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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第九章)

戚本禹 · 2016-06-21 ·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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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都并没有错。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之后又一个加强集体道路的创造,是将农村生产资料如土地 、农具集体化,建立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必要途径。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坚强集体道路,人民公社是符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要求 的。大跃进本身也没有错,但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是事实。现在关于大跃进的文章是汗牛充栋,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不多。

  第 9 章: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9.1 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都并没有错。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之后又一个加强集体道路的创造,是将农村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集体化,建立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必要途径。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坚强集体道路,人民公社是符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要求的。大跃进本身也没有错,但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是事实。现在关于大跃进的文章是汗牛充栋,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不多。

  刘少奇这个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受到过毛主席多次不同程度的不点名的批评,像 1955 年说邓子恢“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的,其实是批评刘少奇的;毛主席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右倾思想,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也是批评刘少奇的【注 1】。可是,到了 58 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又是最起劲的,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原话,还有什么“男女分营,到礼拜六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这都是狂热到极点的话,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他自己都不拥护,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开。刘少奇说,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里,女的住哪里。我们都慌了,整天担心小屋会不会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现在领导人说了话,下面可能不当回事,那时候刘少奇讲话,我们必须都得听。

  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有密切相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对于他们的这种浮夸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是反对浮夸派,但这些人当时被浮夸派批评是“右倾保守”,有的还受到排斥和打压。

  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高产田”、“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他这个思想还一时影响到主席,毛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说:“搞酒精燃料。”——那时我们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没有发热,毛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毛主席说话有个边,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 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 20%,邓小平就说:“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 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田家英是拥护邓小平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都说邓小平虽然农村出身,却没有搞过农业,不懂农业。田家英都这样说,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认为邓小平搞得太高了。刘少奇也是一样,吹得神乎其神。58 年到处报高产,可一到 59 年一月、二月,到处说缺粮,到处高产了却到处缺粮,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觉察到了浮夸风造成的恶果问题。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跃进,也最早发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并反对浮夸风。在当时的中央最高层领导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真在农村生活过,小时候在家干农活还种过地,所以,他是头脑最清醒的。毛主席后来批评“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的,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威信不好点他们的名罢了。现在出的《刘少奇文选》、《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他们这个时期的讲话,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怎样反省出现的问题呢?是纠正失误并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全盘否定然后走分散单干的老路,即搞三自一包?当时,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和很多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是不一致的。毛主席看得非常清楚,好多假话是上面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逼出来的。毛主席反对浮夸,但要把那些搞了浮夸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整下去,他也不同意。因为那就意味着更改党的路线,那可是大事了,是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可是,现在有人却说,主席是支持搞浮夸,支持“放卫星”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是从干部有错误就改,不能一下子把有错误的干部都打倒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犯有浮夸风错误的干部,而不是支持浮夸风。他说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嘛,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有错误也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还有人抓住一个主席批过的文件不放,这个文件在规划共产主义的远景时提到了要亩产万斤的事【是否需要给出具体文件?】。主席看了那个远景规划后,说它像一首诗,叫陈伯达、张春桥他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主席还问了钱学森,问他粮食亩产能不能达到一万斤。钱学森用光合作用理论推导,太阳光照多少,时间多少,如何如何,还搞了很复杂的微积分公式计算。我也看过钱学森的论证,但啥也看不懂,就记得有个符号“∑”,就好像是把大写的 M 侧着放的,就因为看不懂,反更崇拜他有学问。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就对数学没有兴趣,高等数学知识不多。他看到钱学森的论证,又是理论,又是计算,复杂公式一堆,又说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没上去,是没有弄好,弄好了就可以达到一万斤,一切都讲得有根有据。毛主席也没法驳斥。我估计,主席心理还是有疑问,因为他小时在农村种过地,能打多少他是心里大致有数的。后来钱学森说自弄错了一个小数点。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都成了毛主席不懂科学了,乱来了,蛮干了,愚昧无知了,违反自然规律了。反正罪名一大堆。这都怎么说呢!上上下下干部说假话,搞浮夸,钱学森他是大科学家,是美国回来的,而且是爱国的。毛主席问他也不是错吧?

