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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第一部分:我的青少年时代(校对版)

戚本禹 · 2016-06-08 · 来源:红歌会网
【摘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马路上狂欢。又过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老百姓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顿时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2016年4月28日,《戚本禹回忆录》在香港上市。这是全书连载的第一部分。本文经过红歌会网志愿者与原版校对,比网传版本更为准确。如有网友再发现错误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第一部分  我的青少年时代

  第一章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

  1931年5月8日,我出生在山东威海。那一年九月,发生“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

  我父亲叫戚以峰,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经书,因家道没落中断学业后,为了生计做过多份小职业,先是到乡下贩买蔬菜进城贩卖,后由祖父托人进金山顶中学做校工,继后到芜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绍到英国船上当海员,最后落脚上海,在一家报关行做小职员。我母亲叫丛秀梅,她是我爷爷一个好友的幺女,1930年嫁给我父亲时不到十七岁,她一过门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养那时已经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即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年去世。我母亲身上有山东妇女礼让温顺的传统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清最后的生员(秀才),也是我们家族最有学问的人。他1929年中风瘫痪,养病在床。祖父兄弟三个,他是老大,老二经商,老三,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后来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每年都要随祖父那辈人到戚家小祠堂向着戚继光的神像祭拜,从他们那里听到了我的先祖抗击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不能照顾我,母亲又要操持家务,也没有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觉担负起从文化上教育我的责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头,他就把我抓住,给我讲故事,叫我背书,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经》,不到五岁又教起我《周易》、《诗经》,还教我唐诗宋词。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实际提供者卢梭,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开始读书的,我则是这样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开始接受启蒙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给我讲解,我还是不懂,当时对我最有诱惑的是摆在他炕头的点心、糖果,因为只有背书背对了才能吃到点心、糖果。祖父原来想要走科举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科举这条路就断了,他只能在威海清华银楼做账房,挣钱,养家糊口。

  我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次在海边玩耍,看到一大群人“海祭”,却不明白他们干啥。那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到黄海边玩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边点香、烧纸、撒酒,还向海里扔白馒头,一边扔一边哭。那时候,白馒头珍贵得很,贫苦的人家还吃不起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呢?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观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后,我问祖父,祖父听了后,叹着气说:“哎,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祭’!”我问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讲了甲午海战的事,说威海的水兵与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乡亲百姓,每到过年和清明,都要到海边去祭奠那些战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几年的“海祭”一来,刘公岛对面海滩上,香火缭绕,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讲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海祭”对我幼小的心灵却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可以说那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播种。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国山东省,“海祭”再起,说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来了的不祥预感,祭奠亡灵,是在控诉日本当年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唤抵抗侵略、保卫海疆的战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镇东,1936年秋入小学读书的时候,祖父按家族宗谱给我起学名戚本玉(我是本字辈)。我因为有祖父学前的启蒙教育,一入学就成绩不错,在全校联考时考得一年级第一名,校长亲自在大会上给我颁发的奖品。不料,第二年,“海祭”预示的不祥之兆就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前,老师领着我们学生在国旗下宣誓:永远爱我们的祖国。校长也来讲话,说现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领了威海,我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学岳飞,学戚继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虽然小,却对校长讲的这几话记忆特别深刻。可是,国民党的军队没抵抗就跑了。所以,从小开始我就对国军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没有保卫好祖国。不久,日伪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长来重新开课,校长变了,但教书的都还是原来的老师。

  那一年威海戚氏家族族长在戚氏宗族祠堂里召集会议,要各家嫡长子都去参加。我爷爷是长子,瘫痪在床去不了,他的长子,就是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爷爷就让我小爷爷领我以长孙的名义去参加了。在祠堂里,我按照小爷爷的教导,先随着大人跪拜祖先戚继光的塑像,然后听族长讲话。族长说,日本人下地了,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我们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日本人会找我们戚家麻烦,几百年的世仇,双方都忘不了……,戚家每个人都是我们祖先的子孙,不要给祖先丢脸,不论日本人怎么打你,你都不能投降,特别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姓戚的当汉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们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骂他、打他、杀他。你们不敢杀他,就把他绑到祠堂里来,由我们按家法处置。族长还说,你们的子女能参军打日本的,就去参军……。

  那时候,我一听说要杀人就挺害怕,开完会回来就跟我妈妈学说族长的话。妈妈说,族长讲得对。我说他要杀人,妈妈就给我解释,族长要是不凶,允许人去当汉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点。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后才明白有些坏人是要杀的。

  但日本人来,不是为报与戚家的私仇,而是要中国人为他当奴隶,要占领整个中国,但族长的讲话对于戚氏的族人来说是真有用的。有几个年轻人听了族长讲话就去参军了,后来在威海也确实没有姓戚的当汉奸。我的表兄谷源臻(军人)还告诉我,解放以后在威海找汉奸,也没有找到姓戚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开始逃离上海。那时祖父已去世,父亲担心英国跟日本开战后妻子、儿女的安全问题,就通过清华银楼汇来一笔钱,叫我们赶紧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英国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随时都可能停航。清华银楼当时是威海最大的银楼,我祖父在科举废除之后,弃文从商,转入这个银楼经营金银珠宝。所以银楼很负责地把父亲汇款的事通知母亲,叫母亲去上海。母亲对父亲的决定很高兴,从银楼拿到钱后,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变卖的变卖,能送人的送人,告别了亲友,就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乘长途汽车到烟台,再乘英国船去上海和父亲团聚。

  在威海到烟台的长途汽车上,我因晕车,半路上就呕吐了。当时,因为沿途常有抗日游击队活动,汽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一吐,一个日本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是霍乱的传染大家”,要赶我下车。我母亲一个劲地哀求。车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乱,也帮我妈妈说话,我这才没有被赶下去。不然,后来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党、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狱,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我们是1942年春夏到达上海的。到了上海后我就在西城小学读五年级。我受祖父的影响,关心天下大事,喜欢看书,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多的书。我有个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诉我,在胶州路附近有一座儿童图书馆,那里有很多书,学生可以去看书、借书。我找去了,发现那是一座光线明亮的小楼,藏书很多。后来我放学以后就常去那里,在那里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书籍,只要我有兴趣又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

  第二章  追求真理:从不满现实的少年学子,到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所在的报关行生意萧条,父亲的工资减少了,一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节省房租,同时还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条件,1943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莱路67号一座民房里。从南市到西城小学,路太远,我就转学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学。那是一位慈善家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设立的学校。我在念慈小学读完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了《新闻报》的贫寒学生助学金,被分配到德润中学,当时叫建平中学。

