的,我马上就到。”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行动小组,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

  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

  叶帅说:“免了吧!”

  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我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

  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

  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写好了命令,我接过华国锋写的手令,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为了简便行事,东休息室没有改变原来的布置,周围一大圈沙发,沙发之间是长方形的小茶几,我坐在东边靠窗户的大沙发上。

  (35)

 

  晚上8点25分,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云生和高风利从左右两侧拽住两臂,下压双肩,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我最初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

  我宣布完了以后,又有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姚文元向休息室北门走去。

  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快来呀!”锒铛一声,行动小组给姚文元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红旗轿车。

  姚文元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迫不得已,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姚文元这才平静下来,汽车把送往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

 

  另据参加抓捕江青的警卫科副科长黄介元回忆,在抓捕江青的过程中,江青曾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

  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回忆了粉碎“四人帮”之事,他说:【10月6日下午4点钟左右,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要我5点半到中南海他的家里,有事找我。

  我把汪东兴“有事找我”一事,打电话告诉吴德,吴德说:“到时候你去吧。”

  我又给陈锡联打电话,我告诉他汪东兴“有事找我”,陈锡联说:“你去吧,电话里不便讲,汪东兴同志会告诉你。”

  我给陈锡联打电话汇报是必要的,他当时主持军委工作;告诉吴德也是对的,让他知道。5点半我准时到汪东兴家中,汪东兴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我听了很高兴!

  江青住在中南海,用不着通知她来开会,汪东兴就可以执行;张春桥、王洪文住钓鱼台,姚文元住外面,如果他们有觉察不来,属中央警卫团警卫的,由中央警卫团抓,属卫戍区警卫的,由卫戍区抓。

  到8点钟,三人全来了,到怀仁堂,来一个抓一个。吴德说:“还剩迟群、谢静宜、金祖敏。”

  汪东兴说:“晚上11点抓,不惊动别人。”

  布置好后我到吴德同志办公室,迟群接到通知很快来了,我叫他坐下,宣布:“迟群干了很多坏事,上级决定对你隔离审查,要很好向组织交代。”

  谢静宜住在医院,用车接到市委,我告诉警卫三师政委陈先达:“谢静宜一到,不用上楼,让她上你的车,换车带走即可。”

  (36)

 

  谢静宜换车后被带到警卫三师,她在车上就骂开了,说:“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你们就搞政变,你们受邓小平欺骗。”陈先达制止了她。

  几天后,中央政治局请抓“四人帮”有功人员吃饭,华国锋、叶帅、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等人参加,我和张成去了。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发言,拥护中央决定;李鑫也发了言,后来要我发言,我没讲,要耿飚讲,他也没讲。我不愿意讲,是对汪东兴印象不好,他争功,太计较。我不愿意发言,就是不愿意恭维八三四一部队,你汪东兴有功劳。

  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也是这位老同志搞起来的,当然华国锋也愿意让人崇拜。中山公园音乐堂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华国锋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看了就不大舒服。华国锋喜欢到处题字,但毕竟“英明领袖”不是他自己封的。】

 

  吴忠跟华国锋和汪东兴一样,都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单干户”。从吴忠的话来看,他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有不满,这也看出由“单干户”组成的华国锋集团,内部相互不服气,相互不满意,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很快就垮了。后来吴忠接受了长达8年的审查,1987年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粉碎“四人帮”之事,最初并没有通知“四人帮”的老巢上海。据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1980年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上作证说:【1976年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10月7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10月7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37)

 

  10月7日晚上,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所以10月7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10月8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在上海的王洪文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分析形势。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我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38)

 

  这样,10月8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10月8日,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10月8日晚上,我主持召开了上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就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今天下午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

  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9月28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参与策划的有几个常委: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朱永嘉,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星期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39)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9月28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元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元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10月8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2千5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3万1千人分散待命。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廖祖康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负责,抓总的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40)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千5百人集中,3万1千民兵待命。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这一次光是半自动步枪就发了3万5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

  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张春桥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

 

  另外,上海市委常委、写作组长朱永嘉在1976年底的交代材料写道:【1976年9月下旬,张春桥曾通过徐景贤和肖木给上海传过两次话,张春桥对肖木说:”现在批文件与过去不同了,没有人把关了。”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

  怎样才能经受这个最严峻的考验,无非是举行“反革命武装暴乱”。10月8日到13日上海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就是沿着张春桥这两次讲话的思想逻辑发展过来的。

  (41)

 

  10月8日下午3时,我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景贤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

  另外王秀珍还要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去北京打听消息,并约定暗号,如果情况严重,就说‘老娘心肌梗死’,同时王秀珍还对公安、民兵作了部署,准备反革命的武装暴乱。

  10月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小礼堂,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金打电话来“老娘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

  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2千5百人,3万1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

  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乱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张春桥他们可能出事了。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

  10月12日晚,在上海的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召集部份人员开会。这时,从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是出事了,于是又重新提出10月8日晚上那个方案,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出动民兵保护报社电台,封锁交通要道,港口只要沉一条船,就能把航道堵住;机场去几辆大卡车,便能封住跑道,还问了全市煤、电、粮的情况。

  我经历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过程,大概就是如此。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事情暴发在上海,根子是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上。】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女),在1977年交代说:“10月9日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

  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

  (42)

 

  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10月8日那样紧张了。

  10月10日下午3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9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王、张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

  到半夜1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

  10月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

  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

  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

  10月12日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到上海,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

  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

  当时我们的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

  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

  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说:“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

  (43)

 

  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

 

  原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回忆说:【10月12日晚上8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组,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抛出了要在13日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

  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投降命令的。”

  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

  朱永嘉和王知常提出:“我们和萧木共同起草宣言,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44)

 

  1976年10月13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已经从外国媒体得知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们又急又慌,急忙开会商量对策。朱永嘉、王知常等激进分子提出立即武装起事,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位核心人物回来后再最后拍板,因为他们三人已预订10月13日上午11时飞抵上海。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在北京已经被多次谈话,他们知道大势已去。据当时负责此事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说:【1976年10月6日晚8时,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四人帮”后,决定于当晚10时在北京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汪东兴找我谈话,指示说:“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立即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我在五号楼要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我对马天水说:“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

  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

  我说:“没讲。”

  马天水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同志去吗?”

  我说:“没说要他们二位来。”

  马天水又问:“上海还有别人去吗?”

  我说:“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

  马天水说:“我通知周司令。”

  我说:“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

  我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会同他们联系具体登机时间。周纯麟司令员是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排挤的。

  在给上海打完电话之后,我同中央专机主管部门联系,安排好去上海的专机,又同京西宾馆联系,安排了马、周来京后的住房。

  10月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到京,入住京西宾馆,当天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找马天水谈话。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45)

 

  马天水听后,态度顽固,对抗中央决定,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马天水的错误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判,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周纯麟司令员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

  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

  然后华国锋对我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华国锋同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当时领会,是让我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我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他就对秘书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天水说:“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

  对方问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徐景贤问:“四位首长好吗?),马天水说了一句“很好。”

  对方又在问话,马天水说:“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天水放下了电话。

  我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做了汇报。

  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来到北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以卵击石。他们图谋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中央强大威力震慑下被挫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并向他们交代了政策,进行了耐心教育,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们当场表态:“回上海后,一定传达贯彻好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及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做好稳定上海局势的工作。”

  王秀珍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1976年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原上海市委《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回忆说:【10月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锦江小礼堂开会。当我和王知常、王绍玺、萧木走到会场门口时,只见警卫森严,并且不准萧木进门。我感到很紧张,以为萧木要被抓了。

  (46)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场时,还与到会者逐个握手。我厌恶地想:“你们还有什么面孔来见大家?”

  马天水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黄涛指着马天水和徐景贤大骂:“叛徒!叛徒!出卖了我们啦!”

  陈阿大跳起来喊着:“老子他妈的拼了!”

  徐景贤劝阻说:“你们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乱闹,否则将会加重他们四人的罪行。暂时想不通,慢慢会想通的。”

  马天水也扳着手指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了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

  几个常委带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别人也跟着说了类似的话,我没吭声。朱永嘉催我表态,我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我说完站起身就走了,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因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北京的指示行事,因此他们暂时还是上海的领导。10月24日上海举行百万人规模的“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庆祝大会,马天水主持了该大会。会后给北京发出的贺电写道: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0月27日,中央宣布上海市委改组,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任第二书记、彭冲任第三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后来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马天水因为患了精神病,被免于起诉。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的“革命性”最强。中国近代的革命,大致爆发在这些地方,因此也可以考虑与这些地方人的性格比较“强悍”有关。上海一带人的性格一般比较温和,不太“敢”造反。如果“四人帮”的基地不是上海,而是湖南、湖北这些地方,情况恐怕又会不一样。

  (47)

 

  至于“四人帮”被捕后的情况,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回忆说:【自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四人帮”一直被隔离于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在整个隔离期间,按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严密结合的安全警备措施,严格出入制度。每天定时放风,进行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保持地下空气新鲜,湿度、温度适宜。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焦灼不安,饮食无常,不服管教,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在江青隔离室内,有一张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坐式马桶、较大的浴缸。

  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戴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她还是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江青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子、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对,怒气满脸,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过了几天,江青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去之初,不停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竟谩骂监护人员。

  一个月后,王、张、江、姚的生活基本正常了。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由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供应,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吗?”

  张春桥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

  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张春桥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笑的张春桥对年轻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给治好了。”

  张春桥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泽东选集》,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批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张春桥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者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王洪文进去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他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喝、能睡,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留下来,午夜加热后做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泽东选集》或者《列宁选集》,他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48)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时而看看《毛泽东选集》,躺着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熟睡,有时候似睡非睡,她还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顶回去了。

  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江青清晨起来就坐在床上,翻看《毛泽东选集》,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默然沉思,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满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党中央决定将“四人帮”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惩办。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召集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北京市长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我,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交接工作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八三四一部队要完成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部昌平境内,距中南海75公里,汽车中速单向行驶,需1小时10分钟。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采取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隔离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车辆出中南海东门直奔秦城,一路畅行无阻,凌晨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携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4月9日凌晨3时,车辆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凌晨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

  江青没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后,江青很顺从地上了车。她原来的女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监护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她负责江青的衣服杂物的登记管理。

  (49)

 

  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的,也有一些是专门来看热闹的。江青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饮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绪,并交接了衣服杂物。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4月10日凌晨3点,姚文元最后一个被押送,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在八三四一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凌晨5时前,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八三四一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

 

  武建华虽然没有明说“四人帮”的隔离地点,但根据他的叙述分析,“四人帮”是关押在位于中南海内的战备用地下防空洞。他们在这里关押了半年之后,才被送到秦城监狱。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防空洞,属于限制行动自由的“软禁”,但不属于“坐牢”,而关入秦城监狱,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坐牢了。

  1976年10月6日晚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只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少数人知道,包括李先念在内的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因此,在抓捕“四人帮”结束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立即紧急召集在北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开会。

  毛泽东逝世后,留下三位中央副主席: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现在王洪文被抓,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是有资格召开政治局会议的。

  这次紧急会议于10月6日晚于在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处召开,这有两个考虑:第一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因为刚刚抓捕“四人帮”,北京市内情况复杂,还不够安全,因此在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开会比较安全;第二是出于威慑性的考虑。因为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事先并没有与众人“通气”,万一有人在这次会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这也很难说。

  一般来说,人在自己的地盘里,胆子就比较大一些;到了别人的地盘,胆子就会小些。北京玉泉山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叶剑英的地盘,而且是在叶剑英的住处开会。其他人来到叶剑英的住处开会,如果想要提出反对意见,总不会像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那么的胆子壮,所以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开会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

  (50)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当年参加会议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说:【1976年10月6日晚9时15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

  我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车行至西郊机场路段时,我透过车窗,不断向前后张望,在视线内没有看到来玉泉山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但为了防止误事,我催司机再加快车速。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

  我说:“东兴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讲了,知道一些,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

  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

  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我到会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及服务人员一齐动手,把会客厅原有的布置形式,改成政治局会议会场的布置形式。因减少了“四人帮”四个座位,会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列摆了两个沙发,每个沙发前面放了一个茶几,这是准备给华国锋和叶帅用的。

  我们很快就布置就绪了,这时离开会时间还有七、八分钟。我走出会客厅,站在叶帅住地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政治局成员。

  出于安全、保密和环境条件考虑,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子到达玉泉山后,都在安排好的停车场下车,随员也在停车场附近的休息室休息。参加会议的每位成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九号楼会议厅。他们下车后都步履匆匆地于10时前到达了会场。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我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

  我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

  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并庄严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51)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

  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

  华国锋接着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介绍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说:“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又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华国锋最后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用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说:“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52)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

  叶剑英继续说:“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53)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进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

  10月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主席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4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开始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五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54)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华国锋在讲话中,用大量充分事实列举了“四人帮”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讲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讲了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毛主席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毛主席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毛主席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主席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

  华国锋说:“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

  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10月20日成立了以华国锋主席为领导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四人帮”的罪行。专案组下设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兼办公室主任。12月10日,向全党全军各级党组织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罪证材料之一》,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四人帮”骨干的高潮。】

 

  原北京市长吴德也回忆了这次会议,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16号文件》。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二)通过《16号文件》,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55)

 

  在讨论《16号文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16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

  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叶剑英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我认为,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帅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

  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16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16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1976年11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

  当时我讲“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过。

  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常委们是怎样为此事进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干净利索!”

