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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下部: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第三部分 第七章)

戚本禹 · 2016-07-14 ·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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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但此时钓鱼台还是归外交部礼宾司管理。因为那里原先是用来接待外宾的,所以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餐厅的伙食也好,但价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贵。

第七章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

  7.1 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但此时钓鱼台还是归外交部礼宾司管理。因为那里原先是用来接待外宾的,所以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餐厅的伙食也好,但价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贵。

  等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和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才正式在钓鱼台开始办公。那时,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共占用了七个小楼。16号楼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办公的地方。

  我的办公室在16号楼的楼上,王力和姚文元的办公室也和我在同一个楼面。关锋由于《红旗》杂志事情挺多,他和陈伯达一起在15号楼办公。康生此前就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总理也有一个小楼备用。张春桥住7号楼。王任重住在2号楼。刘志坚、谢镗忠是部队的,他们不住在钓鱼台。钓鱼台里还有一个楼是最大的,那个楼曾经是赫鲁晓夫访华时住过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去住,一直空着。那里有一个大客厅,还有一个小的电影放映厅。总理、江青常使用。

  中央文革小组一成立,首先要设立办公室。开始陈伯达觉得穆欣很听他的话,就提出让他来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觉得穆欣办事不力,他就打算改由曹轶欧来当主任。可康生说,她当主任不合适。这个时侯我就推举王力来当主任,曹轶欧当副主任,曹轶欧一定要我也参加办公室工作。陈伯达、江青同意了,由于我一直是在中办做秘书工作的,所以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我在那里管着。

  上任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小组组长陈伯达批准,向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向他们公布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电话、联系人。对军队方面,我们只是通知了在北京的一些主要部门和领导,未通知下面。在所发出的通知中,要求他们每天把本地区、本部门有关运动的情况都报上来。光这件事就忙了我整整一天。那时不像现在,只要在电脑上点击一下就行了,而是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电话、发函件,很繁琐。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马上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通知发下去以后两三天,各地的情况就都报上来了。来的基本上都是些告急的电话和报告。而且多是一边倒,说学生怎么把学校秩序搞乱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利用文革运动来反对党的领导等等。

  接到这些情况,我们就马上派人下去了解情况。结果下去后了解到的情况,往往和各省市、各学校、各单位领导报告上来的情况大不一样,许多则是刚好相反。实际上许多地方是领导在压制群众,甚至整群众。我经常和派下去的人直接通电话,以核实情况。在我们把情况收集起来并派记者作了初步核实以后,就把它上报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

  这些事情工作量都很大,最初的工作人员是我从中央办公厅和马列学院调过来的,王力也从中联部调了几个人过来。后来人手还是不够,经主席、林彪、总理同意,又从军队调了些人过来,并且组建起了相应的机构。

  7.2 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组织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提供全面、及时,并且是准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要做好这个工作,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工作,这样才能把在全国的运动情况掌握起来。我们首先建立了“记者站”、“快报组”、“信访组”、“保密室”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批准和支持。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迅猛展开,文革办公室一个小小的机构,应付不了日益增大的工作任务。要了解和掌握全国运动的动态,就要从全国各地抽调更多的人过来才行。起先我们从《解放军报》社调来了一批优秀记者,后来又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大报纸调了一些优秀记者来参加工作。可就这样人手还是不够。后来又经过主席和中央同意,由杨成武从部队选拔了一批人过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各个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然后我再一个一个地挑选,最后确定下来了大约四五十个人参加了“记者站”、“快报组”。我又选拔了一位师级干部徐学增来管理他们。从各部队调上来的人都是模范标兵、战斗英雄,有好些人都是团一级干部,所以得找一个有威信的人出来领导他们。徐学增虽然只是个师级干部,但他打过仗,还当过模范团的团长,他能压得住。大家都听他的指挥,有重大事情都会向他汇报。我不愿意用级别太高的人,太高级别的,一般文化都不高,架子还大,干不了什么事情。用徐学增,我是和关锋商量过的。关锋也说,这个人写东西不错,组织能力强,要管这么多人,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行的,这个人正合适。