  9.2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

  主席不信万斤粮,我第一次知道是从林克那里。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对主席的情况熟悉。我对农村也知道一点,也不信万斤粮,觉得 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问林克是不是真有万斤粮。林克告诉我,主席在天津就问了:“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主席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才这样说的。林克听了主席的话之后就去把万斤粮弄清楚了(可参见林克回忆录)。原来,那些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几亩田的稻挖出来,挪到一亩田里去,浇好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几千斤,万斤没有看到。他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原来是这样的”——这都是林克亲口给我说的。后来报纸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麦穗上,我看到报纸,就去问林克报纸上的情况他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想象这些麦穗、稻穗挤在一起,很匝实,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几片,小孩子还是可以在上面的。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堆起来的,现在你找人给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这一讲,我就都清楚了。主席不信万斤粮,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时候有实际依据。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们这些他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种粮,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费粮食的事,整顿一下,共产风整顿一下(共产风陈伯达有很大责任,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到处胡说,陈伯达是跟在他们后面胡说),但不能随便拿农民的东西,注意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那时候还没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回来,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也要拜农民为师。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让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粮食,你们要自己去称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毛主席让我们到四川,实际就是想让我们搞个典型调查。解剖了一只麻雀,所有的麻雀是怎么回事就清楚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他报告反映说,四川省粮食最高亩产上万斤,平均亩产两千多斤。

  1959 年初,田家英、逄先知、我、李学谦和骆文惠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下到了四川的新繁县大风公社,其中骆文惠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来自四川重庆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支部书记。我们下来后,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在公社掌握全面,主要是搞农村调查,又经常回省里开会,没有地时间下地。他以前也没有种过地,就是在延安也是教书,没下过地。这次他也没有实验田。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主要是跟着田家英的,天天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只是偶尔到他自己的一中队去一下,可搞实验田是要天天都盯着的。骆文惠也没有实验田,她是小姑娘,觉得有困难,其实她干农活比我行。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后来也没有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所以,我们五个人,真正实际下去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姥姥是个贫农,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帮姥姥捡麦穗,捡来贴补家用,捡几斤就不得了。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现在,浮夸风没有停止,毛主席要我们来实地调查,我是很高兴的,也愿意搞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万斤粮到底靠不靠谱。劳动是很辛苦的,在稻田里腿泡得黑乎乎,蚂蝗还要爬到腿上吸血。

  我是下到新繁县崇义乡大丰镇第四中队第六小队。我们是中央来的,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做实验,他们就给了一块最好的。说是一亩,我自己丈量,有六百六十平方米多,差一点一亩。我交代说,这是我的田,你们谁也别动,也别施肥。怎么做,我去找几个老农请教后再说。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虽然小时候在地里帮姥姥捡过麦穗,可真正的农活却一窍不通。我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牵牛、套牛、架犁、扶犁。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比我写文章找材料还容易。田不平,有深有浅,而且田埂边和田中间的泥土硬度还不一样。犁田的时候,犁要把好,碰到高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等于把犁尖翘一翘),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拉不动。我开始不知道,一看牛停下来,以为是牛偷懒,就挥动鞭子往它身上甩,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一使劲就往前冲,我嘴里刚还哼着小调,很得意的,忽就叭嗒一下摔到田里,弄个嘴啃泥,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很狼狈。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去附近河里洗一洗。回来一看,犁断了。犁是农民的宝贝,当时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说我赔。当时我 16 级,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还要养家,但挺好的犁,让我弄坏了,还是应该赔。后来公社一个姓罗的领导说,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了农具由公社来赔。这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内疚,那个时候公社也难哪。犁是公社赔了,可这个牛会认人,我抽它吓唬它了,它就怕我了。有位农民对我说:“你要去弄点嫩草喂它,还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我照做了,一连喂了两天,那牛一面吃我喂的嫩草,还一面看我,之后就又听我使唤了。老农说,牛也是通人性的,果然是啊。不过,那之后,我不怎么犁田,他们也不让我犁了,怕万一再弄坏犁,损失就大了。