  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同志在玉泉山集体办公,大概陆陆续续地开了半年的会。我和倪志福同志住在朱德同志住过的4号楼,开会是在7号楼。粉碎“四人帮”后,犹如在党的肌体上切除了一个大毒瘤,今天有这样一个兴旺的局面,我应当为此高兴。】

  (56)

 

  粉碎“四人帮”之所以能够兵不血刃地实现,最主要是因为“四人帮”只掌握“笔杆子”,不掌握“枪杆子”,所以他们不怕“文斗”怕“武斗”;另外也是因为华国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华国锋本身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他的身份起了重大作用。

  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这句话不错。整个行动是在叶剑英统筹指挥安排下进行的,华国锋基本上是仰仗和依靠叶剑英的指挥。从这点来说,叶剑英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但叶剑英却不同意,他说“不能这样讲。这件大事,如果你(华国锋)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的话也很有道理。从实力上来讲,叶剑英不要华国锋,照样可以粉碎“四人帮”,但这么一来,叶剑英会背上一个“搞政变”的污名。所谓“政变”,指的是下级把上级打倒,而上级把下级打倒,就不叫“政变”,而是“处分”。比如毛泽东打倒自己的下级刘少奇或林彪,都不叫“政变”;相反,如果下级的刘少奇或林彪打倒自己的上级毛泽东,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政变”了。

  当时党中央的排名,叶剑英排在王洪文之后,如果以叶剑英的名义抓捕王洪文,是下级搞掉上级,就会被认为是搞政变;而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的排名党内第一,以华国锋的名义抓捕王洪文等人,是上级搞掉下级,这就是名正言顺的“处分”,叶剑英也不会背一个“搞政变”的历史污名。对于叶剑英这样已经到达顶层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遗产是自己的名声和名誉,所以政治家们都很重视自己的名声。

  另外,“四人帮”都是顺境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没有经过逆境的锻炼和考验。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仗着毛泽东的庇护,轻易战胜对手,也使他们产生轻敌的思想,以往对手容易对付,没有做最坏的打算。相比之下,林彪就高明得多。林彪面临的情况比“四人帮”困难得多,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制定出一个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要不是林彪自己的女儿告密,林彪的计划几乎就成功了。

  如果“四人帮”也学林彪,突然乘一架飞机直飞上海,摆脱八三四一部队的“监护”,在上海另立中央。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要想粉碎“四人帮”,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在历史的关头,政治家水平的高低就显现出来了。

  (57)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大变。前面提到,张春桥专门提起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该文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方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迤迤乃亡。敌存而惧,敌去而舞。敌存灭祸,敌去招过。】

  《敌戒》的今译为:【人们都知道仇恨敌人,却不知道敌人对我们其实很有好处。人们都知道敌人能危害我们,却不知道敌人的存在对我们其实也是大为有利的。秦国因有其它六国和它对抗,所以兢兢业业,从而导致国富兵强;一旦六国灭了之后,秦国便骄傲自满起来以致灭亡。因为敌人的存在,我们小心谨慎,一旦敌人不存在了,我们就得意忘形起来。敌人存在可以免除灾祸,敌人不存在了反而会招来过失。】

  在中共夺取天下以前,内部的团结非常好,一致对付公敌蒋介石。一旦打倒了蒋介石,内部的团结也就出现问题了。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敌人;一旦“四人帮”粉碎了,共同的敌人没有了,周/邓集团的团结一致,也就随之“四人帮”的粉碎而出现意见不一致,最终这个集团也解体了,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不过这些是后话了。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副主席只剩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人,政治局常委也只剩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人,因此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就是他们两人说了算。华国锋对叶剑英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叶剑英比较满意;叶剑英也对华国锋支持吹捧,华国锋也比较满意。两人的合作虽说算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看出,他们两人说了算的局势不会维持太久,因此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思考以后的政治布局和出路。他们两人都知道,他们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邓小平。怎样处理邓小平,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大问题。

  华国锋的想法是干脆不让邓小平复出,打着毛泽东遗志的旗号,继续批邓。华国锋以为只要有毛泽东留下的尚方宝剑,就可以解决了邓小平,所以华国锋提出一个“两个凡是”的口号。

  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刚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不久,他在听取中宣部的汇报时说:“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也要‘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要坚决执行。”

  (58)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主要旨在压邓小平。因为是毛泽东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策,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么邓小平就不可能复出,因此“两个凡是”成为华国锋与邓小平两人攻防战的第一战。

 

  叶剑英的想法与华国锋不同,他看到邓小平的实力和威望,知道很难压住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必须让邓小平复出。既然要让邓小平复出,就不能坚持“两个凡是”,所以叶剑英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搞“两个凡是”,并不是很支持。

  叶剑英支持邓小平复出,但在叶剑英看来,关键是邓小平复出之后,邓小平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第一种形式是按照当初毛泽东的安排,让邓小平复出当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自己当中央军委主席,或者华国锋当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实际掌握军队。这样形成党、政、军权力三分的局面,华国锋主党,邓小平主政,叶剑英主军,这是叶剑英最理想的权力布局。

  邓小平复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但这似乎不是叶剑英的理想。1976年10月20日,华国锋和叶剑英一起去李先念住处谈话,这次谈话纪要如下:

  【华主席:“李老,根据主席生前的安排,叫我当主席,现在兼着总理,又兼着公安部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这八亿人口的大国家,我是力莫能及呀!我想是你当总理吧!”

  李:“我是解放以来一直任副总理,但一直是搞经济方面的工作,对于经济方面工作,我还是可干几下,对于国际斗争、国防、内务可以说是门外汉,是不能胜任的,这一切叶帅是了解的。”

  华:“那如何解决此问题呢?”

  李:“总理有现成德才兼备的,还是把邓老搬出来吧。这个人我和叶帅是了解的,心直口快,没有野心,忠心有余,完全可以胜任的。‘四人帮’整得他够呛,明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偏说是大野心家,阴谋家,什么最大的走资派,直到现在他恐怕还有气,总理死后,差点气死他呢!”

  叶:“他和我,先念差不多,气可大呢?”

  华:“邓是很能干的老同志,差不多都对我讲此事。邓颖超同志有次对我说:‘还准备批邓吗?我看这个人靠得住,可以用。’”】

  (59)

 

  从上述谈话纪要可见,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推荐邓小平当总理,可是华国锋却相反请李先念当总理,可见华国锋不想让邓小平复出。另据吴德回忆说:【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据吴德的回忆,李先念和他们等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问“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从这个对话来看,李先念等人并没有请邓小平出来当中国最高领导人,只是请他“官复原职”,也就是让邓小平当总理的意思,并没有让邓小平当主席的意思。

 

  这样一来,在邓小平问题上,叶剑英、李先念与华国锋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时华国锋和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抱成一团”,持“两个凡是”态度。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接管了“四人帮”主管的宣传机构,在报刊上大肆吹捧华国锋,宣扬“两个凡是”的观点。

  1976年11月18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华主席对我们宣传工作很重视,宣传工作是党的喉舌,舆论工具。宣传工作大权过去被四人帮把持,他们死死把住,中央其他同志针插不进,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这个权夺回来了。

  总理逝世后,主席发现邓小平不行了。邓小平这个人有错误,错误严重,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当时主席说:“不行了,另找一个。”主席就看中了华国锋同志。

  毛主席看得准。选了一个好人来接班,接我们党事业的班。在天安门事件后,我去看主席,我说:“主席呀,你选了一个好人。”

  主席说:“你是不是指的国锋同志?”

  我说:“是。”

  主席讲:“他不仅有县、地、省的经验,还有在中央工作几年的经验,这个人忠厚老实,这个人不蠢。”

  主席问:“你看怎么样?”

  我说:“对选国锋同志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我举双手。”我也确实是举的双手。

  华主席这么英明果断,采取断然措施,这个问题没有远见、没有高度政治敏感,没有深刻领会主席思想的人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党有了好的接班人,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同志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党,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60)

 

  我们认为华国锋同志的立场是坚定的,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所以我们拥护他;他的胆量是大的,所以我们支持他,他的确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我们可靠的接班人,符合接班人的五条,特别是对毛主席遗嘱执行是坚决的。

  有人提出“批邓”怎么办?主席指示,批邓是对的,邓是错误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三个正确对待。小道消息传说邓小平从四川回来啦,恢复了副总理职务,我们怎么不知道啊?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主席差得远,试了一下,不行嘛!】

 

  由汪东兴的讲话可见,他与叶剑英和李先念的调子相反,对邓小平持完全否定态度。1977年3月,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

  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两年多后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了汪东兴的《我的初步检讨》。汪东兴在检讨中说:【我在1976年11月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过贬低小平同志的话,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这是错误的,在此谨向小平同志表示歉意,有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去年2月7日《学好文化抓住纲》的那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

  诚恳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批评帮助。会后,我当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报告。】

 

  1980年2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纪委。

  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61)

 

  1976年2月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毛泽东还是把邓小平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留了邓小平的一切政治待遇,只是让邓小平坐冷板凳,专管外事。毛泽东说:“邓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但到1976年4月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毛泽东这里说“性质变了”,意思是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了,因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不少人不太理解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提出疑问:既然邓小平的性质已经变为“敌我矛盾”,那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呢?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旦邓小平的性质变为“敌我矛盾”,开除出党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谈到毛泽东对“犯了错误的人”的处理理念。1971年毛泽东说:【我们党快五十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

  毛泽东认为“犯错误”有两种动机:第一种是“为个人利益犯错误”,也就是犯错误的动机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都属于这种动机。现在一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经济犯”;

  第二种是“为革命犯错误”,也就是犯错误的动机是因为持有不同的思想或理念。现在一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政治犯”。毛泽东说“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就是刘少奇、林彪这些人,也是“为革命犯错误”,属于“政治犯”,而不是“经济犯”。

  另外,中共夺取政权时,俘虏了一批国民党高官,这些高官也属于“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按照毛泽东的标准,这些被俘的国民党高官也是“为革命犯错误”,只是他们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不同而已。

  蒋介石对“政治犯”非常严格,持“基本都杀”的态度。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高官,基本上都被杀了,像瞿秋白、方志敏等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官,也都杀了。而蒋介石对“经济犯”却非常宽容,持“基本不杀”的态度。蒋介石认为贪点钱不是大问题,只要不是“思想罪”就不杀,国民党高官没有一个因为贪污腐败被杀的。

  (62)

 

  与此相反,毛泽东对“经济犯”非常严格,持“基本都杀”的态度。在建国初年,两名中共高官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贪污公款被揭发出来。刘青山贪污1万8千元,张子善贪污1万9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为中共夺取政权立过不少功劳。因此不少人提议,考虑到刘青山和张子善过去的功劳,对他们两人从轻处理。

  可是毛泽东却坚持判这两个人死刑,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对“政治犯”要宽大得多,持“基本不杀”的态度。不仅被俘的国民党高官都没有杀,就是犯了“路线错误”中共高官,毛泽东也没有批示枪毙的。建国后毛泽东亲自批示枪毙的高官,只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经济犯”,而没有一个“政治犯”。在建国后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除了高岗自杀,林彪外逃而死之外,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没有枪毙。

  进一步,毛泽东又把“为革命犯错误”,也就是把“政治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类是“敌我矛盾”。毛泽东认为前者是“可以调和”的矛盾,可以通过批评教育等手段解决,当事人不必打倒;后者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当事人必须打倒。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政治犯”,毛泽东也是主张“不杀”的。被俘的国民党高官是典型的“敌我矛盾”,但毛泽东都没有杀。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前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没有打倒邓小平;而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变成了“敌我矛盾”,那么当然就要打倒邓小平了。但毛泽东对打倒的高官,也并非都开除党籍,比如彭德怀就没有开除党籍,但刘少奇就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一方面是出自毛泽东处理“为革命犯错误”的惯例,另一方面也是从长远的视野来考虑。毛泽东特点是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善于从长远的视野看问题。从长远的视野来看,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无非是两种结局:第一种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没有本事翻身,政治生命就此结束;第二种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有本事翻身,重新回到政治中心,甚至成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

  (63)

 

  如果邓小平是第一种结局,那么开除党籍,与不开除党籍的结果是一样的,开除党籍并无特别的好处。如果邓小平是第二种结局,那么开除党籍与不开除党籍,结果就大不一样。首先,如果开除了党籍,邓小平要回到政治中心,也只有两种选择:

  (一)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

  (二)自己组建新党。如果是后者,那要危及到中共,而中共是毛泽东自己缔造的党,毛泽东应该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如果是前者,邓小平在被开除了党籍的情况下,要想回到中共,就不得不全面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毛泽东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就给邓小平留下一条杀回政治中心的“后路”,使邓小平有可能在不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前提下,可以在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回到政治中心,更不至于危及中共。这样一来,至少毛泽东思想还可以保持下去,流传下去,这应该说是毛泽东最低的底线吧。毛泽东很清楚,即使他开除了邓小平的党籍,也不一定挡得住邓小平杀回了。既然如此,还不如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第二天,邓小平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说:“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此后,邓小平基本上被“软禁”在家中,后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又被单独软禁在东交民巷一所房子中。在此期间,卓琳因眼病住院,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说:【我到这里来住,两个月零几天了。近一个月,卓琳眼病严重,住了医院。她在医院终日住在一个小房间内,除医护人员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亲人去看她。这种状况如能改变,对疗效极有好处。所以,我们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

