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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第十七章)

戚本禹 · 2016-07-06 ·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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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搞干部贪污、私分粮食、欺压群众这些事。邓力群大体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资派干部,主要是搞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搞其他干部。原来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搞的问题就多了,包括历史问题也搞。我们不搞历史问题,死了的那个老刘,也不是我想搞他历史问题。搞历史问题就大了,农村有很多人参加过什么伪团丁,那么多人怎么搞?

第 17 章: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调《红旗》杂志社

  1964 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江青和康老要我到钓鱼台去找反修班子修改。那一次康老告诉我,他想要我到他们的写作班子,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但是,陈伯达抢在康老之前给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老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1964 年底,关于李秀成自述问题的第二阶段的大讨论结束了,我也调到了《红旗》杂志社。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我们一起在天津搞工业调查的时候,陈伯达是组长,田家英是副组长,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深有体会的。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由自主,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虑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了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时说要给我副总编的待遇,其实只是在告诉别人:你看,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去了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去报到,他也不见我,是邓力群安排我和范若增一个办公室办公。报到后我到陈伯达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不谈具体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康老没有要到我,就跟我说,毛主席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增一样,经常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中央写文章。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1964 年入冬我们十几个文化战士去了北京通县宋庄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邓力群带队任队长,陈茂仪(《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成员还有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是到了翟里大队。

  根据我这个时期在现实中接触到的、看到的,四清运动的重点就应该是批走资派。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藏私分粮食,群众反映非常激烈,我们调查掌握证据后,就请示上面抄了他的家。社员一贫如洗,没有吃的,邓庆福家里却几房子都是东西。他家院子也大,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太超出普通农民的生活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社员是按工分分粮食,他们是分了该得的粮食还私藏私分。他们怎么私分呢?就是队上交公粮后社员再分粮,分完都会剩下一些,这些不在统计之内,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粮食是农民最保贵的财产,一个普通的干部,就居然私分得那么多粮食,还有那么多其他财产。

  上有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反映他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

  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贪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东西了。他贪污钱,贪污粮多,家里东西就多,光是这些他也是个贪污犯。当然,就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有办法比较的。这个人有点成绩,在公社里有名,上下关系都好。所以,贪污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上面的人听他的。关锋对这事非常反感,就是不服气,就是要拔这个钉子。这个人欺压老百姓的事儿很多,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关锋很仔细,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关锋倒霉之后,北京市马上就给这个人平反了,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 XXX 的罪名都是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也不服气。当时他搞那个小册子时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翻案也翻不了。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内部材料,人家不给他发行。“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当然这个“真理” 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打成走资派的那个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的,我倒霉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利用这个权力和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让秤杆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不结婚,喜欢谁,谁给她一点东西,就跟人睡,要不喜欢谁,谁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高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把她强奸了。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样一个坏分子,北京市居然也给平反了。只要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平反,连坏人也平反,理由是我们迫害群众。看看今天农村的村霸,是不是与邓小平的乱平反有关?

  对比之下,有个老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死了,对他的死,我是遗憾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了邓庆福之后,有人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现在是贫农,解放前当过土匪,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盗亦有道”,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绑过村里的人,村里人都不喜欢他。我们在运动中不搞土匪,没有这个任务。再说他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再当土匪,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积极。但是,社员反映了,我就要应着。我说,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的队员小周去找他谈。结果他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又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是自杀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家人生活很困难。人不死,怎么对待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死了,大家又同情起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都觉得我过分了。我没有整他,或者要抓他,人死了,都是我的责任,我为这事检讨过。我要将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才好,后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国家工作,让他一家有了保障,但是他自己终归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清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

  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还是烂掉了。58 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也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贪污,欺压社员。四清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我们工作队很清廉,工作队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就是说,生产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算是四清的成果吧。

  毛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搞干部贪污、私分粮食、欺压群众这些事。邓力群大体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资派干部,主要是搞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搞其他干部。原来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搞的问题就多了,包括历史问题也搞。我们不搞历史问题,死了的那个老刘,也不是我想搞他历史问题。搞历史问题就大了,农村有很多人参加过什么伪团丁,那么多人怎么搞?

