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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1963 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第十六章)

戚本禹 · 2016-07-05 ·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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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好这份简报,直到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调我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力量。

第 16 章:1963 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

  16.1 关于文章的写作过程

  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好这份简报,直到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调我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力量。就是在《编辑群众》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刘秀成自述》,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假投降也不能那么个降法,就是假的也成真了。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要那么曲加解说呢?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总想发泄,真如古人所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1963 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鲁迅有“遵命文学”一说,后来有人看到我写这篇文章得到了主席的赞赏,就说我写的是“遵命文学”。我跟主席是有点缘分,我初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见习秘书期间,先是负责处理给主席的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不久,田家英看我喜欢读书,就让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我还因此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居。主席喜欢历史,我就跟着主席读过的书学习历史。后来,田家英又让我给他做助手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这些早期在中南海的经历,的确很大程度上为我写出《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文字基础。我学太平天国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不是主席叫写的,不是“遵命文学,也不是江青或者其他什么人叫写的,都不是。那完全是我自己自然而然的行动。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的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背景。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批判,这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因为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我文章写了后,打算向《历史研究》投稿,在投稿前想和秘书室的人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讨论的人。没有人对历史有兴趣,就像现在公司里谁对历史有兴趣?我投稿前把文章拿给田家英看,田家英没有时间看,只问了我的基本观点。就因为我投稿前是报告了田家英的,田家英没有反对,后来就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指导。

  16.2 关于中宣部针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组织的两场批判会

  1963 年中我就调到了后楼研究室综合组了,刚去的时候,是参加他们搞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1963 年八月上旬,我作为后楼研究室综合组副研究员,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工作去了。去之前,《历史研究》还没有发表我的文章。去的地方是抚宁县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小广告”,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但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会批判我了。

  九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我的朋友朱固、田崇琤、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告诉我北京各地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也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分别召开会议批判了我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还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

  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出来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第一时间(1963年 8 月 22 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北京的很多读者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我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在的中央机关也是这样。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就干预争论了。

  九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会上有人责备和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也请田家英看过。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各地不要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发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高,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虽然我当时已经因为是 1958 年“八司马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又因为 1961 年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期间写出了《关于“调查研究” 的调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批示了“戚本禹是好同志”,所以就在党内一个小范围内有点小名气。但是,由于我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内部刊物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学术研究,在写《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学术界是毫无声响,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连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与黎澍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我不是领导人、不是学者、不是教授,当时又在冀东搞调查,自然而然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流对我搞大规模围攻,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

  所幸我九月回来后,我在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关心我,把批判我的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使我得以管中规豹,略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黎澍当时还说过:“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黎澍后来也曾亲口对我说过:“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笔端有感情”——这同文革后他对我的批判如有天壤之别。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时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后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传到了中宣部,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就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更多了解批判会的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内容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的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 6554)

  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握手。

  本禹

  10 月 2 日

  丁守和接信后约我到近代历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去了。他告诉了我周扬和刘大年两个批判会的情况,还悄悄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情绪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 1958 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对付斗争的经验了。1958 年到 1963 年已经 5 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许多;二是我已经从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关心这件事,又知道了田家英的态度,心理很坦然。田家英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当然事情牵涉到周总理那里,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表示自己对文章本身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在东厂胡同,我从那里回中南海,走过北海大桥,可以看到中海边上的紫光阁,那里是周总理办公的地方;再往前是坐落在南海边上的勤政殿,那旁边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我边走还边想,我一个年轻人,一篇微不足道的文章,能在中海、南海引起波澜,牵动中国革命两大领袖人物的关注,无论我将来的命运如何,都值了。

  几年前,一个喜欢造谣生事又不负责任的前《光明日报》负责人【此处可直接点名穆欣?】说我听说中宣部批判我之后,吓得“惶恐不安”,赶紧检讨。这可真是想当然了。在“八司马事件”中,支持何载的人地位也很高,我也没有屈打成招,目前这个事不过是个学术批判,比“八司马事件”中的“反党右派”罪名小多了,我又何必惶恐不安地去检讨呢?我想这一点丁守和也是会有记忆的。

