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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在高家村:方向没错,就是太仓促了

高默波 · 2015-10-24 · 来源:高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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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都面临着力求快速发展的压力。但大跃进的大部分观点都不是来自毛泽东本人。

  关于中国大跃进的话题,早已有许多作品谈论过。集体化的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以及对速度和规模的盲目追求,而最终导致大跃进的急躁冒进,其起始可追溯到50年代中期。然而,大跃进的高潮时期仅仅是从1958年到1959年,持续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毛泽东本人就开始要求作出调整。

大跃进在高家村:方向没错,就是太仓促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都面临着力求快速发展的压力。但大跃进的大部分观点都不是来自毛泽东本人。按照一种说法,毛泽东提出 “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 这一想法是在赫鲁晓夫的口号“苏联要十五年赶超美国”的影响下产生的。1957年12月20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中华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了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一向以讲求实际和谨慎著称的刘少奇在1958年7月5日竟然也说,中国只需花两到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他对北京石景山的工人说,他们可以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这里的共产主义意味着“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原则的全面实现。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的地方政府把人民公社的思想首次付诸实施,产生了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8月,当毛泽东在山东省访问时,当时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向他谈到了人民公社的做法,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人民公社,好。”一位记者听到了这句话,几天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就出现了大标题:“毛主席的教导:人民公社好!”。因此, 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创办了人民公社。

  大家在公共食堂一起吃饭的想法也源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尝试。1958年7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提倡在人民公社建立公共食堂的报导,报导中提到建立公共食堂的八大优点,包括:在工作中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人人都是同时吃饭同时上班;把妇女从厨房中解放出来;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粮食;减少家庭争吵和改善公共卫生。刘少奇也支持公共食堂的做法,1958年7月14-18日,当刘少奇在山东访问时,他大力赞扬这种做法,并且建议每个工厂应该自己炼钢铁而不是依赖进口。

  1958年7月,负责中央计划的两位主要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富春和李先念,在他们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中说到,中国在工业上赶上英国只需三年时间,并且农业增长率可高达35%。另外一位制订中央计划的主要成员薄一波,在1958年6月17日做了个报告,题目就是《两年超过英国》。

  一些地方政府一再编造亩产万斤水稻的神话,例如,1958年7月1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共产党理论杂志《红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驳“粮食增长有限论”》的文章。他在文中说,广东一亩地生产3,000-10,000斤粮食是有可能的。性格冲动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说,他亲眼见过这些“事”:在广东省番禺县,红薯产量为每亩1,000,000斤,甘蔗每亩600,000斤,水稻每亩50,000斤。另一位激进的共产党领导谭震林据说曾经说过:粮食产量有多高仅受个人想象力的限制。

  后来李锐说他问过毛泽东:为什么不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粮食产量的数字表示怀疑?毛泽东回答说,他是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的一篇文章的影响。钱学森说,如果有充足的阳光, 亩产10,000斤水稻是有可能的。受到这种理论上的科学方法的误导,一些地方的农民被告知安装电力设备,以便在夜晚给地里的农作物提供光照,并且使用吹风机给密植的水稻苗通风。

  当时中国各省各县对炼钢的热情尽管程度不同,然而,到处都是一片狂热,以至于共产党中央政府很早就不得不警告地方当局不要过于头脑发热。然而,各个省市仍然在竞相猛刮“浮夸风”。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领导越激进越富有想像力,他们尝试的实验就越疯狂越荒谬。 从可获得的信息中可看出,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广东这几个省最大胆、最狂热。因此, 在这些地方,后果也越加严重。江西省是受影响最小的省份之一。1960–1961年,饥荒遍及全中国,成群结队的安徽农村居民背井离乡来到江西乞讨求生,其中一部分人也来到了高家村。

  饥荒和死亡人数

  1959到1961这三年是人们提到的三年饥荒时期。不少中西方学者皆声称,在这几年里,中国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千万到5千万。实际上用确凿的证据来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死亡人数是不可能的。一种估算方法是:按照那时正常的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来计算,估计大约有3千万或更多的中国人在1959年到1962年期间失踪了,那这些失踪的人口就是死亡的人口 。

  按现有的知识水平,我们在得出结论性的数据时要分外小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大饥荒时,出生率一定很低。举例来说,在1957年,江西省就有7,000,000多个婴儿出生,而在1961年,仅有420,000多一点。50至60年代间,全国每年的平均出生率超过30%,而在1960年,仅有20.86%,1961年为18.02%。由于饥荒持续的时间长和人口的基数大, 较低的出生率肯定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人口的减少。因此,在这点上,所谓失踪的人口不能够全被算到死亡人数里面。