  17.3 一封私人通信让我卷入高层漩涡

  四清运动要发动群众起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思想,搞发动群众,对贪污的干部的斗争,也不是搞喷气式什么的,叫走资派站在那里就行了。可是,当时王光美已经发明的“桃源经验”,是搞秘密串联,搞“小台湾”,神秘兮兮。而且斗争走资派搞喷气式,很残酷。刘少奇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源经验”,刘仁底下的那些人都是学“桃园经验”。群众和那些走资派也是乡里乡亲的,你要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群众也掰不开面子,所以就抵制。我们,包括邓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园经验”那个搞法。刘仁看到下面的群众一时间不起来,都抵制那个搞法,就认为是下面干部搞四清不积极。他发了个讲话,说你们不搞就算了,我们都撤回去。

  刘仁的这个讲话精神下去后,我是有些看法的,当时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讲的,还不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讲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批评说那样对待群众是老爷作风。群众不觉悟,就应该去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而不是要训斥、要撤走工作队。当时后楼主办的内部刊物《情况反映》是给中央领导看的,经常要登一些下面的重要情况。研究室的领导之一陈麒章当时是负责这个刊物的。他们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叫我把下面的事经常跟他们沟通沟通,报告报告。所以,我离开后楼研究室之后,还和研究室的一些同志保持联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大多是零零碎碎的。正是在给一个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把我对刘仁讲话的看法都写出来了,因为是私人通信,也写得就比较激烈。那位同志觉得内容不错,没有跟我说,就把信转到陈麒章那里去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那样的通信都是与工作有关的,很难说是完全的私人性质。陈麒章看后认为我对刘仁讲话的批评意见是有点分量的,就在他的刊物上登出来了,还从办公厅的北京市简报里找到刘仁的讲话,作为附件一起登出了。

  主席向来很反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神秘化、地下工作那一套,他从《情况反映》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哪知道看了就支持我的意见,把我的意见批给彭真看,好像还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不该那样讲话,让彭真去处理。这之后刘仁就检讨了,还生病了,不过很快就治好了。我对他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点过火,主席又过问了,彭真就很紧张,意见也很大。这下北京市的领导就反感我、攻击我,说我吹毛求疵,说我以势压人,弄得主席批评刘仁了。彭真先找了陈伯达,说刘仁这个人是老革命了,你们批评我们的书记,先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评他的,你这么一登出来,给主席看了,这事情就弄大了。

  陈伯达这个人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确是像主席说的那样,经常在党内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搞投机。他一方面在主席的船上,一方面在刘少奇的船上。彭真和刘少奇是一条线的,我们批评刘仁就等于是给彭真难堪,就等于是搞到刘少奇那里去了。而且彭真这个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厉害程度丝毫不在邓小平之下。所以,陈伯达一看北京市对我有意见了,彭真也不满意了,就很紧张。说实话,我这个信也的确是给他造成了困难。不过,那时候,陈伯达怕跟彭真起矛盾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彭真更怕跟我们起矛盾,因为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

  陈伯达来电话批评我们:你们是怎么搞的?不经过我同意,怎么随便给人下战书?我也没有叫你们下战书。你写这东西应该先通知我。你是《红旗》的人,这影响很多人,牵涉到《红旗》和北京市委的关系,《红旗》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影响我和彭真的关系,彭真是得罪不得的。你们这么一弄,彭真还以为我要整他,对我有意见了。我跟陈伯达解释:“我知道了,以后反映什么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给你看,那是私人通信,讲得随便,有点上纲上线,不是正式意见,没有想到他们会登出来。登出了,有些话就是过分了。请彭真给刘仁打个招呼。我说他是老爷,他也不会超过王光美的,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老爷呢?我们收回这话。要不要我给彭真写信说明,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陈伯达说,你别这样写了,赶紧到彭真那里去检讨,认个错。