  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奉周扬之命写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在 11 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过黎澍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国书籍、在研究李秀成评价问题,感到对于如何评价李秀成问题把握还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刘大年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不难从会议上周扬的发言中,听出周扬对田家英的反感。可是,不送田家英就稳妥吗?毛主席这个人,哲学、史学、文学水平都很高,又没有框框,谁也把不了他的脉,周扬讲的就是终极真理了吗?而且,别看毛主席从延安以来就批判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口号是虚伪的,可他自己是最不讲身份、地位,最讲平等的。周扬和戚某,将军和小卒,教授和学生,官家和平民,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10 年前,在“《红楼梦》批判事件”中,毛主席关于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批示,言犹在耳,刘大年他怎敢忘记?【加注红楼梦批判事件】。

  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对曾国藩“老大人”谄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刘大年简直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我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实,我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的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送给我的文章初稿。我想,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刘桂五这个人平和朴素,没有架子,我也不好为难他,就在文章送来两周后,给了他一个答复:“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我最后写道:“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复示。

  16.3 毛主席的十六字批示

  1964 年春天,毛主席在对新获得的太平天国的资料做了研究之后,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作出了十六个字的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在此之前,江青派人三次找过我,前两次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书沈同告诉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带我去江青家里见江青(顺便说一句,我来机关的时候,就听说江青脾气不好,可我多次开会见她,也没有看到她发过脾气,反倒觉得她像个大姐。在“八司马事件”中,她知情后也是支持我们的)。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还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还拿给我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有十六个字的批示,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批示后面还有“退江青”的字样, “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江青当时说主席的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批示她始终没有拿给我看,因此我也无从得知哪些中央领导看过了。不过,我知道总理看了、康生看了、彭真看了、田家英看了。总理看了,是总理自己告诉我的。1966 年 5 月那次我因为主席在上海召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总理从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作陪,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 8 点不到,我赴约去了。

  总理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 30 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就是在这次,总理告诉我他当时看过主席的批示。康生看了是邓力群告诉我的,邓力群从康生那里看到批件了。我原以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因为我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邓力群告诉我是“忠王不终”,意思是晚节不保。我知道彭真看了,是因为1964 年冬天彭真请我和关锋吃饭时,对我说过:“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田家英看了,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前几年听说主席的这个批件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人要掩盖历史的真相,要淹没真理的声音。

  16.4 李秀成学术大论战的淡出过程

  1964 年夏天,我写了批判李秀成自述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文章初稿写好后,江青与康老商量,让钓鱼台的反修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得到了康老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欢迎,记得王力当时还说,我的文章对他们写国际反修文章有所启发,最近广播的他的反修文章中的名句“倾伏尔加河之水,难以洗刷赫鲁晓夫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我批判李秀成的文章中“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的话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是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好好批,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连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又送总理、康老、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增、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电话表示支持发表,关锋等对文章作了最后的修改。这之前,李秀成问题的论战是按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康老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我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总理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他称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老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1964 年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历史研究》也在 1964 年第四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钓鱼台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文,各地报刊转载,但《光明日报》的领导人找我要清样,争取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我请示康老,康老和此人关系很好,同意文章在两报同时见报。这篇经过钓鱼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气势恢宏的文章见报后在各地迅速被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老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未表态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或者我愿意看到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和第一篇文章一样,它一出来就演变成了政治风云,不过只是两篇文章测到的政治风向是相反的。反对的人不写文章了,我就无战可斗了,这场史学大论战也只好淡出历史。我起草过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后来也没有机会再修改发表了。

  16.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了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我:“你写《评李秀成自述》,是不是主席知道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 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61 人自首叛党案”。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就还不知道有“61 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61 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我是后来知道,毛主席当年一听说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就很恼火,以至于 1966 年 3 月 30 号,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的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61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就说这个对我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日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老、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他等等无稽之谈。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 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警惕呀,人们!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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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回忆录》草稿版(上)+图书扫描版(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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