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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毛泽东与鲁迅

朱永嘉 · 2016-05-1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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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也是毛泽东逝世的四十周年,他们一前一后,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先驱,在二十一世纪,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理想,我们还要高举他们的旗帜,沿着他们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前年钱理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鲁迅与毛泽东》,我想反其意而用之,把题目改为《毛泽东与鲁迅》。鲁迅与毛泽东之间,并没有谋面的机会,故鲁迅对毛泽东不可能有什么具体而直接的影响。钱理群先生文章中讲到,在三十年代,冯雪峰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阕毛的诗词,他估计就是《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的上半阕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首词有山大王的气概。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毛泽东与鲁迅之间通过冯雪峰传递信息,从他们之间互相哈哈大笑,说明他们二人虽未谋面,却是心心相印。

  毛泽东在文章中多次讲到过鲁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在论鲁迅之前下过一番功夫,曾经仔细读过鲁迅的作品。他较早论述鲁迅是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二节“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强调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而鲁迅,就是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第三节“四个时期”这一小节中,讲到三十年代在白区,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什么也一败涂地,“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从未有第二个人,如此受到毛泽东如此的热情赞扬和推重。毛泽东如此推重鲁迅完全是由衷的,而不是什么一时的策略和手段。鲁迅《集外集》中有一首诗,题为《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这首诗中,毛泽东最为赞赏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句,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最后,特别引了这一句,而且对这一句诗作了详尽的解析,他说: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想毛泽东这一段话也说明了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样解析该诗,也符合鲁迅的原意。这首诗一方面是表白鲁迅当时在白区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是表白他为人的基本准则。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念是一致的,是一以贯之的,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曾为粤剧演员红线女题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第8页《为红线女题词(录写鲁迅诗句)》)

  那么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又究竟如何呢?冯雪峰当时是中央军委派到上海联系鲁迅及左翼文联的,钱理群先生在文中提到冯雪峰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而奋斗者,我都引为同志。”这篇文章是得到鲁迅认可的,钱先生分析这段话,“鲁迅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人或集体政党的标准,其一,是看你是不是能够反抗那些妨碍中国人生存的黑暗势力?你是反抗黑暗,还是助长黑暗?第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国人民生存状态的事情。”鲁迅认可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和《清贫》这类作品,及他们在监狱中不屈不挠,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作为一个革命者荣誉的实际行动,类似的牺牲者还有如柔石那样曾追随鲁迅的革命青年,他们为了革命而流血牺牲。

  在钱理群先生文章中,关于鲁迅的态度,还提供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即1936年11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其中讲到,鲁迅对冯雪峰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4月30日,鲁迅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这个矛盾的现象如何解析呢?

  在毛泽东身边也有一些矛盾的现象,钱理群文章开头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按:这个“不”当为“一”,可能是传闻之误,当时未有正式文本,难免以讹传讹)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还是会写。’这个事情引起较大的震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就开始讨论。”有许多同志怀疑毛泽东是否说过这个话,我不怀疑,毛泽东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是在上海友谊大厅召集上海文艺工作座谈时说的,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带有一点挑衅意味的问题,毛泽东作了如此回答。那么怎么理解毛泽东这番话呢?这与毛泽东对鲁迅一贯的评价是否矛盾呢?

  鲁迅与毛泽东都各自有过矛盾的说法,我想应该分别来回答这二个问题,先回答鲁迅晚年忧虑革命胜利以后自己处境这个问题,这个忧虑来自他和周扬他们之间关于二个口号的争论,也就是“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间的争论。这是三十年代左翼阵营内部一次著名的争论,周扬是以党的名义,在左翼文坛提出这个口号,这个口号的长处是可以缓解左联与国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其缺点是在统一战线上放弃了领导权,泯没了国共两党在文艺战线上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口号适应了王明路线的需要。郭沫若开始对这个口号是有疑虑的,后来屈服了。鲁迅则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冯雪峰、胡风一起追随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坚持文学属于大众,坚持革命的方向,在左翼文艺战线,鲁迅是旗手,而周扬当时代表着党的领导。二者的分歧公开在报刊上进行论战,冯雪峰与胡风站在鲁迅一边,周扬则让左联成员徐懋庸致信鲁迅,挑拨鲁迅与冯雪峰、胡风的关系。当时已经病重的鲁迅感到很痛心,因为这是来自友军的伤害。于是鲁迅抱病口述,冯雪峰执笔,写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逐条揭出左联中意在分裂的一批文人的错误,“四条汉子”的称呼便是由二个口号之争而来的。让鲁迅心寒的是周扬他们以党的名义来分管文艺战线,所以鲁迅预感到一旦革命胜利以后,是周扬代表党分管文艺工作,那自己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呢?他忧虑的是周扬他们的态度,不是对着毛泽东。同时,鲁迅这样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代的“四条汉子”都处在文艺战线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而冯雪峰与胡风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这中间周扬难辞其咎。这一切说明鲁迅那些不祥的预感并非无中生有,发生在鲁迅身边的事情怎么能不使他对此感到忧虑呢?