  由于我的文章里面还引用了关锋的几句话,比较激烈,所以他要我叫上关锋一起去。说来也巧,陈伯达要我们去向彭真检讨,彭真也找我们了。彭真看了我写的情况简报,怕我再直接给主席写信,找他麻烦,就指名叫我和关锋去参加他召开的四清工作动员会(要关锋也去是因为我那个信也提到关锋了)。那天天寒地冻,虽然专门给我们弄了个火炉子烤火,我们还是冷得不得了,听了四个小时,冻了四个小时,底下的干部没有火炉子,就更遭罪了。听完会,主持人说,你们两个请留下,一会儿有车送你们到彭书记家,彭书记要见你们。彭真是很大的领导,要见我们,我们要不去问题就大了。一会儿车子来了把我们从头衔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第一次到彭真家里,热气开放,温暖如春。以前我给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没有到他家里去过。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丽堂皇,就像现在很豪华的装修,比现在的豪华饭店的高级房间还要高级。桌子都是很高级的木头,我以前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木桌。吃饭是个专门的房间,很大,有很多精致的摆设。我当时没有见过大世面,我在上海见过我爸爸的老板,家是很气派的,但那是资产阶级,共产党里面这么阔气的我没有见过。在团校、在中央办公厅我都没有见过。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没有吃饭的房间,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当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长。可是,主席家里与彭真的家相比,也简直是两重天,暖气不暖,常在屋里呆要穿棉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参观一下,木床、旧沙发……。总理家里我也去过,西花厅,总理和邓颖超住在一间小屋,都挺朴素的。

  林彪的家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彭真是个大手笔,领导能力很强。他知道主席重视这事,就在向陈伯达做过交涉之后,又亲自和我们交涉。他实际是希望我们别再告他,想与我们缓和关系。我们去了他那里之后,他不但不批评我们,好像还很重视我们。关锋是老干部,我以为他会以关锋为主。不是,他把关锋冷在一边,老跟我说话。

  他先跟我们唠家常,问寒问暖,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还叫我常到他家里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叫张洁清。然后,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主动提起我评李秀成的文章,当然他先说了关锋的文章好,赞扬关锋一番作为铺垫。他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当时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写得好,那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赏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对的,周扬他们不对。“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跟你一样是拥护陈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们党的新兴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彭真说他支持陈玉成,反对李秀成,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陈伯达说彭真是副书记。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和主席一样支持我,我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起来了。乘此机会,我说,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对刘仁同志的那个意见应该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给办公厅写了封信,他们就登出来了。这个事情跟陈伯达同志没有关系(我们来之前,邓力群也在通县,我们跟他通报过彭真要见我们。邓力群也叮嘱说,见了彭真说一下,你们写的那个情况汇报,主席批的那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弄的,不是陈伯达叫写的,陈伯达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你要提陈伯达撇清楚)。

  彭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意见,有权利写。还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对待群众怎么能用这种老爷式的腔调呢?说完他还要请我和关锋两人以后担任整个北京地区四清工作的顾问,参加北京的会议。但是,他又说,刘仁这个人呢,讲话就是怪,喜欢讲反话,我体会,他那个意思是反激一下,就是说,下面再不积极的话,他就不管了,这是激发他们积极起来。他说不管了,意思还是要管。你们就当成他的真话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是真反对就不对了。他是个书记,怎么能真不管呢?

  彭真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水平低,当时我跟关锋讲,关锋也没有仔细看。我们俩水平不高,可能领会错了,主席看了我们的报告认为刘仁不对,就批评了。这是我们做得不好。彭真说,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主席批评他好啊,主席都批了,弄得他很紧张,心脏病都发了。他以后知道该怎么讲话了。激发人家,就正面讲嘛。

  彭真这么一说,我和关锋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对刘仁也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对。听过彭真的这些话,我觉得彭真好像不在乎这个事。于是,我再次强调说这个批评不是陈伯达的意见。他说,就是陈伯达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彭真又说,你们《红旗》杂志办得很好,工农兵学哲学,主席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彭真的这个态度和陈伯达的指斥大不一样,这使我对彭真更加好感。

  聊完了这些话,就吃饭。我第一次吃这么细的饭,豆腐都比肉好吃,我老吃豆腐,关锋是老吃肉,那个肉也好吃。我们在通县都是“三同”【是通吃、同住、同劳动吗?】,都在社员家吃饭,到工作队队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在这里大吃了一吨。在中央开会,我以为吃得也不错,中南海我们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请我到四川饭店吃过,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这个饭菜,都是天差地别。

