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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 · 2016-06-26 ·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摘要】在“八司马事件”后,那些在事件中整过我们的人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毛主席很关心他们。他对田家英说:“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于是我就选定二七机车厂下去和他们一起劳动,改造思想。

  第 12 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厂当徒工

  在“八司马事件”后,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整过我们的王刚等人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59 年庐山会议以后,这些人对毛主席也都有些不满,多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知道后,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还把他们调回来整风,向他们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整风的结果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很关心这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人,他找田家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田家英回来就传达主席的指示,主席的那段话很长,要点就是这些。传达完了,田家英问:“你们谁带他们下去?”好一会没有人应声。田家英指着两个人说:“你们两人没下去过的,这次是不是去一下?”那两人一个说自己有病,一个说“可以下去,但和他们一起去不行,他们当时与我势不两立,不会听我的。”其实他们俩或许是不愿意下去,因为劳动很苦。我 59 年下去了差不多一年,在农村干活又苦又累。他们不愿下去,也情有可原。但我想起主席接见“八司马”的时候,对我们期望大,所以,我虽然刚从农村回来,感觉身心疲惫,也只好带头报名。我觉得主席亲口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大家都不报名,就显得我们这些名列“八司马”的积极分子太丢人了。田家英见我报名了很高兴,因为他在毛主席面前也好交代了。我报名后,仍没有人再报名,田家英只好叫我从中办秘书室中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做为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一位在运动中支持“八司马”的姜德久同志同去。

  田家英叫我们选地方,我们认为农村粮食紧张,有些农民情绪不高,怨言较多,容易给犯错误人的思想造成负面影响,而工厂的生活条件毕竟好于农村,这就决定下放到工厂。田家英也认为工厂生活稳定,工人觉悟高,有利于犯错误人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选定工厂,我选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又称二七机车厂),因为这个工厂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革命的堡垒,革命工人热情高,正气足,工人们富有革命传统。毛主席青年时代还去过,邓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辈当年也在那个厂工作过,它一直是北方的革命红星。当时也有人提出首钢或北京机器厂,最后大家都觉得长辛店铁路工厂革命传统好,干部、工人素质高,最终就选了这个厂。

  毛主席曾跟我们说过:“岸英从苏联回来时,我就让他到农民家里去参加劳动,拜农民为师。解放后又叫他们到工厂劳动,从学徒工做起。”我觉得我在 59 年到四川种粮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拜农民为师,现在该我们去工厂,也要学毛岸英拜工人为师。于是,1960 年夏天,我带着王刚、姜德久、程之、张道静、张一平、马之江、袁林、张万祥、张殿科、武允胜等十几个人,去了长辛店铁路工厂。

  到工厂后,我们对工人师傅的感觉很好,他们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劳动积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几乎听不到牢骚话和怨言。他们听说我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的,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就跟我讲,吃一亏、长一智嘛,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改嘛!他们很会讲道理,怎么认识错误,怎么改造自己,都能讲一套,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很满意,而且进步很大。特别是劳动能马上出成果,搞了几个零件马上能用了,就觉得自己真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份力了。工人们很阳光,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很少,比机关里干部间你争我夺要好得多。他们还有一些很自然的优秀品德,比如说下大雨,水泥淋在外面,工人走过看到,没有任何命令、号召,就能很自觉把它们搬到安全地方去。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觉得工人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个的,很值得学习。邓小平改革后,把公家工厂改给私人,我去一些工厂参观,亲眼看见,工人不爱护工厂的财产了,对损害工厂物资态度木然,他就是在那儿干活,拿工资,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嘛。大工厂还是要集体所有、国营所有为好。集体所有制的国家企业的工人对国家大事都感兴趣,对上面派来一个干部好不好都感兴趣,对工厂的事儿更是事事关己,那个气氛与现在的工厂企业完全不一样。

  那时,适逢赫鲁晓夫跟我们闹翻,要把苏联专家撤回。铁路工厂正在试制三千马力的内燃机,到了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把专家撤回去了!他还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得用粮食、苹果、农副产品等等来还,而且我们过去搞 156 个项目,苏联给我们的设备,还有抗美援朝时支援的武器,都要算钱,都要还。毛主席说:还,咬着牙关也要还,勒紧裤腰带也要还,还给他们。苏联专家回去,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据说铁道部门的专家,有些跟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也不同意苏联这样的搞法,他们在中国过得也很愉快,不愿意走又不能不走,有的就偷偷把内燃机的设计图纸塞给我们了,回去跟他们的领导说,一开始就已经送出了,拿不回来了。对于赫鲁晓夫干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很气愤,60 年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把最宝贵的粮食给苏联运去。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毛主席把我们当时急需的粮食给了苏联。但说实话,人家要债,中国人能没有志气地赖着不还吗?毛主席决心还债,这个可以理解。但把宝贵的粮食运给了苏联,就加重了我们的灾荒。我估计 60 年时主席对当时的灾荒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不是完全了解,不然他一定会设法把还债的时间缓一缓,等度过了灾荒再说。

