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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三谈毛泽东与鲁迅

朱永嘉 · 2016-06-2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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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关于如果鲁迅还活着,在1956年有过前文所引三次谈话,精神都是一致的,怎么会想着要把鲁迅关起来呢?21世纪初一些人的议论,显然都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从周海婴讲,也就是“于传闻则杀其恩”了,置毛泽东那么多对鲁迅的正面评价于不顾,说得直白一点,没有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正面肯定鲁迅,不知有多少鲁迅的敌人会出来糟蹋他呢!

  1957年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讲到鲁迅,《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我们可以见到有三次讲话中提及鲁迅,这是明确见之于档案的。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谈话的全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的,这是比较原始也是可靠的文字记载。在这次谈话中,他说: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力量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是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人,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

  毛泽东另一次谈到鲁迅是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这次谈话也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的,同样也是可靠的原始文件。他从如何写作报刊上的文章讲起,毛泽东说: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唯物论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多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是鲁迅还是写,文章的好坏还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毛泽东这一大段关于鲁迅的谈话,一是鼓励大家要学习鲁迅的精神,要敢于写,敢于为正义而斗争,要无所畏惧。二是要如鲁迅那样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被形势逼着学的。三是要学习鲁迅的文风,他的文章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这些话都是鼓励大家努力如鲁迅那样写出好文章来,没有任何恐吓和压制新闻出版界广大作者的意思。

  毛主席在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再次提到鲁迅还活着的话会怎么样的话题,毛泽东说: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因为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很尖锐,但是那里面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这是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刊印的。

  从这三段话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在号召大家要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学习鲁迅敢于斗争的精神,号召大家要以鲁迅的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可以用杂文来批评人民内部的缺点与错误,但是要区别敌我,要学会辩证法,要有分析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如果鲁迅活着,他还会勇敢地写出杂文,而且就能解决问题。那么毛泽东在3月10日讲的,“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那个不正常的空气是指什么呢?那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决策上的失误所造成的不正常的情况,一种是在执行层面出现不正常的空气。就以反右斗争来说,这个不正常的空气,来自具体指挥和执行的层面,层层压指标,才是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不能一股脑儿把所有执行层面的失误推到决策层面。邓小平同志便曾讲过有许多错误大家都有责任,这是指执行层面的扩大化,层层加码。杜导正讲过一个案例,那时他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负责人,当时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杜导正回忆说:“我就顶不住,我划了四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元,后来变成十五元,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那么划这四个右派的责任是在杜导正身上,杜导正到2011年才说了老实话。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各级领导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反右斗争的总指挥可不是毛泽东,后来大家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一推,这并不公平吧!杜导正的许多关于历史的观点我都不赞成,但对他敢于承认自己在反右斗争中的责任,我是要点赞的。许多失误,在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下,具体的责任方,即当时的各级领导的责任,都被掩盖了,这不公正。

  回过头来再说钱理群所引周海婴那本《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转述贺圣谟讲1965年7月31日,他听罗稷南讲过一段话:“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

  这一段话值得仔细分析,1956年的7月7日晚上,毛主席确实曾在中苏友好大厅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参加这次座谈的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黄宗英等三十六人,罗稷南也在场,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人陪同。据陈铭珊的回忆,毛主席一进门就站在那里讲话,咖啡厅里是分圆桌坐的,毛主席讲话后,还过来同大家交谈,那是一个见人就随口讲话的场合,在档案文献中没有找到这次谈话的记录。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内容,先是陈焜在1960年前来上海,罗稷南与他一起散步时随口说的,离谈话的时间已有三年了。周海婴是1996年10月24日听贺圣谟说的,而贺圣谟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见到罗稷南先生,二人相聚前后才十天时间,据其日记是在那一年7月31日,罗稷南与他一起散步时说过这番话,但日记中并没有谈话的具体内容。贺圣谟是在八年以后才听罗稷南讲起此事,在1996年才告诉周海婴,距离贺圣谟听罗稷南谈话又隔了三十一年的时间。周海婴将此事披露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上,已是2001年,与贺圣谟的谈话又隔了五年的时间,引起舆论界轰动是21世纪初的事,黄宗英隔了四十五年再来绘声绘色地叙述这件事,大概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关。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关于毛泽东与罗稷南在1956年7月的这段对话,他不是亲历者,尽管1956年他已26岁了,但还轮不到他参加这次座谈。再说他也不是亲闻于罗稷南说的,仅仅是听贺圣谟转述的传闻,所以他的这段记载出现许多失实之处,这也在所难免,已有许多人为之作了订正。中国历史上一本经典性的史籍便是孔子编的《春秋》,其中记载的史事以鲁国十二公的世系先后为次序排列,时间长达二百四十二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孔子当然不可能全部亲历,于是就有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说。其中“所见”最近,为孔子亲历;“所传闻”最远,已经只能听到一些传闻。公羊学家认为《春秋》对三世中发生的事,记叙时采取了不同的用辞和态度。董仲舒《春秋繁露》的首篇《楚庄王》:“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之所以要这样做,篇中的解释有二层意义:一是感情上的亲疏:“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二是为了避免文祸:“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这后一层意思读了让人心寒,它说明即使在言论较为自由的春秋战国时代,若要秉笔直书当代史,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此种意思后人多有论及,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通授)其传指(通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所以“口受”而不以“书见”,就是怕落下“白纸黑字”带来麻烦。《汉书·艺文志》说得更加清楚:“《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同时还指出《传》的形成,是因为孔子对当代历史“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由于口头流传的结果,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春秋》原来有许多传家,汰选到后来,才剩下了三家,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故《春秋》中那些微辞、婉辞、温辞是《春秋》中的密码,在“三传”中才获得充分的反映。