  王力是办公室的主任,所以由他来当”快报组”的领导人。

  后来,“快报组”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各地发生的一些大的事情,通过”快报组”,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种突发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可以说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耳目和神经系统。我们给“快报组”的所有记者分好工,哪个去四川,哪个去上海,哪个去云南,哪个去贵州,哪个留在北京,都给他们明确下来。我还要求快报组所有成员,不论外勤内勤,都必须随时准备加班。要24小时地应对突发事件。所以,“快报组”人员一下去,全国各地的情况就上来了。而且跟过去不一样,从“快报组”把情况汇总上来到印出材料,往往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了,这样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可以说是与战时和地下党时的情况差不多。一般来说,各地的领导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只要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快报组”来的人,都会对“快报组”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对待,还会给“快报组”记者很多方便。

  可是到1968年我被隔离审査以后,“快报组”的工作也受到质疑,江青他们又没有时间去具体过问。这样,那它实际上能起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7.3 办“快报”、“文革简讯”,设立“中央文革接待站”

  以最快的速度,抓最要紧的问题和抓准问题,然后把情况送给最关键的人,这可以说是我们工作的三大特点。“快报组”报上来的情况,怎样才能及时地送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那里去呢?我原先在中南海搞过《群众反映》和《情况反映》,后来这两个刊物都没有了。为了让主席和中央领导及时地了解情况。我们就搞了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

  我先后找了靳耀南和程理嘉等同志来负责这件事。

  靳耀南,当时已近50岁了,他是一个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东开辟革命根据地时的老干部;建国后当过地委书记,又搞过工业,后来被调到中南海“后楼研究室”的工业组。我在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时,和他一起临时搞过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调查,所以彼此都很熟悉。靳耀南的政治水平很高,为人又和蔼,我和他相处得很融洽。这个时候我请他来帮助我工作,做我的秘书。我还和他打了招呼,虽然他资格比我老很多,但为了革命工作,就只好受点委屈了。他欣然接受,毫不介意,并在工作中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我出去讲话,哪些事情该注意的,他都会帮着我把关。在社会上大搞“破四旧”的时候,一些地方兴起了一股“烧书”热。他马上就跟我说,历来的政治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提倡过“烧书”,此风不可长,你得去说话。于是,我就去作了公开的讲话,制止了“烧书”风潮。红卫兵运动起来后,有些情况很乱,一些较激进的“高干子弟”、“革命干部子弟”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肆意打人、抓人、抄家,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打人致死的恶性的事件。这时候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乱打人、乱抓人、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头上,因为大家都说红卫兵是你们中央文革指挥的,人家都叫你“戚大帅”呢。我说我们中央文革的领导从来没有哪一个说可以去乱打人的,甚至打人都没说过,这些人怎么这样乱搞呢?他跟我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在这些乱抄家、乱打人的人的后面,一定是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马上出去作了明确的表态,不准乱抄家,不准打人、抓人。

  可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的时候看到了靳耀南,她就找我去问这人是谁。我说是帮我工作的。她又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后楼”来的。江青听了就说,“后楼”有不少人是刘少奇、杨尚昆的人,你能用吗?我告诉她,这个人不错,我很多工作上的毛病,他都会直言不讳给我指出。江青说,他年龄比你大那么多,到底是你领导他,还是他领导你啊。可能江青是觉得我年纪轻,还不太懂人,希望我调一个年轻人来,管得住。她担心这些年纪大的干部,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我这么个年轻人应付不了他们。我说,都是同志嘛。她一听就说,路线不一样,就不是同志,叫同志也不是同志。这样,我只好把靳耀南调到学习班学习去了。

  1986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靳耀南托人给我带信,要见我。见面后他对我说,你是个好同志。我以前是怎么看你的,现在还是怎么看你。说起当年他被调走的事,他说,这不能怪你,我知道那是江青的主意。他还说,你也不能怪江青,那时候中南海到处都是杨尚昆安插的耳目。她能相信谁啊。