  汪东兴将邓小平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口头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于是邓小平和卓琳于6月30日,又搬回到他过去住的宽街住宅,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7月6日朱德逝世,邓小平不允许参加任何治丧活动;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邓小平仍被排斥在所有治丧活动之外,据说邓小平带领全家在家中设立的毛泽东灵堂遗像致哀。10月7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家属那里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64)

 

  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请汪东兴把他的信转给华国锋。邓小平的信写道:【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讯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

 

  华国锋对邓小平的信没有表态。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干部却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让邓小平回来工作的意见。

  12月7日,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发生严重的尿潴留,于12月10日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医生建议手术治疗。12月14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12月16日,华国锋批准同意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12月24日,邓小平接受前列腺部分摘除手术,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余秋里等人到医院看望。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安排下,邓小平与全家人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二十五号楼。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进行过多次长谈。但华国锋并未看望过邓小平,也未与邓小平谈过话。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看到“两个凡是”社论后,向来访的王震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65)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提议让邓小平复出,但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反对。

  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

  华国锋又说:“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汪东兴更是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和中共中央,邓小平写道:【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1975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10月10日的信印发党内,究竟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华国锋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中共中央以1977年《15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和中央的两封信。华国锋为什么要向全党发转邓小平的这两封信呢?他的想法与毛泽东当年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信,应该是差不多的。

  (66)

 

  华国锋上台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因古话“高出不胜寒”。早在华国锋成为接班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对华国锋不服气,但那时有毛泽东给他撑腰当后台,华国锋可以抬出毛泽东来压下那些对他不服气的人。现在毛泽东走了,华国锋不得不靠自己的智慧来处置那些对他不服气的“挑战者”。

  第一伙对华国锋不服气的挑战者是“四人帮”,华国锋靠他的智慧,用武力解决了“四人帮”,拔除了华国锋的第一个挑战者。不过现在看来,华国锋当时没有看清政治形势的全局,他以为粉碎了“四人帮”,他就可以坐稳主席的宝座了,这显然是只看到眼前利益的“近视”策略。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大权一时间掌握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这4个人手里,他们的分工是:叶剑英管军队“枪杆子”,李先念管政府“钱袋子”,汪东兴管舆论宣传“笔杆子”。因为粉碎“四人帮”后,由汪东兴接管了过去“四人帮”掌管的宣传媒体。华国锋则是总管全局。

  华国锋对这个班子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班子里没有对他不服气的挑战者,他的位子比较稳。其中实权最大的叶剑英,并不是野心很强的、想要争当领导人的人。特别是叶剑英已是近80岁高龄的垂暮之人,更没有太多的争权之心,所以华国锋感到叶剑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李先念也不是野心很强的人,也能与华国锋和平相处。虽然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不能说“服气”,但因为华国锋对叶剑英和李先念都非常尊敬,从不干涉两人的职权,所以两人对华国锋也算满意。汪东兴过去的地位和华国锋差不多,水平也和华国锋差不多,他对华国锋还算是“服气”的,所以华国锋感到汪东兴也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如果这4个人的班子能够维持下去,华国锋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但这4个人的班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打开新局面的开创性人物。这4位高官都是没有个人主见的人,过去他们一直当“跟风干部”,上面有什么指示,就紧跟执行上面的指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个人想法,更没有自己的路线。这是典型的“维持班子”,而不是“开创班子”。

  (67)

 

  “维持班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见。老皇帝死后,新皇帝完全按照老皇帝过去制定的一套方针政策办,这就是“维持班子”。如果新皇帝只想坐稳他的皇位,最好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变,保持稳定的局面。而搞任何改革创新,都要冒失败的风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改革就一定会成功。因此,为了坐稳皇位,就要避免犯错误,避免出现不稳定因素。最好办法,就是什么改革都不搞,一切照旧,一切按过去的老规矩办。

  这样的“维持班子”,在国家处于太平盛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可是国家一旦出现各种危机,一切还是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维持班子”就维持不下去了,因为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清末的慈禧太后班子,以及慈禧太后之后的摄政王载沣班子,都是典型的“维持班子”。他们一切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稳定压倒一切,不愿搞改革创新,结果断送了大清王朝。

 

  华国锋为首的这个“维持班子”,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为只要靠着毛泽东的余威,一切按过去毛泽东的老规矩办,就可以把江山坐下去。华国锋班子从1976年10月上台以来,基本上都是按照过去毛泽东的老规矩办,全无改革创新的意欲。

  领导人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一种策略是被动避战,一切不变,维持稳定;另一种策略是主动出战,大搞改革创新,创建一套新体制,树立一种新风尚,这样领导人就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当然地位也就稳了。毛泽东是这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邓小平也是这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

  在太平盛世时的领导班子,因为人们没有太多的不满,对班子也没有特别的期待,所以比较好干;而遇到危机时代的领导班子,因为人们有很大的不满,所以对领导班子的期待也很大。这时领导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一方面是安抚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是推出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政策。

  当初人们对华国锋班子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真诚地希望华国锋能带领中国走入一个新时代。可是华国锋班子上台以后,基本按照毛泽东的老规矩办,一切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这时人们对华国锋这个班子就失望了。

  (68)

 

  当时人们的最大不满意之一,是中央把1976年4月悼念周恩来为主题的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要求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可是华国锋依然坚持:这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所以不能平反。在这种情况下,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以及正在施工的毛泽东纪念堂工地周围,又摆满了花圈和周总理遗像,贴出许多诗词,祭文,更有醒目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比如“四五精神万岁!”、“人民万岁!”等。

  更让人震惊的是,居然有人在长安街的墙上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很快搜捕到写标语的李冬民。李冬民原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学生,在文革中敢于造反,成名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一度还成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来李冬民参军,复员后到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华国锋亲自批准立案“李冬民反革命案件”,逮捕了李冬民,立即关进监狱。另外还拘留6人,追查16人。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1977年《5号文件》),该文件说:【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但华国锋很快就挡不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浪潮,一年后的1978年,天安门事件就被平反,李冬民也于1980年被平反出狱。这是后话了。

 

  此时在华国锋周围形成一个小团体,这些人过去都是毛泽东手下的“单干户”。毛泽东死后,他们共同失去了靠山,于是就聚在华国锋麾下,形成利益一致的小集团。这些人主要有: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陈锡联(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副总理)、吴德(北京市长)、苏振华(海军政委)、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长)。当年康生的秘书李鑫,此时投到华国锋门下,成为华国锋的“笔杆子”。

  (69)

 

  华国锋集团的特点是:以军人、实干家为主,没有出谋划策的军师。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等都是军人,不太懂斗智慧的政治战;纪登奎、吴德、郭玉峰等都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的实干家,自己并没有什么想法或主意;李鑫虽然跟随康生多年,但也没有学到康生的政治智慧,仍是头脑简单的书生。

  华国锋本人更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家,不懂领导全局的领导艺术。如果华国锋身边有一位高明的军师,帮他出谋划策,弥补他不懂领导艺术的缺陷,华国锋或许还可以掌权。可惜华国锋门下的人,偏偏就缺一位军师,这也是华国锋集团的缺陷。

  1980年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华国锋集团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

 

  华国锋集团虽然从“四人帮”手中的夺到了舆论工具,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基本上是在“乱用”。最典型的“乱用”,就是开动宣传机器大搞华国锋的个人崇拜。1976年10月29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之后全国各报予以转载,全国各地进行学习。

  该《社论》写道:【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

  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70)

 

  有一首《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赞美诗,更是吹捧说:

  【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亲手写金文,毛主席和华主席心贴心。

  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军放心,全国人民皆放心。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党的接班人!华主席不愧为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放心!东海放声歌,天下最强音:你办事,我放心!】

  因为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的时候,当时没有摄影记者在场,没有留下照片,这成为华国锋的遗憾。于是几位著名画家们发挥想象力,在1977年1月创作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遗憾。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到处张贴。当时甚至还仿照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把一首山西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改编成颂扬华国锋的歌曲,与《东方红》同时播放。当时各种大会的会场,直到中共“十一大”的会场,都是华国锋的照片与毛泽东的照片并列悬挂。

  当时各大媒体上,还把“英明领袖”作为华国锋的尊称,凡是提到华国锋的时候,都要在华国锋之前加上“英明领袖”四个字的尊称,说“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就像毛泽东的尊称是“伟大领袖”,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要加“伟大领袖”四个字的尊称一样。

  华国锋的资历和身份,哪有资格与毛泽东并列呢?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不但不能让人们对华国锋肃然起敬,反而引起人们对华国锋的反感。这种对华国锋的大肆吹捧,不但没有给华国锋帮忙,而是给他帮倒忙。可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通过宣传工具“大树特树”华国锋,就真的能把华国锋树立起来。关于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就是华国锋集团的纪登奎也看不惯。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说:【在跟父亲的闲谈中,问起那首导致华国锋交权的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我爸说:“那不能唱啊!你那个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呀?是县大队的政委,18个兵。你领导18个兵的时候,共产党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已经有一大群了。不光是那些元帅,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呀。你领导指挥18个兵的政委,你唱这个歌,那些人都活着的呀。我知道那些老总们,听了以后心里是啥味道。】

 

  后来导致华国锋下台的两大原因,一个是搞“两个凡是”,另一个就是搞“个人崇拜”。搞“两个凡是”,还算是路线问题;而搞“个人崇拜”,就算是人品问题了。领导人在路线问题上犯错误,以后还可能有翻身的机会,而在人品问题上犯错误,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邓小平曾写信吹捧华国锋,那是因为不吹捧华国锋几句,他就无法出来工作,这是被迫无奈之举,大家可以原谅他。而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完全没有任何“被迫无奈”的因素,完全可以不这么搞,所以大家不原谅华国锋。

  (71)

 

  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本人政治水平的局限性。华国锋不是开创型的领导人,过去他总是跟着毛泽东的指示转,自己并不独立思考,也不需要独立思考,因此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可是当华国锋成为第一把手,要自己独挡一面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领导人必须要设法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因此华国锋做一些试图提高自己个人威信的举措,这些不仅不过分,也是合理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

  在怎样提高个人威信的问题上,华国锋想不出新的办法,他想到的只有效仿毛泽东。毛泽东挂标准像,华国锋也学着挂标准像;毛泽东穿绿军装上天安门接见群众,华国锋也学着穿绿军装上天安门接见群众;毛泽东称“伟大领袖”。华国锋也学着称“英明领袖”;毛泽东奏《东方红》乐曲,华国锋也学着奏《交城山水》……。

  这种单纯的效仿,显然是比较笨拙的。因为毛泽东的资历和身份,是华国锋根本无法相比的。毛泽东可以用的东西,华国锋不一定能用,华国锋必须另搞一套办法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可是华国锋却想不出新办法,他也没有军师替他想办法,于是就只好模仿毛泽东的那一套办法了。这个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提高华国锋的个人威信,反而大大降低了他的个人威信,给后人再次留下一个“东施效颦”的教训。

  华国锋搞“两个凡是”,也是想不出自己的新政策、新路线,只好一切按照毛泽东过去制定的老办法、老规矩办。然而华国锋搞“两个凡是”,却无法让人感到他忠于毛泽东的诚意。如果华国锋真的忠于毛泽东,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那么华国锋就不应该粉碎“四人帮”。因为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政治局常委,都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华国锋逮捕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就已经最大地违反了毛泽东的决策。既然如此,华国锋再提什么“两个凡是”,又怎么会有号召力呢?