  为了贴补家用,我父母借钱在住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店,由母亲打理,卖些烟、酒、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小店确能赚点钱,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青帮要强迫“保护你”,保护费是盈余十抽一、二。这个钱要是不给,小店就别想开。日本人的税务局也要抽钱,虽比青帮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分之十。这两项合计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还有日伪的小特务,戴着个破徽章,到店里要钱不说,还常常不给钱整条地拿烟,整瓶地拿酒,有时一拿就是几条烟,几瓶酒。这么算下来,小店收入起码一半就没了。

  有一次,小特务又来了,有瓶好酒,价格很贵,我母亲实在舍不得让他拿走,就想藏起来,但晚了一步,小特务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亲不给,还据理力争。那小特务恼羞成怒,就诬说我母亲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母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下学回来,听家门口钉鞋的老皮匠一说,就好像天坍了一般,撒腿就往宪兵队跑。那个宪兵队,也在蓬莱路上,离我家只有七八百米,我几乎一口气就跑到了宪兵队门口。我小孩子思维简单,又一心想找妈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冲。好在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我是个小孩,没开枪,一个在原地继续站岗,一个来追我,追到里面一个大楼的门口把我抓住了。当时那大楼里面有日本宪兵队的军官正在开会,我把他们的会议搅乱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头头,通过他的日本翻译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建平中学的学生,我妈妈给你们抓进来了,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妈妈?”戴眼镜的日本人就对着其他人哇哩哇啦说了一通话,我什么也听不懂。几分钟后就有人把我妈妈带到我面前来了,她后面还跟了个中国人,那家伙说我妈妈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我妈妈虽然没文化,但遇到事很沉着、很冷静,在威海的时候还帮助我四姨妈给游击队偷运过短枪,她说:“不是这个事,我是开小店的,卖烟酒的,给你们做事的那两个人经常拿我的东西,不给钱,我跟他要钱,他火了,就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抓来了”,还说:“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那些小特务,连我妈妈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日本头头听了我妈妈的声辩,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妈妈放了。

  我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事,这次冲日本宪兵队救妈妈算是最大的一件事。我父亲回家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支博士金笔,一本《沉香救母》连环画,作为奖品给我。那只博士金笔我用了好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丢下了。我惭愧呀!我没沉香那本事,不然的话,就早把日本小特务惩治了。不过,这之后,我对于给日伪做事的小特务就更加痛恨了。

  我们建平中学有一个日伪派来的训育员,姓邹,他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可不知怎么就是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们唱骂汉奸歌“穿个皮鞋嘎嘎响,卖了祖宗再卖娘”,他就在旁边丧着脸,不高兴。德国人打败仗了,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们学生对形势都知道一点,可他上训育课,还是大讲“大东亚共荣”,“反共才能救国”。我们都讨厌他。一次,我们知道他又来要上课了,就在黑板上画了个乌龟,乌龟身上十三块纹道,乌龟举着日本膏药旗,旁边写着“打倒汉奸”。那乌龟十三块纹道,四个腿加上一个头一个尾巴,等于六个脚,合起来是“十三块六脚”。上海话“十三块六脚”就是骂人无耻。训育员进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块六脚”的乌龟,气得脸刷一下就白了,连忙自己擦掉,还说:“你们老说我汉奸,我是为了和平反共救中国”,“汪(精卫)主席是孙中山的信徒,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蒋介石压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国’的口号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们说我是汉奸,我是为中国人利益的,我教过你们当汉奸吗?我都教你们怎么样修身,怎么样救国,我没有教你们当汉奸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老家那个四姨妈是共产党,具体干啥还不知道。训育员不承认他是汉奸,我们学生却不信他,不给他鼓掌,也不说话。他说:“谁画的,自己出来认个错,我可以原谅你年幼无知。”他追问了半天,没人出来认错,他就把我们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认为女学生不会干这事,所以不打女学生。那是我长到十几岁第一次挨板子。我们挨了板子,还是不服气,还是没一个人理他。很多同学回家后跟家长告状,结果好多家长,有的还带着亲戚朋友,到学校来包围了校长室。我们学生没法上课了,都出来看热闹。后来校长、校长太太出来作揖,想平息事态,但学生家长说,不行,一定要开除这个老师,向学生道歉!校长太太说给每个学生发一包点心,表示慰问。学生家长说,谁要你的臭点心,我打你儿子,再给你发点臭点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没有告诉妈妈,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给她添累。家长闹事后的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撤销那个邹姓训育员任的职位,不要他上课了。那个人就再也没来过。这次勇斗汉奸训育员取得胜利,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的力量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起菜叶子或者黄瓜啦,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报上铺天盖地地宣传说是蒋介石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还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去欢迎蒋介石,在会场上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万万岁!”又过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被他们认为沾上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顿时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我们家也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们家把积攒下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愿。这等于变相抢劫了我父母的活命钱之后,又切断了我们家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接连身亡。

  母亲小店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上不过是一粒小沙子,但是这粒小沙子对我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懂了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回事。

  终于,1946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国民党上海政府在整顿市容名义下,在几天之内抓了上千的小摊贩进局子,并没收他们那点可怜的小商品,结果引起众怒,五、六千个摊贩家属(妇女、老人、小孩)和许许多多被没收物品、被禁止摆摊的摊贩,包围了黄浦区的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财物。那天是星期六,我本来是要去父亲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摊贩们一群一群往黄浦警察局奔去,一打听说是摊贩在包围警察局,就跟着人群进了黄浦警察局前面的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后面和旁边马路上还有数千围观者。警察局门口则是好几排警察在跟往里冲击的摊贩发生肉搏式冲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龙头冲人,还往天上开枪,摊贩们则毫不退让,一些人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筐筐碎砖头、鹅卵石、西红柿、臭鸡蛋,纷纷往警察局扔,扔得远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这阵势,我就跑过去帮忙给大人递送鹅卵石和碎砖头——我是个小孩,力气小,扔东西扔不远,只能帮忙传递。警察会闪躲鹅卵石和碎砖头,真挨打的不多,而冲在前面的摊贩,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伤。即使这样,摊贩们还是不罢休、不退却。几十分钟后,其他区的大批警察,坐着鸣叫的警车赶来支援,他们下车就抓人,我从人群空隙中跑了。摊贩们随后就组织全市商户罢市。这件事最后以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讲话,答应放人、答应退还东西、答应摊贩继续营业而淡化。

