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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调后楼研究室参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第十五章)

戚本禹 · 2016-07-04 ·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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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2 年中央高层在“三自一包”问题上斗争很激烈,最后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击退了“三自一包”的党内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为《群众反映》搞的“包产到户”群众意见专刊受到谭震林的打击报复。出了这么大的事,杨尚昆担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继续主编《群众反映》会给中央办公厅、给他杨尚昆自己捅漏子,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第 15 章:调后楼研究室参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

  15.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1962 年中央高层在“三自一包”问题上斗争很激烈,最后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击退了“三自一包”的党内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为《群众反映》搞的“包产到户”群众意见专刊受到谭震林的打击报复。出了这么大的事,杨尚昆担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继续主编《群众反映》会给中央办公厅、给他杨尚昆自己捅漏子,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把你调到办公厅后楼参加《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了。调后楼时,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太年轻,到后楼参加研究员开会,我都自觉坐在最后一排,不跟正研究员坐一起。

  对于这个调动,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出来,有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不舒服,而那些特别喜欢特殊化的领导总是坐卧不安的。杨尚昆调开我,其实是代表了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这股势力。田家英是从来不委过于下属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也很敬重。他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那时主张三自一包,已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他又是得罪不起的。

  现在有人说,1957 年戚本禹参加了“八司马事件”,犯了错误;1962 年,戚本禹又犯了错误。可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语焉不详。当时,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的确有一个原来“八司马”中的人,马上就是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但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所以,那是不算什么错误的。可能杨尚昆、龚子荣、田家英一起把我调离《群众反映》,在一些人看来是因为我又犯了错误。这些人还说,戚本禹一次在中南海遇到毛主席在散步,就把毛主席拦下,向毛主席申诉冤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在中南海送文件,送这送那,经常会在路上遇到毛主席散步。毛主席身材高大,远远就能看到的。一看到,我都是立即停下来,把自行车靠在墙边,以免弄出相声惊扰了毛主席,等主席过去了我再走。“八司马事件”之后,主席对我印象很深,而且 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 1961 年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都是出自我的手,对后一个报告主席还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所以,主席散步有的时候看到我了,就会主动跟我打个招呼。就是这个情况,哪里有什么路遇主席,把主席拦下伸冤这种事?《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我听林克说,主席不大看了。

  15.2 关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在困难期内全国就在做,叶子龙就是那个时期到河南信阳搞调查,大吃大喝,还在晚上找姑娘开舞会,违反组织纪律遭到处分的。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读简报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调查更加细致。中央办公厅后楼实际上是个研究室,是全党最权威的研究室,都是些很高级别的干部任职,总共有三、四十人。它没有主任,只有一个个独立的组: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各组统统直接向杨尚昆、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1963 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是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原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 年杨尚昆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实事求是,杨尚昆很信任他(文革后,陈麒章还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当时综合组正在汇总全国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陈麒章具体负责,一个管农业方面的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是协助王青林做这方面的事,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是个老干部,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那是在 1963 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这个事情又是特别重大的,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调离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的数据也实了。安徽都实,其他地方的数据也会实起来,整个数据都会实起来。所以,1963 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统计不到,是估计的,需要做一个统计学方面的修正。

  我们得到的实际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 600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恐怕还不止这些,要把没报的、隐报的再增加一些。我们接受他的建议,考虑到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到,有些地方则是估计的,数字有点混乱,我们就在 600 万的基础上,加 20%作为修正,即虚增 120 万。这样就达到 720 万。那时气氛变了,谁都怕瞒报受处分,有人就说再增一增。再增顶多也就 800 万,最后决定上报总数 800 万。800 万那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代大灾荒,几十年,死了 2000 万;抗日战争总死人是 3000 多万。现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人 800 万,那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心里能好受吗?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综合组集体搞的,研究是很严格的,数据是差不多的。要说不准,那 800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的边缘地区,人烟稀少,可以当食物的自然生长的动物、植物又很多,饿死人反而是少的,甚至是没有的。那个 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虚增了 80 万。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文革前夕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要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在我 2011 年动念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还在的,可惜现在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句话。

