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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

郭建波 · 2016-12-30 · 来源:乌有之乡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性质上来说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编者按: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郭建波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建国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历史的考察,梳理出若干重大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剖析,勾画了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概况,展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斗争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说明了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研究的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点击查看上册),也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中册)研究的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点击查看中册),《文革溯源》(下册)研究的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册研究的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三册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出发,通过对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基石。三册各有侧重,但又构成一个整体系列,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剖析,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却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对于一场历经十年、有亿万群众参加、震撼华夏而又波及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不可能没有错误,更不可能是一场浩劫,全盘的否定或肯定都无助于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只有运用唯物史观,通过辩证的否定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七开的评价中,才有可能揭示文化大革命的真谛。郭建波同志的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就是在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上进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该文的发表,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探讨,在论争中使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原因能够早日大白于天下。

  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

  郭建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四节  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二次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3、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

  4、三次思想斗争的历史启示。

  (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一:以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还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3、“双百”方针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4、“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

  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其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出现重要分歧。

  6、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整风反右。

  7、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8、简短的小结。

  (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在纠“左”反右中逐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思想方法上的不同,还有世界观上的分歧,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1、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思想交锋——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斗争。

  3、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想交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挥主观能动性。

  4、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实践——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的形成。

  5、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历程。

  6、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7、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反右的举措表明,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得以确立的充分条件。

  (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通过调查研究,领导全党在纠“左”反右中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时期发生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党内乃至领导层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1、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2、《十年总结》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

  3、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确立了适宜于当   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4、为了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足干劲,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七千人大会。

  5、七千人大会后,在经济调整和恢复的过程中出现了右的倾向。 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批判了黑暗风、 单 干风和翻案风,反击了右倾,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 化 运动方向的基础上,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6、在纠“左”反右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   路线,这就更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必要性。

  (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四: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巩固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决定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的产生又一次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到思想战线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2、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左”反右中前进。

  4、关于“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5、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6、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更进一步透射出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五: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出发,决定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随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文艺、历史、哲学等领域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2、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进行的斗争。

  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4、围绕“大写十三年”进行的争论和斗争。

  5、围绕京剧革命进行的斗争。

  6、围绕史学革命进行的斗争。

  7、围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进行的斗争。

  8、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9、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10、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历史启示。

  (七)斗争反映出什么?

  第五节  通过中苏论战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反修防修的斗争,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道路。

  (一)十年论战的简要回顾。

  (二)中苏两党从分歧到走向分裂的原因分析。

  (三)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本质。

  (四)反修防修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中苏论战的伟大意义。

  第六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产生的根源和基石。

  (二)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实践来透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的必要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什么会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前言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研究的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中册)研究的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下册)要研究的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研究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梳理出若干重大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剖析,力求勾画出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揭示其原因及影响。

  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中,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呢?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同时,也必然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出现了三次影响较大的思想批判运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通过对三次思想批判运动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胡风事件比较复杂,后来翻案后又扭曲了不少事实真相,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因而我们就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梳理了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深入剖析了胡风问题是怎样由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进而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历史原因。这样关于胡风事件的篇幅就显得较长,竟达二十万字左右,与本书的体例出现了不合。但是为了把胡风事件正本清源,弄清其实质,恢复其本来面目,就不得不这样做。这是请读者予以谅解的。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虽然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仅苏联赫鲁晓夫反对,就是党内也有人对此持怀疑和抵触态度。同时,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知识分子到底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党内在其阶级属性的界定上也存在着分歧。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将阶级矛盾仍然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时起时伏,曲折复杂,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这是因为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建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还未见分晓。因而就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党外(社会上),而且还出现在党内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这突出表现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论,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一九六四年底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上。

  这些分歧和争论就是党内高层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来说,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是运用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来分析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鉴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峻状况,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梳理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分歧、围绕“大写十三年”、京剧革命、批判《李秀成自述》和“让步政策”、批判“合二而一”等重要事件来进行研究,对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状况进行历史的考察。对这些事件剖析的文字既可独立成篇,又可以系统展现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基本状况,虽显冗长,却能使我们对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状况有一个宏观的认识,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状况以及为此开展的激烈斗争中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当然,思想战线上进行的阶级斗争并非是孤立的,这是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同时,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阶级斗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构成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就要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那么由于前面有了这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出发,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必然性的了。

  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因而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源。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就要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基石。这就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阐释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三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结合文革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考察。我们抱着和氏献璞的赤诚,就教于各位读者,恳请提出批评意见。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拙作的发表,抛砖引玉,华章频现,使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能够早日大白于天下。

  第四节  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知道,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过来又会巩固和发展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成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发展表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扫帚不到,灰尘不走。旧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够建立和发展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来,形成思想文化上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仅关系到能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成果的巩固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开展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思想文化。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后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业已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正在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中就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的成分,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也就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因素。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自然要向社会主义的文化过渡。这样随着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必然会要求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因而我们就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的思想斗争说起。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发展而来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斗争,也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和关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这三次比较大的斗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初步建立的强大推动力。

  关于当时开展的这些批判,后来胡乔木曾评论道:“接下来有对几个作品的批判。开始是对《清宫秘史》的批判,这件事不太好写。‘文革’时把这个批判没有进行下去说得很严重,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一条线。那时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1]

  从胡乔木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也就是从五十年代初期《清宫秘史》的出现(当时没有批判起来)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年这些批判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批判呢?这些批判又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由于电影《清宫秘史》没有能够批判起来,因而我们就先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谈起。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中央党报以社论的形式来展开对一部电影的批判,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社论发表后,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高潮。那么,电影《武训传》存在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以社论的形式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电影《武训传》的上映。

  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国几大城市上映了一部影片《武训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打着“行乞兴学”的旗号,想用乞讨得来的钱来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识字,能够上学,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为此,他在乞讨中,为了得几个钱,费尽心机,见人(特别是有钱有势者)就磕头,低眉顺眼,装疯卖傻,自取其辱,丑态百出,还摆摊卖打,学驴叫唤以博得人们的欢心。在士绅的帮助下,于一八八八年办了“崇贤义塾”,后来又办了两所“义学”,但是并没有改变穷人的孩子的命运,他们还是上不起学。在武训死后,他积累的学校的财产又被豪绅地主霸占,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2]

  这部电影上映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又是如何评论这部电影的呢?

  (2)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好评如潮”的颂扬中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其实,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就有了不少赞扬和溢美的文章。电影《武训传》上映后,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赞扬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等等。[3]

  这种现象,后来杨俊在研究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曾对此作了概括和总结。我们引述如下:

  在影片《武训传》公映前,当时京、津、沪等地主要报刊杂志上,已经出现许多肯定和赞扬武训的文章和书刊,影片《武训传》公映后,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进行“极为夸张”的歌颂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训热”。这里,我们选取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对〈武训传〉的讨论》中被点名的文章和论著为例来考察这时“武训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实质。选择这些材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它们,对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产生了直接印象,从而影响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决策。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做了“极为夸张的”褒扬和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对武训事迹和精神极力夸赞,把武训颂扬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楷模”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战斗英雄。”

  这些文章纷纷把武训誉为“具体的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儿子”,“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他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认为“教育”、“知识”能使“劳动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义教育”“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

  《武训传》放映后,一些文章认为农民受压迫就是因为“不识字”、“愚昧”,而“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许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要宣扬和学习“武训精神”, “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也有文章要求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许许多多新武训”,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放映后,当时的文教界兴起一种舆论,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连环画《武训画传》就在“武训第四”——陶行知先生这幅画下面写了说明:“陶行知先生……有规模的发扬武训精神,解决了育才的困难,并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见该书86图)

  三是用“武训的道路”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号召学习武训的革命精神。

  观赏者认为《武训传》“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观众在影片进行中,始终燃烧着对封建社会的愤怒的火焰。”“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武训与周大作为反对地主阶级统治“一文一武 ”的两条战线: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由此逻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是武训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对这部电影的一片颂扬声。这些颂扬的文章从其内容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把武训包装成劳动人民的代表,称赞他是反封建的战斗英雄;认为教育能够使劳动人民翻身,改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继承武训的遗志,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混为一谈;把武训行乞兴学的道路曲解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的结果。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将武训打扮成劳动人民的代表,一个反封建的战斗英雄,不仅极力称赞武训的“行乞兴学”,还把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纳入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范畴,认为通过武训“行乞兴学”的方式,在劳动人民受到教育后,就可以改变他们受苦受难的命运,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量齐观,漠视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的改造。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问题,同时从实质上更是反映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

  (3)毛泽东是在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

  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几乎没有出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出发,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的文章,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充满了颂扬和称赞声,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调阅了这部影片。为了全面了解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状况,在田家英的指导下,卫士李家骥还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剪裁下来,供毛泽东阅读。[5]

  电影《武训传》宣扬的主题及报刊杂志发表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泽东开始谋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对此,林默涵后来曾回忆道:“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7]

  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这样一部宣扬叫花子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值得毛泽东这样兴师动众的发动批判吗?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修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文章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针对武训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兴学”这件事,而是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借武训及其进行的“行乞兴学”来兜售自己的主张,借以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从本质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及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不同认识,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只是出现了对电影《武训传》的一味颂扬,却没有人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说明在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

  (4)毛泽东在做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决定后,当时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状况如何?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进一步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二)加强电影编剧力量,可向全国征集已经上演过获得观众好评的戏曲剧本,选择一些改编为电影剧本。(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强调艺术性。[9]

  会议后,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在3月23日结束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点名批评了《武训传》。3月下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文艺报告时,“很尖锐地批评了《武训传》电影的立场和观点的错误。”

  领导人出面批评《武训传》的错误表现后,报刊杂志那种连篇累牍地、“一个劲地”褒扬武训和“武训事业”的现象没有了,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武训“不足为训”的文章,那么,这些“讨论与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情况如何呢?下面就以京、津、沪等地重要报刊在1951年3月上旬—5月上旬所组织发表的讨论和批判文章来进行考察(均被《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点名)。

  这些批评《武训传》的文章,通过分析武训及其所从事活动的“时代环境”,得出了武训“不足为训”的结论,具体原因为:武训当时“脱离了时代要求”;“采取了错误的斗争道路”;对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客观上起了掩饰反动统治的作用”。在表达武训“不足为训”的同时,这些批评文章又纷纷“一分为二”地说:“武训的动机是好的”,“武训的‘苦行’与‘利他主义’是难得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它方面。”

  一方面是此时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另一方面是当时许多人对于批评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而褒扬武训“三十年如一日,为自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条件的理想而奋斗”之类的文章仍然在报端时有出现……

  通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此时报刊杂志所组织的批判进行的不很得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武训精神”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毛泽东关于“武训问题的实质”,以及讨论《武训传》问题的原则意义的思想认识,许多人“跟不上”,也没有引起下面足够地重视。李长之在1951年5月的检讨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这种状况,在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所配发的编者按,也有强调说明:

  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评论文字。[10]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开展批判后的动向,他对这种批判是不满意的。因为在批判过程中不仅还有赞扬武训的文章出现,就是批判武训的不少文章也是在肯定武训“行乞兴学”的动机的前提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只是就事论事,而没有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放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更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靠武训的“行乞兴学”是不行的。这是关系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大认识问题。因而当时进行的批判是肤浅的,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决定亲自介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便为批判指明方向,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

  (5)毛泽东改写了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为批判指明了方向。

  这个时候,胡乔木起草了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文章标题是《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文章的主体。他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1]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改写和加写的文字如下: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2]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6)对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原因分析。

  我们看到,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将电影《武训传》放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高屋建瓴,所向披靡,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如同匕首和投枪,击中了电影《武训传》的要害,揭示了这部电影的本质,指出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

  那么,从毛泽东在社论中表达的观点来看,他是经过怎样的分析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他为什么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做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呢?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电影《武训传》实质上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才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屈辱命运。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想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就必须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改造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要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践已经证明改良道路走不通,只有实行革命的道路。因而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对过去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而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就必须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任务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才得以完成。

  由此看来,在近代的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

  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认为,当时穷人受穷是因为念不起书造成的,因而他想通过化缘的方式来办一所学堂,让穷人的孩子念书,以改变穷人的命运。

  这种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到底能不能实现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办义学是需要钱的,这笔钱从哪里来呢?武训是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募集的。这种乞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呢?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呢,还有豪绅地主?如果是一般劳动人民的钱,武训不过是用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来建义学,他的行乞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地主豪绅的钱,这不过是他们把从农民那里搜括来的财物的九牛一毛交给乞讨中的武训,这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钱。因而我们认为,武训乞讨得来的钱,其实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武训不过是通过行乞,以办义学的名义,聚敛到自己的名下而已。当然,就是这样,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呢?

  回答同样是否定的。解决穷人命运的问题,并不是像武训及武训的宣传者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办了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能够上学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幻想,在不对社会制度有一个根本性改造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从解决穷苦人孩子上学的问题的。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武训的义学在豪绅的支持下办起来以后,其实还是解决不了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武训的义学里主要还是豪绅地主的子弟,大批穷人的孩子被排除在义学之外。即使有的穷人的孩子能够进入义学念书,在义学里还是饱受歧视和白眼。江青到山东堂邑下乡调查武训的时候,就曾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太太说自己的孙子在义学里被富人的孩子打伤了,回来后几天就死了。江青听后和老太太一起掉了眼泪,哭了起来。[13]

  当时劳动人民处于穷困命运的根源,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只有推翻了封建制度,才能解决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只有在解决了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以后,才能够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农村,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地主通过地租的方式将土地产出的相当大的份额据为己有,这是造成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同时,封建社会的政权又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并为这种剥削提供保护。封建的文化严重束缚着农民的思想,造成了农民的愚昧、守旧和落后。这才是造成农民穷困和悲惨命运的根源。义学教授的又是封建文化,在这种情况下,靠办义学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对农村有一个根本的改造。这就首先要进行文化的启蒙,促进农民的觉醒,使农民从蒙昧中走出来,成为进行革命斗争的主力军。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消灭政治压迫,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挖掉农民穷困的经济根源。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农民才能获得解放,从经济上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否则的话,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及封建文化的前提下,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获得特权的情况下,为了办义学,也就只有像武训那样奴颜婢膝地去乞讨了。就是企望统治阶级的恩赐而不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来解决农民贫困直至受教育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秉承改良主义。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这样看来,围绕电影《武训传》发生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来是能否通过兴办义学来改变劳动人民命运的问题,实质上则是要不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一个根本改造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用革命还是改良来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打破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够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围绕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实质上就反映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

  由此我们认为,围绕电影《武训传》出现的争论所反映出的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的产生到底有没有必然性的问题。由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就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对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发生了质疑,就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产生疑虑和动摇,这就破坏了新生人民政权赖以存在的的道义基础,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②  电影《武训传》是对当时发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否定。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下一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基本完成。没收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官僚资本则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且已经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样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正在被废除,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业已建立的情况下,中国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创造条件准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变革,那么也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来进一步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否则的话,就会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就要求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业已建立,并且这种经济和政治也已经包含社会主义成分的情况下,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已经包含社会主义的成分一样,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分,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建立,适时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

  这样看来,当新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也必然会在文化上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也就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而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电影《武训传》中可以看到,在豪绅支持下武训创办的义学里是教授封建文化的。武训没有认识到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更没有认识到在义学里宣传的文化恰恰是毒害人民的思想鸦片,而有意识地去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却认为穷人的受苦受难是由于没有文化造成的,因而他希望通过创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来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其实,要解决穷人的命运并让他们及其子弟接受教育,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像武训那样采取奴颜婢膝的方式,低眉顺眼,卖打自辱,靠“行乞兴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在中国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电影当然也应该反映这种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自身获得解放以后,才能解决受苦受难的命运,才能解决自己及其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可是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不是宣传人民群众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剥削制度,以此来解决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而是极力宣扬武训通过“行乞兴学”来解决穷苦人命运的行为。这就与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发生了不合。