  1946年冬天,因美国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由此爆发了平、津、沪的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包围了美军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高喊“美军退出中国”,“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大学教授蔡尚思、马寅初、楚图南等名流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大游行那天,正是1947年元旦,学生放假,我听到广播后,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观看反美大游行,学生喊口号,市民也跟着举手喊叫、鼓掌、跳跃,一致要求驱逐美军撤离中国。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大兵欺凌中国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人民运动。

  这个时期,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内战造成大批苏中、苏北战区的难民,他们搭船从长江对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涌进上海的难民最多,一时间在南市、闸北、杨浦,出现无数的贫民窟,难民用木板、硬纸板搭起许多临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没地方搭建小屋了,他们就睡在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突然有一天,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蓬莱路、复兴路上就看到隔一段就有一个或两三个小孩的尸首,还有老人的尸首。有人在报上说那天死了八百多个小孩,八百个童尸!住在上海的诗人臧克家,目睹了这个惨状,就写了一首诗,叫“生命的零度”,副标题是“八百童尸”。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这诗摘录成一个小传单加上照片,到处散发,我就是在传单上看到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反内战的号角。那些儿童有权利生存下去,却到了生命零度,冻死在上海的街头,死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弄得老百姓没吃、没住。1947年以后,上海米价又暴涨,比抗战胜利时上涨了百倍,即使这样,市民还常常排长队买不到米,而穷人想吃也没钱买,只好买点豆腐渣掺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到黑市买点大米应付一下,而黑市米价比配给米高一倍到三倍。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地下党发起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但谁都不信他们的,谁都知道,是四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意支持下,张开大嘴想吃掉共产党。

  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对我触动很大,臧克家的诗又启发了我的觉悟,我就参加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了(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很崇敬诗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还到他山东老家去纪念过他)。外滩、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学生、中学生游行示威,我就跟着他们跑,他们喊口号我也喊口号。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地下党,但是我已经知道是地下党在策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警察用水龙头来冲击学生,学生不肯退却。我所在的德润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他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我们和郁文杰、高信成等同学,还是到外滩去助威。特务们用一个木头棍子,上面钉很多钉子打学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惨烈。学生把照片拍出来,老百姓看了更愤怒了。国民党命令大中学校提早放假,不准学生在一起。他们以为放假学生就不游行了,其实一放假学生出来参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内战、反饥饿,其实就是反对给老百姓造成苦难,所以都自愿参加到运动中来。一些工人、职员是直接参加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来,很多的大小商店则是关门停业,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与上海同时,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所有这些大城市的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国民党就出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死伤大批革命学生的惨案。即使这样,还是压不下群众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众运动中去之后,不像学生那样温文尔雅,他们罢工、罢市,包围警察局,还有许多市民竟然自发掀起抢米风潮。

  1947年暑期,我初中毕业,那时我虽然反蒋反美的积极性很高,但还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理想仍然是做个科学家,走科学救国的路,所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报上说,黄炎培等创办了一个贫寒学生助学金,凡上海市贫寒学生,如能考取这项助学金,就可保送进上海名校浦东中学、沪新中学等。我家境贫寒,就去报考了这个贫寒助学金,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免费保送浦东中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浦东中学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原来设想的人生道路。

  浦东中学是上海名人杨斯盛创办的,杨斯盛是工人出身,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上海许多有名的建筑都是他带领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毁家兴学,捐献一生积蓄二十四万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这所中学。第一任校长就是黄培炎先生,他是孙中山领导的老同盟会会员。“五四运动”先驱蔡元培曾赞誉杨斯盛是“一代伟人”,胡适则称杨斯盛是中国的“大豪杰”,“可敬、可爱、可法、可师”。浦东中学在长期的教学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张闻天、李一氓、蒋经国、庄世平、王淦昌、夏坚白、范文澜、胡也频、殷夫、董纯才、雷经天、谢晋、何挺颖、叶君健等。

  浦东中学一直富有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锋堡垒。在抗日战争中校舍被日寇炸毁,学校迁至浦西杜美路(即今东湖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重视浦东中学,派军统特务黄星来控制训导工作,他有权把革命师生送特刑庭,连校长都怕他。上海地下党则把浦东中学列为中学工作重点,还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我在解放后才知道,我考的那项贫寒助学金,名义上是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而我能考上则可能与我之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不无关系。我的英语不好,我很担心考不取,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一位女老师问我对全市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侃侃而谈,结果我在回家后的第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东中学的通知。

  1947年秋我到浦东中学报到了,和顾志刚同学分在一个班级,他就坐在我后排。不久我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顾志刚是年轻的地下党员,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派到浦东中学组织地下党支部、开展学生运动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地下党员还有胡令升、张晔、何世和、钱嘉庆、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最年轻的区委委员。

  1947-1948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大变化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与坏,福与祸……都与这个大变化有关系。这个大变化又与革命书籍分不开。我对书籍总是如饥似渴,刚随母亲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里;读初中的时候,从一个老师那里得知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市立图书馆,我就去那里读书,先后读过诸子概论、《史记》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著作,还读了达尔文、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的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变化的是在浦东中学时期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通过地下党员顾志刚,我先是读到了许多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历史、哲学著作,包括《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李家庄变迁》、《大众哲学》、《小二黑结婚》、《社会科学概论》和鲁迅、高尔基著作的单行本等,后又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这本书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特别是书中的《毛泽东自述》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历史、政治主张坦诚地公诸于世。这本书打开了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门。书里的许多事情,如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既新鲜又刺激。我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一连三天三夜,日以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学校里的功课也不做了,有的章节不止看过一遍、两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它帮助我建立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现今我个人的藏书里有《西行漫记》的三种版本,它们是我的珍爱。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亿万家财,想做亿万富翁,其实,这本书里讲的真理其价值在亿万以上!你只要认真读了,就比亿万富翁还富有。

  从《西行漫记》里,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本《共产党宣言》,我到处找这本书。后来何世和给我搞来了,他那个书的封皮是《家庭月刊》,里面才是《共产党宣言》,书没写译者姓名,书的纸张粗糙泛黄,书的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踟蹰着,这就是共产党的幽灵!”“踟蹰”两个字我那时还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解放后我看到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译本,它把第一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我觉得它没有我第一次读的那个译本好。《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看了就想,我在报关行干活的父亲、在香烟厂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厂干活的花姐,不都是无产者吗?他们的老板不都是资产者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资产者的机器、工厂、土地、房屋,建立起一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提出要没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工厂、铁路,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按计划组织生产,还提出具体的十条措施。我反复阅读这些措施之后,全部都拥护,特别拥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这一条。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倒国民党,因为那时国民党很专制、很腐败,我很厌恶国民党。另外,我觉得顾志刚等人向我说的,中国革命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道理更适合中国。但那时,我对《共产党宣言》中某些内容却不很明白,比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开的公妻制”、“英国宪章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其中一些问题是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弄懂的。