  60 年最困难时期,农村口粮不足,中央决定,要减少城市口粮标准,支援农村。工人、干部都要减少,各人自报,大家评议。工厂情况复杂,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就大不一样,像炼钢的、翻砂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试干过几天锻压,干活时满头是汗,干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肚子不吃东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时吃一碗饭,这时吃五碗饭都不够。工人总体定量是 40 多斤,不够,一般性劳动三十五斤,干活重的四十几斤,最重的五六十斤。每人定量,大家评议,除了考虑工种还要考虑个人情况。有个人天生就是大肚子,我们在食堂吃饭,他饭量比我大一两倍,吃不饱就叫唤,这种人即使一般工种,也得按重体力工种照顾。是小姑娘呢,就要让一让。按我的工种(机器工人),可以报三十五斤,我只报了 28 斤。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参加劳动,要是报三十五斤,那工人怎么办?其实三十五斤也很紧。别看我们每月每人就节省五、六斤粮,拿到农村就能够救活很多人。开会给工人讲道理,农村旱灾粮食收得少,支援一下是应该的。我跟他们说,过了困难时期,国家马上就恢复。我当时以为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延续了两年多。

  和我们一起来的干部马之江,身大体壮,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时就是吃五六十斤,按工种定量五十斤。他问我该报多少,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人带个头,减两斤。他就带头了,后来不够吃,就嚷:肚子饿。我在四川农村劳动得到一个经验,饭吃不饱,喝点糖水就过得去,我就让马之江饿了喝点糖水。后来我们想办法自救,放假日去荒山中摘点可以食用的野菜树叶,晚上回来把这些野菜树叶洗干净,蒸一蒸当饭吃。另外,公路边上有很多苦菜叶、蒲公英什么的,我们都挖回来吃。苦菜叶洗干净,揉一揉,拌点盐,吃到嘴里有点苦,别有味道。马之江就是吃这些东西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

  在工厂久了,下车间多了,我发现有些基层干部有腐败行为,而且比较厉害,不只是物质腐败,而且是权力的腐败。一个基层书记简直就是一个小霸王,他领导的车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车间所有的人和事都得听他的命令,书记叫干啥就得干啥,哪怕车间主任分配你工作,你不满意,跟书记一说,书记同意,就可以否定车间主任的分派。调工作、增加工资,车间主任可以提方案,那个人调,那个人不调,那个人增加工资,哪个人不增加工资,只有书记才能拍板。工人的生死进退,大事小事,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刚刚搞过反右派运动,到了下面就成了反对书记就是反党了,所以书记说的话就是绝对的。

  有个书记,长期压制一个给他提过意见的工人,同样条件的人都提级了,就是不给他提级,不给他长工资。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劳动最好,成分也好。大家都提,就不给他提,谁也不敢说。还有个车间书记,车间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几个都给他占了,其中两个分别被戏称为东宫、西宫。这两个姑娘,没做出过什么突出成绩,但级别却是工人里面最高的。这是一个老工人跟我讲的,老工人还说:你们总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

  老百姓的反映你听听就是了。不能说没有,没有的事老百姓不会随便说。但有没有我也没看见。这个老工人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但话说得非常圆通,很有水平。我说:“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他说:“你就仔细捉摸吧。”

  从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来说,党内的腐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支部书记,就是一个小霸王,就有东宫西宫,谁提意见,他就说谁与党有二心,就对人家打击报复,就调人家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一个小单位,书记权力就这么大,把党的工作变成了个人的天地,在那儿当国王,顺者昌逆者亡。那么,大的单位、权力大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我为什么那么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当权者的腐败问题,解决当权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群众对当权者的监督问题。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960 年底到 1961 年初,毛主席印发了他早年写的一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还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中央机关和各部委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农村人民公社;下到城市去调查研究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带一个小组下去了,各中央机关单位和部委也都闻风而动,一时间调查之风真兴起来了。