  第二,我们不能确定由中国政府发布的数字是不是准确的。那时并没有人口普查,而且就技术和管理而言,数据采集也是混乱的。除了1953年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1957年之前甚至连一个抽样调查都没有。“1958年年初,中国的统计体制开始崩溃,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才完全恢复。”大跃进初期,统计体制就曾有过一次崩溃。“大跃进在人口统计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官方公布的1960年底全国人口总数比上一年年底估计数还少约1千万,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第三,即使是1953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其精确度也值得怀疑。1953年中国官方进行的人口 普查结果宣称:中国人口由 1947年的4亿5千万上升到了1953年的6亿。在这之前曾组织过人口普查的中国著名人口统计学家陈达对这次人口普查进行了批评,为此,他在1957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评。按陈达所说,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不科学的,人口数主要是在地区随机抽样的基础上得出的估计。作为中国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专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何炳棣在他的著作《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中,也质疑1953年人口普查在技术层面上的可信度。按照1953年的人口普查,在1947–1953年间,包括几百万军队卷入的国共内战那几年,中国人口的增长率竟然是30%。如此看来,一些所谓的“失踪人口”可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最后,大跃进期间,流动人口数量很大,这也是人口监测方面的困难之一。从1957–1960年,由于工业扩张和工业分布广,从事工业的人数成倍增长,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在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下,从1960到1963年,将近有3千万人口又从城镇返回农村。在农村居民流动到城镇地区这一过程中,一些人的户籍就有可能在城镇和他们原先居住的村子重复登记了。但是,当他们从城镇返回农村时,他们在城镇的户口就被取消了。

  高家村困难的日子

  尽管江西省领导的表现并不是最狂乱激进的,但是江西人民和高家村村民也同样忍受着大跃进所带来的艰难困苦。高家村自 1949年以来的第一起自杀事件就发生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家庭困难,一位妇女上吊自杀了。在每一个高家村村民的记忆中,最困难的时期都是大跃进那几年。高家村人必须挖野菜并用米糠充作食物,年老的村民都不曾记得在1949年以前吃过米糠。而米糠是很难消化的,并有可能会损坏肠胃。高家村人后来谈论得最普遍、次数最多的事就是,吃了米糠后很难通便,许多人只能借助汤匙才行。

  在我呆在高家村的整整20年里,我至今都想不出,家里有哪一天能有足够吃的东西。1962年我姐姐嫁到波阳县城之后,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姐姐家。她家一顿普通的饭菜对于我来说都不啻是一顿盛宴,差不多每次去她家,我都会因吃得过饱而拉肚子。并不是我姐姐家富裕,也不是说她为我做了特别的好菜。 她家也仅仅是有一份固定工资收入的城镇普通家庭, 但她家的生活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已经够好了。对于农村人而言,生活往往是为了求生存,然而,大跃进使得生存更加艰难。在这困难的几年中,我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母亲给我们带回了一只红薯,当时我们全家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母亲只好到江家村的一个朋友家,想从她那儿获得一些帮助。她的朋友给了她两只红薯,我母亲吃了一只, 并带回一只给我和弟弟吃。

  那时我只有七岁,但是由于饥荒,我也必须到山坡上、河流边、田梗上和湿地里去挖野菜吃。 那个上吊自杀的女人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家经常吵架,特别是那个妇女和她的婆婆。 1960年,生活变得极其艰难,她的婆婆总是不停地唠叨,年轻妇女应该吃最少最差的食物。 她的婆婆强迫她吃树皮和观音土(“菩萨土”,据说是当地可以吃的一种土壤,说是菩萨的善心可以让人能消化吸收这种土),到最后这位妇女实在受不了了,在自己家的茅房里上吊自 杀了。除了这件事和江家村的一例死亡案例 我再也没听说过在那几年里我们这几个村子发生了任何由于饥饿或饥荒而造成的死亡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青林地区人口变化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大跃进而显示出异常变化。

  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增长率很低,1959年和1960年的人数是一样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些反常。1959年到1960年,女性增长了22个,同时男性减少了22个。然而,在据称是大跃进时期最困难的一年——1961年,人口却反常地增长了203个。有两种似乎可信的解释:第一,1960年的记录数字并不准确,1961年记录的数字必须补偿1960年记录中出现的错误。另外一种更可信解释是:1958年以来,在大跃进时期的政策指导下,地方工业扩张得很快,当时来自这个地区的大量农村青年被招募到景德镇、九江和波阳县城当工人。在大跃进期间,有五个家庭离开了高家村,一家人去了九江,三家去了景德镇,还有一家去了莳山国营农场。