  我从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老乡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飞路影院的后面,有一家中苏友协开办的进步书店。我找到那家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对我这个穷学生也彬彬有礼。后来我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图书馆一样地看书,只要愿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有时(星期日)我就去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时代日报》,上面有解放战争的战报,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如饥似渴地搬起砖头般的革命经典著作翻看。久而久之,书架上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阅读,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还看不大懂。总起来说,那个书店给了我许多解放区的消息和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呀、“价值”呀、“剥削”呀、“帝国主义”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给了我一本香港中国书店出版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书店里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好长时间的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和当时看了小册子的感觉。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又把祖国拖入内战之中,沉沦了一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我都看了,都没有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多前就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地寻求祖国发展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小册子把一切都讲得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志向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觉得,毛泽东能救中国,我对他服膺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跟着毛泽东。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读过它的人成百上千万了,我不知别人读后的感想,但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顾志刚讲了。不久后,顾志刚又给我借来一本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要我好好看。这本书很厚,分三编: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三编是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很打动人,其中介绍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法)、傅立叶(法)、欧文(英);他们都眼光远大,对“充满罪恶和灾难”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为他们的伟大精神感动,最叫我心动的是身为英国一个大纺织工厂厂主的欧文。他先是领导一个500多人的工厂,后来,又领导了一个发展到2500多人的大棉纺厂,,别的工厂厂主逼迫工人每天劳动十三、十四小时,他却只让工人劳动十小时半;他为工人的子女创办了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得愉快;当经济危机爆发使工厂停工时,他仍给工人发工资;在别的厂区,工人大批堕落,在他的厂区却没有堕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连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也绝迹了。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给工人“合乎人的尊严”,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问,这2500多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些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在半世纪前需要六十万人才能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财富差额到哪里去了?他的答案是,都归企业主了。他认为,那巨大财富的果实,本应当归于工人自己;这种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现实是最不合理的;大众创造出的财富不应归个人而应为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本着这样的想法,他想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创设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想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与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创造他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所以他最后被逐出了上层社会,变得一贫如洗,他的共产主义新村也以他丧失了全部财产而失败告终。

  我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感动的青年人,但欧文的那些话,特别是“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的话,我当时读到时,曾泪流满面。这泪使我的思想完成了革命的转变,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书中所描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是在1948年1月的一个天气很冷的夜晚,地点是上海市蓬莱路六十七号我家的阁楼上,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陪伴我读完这本共产主义历史的巨著。在阁楼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熟睡着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层我母亲简陋的小店里,三块木板搭成的一张小床上,蜷曲着在香烟厂打工的远方老姑。那天因为上夜班,她回不了家,临时睡在我家的小店里。她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了,为了供养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烟厂做工。那厂子我也去过,在复兴路的一个弄堂里,车间破烂透风,满屋飞尘,烟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连呼吸都很困难。她的老板有时连工钱都拖着不发。试问,这样的老板能同意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思想吗?能和欧文一同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村吗?工人要解放,不斗争行吗?那时工人为什么那么拥护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就一百多万军队,国民党有五百多万军队,力量对比很悬殊,人民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地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来革命,要自己救自己!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共产党?因为许多共产党组织已经要和当年逼得人民起来革命的国民党一样贪污腐败了。史镜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诸己”。今天的共产党应该反省自己啊!

  地下党员顾志刚看到我思想进步很大,就来动员我并和我商量,怎么把小兄弟们团结在一起,先领着大家看革命书,再慢慢形成一个进步组织。不久,我们十几个人在淮海路白俊义同学家里开了个会,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起名叫“野火社”,取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表示不怕国民党的一次次镇压。由于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野火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浦东中学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的进步活动都是按顾志刚等人的布置,在上海地下党和市学联指导下进行的。

  浦东中学那时实行学生自治,每个班级都设立学生会,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因为以前就与班级的几个同学办过一个文艺性学生刊物,就当选了班级学生会的文艺委员。这正是顾志刚想要的,他希望我负责办壁报(当时一般叫墙报,其实和后来的大字报差不多,只是字小一些),宣传革命思想。我请班级语文老师为班级壁报取名,他取名为“警钟”,意思是警钟长鸣,自强不息。大家同意。我又请美术老师绘制板头,动员大家写稿。很快《警钟》就办起来了,半月左右一刊,第一期是1948年3月出版的。我按照顾志刚的建议,让《警钟》的第一期采取了中间立场,不谈共产党的事,除了同学们的好作文之外,就只有我和地下党员何世和编的《海涅诗选》,以及从进步报刊抄来的一些时评。想不到《海涅诗选》受到爱好文艺同学的喜欢,有人一面看一面抄。我们登载的海涅诗,其实是个精粹摘录,不是全文。同学们也都没想到海涅竟然是一位革命诗人,同情工人,在诗中诅咒资本主义剥削。如今壁报的许多文章,都找不到了。我翻查解放前的笔记本,只找到当时摘抄的海涅诗的几张小纸条,上面的诗是:

  我们织!

  我们在织布机前,织呀,织!愤怒的眼睛里,早没有了泪水。我们咬牙切齿地恨你呀!德意志帝国!我们在为你织裹尸布呀!织呀,织!我们一面织,一面诅咒!诅咒你的上帝,我们在饥寒交迫时,曾满怀希望,向他祈求……到头得来的只是欺骗!织呀,织!我们一面织,一面诅咒!我们诅咒帝国的统治着,你对我们的苦难,毫不关心,你只知道剥削压迫!榨干了我们最后的一根筋骨,还把我们打死在地,织呀,织!

  我还会雷鸣!

  因为我的闪电是那样的明亮,它光芒四射,刹那间,就划破了苍穹。所以,你们就以为我不会雷鸣。亲爱的人们,你们错了!除了闪电,我还会雷鸣!不信吗?一旦革命的日子到来,我雷霆万钧,五雷轰顶。那时,官僚特权的宫殿将被轰塌,贵族阶级的统治将被摧毁。富豪的庄园、别墅,也将同大地一起震荡!贪污、腐败、娼妓、赌博、流氓、毒枭,一切污秽的东西,都会被我的闪电雷鸣轰掉!

  我是火,我是剑!