  耕完田还要养几天、晒几天,再用耙来反复耙,把整块田耙平整了,最后泥块在水里变得细腻稀软了,才能插秧。那时李井泉规定,报上要整天宣传密植,什么“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就是秧苗插得越密越好。我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就说,老戚啊,你要吃了他们的药(‘吃药’是方言,就是上当的意思),你的实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是听宣传已经吃了亏的,“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了,秧苗长起来了还倒伏。农民讲种地的书本学问,讲不过教授、博导,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层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密植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要根据具体情况。这就跟毛主席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田头地老有哲学是一点不假啊。我跟老农说:“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关于密植的问题,我后来按农民的方法,把各种情况汇总,给中央写过一个专门报告。

  老农还告诉我,想增产,就到城里去拉人粪,人粪是最好的,工作队要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我找了几个年轻人拉板车到成都拉肥,拉了差不多一个月。从新繁县崇义乡到成都市区,大概 20 多公里路,有时候路上遇到雨,我们就躲在板车底下躺一会,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雨太大,回不去了,我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招待所在老皇城里,过去是个军阀的公馆。招待所守门的警卫看我们是拉粪的,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一起去的农民就指着我跟他们说,他是中央下来的人,但人家还是不相信:哪有中央下来的人拉粪车的。我告诉他们打省委某个处长的一个电话,他们打了知道我确实是“北京来的工作队”,才接待了我们,还嘱咐我们换衣服,把粪车拉到后面去。第二天我们回新繁都早晨 8、9 点了。这以后就是再遇到大雨回不去了,我们也不去招待所了,怪麻烦人家的。其实,田家英常到省里开会,住在省招待所,招待所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要住打他的名义找招待所内部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认识田家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的,那就成了用中央的旗号了,影响不好。即使其他场合出现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也都自己想办法,顶多说自己是“北京来的”,不用中央名义。

  我们老祖宗种地,没有用化肥,都是人工肥料。现在城里的人粪都到水里去了,浪费了,还污染环境,可惜了。那时四川还有种苕子作肥料的。苕子学名紫云英,可打种子,嫩叶和苗尖可以吃,翻倒在田里烂了就是肥料。报上登,施肥越多越好,这样产量才会上去。我想增产,就想把拉来的人粪都用上。老农就叫我不要贪心,说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够了。多了,庄稼长不好,弄不好还死庄稼。不信,拿几棵秧苗做实验就知道了。我按照老农教的办法试验,结果第二天,秧苗就萎了,没两天,秧苗就完全枯死了。拔起来一看,底下根都烂了:太肥了,根烧死了。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间苗,把弱苗去掉。我说,去掉不是少苗了吗?老农就说,这个苗不好,长大了要争肥,要影响好苗的收成。老农还教我什么样的苗算弱苗,要去掉。我不懂,就都听他们的,特别是那个教我犁田的老宋,我很相信他。

  从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间苗,整个田间管理,我都是跟农民学了自己来做的。农民真好,只要跟他们交朋友,他们什么都跟你讲。那位一直教我的农民叫宋德成,后来当了大书记,现在还健在,前两年我去四川见了他,他居然也还认识我,也不把我当坏人看。我问他:“我当年种的田呢?”他指着一个楼房说:“都盖楼了”。我顺着他指向看过去,那里变成了工业区,耕地已经没有了。

  我种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时候,我让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者带出去。民兵有枪,围观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许拉在田里,都在现场一个方桶形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来了,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过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底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 500 多斤,不到 600 斤。这是最好的了,超过我们的人不多。老农说我的产量不低,是种子好,实际上,是他们指导有功,没有他们的指导,是打不了 500 多斤的。现打的粮食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据当时老农告诉我的经验值比例做调整。这是毛主席要的数字,我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收割了实验田我心里有底了:过去下面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7 年版页 82 有一篇《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不点名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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