  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不是去宣传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革,为这种变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并进一步为这种变革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引导,反而却置当时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深刻变革于不顾,背离这种变革,为武训“行乞兴学”大唱赞歌,热心宣扬武训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创办义学,解决穷苦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及接受教育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与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的二律背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旧的文化不仅存在,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对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变革起着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没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就难以通过思想文化上的能动作用,来进一步巩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革命成果,并为下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样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就是与正在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直接交锋,并对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的变革起着破坏性作用。

  通过对近代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只有推翻两座大山的压迫,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近代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资产阶级进行的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途径。而像武训那样通过向统治者奴颜婢膝的方式,是不可能获得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更是不值得提倡和称赞的。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赞颂,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就是对中国业已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否定。

  当然,这是认识上的严重误区。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出现这种误区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马列主义仍然没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指导地位的缘故。虽然文章的作者们运用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语句,但是却没有能够从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的分析,把电影《武训传》中所宣扬的观点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样也就难以揭示电影《武训传》的本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的产生,以及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称赞和吹捧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彻底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起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思想文化界里的不少人不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滞后不仅不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还会进一步瓦解和破坏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进一步影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敏锐洞察力,不仅发现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还在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不力的情况下,才在社论中点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所在。

  (7)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导下形成的调研成果—《武训历史调查记》。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但是有一些人还存在不同意见,虽然口头上他们也说应该进行批判,却没有能够从思想上转过弯来,真正认识到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必要性。为了转变这些人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的本质和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重要意义,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就要对武训的一生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以便于人们对武训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九五一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一九五二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一九五六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 [14]

  这个调查团的成员,有北京去的《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钟惦棐、李进,他们三人负责调查团的活动,其他成员则是武训家乡的省、地、县、镇的干部。

  江青化名李进,以文化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奉命负责这次调查活动中江青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工作。

  关于这次调查活动,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江青要求轻车简从,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调查,她还交待随从的人员要注意保密。六月下旬,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一行乘火车直奔济南。上车后,他们三人就开始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相关问题。到达济南后,由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当天晚上,他们就与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四五个人商讨调研问题。在济南住了一两天后,同省里参加调查团的同志接上头,就下一步的调查项目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开赴聊城进行调查。

  聊城距省城济南三百里路。当时调查团乘坐的吉普车并不快,过黄河时还要乘船过河。那天沙土飞扬,我们担心身体不好的江青支撑不住,但还是顺利到达了聊城。一到聊城,袁水拍等人就召开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读,不断开会,还下去到街区或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要入村入户进行调查。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穿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向有关人员介绍时,说她叫李进,是调查团的成员。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的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在柳林镇,调查团去看了武训的坟,还去过周围三四十个村庄。调查团的同志很辛苦、很细致,他们有时一同到一个地方,有时分头到不同的村庄,有的村庄去了多次。江青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去调查。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

  六七月份的鲁西地区,天气很热,而且这里沙土地多,下雨则泥泞,晴天则扬土,加上工作人员不能单独开伙,不能搞特殊,只能和那里的老百姓吃一样的饭。就是在招待所吃饭,条件也不好,因为这里的生活比较贫困。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会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会情况,提意见,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济南,调查团—主要指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仍然很忙,他们又讨论过材料,尤其是两位执笔人更累,无暇干别的事。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袁水拍和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对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15]

  从李家骥的回忆看,当时调查团在二十多天的调查中,日程是紧张的,工作是辛苦的,调查团不仅要查阅当地的史志资料,还要深入基层,走村入户,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对于查阅或调研取得的一手资料,还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武训调查报告的素材,作为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基本依据。

  当时调查团直接或间接走访了当地各阶层的一百六十多位知道武训事迹的人。那些亲眼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年岁最大的一百零三岁),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调查团直接访问的对象。其中,堂邑县五十人,临清镇十五人,馆陶县二十人,共计八十五人,这是调查团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调查记列举了这些人的姓名、住址、年龄和成份。

  此外,调查团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调查团遍寻各地,都没有找到《堂邑县志》。

  在此基础上,调查团主要负责人袁水拍、钟惦裴、江青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我们概述如下:

  ①  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调查记》首先指出,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责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农民起义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的调查发现了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农民革命军。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一八五九年)一年以后,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柳林大地主、“永清团”的团长杨鸣谦就在与黑旗军的作战中被打死了。

  《调查记》接着分析了出现这些起义的原因。这些起义虽是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才使陷于痛苦中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调查记》引用当时的实际调查和县志资料证明了这个判断。

  《调查记》用调查到的材料生动地说明了当地贫苦农民对宋景诗和武训的不同态度。他们对宋景诗是钦佩的,怀念的;对武训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调查记》也谈到了宋景诗曾受招抚的事,并对此作了实事求是地分析。

  电影《武训传》虚构了周大的形象,说他与武训有友谊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关系,称之为“一文一武”。《调查记》从对当时调查到的材料和查阅到的县志资料的分析出发,认为这两人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调查记》认为,如果非要与之搭配的话,那就是被宋景诗打死的柳林“永清团”团长杨鸣谦,以及赞助武训办学的他的继任者杨树坊(杨鸣谦侄子),他们才是“一文一武”的“血缘亲属”。这从武训被赐予“乐善如施”的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及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依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上可以表现出来。

  ②  武训的为人

  从调查中发现,武训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两个哥哥(武谦、武让),四个姐姐,他排行第七,唤作武七。家庭困难时,武训确实跟着母亲逃过饭,虽然那个时候武训还不是一个职业叫花子,但他从此沾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气息。武训一生五十九年中,只有一年(或两年)在他的远房姨夫张老变家抗过活,还算得上是“劳动”过,此外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参加劳动的事情了。

  在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武训和他母亲、哥哥起了冲突。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说:“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爷爷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当要饭的。”可是武训认为要饭比抗活舒服,就赌咒说:“我出家了,你们别管我!”从此,他就“当了大要饭的”(武金兴)。

  从那时起,他结交的尽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当地群众说,他喜欢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华,那是个有名的光棍,他“专吃别人”。武训和他最合得来,从他那学到了不少“专吃别人”的本事。后来,武训在各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后来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果然这块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楼塔头的武进士娄俊岭马上看中了他,就夸奖他说:“武七能成大事。”

  武训对地主阶级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呢!”“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而对劳动人民他却是另一幅模样。

  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武训三兄弟有十二亩地,他的份地是四亩,但是武训以自己没有娶妻为由,硬是卖了五亩七。他的两个哥哥怕他凶,只好依了他。

  柳林义塾的基地是小地主郭芬捐的。据郭芬的本家郭培先说: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有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说话,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在杨树坊的策化下,在武训五十一岁那年,也就是武训打起“兴学”正满三十年之后,才和杨树坊合办了“崇贤义塾”。

  武训自从办了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官府的上宾。堂邑县官郭春煦因事要丢官了,发现了武训,赶紧上禀,才保住了乌纱帽。因而不仅郭春煦请他吃饭,山东巡抚张曜还召见了他。

  《调查记》先介绍了武训和了证和尚共同创办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又进一步介绍了了证的为人及他与武训互相利用的情况。武训在临清的第三所学校,是在临清的大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训临死的那一年才开办的。

  在调查中发现,武训的母亲并非是像传记或电影中说的那样,是在他年幼时死的,而是在武训三十五岁的时候死的。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他早就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他把要来的干粮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娘死了以后,他哥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武训的宣传者认为,武训不娶妻是武训的一项“苦行”。经过调查发现,武训确没有娶妻,但是却认了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作干娘,有个干娘甚至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

  四十二岁以后大发起来的武训,确实还是披着一件叫花子衣服,往来于堂邑、临清、馆陶、冠县一带地方,他已经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大债主和大地主了。他晚年的工作就是催租、讨息和检查学校,拿着各县绅士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等善书。他曾被清庭授予“乐善好施”的匾额。

  《调查记》以详实的资料分析了武训和他的合作者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武训生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武训死后却迅速激化,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

  《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和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因而揭露武训的真相,戳穿武训宣传者的真实目的,就成为必要的工作。

  ③  武训学校的性质

  武训办了三所学校:一所是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办的堂邑县柳林镇的“崇贤义塾”;一所是武训和了证和尚合作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办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一所是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武训死的那一年,办的临清镇御史巷“义塾”。经过调查,这三所学校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学校,由于“崇贤义塾”是武训办的第一所学校,是三所学校中最典型的一所,因而《调查记》就将重点放在这所学校的调查上。

  “崇贤义塾”建立校舍的经费,主要是武训的债利和地租,还有武训依靠杨树坊的势力强迫募捐的部分。在建筑材料方面,是杨树坊亲自出马,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别人派人、派车拉来的。

  《调查记》以详实的调查材料,从“崇贤义塾”的学生成份上,从教师或首事人(校董)的成份上说明,对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一所不义之学,以此来批驳几十年来被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等反动统治者的宣传所粉饰和掩盖着的,武训兴的是“义学”,为的是“贫寒”的论调。现在的武训宣传者也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孙瑜)“这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觉者”,早已“实践”了“教育为人民”,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和“人民大众的牛”(李士钊)。这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地,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这表现在“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者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和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因而教师的资格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调查记》列举了经班教师调查表,列举了所能了解到的经班学生调查表。“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就被废止了。这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的子弟不能上学,商人们表示不满,武训、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在学生的成份方面,不但经班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调查记》还附了所能了解到的蒙班学生调查表。蒙班的教师一般就是秀才。

  在柳林镇师范学校里的一块石碑上,找到了“崇贤义塾”的第一批首事人名单,共有四十一人。只有武训的族侄孙武茂林,是个贫农。因为常年为武训摧租、讨债做跑脚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可是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

  “永清团”团长杨树坊,是“崇贤义塾”的主要首事人。武训被他赏识,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政治和经济原因的。从政治方面来说,他明白单靠武力不行,还要做一些收买人心的事情。因此,嚷着“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就成了他欺骗人民的良好工具。这个时候,武训在堂邑就集了七千吊的财产,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这从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有几年率性停办上可以得到证明。

  《调查记》认为农民阶级只有在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自己掌握生产资料以后,才能使农民受教育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而武训办的“义学”实际上是为地主和商人服务的,是解决不了农民受教育的问题的。

  ④  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由于武训放高利贷以临清最为典型,因而调查团就将调查武训放高利贷的重点放在了临清镇。武训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但是主要形式是高利贷。

  根据现有的材料,武训先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所积财产总数为一万七千余吊。武训确实把他收入的一部分用在学校校舍和开办费及日常费用上,但是这是他为了维持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的必要开销。他也确实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这一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另一是为了必须保持这种“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中间并不鲜见。武训在临清镇放债的时候,利息很高。为了确保放债的安全性,他不仅勾结官僚,还要求放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要帐。他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或者地痞、流氓去放债。当时替他办御史巷“义塾”的包税者施善政就是为武训放高利贷的主要经手人。当然这些人在为武训放债的时候,武训也要让他们得一点利息,这是为了确保债务安全性的必要开支。除非有抵押品,他一般不直接放债给劳动人民。

  调查显示,当时劳动人民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财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或者用当地土话来说,是财迷转向。因而《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⑤  武训的土地剥削

  《调查记》说,据当时的调查材料,武训在堂邑、馆陶、临清都有地,以堂邑的地为最多,这些地合起来共有三百多亩。

  武训在堂邑有特权,可以不交粮赋,因而调查团就将武训土地剥削的调查重点放在了堂邑,也有一部分是在馆陶调查的。从搜集到的三本“地亩账”来看,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来的。

  武训夺取农民土地的方法是:农民借了武训的高利贷,到期还不起,只得把土地当给他。这是武训开始占有土地的主要办法;武训把已经占有的土地租给农民,农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占有的土地折卖给他。这是武训后期扩大土地面积的主要办法;农民因婚丧喜事急需用钱,把自己的土地当给他,可是到期无钱赎回,便将当地变为卖地;有的农民虽把土地卖给武训,但在一定时间内,原地户还保持土地的使用权,群众把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连土地使用权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训支配。

  《调查记》还介绍了在武训死后,柳林学校校董会,利用武训原有的剥削基础,乘灾荒继续向农民掠夺土地的事实。

  这样《调查记》就最后得出了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结论。[16]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起草完毕后,报送毛泽东审阅。七月,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有二千七百多字。 [17] 他从详实的调查和史志材料出发,以生花之笔,不仅勾画了武训的肖像,而且还透视到武训的灵魂,使得这个《调查记》更具有理性批判的色彩。这对于人们认清武训的本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连续刊载。

  我们认为如果说毛泽东起草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纲的话,那么《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目。光有目而没有纲,批判就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光有纲而没有目,批判就会变成一味的说教,就没有力量。因而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不仅要有纲,而且还要有目。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武器,透过现象认识到了电影《武训传》的本质,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当时别说热心宣传电影《武训传》的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少党员干部,甚至还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还存在着疑问,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开展这种批判的必要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取得应有的成效,单是象社论那样对电影《武训传》进行理性的批判是不够的,还要以武训的历史材料为依据,使人们通过大量生动、鲜活、具体、形象的文献材料,来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本质问题,这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诞生的背景。

  (8)对后来为电影《武训传》翻案的若干观点的辨析。

  文革结束后,在全盘否定文革风潮的影响下,有人处心积虑地要否定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甚至当时参加武训调查团的个别成员,也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此进行擂鼓助威。下面我们对其中的若干翻案观点作一个简要的辨析。

  有人说,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先做结论后找证据。[18]

  乍看起来,似乎就是这样。《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在前,《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形成在后,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在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为了说明批判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才组织调查团进行调查,通过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来为这种批判寻找证据的。

  但是如果我们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后就会发现,毛泽东在决定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前,不仅调看了这部影片,还阅读了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评论,又浏览了武训的一些其他资料,正是这些基本素材,才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形成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的基本观点。这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我们还要看到,《武训历史调查记》虽然在主题思想上是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相一致的,但是与社论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是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武训历史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帽子,就是因为在调查中发现了新的证据的缘故。因而我们认为,这不是先做结论再找证据,而是鉴于社论主要是从理论上来对武训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为了使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和水平,真正从思想上接受教育,对武训有一个更为全面、详细、深刻的认识,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才组织了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用详实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由此看来,那种认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前而调查在后,《武训历史调查记》是为批判寻找证据的说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有人虽然不得不承认在调查期间“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但是却说调查团“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还说“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目的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为赞扬,说他是好人,圣人”,在知道后就不讲武训的好话了,甚至又举例说堂邑的县委书记示意堂邑的县长不要说武训是圣人的话,[19]以此来说明调查团偏听偏信,是带着框框去进行调查的,从而影响到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前文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亲身目击来说,在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对武训绝对的肯定或否定的说法,总是或者肯定多一些,或者否定多一些。虽然李家骥是负责江青的安全和生活的,没有参加调查团的全部活动,但是他的回忆毕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参考。

  对武训进行的调查,当然第一位的还是史料的真实性,因而调查团就要首先寻找真实的史料。同时还要看到,即使在调查中得到的真实材料,由于受到视野的限制,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即使是同样的材料,由于立场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差异,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对于曹操的评价,如果当时到民间去调查,好多人就会说曹操是一个奸臣,对他作出负面的评论。而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对曹操的评价则是很高的。因为他在北方结束了战乱,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就是民间出现了不少称赞武训的人,这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因为在对武训认识的问题上,就连不少文化界的人士也没有认识到他的本质,而是充满了一片赞扬声,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就要求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史志资料,首先要收集到关于武训的大量一手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是感性的,既有对武训本质正确反映的材料,也有对武训本质错误反映的材料。这就需要调查团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站稳阶级立场,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和分析,通过对这些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分析来准确把握武训的本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抓住一些感性材料,就望文生义地做出判断,是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查材料中是对武训肯定的多一些,还是否定的多一些,从根本上来说并不会影响到对武训问题的定性和结论。因而翻案者说在调查过程中,基层揣测调查团的意图去说武训的坏话的说法,从总的来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对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持否定态度,[20]那么这个帽子到底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呢?