  我是火,在黑暗里。用我的生命,指引着革命的道路。我是剑,在战斗时,用我的身体,冲锋陷阵,一往无前!

  1948年内战局势发生逆转,国军不行了,解放军形势大好,先有西北、东北战场解放军的大捷;接着是3月间在华中战场陈赓、谢富治所部攻克洛阳;紧随其后是3月30日我的家乡威海获得解放;再接着是4月22日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复延安后,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些消息,我们通过壁报和野火社积极分子,告诉了大家。5月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爆发,我们的野火社也积极参加活动。美国在1948年2月宣告日本天皇无罪,允许日本悬挂太阳旗,5月扶植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作为武装日本的初步。这等于是中国人刚刚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挣扎出来,还没来得及擦干身上的血污,美帝又把日本军国主义扶植起来了。美国的行径激怒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由此爆发。北平、天津的学生首先举行游行示威,上海地下党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反美扶日的宣传。5月4日晚上,野火社成员和许多积极分子到交通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营火会,这个大会的一个内容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孟宪章做专题报告。由此开始,“反美扶日运动”就成为1948年上海学生运动的最重要题目。

  野火社当期壁报,按照顾志刚的要求,不但要扩大篇幅,还要贴到学校的大门口。为了组织好这期壁报,我们不分昼夜地编写,我们在学校仓库的旧报刊中,找到日本人轰炸上海、残害老百姓的旧报纸、旧杂志资料,把它们剪下来,还按顾志刚的主意,把剪报边烧一烧,造成一种实物证据的样子,让读者能想起当时日本人用炸弹炸我们上海的惨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报道,在旁边用大字写上“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屠杀中国人,现在美国又把日本扶植起来,我们能答应吗?”。

  这期壁报在校大门口贴出后,顾志刚还叫上别的中学学生来看,造成较大影响。但也马上引起学校里的训导员、军统特务黄星的注意,他嗅到这个大概是共产党搞的。壁报贴出来的第四天,他就叫学校里跟他跑的学生把壁报揭了下来,交给校办,并对背后的情况进行追查。壁报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说“美国”,而说“美帝国主义”。黄星就从这篇文章查起,他认为作者是共产党,就把我这个主编找来问话。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写的,但不能出卖何世和。黄星这个军统特务就用查笔迹的办法查到是何世和写的,然后又把我找来问话:“何世和是不是共产党?”我答:“他是共产党?你简直好笑。”我当时这样说也是真话,一则我那时确实不知道何世和、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员,二则我以为共产党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也该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还没我长得高大,能是共产党?!我接着又说:“他长得比我还小,他什么共产党呀!”黄星不管,仍叫级任老师去把何世和找来追问。何世和说自己的祖父是青帮“同”字辈大佬,与黄金荣关系非常好,父亲在跑马厅管事。黄星一听,马上就不再问何世和“美帝国主义”的事了,叫他走,何时(红歌会网注:“时”应为“世”)和一边说“好”一边要拉我一起走,黄星不干,说:“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装着很讲义气的样子说:“他是我的朋友哩!你以为他是共产党?笑话,他长得挺大,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懂什么共产党,你这年纪才够共产党哩!”黄星哭笑不得,但还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纪小小的,能弄出来这个东西,还威胁我说:“谁指导你的?谁教你?你今天不说出来就别想走,因为你是主编,不说就把你送特刑庭。”

  顾志刚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黄星又找我问话,就知道情况不好,就立即派同学通知了我母亲来学校;看到黄星放了何世和,却不放我,就鼓动起同学围住校办。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我母亲赶到学校来了,在同学簇拥下闯进校办,先把黄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产党去,抓我孩子干啥?”然后拉着我就走。教务主任赶过来告诉我母亲:“你来了也好,学校决定开除你儿子学籍。你把儿子领回去,今后不要来上学了。”他没说完,我母亲就把我拉出校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是1948年5月19日。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天,我在浦东中学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天结束了。第二天,学校出了布告,开除戚本玉的学籍。

  在我被开除后不久,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像滚雪球一样,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六月中的一天,上海地下党又组织全市学生,在外滩举行游行示威。顾志刚出于我的安全考虑,怕我万一被国民党抓了,放不出来了,就让人来向我交代,不要参加游行,只可旁观。

  这之后的一天,顾志刚来跟我谈话,要发展我入党。我已看过许多革命书籍,对共产党也有了认识,虽然有参加党的愿望,但是我没想到,甚至也不相信顾志刚是共产党。在我的想象中,地下党一个个高高大大的,威风凛凛,年纪也比我大多岁,顾志刚与和我年纪差不多,与我想象中的地下党实在相差太远。还有,我那时自己组装并收听短波,经常给他讲我从延安广播电台听来的东西,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如我多。所以,我就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是你自己搞的共产党吧?共产党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组织的,它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他笑了,说:“是的,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我说,共产党要有枪的,你有枪吗?没枪。没枪你怎么是共产党?我还想有个枪呢。我看了毛主席的书,枪很重要。你没有枪,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顾志刚第一天没有说服我,第二天还跟我谈。我跟他说,你知道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吗?你知道列宁批判马尔托夫随便组党吗?共产党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像马尔托夫那样胡乱组织共产党是不行的。顾志刚那时还不知道马尔托夫,就被我说得没有话说了。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实话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我是学校共产党小组的组长,入党一年多了,“野火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党看你有了觉悟,而且在反美扶日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才发展你的,你入了组织就会知道党多了不起的。我还是半信半疑,我要求见他的领导人。他说,那要入了组织才行,你的好朋友何世和也是共产党员,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不能再多了。后来何世和来跟我谈话,跟我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发展历史。还说,共产党有白区,有苏区,白区的党组织后来被破坏了,毛主席又叫恢复。顾志刚不是一个人,他上面是有组织的,他不好跟你讲。何世和在理论上比顾志刚高,是他给我看的《共产党宣言》,壁报上的“美帝国主义”就是他写的,他又同我一起和黄星面对面地斗争,我很相信他。我问他:“你真是共产党啊?”他说:“真是的。”我那时认定,凡是共产党都有枪,就说:“那你能不能证明啊?有枪没有啊?”他说:“我们能有枪吗?我们不能带枪的。毛主席讲的,我们不能随便发动暴动,在白区一般情况下要利用和平手段,讲合法斗争。他还说刘少奇有论党,那里讲了在白区要进行合法斗争。我听何世和讲的都在理,想了半天,又觉得他们这个共产党应该是真的。何世和知道我信了他,就说,你应该相信顾志刚,他是组长,是你的发展人。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的比顾志刚多,而你当组员他当组长呢?”他说:“我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我向一个女同志泄露过党的机密。你入党后不能随便说话,泄露党的机密要受处分”。

