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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来意:毛泽东在封锁中铸就中华民族魂魄

作者:耿来意 发布时间:2014-11-15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一根扁担两头弯,毛委员用它把米担。来回走了百多里,从宁冈一挑挑到井冈山。”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在井冈山的一首歌谣,歌里唱的是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了应对敌人的围剿封锁,官兵一起从井冈山小道挑米上山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这样走在一条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艰险的路上。一次次的封锁,一次次的突围,考验着这些革命者的勇气和毅力,考验着这些革命者的智慧和胆识。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就四面包围中的根据地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指出:“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对围剿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总结了三年来反围剿的战术:“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从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军队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1933年夏天,蒋介石积极部署第五次围剿。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了经济工作对革命战争及打破敌人围剿的重要性:“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对长冈乡“乡苏”在国民党封锁中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祥尽的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对群众的食盐问题写道:“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贵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对推销公债,他写道:“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拿了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于“木”的问题,他写道:“木——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对于“布”的问题写道:“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 ”对“鱼”的问题写道:“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对于“洋油”写道:“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一九三三年每元仅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对“现洋”写道:“现洋——杂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苏纸同。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毛泽东在调查中对各种合作社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在两乡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作的有二十九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突破重重围堵开始了万里长征,并于1935年10月突破甘肃六盘山最后一道防线进入陕北。对于长征,毛泽东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到:“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长征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和退却,但它同时又是一次成功的突围和重生,长征塑造了那些九死一生的革命者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陕北也因为有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而成为中国民族的精神圣地。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就实行的步骤和方法指出:“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经验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认为:“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他在书中总结提出了很多反围剿的宝贵经验,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诱敌深入”的方针,“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集中兵力”,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的“歼灭战”等。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在1939年初至1940年6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边区所属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从中国西北的兰州、西安至东南的赣州、上饶等地,设立了很多集中营,用以囚禁大批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在皖南事变以前,国民党修筑了西起甘肃、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的西北封锁线,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达20余万人。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从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本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及经济困难,毛泽东在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这样说当时的困难情况:“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渡过难关,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各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大生产运动,实行了行之有效的精兵简政。毛泽东在报告中乐观地说:“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曾到延安进行过短暂采访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记录了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片段:“毛泽东管理着一块烟田,在战前,毛抽着便宜的中国香烟,可是现在,为了使他自己能有烟抽,他辛勤地耕耘着自己的烟田,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足够所有党的总部的消耗。”

  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我们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中指出:“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我们。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内,我们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迎来期盼以久的和平和梦寐以求的共和国的诞生,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和大力援助下,以4比1的军队优势,企图将中共封锁剿灭。在最艰难的时候,中共被迫放弃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给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组成)的电报《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泽东运用蘑菇战术,摆脱了国民党对西北的围剿。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七个纵队十三万人,在鲁西南、郓城等横宽三百华里地段,乘一百二十余只木船,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人民大革命逐渐扭转了二十年来被围剿的局面,向自己的敌人展开了恢弘的战略围剿,历史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即逆转。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写道:“无论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克服了多少的困难,共产党人最终以惊人的速度赢得了以群众战争为标志的1946-1949年内战的胜利。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描写这次胜利:“是历史上一支比较小的但得到群众支持、有献身精神、组织良好的军队,战胜一支比较较大的但士气低落、领导无能、不得人心的军队的惊人事例。”两位美国人都用到了“惊人”一词来记述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也势必让更多未来的人们来以“惊人”二字而审视。

  1949年6月15日,当人民解放军正在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时候,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也开幕了,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美国仍然选择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们召回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切断了一切与中共的合作。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封锁政策,企图扼制中国的发展。从封锁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封锁所吓倒,他们具有应对任何封锁的经验和勇气。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指出:“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利害究竟怎么样?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它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它们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1960年5月13日,毛泽东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分子想封锁我们,而我们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这种封锁,怎么办呢?我们的策略就是‘近守远交’,团结好周围的朋友,走出去广交远方的朋友,以我们有限的实力和财力,支支援那些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弱小国家和人民,从而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彻底打破帝国主我的政治封锁和经济封锁。”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指出:“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为了摆脱苏联模式,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途径试图走一条中国式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冷却。1960年夏季开始,赫鲁晓夫开始从中国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中止技术援助,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赫鲁晓夫)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国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压我国,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月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怕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为‘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呵,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同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O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一千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时指出:“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