  走的时候彭真叮嘱我,以后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写信,写我亲收,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就不会压了。我领会他那意思是说,以后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别人说了,要跟他本人说。这一点我不反感,因为当时彭真党内很有威望,中央会上常是他讲话,比邓小平还厉害。那时也没有什么 “二月提纲”的事,我确实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同志了。想想看,来了就说我的文章好,我批评刘仁的事也不在乎,态度和蔼,又请吃,又唠家常,还问寒问暖,问我看什么书,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我能不感觉他是自己同志吗?我那时 30 多岁,也没有经过复杂的事,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比较简单,不知道有那么多矛盾,就觉得他是一个关心我们的首长。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首长关心我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因为毛主席挺重视我。

  我回来以后对关锋说,彭真请我们吃饭这么隆重啊!关锋说,还不是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权力大,陈伯达都不敢得罪他。你写了那封信说刘仁的坏话,陈伯达要你去说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请吃饭还不是因为那封信,因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说了吗,以后北京有什么事给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说他不好吗?关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锐,他究竟是经验多。我问他,我跟彭真讲清楚没有?他说,你应该说明,你是跟中办同志个人写信,不经意说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状。应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说,那你怎么不当时就补充?他说,你的事我怎么补充?我回来一想,觉得是我们自己对事情没弄得很清楚,就批评起来了,是有不足的地方。于是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按照关锋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事情说清楚一点,也算是对向陈伯达有个交代;二来吃了人家的那么一吨饭,也该说声感谢。给彭真的信,不是关锋叫我写的,我在信里说了对彭真招待很感谢,希望他转告刘仁同志,消除误会。此后我和彭真再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写过信。

  文革后彭真隔离审查,搜他的家,所有彭真的信都交给康老了,那里面就有我的这封信,那时候彭真好像是反党集团一样,所有跟他关系好的,都要怀疑、审查,戚本禹响当当的的造反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老、陈伯达、江青都看了。就说我是拍彭真的马屁,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青有点怀疑,问我:“你怎么跟彭真写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说,是陈伯达叫我去认错的。如此这般讲了一下过程。江青就问陈伯达,陈伯达说“没有啊,我不记得啊”。还好在开会的时候,关锋也在。我说:“江青同志,这个事关锋同志可以证明”。关锋也证明了。江青知道了实情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做的事你还说人家。”那次,康老也在,王力也在。康老说他仔细看了我的信,彭真请吃饭,一般的感谢,没有讲别的内容,没有什么事儿。康老这么一解释,这封信就不算事了。陈伯达说康老在包庇戚本禹。

  可是我出事后,开始是陈伯达整我,后来是总理、康老、江青讲话,讲我早就投靠彭真。我看了陈伯达的遗稿才知道,把我抓起来,他们都赞成,就是康老说了“要谨慎,戚本禹在群众中有影响,这个事情……恐怕要请示主席”。康老那时病了几天,不知道其实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但一知道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之后,为了撇清,就又说我早就投靠彭真了,还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说可见戚本禹是投靠彭真了,与彭真成为一家人了。总理 315 讲话也说,戚本禹是早就投靠彭真了。这都是不对的。我要做最后的声辩:写信是 1964 年的事,当时彭真是党内很重要的领导,位置仅次于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下面就是彭真,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叫他副书记,可见他是实实在在的中央领导,他请我吃饭,我就写了那个信表示一下感谢,算不算罪状?怎么是投靠?那时候总理还三天两头跟彭真一起开会哩,难道总理也是投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现在还有人造谣说我信里写了“最敬爱的彭真同志”。我给主席都不这么写的,怎么可能给彭真写“最敬爱的”这种话呢?造谣的人自己没有头脑,不等于其他人也没有头脑。

  17.4 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翟里大队归宋庄公社管辖,宋庄的四清由上面统一管,上面经常让我们汇报,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很复杂,我们得派一个专人来应付。正好《哲学研究》约我写文章,我就说现在是繁琐哲学盛行。什么繁琐哲学盛行呢?就是大大小小的问题,没完没了的统计、填表、查问,上面老来人听汇报,要这材料要拿材料,比队长邓力群来得还勤,邓力群有什么事,叫我们说说就行了,也并不经常开会。他们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一天晚上,我越来越气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繁琐哲学,关锋拿去看了说好,我就交给《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清样出来了,邓力群看到了,就问,你这个批判繁琐哲学是不是中央跟你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他说,毛主席正批评刘少奇的繁琐哲学呢。