  我同意入党了,顾志刚很高兴,就要我用米汤写一个入党报告,把我的姓名、经历什么的汇报上去。他后来领着我一句一句轻声地说,“我志愿参加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永不叛党”等等。都说完了,他说,“这就是宣誓。”就这样,我入了党。我要求见领导人,他说要等上面批准我接关系后才能见。那时我离开浦东中学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是暑假期间,不能在浦东中学过组织生活,只能等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再接关系。我的关系实际是1948年10月在中华理科接上的,党龄是以接上关系开始计算,所以我入党时间较早,接关系较晚,我的党龄是从1948年10月算起。

  我入党后还没接上关系,顾志刚就要我到浦东中学去发展一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入党。他叫钱宝瑾,与我关系好,我待他像自己的弟弟。我是被浦东中学开除的,名气比顾志刚的大,浦东中学一些进步同学认我,以为我是共产党。钱宝瑾接受了我的发展,在8月入党,在浦东中学接上了关系。钱宝瑾解放后当过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秘书,后来在公安局政保处。文革中,徐景贤准备让他进入公安局领导班子。1968年初我出了问题,他因为是我发展入党的,就也遭受审查。一审查,他是八月份入党的,比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还早两个月,他怎么也说不清楚,后来就被派到虹口公安局当民警去了。我1986年从监狱中出来后回到上海,与他再次见面,现在他也还来看我。

  1948年8月在我发展钱宝谨入党后,顾志刚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让我报考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简称中理,这个学校原址在今徐汇区安福路上),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他说,中理虽然规模小,但学风好,在上海颇有声望,校长曹凤山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很有点名气,他主张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一边开办纺织厂,一边创立了这个学校。学校只有一个地下党员,现在派你和另一个地下党员瞿云宝一块进校,那里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工作比较安全,你们三个人争取用两个学期,把它建成像上海储能中学那样的红色堡垒。我说我是被开除的,没肄业证明,怎么报考呀?他说那个好办,过几天何世和会给你安排好。

  过了几天,何世和果然就来同我谈办证书的问题。他说,地下党正在想办法给我开一张中学肄业证明书,要我改个名字。这个我懂,因为上海中学生都要往市教育局报名单,一查档案,戚本玉是浦东中学开除了的,我要再在上海上学不改名字不行。那时候我正看鲁迅的小说《理水》,它是写大禹治水的,说大禹带了一群人,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但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大禹使我很受感动,我就跟何世和说:“把戚本玉改为戚本禹吧”。何世和希望两个字都改了,我告诉他戚家是山东的大家族,本字辈必得用本,叫戚本什么的很多,改一个字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何世和给我拿来一张写有戚本禹名字的黄色土纸做的肄业证书,学习时间为一九四六年,是国立九中的,上面有国立九中的图章和校长的印章。我从来没听说过上海有个国立九中,就提出一堆疑问,何世和都给我做了解答,还说“四川的地下党跟我们说了,国立九中从重庆向南京迁移时,船破了,档案都丢了,查也查不到了。这个证书不是随便开的,是按照一个认识的国立九中的学生的证书复制的,图章也是照它的样子刻出来的,没问题。”我那时候很执着于真假,还不大懂搞革命工作,有时对敌人也要做点假。所以,心里总是觉得不对劲。可是,没有这个证书,我又进不了学校,就只好将就了!何世和还叫我抓紧时间找些旧报刊,看看重庆的情况,以防万一有人问起来,可以接上几句,但他告诫我尽量少谈重庆,免得说漏了嘴叫人起疑。

  我拿着复制的国立九中的证书进了中理,戚本禹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了。我那时认为,中国最理想的领导人就是大禹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真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的。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对大禹的评价更高,他在少年时代即对大禹心向往之,在读书笔记中赞美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抗日战争,建国初期都曾在讲话中颂扬大禹。看来,我当时的选择是符合鲁迅和毛泽东的思想的。

  1948年9月底,顾志刚通知我,第二天课后到老同学瞿云宝家开接关系。记得那是个周末,我下了课即与瞿云宝一起去他家。来接关系的人是中共上海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张效浚的领导人是张本,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张本上面就是市委书记刘晓、潘汉年等。文革中张本在国家科委担任副职,造反时我支持过她。我出事后,她和张效浚都受我连累,长期被审查。

  我和瞿云宝都进中理后,中理就有了三个地下党员,党小组长是由上学期就在中理读书的刘伯瑞。这个时期地下党工作就比较好做了,许多学生愿意听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消息,并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策。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之后,国民党的败象毕露,地下党工作就更好做了。我们组织的读书会、同学联谊会都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在会上讲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讲栗裕击毙国民党名将张灵甫、讲林彪解放东北的故事等等,同学们都爱听,都希望共产党打胜仗。不到半年,我们就壮大了队伍,发展了施克俭、张惠康等同志入党,在学期末使学校地下党员增加到六名,读书会的外围成员十几名。

  校长曹凤山见我们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籍,组织各种进步活动,怕我们影响学校教学,便进行干预。他认定我是领头人,有一天便找我到校长室,很客气地邀请我下课后到他家吃午后茶。校长请我去他家吃午后茶,这是很高级的礼遇。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拉过来,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下课后我带了一个地下党员同去他家。他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不是国立九中的。我刚要解释,他就说,不必说了,你是个好青年,聪明能干,有理想,一定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丢了学籍。我女儿也同你一样,在南模女中闹学潮,学校不要她了,看我的面子,才保留她学籍,调到男中去旁听。其实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只是国家怎样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们现在就是好好读书。我也知道国家当前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怎么救国呢?唯有科学一条路,希望你好好学数理化,将来搞工业。我的理科中学就是培养工业家、工程师的。我还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是太好,只要你愿意好好学习,我可以免除你的学费,将来保送你上大学,我在外国还有些关系,大学念完了,还可以送你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回来到我的工厂当工程师。将来这个工厂就归你们管。你给国家发展工业,好不好?

