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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1963 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第十六章)

戚本禹 · 2016-07-05 ·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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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好这份简报,直到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调我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力量。

第 16 章:1963 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

  16.1 关于文章的写作过程

  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好这份简报,直到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调我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力量。就是在《编辑群众》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刘秀成自述》,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假投降也不能那么个降法,就是假的也成真了。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要那么曲加解说呢?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总想发泄,真如古人所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1963 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鲁迅有“遵命文学”一说,后来有人看到我写这篇文章得到了主席的赞赏,就说我写的是“遵命文学”。我跟主席是有点缘分,我初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见习秘书期间,先是负责处理给主席的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不久,田家英看我喜欢读书,就让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我还因此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居。主席喜欢历史,我就跟着主席读过的书学习历史。后来,田家英又让我给他做助手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这些早期在中南海的经历,的确很大程度上为我写出《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文字基础。我学太平天国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不是主席叫写的,不是“遵命文学,也不是江青或者其他什么人叫写的,都不是。那完全是我自己自然而然的行动。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的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背景。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批判,这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因为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我文章写了后,打算向《历史研究》投稿,在投稿前想和秘书室的人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讨论的人。没有人对历史有兴趣,就像现在公司里谁对历史有兴趣?我投稿前把文章拿给田家英看,田家英没有时间看,只问了我的基本观点。就因为我投稿前是报告了田家英的,田家英没有反对,后来就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指导。

  16.2 关于中宣部针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组织的两场批判会

  1963 年中我就调到了后楼研究室综合组了,刚去的时候,是参加他们搞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1963 年八月上旬,我作为后楼研究室综合组副研究员,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工作去了。去之前,《历史研究》还没有发表我的文章。去的地方是抚宁县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小广告”,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但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会批判我了。

  九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我的朋友朱固、田崇琤、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告诉我北京各地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也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分别召开会议批判了我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还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

  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出来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第一时间(1963年 8 月 22 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北京的很多读者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我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在的中央机关也是这样。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就干预争论了。

  九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会上有人责备和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也请田家英看过。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各地不要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发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高,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虽然我当时已经因为是 1958 年“八司马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又因为 1961 年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期间写出了《关于“调查研究” 的调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批示了“戚本禹是好同志”,所以就在党内一个小范围内有点小名气。但是,由于我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内部刊物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学术研究,在写《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学术界是毫无声响,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连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与黎澍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我不是领导人、不是学者、不是教授,当时又在冀东搞调查,自然而然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流对我搞大规模围攻,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

  所幸我九月回来后,我在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关心我,把批判我的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使我得以管中规豹,略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黎澍当时还说过:“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黎澍后来也曾亲口对我说过:“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笔端有感情”——这同文革后他对我的批判如有天壤之别。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时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后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传到了中宣部,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就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更多了解批判会的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内容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的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 6554)

  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握手。

  本禹

  10 月 2 日

  丁守和接信后约我到近代历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去了。他告诉了我周扬和刘大年两个批判会的情况,还悄悄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情绪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 1958 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对付斗争的经验了。1958 年到 1963 年已经 5 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