  我们先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地主的帽子。从调查中发现,武训有三百多亩地,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对农民进行剥削。后来的翻案者不能直接否定这个事实,却以土地收入的用途来搪塞,转移话题,说什么关键是这些地的收入用在什么地方去了?是武训自己享用了,还是办义学用了?(关于收入的用途下文还要分析,此处从略)武训有三百多亩地,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利用土地来剥削农民,不管他将这种收入用来干什么,收入的用途改变不了他进行剥削的性质,这种行为就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吗?

  有人甚至还以武训的苦行为依据,说“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21]乍一看,还倒是这么一回事。武训始终是一个苦行的形象,以乞丐终,没有过上一天地主的生活。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说出“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这样的为武训翻案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说武训是不是地主的主要依据还是看他存在不存在对农民剥削的行为,而不是他的生活状况如何。况且《调查记》已经说明了武训保持这种“苦行”是为了继续欺骗和剥削的需要,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难道是《调查记》的撰写者强词夺理、无中生有地诋毁武训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不仅中国有这样的人,无独有偶,就是在外国也存在这样的人。还是看一看俄国作家果戈里笔下《死魂灵》中的骗子乞乞科夫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地主特别是泼留希金式的人物吧。虽然是小说,难道这样的人物是果戈理自己臆造的吗?

  我们再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债主的帽子。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以确凿的调查材料和史志资料详细介绍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对这些文献资料翻案人虽然无法否定,但是却以武训把放高利贷得来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来转移视线,还以当地群众的名义说利息并不高,多是借给一些商人,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甚至还说武训放贷是受害者,他自己没有文化,就把绳头、布条搓成绳来打结记帐,尽管这样还少不了挨勒受骗,[22]想以此来给武训摘掉大债主和精明的高利贷者的帽子。其实,武训该不该戴上大债主的帽子,主要还是看武训的放债存在不存在进行剥削的行为。抛开这一点,用别的话题来谈论武训的放债行为,就是在进行诡辩。武训的翻案者显然是在岔开话题,避开了武训放债的剥削行为。

  现在我们来分析武训通过放高利贷和土地剥削赚来的钱到底干什么去了。从《调查记》中可以看到,武训确实把他的这些钱用在了“义学”上。不过,《调查记》也指出了武训还可能有一部分私产没有交出来,这是从相关资料推断出来的,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可靠的证据。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武训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办“义学”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办“义学”的,“义学”到底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义学”的结局又如何?只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调查记》显示,武训是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也就是他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时候,才和杨树坊合办了“崇贤义塾”。武训又和了证和尚合办了馆陶县的杨二庄“义塾”(主要用的是了证和尚的庙产)。在武训临死那一年又和临清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合办了第三所学校。武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办的“义学”呢?从调查中发现,武训创办的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还是在小地主郭芬以提供地皮的方式,激发他办起来的。这三所“义学”都是武训和地方的豪绅、阔和尚、恶霸合作办起来的。从对“崇贤义塾”的调查来看,不仅经班没有贫农子弟,就是蒙班的贫农子弟也很少,还是在“义学”开办几年后才办起来的,后来又干脆停办了。“义学”解决不了贫农子弟上学的问题。最后在武训死后,围绕学校的财产,武训的合作者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武训积聚的财产还是被豪绅恶霸巧取豪夺去了,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深思,既然武训打着“行乞兴学”的招牌,为什么却在他行乞三十年的时候才办“义学”呢?难道此前他积聚的财产还不够创办“义学”吗?从武训开办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来看,他还是在小地主郭芬的激发下才办起来的,如果他真是为了“兴学”,为什么还要在别人的激发下才创办呢?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与别人合伙创办的“义学”,果真能够解决贫农子弟上学的问题吗?从“崇贤义塾”的调查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武训死后,学校的财产被豪绅恶霸夺去,武家还为此负出了重大代价,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由此也就可以得出结论,武训确实是把他的不少财产用在了“义学”上。他是在自己“行乞兴学”三十个年头的时候,在别人的激发下才创办“义学”的,这就使人不能不对他的“行乞兴学”发生质疑。我们从他创办的“义学”不仅解决不了农民子弟上学的问题,就在他死后学校财产还是被豪绅恶霸夺去来看,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既然这样,不管武训是不是把他的收入用在了创办“义学”上,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由此我们认为,有人煞有介事地说《调查记》回避武训收入的用途问题(其实《调查记》并没有回避),[23]以武训将收入用在“义学”上来作为为武训歌功颂德的证据,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我们最后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流氓的帽子。《调查记》说武训虽然没有结过婚,但是却拜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作干娘,还吃过自己族弟媳(年轻时就守寡)的“妈妈”(乳房)。其中临清的一个干娘还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这些事实到底存在不存在呢?翻案者不能否定这些事情的存在,却说这是当地人当笑话讲的,结果调查团当真了,以此来搪塞过去。[24]至于武训结交的流氓,包括他的舅舅、著名的光棍崔老华,以及其他一些恶霸,翻案者无视这些通过调查得来的材料,却说是猜测的,也予以否定。

  由此看来,《调查记》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并不是《调查记》的撰写人员凭空想象的,而是他们通过查阅史志材料和进行调查,对这些材料经过认真分析后才给武训戴上的。这是慎重的,而不是随意的,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调查记》中关于宋景诗的评论也是翻案者着力否定的事。由于宋景诗曾经领导了农民革命,与官军和民团打过仗,最后被清廷所杀,这些史实是翻案者难以否认的,因而他们就在宋景诗的投降与反叛问题上作文章。说《调查记》无视事实,歪曲事实,还说宋景诗曾救过清朝大员胜保和副都统乌勒兴阿的命,又剿灭过义军。[25]如果这些事属实,在宋景诗被招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由于复杂的原因,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却并不罕见。从宋景诗领导农民革命直到被清廷杀害来看,即使这些事实果真存在,和他的贡献比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白玉上的斑点罢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历史的角度看,《武训历史调查记》所做出的基本结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后来的翻案者对这个《调查记》的攻击,难以从史实上来打开突破口,就不得不转移话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分歧造成的。

  (9)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①  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必要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革命政权,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变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产生适应经济和政治变革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文化还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成果。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新旧两种文化交锋的必然结果。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为了确立适应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文化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②  从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上映后的反响来看思想文化战线上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电影《武训传》的本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也是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相背离的。但是在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却是在思想文化界充满了一片颂扬声,甚至将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提并论,将武训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代表来歌颂,很少看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更没有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批判的文章。这反映出在我国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相对迟缓,远远落后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要求。当时仍然存在的落后的思想文化还会反过来阻挠乃至破坏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进程。令人忧虑的是,不论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人士,还是在这个领域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其上映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③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参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事出有因。

  正是由于在电影《武训传》出现并上映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片颂扬声,才使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慎重考虑后,他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此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思想文化界却对批判开展的很不得力,甚至在批判过程中有的文章还对武训的行为持赞赏态度,对武训的批判表示怀疑和异议,也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入的分析,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状况更进一步暴露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样为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揭露武训的本质,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毛泽东才亲自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为了使人们对武训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于是又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通过实地调研写出了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并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④  电影《武训传》出现后,在思想文化界发动政治批判的原因何在?

  在思想文化界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的政治干预。当然这种干预是从历史史实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深刻分析了武训本质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这种干预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反映政治和经济的思想文化也必然要发生深刻变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发展要求;否则的话,就会阻碍乃至破坏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对这部电影的批判中出现的问题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还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旧的思想文化力量还比较强大,不甘心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适应当时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还比较弱小,并没有随着政治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自动建立起来的缘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清除旧文化,为新文化的建立开辟道路。这是建立和发展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需要的新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

  ⑤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们知道,孙瑜是电影《武训传》的编导,赵丹在这部影片中饰演武训。虽然这次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对电影的编导和演员怎么样,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同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通电话,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界、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你方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意思告诉饶漱石和舒同(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并且重申: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26]

  就是在几年后,毛泽东仍然还在关切地询问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和饰演武训的演员赵丹的安排事宜。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在全国宣传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27]

  由此看来,当时主要批判的是电影《武训传》宣扬的观点,针对的是电影《武训传》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的是说服教育的方式,以帮助他们纠正错误,使他们的思想认识提高到适应我国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轨道上来。

  ⑥  是非功过自然明。

  在文革被否定后,有人也趁机否定了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但是在中国八九事件和苏东巨变后出版的党史和国史著作中,却对这个批判的评价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批判的目的和本质,而且还承认了这种批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一二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在谈到当年这个批判时这样评论道: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不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问题。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毛泽东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是强调应当“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原则性问题。这无疑对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8]

  2、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二次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新中国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建立,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领域清除旧的意识形态,确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和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产生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这是这种斗争的重要表现。

  为了对这个批判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就必须从当时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迫切要求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巩固了政权,又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在“三反”、“五反”运动的积极推动下,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于是,一九五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9]这条总路线被简称为“一化三改”,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实现。这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发展的规律。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上来分析,经济基础上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上的变革,而适应经济基础变革要求的上层建筑上的变革又能够巩固和推动经济基础上的变革成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促进并且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存在着封建文化,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未真正确立,这些旧的思想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难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甚至还会起到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因而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任务。

  由于胡适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在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就成为这场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等方面曾经做出过贡献,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的情况下,胡适却主张“多研究性问题,少谈些主义”,公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围绕“问题和主义”与李大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胡适后来投靠蒋介石,抗战前夕又一度成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不论是他的思想观点还是他在近代历史上的作为,主要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作为买办文人在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与中国革命为敌。他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实用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维护其统治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就是在全国解放后,胡适的大批信徒仍然存在于思想文化界,他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具有浓厚的影响。因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批判胡适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从意识形态领域清除胡适的思想和影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必要的了。这场斗争是从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开始的。

  (2)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

  为什么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呢?

  这还要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和胡适在唯心史观指导下创立的“新红学”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作用说起。

  十八世纪曹雪芹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诞生后,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出现了两种观点,“旧红学”和“新红学”。这样也就形成了两个派别,“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

  “旧红学”是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了把小说中的人和事去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对号入座,将小说“削足适履”,进行繁琐的考证,从而否定了小说的艺术创作。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30]

  这样他就把小说《红楼梦》索隐为“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尽管蔡元培是同盟会元老,反对清朝腐朽的统治,持民族主义强烈感情,但他这种“阐证本事”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也就不可能对《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有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从这个角度上讲,胡适对蔡元培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31]

  “新红学”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开启的。“新红学”以胡适为代表,他的“新红学”的观点集中在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考证》中。俞平伯也是“新红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新红学”观点集中在《红楼梦辨》(后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里。

  “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前两方面的工作有开拓性意义,至今还在延展当中。但是在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方面,则引发了不少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新红学”的两个著名论点《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和《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上。 [32]

  “新红学”虽求证出《红楼梦》与某朝某人某事无关,却又认定作家写的是自家人自家事,把小说视为作者的“自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解开了作家之谜,确有他的贡献。但他却混淆了素材与创造的关系,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屑一顾,说它不过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这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的是自家家事,是“自传”。这是他考证的结论。

  胡适关于《红楼梦》问题上的观点在六十年代他给高阳信函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他说:

  “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称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向,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我凭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旧王孙的诗,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也当然不会高明那儿去。”[33]

  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说,《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说《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身世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是怀念“闺友闺情”的,是作者的“自叙”。[34]他所列举的作家“自云”的若干生活感情经历,都离不开作者的身世和“自传”,仿佛《红楼梦》不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杰作,而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家事纪实,如果确是如此“平淡无奇”,《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何以如此感人至深。这是对《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的贬低和曲解,而《红楼梦》问世以来,很长时间一直湮没在索隐抉微的泥潭里。[35]

  《红楼梦研究》一书是俞平伯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结晶;而《红楼梦简论》则又是这“结晶”的进一步提炼和加工,代表他最近对《红楼梦》研究的见解。在这些著作里俞平伯虽然对于旧红学家和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当然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并且与新考证派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6]

  “新红学”在研究《红楼梦》的开端,他们就是为了“消夏”,为了他们“琐屑”考证的趣味,因而在真正的文学评价上,“新红学”虽用了大量功夫考证作者曹雪芹或是斤斤计较于小说的细节,但是《红楼梦》博大精神的思想艺术,却是始终真的在“误读”或者完全没有读懂《红楼梦》的博大精深。

  在对《红楼梦》的文学评价方面,俞平伯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道:

  “平心而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即后来的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的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舍、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作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亦与中国的闲书性质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俞平伯的这段文字,也可以说是二十年代“新红学”对《红楼梦》的基本评价,它代表了他们的观点。[37]

  由此我们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兴起的“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了重大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与“旧红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上没有脱离“旧红学”的窠臼。不论是“新红学”还是“旧红学”都是在用唯心史观和机械论来研究《红楼梦》的。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需要思想文化界有人能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在批判“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基础上,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小说的艺术构思及人物塑造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红楼梦》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的基本特征,对《红楼梦》作出客观的评价,将“红学”研究推向正确发展的轨道。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确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红楼梦》诞生于十八世纪的中国,当时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时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这时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发展,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中国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了顶峰。实行文字狱等文化专制政策,严厉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闭关锁国政策又严格限制与外部的交往,基本上隔断了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这些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走向衰落。

  正是在封建的经济基础出现了瓦解的征兆,上层建筑领域的君主专制统治也已日益腐朽的情况下,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中才出现了《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作者曹雪芹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法塑造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同封建礼教进行抗争的叛逆者的形象,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走向崩溃的过程,揭示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因而要研究《红楼梦》,就要从这部小说产生的背景,也就是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进行考察,将小说中的主人公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审视,才能正确理解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准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发掘出典型人物的深刻内涵,体味到小说的美学真谛,洞悉作者的用心和深意。

  可是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出现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作品。不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都是用唯心论或机械论的观点来研究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在《红楼梦》的研究中占着主流地位。

  由于《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社会上也影响深远。因而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首先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才成为这次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

  (3)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成为《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导火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批判是从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引发的。

  李希凡出生于破落的“小康”之家,少年时曾在华宝西服店当过学徒,也在白纸坊印刷厂作过徒工,后来又流落石家庄,在剧团里面打杂。全国解放前夕在青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共产党送他上了大学。一九五三年他于山东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蓝翎和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山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38]

  其实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研究,拨除在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李希凡在读大学期间就有这个想法。在大学读书期间,李希凡就读了不少当代学者有关四部古典小说的评论和研究专著,对他们的解析评价,很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应当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重新评价我国的文学遗产。

  至于说到对俞平伯以至胡适的红学观点和古典文学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在李希凡上大学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九五二年教学改革时,李希凡就写过小字报,提出意见,认为当时的文学史讲学中,不少是胡适观点。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教师在政治上虽然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学术思想上,还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胡适的影响还不小。课程内容,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可以说,真正能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这使他很不满意。[39]

  大学毕业前夕,课程已经学完,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这时又有查阅资料的便利,李希凡想从《水浒》开始,尝试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和评论,为此已经酝酿了几个要写的题目。恰好这个时候,李希凡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号《历史教学》上读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他阅后认为,张政烺对历史人物宋江的考证,特别是他在“宋江不征方腊”的史实考证上,是颇具说服力的,的确是一篇很好的考证文章。但是,张政烺从史实考证上否定了《水浒》的文学创作,忽视了中国历史文学的复杂现象,看不到《水浒》所反映的千军万马的大起义,虽不是对宋江三十六人考证的历史史实的真实,却曾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被压迫农民数十次大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历史真实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 则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当然,《水浒》不只写了起义的英雄斗争,还写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失败悲剧。

  于是,李希凡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和张政烺商榷的文章,题名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随后又写了《谈豹子头林冲》、《〈水浒〉作者和〈水浒〉的长篇结构》、《论金圣叹的批改〈水浒〉》,也都是和《水浒》研究专家们讨论问题的。[40]