  靳耀南被调走后,我就指定年轻人程理嘉来当我的助手。程理嘉原来是《光明日报》的一个资深记者,这个人很有能力,帮我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出事之前早有预感,我想,我这里的机要文件都交给程理嘉保管的,如果在我出事的时候,程理嘉还在我这里的话,那他一定也会受到审查的。所以,我就安排程理嘉回报社去。我跟他说,你这里的工作结束了,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单位去参加运动吧。他很聪明,看到那时江青老是在找我的工作差错。他说,你这是解放我。我说,来日方长,只要我在,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工作的。后来我果然出事了,中央文革办事组一共十几个人,都受到了审查。只有程理嘉,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文革小组办事组,就此躲过了一劫。文革结束以后他出任了《经济日报》总编辑。

  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是分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的领导看的,一般都有编号。有些情况是直接向主席汇报的,这样的简报就不编号了,作为“临时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写的。后来,我又在办事组的值班室办了一个《要事汇报》,把一些刚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汇报上去。这个刊物发送的范围就更小了,有的只送给主席一个人看,有时还加上林彪、总理和江青、陈伯达等人。

  主席是一直看我们的《快报》和《文革简报》的,并且还在上面作过很多的批示。主席要有什么批示,我们也马上把它登出来,让其他的中央领导也很快可以看到。这样一来,《快报》和《文革简报》,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中央领导人手头的一个重要刊物了。许多领导也渐渐地习惯了我们的“快”了,只要我们稍有迟缓,他们就要嫌慢了。陈毅就很爱看我们的《快报》和《文革简报》,每天起来就要看。记得有一次他一早起来没有看到《快报》和《文革简报》,就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一了解是已经在递送途中了,他就放心了。

  通过快报组和《快报》、《文革简报》,使得中央文革小组不但可以及时地掌握全国的动态,而且也及时地了解了中央的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的群众给中央文革写来的信,也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上访和告状。为及时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我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基础上又增加扩充了许多人进来,很多人也是从解放军调来的,我让一位解放军的团级干部杨鬆友来领导他们。我们还专门在中南海的西门设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来上访的群众。毛主席还亲自去了这个接待站接见过群众。

  7.4.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机构作了一次调整。分工负责的情况如下:

  办公室(王力、成本禹负责)

  文艺组(江青、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关锋、王力负责))

  理论组(关锋、王力、戚本禹负责)

  记者站(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

  1967年3月,又把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从马列学院调来的王广宇担任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最关键的一个机构,它设有办事组值班室:

  长途电话组

  市内电话组

  《要事汇报》编辑小组

  会议组和打字室。

  办事组还经常与记者站和信访组(在花园村办公)联系工作。

  信访组下面设有:

  陈(伯达)办信访组

  江(青)办信访组

  文革办信访组

  《信访简报》编辑组

  而“记者站”下面则设有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记者分站、北京市记者组和快报编辑组。

  办事组虽然是由我和王力、关锋分工负责的,所有的大事,都得请示陈伯达和江青,但实际上的领导是江青。江青规定,关锋、我、王力一般情况下,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特别重视此项制度,我和关锋有时没叫王力去,他还有意见,他很在意这件事。后来,事务愈来愈多,江青办公时间又不稳定,无法每天去她那里汇报工作。但江青有时间时仍然打电话要我们过去。总之,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她抓得最力。

  由于我同时还兼任着毛主席的秘书,江青教我经常到主席那里去。可我总想,主席若有事要找我,那我马上就过去。主席不来找我,那我也不愿意像汪东兴那样的,有事无事就往主席那里跑。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抽不出时间,无法经常到一组去。再说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都向江青汇报了,她会去跟主席说的。这样的安排我现在想来很后悔,如果我那时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多到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的话,那后来发生的许多错误也许就可以避免,春桥、文元在上海就主动地多往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比我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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