  任命王洪文、张春桥是毛泽东的决策,撤销邓小平职务也是毛泽东的决策,华国锋违反了毛泽东的前一个决策,却又试图坚持毛泽东的后一个决策。因此胡耀邦批评华国锋说:“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华国锋同志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毫无疑问,华国锋执政遇到的最大潜在对手,就是邓小平。在邓小平问题上,华国锋周围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态度,主张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当国务院总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叶剑英、李先念要华国锋把第一把手的位子让给邓小平。另一种是汪东兴等人的态度,主张华国锋坚决不让邓小平复出。

  (72)

 

  在两种意见中,华国锋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没有反对叶剑英等人的建议,但声称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采取“拖”的办法;另一方面,华国锋也没有反对汪东兴等人的建议,而且支持汪东兴在报刊上进行“两个凡是”的舆论宣传。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模棱两可地说:“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虽然华国锋的话说得模棱两可,但毕竟是他首次在中央会议上,表态可以让邓小平在“适当的时机”出来工作。不过华国锋在表态的同时,又拿着“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邓小平看出,华国锋虽然在让他复出的问题上有所松动,但内心还是想“拖”,不想让邓小平很快出来工作。邓小平也明白,华国锋这样的心态,主要是怕邓小平不服气,怕他领导不了邓小平。因此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很快给华国锋写信表示“效忠”,以此来打消华国锋的顾虑。

  邓小平为了让华国锋放心,在信中特别表示对华国锋“服气”,表示愿意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在信中说:【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同时,邓小平也表示了他愿意出来工作,愿意服从华国锋的领导,并且还隐喻要保证华国锋当权“15年到20年之久。邓小平用服从的语气说:【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邓小平进一步主动提出建议,把他这封“效忠信”发至全党,让全党都知道他服从华国锋的态度,打消华国锋的顾虑。果然,邓小平的“效忠信”打消了华国锋最后的疑虑,使华国锋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

  (73)

 

  邓小平这样做是智慧的。因为如果华国锋采用坚定的态度,绝不同意邓小平复出,除非华国锋本人下台。假如华国锋真的采用这样决不让步的态度,邓小平是不太好办的。因为在华国锋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邓小平要想复出就必须先把华国锋“拿掉”。不管怎么说,华国锋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拿掉华国锋是不容易的,弄不好还得再来一次“粉碎”,这样事情就复杂了。

  如果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邓小平就可以在体制内与华国锋进行斗争,用和平的方式夺华国锋的权,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因此,邓小平要尽可能避免与华国锋发生对抗性的竞争,他要能屈能伸,首先争取回到中央工作的机会。只要回到中央,一切就好办,因此邓小平向华国锋写了“效忠信”。

  1977年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该《决议》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今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今年5月3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样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完全官复原职,在党内的排名是第三位,排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后。虽然这次邓小平实现了官复原职,但他还没有掌握中央的大权。邓小平真正成为中国的掌舵人,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此时华国锋的权力还是高于邓小平一个台阶。

  当时发表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这次大会还根据华国锋的意见,把粉碎“四人帮”定义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全会公报写道:【决议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们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归功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74)

 

  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部门。在此之前,邓小平一直是主管党务、军务和外事部门,从未主管过教育部门。然而教育部门是所谓“文革的重灾区”,越是重灾区,就越容易做出重大的政绩。邓小平主管教育部门的第一个惊人举措,是立即废除工农兵大学生制度,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邓小平此话让众人一惊,因为在这次教育座谈会召开之前,教育部已经开过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会上决定今年的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工农兵大学生,已经成为定局。

  教育部决定今年的按照老办法招工农兵大学生,是在邓小平复出以前作出的决定。邓小平刚刚复出,立即大胆地废除教育部已经作出的决定,宣布今年就废除工农兵大学生,恢复文革前的招生办法。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会上决定当年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1977年12月,举行了1977年度的全国高考。这是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重大事件,邓小平在这件事上给全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影响,树立起他的威信。

 

  1977年8月中共提前举行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来这次大会应该在1978年举行,但根据华国锋的要求,提前到1977年举行。华国锋大概是害怕夜长梦多,他要趁早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把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党代会上确定下来。

  (75)

 

  “十一大”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参会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十一大”选出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4人,政治据常委5人,政治局委员23人。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常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

 

  当时的《大会公报》这样写道:【8月12日下午3时30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当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了大会,华主席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华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五十多年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

  华主席在报告中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主席指出:“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华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主席历时4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8月13日下午3时30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叶副主席首先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

  (76)

 

  代表们在讨论中,热情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赞扬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四人帮,挽救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功绩。大会于8月18日下午3时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同志宣布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当选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邓小平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十一大”是华国锋人生的最高潮。这次大会突出了华国锋的领袖地位,会场上并列悬挂毛泽东与华国锋的巨幅画像,大会代表们对华国锋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吹捧。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上,也采用在华国锋的名字之后“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的写法,几乎达到与毛泽东并肩的地步。大会的选举结果也对华国锋比较有利,拥戴华国锋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苏振华、陈永贵等人都进入了政治局,汪东兴还进入了政治局常委。

  但好景不长,一年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集团就基本上靠边站了。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一切职务。《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说:【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81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华国锋下台。《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转回来说1977年的“十一大”。华国锋在这次大会上宣布:“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胜利结束。”现在一般认为,文革以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所以文革是历时10年。

  这里华国锋宣称“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毛泽东于1966年发起文革之后,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说过“结束”文革的话。而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也没有宣布过文革结束。因此,中央一直没有对文革作出一个“结束”的正式结论。为此,华国锋在“十一大”宣告文革结束,只好把文革的时间计算到1977年,这样就有了“历时11年文化大革命”的说法。

  随着这场改天换地、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我们这个系列文章《破解文革毛泽东》的正文也结束了。不过后面还有几个“评解”和后记,将继续推出。

  评解之十一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

  (1)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个是从小历史的角度去看,旨在搞清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经过;另一种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旨在研究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以及产生的影响。

  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文革,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所谓“纵向”,就是沿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文革所发生的背景和所产生的影响;所谓“横向”,就是站在世界历史格局中,来看文革所发生的背景和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文革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事件,它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从“纵向”来看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华文明已经有五千年历史,但具有强烈中国特征的中国式“国体”,则是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年间建立的。中华传统国体的“特征”,表现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是秦始皇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软件则是汉武帝建立起来的“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后来这种儒家思想也被称之为“中华思想”。

  秦始皇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独裁体制,这个并不稀奇,外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中央集权的独裁国家。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相辅佐,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是难于维持长久的。“秦朝二世而亡”这件事本身也证明,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政治思想来辅佐,是难于维持长久的。

  孔子生于东周春秋末期。当时中国的国体,并不是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而是公元前11世纪左右西周初年著名政治家周公建立起来的分封制。周朝的周王是天下之主,把国土分为百余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具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也有独立的军队。但诸侯国要服从周王的号令,向周王缴纳一定的贡品,还有担负保卫周王的军事责任。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杀,周平王迁都后,各诸侯国开始不听周王的号令。虽说周王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虚名,但各个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争霸,天下大乱的时代到来了。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242年间,这段时间称为“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下大乱时期。据史书记载,在春秋242年间,发生大小战事480多起,平均每年发生2起战争,可谓战争连年不断。

  孔子就是诞生在这种战争连年不断的天下大乱时代。因此孔子和当时的人们一样,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停止战争,渴望和平。怎样才能停止战争呢?孔子首先思考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原因。孔子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人们“有野心”、“不安分”,做臣子的不安分,想篡夺国君之位,下级有野心,想要夺上级之权。这就是造成天下大乱、战争不断的“人性”方面的原因。

  (2)

 

  孔子的想法是有根据的,在他生活的春秋时期,有43名诸侯国的国君被臣下杀死,被下级官员杀死的上级官员,那就不计其数了。这些似乎都证明,孔子提出的“人性引发战争”学说,是有道理。为此,孔子也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应理论,就是所谓的“三纲五常”和“克己复礼”。

  所谓“三纲”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是一种社会规范。臣子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儿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孔子认为,如果人们都按照“三纲”的社会规范做事,那么天下就会太平,战争就会结束了。

  有人疑问说:“难道君主犯了错误,臣子也要无条件服从吗?”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孔子认为,假如臣子把君主“犯了错误”作为理由,把他杀掉或者罢黜,那么你今天杀了国君,篡了国君之位,明天就会有别人把你杀掉,夺掉你的位子,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这样一来,今天你篡位,明天他篡位,天下就永无宁日。所以臣子无条件地服从君主,从整体上来看,是有利于促进天下和平的。

  但人们总会有野心,有贪欲,要想让臣子放弃篡位的野心,就必须对人进行“思想改造”。孔子提出的思想改造方法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克制自己,一切符合“礼”的规范。所谓“礼”,就是“三纲五常”等社会规范。当然,这种思想改造并不容易,因此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克制自己的野心和贪欲,去符合“礼”的天理。

 

  孔子这一套儒家学说,确实对稳定社会有较大的作用。但孔子的学说也有较大的副作用,就是一旦人们放弃野心,失去贪欲,那么也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人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一切知足,不思发展,那么社会的发展也就停滞了。西方近代的大发展,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基础上,鼓励人们为了金钱、地位而奋斗拼搏。

  由于孔子学说有这个巨大的副作用,所以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学说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当时各个诸侯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展”,也就是“富国强兵”,否则就要被别的国家吞并掉。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学说流行,是因为法家学说是一种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学说,所以得到当时各国统治者的青睐。而儒家学说相反是阻碍富国强兵的学说,所以没有一个国家采纳孔子的儒家学说。

  然而到了西汉,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下已经统一,不再有被别国吞并的危险了。这时候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变成了稳定权力,而不是富国强兵了。因此,具有强大稳定社会作用的儒家学说,开始被统治集团青睐,把儒家学说捧为独一无二的思想。

  正因为采用了儒家学说,中国的封建王朝维持了两千年。但到了近代,在西洋列强的冲击下,儒家学说阻碍富国强兵的副作用开始明显暴露出来,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割地赔款,受尽屈辱。此时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呢?

  (3)

 

  此后,一股反孔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兴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人们公然打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等文人更是把儒家斥为“吃人”的学说。在这个大环境下,毛泽东也成为激进的反孔派。1919年7月,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在他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孔子为中心”、对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而今则到了一改旧观的时候了。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批孔”作为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早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毛泽东后来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掀起了批判孔子的高潮。从中国历史来看,在秦朝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是尊孔的。凡是反孔的王朝,一般都是短命的。比如秦始皇是完全否定孔子的,是彻底的法家,但秦始皇创建的秦王朝,在他死后就很快灭亡了。

  在至今未止的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来第一位持“反孔”态度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文革后建立的新政府,也是秦始皇的秦朝之后,第一个明确提倡“反孔”的国家政府。这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文革的一个显著特点。

  尽管“反孔”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但过去“反孔”的都是鲁迅等不掌权的文人。掌权的政治家,如袁世凯、蒋介石等,都是“尊孔”的。比如1934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发起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但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和质疑。张申府发表质问南京政府的文章《尊孔救得了中国吗?》,他在文中指出:“以国家祀孔的方式恢复民族自信也未尝不可,但从现在尊孔的动因来看,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

  鲁迅更是犀利地批判说:“诚然,每一个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他们要去,则是去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

  毛泽东建立一个“反孔”精神的政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特异的。如果追溯毛泽东“反孔”的动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对中国未来的设计。

  (4)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传统的“中华国体”,是由两个要素构成:硬件的“中央集权制”和软件的“孔子儒家思想”。用一句话简要地概括中华国体,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两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华国体”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经不起外族侵略。中国自从宋朝以来,对外战争是屡战屡败,对于汉族来说,更是经历过元朝和清朝的两次“亡国”。近代在西洋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再次差点亡国,沦为半殖民地。

  “中华国体”的第二个缺陷是“历史周期率”。所谓“周期率”,是旧王朝从清廉走向腐败,新王朝推翻旧王朝,新王朝再从清廉走向腐败,如此往复。中国两千来采用“中华国体”的王朝,都无法逃脱“历史周期率”的厄运。

  既然“中华国体”有这样重大的缺陷,当然很多人呼吁要对“中华国体”进行改革,而改革方案无非有三种。第一种方案是:改变硬件,不动软件,即用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分权制来代替中央集权制,保持孔子儒家思想。简单地说,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三权分立’的分权制”。

  第二种方案是:改变软件,不动硬件,即用新的政治思想来代替孔子儒家思想,保持中央集权制。简单地说,就是“由一群用新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第三种方案是:硬件、软件都改变。这种方案显然难度最大。

 

  中国第一次改变中华国体的尝试,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当时人们在西洋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面前,感到过去的“中华国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革命后的中国不能再走老路,必须抛弃中华国体“走新路”。当时人们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案:改变硬件,不动软件,也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西方式‘三权分立’的分权制”。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采用西洋式的“三权分立”分权体制。权力不再集中到中央政府,政府不像过去那样“一切说了算”,而是受到议会和最高法院的制约。国家领导人总统也不能“一手遮天”,权力要在议会和宪法的限制之下。

  (5)

 

  北洋政府的“三权分立”政体,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体,突破了“中央政府集权”的模式,可是北洋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是完全失败的。人们普遍感到,新政府还不如过去的大清王朝,谁说了也不算,什么事情也决定不下来。而且“三权分立”造成中央政府的弱体化,进一步引发群雄割据,内战不断。因此,北洋政府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退回到老路上,复辟过去的那一套。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推翻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国民政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政府是一种复辟。因为国民党政府退回到过去的“中央政府集权”模式,由国民党一党独裁。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继续用“孔子思想”来治国,退回和复辟到“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华国体。

  面对国民党政府复辟中华国体,国民党内部出现过一个以陈公博等人为代表的“改组派”,反对蒋介石搞复辟,提出要重新革命。后来蒋介石把这个“改组派”镇压下去了。

  既然国民党政府退回到传统的中华国体,那么也就无法避免中华国体的两个缺陷:“经不起外族侵略”和“周期率”。在日本侵略面前,国民党一退再退,再现中国历史上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

  同时,“周期率”在国民党政府里发展极快。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国民党就从孙中山创建的清廉革命党,蜕变为腐败横行的执政党。如果国民党不是那么腐败,也不至于那么快亡国。因此,国民党的这次“复辟”中华国体,也是失败的。

 

  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毛泽东眼前有两个失败的历史经验:北洋政府“改革”的失败,国民党政府“复辟”的失败。那么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怎么设计新中国呢?

  鉴于北洋政府的失败,第一种“改变硬件,不动软件”方案,大家都感到风险太大。因为北洋政府正是学西方搞“三权分立”的分权制,犯了大错误,栽了大跟头。所以学西方搞“三权分立”的风险极大,谁能保证毛泽东他们当时搞“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就会比北洋政府搞得更好呢?