  在写成了这几篇文章的草稿后,由于面临毕业分配,李希凡就再没有时间对文章进行修改了,只好暂时放起来。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由于课程紧张,也没有时间对这些草稿进一步加工润色。直到一九五四年寒假期间,李希凡才有机会将这些文章修改定稿。他将与张政烺商榷的文稿挂号寄给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的责任编辑葛懋春,另一篇《谈豹子头林冲》则寄给了《人民文学》或《文艺学习》。后来,《关于〈水浒传〉评价问题》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四期上,而《谈豹子头林冲》发表在一九五四年第五期《文艺学习》上。这无疑给了李希凡很大的鼓励。[41]

  在关于《水浒》评论的稿子完成后,李希凡尝试着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继续进行分析和研究。恰巧这个时候,李希凡在图书馆偶然翻阅杂志,看到了《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觉得他的“自叙”说并没有太大变化,心里又有点冲动,一股激情油然而生,想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为突破口,阐述自己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基本观点。

  李希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蓝翎,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上,他们谈得很默契,于是就商量着一块撰写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李希凡为什么和蓝翎合作撰写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呢?据李希凡后来回忆说,他们本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毕业后都在北京,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蓝翎在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员,平时又有来往,虽然友情不是最好,但是在文学和理论方面,还是他们两个最谈得来,而且观点也比较接近。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在李希凡的提议下,蓝翎同意和他合作撰写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们议定要写三篇文章,第一篇是针对《红楼梦简论》的;第二篇是《评〈红楼梦研究〉》;第三篇是想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到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看“自传”说与“自叙”说是如何演变的。对“新红学派”“反现实主义”的种种说法加以分析和评论。他们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又拟定了写作提纲。[42]

  一九五四年三月下旬,蓝翎写好了评《红楼梦简论》的初稿。李希凡看后认为,初稿语言文字都很流畅,观点也都说明白了,但对问题缺少论述,而且幽默讽刺的笔墨较多。李希凡是搞理论的,不大喜欢这样的论争方式,就在蓝翎起草的初稿的基础上,用了三周左右,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中旬完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二稿。四月底,蓝翎在李希凡改写的二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文章三稿的缮清修改。在蓝翎三稿送来后,李希凡又改了一些地方,并将题目改定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据李希凡说,之所以改为这个题目,无非是预告还有后文。

  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因而在酝酿此文的过程中,他曾写过一封信给《文艺报》通讯组,信中表示要写一篇对俞平伯“红学”观点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能否开展讨论,《文艺报》未回信。这个时候他恰好收到了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文史哲》及该刊责任编辑葛懋春的信,李希凡想既然《文艺报》对他三月下旬询问可否发表批俞文章的信没有给予答复,而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不会论资排辈,华岗校长也一直主张学术争鸣,自己批评张政烺的文章又刚刚在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文史哲》上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也有可能在这里发表,因而在五月四日就以李、蓝联名的方式致信葛懋春,将这篇文章寄给了《文史哲》。[43]

  关于第二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的写作,在一九五四年暑假前李希凡就和蓝翎商量好了。暑假期间,蓝翎住在李希凡的老家通州,两人合作撰写这篇文章。蓝翎住了不到十天,在起草完这篇文章的初稿后,就回山东单县老家探亲去了,由李希凡对文章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在改写《评〈红楼梦研究〉》二稿时,针对从“索隐派”到“新红学派”,始终不把《红楼梦》作为艺术创作来评价,李希凡强调了产生《红楼梦》和贾宝玉叛逆形象的时代背景,强调了贾宝玉叛逆形象的新人的特征,并用现实主义文学观批评“新红学”的所谓“自然主义”说,以及他们用“主观的”唯心的琐细的考证,扭曲了这部伟大杰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该文首先着眼于《红楼梦》对封建阶级的统治及其上层建筑的揭露与批判,高度赞赏《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批评“新红学派”看不到对封建末世贵族统治的腐败、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意识形态、等级观念渗透在人物形象性格中的多彩多恣的表现,概括和描绘的多么真实和深刻。李希凡按照自己对明清启蒙思潮的理解,结合贾宝玉的性格表现,提出了“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里反映着个性的觉醒”。无论胡适还是俞平伯,他们用那种考证方法来评价文学作品《红楼梦》,永远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红楼梦》民族化集大成的底蕴作出正确的评价。不过,尽管李、蓝二人把俞平伯的红学观与胡适的思想联系起来,文中还是说了一句:“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希望这样把俞平伯和胡适从政治上区分开来。

  暑假结束,蓝翎由老家回京,在李希凡改写的二稿的基础上,又作了若干修改,抄写后寄《文学遗产》。[44]

  一九五四年九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发表。[45]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成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

  (4)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三重障碍。

  前面我们介绍了李希凡、蓝翎写作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情况。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两篇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我们把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强大阻力,称之为三重障碍。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

  《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写的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信员,因而在《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起草阶段,他就致信《文艺报》通信组,问要写一篇对俞平伯“红学”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能否开展讨论?对于李希凡的询问,《文艺报》编者并没有回信表示意见。[46]

  《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定稿后,由于没有得到《文艺报》的回信,这时李希凡写的批评张政烺《水浒传》研究的文章,又刚刚在一九五四年《文史哲》第四期上发表了,因而李希凡、蓝翎就将这篇文章寄给了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第九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如果没有人提起,李希凡给《文艺报》写信的事可能不会引起注意,就此过去了。可是这个时候邓拓却问起了这件事,这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九月中旬,李希凡接到蓝翎的一个电话,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找他们了解一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情况,还说他昨天已被找去谈过一次。

  关于邓拓找蓝翎谈话的情况,据蓝翎后来回忆道:“(当时邓拓问:)‘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蓝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报,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识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47]

  这次邓拓问起他们写文章的情况,李希凡知道蓝翎大概已谈过了,没有多说,只说了在大学学习的感受,认为大学文科受胡适影响很大,老师们还不大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评价作品,我们对四部古典小说研究现状不大满意,琐细考证太多,对古典文学作品总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不注意它们的现实主义成就,无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邓拓认为他们这些看法很好,突然问起,你们写这篇文章为什么不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呢?李希凡不知道他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据实回答,问过《文艺报》,他们没有答复。因为他和母校校刊《文史哲》有联系,又刚在第四期上发表了文章,所以就寄给校刊了。

  走出报社后,李希凡就问蓝翎,邓拓问《文艺报》的事干什么?蓝翎说,他昨天约我来时就问过这件事,因为是你经手,我说不清,夜里你那里的电话也打不通,找不到你。[48]

  邓拓是怎么要问起这个问题的呢?从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因为一九五四年《文史哲》第九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邓拓才去找该文的作者李希凡、蓝翎了解情况的。邓拓还讲过是从山东大学,也就是文章发表园地《文史哲》找到他们的。[49]由此看来,是毛泽东委托邓拓调查文章的写作及发表情况的。

  后来在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后,《文艺报》的人员还对李希凡致《文艺报》通讯组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的信到底是不是存在表示怀疑,就是事隔多年也不放过,而有些翻案者还想通过否定李希凡给《文艺报》写信这件事来趁机否定当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正当性。这真是用心良苦,枉费心机。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后,在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会议室,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编辑部也召开了一次由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参加的征求意见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在邀请之列。开会之前,《文艺报》几位年轻人唐因、唐大成、侯敏泽、杨犁把李希凡找到院子里,询问李希凡在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写信给《文艺报》的情况。李希凡后来回忆说,不管他们的态度多好,但他们的口气和疑问的神气,都使我很不高兴,那意思是怀疑没有这件事,是我有意告状。我实话实说,的确写过这封信,而且是在邓拓同志追问下,才据实回答,也只说了一句,写过信没有答复,并无告状之意。话不投机,最后双方是不欢而散。[50]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直到文革结束后,《文艺报》的这四位人士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翻出了陈年老账,他们又以《简报》公开信的形式,要求李希凡公开回答这个问题。李希凡说自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回答也很不客气”,于是他反问《文艺报》那四位人士:你们《文艺报》敢说对所有人的投稿和信件都有有问必答的“回信”吗?他们无言以对。这四位人士的质疑和李希凡的答复分别在两期“会议简报”上刊出。[51]

  这里关键的是李希凡给《文艺报》通讯组的这封信后来找不到了,因而难以从“实物”上来对他们予以反驳,让他们信服。而让李希凡不满意的是,既然《文艺报》无法提供可靠的来信登记文件(或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过),又怎么能够无端怀疑乃至否定他致《文艺报》通讯组的这封信呢?既然是要弄清写信的情况,为什么只是《文艺报》这四位并非通讯组的人士出头,而不让《文艺报》通信组的人特别是与他联络的杨志一(李希凡的致信人杨志一始终未能露面)参加,给他们当面说清的机会呢?

  其实,后来李希凡也曾分析过这封信的结局问题。他认为这封信是被看过后处理掉了,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稿件而只是一封探询信,后来的调查自然也就无法找到那“探询信”的踪影。就他这老编辑来说,那时连名家的信函都回信后随手处理,不懂得保存。他在随笔《我仅存的两封名家信函》一文中曾讲到,周扬和叶圣陶的两封信,只是因为夹在两本旧书里才幸而留存的。

  他回忆说:“一个初学写作才写信或投稿给报刊编辑部,没有答复和退稿的,大概多数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我来说,在上学时,至少被人退过十几次稿,我给《文艺报》写信,也不是每一次都回的。”他又进一步谈到了自己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做《文艺报》通讯员的情况。他说:“我都(按《文艺报》的要求)定期汇报,写过十几封信,寄过四篇稿件(均未采用,且我那篇谈金圣叹的文章索要多次,终未退稿),只收到通讯组杨志一的一封退稿信(谈的是我关于丁玲小说的文章),其余都是‘置之不理’”。他又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曾在《人民日报》做过三十余年编辑,对报刊编辑部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是很清楚的。读者或作者的来信看过之后,要“置之不理”的随手就处理了!坦率地讲,每稿必退,每信必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何一个报刊编辑部都是做不到的。[52]应该说,李希凡的这个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文革结束后,有些人想为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行翻案,为此还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有人还对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就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否写过致《文艺报》的询问信进行质疑,将《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混淆,甚至得出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文史哲》的“约稿”的结论,意图从根儿上否定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涉史实的真实性,说明毛泽东在信中表达的不满和批评,源于毫无根据的误传误判,想以此来否定当年发动的这场批判运动的正当性。当然这是难以得逞的。[53]

  曾经倡导并参与起草这两篇文章的李希凡,以当事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写过《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密〉》(载二○一二年四月十一日《中华读书报》)和《李希凡再驳〈王学典: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载二○一二年五月九日《中华读书报》)两篇文章,引证了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叙说,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视野,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当年发起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使这段史实重现天日,给这些翻案者以有力的反击。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革命文艺理论的忠诚是令人赞赏的。

  《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那封探询信的处理,到底是一个偶然性的失误,还是必然性的结局呢?只要弄清了《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态度,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九期有一篇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作《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章,文章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引,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54]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在红学上的贡献给予热情赞扬,高度肯定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

  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此前《文艺报》编者对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一九五二年间,白盾曾经寄给《文艺报》编辑部一篇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么?》,《文艺报》编辑部不仅没有发表这篇文章,还在当年十一月间给白盾发的退稿信中正面肯定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据白盾后来回忆说:“我记得他们说了大致是这样的话:《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优点多于缺点;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很有贡献;文中所指出来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希望继续研究’。”(见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55]

  由此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就是从文艺批评的角度上看,他们也是拒绝发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的。这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直到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发起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5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发出的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们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持肯定态度密切相关的。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出现的严重错误,与俞平伯在红学观点上存在着共鸣,而且还利用职权,违背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压制“小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进行批评的文章。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文艺报》编者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了,由此也就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辑部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是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问题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

  ②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第二道障碍—《人民日报》编辑部“婉言回绝”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山东大学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文史哲》在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起草的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这件事在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领导及相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也有所反映。毛泽东在信中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57]

  信中的“有人”显然是指江青,“某些人”是指邓拓等人。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指出了《人民日报》没有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又点明了在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双方只好妥协,由《文艺报》转载此文。

  江青作为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发现了这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建议转载此文,不仅在组织程序上是允许的,这也是她的职责所在,表现出她思想的敏锐性。这是值得赞赏的。而主持报社工作的邓拓等人却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予以“婉言回绝”,最后才不得已由《文艺报》转载此文,则是发人深思的。

  这里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同志,为什么这么轻视“小人物的文章”呢?是否转载文章的标准应该是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是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因而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则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报的义务和责任。当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在《红楼梦》研究中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李希凡、蓝翎显然不仅仅是单纯进行自由的学术辩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红楼梦》,批评了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写出了有说服力的文章,这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占领红学研究阵地的一次尝试。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红学研究的新生力量非但得不到《人民日报》的支持,反而还对转载他们的文章“婉言回绝”,我们不禁要问: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相关同志的政治敏锐性和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在《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上,李希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却有着另一番回忆,他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确实让他们修改过这篇文章,说是准备由《人民日报》转载。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蓝翎给李希凡打电话说,邓拓让他们修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星期一要改好,是《人民日报》要转载。因而他要李希凡即刻进城修改文章(当时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当天下午,李希凡就到了蓝翎处。蓝翎还告诉李希凡,邓拓说:你们尽量发挥,把你们的看法都写出来。他们讨论了一下午,都是议论如何突出和展开此文的主要论点,并准备夜战,一夜完成它。这是在《人民日报》已排出的文章“大样”上进行的修改。原稿是九千多字,这一改,涨成了一万二千字。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起将改好的稿子送到了《人民日报》社。可是《人民日报》最终并没有转载他们的这篇文章。李希凡后来也说:“其实,这是我们的‘妄想’,哪知当时内部矛盾那么尖锐!”[58]

  从李希凡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人民日报》社确实有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意向,否则邓拓是不会让他们修改这篇文章的,而且还催得那样急!但是从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人民日报》转载来看,当时在是否转载这篇文章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存在于《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还是《人民日报》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呢?