  沾一点关系的都来了。他们都不愿意去农村,因为农村苦;都愿意到工厂来,因为来了工厂不用参加劳动,厂里还得请客。工厂的各级领导都陪着来调查的人大吃大喝。那时国家供应十分紧张,但还是努力保障工人的需要,国家硬性规定要给在第一线的工人保证供给一定量的油、肉和鸡蛋,尤其是对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劳动工人还有特别的优待,因为中央知道,不确保这些工人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完成工作,那么工厂生产就上不去。例如高温高体力工作的人,一天有半斤肉,重体力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几斤肉,还有油、鸡蛋、大豆、花生等。此外,技术工人和身体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专供。这些东西有的并不给他们带回家,而是统一在食堂里做,在工厂里吃。可是,这些给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工人的优惠,给技术工人和病伤残工人的专供,很大一部分都让下来搞调查的干部吃了。食堂整天招待这个调查组、那个调查组,他们来了就吃,开完会也要吃,走的时候还要再吃。他们有时候叫我也参加,我说我不去。我本来就不赞成克扣工人的肉、油、蛋去给下来的干部吃,我怎么能去呢?我去了,还能反对这种吃法吗工人们对这种吃法意见也很大,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下放干部有两个在食堂干活,他们很有正义感,把食堂每天什么人来吃,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记下账。谁来食堂开小灶,他们都记了账。食堂有个像现在饭店雅间一样的小客厅,每次厂里干部来陪调查组吃饭都有肉、有鱼、还有酒,酒肉都是工厂免费供应的,大吃大喝。我自己在下夜班时也亲自看到那些人摸着吃完饭的油嘴出来。可同时间内,我没有看到一个调查组的人到工厂参加劳动。他们来了,就开个会,开完会吃饭,一吃一两个小时,在厂招待所住两天,写个报告,就算调查了。有时候部长、副部长来,那就更不得了,吃吃喝喝到晚上十点多。在食堂工作的那两个干部告诉我,那些给重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等的优惠和专供,至少一半是这样吃掉的。工厂的吴书记还好,不大去,他是个抗日干部,有觉悟。那个厂长就不管那么多,他是个老资格长征干部,断了一只胳膊,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带着车间的人陪上面来的人来食堂雅间吃吃喝喝,他说老子舍命打天下,吃饭点喝点算啥?

  这些事情听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个想法,你们是来调查的,却不深入,也不与工人“三同”,就那么吃吃喝喝,这算是怎么回事儿?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一下,于是就把我们实际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调查清楚,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报告。我说,毛主席提供调查研究之风,很好。大家响应,派很多工作组来了。但是,有的人不好好深入下层,也不找工人、干部谈谈,听领导人汇报就写了报告,有些根本不符合下面的情况。现在调查成灾了。十几个单位来人,工厂招待所都住满了,但真正下去调查的不多,深入的不多,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配给工人的肉、鱼相当大一部分都吃了。在报告里,我把问题总结为“十多十少”,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其实不是少,是根本就没有)”等等。

  12.3 毛主席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在 1961 年 5 月上旬写成。当时北京市委有个规定:不管哪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这个虽然规定没有具体要求中央办公厅下来的干部写的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把这个报告清抄了两份,一份请田家英呈送上去,一份是给北京市委彭真,希望引起北京市委对有关情况的重视。没想到,我这个普普通通,实事求是说的报告后来引起爆炸性的反响。

  田家英看了报告以后,对我反映的情况感到很气愤:现在调查研究都搞成什么样子了,什么好政策到底下都歪了。他觉得这个报告好,就在呈送主席之前在报告前面写了一个短信,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党政机关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

  5 月下旬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很生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叫你们调查研究,你们就这样调查研究啊!他还为报告拟了一个题目,叫做《调查成灾的一例》。主席一共三次批示了这个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示两次,后来下发省市县的时候又批示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主席批示说: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后来田家英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省市领导看了主席对《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都很紧张,纷纷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家里搞调查研究的,不要一个地方去太多人。不要大吃大喝。王任重就发了紧急通知,说谁搞这个事儿都要撤职。陈伯达也对他的调查组规定:到地方就到工人食堂吃饭,到公社吃饭,不准开小灶,不准大吃大喝。连新疆兵团也给中央送来上级下去人大吃大喝的报告。我相信主席这个批示对制止当时一窝蜂下去借调查研究大吃大喝,是有好处的。

  彭真在中央全会上做了检讨,说戚本禹的报告送到北京市委了,但市委没有重视;我那里报告多,大概秘书也不知道长辛店铁路工厂是怎么回事,没有把报告送给我。北京市委调查组下去我也不清楚。彭真这一检讨,田家英后来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啊,报告你给我就给我,还送给彭真干啥?