  我听了校长这些话,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更想争取他。但是,我没有成功。我记得我们谈到后来我低声跟他说过,难道你没看见国民党的军队用水龙头冲学生,没看见国民党的特务用钉了铁钉的板子打学生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不好,我们能好好读书吗?我还提议跟他达成一个协议,等推翻了反动政府,我们都帮他去发展工业,现在他不要反对我们的进步活动,但遭到他的回绝:“那不行的,我的学校都给你搞乱了,学生一天到晚都听你们宣传。”

  这位校长兼实业家,解放后接受了毛主席、共产党的教育,思想有极大进步,后来当了市政协委员,对共产党的事业一直很积极的,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他的另一个女儿曹子方是解放后南模学生自治会主席,1951年曾作为新解放区学生代表,来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给我带来过他父亲的问好。对这样一位坚持科学救国,后来又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过长期合作的进步人士,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我始终认为,曹老先生和众多和他一样坚守科学救国理想的人,虽然都很值得尊敬,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巨大的变故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却不能解决国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的进步问题。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革命比科学更重要。

  第三章 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保安队员,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

  1949年初,上级党组织提出,由于南洋模范中学是上海的名校,社会影响很大,必须要调一些地下党骨干成员进去加强党的力量,让我和瞿云宝报考插班生,进入南模。同时,由于郊区市立真如中学那里,是解放军从铁路线进入上海的必经之地,让刘伯瑞去真如中学开辟工作。这样,我们原来在中理的三人小组就不存在了,我因此只在中理实际学习工作了一学期。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把中理建成红色堡垒,但已为地下党在中理的扎根打好了基础,新党员张惠康等人接手中理地下党工作后,在第二学期就有很大的发展。新的中理党小组为迎接解放尽了自己的责任。解放后中理收归公有,改名黎明中学,成为上海的重点中学。现任上海第一书记韩正就是黎明中学毕业的。刘伯瑞进入真如中学后,把我初中时的进步同学郁文杰发展入党,很快就在那里打开了局面。真如中学党小组为配合解放军进军上海,做了很多事情,劳苦功高。

  在南洋模范中学,我们的领导仍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区青委的领导是钱其琛,即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那位。那时南模已设立了党支部,男中有六个党小组,女中有一个党小组,都归张效浚领导,党支部书记是高三级的地下党员王纯亨,组织委员是我,宣传委员张晔(女)、杭天禹。另外还有一个党团小组,是做学校社团、校方领导工作的,由张效浚直接领导。这时,我受命于张效浚,负责南模两个党小组的联系,并暂时联系中华理科和真如中学的党小组,不再做直接的群众工作,在政治上也完全以中立面目出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组织示威游行都很容易,但上海地下党接到中央指示,不再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主要搞隐蔽斗争,保证进步力量的安全,因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解放以后需要大量人才,不能让我们的人才都给国民党抓了、杀了。

  1949年春节后,淮海战役结束了。下一步是渡江问题。领导讲,跟国民党谈判,肯定成功不了,我们已经把部队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渡江。果然,国民党不肯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蒋介石不让签字,李宗仁也不肯签字。刚广播了和谈破裂,第二天,解放军就渡江了。那边渡江,这边我地下党就组织人民保安队,准备迎接解放。人民保安队的徽章、袖章发下来了。支部书记和党团小组长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我是学校保安大队中队长之一,负责我们学校和周边地区的安全、秩序,责任区从天平路到宋庆龄的故居一带。我们要防止特务活动,还要防止抢劫、破坏和流氓活动。上海地下党给黄金荣下了命令,不准他们青帮小兄弟在解放军进城时闹事。所以我们那里没有发生抢劫、破坏这类事情。张效浚还布置我们派人去徐龙区南面,调查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碉堡数量、配置,要我们秘密画地图。我们不懂军事测绘,但还是去做了调查,也画了些图,并调查了国民党、三青团等机关单位的名称地址,都送上去了,后来派上用处没有就不知道了。

  1949年5月,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垂死挣扎,几次大规模搜捕进步人士。地下党事前均能得到消息,预先防备。消息来源之一,就是高中三的地下党员顾慰庆。顾慰庆的父亲顾毓琇是国民党中央要员,在国民党里很有点权威,当时是上海市的教育局局长,家住在徐汇区一个高级公寓里。他不知道我们把他的儿子也发展为地下党员了。顾慰庆在家里听到国民党要大逮捕的消息,就报告地下党。另一个消息来源是陈立夫的侄子。陈立夫的侄子也是地下党员,经常跟地下党报告情况,都很有用。按国民党宣传,陈立夫是比较艰苦朴素的,但是他的公馆也是相当豪华。他侄子就住在公馆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顾毓琇的儿子,陈立夫的侄子,家里都是有钱有权有势的,可他们宁愿跟共产党走。现在呢,有些共产党的子女竟希望变成豪门贵族!这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每天国民党大逮捕,我们就通知学校的地下党员晚上不能睡在家里,一些地下党员就躲在顾慰庆家里,顾毓琇是国民党要员,没人敢来搜查;还有些地下党员躲在陈立夫、陈果夫的公馆里(现在复兴西路的玫瑰公寓),和陈立夫的侄子呆在一起。其他学校来不及躲避的地下党员有的人被逮捕了,不经审讯,就被捆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遇难者中有与我们打过交道的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穆汉祥等人。国民党当时开着坦克冲进学校,叫学生排好队,拿着档案,对着照片,一个一个搜查辨识。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看到,反动派可以开着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许多市民也都亲自目睹过这一场景。

  临解放那天晚上,解放军已经打进南郊了,我们怕国民党临时来抓捕,住在天平路一个弄堂里面。5月25日凌晨,听到外面有零零落落的枪声,有人说,是不是解放军打进来了?我说打进来会枪声更大。但我判断错了。解放军一进来,刚打几枪,国民党的军队掉头就跑,如同鸟兽散了,哪还会有什么很大的枪声!后来有个党员悄悄出去看了一下,回来说,是解放军打进来了,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戴着帽子,胸上有个牌子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问他看清楚了没有,他说看清楚了。我就说,那我们赶紧出去。我们出去,部队还在那儿前进呢,真都是解放军!我们给他们打招呼,欢呼。他们也跟我们打招呼,摆摆手,继续前进。

  我们跑着回了学校,那时天麻麻亮,我们通过电话集合人民保安队的同学。很快,来了几十人,张效浚也马上到学校了,他布置任务:维持治安,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解放军经过时向解放军欢呼,喊解放军万岁。我和地下党员按原来的组织体系,组织起保安队,出去欢迎解放军。同学可积极了,拿着个小旗,带着袖章就去了。钱其琛是我们区青委的领导,经常对各学校保安队的工作进行巡察。后来他说:你们南洋模范搞得不错,有个女孩,看见解放军就欢迎,同时向从家里出来围观解放军的市民进行宣传,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解答群众的疑问,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钱其琛说的这个女孩就是女中党员张晔的部下姜保年。