  据二○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记载:9月中旬,江青到人民日报社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文史哲》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经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研究,由党中央机关报刊登这样引起学术争论的文章不太适宜,商定由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转载。[59]

  由此看来《人民日报》对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婉言回绝”,并不仅仅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的意见,中宣部相关领导参与了这样的决策。

  从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及相关人士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9月中旬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60]

  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上,何其芳曾嘲讽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61]

  虽然《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用的是当时文革时的通用语言,但是却也反映了一些史实。我们从以上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及相关人士并不看重这篇文章,而且还有着不同看法。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篇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文章,特别是在江青已经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和鼓励,还拒绝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又冷言相加,说它平淡无味,没有什么意义,挑它的毛病。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样看来,在江青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当时《人民日报》确实有转载的意向,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在是否转载这篇文章上报社内外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而作罢。尽管邓拓当时授意李希凡、蓝翎修改这篇文章,有转载这篇文章的意向,但是后来在《人民日报》最终迫于重大压力而拒绝转载这篇文章的问题上,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还是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的。这也成为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要背景之一。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消极态度还表现在李希凡工作的调动上。

  文章的第二作者蓝翎在调到《人民日报》工作上还算比较顺利,但是该文起草的倡议人及第一作者李希凡的工作调动却让人颇感蹊跷。

  李希凡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信,申请中断学业,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为此事周扬还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文学研究所不是战斗岗位,还是到《人民日报》。十月二十六日周扬就将工作调动的事写信告诉了李希凡。由于李希凡在《人民日报》社写文章,在十二月底回人民大学之前一直没有见到周扬的信,因而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把他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他只是从朋友口中听说了自己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事,《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又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因而不知道真假,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开展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表示还有几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要写,让人给李希凡所在的人民大学发了借调函,但是迟迟却不给他办理正式调入手续,也没有找李希凡谈过话,就连年末按报社惯例召集新调来的人员招待一次晚餐的名单里也没有李希凡。这样李希凡虽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直到十二月份也没有人给他办理正式调入手续,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还通知他回去参加考式。

  更为意外的是,在李希凡还不是《人民日报》社正式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却被上级定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的代表参加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并通过《人民日报》社人事处将参加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委员证及相关材料交给李希凡。[62]此中原因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这样围绕《人民日报》是否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就成为这篇文章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第二道障碍。

  ③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三道障碍—表现在《文艺报》编者为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光明日报》为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起草的编者按上。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邓拓等人“婉言回绝”江青由《人民日报》转载《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双方达到妥协,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

  一九五四年九月底,《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约见李希凡、蓝翎,告诉他们将由《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见面前一天,蓝翎给李希凡来电话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找到了他,说他们在《文史哲》上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要由《文艺报》转载,寄《文学遗产》的《评〈红楼梦研究〉》,也要发表。还说明天晚上《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要和他们谈谈,要李希凡第二天七点钟前赶到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遗产》编辑部即可,《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带他们去见冯雪峰。

  见面后,谈到正题,冯雪峰说:《文艺报》要转载你们的文章,你们的文章还有些粗糙,没写好的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陈翔鹤说:《文艺报》转载你们的文章后,《文学遗产》就发表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

  《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出刊时间不是在九月底而是延后到十月上旬),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63]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波折,我们看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终于在《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先后转载和发表了出来。虽然转载或发表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但是《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问题上的立场还是通过他们起草的编者按表现了出来。

  既然编者按反映出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到底起草了什么样的编者按呢?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文艺报》转载(《关于〈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过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64]

  由此看来,《文艺报》的编者按是其主编冯雪峰起草,又经过上级主管部门中宣部批准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对此还持赞赏态度。这个编者按在《文艺报》第十八期上发表后,毛泽东曾经看过,并写下评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是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65]

  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旁边,毛泽东批注:“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66]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到,他对《文艺报》编者按是很不满意的。毫无疑问,作为红学研究权威的俞平伯,当然是一位“大人物”,而李希凡、蓝翎不过是两位“小人物”。因而这位“大人物”即使是用唯心史观来研究《红楼梦》,并且存在不少问题,编者按也没有表明态度,提出批判其错误思想的问题,却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两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写成的“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仍然认为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在对待用唯心史观来研究红学的“大人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学的两个“小人物”之间的不同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了。

  后来经毛泽东审阅的袁水拍起草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从一九五四年《文艺报》发表文章所加编者按的统计中来对《文艺报》编者提出质问: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67]

  由此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他们发表的不下五百篇文章中,只有十三篇文章加了编者按。其中十二个编者按是支持和称赞的话,唯独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所加的编者按,特意指出了文章的缺点和不足,却又没有指出这些缺点和不足的具体表现。本来李希凡、蓝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方面开了一个新风,他们的文章已经是“很成熟的文章”,但是《文艺报》的编者不是对此加以支持和鼓励,起码给予公平地对待,反而却在编者按中对文章的缺点“决不饶过”,这不由得使我们发问,《文艺报》编者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了呢?

  下面我们再来对《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进行分析。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在文前加了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泽东针对编者按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这三个提法,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有一段话:“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批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有一段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68]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划了竖线,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69]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曾对李希凡、蓝翎说,《文艺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后,《文学遗产》就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后来《光明日报》也确实是在《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后才发表《评〈红楼梦研究〉》的。[70]

  从两个编者按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虽然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但是却说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上,他们“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这和《文艺报》的编者按简直如出一辙,显然是借鉴了《文艺报》编者按的写法。同时,这也可以从《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后来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只能跟着老大哥走的检讨中看到这一点。[71]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的编者按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无产阶级文化战胜资产阶级文化的现实斗争出发,将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的范例进行热情的表彰和推广,从正面予以肯定和支持,而是对他们的文章采取淡漠和谨慎的态度,瞻前顾后,看着《文艺报》编者的脸色行事。从这个角度上讲,《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的编者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毛泽东对《评〈红楼梦研究〉》的批注中可以看到,两位青年作者认为贾氏的衰败不过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历史征兆而已,《红楼梦》通过集中描写贾氏家族走向衰败的过程,来揭示出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主导的封建社会最后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至于说贾氏经济基础的崩溃是由于其豪华享受,以及为了维持这种享受而不得不要借大量的高利贷,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并不仅仅是其奢侈腐化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从根本上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李希凡、蓝翎没有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当然是有缺点的。

  对李希凡、蓝翎在文章中关于俞平伯与胡适思想的评论,毛泽东认为他们“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这是因为当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文艺学术界尚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就是要通过对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使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能够占据领导地位。其码在《红楼梦》研究上,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胡适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在胡适已经逃离大陆,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著作仍然流行的情况下,批判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当然就以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为切入口,由此展开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进而清算他宣扬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了。

  我们还应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俞平伯和胡适的一致性,不是指他们的政治态度问题,而是讲他们在思想文化上有共同之处。虽然俞平伯与胡适的政治态度不同(俞拥护共产党,而胡却反对共产党),但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与批判,而在相当程度上又带有政治色彩。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因而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是在学术领域内进行,却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批判的是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要把俞平伯本人怎么样,对他还是要采取团结态度的。

  有人可能要问,从毛泽东的批注上看,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不是没有缺点,就是他们写的前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却批评《文艺报》编者“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呢?

  李希凡、蓝翎作为刚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作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指出来,当然是可以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当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写出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后,他们不仅没有获得《文艺报》编者的支持和帮助,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冷遇和压制,而对于他们批评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文艺报》编者不仅没有指出其存在的错误思想,同时还对这种错误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予以肯定,对批评这样的红学权威又持消极态度。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表明《文艺报》编者是站在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蓝翎文章批评的动机和用心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这就是毛泽东对《文艺报》编者批评李希凡、蓝翎文章不满的原因。

  从《文艺报》和《文学遗产》的两个编者按中可以看到,虽然两个编者按在对待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态度上略有不同(《文学遗产》编者按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的文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编者按还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文学遗产》的编者按就是仿照《文艺报》的编者按来撰写的。这两家报纸的编者不仅没有认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必要性,而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撰写的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章的问题上,不是积极地支持和帮助,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强力支持,这些文章也不会在这两家报纸上予以转载和发表。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两家报纸的编者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了。

  从以上我们对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三道障碍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文艺报》、《文学遗产》,还是《人民日报》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在对待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撰写的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上,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的。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研究的阶级属性,却认为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对《红楼梦》的阐释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应该予以保护。而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却是谨小慎微,没有积极、主动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反而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

  这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过渡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仅要发现和培养无产阶级的文化新人,还要为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阵地。而当这样的文化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仅没有进行支持、鼓励和帮助,反而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更进一步显示出这些报纸的编者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政治敏锐感又是何等的缺乏!他们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思想文化舆论阵地而斗争。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不得不给中央及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5)审时度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在克服了重重阻力后,终于发表或转载了。毛泽东从这重重阻力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严重地存在着,这是与正在贯彻执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抵触的。因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他才决定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过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在分析毛泽东决定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认识《红楼梦》的。

  ①  毛泽东是如何评论《红楼梦》的?

  毛泽东十分衷爱古典小说《红楼梦》,经常谈起《红楼梦》,不仅自己读,而且还时常推荐给别人读,直到晚年也是这样。《红楼梦》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他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将小说作为认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窗口,见微知著,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出发,抓住体现小说关键环节的纲领,通过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揭示,进行势如破竹般地分析,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红楼梦》的观点。

  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毛泽东就读过《红楼梦》,而且读得很仔细,对书中的内容、人物、故事情节等极为熟悉。

  建国后,据当时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徐中远等人回忆,在毛泽东藏书中就有20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究竟读了多少遍《红楼梦》,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72]正是这种耳熟能详式的阅读,就为毛泽东评论《红楼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独辟溪径,善于抓住要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小说高屋建瓴地进行分析,提出自己关于红学的观点。茅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回忆录中就称赞说,毛泽东有一次在延安和他谈话时就《红楼梦》“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73]

  下面这段谈话就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毛泽东的红学观点。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除了几个别的人,还有吴江、邵铁真、龚育之。根据龚育之当时的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府,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74]

  我们看到,毛泽东说《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一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当历史读。当历史读就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问题。他认为第四回中的“护官符”是全书的一个总纲。这是因为“护官符”揭示了官僚贵族之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情况。四大家族是豪门世族,势力强大,况且姻缘相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府官员只有在不触犯他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稳稳当当地做官,否则的话,就会被罢官。因而叫“护官符”。官僚和贵族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那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压迫人民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上他们则是一致的。

  同时贾府内部也是这样。这里面有二、三十个统治者,三百多个奴隶,从主人与奴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中能够透射出封建社会的社情百态。因而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患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整个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75]

  这样在分析贾府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真正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揭示出贾府内部乃至社会上出现的这些矛盾的根源。

  至于对新旧红学的评价问题。蔡元培作为“旧红学”的代表,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比如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是荒唐的。因而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新红学”的代表胡适,批评了“旧红学”,在《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上,确实做出了贡献,因而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但是“新红学”也是从历史唯心论的角度上来研究《红楼梦》的,又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76]

  《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毛泽东曾经对此作过分析和说明。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中国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77]

  由此看来,《红楼梦》产生于明清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红楼梦》及其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传统。所谓民主性就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表示了莫大的同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贾宝玉是同情压迫的丫环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举行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例如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他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命运,但作者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萌生的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78]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逆子,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79]

  毛泽东在这里揭示了曹雪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和矛盾,这种反差和矛盾导致了小说悲剧性的结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从根源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力量的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也就是说当时旧的封建反动势力虽然落后,却仍然力量强大,新兴的资本主义虽然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却仍然力量弱小造成的。

  从艺术手法的借鉴上来说,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来源于《金瓶梅》。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80]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红楼梦》虽然来源于《金瓶梅》,但是却将《金瓶梅》的淫秽一扫而空,使它塑造的人物流光异彩,栩栩如生,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关于贾府衰败的原因,在《红楼梦》中冷子兴曾经作过评论。毛泽东有一次提到这一点。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这么垮下来的。冷子兴还说过,贾府这个大家庭“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81]

  其实,贾府衰败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来解释才能说得通。当时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瓦解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代表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贾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走向衰败的。贾府的衰败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缩影。尽管曹雪芹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批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82]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多次在谈话中说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而且要反复读,因为《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通过《红楼梦》可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

  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就说过:《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

  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一次与身边同志谈:“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皇帝王爷,写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83]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84]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85]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在同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毛泽东也说:《红楼梦》“写的是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他的表侄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86]

  一九八一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87]

  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还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爱情—引者注)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88]

  由此看来,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然衷情于《红楼梦》,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把《红楼梦》作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窗口。他认为《红楼梦》主要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内部及其周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因而他才要人们注意对贾府的人口作阶级的分析。三十多个主子,三百多个奴隶,他们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野,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之中。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件作阶级分析,这些人命案件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但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忍和罪恶。简单地贴阶级标贴是不能深入历史的,但分析历史、分析《红楼梦》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钥匙,的确是阶级分析。离开这个钥匙,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不可能分析清楚。

  同时,毛泽东注意的,也不止是阶级斗争。比如: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问题。他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扬,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

  他注意到《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赞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总之,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恩格斯就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也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不就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吗?[89]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很欣赏。他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90]

  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毛泽东对《红楼梦》中的主要内容,从场面描写到人物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甚至一些诗句、警语,以及大观园内的许多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像柳嫂子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的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蹬而去”的话,等等,都记得很熟,常常脱口而出,自如引用。

  毛泽东生前常同人谈起《红楼梦》一些细节的描写。如一九五一年同老同学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楼梦》是读得很熟的。[91]

  毛泽东还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的人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这也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92]

  除了阅读《红楼梦》原著外,毛泽东还精心阅读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在他阅读批注过的书籍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辨》;棠棣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周汝昌的著作《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何其芳的著作《论〈红楼梦〉》。[93]

  这里既有“新红学”的著作,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著作。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者在《红楼梦》研究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却与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截然不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批判地吸收他们著作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将《红楼梦》看做是封建社会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境地,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至高点。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不仅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且他还多次推荐给别人阅读,要别人反复地读,至少读五遍以上才能发言。这说明他是极为珍爱《红楼梦》的。他把《红楼梦》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告诉人们阅读《红楼梦》是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窗口。阅读要有正确的方法,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中,通过对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分析,认识到这种关系背后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点带面,来解剖整个封建社会,从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走向衰败的历程中来认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这才是小说中形形色色的悲剧性人物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毛泽东还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诗歌创作等方面的点评也是多有创见。因而我们说他开创了红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对《红楼梦》非常熟悉,而且在认识上也是极为深刻的。这就为他敏锐发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并进而发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提供了有利条件。

  ②  见微知著,毛泽东透过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受阻的现象,进一步认识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仍然占支配地位,因而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文化领域进行斗争的主要目标。

  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知道,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和后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94]

  为了弄清楚这篇文章的写作及发表过程,毛泽东还委托《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找到李希凡和蓝翎去了解情况。邓拓询问的很详细,对李希凡说是通过文章的发表园地山东大学《文史哲》找到他们的。[95]

  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就是对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他也读过,以便弄清楚双方分歧的关键所在。他仔细阅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辨》(后重版时更名为《红楼梦研究》)。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上,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后来,徐中远(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在整理毛泽东的图书时,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画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虽然这本书上的批注没有确切日期,但据徐中远考证,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读过的。[96]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9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于十月十六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是写给中央及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宾、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由于这封信对于研究批判《红楼梦》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全文引述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引者注)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98]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推荐给中央及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负责人阅读,并称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给予充分肯定和热烈支持的。这是因为李希凡、蓝翎走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前列,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接着,毛泽东介绍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在发表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由此认识到了这种斗争的艰巨性,因而他才说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从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受压制和冷遇中看到了文艺界党的某些领导人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在思想上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二是包庇“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将这种现象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现及在批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在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在这个领域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仍然占有支配地位,无产阶级尚未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而毛泽东才提醒中央领导及思想文化界的相关负责同志要注意到这种状况的严峻性。当然,毛泽东在信中还表示,对于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方针,批判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而对他们本人还是要采取团结态度的。

  《文艺报》编者一开始就对李希凡、蓝翎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信置之不理,而后在转发《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仍然加写了那样的编者按,这样《文艺报》编者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态度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导下,袁水拍起草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了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文字,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随即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从前文我们引用的资料中知道,在李希凡、蓝翎写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之前,白盾也曾写过这样的批评文章,但是却被《文艺报》退稿,退稿信中还从正面肯定了俞平伯的观点。[99]《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又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压制宣传总路线、深入生活的新作家李准这一事件。

  袁文指出《文艺报》编者“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在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地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100]

  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改正了就好。错误改正了,就不应该翻旧帐,揪住错误不放。但是《文艺报》编者在对他们压制深入生活、宣传总路线的新作家的事件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吸取“教训”之后不久,却又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采取这种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是别人揪住错误不放,而是《文艺报》编者刚刚在自我批评之后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再与以前他们对白盾文章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论从史出,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对待资产阶级唯心论和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名人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人思考《文艺报》编者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的问题了。

  袁文从批评《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进一步延伸到学术界、文艺界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文章提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首先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101]

  我们可以看到,文章认为《文艺报》编者在对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在文艺界具有普遍性,迷信名人、权威,冷淡新人、青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容忍麻痹,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却摆出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文艺报》编者及整个文艺界广泛存在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不仅会包庇乃至纵容资产阶级文化的猖獗,同时更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因而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和注意。

  将《文艺报》编者及文艺界某些人的这种态度称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虽然表现出作者的愤懑和不平,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但是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些人确实是从思想文化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宣传无产阶级文化的新生力量采取压制态度。据我们判断,这个“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的称呼,不见得是出自于该文作者袁水拍的文笔,而倒很象毛泽东的文风,是毛泽东在修改文章时添加的。当然,要印证这个判断的正确与否还需要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放。

  随后在报纸上还发表了对《文艺报》编者资产阶级作风的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李曙光)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句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批注:“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

  文章说:《文艺报》一九五一年第五卷第三期曾发表《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文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正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黎之的文章在引用了这段文字后反驳道:“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毛泽东在旁边批注道:“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

  文章说: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由编辑部自己整理的《读者对第三卷〈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注:“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102]