  地方工业扩张及其后果

  大跃进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将工业分散并鼓励地方的积极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通过动员广大群众,中国领导希望工业能扩大得更快。这就是毛泽东有名的“群众路线”,这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用来战胜国民党的神奇武器之一。其二就是希望不经过城镇化过程和不改变农村居民的住地,就能将中国农民转变为工业工人的美好愿望。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这两个方面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再次出现。有充分证据表明,从大跃进时期开始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进一步得到鼓励的分散工业和提高地方积极性的措施,对中国的经济也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影响。例如,80年代以来的乡镇企业经济被认为是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支柱之一。研究表明,许多成功的乡镇企业直接继承了这两个时期的探索成果。

  1958年,波阳县被国家轻工业部指定为十大“实验县”之一,来进行“社办企业”实验。这种方法开始于1958年2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波阳县城就建立了3,623家地方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领域从瓷器制造、水泥、煤炭和木炭生产到玻璃和纸张制造以及钢铁生产等,范围广泛。例如,我的姐姐就进了一家瓷器厂当工人,并且成了一名在碗碟上描画的能手。这些企业有些存活下来了,而很多不久之后就倒闭了,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企业不切实际或是浪费资源。例如,瓷器厂两年不到就倒闭了。因为过于热情和缺乏合理的协作,地方政府的种种积极急躁的措施还导致了环境破坏。大量树木短短几天就给砍光了,速度很快,以致1958年10月14日,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停止这种危险的做法。然而,这种创造性的做法确实促进了波阳县的地方工业,截至1965年,这些企业中仍然有149家在经营。

  为了完成中央政府规定的钢铁生产定额,从省到公社的各级政府都催促着要鼓足干劲、打破常规,想尽各种方法大炼钢铁。后院熔炉炼钢铁就是大跃进时期既荒唐可笑又令人难忘的一幕。然而,如果认为中国全国上下遍地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那也是错误的。银宝湖公社就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波阳县确实尝试过在离高家村大约40公里远的山区——莲花山建造一个熔炉。二十多个高家村村民也投入到了莲花山的炼钢中,大部分人去了几个月就回来了,有些人工作得久点,但最多也只有五个月的时间。他们的工作是将木柴和木炭运到熔炉里。至于莲花山炼制钢铁的规模则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可得到的可靠信息,更不用说统计数据了。

  因为没有生产足够的钢铁,甚至连无用的铁屑都没炼制出来,县政府便命令公社和大队从村里的各家各户收集钢铁来凑足规定的钢铁量。我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一群来自村外的人,板着脸,由村里的积极分子领着,挨家挨户进行搜查。锅和锭都给砸成碎片;家里的铁制品除了锄和犁之外都被拿走,以凑足钢铁定额。钉子、调羹、铲子和铁锹都被充公,甚至连门销都被拆下来拿走了。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村民们个个害怕得说不出话来。搜集到的铁器有好几吨,都从村上交到了大队,从大队上交到公社,又从公社上交到县里。1994年, 我问过一些村民,他们的那些家庭用品最后交到什么地方了,最后变成了什么,但没有一个人知道。

  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

  将烹饪用具充公也是可行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因为那时家家都不用做饭了。1958年5月,高家村建立了一家公共食堂,但是在1959年年底就解散了。食堂里有三个专职厨师为村民们做饭,每天一日三餐,干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高家村的村民从来不在公共食堂和其它家庭共享一张桌子吃饭。中国其它地方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公共食堂只做米饭, 高家村的各家各户仍然要自己准备菜。因此,高家村的每个家庭都允许保留一个锅。

  每到吃饭时间,当村领导大声宣布开饭后,每家每户会派一位代表去领饭。村民手里拿着一只桶,排成一队,等待厨师将饭盛在桶里,然后带回家分给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个家庭分到的食物取决于家庭成员的人数,当然,厨师们对每个家庭的人数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们忘记了,拿着桶等候的其他人就会提醒他们。在我家里,到公共食堂领取食物通常是由我来做的。起初,分给每个人的饭都足够,我们小孩也认为这件事很好玩。然而,慢慢地,食物开始逐渐短缺,分到的饭量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个时期公共食堂只能提供米粥,米粥因为水多而稀,我们村里以后一直开玩笑说,这粥都可以用来当镜子照了。因为缺少食物,村民们都没力气干活。用他们的话说,两碗那样的粥只能提供到厕所撒一次尿的力气。

