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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第十三章)

戚本禹 · 2016-07-01 ·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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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农村逐步好转起来了。主席要解决工业的问题了,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陈伯达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到钢厂、一个小组到机械厂、一个小组到工交单位。我是其中一个小组长。邻近 1962 年初开七千人大会之前,我都是带着一个小组在天津机床厂搞工业调查。

  第 13 章: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1 和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我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还是到我原来的一科当科长。1961 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农村逐步好转起来了。主席要解决工业的问题了,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陈伯达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到钢厂、一个小组到机械厂、一个小组到工交单位。我是其中一个小组长,另两个小组长分别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马仲扬和柴沫是抗抗战干部,局级,跟田家英差不多一个级别。我算是越级使用。邻近 1962 年初开七千人大会之前,我都是带着一个小组在天津机床厂搞工业调查。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接触多起来,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汇报工作。我无意中发现,只要我跟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原来他们两人其实矛盾大。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很难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很好,这次调查却老挑我毛病,只要陈伯达支持的,他就说我不好。如果说我和田家英有点嫌隙,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天津机床厂,刚开始调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有点纳闷。那两个小组也调查不出症结在哪里,与我是半斤对八两。我决定下去和工人一起劳动。我在二七机车厂当过徒工,学过机床,虽然太精密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粗活都是可以的,能独自加工出零件来。磨床也可以,铣床难度大,不行。二七机车厂用的是进口的高级的车床,这里用的是国产的,比较简单,我上手就能干,还操作麻利。工人师傅一看,哎,是行家啊!所以工人们就跟我很亲密。我在二七厂,也当过车间书记,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技能,我这时也用上了。我结交了一个会计,不久我们两人就如同老兄弟。一次一起吃饭,他见我苦恼,问我咋回事。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厂究竟怎样,完不成调查任务。会计悄悄告诉我,你想了解工厂情况,就要找银行。我那时对工厂和银行的关系不太了解,就问:找银行干嘛?他说,工厂里盈利亏损多少,哪个地方有问题,银行要一清二楚。否则不给钱。

  听了会计的话,我突然有一种透亮的感觉:银行管着钱,工厂交利润,发工资,都是银行管着的。而且银行还不是管一家,所有这个区的它都管。后来我知道,那时银行主要是管工厂、管企业,老百姓存款是捎带的小任务。老百姓的存款复杂还利润少,给企业贷款,把国家的拨款贷给企业,坐收利息,利润还高。我到市里开了个介绍信,到银行调查,就把问题搞清楚了。工厂怎么亏损,怎么落账的,利润高在哪里,怎么做假的,银行都跟我说了。比如出了质量问题,出了残次品,它就叫银行抹了这笔账,摊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是国家损失了。

  从银行搞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之后,我就去问厂长:那批产品怎么处理的,账上为什么没有显示?厂长大吃一惊,眼睛看我半天。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我不可能从工人那里了解到,我也没说去过银行。他早就从工人那里知道我懂机械,但不知道我竟能查出他们的亏损。既然已经瞒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中央来的,干脆就不瞒了,把怎么抹账、怎么做虚假利润等实情,都给我讲了。完了还说,你既然都知道了,我大概也要调工作了,要撤职了。我说,我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你跟我讲了老实话,我保证在我工作期间不会撤你的职。就是将来你因此被撤了职,我也要向市委书记替你说情。

  再后来我知道了,市里很多工业单位都是瞎说的。别看它的账面都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账。我查了资料,在全世界我们的废品率是较高的,跟苏联、德国比较,我们就没法比。大跃进说了很多成绩,虚假成分很多,很多产品报废了,国家损失了大量资金,但是账面没有反映。其实工厂不只是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工厂的问题。继续调查,我们又发现了很多其他问题。

  我把我从各个方面调查到的所有情况,汇报到陈伯达。陈伯达听出我们调查出来了问题,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没有保留,把前后过程都讲了。柴沫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也去调查。我说,没有机会,咱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再说我事先也不知道能查出问题来。他说,你该先通报一下。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实际上,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大干部、老干部,比我有经验、有办法,我只是发愁我自己调查不出问题来,并不是不通报他们。陈伯达认为我这个找银行突破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现在不新鲜了,都知道银行重要了,可当时工业和银行的关系不大有人知道的。

  这次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1961 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我写了一个工业调查报告,把我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了。这个报告主席也批示了。后来的《工业六十条》,也参考了我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薄一波说过,我们调查出的内容许多是别人都没有调查出来的,他承认了那时我们工业中的一些成绩是有夸大成分的。

  13.2 创办《群众反映》突出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961 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群众反映》创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当时就是龚子荣叫我以《群众反映》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在会上做记录、写反映。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群众反映》办得好,中央领导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领导人,都要看这个《群众反映》,我相信,他们一般都是从正面去看,从正面去了解群众的声音,但恐怕到后来,尤其是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来、主席批评了谭震林之后,有人就从反面去看了,担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属有什么情况也被“群众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被“群众反映”了。诸如此类。因为我明显感到很多人是很怕这个《群众反映》的。他们表面都对我很客气,心底里却对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领导人过去就对我不那么亲近,现在怕我什么事就向上反映更回避我了。

  13.3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 是在党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着的资产阶级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 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是很大的事儿。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

  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仔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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