  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方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103]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报》编者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滋生旧的思想文化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文化的较量上。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报纸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宣传社会主义文化,抨击资产阶级文化,为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呐喊助威,站在这种斗争的前列。可是,《文艺报》编者却反其意而用之,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力量给予支持和鼓励,而是压制和挑剔,制约了新生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而是涉及到两种性质的文化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因而毛泽东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才对《文艺报》编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文艺报》“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给他们猛泼冷水,希望他们警醒过来。

  由于《文艺报》在对待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作法,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上。[104]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在旁边批注:“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105]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06]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在批注中对冯雪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用语辛辣,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也不能不说这种批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文化(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占据领导地位,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就必须改变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仍然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局面,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的党员干部就要首先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时候,冯雪峰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是文艺评论界的权威,却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采取冷淡和压制的态度,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这就从客观上说明冯雪峰从思想上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斗争了,因而毛泽东才主张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来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

  这种状况在文革期间的出版物中也有显示,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10月,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起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毛主席又一次提出《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107]

  这则资料出现于文革时期,是周扬被打倒后写的,虽然用了当时的语言,但是我们经过考证后认为这则资料从总体上说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从资料中看到,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当时胡适派的唯心思想没有受到批判,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古典文学领域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他希望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占领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中,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或者是资产阶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两者都要占据统治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必定是投降主义。他对思想文化界的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小人物”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并指出了当初没有能够及时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的曲折历程中发现,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小人物”对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进行红学研究的“大人物”进行批评的时候,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担任领导的某些人却站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人物”一边,对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文艺批评的“小人物”采取冷遇和压制的态度,这就表明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是站在了资产阶级文化一边。这也反映出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从这里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进而发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了。

  从以上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及他的批注和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从李希凡、蓝翎写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而且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还非常强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运动。

  (6)由《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通过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曲折历程的分析,认识到在红学研究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仍然占有支配地位。由此进一步分析,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唯心论不仅在红学研究领域,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严重地存在着,红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不过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存在问题的缩影罢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胡适一脉相承,而胡适的“新红学”观点和他的思想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又最有代表性。因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进而对整个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上。从这个角度上说,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发动了这场思想批判运动,而且他还制定了相关的方针政策,指导着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发展,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占领我国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推动力。前文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件、批注和谈话中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批判《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运动,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后,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又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108]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推动下,当时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相关领导同志思想上逐步转变过来,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开始投入到思想批判运动中来了。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报纸开始发表文章,为这场批判创造舆论氛围,拉开了批判运动的序幕。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袁鹰)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文章指出:“应该说,这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引者注),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一枪。”[109]

  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起草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是邓拓建议李希凡、蓝翎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写出来的,其实这也是李希凡、蓝翎预计联系胡适要写的第三篇文章的主要内容。[110]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十月十八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开会,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11]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

  会前林默涵见到李希凡、蓝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见了雪峰,印象如何?”李希凡直话直说:“印象很好。他很爱护青年,有点像鲁迅。”林默涵听后说道:你怎么这样幼稚?他这人惯会如此,他说党与鲁迅,实际是说他与鲁迅……李希凡听后一楞。[112]

  这次讨论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共开了七个小时。郑振铎先讲了开场白,俞平伯则对自己的思想现状,做了一个简要说明。王佩璋(俞平伯研究助手)接着说明自己帮助俞平伯做了哪些事。随后发言者,有吴组缃、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范宁、郑振铎、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蓝翎。周扬的最后发言,实际上是一个小结。

  会上,对《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大家的发言,虽然绝大多数都批判了俞平伯的观点,但也还是说理的,会场上仍是学术讨论的气氛。

  比如吴组缃虽然对批评俞平伯是有保留的,在这次发言时他也指出:“刚才俞先生说,他的研究从趣味出发,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同志的文章也这样指出来;我很同意这一看法。俞先生的研究工作,目的和方向都不明确。只是‘逢场作戏’,闹着好玩,这一倾向贯穿着在俞先生每篇文章中。不只每篇选题如此着眼,许多立论也是如此。有无‘趣味’和‘风趣’,是他评论的标准。

  俞先生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极琐屑的书名一大串,‘作者名一大串’,是他最感兴趣的……许多解释实是在穿凿附会,讲不过去……俞先生考证八十回后的本来面目,总是割裂情节、割裂人物、割裂主题。把一部有生命的基本完整的作品零肉细剐……这种可笑的观点和方法,到今年写的《红楼梦简论》,发展到了最高峰。”

  这次讨论会的《记录》,在十一月十四日《文学遗产》第二十九期发表。[113]

  会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周扬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将这次《红楼梦》研究讨论会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陆定一、邓拓、袁水拍参加了这次汇报。[114]

  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15]

  报告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

  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指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了陆定一的这个报告,当即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办。”[116]

  从书面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指导下,结合讨论会的具体情况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讨论和批评中的方针政策问题,表示要将这种讨论和批评发展到其他部门去。毛泽东不仅听取了这次讨论会的口头汇报,而且还审阅了这次讨论会的书面报告,这说明毛泽东对这次讨论会是极为重视的。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 [117]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同邓拓、袁水拍谈话。晚上,又同周扬谈话。[118] 于是周扬便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十月三十一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就是冯雪峰作检讨发言,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检讨。紧接着,是《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的检讨。他在检讨中在谈到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只能跟着老大哥走。此言一出,引得全场哄然大笑。李希凡看到周扬在主席台听了直皱眉头,他知道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有几个段落,是毛泽东加上的,那都是很严厉的词句。冯雪峰的检讨恐难通过。至于陈翔鹤的那个编者按,一看就知道是仿照《文艺报》写的!只不过他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作者罢了。[119]

  就是在会议期间的批评当中,《文艺报》的编者中的某些人也还是不服气的。直到几十年后,李希凡仍然记得,当时肤色很黑的《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就是满面怒容地坐在主席台后面抽烟,看他那生气的样子,显然是对《文艺报》受批评并不心服。他还说,中央检查《文艺报》的工作,是“杀鸡给猴看”,还将《文艺报》编者作检查时,胡风对他们的攻击,说成是“吴三佳借兵”,即借胡风之手整《文艺报》[120]

  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征求意见会,李希凡和蓝翎都参加了。开会之前,《文艺报》几位青年才俊唐因、唐大成、侯敏泽、杨犁,把李希凡找到院子里询问他在写《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写信给《文艺报》的情况,分明是对李希凡写信询问《文艺报》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的事并不信服。[12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进行思想批判的时候,也还是有阻力的,由此也反映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是复杂的。

  两个主席团扩大会议间歇举行。十月三十一日开过两次(上下午),再一次召开,已是十一月七日了,开始还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给《文艺报》提意见,批评冯雪峰的检讨。发言者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和大家。

  会议期间,十一月八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与《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这个谈话的标题是《文学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郭沫若在谈话中着重指出了“胡适的反动哲学的遗产对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是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因而,文化学术界要充分开展讨论,肃清胡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的影响。[122]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想通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进而批判胡适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批判,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使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在指导着批判运动的发展。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123]

  这样在这个报告的指导下,十二月二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对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作了部署。会议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为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内容包括胡适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讨论会延续到翌年三月,共举行二十一次。[124]

  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从一开始就在转向,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到批评冯雪峰的检讨和《文艺报》工作与编辑作风的缺点,迅速转向胡适,而且不限于他的红学观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学习》杂志等报刊也是这样。[125]

  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议上讲话,作了总结发言,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并作了若干修改。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毛泽东认为郭沫若讲话的的题目《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不很醒目”,因而建议郭沫若“是否可以改换一个”。后来郭沫若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九日以《三点建议》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发表。周扬讲话的题目是《我们必须战斗》,也于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26]

  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坚决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正确开展学术界、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和批评,扶植新生力量,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会议最后通过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领导班子,端正编辑方针,并责成文学艺术界各协会及所属机关的刊物检查改进工作。

  一九五五年一月,运动转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主要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庸俗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学观点、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民族自卑和民族虚无主义观点、亲美崇美思想以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等等,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热潮。[127]

  这样,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128]

  在这场批判浪潮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走在了思想批判运动的前列。《人民日报》在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起草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文章之后,报社总编辑邓拓还要李希凡、蓝翎继续写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于是李希凡、蓝翎根据已拟定的关于《红楼梦》的论题,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写出了《新红学派功过在哪里?》、《评〈红楼梦〉新证》、《正确估价〈红楼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等文章。其中有三篇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一月的《人民日报》上,《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原意本是回答《人民日报》发表过的一版不同意见的,由于领导认为此文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后来才发表在《新建设》一九五五年四月号上。[129

  一九五四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的文章有周汝昌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十月三十日)、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十月三十一日)、王佩璋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十一月三日)、王若水的《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的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十一月五日)……[130]

  报刊杂志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理论上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文章。艾思奇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学习》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一期)、李达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版)、胡绳的《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第三版)。[131]

  不仅《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报刊也是积极投身于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当时各省市大报,几乎都有报道、转载和本地名流写的这方面的文章。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资料室,曾把一九五四年九月至十二月报刊上发表的批评俞平伯新红学观点的文章,选辑了两集,近百万言。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四本《红楼梦研究讨论集》,如果列出名单来,可以说,他们包括了当时绝大部分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和部分著名作家。至于全国文艺界、社会科学界、各大学文科举行的批判会、研究会,更是不可胜数。[132]

  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批判的主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对于俞平伯等人还是讲究政策的。早在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就曾经指出过:“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33]这就为批判俞平伯定了调,在思想上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政治上要对其采取团结态度。

  正是由于这样,当在思想批判运动中出现了偏离这个方针的事件时,就被及时制止和纠正了。比如,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第二天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以后不要发这类文章。

  再如,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新红学的功过在哪里?》,也是随着批判的展开提高调门的!李希凡、蓝翎二人语气的改变,立刻被发现了。于是有关领导提醒他们,批评是批评,对俞平伯连“先生”的称谓都没有了,这不好。[134]

  可见,即使是这个时候,在思想批判过程中还是要求必须注意政策的。

  对于误入“新红学”的年轻研究者,毛泽东主张在批评其错误的同时,要采取保护态度,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这鲜明地体现在周汝昌的问题上。

  周汝昌深受“新红学”的影响,曾写了一本《红楼梦新证》,系统介绍了自己的红学观点。在《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运动中,这本书无疑就成为批判的对象了。虽然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观点、方法,都受胡适影响,但鉴于他还是个青年人,写的这本书又提供了迄今为止曹雪芹的全部资料,为红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因而毛泽东说应该对他“保护过关”,让邓拓将这个意思告诉李希凡、蓝翎。邓拓还说,周汝昌正在生病住院,在你们的批评文章发表以前,还应该看望他一下。这实际上是要李希凡、蓝翎在文章发表前去和周汝昌沟通一下,使他心理上有个准备,以便于接受文中的观点,及早醒悟过来。

  这样李希凡、蓝翎就写了《评〈红楼梦新证〉》一文,批评了周汝昌“自传说”的种种谬误,认为他不是“自传说”的创立者,而是“新红学”的受害者。后来周汝昌并没有因为被“保护过关”就改正了自己在红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九七八年后,他将自己以前的“自传说”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广大,成为误解《红楼梦》的源头之一,以致于后来李希凡也说这种“保护过关”毫无意义。当然,这是后话了。[135]

  尽管周汝昌的观点后来没有变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党在思想批判运动期间对周汝昌的保护政策还是必要的,也是应该肯定的。

  在《红楼梦》问题的批判运动期间,有的批判文章越来越激烈,出现了一些过火现象。毛泽东读了这些文章后,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136]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着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不仅为这场批判运动制定了政策和策略,还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予以化解和处理,使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宣扬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使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这鲜明地体现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提出的,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上。[137]

  (7) 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应该说,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但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开了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先河。这不仅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而且对于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行动。

  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发现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批评红学权威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受到了压制的情况后,就以此为导火线,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这是不是小题大作,反应过度了呢?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出发,才能认识到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出现的必然性。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虽然从表象上看,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似乎是偶然的,但是如果由表及里地进行剖析,其实是有其必然性的。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138]

  这样看来,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就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便于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样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必然会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激烈斗争。

  近代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唯心论思想在资产阶级文化中影响最大,占据支配地位。五四运动期间他又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与李大钊进行过“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后来又投靠国民党,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用唯心论和机械论来研究《红楼梦》形成的“新红学”,在红学研究中影响很大,成为新的流派。这样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运动就必然会以胡适的唯心论思想为重点,而对他的“新红学”观点的批判不过是对其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而已。这次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思想批判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由此我们认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出现,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产生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才会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思想批判运动,是由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引发出来的,在进行的方式上,到底是应以思想领域的整风还是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批判,则又具有偶然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李希凡、蓝翎在写作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期间,曾经致信《文艺报》编者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却被“置之不理”。从后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这并非是一个个案。当他们的文章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后,江青建议《人民日报》编辑部转载他们的文章时,又被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就是在《文艺报》转载时,又加写了那样的“编者按”。在思想文化界出现的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这是因为用马列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实质上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且在批判过程中,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关系到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是以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论来指导的问题,是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到底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的百年大计。

  可是当李希凡、蓝翎写出用马列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后,非但没有得到党在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反而却受到了冷遇和压制,这说明在马列主义新生力量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间,文艺界党的某些领导人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边,却与马列主义的新生力量处于对立面。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39]而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的新生力量一边。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就是在知道毛泽东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态度后,他们也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篇文章。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党性和阶级性到哪里去了呢?

  正是由于这样,当时毛泽东才拿着《文艺报》对周扬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毛泽东在讲这话的时候,重复了两遍。他还进一步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140]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出分析,如果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能够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对运用马列主义进行写作的新生力量给予支持和鼓励,对持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权威进行严肃的批判,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潮中,又何必劳驾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亲自发动这样的思想批判运动呢?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是行政干预学术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当时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应该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而斗争。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就是在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头脑中也非常顽强地存在着,因而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不是主动自觉地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添砖加瓦”,满腔热情地去支持思想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而是从思想上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这种新生力量抱着一种冷遇和压制的态度,偏离了这一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当然有责任和权力来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改变他们的错误态度,使他们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鉴于这种状况的严重性,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的迫切性,在仅靠一般的说服教育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开展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来解决问题了。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这种批判是在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文章的引发下出现的以及采取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方式则又带有偶然性。一九五四年开展的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的这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与斗争。这场斗争之所以以思想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由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迫切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这是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这才是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真谛,是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唯物主义的解释。

  近年来,在党史和国史及相关严肃的著作中,当涉及到对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评价时,往往是采取折衷主义的方式,夸大思想批判运动的阴暗面,而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必要性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说明,这是令人惋惜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2011年)的时候,杨德山、刘建美编著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作了简明扼要而又公正的评价:“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广大干部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场批判运动是从批判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其导火索是1954年9月至10月,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研究观点的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随后,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进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批判运动,知识界划清了与胡适思想的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141]

  3、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在思想战线上又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从思想文化上又发展到政治上,从批判思想文化上的胡风集团到批判政治上的胡风反党集团,进而演变成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这次批判运动的高峰。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呢?在这次思想批判运动中,胡风集团又怎么会由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被定性为政治上的反党集团,进而反革命集团的呢?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文艺思想与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那么,这种分歧的内涵及其性质又是什么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针对这种分歧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和办法呢?结果又如何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对这种分歧的追根溯源,还是要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起,因而我们就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文艺发展的基本状况出发,立足于延安文艺界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方针,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引言》中先是提出了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在讨论的基础上逐渐取得一致意见。

  毛泽东认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解决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在立场问题解决以后,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态度问题了。总的来看,就是对具体事物所采取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到底是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具体说来,对敌人是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对同盟者是又联合又批评,对人民群众采取赞扬的态度。当然对于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无产阶级队伍中保留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至于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无产阶级文艺的工作对象就是工农兵及革命的干部。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工厂、军队和党政机关里面,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是第一位的工作。现在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他们自己脱离群众,不懂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思想感情还没有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搞好文艺创作呢?这就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从现实斗争出发,通过对社会各个阶段和相互关系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够既坚持正确的文艺发展方向,又创作出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精品。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根据文艺座谈会讨论的基本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做出了《结论》。

  毛泽东通过对当时争论的问题的分析,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关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并由此制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人民大众就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而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了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既然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那么又如何才能够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呢?这就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中去。因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而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就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形成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再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无论是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的文艺,还是为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因而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也只有在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予以解决以后,才能够得到解决。到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去,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这是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必由之路。

  革命文艺队伍中存在着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他们的文艺作品到底是主要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主要为小资产阶级服务呢?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呢?又如何才能够将他们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呢?