  妇女从厨房中解放出来了,小孩也被放到一起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除了坐在一起聊天以消磨时间外,就什么活也不用干——这在当时确实如此。在公社制度以前,妇女除了干家务活之外,只需在田地里偶尔干干活;而在人民公社时期,高家村的妇女开始头一次像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在人民公社建立以前的合作社时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农具和自留地,用来种果树和蔬菜之类的东西。在大跃进时期,除了家里的房子外,一切私人物品都放在公社里, 大家一起用。在中国有些地方,家庭富裕的村民的谷物和财产被拿给家境贫寒的家庭用,目 的是为了人人平等。青林地区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这大概是因为在命令停止这些激进政策前,他们还没来得及跟上潮流吧!例如,在大跃进期间,村民们甚至还有私粮。我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知道,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高家村村民留作私人使用的土地大约是每个人约0.5亩。换句话说,至少就青林地区而言,激进的农村政策并不像官方宣称的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激进。

  村民们被迫做这做那,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村里的那些积极分子却精力充沛地忙于开会和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一切事情都发生得如此之快,包括积极分子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预测不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村里最大的领导——高常银,不停地重复他在县城开会时听到的消息,说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在中国实现,人人都要过天堂般的生活了。当别人问高常银什么是共产主义时,他说,到共产主义时,人人都能住进楼上楼下有电灯和电话的几层高的外国式洋房。我仍然记得他说的几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农业生产

  对于大跃进时期高家村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分配情况,现在还找不到数据,也没有可靠的数据来说明。然而,《大队台账》却记录了 1949-1978年间的生产产量,当然还需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那些数据的可靠性。这些数据表明,大队的粮食生产产量有所下降。

  假如不是各种因素同时对村民们不利,仅仅是粮食生产产量稍微下降,甚至是产量大幅度下降,也不一定会导致饥荒。1949、1954和1973年这三年是粮食产量最差的三年,因为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最为严重。据大队的官方记录,这三年里受到洪灾影响的土地面积分别是3,963亩、4,088亩和3,954亩。因此可以说 这三年里遭受到的自然灾害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但不管怎样,村民们在这三年里并没有遭受饥荒。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一个原因是,在1949年和1954年,人口规模相对更小。但是还涉及到其它因素。1949年前夕国民党政权解体时,共产党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好。因此,我们若认为,那时从村民那儿征收的税收并不是很多,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尽管我不能提供任何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1973年和1974年,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高家村人确实得到了政府的帮助,以避免遭受饥荒。我们当时可以在当地的一家粮站以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政府储备的粮食,我就亲自到那买过粮食,并用一辆手推车运回了家。然而,在大跃进时期,高家村人从政府那儿买不到粮食了,因为到处都粮食紧缺。到1961年,政府储备的粮食都已被抢购一空,政府反而尽可能多地从农民这儿征收粮食,以满足城镇居民的需要。

  受灾原因

  大跃进期间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官方和学者提供了几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从1959年到1961年,全中国经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有研究资料表明,这连续三年里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可耕种土地分别是206,820,000亩、344,950,000亩和400,380,000亩。然而,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认为自然灾害是导致灾荒的主要原因。比方说,刘少奇就曾说过,这只是“三分天灾”。

  经常提到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建设的最关键时期,苏联向中国撤回了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苏联在那时突然撤回对中国的资助确实削弱了中国的经济,然而,如果说这对中国的粮食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并由此造成大饥荒,也有点牵强。

  还有一些理由也被提到,但它们仅仅是基于猜测。比如说,大锅饭造成了粮食浪费;粮食腐烂在地里无人收割(因为人人都被叫去炼钢);掘地三尺的“深耕法”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这些情况可能都有,但都仅是个别现象,且持续的时间不长。对于农民而言,甚至包括地方上的基层官员在内,谁会傻到自己一边挨饿,一边却让粮食烂在地里呢?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如所有地方政府都纷纷吹嘘各自的粮食产量猛增,中央政府于是就从农民手中征收更多的粮食。这也很难让人相信。如果说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了大量的粮食,那么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粮食用到哪里了?为什么全国到处都是粮食短缺?为什么中国政府1961年还得从国外进口 40亿公斤的粮食,1962年进口得更多?现在找不到这样的数据来说明青林地区上交给国家的粮食有多少,但我问过一些村民,他们都否认当年规定要上交更多的粮食给国家。