  现在有人批评说:毛泽东在建国时,应该学西方搞议会制。但这些人忘了,北洋政府就是学西方搞议会制,而犯了大错误,栽了大跟头。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样惨痛的经验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6)

 

  刘少奇为代表的不少高官认为,新中国还是应该学国民党搞“复辟”,继续走中华国体的老路,这样风险最小,最为稳妥。这是因为1949年时的国际环境,与1927年时有了极大的变化。在新中国建立之时,西洋列强的武力侵略危险基本消失,各个殖民地纷纷独立,中国面临外族入侵的危险性不大。

  至于“历史周期率”问题,刘少奇等人认为,只要控制得好,就不会出大问题。即使出问题,那也是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眼下这几十年还是可以保证稳定的,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几十年大官,坐享出生入死打下来的江山。

  而毛泽东却不愿意这么安安稳稳地坐江山,他要冒险为中国开创一条新路,试图让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继续革命”。

  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刘少奇主张走老路,也就是继续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孔子的思想。刘少奇认为这样最为稳妥,而且大家都可以太太平平地坐享江山,何乐而不为呢?刘少奇等人“走老路”的主张,被毛泽东批评为“复辟倒退”,毛泽东坚持要“走新路”,要“继续革命”,这就导致文革的爆发。

 

  毛泽东搞文革的根本着眼点,是试图跳出“中华国体”的老框框,走一条新路。既然北洋政府搞“改变硬件,不动软件”的第一种方案失败,毛泽东就选择了“改变软件,不动硬件”的第二种方案,也就是“由一群用新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毛泽东认为,“中华国体”总是跳不出“历史周期率”,是因为运行中央集权体制的人,一直是一批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毛泽东看来,只要改变人们的政治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代替“孔子思想”,由一批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体制,就不会出现贪污腐败,就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就着眼于“思想革命”,不仅要树立人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要彻底批判和抛弃孔子的思想。毛泽东旨在培养一批与孔子思想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新人,由他们来运行中央集权体制,就能使中国告别“历史周期率”,跨入新的时代。

  (7)

 

  有人评价文革,说文革给很多人造成伤害,死了不少人,因此作结论说“文革不应该搞”。这是典型地从小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同的。

  比如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这件事,秦始皇发动这场统一战争,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如果从“对人造成伤害”的角度去评判,那么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肯定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中国还是保持分裂状态好。所以,这种从“对人造成伤害”的小历史角度,去评判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件大事,其“局限性”和“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评判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因为它已经是久远的历史,所以能够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千年后人们评论文革,肯定也会像我们今天评判秦始皇一样,可以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应该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和评判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从“纵向”看是起因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华国体”,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横向”看是起因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路线和体制,遭到人们的质疑。这里先从“纵向”看。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国体”的黄金时代是唐朝,到了宋朝,“中华国体”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中国也因此走向衰落。有人因此提出:如果中国从宋朝就改革“中华国体”,中国的发展就可能不会落后于欧洲。其实,有人已经在北宋时就提出要变法改革了,他就是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

  1068年,王安石在宋神宗赵顼支持下,面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问题,发起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运动。必然地,王安石的变法遭到大部分高官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场变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向皇帝告状王安石,罪名是“侵官、生事、致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指责王安石“瞎折腾”,要求废弃王安石的新法,恢复旧制。结果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于是司马光向皇帝辞职,回老家撰写《资治通鉴》去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不怕得罪人,继续坚持搞变法改革。

  可是1086年宋神宗逝世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回朝执政,全部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一切回归过去的旧法。一切回到过去,不再“瞎折腾”了,高官们大为满意,但这样并不能挽救大宋王朝的命运。1126年,也就王安石变法失败后40年,北宋王朝灭亡。

 

  (8)

 

  所谓“变法”,是指由国家领导者主动发起的、至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它与自下而上的“革命”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变法:先秦的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1966年这次文革,可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变法”。

  先秦的商鞅变法和清末的戊戌变法,是国家面临存亡的关键时刻,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北宋王安石变法,则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环境下,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因此王安石被一些人斥为“瞎折腾”。但在近代,人们开始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梁启超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王安石变法是在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现代史学家黄仁宇也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所谓的“新法”,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北宋时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900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时的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慧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文革时期,王安石变法被高度赞扬,这也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与文革有相当类似之处。他们不是等到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才开始搞变法,找出路,而是在国家尚处于比较良好的情况时,居安思危,提前搞改革。这种未雨绸缪的大手笔,在当时是不容易被人理解的,往往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改革者的高瞻远瞩。在北宋的时候,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不过是“瞎折腾”胡闹,而今天人们却对王安石变法予以高度的评价。或许人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也会有同样的命运。

 

  (9)

 

  中华国体能延续两千年,肯定是有很多优点,否则不可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挨打,丧权辱国,人们不得不认为曾经辉煌过的“中华国体”,已经过时了,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人们不得不开始找新的出路。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尝试照搬西方议会体制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再次回到中国传统的旧体制。毛泽东率领中共推翻蒋介石政权,成立新中国。不过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私有制改成公有制,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与旧中国依然差不多。1974年毛泽东对外宾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对新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担心它走上“历史周期率”的老路上,他多次说过:“我们不当李自成。”毛泽东用来防止中国回头“走老路”的措施,就是对人民进行广泛普及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毛泽东认为,只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代替孔子思想,培养一批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铲除人们心目中孔子思想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铲除中国“走老路”的思想根源。

  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后,大张旗鼓地大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是教育的结果却是差强人意的。建国17年来,虽然孔子不再被当作“圣人先师”被人们顶礼膜拜,但孔子思想还是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共产主义教育的效果不大。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刘少奇把持的文化教育界,不重视宣传马克思、列宁思想,而是继续宣传“封、资、修”的黑货,所以称之为“17年教育黑线”。毛泽东认为,新中国17年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效果不大,就是因为刘少奇“教育黑线”的干扰。所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铲除刘少奇的“教育黑线”,改革教育体制,重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建国时,应该学习西方搞民主议会体制。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当时的时代局限性。第一个局限性是中共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不得不学苏联经验;第二个局限性是过去北洋政府搞民主体制失败的经验,不得不让人谨慎。

 

  (10)

 

  其实蒋介石也一直反对搞民主体制,就是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也一直坚持独裁体制,这点也应该是来自过去北洋政府失败的经验教训。

  现在人们批评北洋政府“软弱”,导致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其实北洋政府的“软弱”,正是民主体制下中央政府的特征。西方民主体制的特征是“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中央政府都是比较软弱的,因为这样称之为民主政府。如果中央政府十分强悍,那就是独裁政府了。

  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为什么没有导致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呢?这是因为这些搞民主体制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都信仰基督教,这些国家是靠基督教来凝聚人心。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非基督教国家只有日本比较成功,而日本有神道教,有天皇来凝聚人心,所以他们搞地方自治也不至于出现国家分裂。

  中国人没有宗教来凝聚人心,就像孙中山说的那样“一盘散沙”,过去中国都是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凝聚人心的。一旦中央政府软弱,很快就会出现地方割据,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分裂。因此,中国学西方搞民主体制,建立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悲剧性的。北洋政府搞民主体制试验失败,也用事实证明中国照搬西方民主体制的危险性。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人,正是看到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所以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

  毛泽东不搞民主体制的第三个局限性,是来自中共本身。民主选举是一种“文斗”,政治家靠“三寸不烂之舌”的口才来竞选,这对于“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当然比较有利,而文化程度低的大老粗工农兵,在竞选中基本上没什么在当选的指望。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本身是一个大老粗的工农兵集团,他们长于搞“武斗”,而不善于搞“文斗”,事实上中共也是靠“武斗”上台掌权。如果当时中国搞选举制,毛泽东等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高官能当选,而中共大部分的工农兵干部,大老粗干部,口才都非常差。彭德怀这样的粗人,说不过就要骂娘;许世友这样的粗人,说不过就要动枪。让他们去跟知识分子竞选,肯定输得一败涂地。

  因此,毛泽东如果在当时的新中国搞民选制,就等于是让工农兵大老粗组成的中共集团,把他们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拱手让给知识分子们。这些大老粗们能答应吗?

  出于上述三个局限性,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不搞民选制,不仅是有道理的,也是历史不允许的。

  (11)

 

  再从国际形势来看产生文革的背景。从18世纪开始,欧洲出现殖民主义,各列强国仗着“船坚炮利”优势,武力侵略海外的弱小国家,抢占殖民地。到20世纪初,世界已经基本被欧美列强瓜分完毕,唯一剩下一块“大肥肉”就是中国。看看1921年的世界地图,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亚洲,那时只有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其他国家全部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在这样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当时中国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亡国灭种”,已经到了被欧美列强瓜分的亡国边缘。所以那时中国人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救中国”,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救亡”。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的演讲说:【诸君:我们大家是中国的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进步,在各国之先。当中国顶强盛的时代,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的时代,我们的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中国人的。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列强,对于中国都有瓜分中国的念头,也就是近来各国有共管中国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从前顶强的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

  这就是中国我们近几百年来文明退步,政治堕落,变成现在不得了的局面。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样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可以有的救。不然,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位。】

 

  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只有尽快自强,实现“富国强兵”,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们都在谈论“富国强兵”之道。第一种富国强兵之道,是清廷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道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保留中华国体,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兵工厂,购置新式武器,新式军舰。洋务派从1860年左右开始推行以“中体西用”为主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但1895年甲午战争中,作为洋务运动最大成果的北洋水师,居然在刚刚兴起的日本海军面前全军覆没。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不得不割地赔款的屈辱事实,使人们意识到“中体西用”的道路不能“救中国”,也意识到传统的中华国体是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巨大障碍,必须变法,改革中华国体。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无奈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12)

 

  “中体西用”的道路走不通,康有为等人提出大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变法维新”道路。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等“新党”开始推行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新政”,试图对“中华国体”进行全面的改革。然而这样的改革,触犯到大量高官的利益,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旧党”的强烈反对,戊戌变法只搞了一百天就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的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廷再次大败,不仅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还承认外国军队在首都北京有驻军权。这次大败,清廷再也没有理由不改革了,于是在1902年重新开始搞“新政”,并声称在不久的将来实施“君主立宪”体制。可是清廷的实权还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他们对改革没有诚意,一拖再拖,终于引发辛亥革命,清廷垮台。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国民国政府,采用了西方式的议会共和国体,有总统,有议会,都是选举产生。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1912年中华民国所采用的国体也是很“先进”的。当时人们以为中国采用这种“先进”的国体,一定会很快富强起来。但事实却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中国民国不仅没有富强起来,反而陷入地方割据,全国内战的内乱,甚至比清王朝时代还要贫弱。

  这时人们对中国采用的议会共和制,及所谓的“民主体制”,开始失望了,人们又开始探索新的政治思想和体制来“救中国”,于是各种西方政治思想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人们热烈讨论这些“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不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欢迎,当时中国人思想的主流还是倾向于西方的“民主体制”。但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情况。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对德、奥宣战,并向欧洲派出10万劳工,做战地后勤支援。德国投降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本应接受德国在中国占据的胶东半岛。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无理地把胶东半岛转交给日本,这是对中国露骨的欺辱,引发中国人民的义愤,爆发“五四”运动,各地人民抗议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1918年11月11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

  (13)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可是消息传来,巴黎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巴黎和会根本不加考虑。4月中旬由《和平条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公理?”】

 

  巴黎和会使中国人对西方的“民主体制”大大失望了,很多人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向苏联学习,“走苏俄的道路”。因此,中国走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其实当时中国人是相当迷信西方的,如果没有他们在巴黎和会上露骨地欺压中国,中国未必会走上苏俄的道路。

  不过很多中国人对“走苏俄的路”,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论什么“主义”,只要能够“救中国”就是好主义。所以当时很多人拥护共产党,并不一定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救中国”,可以让中国人“站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的这个宣告,意味着“救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亡国灭种”危机,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时候,抱着“救中国”的实用思想加入中共的党员,就与毛泽东这样虔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员,发生分歧了。他们认为既然“救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就不一定非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走下去,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地修改和修正中国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远因,就是因为中共有一批党员,不是出于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实用的“救中国”目的入党的。因此,他们不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旦走社会主义道路遇到什么挫折曲折,就想到修正,就想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去走别的道路。

  如果毛泽东也是持灵活应变的修正主义态度,事情就简单了。可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偏偏非常固执,非常较真,一点也灵活不得。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文革的爆发。

  (14)

 

  毛泽东对“救中国”的看法,又有更深入的一层。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第一种可能是被外国强行瓜分而导致亡国,第二种可能则是因为“历史周期率”,因为自己内部的贪污腐败而导致亡国。毛泽东领导中共建立起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新中国,使中国不再有被外国入侵而导致亡国的危险,在对外方面完成了“救中国”的任务。

  但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是战胜了外部的敌人。而战胜了外部的敌人,并不等于战胜内部的敌人,今后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来自贪污腐败的蜕化变质分子。这个更深一层的“救中国”任务,就是使中国摆脱“历史周期率”。

  为什么两千年来,中国总是走不出“历史周期率”呢?毛泽东认为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是造成中国“历史周期率”的思想根源,只有“反孔”,才能使中国走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敢于提出“反孔”,是要有相当胆魄的。因为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凡是“反孔”的人都被认为是历史的罪人。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就被文人们骂为“暴君”,成为历史罪人的典型。

  其实孔子的学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并不走红,被认为是迂腐无用的东西。直到500年后,孔子的思想才开始被人们理解,孔子也被捧得越来越高,成为中国上独一无二的“圣人”。过去中国各地都建有大大小小奉祀孔子的孔庙,每年举行奉祀奠礼,由当地的行政长官亲自主祭。在首都北京也建有孔庙,规模仅次于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的孔庙。清朝时每年举行一次皇帝亲自参加的祭孔大典,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也照旧每年举行祭孔大典;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中国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国民党在南京继续举行祭孔大典;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也依旧在台湾每年举行祭孔大典,并且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制定台湾的“教师节”。

  孔子自从西汉后的两千年来,在中国享尽人间烟火,可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子突然被冷落了,祭孔活动被取消,孔庙也被废置或改为其他用途,到文革时,更出现史无前例的砸孔庙。1966年11月,红卫兵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然后就开始砸孔庙。孔子像被捣烂,一些古画古书被当场烧毁,还砸毁了不少石碑等各种文物,甚至还把孔林内许多孔氏后代的坟墓刨平。

  (15)

 

  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在遭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事隔两千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遇厄运。对此毛泽东说:【我准备在历史上担骂名。文人杜撰一个孟姜女,秦始皇就被骂了两千年。无非骂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72个儒,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

  文人郭沫若曾经撰文《十批判书》大骂秦始皇,于是毛泽东写给郭沫若一首七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搞“批孔反孔”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应由后人来评判,我们现在评判为时过早。但不管怎么说,孔子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是继承?还是抛弃?是将来政治家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们今后面临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设“物质文明”,即实现富国强兵;二是建设“精神文明”,即治理贪污腐败。孔子的“仁”、“礼”那一套政治思想,对建设“物质文明”,即实现富国强兵一点儿作用也没有,这是谁都承认的。那么孔子思想对建设“精神文明”,对治理贪污腐败起作用吗?