  这几年关于大饥荒饿死人的报告十分混乱,有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墓碑》,把困难时期写得凄凄惨惨!的确有凄惨的事情发生,中国历代荒年也都要死人的。但他太夸张了,竟能根据不完整的户籍材料,随意乱下结论,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近四千万。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莫此为甚。好在有几位像孙经先一样的严肃的专家和学者,感谢他们以超苦的研究,纠正了《墓碑》的胡编乱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如果说在事发后不久我们那么多的研究人员、在那么有利的各种条件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调查统计都没有弄清楚,那么过了几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个人又怎么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万,那就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1948 年,解放军进攻苏北,很多农民往上海跑,上海难民挤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棚子都没有的,就直接露宿街头。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一次来了大寒流,晚上冻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处看到死人,大上海冻死八百多人,就路上这里一个死,那里一个死,那全国死近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景色?那不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谁见过?谁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是什么三千万、四千万,就是几百万也很多了,扩大到三千万、四千万,不科学,也很不应该。胡编乱造的人无非是诬蔑毛主席,说他“建国有罪”,“罪恶滔天”;说他是杀人魔王,三千多万近四千万人啊,那等于是毛主席杀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这样搞攻击的东西,说到底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成了纯粹的攻击。再说,就是死 400 万,或者 800 万,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除了天灾,刘、邓的责任更大。怎么没有人去说刘少奇、邓小平有责任呢?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嘛!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现在的“研究者”根据当年的户籍数据搞研究是不可靠的。

  文革刚过,胡耀邦他们发布了一个国家人口统计,显示 62 年人口跟上一年比,农村人口数量少了一千万。后来很多人就说这一千万是饿死了。且不说这个一千万可靠不可靠,就是有这个一千万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都是饿死了。我 1960 年、1961 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里。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农村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之一。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城市大炼钢铁和发展其他工业,劳动力不足,很多农民到了城里。当时,临时工几个月就可以转成正式工,迁移一下户口就行了。转正了就有粮票,就有很多其他保障。62 年搞调整、整顿,工业与 1958 年比也收缩了,城市人口就多起来了,城市不堪负担,就往回赶农民。但是,赶回了人,赶不回去户口。在农村里,只要人回去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分什么都有,他们也不在乎户口。

  我在二七机车厂管的那个车间,就赶回去十几个人,生产还受了点影响,不过实在讲,留下的人员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维持的,不影响生产。农民赶走了,但户口还“留在城里”。这边消掉了,那边没有上。农村户口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些人,人也没有回农村,他们不愿意回去,等着留在城里有机会转成正式工,这些人也在统计报表上没有了。再后来,不是有个普查数据让人觉得奇怪吗?61、62年出生人口,到了 84 年统计到的,比当年登记在册的还多出很多!20 多年了,一个没死,还多出许多。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八十年代后人口大迁移,农民工进城,办什么都要户口,身份证,就有很多当时不在册的人口根据自己大致的出生时间,在出生地后补了户口,所以就出现了出生 20 年后还活着的就比当时登记在册的出生人口还多。那时的儿童都没有饿死那么多,那他们的父母当然也就是没有饿死那么多。他们的父母都饿死了,他们怎么长大的?像树一样戳在地上就自己长大了?不可能的嘛!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关于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说法,没有半点可信的地方。

  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有人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人。办食堂是不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1959 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粮,了解四川粮食产量实情,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公里的地方都骑车到过了。我采访农民,他们都说,58 年好啊,58 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至少有三件。就是说,大跃进撑死人还不是个别现象。

  办食堂是刘少奇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这是实际,在当时也造成浪费和许多的不方面,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报告,那是当时田家英唯一的一个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问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理由是,粮食让干部贪污了,还不如让食堂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我的《四川粮食产量报告》,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报告,都批给了大会。

  食堂不食堂,不是饿死人的原因。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困难时期的饥荒也不是在大跃进中立即出现的,而是在 1959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我们按毛主席的指令 1959年开春时节到四川新繁县大风公社种粮,我们下去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是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开始出现了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拔了粮食给工作队,我们的食堂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中队里面吃饭,还是都没怎么吃饱过。工作队规定不能带饼干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有些农民小青年,没什么文化,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历史知识不错,讲历史故事,比他们听过的说书可能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就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每次都带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我们也不忍心吃她的。我们去了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还告诉了主席 58 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

  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59 年夏季收获后,全国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风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交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再到春天农民种子粮没有了,生产不能维持。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专门对付粮荒的。我们到大风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 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胡豆(蚕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卖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我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 “你一来,我们就看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吃过的东西,他们还要喝汤,我就不好意思。当时,我带着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走了。这事儿是在 59 年大饥荒开始初期。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么困难。我跑的地方多,可以比较各个地方看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这样说。