  以上所说的这些导致粮食减产的原因,在青林地区都没有出现。没有谷子留在田里白白烂掉, 也没有因为大家在一起吃饭而浪费粮食——因为即使在公社食堂吃饭的那几年,也没有哪个人吃得太饱而浪费粮食的。在青林地区,农民家没有那种后院熔炉,也没有哪个蠢到真要挖地三尺。即使在全国来看,那种种如后院熔炉炼钢的荒诞行径也很快就被制止了,像粮食产量“放卫星”和所谓所有东西人人共享的“共产风”等奇谈怪论,也早在1959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发生前就销声匿迹了。因此,发生这样的大饥荒肯定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情就能造成的。

  结构性的问题之一是因为工业布局的分散和地方工业的扩张,工业人口迅速增长。1957年, 工业人口总数是2.45千万,到1960年,这一数字猛增到5.02千万。工业扩张对粮食生产和消费会产生两个直接的影响。一是农业资源减少。这是因为,工业扩张一方面会消耗可用于粮食生产的可耕地,另一方面还会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第二个影响是,工业人数的增加就意味着城市粮食消费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粮食从农村运送到城里。1958年,工业人口增加到2.99千万,其中有1千万就来自农村地区。1959年4月30日,中共领导人中制定计划最为谨慎的陈云就抱怨说,太多的粮食从农村收上来卖给城里人。他说,与1958年相比,1959年就有90多亿公斤粮食被运来满足城里人的需求。刘少奇在1960年5月 31日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承认,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粮食,城市在向农村抢粮食。他说,工业扩张得太大,加上交通设施和教育等的落后,农民不可能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来满足城市的需要。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政府从1960年开始把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遣返到农村地区。到1963年,下乡人口达3千万,高仁昌一家就是此时被迫从景德镇迁回高家村的。1958年高仁昌去景德镇,在一家陶瓷厂工作,全家也随他一起迁到景德镇。他因为被指控曾在1948年加入过反共的九路军,便无法逃避这个强制性的返乡运动。因此,高家村不得不接过政府扔下来的负担,多养活四口人。

  另外的结构性问题来自于1958年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上的变化。在合作社制度下,生产和分配的单位都比较小,因此可以更好地监控劳动成果和个人付出的劳动量。这样一来,个人的报酬就和个人的劳动紧密相连。突然一下子给推进到生产和分配单位都较大的公社制,这就难怪村民即使不是彻底的厌恶,也会感到困惑和不知所从。相互协调是很困难的,监督个人劳动就更复杂。在这个混乱的体制转变过程中,一种与个人贡献紧密相连的分配奖励制度就必须得赶紧制定出来。因此,有相当多的劳力没有用到农业生产中,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王绍飞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1959年5月2日,王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陈述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有些问题直到两年后才解决。那时村民们已经适应了公社体制,而且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一种小队协调、个人监督、按劳分配的制度就形成了。

  根据高家村人的说法,当时有一种命令严重影响到粮食生产,那就是作物密植。当地官员在上级的命令下,强迫高家村人过于密植秧苗。这种做法在高家村人看来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也直接导致水稻的减产。

  大跃进时期,中国各级领导想尽方法,尝试让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尽管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大跃进对中国各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中国农民却因为大跃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许如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大跃进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性的、疯狂的行为,可能也有它自己的逻辑和理由。然而,这一惨重的教训却应记住。

  结论

  总之,值得再次指出的是,大跃进给高家村造成过饥荒,但确实没有人饿死。像土炉炼钢和公共食堂等现象在波阳县出现过,但青林地区却没有发生。后来在我的追问下,一些村民承认,政府那时并没有因为当地官员虚报粮食产量而多向村里征收粮食,当然国家也没有让他们少交粮食,高家村粮食不够是因为粮食减产。减产的主要原因是,村民在同一时间内突然面对这么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根本性变革,确实还没有准备好。因而缺乏有效的管理,就会干扰到生产行为。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是一样的。他们本应像后来的1973年那样,获得国家的帮助。但国家没有救济他们,因为那时全国到处都粮食短缺,再加上工业人口的迅速增长,情况就变得更为严峻。无论粮食供应多么紧张,政府都想确保城市有定期供应,因为城市如发生饥荒,会更加触目惊心,会更加威胁到国家的稳定。所有这一切最终就导致农村居民孤苦无援,只能忍饥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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