  谁都知道,中国的贪污腐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老传统、老毛病了。两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尊奉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学说,但历朝历代都解决不了贪污腐败的问题。令人寻味的是:“反孔”的毛泽东时代,贪污腐败的问题却很少。当然我们不能说,“反孔”有助于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但可以结论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对于治理贪污腐败是没有作用的。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彻底否定孔子思想,因为它对我们未来的任务一点作用也不起。毛泽东说:【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孔子的一部分思想和学说还是有价值的,但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早在民国年间,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就提出“新儒家”,主张重新建立一种经过改良的儒家思想。现在“新儒家”有相当的市场和支持者,他们用现代的观点和思想来诠释孔子思想,形成一股风潮。

  中国今后是尊孔还是批孔,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未来的中国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16)

 

  中华文明在北宋时到达顶点,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在北宋以前完成的,北宋以后就再无发明。现在不少学者说在北宋时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惜北宋王朝信奉“独尊儒术”,不允许其他新思想的出现,遏制了中国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思潮,被称为“百家争鸣”时代。可惜西汉“独尊儒术”之后,不允许儒学以外的新思想出现,以至于两千多年来,偌大的中华大地,只有儒家一种思想、一种学说,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必然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思想障碍。

  欧洲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各种思想学说源源不断地产生,推动欧洲进入一个新时代。英国人托马斯写了《乌托邦》一书,被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此后社会主义思潮出现各种不同的流派,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流派。

  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的。16世纪以后,西欧国家的新生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美国、法国为代表的采用民主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打倒了旧社会的王公贵族,建立了万民“身份平等”的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解决了人民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平等问题,但仍未能解决人类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在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初始阶段中,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十分严重。有些人辛勤劳动,所得报酬却非常少,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寒生活;而另一些人却不劳而获、靠欺诈和投机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做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十足的奴隶。大多数商店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女孩子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19小时到22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9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

  (17)

 

  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在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背景下产生的。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流派,它们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名义上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但悬殊的贫富差距又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造成人类社会各种不平等的最大根源,就在于财产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提出要限制和消灭私有制。

  19世纪中期,西方学者中展开了一场“为人类寻找一种公平、完美、道德的理想社会体制”的大讨论,这时马克思的学说脱颖而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暴力革命论、(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的崭新思想很快就横扫全球,19世纪末期成立了全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共产国际”组织,并规定5月1日为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国际歌》为全世界劳动者的圣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一种究极公正和人道的最高理想社会,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和共产主义运动,试图使“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高的理想社会变为现实。

  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次大战之后,世界上出现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当时除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之外,亚洲有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国,美洲有古巴,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

  但这个好景并不长,1991年苏联的解体,宣告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也宣告这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如果探讨这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不能不说毛泽东有先见之明。1960年代中苏两国发生关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争执,中方发表了《九评》,批评苏联领导集体搞修正主义,也就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三和”路线,即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针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暴力革命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摆脱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才能获得解放。”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夺权,建立起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夺权,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

  (18)

 

  赫鲁晓夫对此解释说:【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在那个时期是正确的,而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基础,因此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平共处,要么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

  赫鲁晓夫提出“三和”路线,是认为在出现原子弹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就意味着双方都毁灭,所以不能打仗了,要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1957年苏联举行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会上,毛泽东公开提出反对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的暴力革命论。

  据赫鲁晓夫回忆说:【八十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核战争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

  具体谈到中国时,毛泽东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

  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泽东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

  有一次在游泳池旁,毛泽东又挑起这个话题,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来算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吧。我搞了个计算,算出的结果是:中国拥有将近7亿人口,所以它可以组建多少个陆军师。苏联拥有2亿人口,它能够组建多少个师。”

  是的,军队有兵员定额,毛泽东的计算大致是正确的。他用常规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多少人去当兵,然后又计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能够组建多少个师。他说:“瞧,力量对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怕什么?”

  (19)

 

  这番议论很符合毛泽东1957年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那个观点,毛泽东不是把“和平共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准备战争”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准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我们的敌人,无论战争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您计算出的数据,人们都知道。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只有当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人们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诸如标枪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战时,算术学统计结果才是合理的。从前就是这样,谁的棍棒多,谁就占上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同了,战胜者不再是拥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拥有良好军事工业和能够充分供给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一枚导弹可歼灭几个师,可见师的数量多寡。现在不再是实力的标志。说句粗话,那不过是一堆炮灰。”

  毛泽东说:“不,我还是认为您错了。在力量对比上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数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发表了他的观点,我发表了我的观点。

  毛泽东还谈及另一个问题。当时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发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声明的主旨是:“警告帝国主义阵营,如果他们侵犯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会保持中立,而是将动用我国军队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手段,给侵略者以还击。”

  毛泽东指着这个声明说:“这个声明是错误的。”

  我问他:“为什么?”

  毛泽东说:“不对,这不对头。”于是毛泽东开始展开地谈他的观点,其观点可归纳如下:“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你们不要卷入战争。我们将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我们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如果敌人硬要跟我们打,他们绝没有好下场。我们自己应付得了,我们一定打败他们,没有一个国家能战胜我们。日本人跟中国打了好多年仗,他们的侵略下场如何呢?敌人会破坏我们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还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前发展,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中国打败了敌人,将在你们的援助下恢复自己的经济。因此,根本不要让苏联去冒与资本主义阵营打仗的危险。”

  (20)

 

  瞧他就是这样偷梁换柱的:倒好像中国为了确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生存,而甘愿牺牲自己。我说:“如果我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让每个国家自力更生,那么敌人就会把我们各个击败。这种立场是鼓励侵略,而不是遏制侵略。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上恪守这个声明。”

  后来,我曾反复琢磨,毛泽东的那些观点有什么依据呢?我不知道该如何给这种观点和议论下评语,我很奇怪毛泽东怎么可能这样思考,我无法给自己找出答案。如果他自己认为他那些关于军事策略的论断是合理的,那么就很难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会如此思考,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一直不清楚:“这到底是思维力缺欠还是挑衅?”然而这样一场谈话的确是进行了,而且我完全保证我准确地转述了毛泽东的讲话和我的回答,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断章取义。】

 

  不但赫鲁晓夫不理解,就是当时的很多人也不理解。可是时间过去50多年之后,在苏联这个国家解体之后,毛泽东上述令人不解的话,就开始变得可以理解了。如果站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这也是毛泽东的立场,那么今天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完全失败了。

  第一、赫鲁晓夫提倡的“和平共处”,并没有实现。美苏始终处于冷战状态,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也是半冷战的关系,谈不上“和平共处”,只能说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战争而已。

  按照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战争和暴力胜资本主义。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拼着死几亿人,与资本主义国家来一场核大战,用这样的暴力来战胜资本主义。当然不少人可能会批评毛泽东的观点“残酷”,不过毛泽东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就是主张暴力革命论,既然是暴力革命,那肯定免不了死人。至于可以死多少人,马克思并没有说,所以毛泽东提出打“核大战”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另外,赫鲁晓夫发表声明:声称苏联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一旦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侵略时,苏联将参战,而不会中立。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这个声明是“错误”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观点。几年之后美国入侵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时,苏联并没有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苏军并没有出兵越南参战。

  (21)

 

  毛泽东看出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胆怯,他们提出“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不敢打仗,又怎么敢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呢?赫鲁晓夫的“声明”只是用来吓唬人的,真的打起来,苏联是不敢出兵的。

  越南战争中苏联的表现,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美国侵犯越南时,苏联没有卷入战争,而是让越南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敌人会破坏越南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此,苏联不必去冒险与美国打仗。

 

  第二、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而苏联在“和平竞赛”中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和平竞赛”中苏联将输给美国,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而社会主义制度注重“公平”,而不注重“效率”。

  发展经济的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社会主义在“效率”方面的先天缺陷,必然在发展经济的“和平竞赛”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是不可能赛赢资本主义的。所以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苏联是必然失败的。

  但社会主义制度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在发展军事方面。因为搞军事是不讲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很快在军事上取得大发展,在军事上胜过资本主义。事实上,苏联、中国、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很快把自己建成军事强国。而且苏联最大的优势也是在军事方面,军事力量发展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而在民用生产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就很大。

  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经济竞争中,没有一个胜过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在战争这种军事竞争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社会主义一方获胜。因此,如果苏联与美国搞经济竞赛,比必输无疑;但如果来一个军事竞赛,倒不一定谁赢谁输了。毛泽东始终主张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军事竞赛,也就是“准备打仗”,这就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

 

  第三、赫鲁晓夫针提出“和平过渡”,也就是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和平过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主要动机,也是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

  (21)

 

  毛泽东看出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胆怯,他们提出“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不敢打仗,又怎么敢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呢?赫鲁晓夫的“声明”只是用来吓唬人的,真的打起来,苏联是不敢出兵的。

  越南战争中苏联的表现,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美国侵犯越南时,苏联没有卷入战争,而是让越南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敌人会破坏越南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此,苏联不必去冒险与美国打仗。

 

  第二、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而苏联在“和平竞赛”中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和平竞赛”中苏联将输给美国,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而社会主义制度注重“公平”,而不注重“效率”。

  发展经济的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社会主义在“效率”方面的先天缺陷,必然在发展经济的“和平竞赛”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是不可能赛赢资本主义的。所以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苏联是必然失败的。

  但社会主义制度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在发展军事方面。因为搞军事是不讲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很快在军事上取得大发展,在军事上胜过资本主义。事实上,苏联、中国、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很快把自己建成军事强国。而且苏联最大的优势也是在军事方面,军事力量发展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而在民用生产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就很大。

  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经济竞争中,没有一个胜过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在战争这种军事竞争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社会主义一方获胜。因此,如果苏联与美国搞经济竞赛,比必输无疑;但如果来一个军事竞赛,倒不一定谁赢谁输了。毛泽东始终主张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军事竞赛,也就是“准备打仗”,这就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

 

  第三、赫鲁晓夫针提出“和平过渡”,也就是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和平过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主要动机,也是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

  (22)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马克思参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也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进化顺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根据马克思的“阶级论”,除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外,其他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既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就必然存在阶级斗争,因此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压制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保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阶级斗争的,因此才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苏联的赫鲁晓夫等人提出一种修正马克思理论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

  因为根据马克思理论“无产阶级”的定义是:不拥有生产资料,单纯靠出卖劳动力获取收入的劳动者。所谓“生产资料”,指的是土地、厂房、机器等从事生产的资源、设备等。资本家拥有厂房、机器等,所以资本家是有产阶级;农民拥有土地,所以农民不算无产阶级,而算是有产阶级。

  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理论上每个人都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每个人都是股东,都是老板,这样每个人都变成有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同时,消灭私有制之后,资本家不存在了,所以资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存在了,当然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主要论点。进一步引申,既然阶级斗争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必要了。

  针对苏共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于1964年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其中《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该文说: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23)

 

  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在政治方面,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24)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25)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和平演变”。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26)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里之所以长篇引用1964年发表的《九评苏共公开信》,是因为它在事先说明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一部分动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赫鲁晓夫集团上台,他们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背叛,这就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中国也存在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如果这样的人上台,中国就会像苏联一样“变修”。而毛泽东再进一步认为,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要把刘少奇拿掉,“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苏联变修,是认为苏联的领导集团已经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集团。因此毛泽东提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就是为了防止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重蹈苏联的覆辙。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极为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看到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一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搞一套不符合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中国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再现。在1964年中共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就发起了文革,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由苏联的现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变成了现实。所以毛泽东急忙发起文革,要抢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上台之前,抢在自己的身体尚可的时候,铲除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最后毛泽东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重要动机之一,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可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最后无奈让华国锋接班。但没想到却是华国锋,终结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吧。

  (27)

 