  我见到的四川人民真是了不起啊!粮食这样紧张,自己吃不饱,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援全国,都没有一点怨言。

  1960 年有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下放到河南、山东的干部和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主席了。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毛主席还对自己进行了肉体惩罚,节约饮食,以身作则,领导全党与群众共渡困难。1959 年国庆节前夕我从四川回到北京,1960 年春我又去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边参加劳动,边搞调查(参见第 12 章)。我就是在这里劳动时回中南海汇报工作,听秘书室人说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毛主席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毛主席看了他探亲回来从家乡带来的黑咕隆咚的糠菜团子,就自己拿了吃。那东西很难下咽,毛主席就和着开水硬是把它吞咽下去了。主席吃着糠菜团很伤心,眼睛就湿润了。主席说,我们奋斗到现在,农民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农民支持我们革命,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主席决定惩罚自己,不吃肉了,让把配给他的肉都送到大食堂里去,他说:“看见农民吃这样的东西,我吃不下肉,我们没把工作做好,什么时候等农民的生活好了,我再吃肉。”警卫战士说:“不行。你吃的肉是中央规定好给你的。”但主席还是坚决不吃肉,一段时间下来,营养不够,人就消瘦了。这事让总理着急了,总理过来研究办法。总理说:“中南海里不是有鱼吗?把那个鱼炸一下剁碎,混在菜里让主席吃”。主席开始也不吃,总理告诉他那是中南海战士自己养的鱼,主席才答应吃,不久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主席后来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到河里去喂鱼,就是因为他觉得生前吃了很多的鱼。

  我在二七机车厂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的。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粮,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就是教我种粮的那个老农,问他四川饿死人的事。他说:“别的地方有死人,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 1959 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八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进工厂大炼钢去了,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田里地里了。这个情况我 1964 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参见第 17 章)。不过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就是浮夸风。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但不承认没有关系,当时大干旱、大水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刘少奇不是也承认有三份天灾吗?三分天灾也是天灾嘛!客观存在就还是要承认。浮夸风就是刘少奇说的那“七分人祸”!而他自己和邓小平都是这个人祸的主要制造者。毛主席对大跃进有责任,但对浮夸风没有责任,他是一直在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他从 58 年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正左、反对左的讲话都是很对的,1959 年春夏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也是反左,要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要支部书记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瞎报。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传达下去,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那个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是我们工作队传达的,别的地方根本不传达,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我们工作队在新繁县传达的时候,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开始是田家英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就马上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你实际只有五百斤,最多 800 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都征走了,湖北粮不够了,他就派人去抢从四川经武汉运去上海的粮食。事发后上海就告状到中央去了。我现在想,说不定王任重抢的那粮食就有我看到的四川农民自己舍不得吃,却用鸡公车推到车站、码头去交给国家的呢!王任重决不是一个好人。当年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假话、搞浮夸,绝不仅仅是个头脑发热的问题。当时就有人发现,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1960 年。1961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当然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逼债,我们要还债,没有钱还,就拿鸡蛋、水果和其他农副产品还。现在不但总有人夸大饿死人的数字,把困难时期写得过于凄凄惨惨,而且总是有人对于毛主席搞的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不以为然。如果毛主席没有果断从第二线走出来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而是让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再胡搞两年、三年,那后果又会怎么样?真正有最大责任的人不去追究,尽了最大力量给他们收拾烂摊子的人,反而受到那么多人的谴责、污蔑、攻击。这真是咄咄怪事。刘少奇是已经死了,邓小平后来搞的那些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邓小平从极左跳到极右了,而且搞极右的改革开放还是搞极端、搞浮夸。结果搞出了 1989 年的血腥镇压,调动野战军到北京,用坦克、机枪杀了那么多学生和北京的老百姓。 1992 年之后,他又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搞极端、搞浮夸,他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和他 1958 年在东北视察,骂人家粮食增长 20%是“乌龟爬”是一个腔调。结果把经济搞得又是一片混乱,1992 年以来的那一场浮夸,造成了多大的经济困难、浪费了多大的国家财产、损毁了多大的宝贵的人力、物力?!邓小平搞浮夸是有传统的,大跃进搞浮夸就是他的历史前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罪责难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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