  我讲《春秋》之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说,只是一个譬喻,一是说明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真实性是有区别的,可靠的还是当时的文献档案记录,这是原始记录,到了所闻、所传闻,往往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关于毛泽东与罗稷南谈话的记载是传闻,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事情相隔四十五年了,在1965年罗稷南与贺圣谟的谈话就不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述当时谈话的全部内容。事实上毛泽东在此之前已三次讲过这个问题,他始终是肯定鲁迅,鼓励大家要以鲁迅为榜样。关于关起来的话题,是讲共产党人要有无所畏惧的精神,不是讲鲁迅如果活着会被关起来的事。如果断章取义,那么离开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就很远了。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这些议论是不可能传播的,贺圣谟在1965年听罗稷南谈毛泽东与鲁迅,其内容也不见于日记,大概也是为了“智不危身”吧。到了1996年10月24日,他敢于与周海婴先生说这番话,当时是关于巴人(王任叔)的学术讨论会,巴人在那个时代是挨过整的,会议的气氛可以想见。而且毛主席去世已二十年了,回忆这件事,他当时的心态也许就是“于所闻痛其祸”吧!这所谓“祸”,也只是他当时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那么他所闻是否真实又是另一回事了。到了2001年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记下这段谈话,他是“撰写之后又抽掉”,可见他还是有些提心吊胆的。他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鼓励他说,可以披露,那位王元化先生在反胡风时也挨过整。其实他们都误解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关于如果鲁迅还活着,在1956年有过前文所引三次谈话,精神都是一致的,怎么会想着要把鲁迅关起来呢?21世纪初一些人的议论,显然都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从周海婴讲,也就是“于传闻则杀其恩”了,置毛泽东那么多对鲁迅的正面评价于不顾,说得直白一点,没有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正面肯定鲁迅,不知有多少鲁迅的敌人会出来糟蹋他呢!鲁迅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死》,他在文章中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些年来,鲁迅的敌人一个又一个如梁实秋之流又时兴起来,贬低鲁迅的调门儿又流行起来了。鲁迅去世时,周海婴只有五岁,他给周海婴有过一条遗嘱,他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我与周海婴有过多次接触,在文革期间,他来上海都是我接待的。那时他在搞无线电和录音设备,是我接待,曾去他淮海路家访问过,陪他到徐家汇相关的工厂落实他在技术和设备上的要求。1976年10月,去日本访问时,我是团长,他是顾问。那时他关心的还都是自己技术上的需求,怎么到了21世纪初,他关心起自己爸爸的事业来了,想不到他会跟着那些人一起抹黑毛泽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忘恩负义。毛泽东作故这么多年了,如今有那么多人爬在故人的头上如此污蔑侮辱,最典型的要算李锐,活了一百年,共产党待他不薄,却极其仇恨毛主席,他说:“国内网络上一句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老百姓了不起啊,把中国的问题概括得那么的确切!”其实这话是有所指的,其攻击中央领导人的恶毒含义不言自明。他说自己八十年的党龄,其实他早就背叛共产党了,我不否认他早年参加革命是真诚的,但从庐山会议以后,他就背叛共产党了。正因为他这样的性格和身份,在他一百岁寿辰时美国驻华大使会给他写贺信,信末尾用英文写了一段话:“你的精神,感染激励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我!感谢你!”这可不是外交辞令,他身在中国,心究竟在哪里啊!也许早就飞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了吧。这封贺信在李锐看来是极其荣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耻辱,愧对中华民族。当然,现在的某些公知精英们,已经把侮辱毛泽东以“杀其恩”作为时髦的东西了。我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参加的地下党,1950年进的大学,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壮年时以能为毛泽东做工作为光荣。我曾在共产党执政下坐过12年牢,但我无怨无悔,决不会因毛泽东去世多年而“杀其恩”,我不会如李锐那样背叛革命事业,也不会认贼作父。我今年八十六岁了,留下的时间不会很多,可以告慰此生的,也就是这一点,这一信念鼓励我继续拿起笔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硬骨头精神,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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