  由于解放后很多事情要依靠学生党员去做,上面从解放区派来一个叫李昌的同志办学习班,对学生党员进行短期训练。我参加了这次短期训练,时间一个礼拜,收获很大。李昌是“一二•九运动”的青年领袖,当时是上海团市委书记。他跟我们做报告,讲青年运动,讲城市工作,并给我们布置工作任务。

  那时我们每天工作都很忙,大大小小的事很多。南市是个最复杂的地区,地下党的力量小,接管警察局的军代表要我们派个家住南市的党员学生,去帮忙解决一些群众纠纷。我家住南市区,组织上就叫我去。军代表派了一部吉普车来接我。我去了就配合解放军处理一些群众打架之类的事。闹事的人听不懂解放军的话,我当翻译并帮助调解,告诉他们要听解放军的话。问题都一个个解决了。

  1949年7月,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就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上面来指示,说建国需要大批干部,中央要上海各学校调人去北平学习(北平正式改回北京是在两个月后的1949年9月),南洋模范要去三个人。上海各个大学也要去人。徐龙区青委张效浚等负责人决定,南洋模范派我、秦亢宗(原地下党党团小组成员)、姜保年(女中部党员)三个人去。秦亢宗后来是杭州大学教授,姜保年后来是上海民进大学校长。

  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学,没档案,南洋模范党支部从区里拿来三张表格,一人一张。我们填了表,带上区里开的信,到市里换信,再到华东局(当时的华东局在现在的福州路江西路交叉口)开了到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部的介绍信。第二天我们三人在华东局汇合其他学校的同学,一共十几个人同行。我被指定为领队,带领大家一起去火车站找军管会安排车次去北京。上海刚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飞机还经常来,有时候扔几枚炸弹炸铁路。我们坐的车开到南京,遇到国民党飞机又来炸铁路了,就开到支线一个隐蔽地方暂时停留。列车员来告诉大家火车要等到晚上才能开,想玩的可以去玩玩,记住车停的地方,天黑以前一定要回来。我们分别去了夫子庙、玄武湖,玩了大概不到半天,天还没黑,怕误了车,就一起回来了。天黑后,车就开了,后来再没有碰到飞机轰炸。

  清晨火车开过当年的淮海战场。淮海战役当年进行时,我每天都听新华社的短波广播,盼望着解放军打胜仗。我知道在这次大决战中,死难的烈士不少。火车开过明光时,我看到了被炮火破坏的房屋、桥梁,还看到在绿色的田野中有许多新土堆,我想那大概是打扫战场的人为死难烈士堆的坟墓了。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敌人横行霸道,我们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它是千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啊。看到眼前快速略过的座座新坟,心情不能平静,就在本子上写下了一首《淮海战场巡礼》的小诗,来纪念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捐躯的烈士。诗写得稚拙,但心是赤诚的。

  你们是一团滚动的火,

  在大雪飘飞的寒风中,

  从北向南,

  为祖国的自由,

  拓展着疆土。

  你们用鲜血和生命,

  与敌人搏斗。

  你们战胜了敌人,

  自己也倒在解放的土地上。

  把自己的躯干,

  化为鲜花、五谷。

  没有留下姓名,

  没有留下遗嘱,

  却留下了永恒的生命之光,

  为后人,

  指引着前进的路!

  第三天早上九点多,火车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后,我们就去了当时在御河桥的团中央。团中央的接待干部告诉我们,劳大即中央团校,在河北良乡(现属北京),并安排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送到招待所休息,第二天又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赴良乡。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到了良乡,与在那里接站的中央团校的干部韩彬会面了。我被分配在中央团校第十七班,这是为上海、杭州的学生专设的班级。北京、天津的学生分在十五班,著名作家王蒙就出在这个班。其他省市亦有自己的班。

  中央团校的学习期不到一年,课程是三门:哲学、经济学、党史。另外还学习建国方针、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工青妇运动史等。教员很多,名家亦不少,著名的有艾思奇(哲学、社会发展史)、孙定国(党史、哲学)、田家英(党史、毛泽东思想)、薛暮桥(经济)、狄超白(经济)、陈家康(国际形势)等。讲课的方式多是讲大课,一千多人坐在地上,教员站在台上讲,中间休息十几分钟。彭真、王明、毛岸英、邓颖超等也来过。毛岸英替苏联客人做翻译,还应大家要求讲了他的简单经历。后来我进了中南海,去瀛台散步时,又见过他几次,听他讲在苏联的见闻和土改的情况。他对人挺谦和,大家都喜欢他。

  1949年9月30日,团校学员从良乡坐火车进北京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大典。大典当天,全校师生由仪仗队率领,按班次进入广场,排到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后面,等待大典开始。我因身材高大,被选为仪仗队员,每两名仪仗队员共执一面大旗,轮流休息。古代名将韩信参加农民起义军时,初职“执戟郎”,我这大概可叫“执旗郎”吧。在大典当天的中午时分,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天天安门广场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很多的人和我一样,虽然在远处并不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但还是既高兴又激动,又喊又叫,又踮脚向上跳,想看得清楚一些。我当时只是个十八岁的青年,能参加这样的盛典,毫无疑问感到是一生的幸福。大典正式开始后,先是鸣礼炮,升国旗,接着是毛主席讲话。这时全场突然沉静下来了,谁也不喊叫了,生怕听漏了毛主席的话,而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静谧的广场突然又如雷霆般爆裂!高兴呀,喊叫呀,欢呼呀,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女同学还哭出了声来。在阅兵游行的时候,大家喊万岁,喉咙都喊哑了。毛主席也喊“万岁”,他喊的是“人民万岁”。人民原来也可以万岁呀!这真是旷古奇声!马克思说,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1950年,中央团校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习,因为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和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新生共和国各方面都急需人才,不能等待学员们按部就班完成学业。毕业前夕,我们纷纷提出要见毛主席。团校校长向中央反映了我们的请求,中央竟答应了!这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年轻人有多么殷切的希望啊!四月的一天,我们列队赴中南海怀仁堂,在政协委员们开会的地方坐下来等待。突然聚光灯一齐打开,毛主席从主席台旁走出来,红光满面,笑着向大家招手。我想,那一刻,在场的每个学员都和我一样,为这样近距离见到亿万人民的领袖感到无尚光荣。我们班级的女党员曹炎等人,代表团校师生向毛主席献上用红纸写的致敬信。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我们其他人是又高兴又羡慕。

  毕业典礼完毕不久,大家唱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的歌曲,告别了中央团校,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我和几个学员奉命去中南海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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