  在下发给省市县的报告上,主席又加了批示:这样的调查组下去,不管农村的,城市的,只要到底下大吃大喝,不好好深入群众,各地党委有权利把它赶回来。毛主席还批示把这个报告要发到支部,支部党员有权利赶走大吃大喝、不干实事的调查组。后来全国传达,连农村支部都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是好同志”,这时全国都知道了。后来,我到各地去找人了解情况都不用介绍信了。

  对我给主席写报告一事,铁路工厂党委吴文彬书记有想法。他对我说:咱们说心里话,你那个报告好是好,但弄得我很被动,彭真把我批了一顿。我没参加大吃大喝,是厂长吃的,倒弄得我成了一个大吃大喝的典型了,在市里开会大家都斜眼看我,我又不能给他解释,难受极了。我跟他解释,我送报告,是按照规定的。规定不管那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中央办公厅下来的人写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给北京市委、给彭真抄送了。吴书记说,你应该先给我们看一下。他的意思是我该给他私下打个招呼。那个厂长,就是那个断料胳膊的长征干部,很有政治经验,听到主席的批评之后,就马上打报告离开了铁路工厂,调到四川一个厂去了。后来搞走资派,全是斗这个吴书记,其实他吃喝最少。而且,相对于一些小霸王的车间领导,这个厂的党委书记还是比较好的,可惜在 66 年资反路线时,他也执行了刘邓的打击造反派的错误政策,弄得当时挨整的工人把他当走资派斗争。

  毛主席说我是好同志,我开始很高兴。很快我就发现,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了,我的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时开始,我由一个普通的下放劳动者,变成众目睽睽下的被监督的好同志了,不自由极了!那时候“好同志”三个字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呀,既然是个好同志,一举一动都要一个“好”呀,这可是太麻烦了,而且有些事什么才叫好呀?怎么做才对呀,真是难受极啦。我心里清楚,自己只是个一般人,虽然不坏,但也不够好的水平。我想雷锋大概也是很难受的。毛主席没说向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是模范了。模范不好当,雷锋多累呀!

  中央文献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摘要了毛主席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但把“戚本禹是好同志”这句话删掉了。我也知道,我是坐过牢的,编辑不去掉这几个字是不行的。但是,按照历史惯例,作为历史文件,不管我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还是应该保留当时文件的原貌。《毛泽东年谱》里也记载了毛主席批示我这个报告的事,也没有保持原貌,兹引述如下:5 月28 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

  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这个人有时有点左。为了带头,自报粮食配额比较低,把一起来的好几个人也搞得比较困难。他们回家,家人看到他们瘦得厉害,就把家里分配的东西节省下来给他们带来吃,他们回来就大包小包带吃的东西。工人看见了,就跟我说,老戚啊,你们多好啊,一包一包从北京带东西回来。我觉得这个印象很不好,就不让他们往工厂带东西了。现在看,这也过分了,太不近人情。