  “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回望历史的风云,毛泽东于瑟瑟寒风中傲然而立,他冷眼向洋,指挥若定,举棋以待,他精心谋划着一部中国民族千年逆袭的宏篇大剧。他“近守远交”,广结天下朋友;他仗“矛盾之剑”,分化封锁联盟;他凭“自力更生”,强壮民族筋骨。中华民族猛一抖擞,那一道道封锁的铁幕,竟成残垣断壁。1971年10月25日,联大二十六届会议,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说:“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力压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一天, 57个国家代表争相发言,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说:“经过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精神——它倡导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换句话说,人类的新生活法则,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它在这里和那里引起了惊讶和恼怒;在其他地方则引起了钦佩和满意,大量的文章和讲话表现了这种情绪。如果说,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曾经有一个时候,各方面除了对中国表示某种体谅外,没有同它打交道的话,那么它们现在就有义务立即同它打交道了。今后,不论中国特别是通过它的有威望的领导人说什么和做什么,中国的立场和所谓的它的意图将引起许多估计,这些估计不是激烈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满怀信心的和表示赞许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是漠不关心的。对于世界舆论来说,中国突然变成了一出戏的主要演员之一,而在这出戏中,以前它本来有可能只被看作是小角色。”

  赞比亚代表团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弗农·约翰逊·姆旺加说:“自从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以来,许多美国报纸上登载了一些抱有偏见的、片面的文章,蓄意进行歪曲,以便不仅对我们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而进行如此顽强斗争的动机,而且也对我们在投票结果宣布后的行为散布种种严重的怀疑。我受权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除了对赞比亚共和国政府以外不对任何政府负责,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高兴,什么时候不该高兴,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因为作这样一个决定完全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

  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穆拉耶·哈桑说:“讲到我们的自豪感,这是这样一个国家非常自然地引起来的,因为这个国家在二十年中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大国,坚定地发挥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进步作用。当我们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诞生的,当我们了解那时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巨大困难时,我们就能够正确地估价所走过的路程以及这些成就的巨大意义。今天中国可以在各个方面提供成功的典范,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人民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以及中国人民的领导人的无穷智慧的人们来说,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说:“我们欢迎一个经住了时间考验的国家的人民的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胜利地打倒了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国内铲除了各种形式的屈辱和堕落,因为,不应当忘记,正是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在例如上海、广州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把它们的乐园建筑在中国大众的痛苦之上。……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十月二十五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绝不会为我们的快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一个早就该取得的胜利,这是联合国的胜利,联合国由于其中一个创始国被迫缺席而眼看着它的声望受到损害,它的效力受到削弱,这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世界四分之的的人口一向被无理而又武断地阻挠参与寻求和平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总之,这是常识的胜利,是现实战胜幻想,正确战胜错误。因此,我们在当时和现在都要庆祝。”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埃索洛·米卡说:“我们希望说明,我们曾鼓过掌,我们还要继续鼓掌。对于我们的提案在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取得的结果,我们曾跳过舞。而且,现在当我们亲眼看到合法的中国代表团占有它被剥夺了二十二年的席位的时候,我们要继续跳舞,我们要继续非常高兴地鼓掌。美国记者的宣传并没有把我们吓倒,也没有使我们担忧。让他们在他们的报纸和期刊上写他们想写的东西吧。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研究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上的政策的。我们是来提倡和宣传和平的,只有我们的政府才能要求我们对我们所负的责任作出说明。美国政府在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上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遭到失败的时候,我要说,是遭到惨败的时候发生的威胁,丝毫也吓不倒我的代表团。”

  锡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说:“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联合国,而是联合国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就象在座的诸位需要别人一样,因为我们都不是一个孤岛。”

  ……

  突围,毛泽东的一生,是突围的一生,他在国内实现了突围,他又在国际上实现了突围。他让中国人民站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他又让中华民族站上了世界的舞台。在这突围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魂魄日益复兴起来,中国人的腰杆日益挺直了起来,中国人的精气神日益勃发了起来。恰如毛泽东在30年代所预言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中国民族的魂魄,是毛泽东在带领中华民族在突围中铸就的民族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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