  毛泽东认为,要想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虽然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没有人说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得比工农兵群众还重要,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对他们寄予满腔的同情,着重去反映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和教育工农兵群众。

  这就说明这些文艺工作者主要是站在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上了。他们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这些在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有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共产主义。因此,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这就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到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都必须彻底地解决它。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开展实际的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使这个问题逐渐地得到解决。

  文艺批评是使无产阶级文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艺批评又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都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呢?

  毛泽东认为,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借鉴、创新与发展。他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文学艺术创作的借鉴。这种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我们要对这些旧的形式,给予改造,加进新的内容,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那种在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此前他还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去应用它。在文艺上其实也是一样。[142]

  在文学艺术与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使党的文艺工作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

  他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超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是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在文艺统一战线方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就是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就是“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这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143]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进行创作。他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到实践中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声情并茂、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这是判断文艺工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重要标准。要使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工作者转变立场,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重点是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以及解决他们在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舍此是没有别的方法的。要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文艺工作要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工作。要正确处理好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文艺批评必须坚持以政治为第一标准,这是无产阶级文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保证。无产阶级文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出发,对中外文艺批判地吸收后,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创作出来的。这就要使中国古代的文艺现代化,使外国文艺 民族化。因而对中外文艺不论是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这不是毛泽东发表的个人讲话,而是他在详细调查研究后,代表中央所做的讲话。这个讲话确立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而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却在一系列基本原则问题上,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集中表现在胡风提出的“五把刀子理论”和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方面。当然,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也是由于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没有解决所造成的。

  其实,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集团的分歧和争论由来已久,那么这种分歧和争论是怎么产生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现了分歧和争论。当然,从后来演变的历程来看,当时的分歧和争论与后来出现的分歧和争论之间也并无实质性联系。

  这种分歧和争论集中在胡风和周扬等人之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表现在关于胡风的身份上。一九三三年,胡风在日本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日,被警方逮捕。拘留三个月后,他和聂绀弩、周颖等十个人一同被驱逐回国。这时的胡风,早已开始了文学生涯,并在一九三一年就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

  胡风回到上海后,接到周扬的通知,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在茅盾辞去左联书记后,又接任左联书记。一九三四年秋,胡风和周扬之间出现了矛盾,并辞去了左联工作。关于这段时间的事情,胡风的女儿晓风曾回忆道,胡风是因为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反向左联党团“告密”谷非(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才愤而辞去左联工作的。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胡风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上。胡风离开左联以后,和周扬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理论争鸣。

  胡风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应《文学》社的征文,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着重从阿Q形象来谈文学的典型。半年之后,周扬在《文学》一九三六年一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对胡风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胡风接着便在《文学》二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修正”》展开反驳,周扬也在四月号《文学》发表《典型与个性》与胡风论争,胡风随之再发表《典型论底混乱》。

  这场理论上的论争,以胡风的文章为结束。此后,两人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没再发生直接冲突。

  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胡风和周扬之间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上。

  一九三六年春,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在刊物倡导国防文学创作,并于六月成立文艺家协会,签名参加的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傅东华、郑振铎、徐懋庸等人。

  在四月,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和鲁迅、胡风取得了联系。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冯雪峰创意、鲁迅同意、胡风执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就在六月,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六月十五日,鲁迅、巴金、曹禺、张天翼、萧军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六十三位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144]

  从当时时势及革命斗争的发展出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能够鲜明地表示出革命文艺的性质,而“国防文学”的口号虽然也是从当时的时势出发提出来的,却难以显示出革命文艺的性质,因而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赞赏的,而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则予以了批评。

  后来,周扬到了延安,胡风继续留在上海,这种争论也就告一段落了。

  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扬与胡风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我们并不不否认这些分歧和争论会给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来阴影,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些分歧和争论与后来他们之间产生的分歧和争论并无实质性联系。

  (3)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一次争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问题,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文艺集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虽然这是发生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却已显示出胡风集团与党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

  这次争论起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止于抗战结束前后,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文艺集团主要围绕民族形式问题、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形式的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对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九四○年,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反驳郑伯奇、罗荪、徐迟的观点。同年,在波及整个文坛的关于民族形式大讨论中,他写出长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文章主攻向林冰的观点,同时,围绕这个问题他与所有他认为观点不正确的人论争。他提及的人名,会是一串可观的排列: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田仲济、巴人、艾思奇、陈伯达、光未然、葛一虹、陈鹏啸……。[145]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副标题,是“对于若干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的批判提要”。胡风认为那些主张民族形式的作家、艺术家,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违背。[146]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推崇西方文艺,反对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

  我们知道,文艺只有以民族的形式出现,才会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在世界文艺的百花园中独领风骚。对中国古代的文艺要予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革新的基础上,赋予时代的内容;同时对于西方的文艺也要予以批判地吸取,对其艺术形式在革新的基础上,也要赋予中国现代的内容。因而不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艺还是西方的古代或近代文艺,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胡风认为主张民族形式的作家、艺术家,违背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五四”文学的民族形式,这必然会导致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艺的全盘肯定。这就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争论。

  胡风在批判民族形式的时候,又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一九四二年,在重庆,胡风作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理事、研究部负责人,曾为文协理事会第六届年会起草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黄药眠看后,于当年七月在桂林写了“质疑”。黄药眠认为:这篇文章是以深奥的名词掩饰着理论上的空虚。他不同意胡风关于抗战初期的创作特征的见解:“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的高扬和客观精神的泛滥分离的同时发展的这一特点上”,认为这个命题,“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147]

  胡风将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其码从逻辑上来说是不严谨的。他从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分离,而不是从现实的斗争生活来解释抗战初期的创作特征,表明胡风是用历史唯心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来研究文艺创作问题,这样他也就难以认识到抗战初期出现这种文艺创作特征的真实原因。因而黄药眠说这“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

  茅盾也不同意胡风的这种意见。茅盾后来回忆说:“早在四二年底,胡风就提出了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当时文艺创作上的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主要是由于作家们在主观热情上的衰退,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瞩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成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胡风认为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的办法,是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和融合’,并说这就是现实主义。当时,胡风的观点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因为他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他如此强调作家的个人意志的作用,强调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也并非通向现实主义之道;而且他所反复谈论的作家要‘自我斗争’,却不见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摘自《茅盾回忆录》)[148]

  从茅盾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并不同意胡风的观点,认为胡风“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并进一步指出胡风自身的文艺实践活动却背离了他的文艺主张。

  胡风认为在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主要是由于主观热情衰退造成的。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主观热情的衰退造成了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要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作家就要发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这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胡风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而是从作家的主观意识中去解释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他认为单靠提高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就可以改变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这显然是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主义,是唯心地而不是唯物地来分析抗战初期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问题。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抗战初期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抗战初期,在日军的猖狂进攻下,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战线和自身的腐败,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以及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和指挥不当,因而导致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大面积的溃败,日军长驱直入,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占领了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这种状况造成了人们对抗战形势的悲观,反映到文艺创作上就出现了某些衰落现象。

  胡风不从当时政治的形势中去寻找文艺创作上出现某些衰落现象的原因,而将这种原因归根于作家主观热情的衰退,认为依靠强调作家主观的战斗精神就可以解决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这实际上就使进步作家不能以文艺为武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抨击,提出革新政治的正当要求,为继续抗战扫除障碍,反而会使革命文艺脱离当时的抗战政治要求,从而走向歧途。这自然会引起党内外进步作家的反对,形成左翼阵营内部的争论了。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中共南方局组织国统区的左翼文化人士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一部分文化人集中到重庆郊区,由冯乃超主持,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胡风在一九五四年写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了这次讨论会的相关情况,他说:

  “第一次要我报告,我就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作了一些分析,说明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我们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在第二次会的讨论中,因为我提到过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但在写着《辩证唯物论的美学》的蔡仪同志不同意,说应该是培养工农作家。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一个当劳务兵的李平同志已经提升为少尉副官了。我觉得这样讨论起来很困难,没有再说什么。座谈会也没有续开第三次。”[149]

  从胡风的回忆看,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在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出现了分歧,以致于座谈会都开不下去了。应该说,在国统区的斗争环境下,胡风提出的“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斗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文化建设的过程,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去进行文化斗争,往往会迷失方向。就是在培养工农作家方面,不仅要从工农群众中去培养作家,同时还要使进步作家深入到斗争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写出能够反映工农群众实际生活的文艺作品。胡风在这里对培养工农作家问题的理解上出现了偏颇。

  为了进一步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强对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推动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一九四四年底党中央派何其芳到重庆。和他一块来的刘白羽,到《新华日报》编副刊,也是中共领导左翼文艺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何其芳到重庆后,作了一次报告,谈了自己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认识及思想改造的详细情况。胡风听了以后,并不以为然。他对何其芳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的认识水平上,认为何其芳的《画梦录》是一种不值得赞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回避生活斗争的哀怨,而对何其芳在报告中谈到自己在学习《讲话》后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变化表示不满。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道:

  “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我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何其芳同志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却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我当时只觉得何其芳同志太单纯了而已,但无话可说,后来就写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为了从民主斗争看文艺实践,为了说明作家在实践中不能不是一个自我改造过程,想至少把由于何其芳同志所引起的使人嘲笑思想改造的心理抵消一点。那里面所说的‘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那就是指的何其芳同志的那一种态度说的。意思是,虽然那种态度不好,不能真正说明思想改造,反而把思想改造庸俗化了,但不能因为那就把思想改造当作笑话;对于一个作家,思想改造是一个庄严的非接受不可的课题。”[150]

  我们看到,胡风在回忆中说,他并不是因为反对思想改造才对何其芳产生不满的,而是由于何其芳在谈到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态度不好,方法不当,将思想改造庸俗化造成的。为此,他后来还写文章来专门阐述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不是胡风的心里话呢?

  毋庸讳言,在文艺工作方面,何其芳过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但是在学习《讲话》以后,何其芳在迅速地向着无产阶级的立场转变;不管他在报告中讲的怎么样,他还总是讲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和心得体会,这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在报告中坚持的思想改造的方向是正确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可是却遭到了胡风等人的冷嘲热讽,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胡风在思想改造问题上的表态发生疑问,如果在思想改造问题上他与何其芳是一致的话,又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吗?

  胡风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创办《七月》周刊后,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一九四四年,国民党重庆当局吊销了胡风的《七月》周刊的登记证后,胡风在周恩来的支持和资助下又筹办了新刊物《希望》。

  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的《希望》创刊号上,胡风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篇是他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篇是舒芜写的长篇论文《论主观》。

  胡风在文章中提出了“自我扩张论”。他在探讨现实主义理论时,强调艺术创作是特殊精神活动,作家在反映生活时,必须重视感性对象,重视自己情感也即主观的介入。胡风写道:

  “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生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的思想活动就不能超过感性的机能。从这里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舒芜则在《论主观》中,直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主观在生活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主观的重要性。他说:

  “由以上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作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作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来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151]

  舒芜是胡风集团内部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主观》是从理论上来论证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是阐述胡风文艺观点的力作。

  胡风后来在谈到自己发表《论主观》的动机时,说他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而是如同当年“编后记”中所写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以配合国统区文化界对延安整风文件的学习。[152]

  舒芜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的一次通信中说,《论主观》发表时他与胡风是存在着“共识”的,随后发表的《论中庸》等一系列文章也是这样。后来胡风自己不承认这个事实,说他发表《论主观》是偶然的“失察”,别的朋友也多不承认当时的“共识”,所以事情就很难说清楚了。[153]

  那么,当时胡风对舒芜写的《论主观》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并不否认胡风对舒芜写的《论主观》在个别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如果我们从胡风在他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而《论主观》从内容上又是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论证,以及后来当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并批评了胡风文艺思想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决裂来分析,我们就不能不说舒芜的说法还是具有可信度的。

  从这两篇文章里可以看到,胡风认为作家要通过“自我斗争,“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而舒芜认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

  我们知道,人民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胡风却认为作家的“自我扩张”“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不论是夸大客观忽视主观,还是夸大主观忽视客观,都是错误的。离开客观去强调主观,就会走向唯心主义;离开主观去强调客观,则会走向形而上学。

  从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来看,不论是胡风的“自我扩张论”还是舒芜的“主观论”,都是离开客观来夸大主观的作用,因而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这样也就难以发现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两篇文章引起了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反映和争论。当时,周恩来和重庆的党组织一直把胡风看作进步阵营的作家,对他的刊物和观点也很关心。由于这两篇文章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分歧和争论,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由党的文委负责人之一冯乃超主持,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座谈对《希望》杂志文章的意见。到会的有:茅盾、邵荃麟、冯雪峰、蔡仪、胡风、何其芳、刘白羽和林默涵等人。茅盾首先发言。他对《论主观》很不赞成,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文章对大后方文艺界情况的分析不符合实际。茅盾生气地说:洋洋几万言,实际上是“卖野人头”,说完就退席了。后来冯雪峰等人讲了几句,会没有再开下去。[154]

  一九四五年四月,黄药眠在成都发表了《论约瑟夫的外套》,系统批判舒芜的《论主观》,认为文章宣扬的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主观》一文发表时,有人请教艾思奇,艾说:“这很简单,只要看题目,就知道是主观唯心论的。”[155]文章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是“外用约瑟夫(即斯大林)的美丽外衣裹了起来,怡然自得地在错误的森林里散步,并以此为骄傲。”文章除了批评舒芜文章中的“唯主观”史观等观点外,还批评了他“做深刻状”、故作“高深”的文风。

  在这一时期,何其芳先后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和“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与拥护胡风观点的王戎、吕荧进行了辩论。他认为“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文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并对把反对客观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表示不同意见,指出他们反对的“客观主义”的某些作家是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他们对沙汀等人的批评是对敌我友没有区别的批评。[156]

  其实,对于胡风、舒芜等人的观点,《新华日报》社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曾在一起交换过意见。林默涵和一些同志不赞成舒芜文章中片面强调主观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革命工作上会招致盲动、“左倾”;在文艺创作上,会引向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是值得商榷的。[157]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了。八月底,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随行的胡乔木曾找胡风、舒芜谈话,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观点。从胡风给舒芜的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对当时文工会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和胡乔木对《论主观》的批评极为反感,他称茅盾是“抬头的市侩”、称他人是“抬脚的市侩”,称胡乔木等同志为“官们”、“老爷们”,还说“我的估计完全对了……后记里的伏线也完全下对了。看情形,一是想闷死你,一是想闷死你而闷死刊物。哲学家和官们属于前者,文学家们属于后者。”“你现在,一要准备杂文,一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云云。[158]

  后来茅盾在《新文学史料》(1986﹒1期)发表的《回忆录》中比较系统地谈到了重庆的这次论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重庆进步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同志对胡风及《论主观》一文的看法,特摘录如下:

  《论主观》的发表,作为一个专门的文艺理论问题,讨论讨论也有必要,虽然与当时争取民主的政治气氛不十分协调。然而看到这个理论极为指责的所谓“客观主义”者或“机械—教条主义”者,就是那些在抗战最黑暗的年代中“苦斗”过来的作家……就觉得很不是滋味。那时还流行着一种背后的“评论”,譬如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藏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就更不正派了。

  《论主观》发表后,并未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只是在文艺界组织的一些座谈会上交换过意见,但我发觉只要有人对该文的观点有所批评,就会引起一些人的反驳,而且能嗅到一股相当强烈的宗派气味。当时胡风是理论权威,而在他背后支持他的观点的还有另一位理论权威冯雪峰,因此,在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林默涵等来到重庆之前,重庆的文艺理论界是相当冷清的。黄药眠写过一篇批评《论主观》的文章,却被朋友退了回来,说是“此文有碍于某权威的‘权威’,各文艺杂志恐不便发表。”