  那么又怎么理解反右后期毛泽东在上海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过的那番话呢?是不是与毛泽东过去对鲁迅的评价互相矛盾呢?不,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这么一段话: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毛泽东这一番话,讲得合情合理,说到底在当时来说,要区别延安和西安,不能把延安当西安来批判和斗争。野百合花和王实味的问题,说到底是在这个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的界线。王实味的被杀,是在延安撤退的路途上,贺龙杀的,毛泽东不主张杀他,事后还批评了这件事。当年张国焘离开延安,毛泽东没有阻拦,听其离去。林彪出逃,毛泽东也没有下令阻击,让他出境,他“折戟沉沙”那是自己的事。对革命内部的问题,“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毛泽东一直坚持到底,至于文革时期有的地区出现杀人的问题,大都是地区的原因,不能归罪于毛泽东。为什么延安整风时要批判发表《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呢?因为大量自白区涌入延安的知识分子,有那么一股思潮,他们看到延安的阴暗面,采取鲁迅杂文手法,结果错把延安当西安了,听其蔓衍,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毛泽东这个思想在建国前后是一贯的,从区分西安与延安这一点上思考,那么毛泽东在反右后期,在上海召集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讲这一番话,如果放到当时特定的环境和谈话的对象来观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他讲这番话,不是冲着鲁迅,而是出于好意,免得有更多的朋友误入歧途,话是很冷峻,心还是热的。

  建国前后,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一直是周扬他们在那里具体主持的,周扬同志也确实是想紧跟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分管的文艺、戏剧以及思想理论路线,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需要,经济基础在变化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对文艺、教育、医药这些战线的现状越来越不满。就以文艺、戏剧这条战线讲,在1963年以后,毛泽东的批评越来越多,读一下《毛泽东年谱》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年谱》记载,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界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其中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中存在大量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毛泽东这些批评戏剧界和文化部的话已经很重了,当时的文化部长是夏衍,建国初是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周扬把他调到北京任文化部长,他的上级主管便是在中宣部分管文艺这条战线的周扬,这个批评对于他们已是当头棒喝。12月12日,毛泽东曾就《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同志在11月份对《戏剧报》和文化部的两次批评还是口头的,到了12月份,他看了上海在抓曲艺工作,如演出现代戏,他感觉到这件事要靠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周扬来抓,看来希望不大,因而把希望寄托在地方领导身上,所以把上海抓曲艺工作的做法,批示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希望他们也如上海那样具体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而这份批示把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是上层建筑如何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是文艺戏剧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其中最后一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是有所指的,主要针对有关的领导人,具体讲便是在中宣部负责文艺领导的周扬,以及“四条汉子”的其他几位,他们在领导岗位,或在报刊舆论上宣传“有鬼无害论”,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也许到后来,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已经不知所措了。

  到了1964年的5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天津,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政治挂帅虽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统和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抓起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不是提倡了多年吗?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诗,写诗歌,画画,也是一样。”5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陈荒煤在座,毛泽东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不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用新的东西代替它(按:这就是那个时期江青去抓八个样板戏的历史背景。)你提倡你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按:这个‘他’是有所指的,还没有点名,就是周扬、夏衍他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之外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在谈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时,毛泽东说:“对这种影响要逐步加以抵制。”

  在上述讲话之前不久,毛泽东曾讲到过鲁迅,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3年11月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说: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评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这个谈话是反右后期在上海讲话之后讲的,他对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斗争还是充分肯定的,所谓“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其所指也很清楚,是指左翼内部,在二个口号之争时主张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以周扬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就在这个月,他两次批评文化部和《戏剧报》,矛头也是对着他们的。毛的批评是希望他们能改正,同时也作为文艺界深化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

  到了1966年3月,审阅和修改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当时审阅和修改这份纪要时,改写了几段话,其中的第二段称: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主席所加的这一段话,把二个口号之争的性质作了结论。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结论,毛主席还是有具体分析的,“四条汉子”就成了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周扬在文艺界权威的地位从此便倒塌了,当年鲁迅与当时党组织的矛盾和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从这个角度可以知道,毛泽东对鲁迅从三十年代起到六十年代,他们还是心心相印的,不是把鲁迅当作工具一时利用而已。毛泽东对周扬的错误是留有余地的,在1975年还是让周扬恢复了自由,他给周扬批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八个大字,是为了保护周扬他们,那时周扬还不愿离开被羁押的场所,要写好深刻的检讨才肯离开,说明周扬还是认错的,大家还是承认他是同志,周扬还主动向被他错误批判的同志认错,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1971年11月20日,谈林彪问题以后,最后又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第一个大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那样推崇鲁迅,也是出于真心。钱理群是从鲁迅的视角看,他与毛泽东之间似乎还有些芥蒂。我从毛泽东的视角看,他对鲁迅是一片真心,而且矢志不渝,二个伟人之间是以心相交的。所以在七十年代,周恩来秉承毛泽东的意思,要上海好好研究鲁迅,因为鲁迅最后十年就生活在上海。这就是我们在写作组成立“石一歌”写作小组的起因,也是在鲁迅公园布置鲁迅展的宗旨,这一切皆源于毛泽东。再说,今年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也是毛泽东逝世的四十周年,他们一前一后,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先驱,在二十一世纪,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理想,我们还要高举他们的旗帜,沿着他们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写这篇《毛泽东与鲁迅》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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