  61 年开春,我们艰苦劳动九、十个月了,确实有点吃不消了。我们这些人情况跟农民不一样,农民虽然粮食也低,但有家,还有地,村边地沿上,随便什么地方,想办法种点东西都可以吃。我们光吃那点粮食不够,就是不时搞点野菜树叶,也不能长久坚持。我回北京给田家英汇报说,我们劳动快十个月了,他们在那里表现都很好,但吃得不饱,不能再呆下去了。劳动又重,我都吃不消了。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你看是不是这样,要么“八司马”的人轮流,犯错的人也分批换着下;要么给主席打报告,说这些犯错误的人思想改造有进步,该分配工作了。田家英说,你要有牺牲精神啊。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怕冒犯了,说:还要我怎么牺牲啊,59 年四川我跟你去了,也吃不饱饭,我挺过来了。回来再到工厂劳动,60 年,61 年,干到现在,我一个月 28 斤粮食,我参加车间领导,劳动少些,但这样也快不行了,王刚他们在第一线,劳动比我还重。怎么受得了?那时候还没有糖、豆待遇。这些待遇是我调回来后不久有的,就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一斤糖。那时,把豆子煮来吃,炒来吃,一吃那个香,那个好吃啊。现在都没有人去吃了。在中南海食堂吃饭,我饭量特别大。中南海虽然粮食也定量,但办公厅有存量,上面处长交代,职工打饭多给一点,不要把干部都饿坏了。中南海还可以打鱼,没有肉有鱼也好。我在中南海食堂吃饭吃得特别香,他们都惊讶,饿了几个月,真就饭量那么大!我是希望中国的领导干部都记住,在中国,吃饭是最大的问题。不要看现在我们国家粮食多,副食品多,大家生活不错,说不定那一年来个大灾荒,或者出个大错误,全国会马上陷入困难,十三、四亿人口,靠进口也解决不了粮荒问题,现在世界上谁也养不活中国。美国人粮食多吗,中国人去个零头,几个月就能把美国的粮食全吃光!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历史书因为饿饭而战争动乱,连篇累牍,二十四史每部书都血泪淋淋,没看过中国历史书上血泪淋淋的篇章,就没有资格做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田家英把我的意见拿到中央秘书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些人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虽然粮食少,但有钱,能经常到西单商场买点东西吃。有的有小孩,小孩口粮还有优惠;有的农村有家,可以从农村搞来点什么土产。而且他们各人心思都不一样,我走前是支部书记、科长,我走后书记、科长的职务都有人替代了,我一回来他们往哪里安排?因为我级别比他们有些人高一点,我参加过地下党,资历也比他们有些人多一点。有的人就不愿意我回来,他们讨论说,叫老戚再艰苦一年吧,劳动两年再跟主席打报告。他们实际是不想下去,知道一给主席打报告,就得轮换着下去,他们也是主席表扬过的人,也该下去的。

  田家英听过我的意见了,他也觉得不能老叫我一个人在下面,我劳动时间够长了,应该回来,再派一个人去接替我。还有跟我下去的犯错误的人也需要回来休养一下,或者轮换下放。田家英说,你们提个轮换名单,挑选一些人接替他们。但没有人报名。那怎么办?大家就说,那就叫他们回来吧。我们就这样和犯错误的人一起回机关了。

  回来以后,我打了报告,请示主席,说跟我下去的王刚等人劳动都很积极,思想都有转变,都有进步,可以回来分配工作了,而且可以取消或减轻原来的处分了。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王刚他们高兴极了,说多亏了跟着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说话啊!他们还得在工厂农村劳动几年!

  杨尚昆借主席的指示,就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像李东冶、刘华峰,也都取消了处分,分配了工作。办公厅的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没有怎么劳动,也没有饿饭。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不但给他分配了工作,还给他们恢复了部级待遇。

  我 1968 年出事后,“八司马”的人认为戚本禹犯了错误,成了反革命,不吃香了,跟我接触很少了,倒是整过“八司马”,跟我一起下放到铁路工厂的人,包括王刚,都对我很好。汪东兴整我的材料,以为原来整八司马的那些人一定对我有仇,要他们揭发我,最后也没有整出什么材料,无非是一些自高自大,批评他们太厉害之类的小事。文革以后,邓小平、杨尚昆原班人马回来了,把毛主席定的这个案子从形式到内容都翻了个个。刘华峰来当书记,王刚代替我原来的工作,做秘书室的主任。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还不错,没有倒过来报复她,对她还挺照顾,还偷偷问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像我这样后来被邓小平列为要从重处罚的人的家属,一般是不能再在中南海工作的,但她没有受到株连,还是在那儿工作了几年,这应该说是多亏了王刚。我出狱的时候,原来犯错误并跟我一起到铁路工厂劳动的人,有的在东北当领导干部了。我去东北,他们大老远的来车子接我,给我吃好穿好,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你们不埋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你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是受我们累的。后来你对我们也挺好,我们对你没有意见了,怨也消了。这是真心话啊!我们每天一起劳动,干一个活,使一个劲,有问题一起处理,自然结为一体了。为什么工人团结?他们是劳动中结成的友谊。我和王刚他们,则是在劳动中解除了相互的怨仇。这也说明毛主席断案处事,化解矛盾的手法高超英明,当初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的人下放了,我们“八司马”的人都受到重用了,他们当然心里有怨言,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还在下放,思想上同情彭德怀,可能也是心里有疙瘩的一种反映。毛主席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积极分子应该带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毛主席这是真把一碗水端平了啊,也收到了奇效。他们都改造好了,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了,我和他们也在劳动中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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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戚本禹回忆录: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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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戚本禹回忆录: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第七章)
  6. 戚本禹回忆录: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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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黎阳:哭丧吴建民,意在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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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们今天怎样看待文革和毛泽东?——王希哲答香港明报记者刘利问
  5. 我曾经在山西当矿工,我们的真实生活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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