  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初的意图旨在防止中国走苏联的道路,也就是“反修防修”。在文革初期到林彪事件前的这段时间,毛泽东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把批判刘少奇与批判苏联结合起来,批判的重点是“修正主义”。但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批判的重点变了,他从林彪事件中,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还不是“反修防修”,而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过于根深蒂固。

  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并不是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批判毛泽东,而是用儒家思想来批判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等等,这些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孔子的东西。此后,毛泽东把批判林彪,与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即所谓“批评批孔”。

  进一步,毛泽东不再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论,用阶级斗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把中国历史解释为“儒家与法家”的斗争,声称中国历史是一部“儒法斗争史”。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论,不管儒家与法家,他们都是地主阶级,并无本质区别。文革前中共把中国历史解释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比如作为文革导火线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的是清官海瑞与贪官徐阶的斗争。对于作者吴晗对海瑞的歌颂,1965年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批评吴晗说:【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吴晗同志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

  如果按照“儒法斗争史”来解释海瑞与徐阶的斗争,谁是儒家?谁是法家呢?因此,把中国历史理解为“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是两种差异很大的观点。毛泽东晚年之所以改变宣传口径,用“儒法斗争史”代替“阶级斗争史”,大概是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太强大,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讲问题,中国的老百姓理解不了;而用中国传统的“儒法斗争”观点讲问题,老百姓就容易理解了。

 

  毛泽东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最大的难题是农民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美国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规模个人经营的自耕农式小农经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事“工业化”的农业产生;农民也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工人。所以马克思设想在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农民问题。

  (28)

 

  可是中国完全不同,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从事小规模个人经营的自耕农,因此怎样农民问题,是中共搞社会主义最大、最棘手的问题。马克思没有想过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一步跨入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对解决农民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和设想。这样一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要靠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理论和设想。

 

  由于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历史上中国农业一直没有出现过集团经营、规模经营的概念。旧社会虽说有些大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但大地主还是把土地分散租给一家一户的农户个人耕种,并不像西方农场主那样搞集约化经营。因此,中国农民历史上就没有“合作经营”的思想,这是在中国搞农业合作化遇到的一个思想概念上的阻力。

  长久以来,中国贫苦农民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受到地主的盘剥之苦,所以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1905年,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时,就提出了农民问题。同盟会制定的奋斗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大会,会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且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当时中国的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据当时的国民党农民部估计,地主富农仅占农村人口的15%,却占有多达80%的土地。这种土地不平均现象,引发中国农民的强烈不满,也是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驱动力。

  孙中山虽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因为当时不少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当然反对触犯他们利益的“平均地权”土地改革。真正在中国开始搞土地改革的,是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时期进行的“土地革命”。1928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农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也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全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平分给广大贫下中农,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却有人说:毛泽东依靠农民打江山,上台后又剥夺农民,用户籍制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这种说法真是冤枉了毛泽东。

  因为农民无偿分到土地之后,就必须承担种地的义务。这个道理很简单,国家分给你土地之后,你就必须种地,也就是你得到国家分给你的土地之后,你就必须当农民。如果你分到土地不耕种,让土地荒芜,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分到土地,自己不种,租给别人种,那就和地主一样,是剥削了,也是不行的。所以农民分到土地之后,就必须耕种,也就是必须当农民。

  (29)

 

  农民白白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得益”;然而人们在“得益”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就是种地。“耕者有其田”和“强制种地”是相生相成的,这样一来,就必然需要强制性的农业户籍,把农民“绑”在土地上。

  当时中国政府按照是否拥有土地,把人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持“农业户口”的人拥有土地,也必须承担种地的义务;“非农业户口”的人不拥有土地,想种地也没有土地可种。直至今日,中国仍保留“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类户籍。

  1951年中国大陆实施“平均地权”的分田到户之后,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起到了促进生产和消灭贫困的作用。然而分田单干的模式,在短时间内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它也有很大的缺陷,难于长久地实施。分田单干的模式主要有三个重大缺陷: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不公平。因为分田是按照人口来分的,在当时是公平的,可是长久下去就不公平了。比如甲户有7口人,分得7亩地;乙户有2口人,分得2亩地,这在当时是公平的。可是20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甲户由7口人变成2口人,但他们仍占有7亩地;乙户由2口人变成7口人,但他们也还是只有2亩地。这样一来,甲户2口人种7亩地,变成富农;而乙户7口人种2亩地,就变成了贫农。这是明显的不公平。

  怎样改变这种不公平呢?虽说理论上可以采用10年或20年后,根据人口情况重新再分一次地,但实际上实施起来很困难。所以中国目前农村的分田情况,直到现在还是维持1978年时的人口情况分田到户的状态,再没有改动过。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二,是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不公平。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肯定要有一些农民进入城市当工人。那么这些农民离开农村之后,他们分得的土地怎么处理呢?第一种是转交给自己的亲戚耕种,这样他们的亲戚就额外得到一份土地,耕地多于其他没有进城的农民,这是不公平;第二种是租给别人耕种,这样就类似于过去地主靠出租土地的使用权,不劳而获,更不公平。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三,是结构性的贫困。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亩左右,按照1亩地收获1000斤粮食,每斤粮食2元计算,那么一个农民靠2亩地种粮食,不管怎么折腾,一年的收获量也就是2000斤粮食,这样他的年收入最多也就是4000元,平均月收只有340元左右,自然是非常贫困的。

  有人也许会说:农民可以改种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产品。这对于个别的农户来说,是可以实现的,但对于整体的农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种菜的农民,他也必须要买粮食吃。如果全国的农民都种菜,没人种粮食,大家去哪里买粮食呢?所以大部分农民必须种粮食,才能保证全国人民有饭吃。

  (30)

 

  怎样解决上述分田单干的缺陷呢?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集体化。搞集体化之后,分田单干的各种不公平会自然消失,这对于注重“公平”的毛泽东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搞集体化,还可能解决分田单干的结构性贫困。因为搞集体化,可以一部分人种地,另一部分人从事副业或工业。这样农民的收入,就不仅仅是种田的收入,还有从事副业和工业的收入,那么收入就有可能大大增加。

  而单干的个体农民,不可能有资本去搞副业和工业,只有集体化才可能集资去搞副业和工业。因此,单干的农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种地,当然这是不可能致富的;另一条是出卖劳动力,进城打工,这成为单干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

  不过进城打工,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不值钱,只有青壮劳动力才能到城里找到工作。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留下老弱病残在农村种地,势必影响农业生产。

  第二个问题是新中国建立的体制,是建立在工人在城市做工,农民在农村种地的“工农分工”前提下,城市的各种体制都是按照“工农分工”的原则设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就打破了“工农分工”的布局,出现一种新职业“农民工”。“农民工”到底属于农民,还是工人?身份说不清楚。

  过去城市的各种制度,都是为纯粹的工人设计的,这些身份不明的“农民工”进城后,当然无法得到纯粹工人的待遇,无法得到所谓的“市民权”,这势必让进城的农民工感到自己受到歧视。因此,有人提议: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平等地进城来工作。

  这种想法或许是好意,但是把事实完全搞错了。事实上,农业户口不是歧视农民,反而是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其实最反对取消农业户口的,不是别人,正是农民本身。

  有些人对此不解,因为他们听到一些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对农业户籍制非常不满,就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农民都希望取消农业户口。其实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毕竟是少数,他们代表不了大多数在农村生活的农民。

  在城市生活的农民,都是农民的佼佼者,所以才能在城市里找到像样的工作,能在城里定居下去,甚至发家致富。这些佼佼者农民,在城市里生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希望长久在城市里生活下去,自然抱怨他们不能与城市的市民“平等”,因此呼吁取消户籍制度。

  (31)

 

  在毛泽东时代,政府保证市民有工作、有住房等,所以人们都想当市民。现在政府已经不再保证市民的工作,不再保证市民的住房,所以市民权的意义就小得多了。一个市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话,还不如农民,因为农民毕竟还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市民则什么都没有。

  对于大部分不是那么佼佼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给他们一个平等的市民权,也是废纸一张。因为大部分不太佼佼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定居下去,顶多是趁年轻力壮的时候,在城里干苦力挣点钱,一旦年老力衰,或者得病,就不会有人再雇他们,他们只好回到农村去。现在他们有农业户口,有土地,打工不行还可以回去种地。如果取消农业户口,取消他们的土地,这些人就连退路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大部分不太佼佼的农民来说,给他们一个市民户口,而不保证他有工作,还不如农民户口。因为农业户口与土地是挂钩的,每一个农业户口,都分有一份土地的使用权,这份土地上的物产都归农业户口者个人所有。而非农业户口就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当然也得不到土地上的物产,收入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力。

  如果取消户籍制,取消农业户口,都改成非农业户口,就等于取消了农民们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全部收回国家,农民变成没有土地使用权的农业工人。这样一来,农民们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宁愿要农业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种生活的保障。如果要取消农业户口,就要保证农民有工作,否则大部分农民是不会赞成取消农业户口的。

 

  现在的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要想解决的话,难度是极大的。至今为止,中国政府想了很多对策来解决农民问题,也确实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今年的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这说明“三农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依然面临着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局面。

  其实“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模式,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现代化”问题。毛泽东曾提出用“集体化”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现代化”的思路,但毛泽东之后,这种思路不太被看好;另一种“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是美国式的把农业“工业化”,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但这种思路实施起来,难度也极大。

  (32)

 

  美国式模式,必须取消目前的农业户口,取消每个农民都有的一份土地使用权。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不妨假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农业公司,向1000个农民租用土地使用权,租得1000亩土地。该农业公司雇用农业工人,在这1000亩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耕种。但等到收获之后,该农业公司就要向那1000个农民缴纳“地租”,因为农民是不可能让你无偿使用他的土地。农业公司要向1000个“地主”交租,它就必须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才有可能获利;种植经济价值较低的粮食,是不可能获利的。

  现在少数地方在给予农民一定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征用农民的土地,租给农业公司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模式无法在全国推广,因为全国大部分地方必须种粮食,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可能全国都种经济作物。

  这样一来,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美国模式种粮食,就必须改变目前的农业户籍制度。而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取消农业户口,依旧希望拥有土地,这就使问题变得很难解决。

  还有一种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这个难度也极大。如果把现在农民耕种的土地“赠送”给农民,实施完全私有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么首先遇到的大问题是土地的价值不平等,在大城市附近的1亩地,可以卖几百万元;在边远山区的1亩地,1万元也卖不到。这样大城市附近的农民得到1亩地,就等于得到几百万元;边远山区的农民得到1亩地,还不到1万元,这样的差距也大了。

  另外,农村的土地搞私有化,城市的土地是不是也要私有化?农民得到一份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就等于得到一大笔财富。如果城市的土地不实施私有化,市民们什么也得不到,肯定反对的呼声极大;如果城市也搞私有化,怎么搞?北京市每个市民分到几平方米的土地?这些都是极大的难题。因此,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也是很难实施的。

 

  当初中共设置“农业户口”的初衷,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为了剥夺农民”、“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因为“耕者有其田”本来是农民的愿望,所以才成为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从1905年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奋斗目标,到1951年中国大陆实现“平均地权”这个奋斗目标,看上去是“胜利”了,但结果又产生出人们当初没有预想到的新问题。这再次应验了毛泽东的口头禅:“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3)

 

  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现实问题,也是毛泽东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对国家的设计,是搞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所以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与“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相配套的。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对国家的设计是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

  因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差很大,因此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于搞市场经济来说,就变成了阻碍和障碍,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些改革,都是要改变过去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制度,因为它们与市场经济不配套。

  相比之下,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些改革相对比较容易。现在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因为比较容易改的,都已经改革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所以说“进入深水区”。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计划经济的总根基“土地公有制”,这个还没有触动。因为“土地所有制”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弄不好会惹出大乱子来,所以还没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险。

  当然,“土地所有制”还是属于经济改革范畴,要使改革进入政治体制范畴,水就更深了。很多人呼吁中央搞政治体制改革,但作为国家领导人来说,不得不考虑这里面的风险问题。因此,我们怎样评价毛泽东和文革,在某种方面也影响到后任领导人搞改革的信心和勇气。

  领导人搞改革,他要承担所有因此而产生的后果责任。这里拿工厂的老板来打比方,假设一个做皮鞋的工厂,赚钱很少,工人的工资也较低,但工厂尚可维持。此时老板提出来工厂搞改革,不做皮鞋了,改做运动鞋,因为运动鞋有可能赚钱较多。但是皮鞋厂改做运动鞋,风险很大,不仅机器设备都要重新更换,而且做出来的运动鞋质量如何,能不能卖出去,都是不能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老板决定冒险搞改革,向银行贷款买新机器,改做运动鞋,那么结果是两种:成功和失败。如果改革成功,运动鞋大赚钱,改革带来的好处大家都来分享,每个职工都可以涨工资,发奖金;但如果改革失败,做运动鞋反而赔钱了,改革的坏处则由老板一个人承担,偿还银行贷款是老板一个人的事,工人不会帮老板还贷款的。

  (34)

 

  因为改革成功了,好处人人有份;改革失败了,坏处老板一个人承担,所以很多老板只要能维持,是不会去冒险搞改革的。

  国家搞改革也是一样,成功了全国人民都分享好处,失败了则是领导人一个人的责任。因此领导人下决心搞改革,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搞文革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结果文革失败了,那么我们怎么评价毛泽东呢?