  我当时写的是文牍现象,但是提到了哲学高度讲这个问题。想不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主席说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抓党内当权的走资派,刘少奇说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要解决,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要解决,毛主席就说他是繁琐哲学。而我讲繁琐哲学是讲具体方法问题,跟刘少奇搞的繁琐哲学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是从哲学角度讲,所以用了繁琐哲学的题目。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很敏感,一看我讲繁琐哲学就警惕了,以为我是在批判刘少奇,以为我消息灵通,以为一定是听到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繁琐哲学。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主席批繁琐哲学。他说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说毛主席跟刘少奇发生分歧了。邓力群跟康生关系不错,有时候跟康生打电话。邓力群说,这个事中央还没有公开,不要去赶这个热闹。他以为我是要乘机出风头。其实,我研究理论写文章真没有想投什么机,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是我自己写的,后来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也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人布置任务,也不是因为听到什么消息。再后来到文革中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是任务了,因为毛主席说要搞大批判,要研究历史写批判文章,但也没有给我规定题目。我跟邓力群说,我批判繁琐哲学,批的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我一点不知道,我在农村没有回家,自从上次那个私人通信搞出那么多的事情后,我也没有和办公厅通信。邓力群相信我,说那就赶紧把文章撤回来吧,以免引起误会,你看我都误解你了,别人误解就更大了,党内文件一传达,你的文章一出来,好像你在反对刘少奇(他不愿意我反对刘少奇),这样的话引起党内矛盾不好。这是中央上层的东西,领导之间的事,现在没有传达,我们不要作这样题目的文章为好。我认为邓力群的意见对,马上打电话告诉《哲学研究》杂志的林聿时,请他赶紧把文章撤下。他们说目录都上了,印刷费都付了。我说哪怕印了也要抽下来,损失我赔偿,我说这是邓力群交代的,不能发了。我也不好说怕引起什么误会,就说请他帮个忙吧,下次我一定写一篇大文章。他说那要损失多少钱,我说我来补。他说那倒不用,别的杂志赔钱,他们杂志赚钱,不在乎这点钱。他最后把文章撤了。因为这么一个情节,我就特别留意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关他们分歧的文件传下来后我仔细看,觉得还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不对。邓力群看了后,却搞调和论,说他们是一个说法问题,一个工作,不同的说法而已。刘少奇也没有否定搞党内矛盾,我和关锋不同意

  邓力群的说法,认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干群矛盾,贪污腐败,私分粮食,各种人的历史问题,农村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找矛盾什么矛盾都有。这是客观情况,但是我们工作队的体会是,你不能一天搞那么多的事情,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内腐败问题,要让农民多分粮食,这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力群认为,你得把各种矛盾摆出来,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们怎么能一进去就知道什么矛盾呢?主席说,什么都抓是繁琐哲学,但你摆出各种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琐哲学。我们就这么随便议论,也没有谁要抓谁的辫子。

  我四清回来才看到“桃园经验”,当时还觉得不错。为什么主席后来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那时候仅仅知道主席和刘少奇有分歧,在这个繁琐哲学的问题上,我是理解主席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说刘少奇不让主席开会,讲话,主席与刘少奇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是真不知道。

  【关于批判繁琐哲学,我综合所有材料后,得到关于此事的以上表述,原来材料中有很多小冲突,我都抹平了,当然也许没有平。原来的材料有个说法与现在这个整理矛盾比较大,无法融入,希望戚老自己核一下:“后来稿子送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一趟。我去后康生说:‘这个事情你碰到地雷了……,烦琐哲学是主席批评刘少奇的,你这文章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别人就会以为要批判刘少奇了。

  (上部完)

  (注:《戚本禹回忆录》上部除第一、二、五章由本网整理上传,其余均由“80后毛粉”转载到本网,特此说明,以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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