  如果我们赞扬毛泽东搞改革的勇气,理解文革的失败是“事情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为毛泽东搞文革失败是“好心办坏事”,给予毛泽东较高的评价。这样的话,就会鼓励后继的领导人们,鼓起勇气去搞改革,不怕失败栽跟头。

  如果我们因为毛泽东搞文革失败,就把他说成是“胡闹”,甚至把毛泽东搞文革理解为“对政敌的报复”,给予毛泽东很低的评价。这样的话,就会让后继的领导人感到寒心,对搞改革望而却步,不愿意冒着挨骂的风险去搞改革。

  因此,我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影响到中国今后改革的步伐和力度。我们越肯定毛泽东,就会涌现出越多敢于冒风险的改革家;我们越否定毛泽东,改革家就会越少。

 

  最后,我们再从大历史的角度,讨论一下毛泽东路线的成功与失败。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一下国家的发展方针。

  古今中外的国家,其发展方针,从大的方面看,不外乎两种:“富”与“强”。所谓“富”,就是老百姓生活富裕;所谓“强”,就是国家军事力量强大。古今中外的国家,按照“富”与“强”两个标准来看,可以分为四类:既富又强、富而不强、强而不富、不富不强。

  虽说每个国家都渴望同时实现“富”与“强”,可是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是优先向“富”的方向努力,还是优先向“强”的方向努力,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要考虑的国家发展战略。

  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优先向“强”方向努力的国家,我们称之为“军国主义”。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的武器装备和军队训练等“强”的方面,大大优于中国;但日本在“富”的方面,并没有多少优势。当时日本老百姓的生活也很穷困,穷人遇到灾荒就要卖儿卖女,和中国也差不多。日本是把一切可以用的钱,都用在军事上,是一个典型的“强而不富”国家。二战后,日本又改弦易辙,优先向“富”的方向努力,变成一个典型的“富而不强”国家。

  (35)

 

  中国历史上的大唐帝国,是“既富又强”的典型。但进入宋朝之后,中国就变成一个“富而不强”的国家。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都超过北方的金国十倍以上,但却打不过金国,被金国灭亡。在江南建立的南宋小朝廷,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也远在金国之上。但南宋却是一个军事弱国,南宋皇帝要向金国屈辱地称臣,向金国进贡。

 

  南宋皇帝赵构给金国皇帝的国书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臣下赵构说,承蒙上国皇帝恩准我们为外藩属国,我发誓要世世代代永远称臣。每年皇帝的生日及新年,都派遣使节去祝贺。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春天到泗州交纳。如果我违背誓言,就要找到天谴,身死国灭。赵构现呈进誓约,并匍匐地上恳请上国早日下诏书,使弊邑称臣有个永远的凭证。】

 

  金国皇帝的诏书说:【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今天其悔祸,愿身列于籓辅。今遣使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其恭听朕命。】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皇帝说:告诉你宋康王赵构,是天要灭你的国家。今天你对过去惹的祸表示后悔,愿为我的外藩属国。今天遣使节册命你为皇帝,国号宋。你要世代臣服,永做我的护卫。你要恭敬地服从我的命令。】

 

  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中国在“富”方面,GDP规模等经济实力,也不亚于英国。中国战败,还是败在“强”上。最典型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莞尔小国日本,屈辱地割地赔款,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够“富”,而是因为中国不够“强”。

  (36)

 

  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给中国制定的奋斗目标,都是优先发展“强”,而不是优先发展“富”。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组浮雕,上面的历史人物,都是为中国的“强”奋斗献身的人,而不是为中国的“富”奋斗献身的人。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不是宣布“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就是强调中国实现了“强”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建国方针是优先发展“强”,优先发展军工,搞全民皆兵,备战备荒,深挖洞,都是体现在发展“强”上。

  毛泽东时代搞出的“两弹一星”,更是为中国的“强”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的“强”,是贡献很大的人物。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两次对外战争:抗美援朝和中印战争,中国军队都表现出足够的“强大”,一扫旧中国的“富而不强”印象,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感到自己“强大”起来了,也使外国人第一次感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的建国路线则是优先发展中国的“富”。邓小平对中国的“富”是贡献很大的人物,但在“强”的方面,基本上是依靠毛泽东打下的底子。

  所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强”的方面;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富”的方面,两人加起来,就是“富强”了。

  现在有人批评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失败,说:“毛泽东不应该搞那么多军事,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能说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失败了,至少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军事强国”的地位。

  近代中国的“富而不强”,是一个历史老毛病了,因而总是内忧外患不断。是毛泽东第一次克服近代中国的老毛病,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强而不富”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划时代历史地位。

  如果不是毛泽东解决了中国“强”的问题,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邓小平也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我们今天能够和平发展,不应忘记毛泽东对中国“强”方面的贡献。

  (37)

 

  最后谈一下“毛泽东思想”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只谈一下我们个人的看法。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并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那些理论,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为了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我们从毛泽东一贯反对的两种“主义”出发进行说明。这两种“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为这两种“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很大。

  “教条主义”的词典解释是:“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这样的解释,是典型的“越解释越糊涂”。那么“教条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有一句简单易懂的哲理名言:“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这句话其实就涵盖了“教条主义”的核心思想。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教条主义”,那就是“试图复制别人成功的经验”。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经验。当时中共党内流行一种思潮,试图“复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大城市搞暴动。中共试图复制苏联的成功经验,却因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结果输得一塌糊涂。直到毛泽东提出不照搬苏联的经验,独创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才把中共引导到胜利的轨道上。

  现在看来,试图复制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是愚蠢的,但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复制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一度曾比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市场。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理论是:苏联人这么干成功了,所以我们这么干也能成功。而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尚没有成功的前例,所以很难让别人相信这条路一定能成功。直到毛泽东屡战屡胜,农村根据地越打越大;而教条主义者们屡战屡败,实在搞不下去了,人们才开始承认毛泽东创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真理。

  很多人误以为“教条主义”是过去的革命时期独有的错误,与自己无关。其实不然,“教条主义”是我们大家都经常犯的错误,今天也到处可以看到试图“复制别人成功经验”的失败者。这里举一个现代版的“教条主义”经验教训。

  (38)

 

  2002年,留学生施尚荣回国创建尚德公司,生产硅太阳电池。正赶上世界掀起清洁能源热潮,又得到无锡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于是尚德公司飞速发展。2006年,尚德公司的硅太阳电池生产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施尚荣本人也骤然身家186亿人民币,成为2006年中国最为富有的“首富”。

  施尚荣的巨大成功,引起一阵照搬“施尚荣成功经验”的太阳电池热。各地政府也学无锡市政府的成功经验,大力扶持太阳电池项目,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太阳电池项目”,一时间太阳电池在中国遍地开花。由于硅太阳电池的生产技术不是很难,所以很快中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电池生产国。

  但中国却没有因此而获益,因为全国各地到处兴建太阳电池生产厂,使中国的太阳电池生产能力很快达到40GW,而全球的太阳电池需求量不过27GW,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在供过于求情况下,各个厂家只好压价竞售,使太阳电池价格暴跌,太阳电池生产行业全面普遍亏损,许多公司破产倒闭,就连施尚荣创建的尚德公司也破产倒闭了。

  这就是典型的现代版“教条主义”错误,大家都想复制施尚荣的成功经验,都想成为第二个施尚荣,结果不但没有出现第二个施尚荣,反而整个太阳电池行业都债务累累,摇摇欲坠了。这种失败,与当年王明搞“教条主义”的失败是何其相似。当年王明等人搞“教条主义”,把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丢得一干二净,红军被迫长征,20万人只剩1万人,几乎彻底失败。

  尽管“教条主义”错误的惨痛教训比比皆是,但仍不断有人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如现在不少提出:中国要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美国的确搞得很成功,实现“既富又强”的理想。但我们不能忘记,“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中国如果复制美国的经验,能成功吗?

  这种想法,其实与当年王明等人“教条主义”想法是一样的。王明说:因为苏联成功了,所以我们按照苏联的办法和经验干,就也会成功。现在这些人也说:因为美国是成功的,所以我们按照美国的办法和经验干,就也会成功。如果中国照搬美国经验,会不会也像王明一样,输得一塌糊涂呢?关于美国经验,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经验主义”。

  (39)

 

  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经验主义”,就是“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过去自己成功了,于是就以为将来按着过去的成功经验办,就一定也能成功。这种想法显然是用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思考问题。过去的成功有它的环境背景,而将来的环境背景变了,因此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是不能照搬的。

  中国有个寓言“守株待兔”,就是形容“试图复制和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以为过去的幸运还会再现。现代版的“经验主义”失败教训也不少,典型的例子也是上述的施尚荣的例子。在全国各地到处建太阳电池厂,太阳电池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施尚荣应该赶紧改行干别的,为企业重新打开一条的出路。可是施尚荣却认为自己过去搞太阳电池获得巨大成功,将来就还会继续成功。因此他不但不撤出太阳电池行业,反而继续投资扩大生产。

  2013年5月,施尚荣的无锡尚德公司申请破产,总负债额高达174亿元,其中70亿是来自银行。为什么银行会借那么多钱给施尚荣?因为他们也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施尚荣过去赚了大钱,所以今后也还会继续赚大钱,因此敢大量借钱给施尚荣。

 

  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因为这两种“主义”给人们造成的危害太大了。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没有犯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没有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毛泽东一生所干的事情,都是围绕着“独创”这两个字。毛泽东搞的文革,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不管这场文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史无前例”这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他的思想方法:不模仿别人,不迷信自己,勇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成功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里再说几句题外话。中国能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吗?

  不可否认,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实现了“既富又强”的成功国家。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学习美国经验,都想复制美国的成功。但至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出现第二个美国,这本身也证明上述哲理:“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

  (39)

 

  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经验主义”,就是“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过去自己成功了,于是就以为将来按着过去的成功经验办,就一定也能成功。这种想法显然是用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思考问题。过去的成功有它的环境背景,而将来的环境背景变了,因此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是不能照搬的。

  中国有个寓言“守株待兔”,就是形容“试图复制和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以为过去的幸运还会再现。现代版的“经验主义”失败教训也不少,典型的例子也是上述的施尚荣的例子。在全国各地到处建太阳电池厂,太阳电池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施尚荣应该赶紧改行干别的,为企业重新打开一条的出路。可是施尚荣却认为自己过去搞太阳电池获得巨大成功,将来就还会继续成功。因此他不但不撤出太阳电池行业,反而继续投资扩大生产。

  2013年5月,施尚荣的无锡尚德公司申请破产,总负债额高达174亿元,其中70亿是来自银行。为什么银行会借那么多钱给施尚荣?因为他们也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施尚荣过去赚了大钱,所以今后也还会继续赚大钱,因此敢大量借钱给施尚荣。

 

  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因为这两种“主义”给人们造成的危害太大了。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没有犯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没有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毛泽东一生所干的事情,都是围绕着“独创”这两个字。毛泽东搞的文革,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不管这场文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史无前例”这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他的思想方法:不模仿别人,不迷信自己,勇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成功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里再说几句题外话。中国能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吗?

  不可否认,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实现了“既富又强”的成功国家。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学习美国经验,都想复制美国的成功。但至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出现第二个美国,这本身也证明上述哲理:“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

  (40)

 

  没有一个国家学美国成功,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情。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复制美国经验,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最主要的困难,我们认为是民族问题。

  现在所谓“西方七国”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都是单一民族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是移民国家,它们都没有民族问题,所以它们搞民选制能够成功。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搞美国那样的民选制,势必引发棘手的民族独立问题。

  前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一旦搞了民选制,结果就是国家分裂。有人认为:国家分裂也没什么,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地”分裂成几个国家,那倒真是“没什么”。问题是国家分裂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战争。

  我们可以把国家分裂理解为“分家”,原来大家在一起生活,并不计较这张桌子归谁,那张椅子归谁。可是一旦分家,问题就来了:桌子分给谁?椅子分给谁?大家会因为分配财产而争得面红耳赤,弄不好就要大打出手。

  国家分裂也是一样,人们会为了这块土地归谁、那块土地归谁而争得面红耳赤,弄不好就大打出手。在国家分裂时,领土纷争几乎是必然出现的。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因为领土问题,发生严重争执,虽然还没有大打出手,“小打”已经有了,将来“小打”说不定又会变成“大打”。

  可以预计,中国一旦学美国搞民选制度,势必出现严重的民族独立问题,进一步引发领土纷争,再进一步又会面临战争危险。一旦出现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对国家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首先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看到战争危险会纷纷撤出,引发国内大量的失业问题和金融问题。据中国官方的数字,2013年中国的外资企业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6%。所以一旦出现外资大量逃离,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中国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照搬美国经验;也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照搬过去毛泽东的经验或邓小平的经验。中国只有创新,只有大胆闯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才能实现“国强民富”的愿望。其实,我们不妨想一下,我们学美国经验,美国又是学谁的经验?显然,美国经验不是从哪里学来的,而是美国人自己创新出来的。正应“成功的经验不能复制,能复制的经验不是成功”。

  毛泽东从一个普通农民,奋斗到人生成功的顶点,这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成功的背后,就是他的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理解毛泽东思想,使我们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是有助于引导我们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

 

  到这里,我们这个系列文章就结束了。后面还有一个《后记》,主要说明一下写作这个系列文章所用的主要参考文献,以及一些个人的感想。

 

      链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六(21-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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