  也在那时候,有好几位朋友告诉我,胡风骂的“客观主义”,就是指的我和沙汀。如此说来,我和沙汀竟是造成那“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的罪魁祸首了!然而他们只是在背后散布,却不见付诸文字,我也只好置之不理。反正我的作品是不是客观主义的,自有公论;而且那时我正忙于写《清明前后》。

  直到四五年底,重庆进步文艺界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舒芜的《论主观》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也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我在会上也发了言。但胡风并未从中得到教益。冯雪峰在周恩来找他谈话之后,有所转变,不再赞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了,但并不彻底。[159]

  据刘白羽回忆:由周恩来主持在曾家岩周公馆开过的这次会,参加的有茅盾、胡风、徐冰、冯乃超、何其芳等人。一次谈到深夜,大家不能回家了,只好挤在客厅里等到天亮。只单独给茅盾在桌子上搭了一个铺。[160]

  由此我们看到,当阐述胡风文艺观点的文章发表后,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周恩来主持的国统区中共党组织是把胡风等人作为进步作家来看待的,因而召开会议来讨论胡风的文艺观点。可是会议讨论的难度却很大,有时几乎进行不下去了。当时进步的文艺家撰文批驳了胡风,指出他的文艺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在文艺界没有分清敌我友,他所批评的“客观主义”的作家恰恰是一些进步的作家,并且在争论过程中流露出宗派主义的倾向。这种争论引起了延安党中央的注意,胡乔木代表中央主管领导部门找胡风、舒芜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是胡风不仅没有接受批评,反而却极为反感,对胡乔木及进步作家对他的批评冷嘲热讽,有时甚至进行漫骂。即使这样,周恩来主持的党组织还是对胡风的文艺观点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尽管胡风没有从中受到教益,但是冯雪峰却有所转变,并在进步作家内部取得了初步共识。

  在这次争论过程中,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逐步显现出来,这从上文茅盾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面对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对他们的批评,胡风与其集团内部的人又是如何认识的,怎么应对的,当时的态度究竟如何,从他与其集团内部的人特别是舒芜的通信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下文研究胡风集团是如何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时候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主要表现在民族形式问题、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方面,在争论过程中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显露出来。这种争论关系到是用辩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或形而上学来研究文艺发展的问题,反映了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从根本上说这还是由于左翼文化阵营内部文艺在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上出现的矛盾造成的。这就成为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进行的第一次争论。

  (4)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二次争论。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共关系破裂,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党组织准备撤离南京。为了保护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的安全,在党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分别从南京、上海等地赴香港,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化斗争。

  到达香港后,成立了领导文化工作的党组织。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林默涵协助章汉夫编辑《群众周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时事、文化刊物。在文委领导下,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任主编。

  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和总结,弄清是非,统一思想,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以便更好地进行文化斗争。于是经过交换意见,遂由邵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

  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邵荃麟指出:“对着一些自然主义的倾向,便出现了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他们认为创作衰落的原因,是作家热情的衰退,生命力的枯萎,缺乏向客观突入的主观精神,因此要求这种精神的加强,强调了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强调了创作上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是针对着一般作品内容的苍白而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却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因为它不是把问题从阶级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原因上,而却是从个人的基础上出发;不是首先从文艺与社会关系上,而只是从文艺与作家个人关系上认识问题;不了解一个革命者的主观战斗力量是从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他的革命人格是从他和阶级力量的结合中间建立起来的。相反的,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

  邵荃麟接着说:“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煞文艺的党派性与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他创作上,就自然地走向个人主观感受境界或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了。虽然抽象理论上强调了战斗的要求和主观力量,但实际上却是宣扬着超脱现实向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要求文艺背离了历史斗争的原则,以无原则的、自发性的精神昂扬来代替了严肃的认真的思考。所以这不但不能加强主观力量,而只是足以削弱主观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了。”[161]

  从邵荃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胡风宣扬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革命文艺应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出发,一个革命者的主观战斗力量只有从革命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革命人格也只有从他和阶级力量的结合中间才能建立起来,而胡风不是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是从文艺与作家个人的关系上来认识问题。这样他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成为个人主义意识的重要表现。

  如果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强调自我,拒绝集体,抹煞文艺的党派性与阶级性,将文艺和政治割裂开来,向着超脱现实的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背离了文艺的历史斗争原则,将“主观战斗精神”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存在的超越阶级的东西,把它作为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样就践踏了历史唯物论,走向了唯心论。

  乔冠华也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本来,乔冠华是赞赏胡风的文艺观点的。在到香港的船上,乔冠华与林默涵不期而遇。他们在甲板上聊天,谈到了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乔冠华在重庆时,用“于潮”这一笔名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方生未死之间》,其中某些观点与胡风的思想颇为接近。例如他也不重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认为知识分子的缺点是思想太多,感情太少(注:意即革命理论太多,感情激动太少)等等。这些观点曾受到过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但在这次交谈中,乔冠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看法却有了很大改变。当时他正在看胡风最为赞扬的作家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他觉得这部小说内容脱离实际,人物也不真实,主人公不像个真正的劳动者,因此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怀疑。[162]

  乔冠华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他首先批评了他自己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论点,他说:“例如抗战期间,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中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

  关于文艺创作中作者的主观与他所面对的客观现实的的关系问题,乔冠华认为:“文艺作品的内容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不是客观现实的复制。它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总要比客观的现实‘多’一点、‘高’一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好的。但目前(按:指抗战末期的蒋管区)中国新文艺的主要缺点,不是反映中国革命的现实太客观了,而是:根本没有认真地企图去反映这一现实;纵即有所企图,不是把客观现实反映得‘太客观’了,而是把客观现实反映得太主观了。人们用自以为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去涂抹、歪曲、窜改人民大众觉醒和斗争的客观事实,把客观上本来是活的生动的人物写成麻木不仁,把小资产阶级追求和搏斗的心情放到工人大众的‘心理’,在本质上,不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吗?”[163]

  乔冠华在德国是研究哲学的,在上述的他的文章中,曾引用黑格尔《美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作家的主观与其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关系,乔冠华说:

  有一位强调客观的唯心论者,说过几句比我们强调主观的唯物论者更加唯物的话:

  假如问艺术家的“创作要求”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它没有什么别的意思,除掉是:作家为一定的对象及其形象所吸引,作家完全沉浸到它的客观对象里边直到他用艺术的形象把它表现出来为止。

  但假使这样,艺术家就要把客观的对象变成他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么作家在他主观的这一面,就需把他的主观的个别性及其偶然的特殊性,彻底抛弃,而完全沉浸到客观对象里去;因此,作为主观的作家,不过是一个陶铸客观内容的形式或工具而已。

  假使一个作家的“创作要求”中,只知道作家的主观是他的主观,而忘记了作家的主观是客观对象赖以反映及展开其生动活动的器官和工具,那么,这种作家的“创作要求”必然是一种坏的创作要求。[164]

  从乔冠华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也对胡风的文艺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胡风的文艺观点中有这样一个论调,不论前线和后方,到处都有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知识分子深入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否定了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否定了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乔冠华引用黑格尔的话,进一步说明了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批评有些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文艺界人士还不如一个唯心论者。实践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主观是对客观的反映,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文艺作品也是这样。它不是来源于文艺家的头脑中,而是客观实际在文艺家头脑中的能动的反映,而不是对客观实际的简单复制,要经过文艺家头脑的“加工”,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实际的发展。国统区文艺作品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客观反映实际斗争情况,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来代替人民群众觉醒和斗争的客观事实,歪曲了当时的实际斗争状况。这样就割裂了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能够解决文艺创作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以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造成的。

  在这次争论中,胡绳对胡风集团的路翎写作的小说,也进行了分析和评论,由此进一步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胡绳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中,也从创作上证明了片面强调主观精神,而忽略客观的生活真实,会造成怎样的恶果:“我想说,这位被称为最不沾染‘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家,确实是有着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他的太强的主观妨碍了他去认真地写出他所看到的工人,而使他宁愿从臆测中探索工人的‘精神世界’,以致把他似乎是寓以希望的工人也写成和某些知识分子一样的是‘情绪闪烁的神经质者’了。被写做工人的‘精神世界’内容的思想情绪和所写出来的实在的工人生活就显得不能相容,使读者觉得离奇而不可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最简单的解答是: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工人,而又不满足于仅仅在外形上来描画工人,想要‘深’一点,结果就只能把他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套拿出来去垫空子了。”[165]

  从胡绳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路翎之所以在小说中没有塑造好工人的形象,用知识分子的臆想来描绘工人的精神世界,让人感到小说中工人的形象不真实,而像某些知识分子一样是“情绪闪烁的神经质者”,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受到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的影响,没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主动深入生活,接近工农兵,处理好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关系造成的。

  林默涵也对胡风集团的舒芜的作品进行了批评。林默涵认为,随着主观论者的主观精神越“扩张”、越“燃烧”,他们却越脱离人民,越看不起群众,于是他们就在“个性自由”的口号下,公开喊出要“逃集体”(见《呼吸》创刊号舒芜的文章)了。

  这个时候,林默涵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就驳斥了他们这种观点。林默涵说:“这是一些破产的没落的贵族子弟,他们对于不能使他们过‘幸福日子’的现实是怀着不满的,但他们又浓厚地带着书香人家的自怜自爱的习气,他们总觉得‘我是这样美妙、别致、不可重复,然而,不让我照着自己的意志生活。’他们把自己幻想成英雄,而把群众看成落后、愚味、满身疮疤的东西(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于是,他们要‘逃集体’,‘宁愿去寻求孤独’了……”[166]

  我们看到,林默涵在文章中将这些自视高贵,把自己幻想为英雄,而将群众视为愚昧的文艺工作者称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并进一步指出他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是因为他们不能过上“幸福日子”的缘故。这样也就难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深入生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的最终解放而奋斗。虽然用语辛辣,却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以上所述,大体上就是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在香港期间同胡风等人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我们看到,争论仍然是集中在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论”、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哲学上就是如何处理好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问题,实质上还是立场问题、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关于这次争论,林默涵后来评论说:在光明与黑暗进行殊死搏斗、在新中国艰难诞生的前夜,迫切需要各种思想武器来帮助催生的时候,在进步文艺阵营内,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谈清楚一下,以便统一步调,加强战斗力,不能不说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些文章的出发点还是从“统一战线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加强团结”(邵荃麟),态度也是严肃的。[167]

  当香港的进步文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的时候,胡风集团的成员又有什么反应呢?

  《大众文艺丛刊》也向大陆发行,引起了上海、北平等地文艺界人士 的注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从主观论者所得到的答复,却是《泥土》和《歌唱》上一些无原则的诬蔑和谩骂”(邵荃麟)。[168]

  我们先看胡风集团成员路翎和绿原关于这次争论的回忆。

  路翎后来回忆说:“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乔冠华批评了胡风的主观精神与‘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的理论,胡绳批评了我的小说集《青春的祝福》。胡风在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回答了乔冠华的批评,我则写了一篇《略论文艺的几个问题》,在北京大学的《泥土》刊物上发表,回答胡绳的批评。我们不同意对我们的批评,认为批评者方面用的是唯心论。”[169]

  绿原说:“1948年秋天,胡风在上海出版了《论现实主义的路》,算是对于香港批判的正式回答,同时也是他解放以前评论工作的一个总结。关于这本书,人们只看见作者对于某些党员作家的不够恭敬,因此责备他‘政治态度有问题’,其中涉及现实主义本质的理论内容,却始终没有得到稍微认真的像样的对待。我在为胡风悲哀之余,总觉得这个现象关系到几十年来思想斗争的浅陋、褊狭和粗疏,预示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70]

  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针对当时香港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他们写了文章发表在《泥土》等刊物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进行了反批评。胡风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来反驳乔冠华,阐述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内容,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进行论战。就是在几十年后,他们仍然认为当时在香港的文艺家论战中用的是唯心论,没有认真对待胡风的观点,这就不禁让人生疑,这到底是他们认识上的局限,还是宗派主义仍然在作祟呢?

  当时胡风对来自香港的进步文艺家的批评又有什么反应呢?

  胡风后来在《简述收获》中谈到了这次争论,他说:“特别是解放前一个时期,被香港对我们的批评所刺激,在和我有思想联系的一些人办的几个小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尖锐的评论。绿原批评了藏克家的诗;上海的田汉和香港的人们提倡了马凡陀(袁水拍)的方向而蔑视绿原,因而陈亦门尖锐地批评了马凡陀(当时也不知道是党员);方然批评了陈白尘的《升官图》和陈敬容的诗(陈敬容的爱人党员蒋天佐在上海领导文艺);路翎还尖锐地批评了茅盾的《腐蚀》。还有方然、陈亦门、路翎等对于香港批评的反批评。其中,马凡陀山歌,《腐蚀》《升官图》,还被当时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夏衍、陆定一以及香港的人们看成国统区最富于政治性的优秀作品。这些,当然不能不引起香港党员们的严重注意,当作有计划的活动看,甚至连路翎剧本《云雀》中一个颓废的个人主义者知识分子为了向女人炫耀他有进步关系而说了一句‘郭沫若、田汉我都认识’,也引起了认为有意损伤他们威信的严重的怀疑。

  这些文章,除了路翎反驳香港的一篇,事先我都不知道,事后有的也没有看。对于他们的感情和看法,我以为事出有因,有模糊的同感(没有对照原作想过),但觉得在那样严峻的斗争时期,把感情浪费在这种浮面现象上没有意思,后来在《论现实主义的路》最后提出,应该沉到人民生活的深处去,不要做时代潮流上的一片落叶。”[171]

  从胡风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当时胡风集团成员与香港进步文艺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胡风自己当时对这种争论持消极态度,认为没有什么意思。从他认为这种争论损伤了香港文艺家的威信,被党员作家们当作有计划的行动来看,他还是没有弄清楚当时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就是在几十年后也是如此。至于他说的应该沉到人民生活的深处去,抽象地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前文的分析看,他讲的是到处都有生活,这显然与香港进步文艺家讲的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胡风还表示他除了路翎的一篇文章外,自己对这些文章并不知情,那么,胡风当时对这场争论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下面我们看胡风在这场争论期间的几封信件。

  首先我们看胡风在这个时候给绿原的信件。

  绿原后来回忆说,胡风在给他的书信中曾谈到这场争论,胡风说:“港论,是周期性的历史病,支持不了多久的”,又一次说到,“港方文,突然把历史拉回了十多年”。[172]

  看来,胡风对这次争论还有蛮自信的。他认为香港的文章是开历史的倒车,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我们再来看争论期间胡风给路翎的信件。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胡风从上海给路翎写信,信中说:“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由那些公子们一直联到姚、端木之流。主要对象就是这几个人。……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

  战争已经发动了,做得好,可以推进一步,否则只好丢开不管,做自己的事情。……”[173]

  信中的“全面攻来”,指当时在香港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作家邵荃麟等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和斗争。“那些公子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判胡风的几位作家。“姚、端木”,指作家姚雪垠、端木蕻良。“几个人”,指胡风及其集团中几个主要成员。

  看来,胡风很清楚当时争论双方的态势。他做了两手准备:争论中如果占了上风,就可以推进一步;如果处于下风,就退出争论,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说:“今天这一斗争,意义能够提得很高,对手又特别恶劣,……看情形,他们一面在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包括文字上的武断宣传)来抵抗、反攻,一方面尽力想逼我去‘谈谈’,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但由于我们处境的不利,就应该特别谨慎,不能轻敌的。……

  我们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

  现在的武器是想把我马上‘请走’,也是公子们底最后一着。现在是在逼与请的双攻之中了。”[174]

  “今天这一斗争”,指胡风集团反对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作家批评他们的文艺思想的斗争。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党考虑到上海等地环境恶劣,担心留在那里的朋友如郭沫若、茅盾及其他进步人士不安全,分别动员并安排他们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转赴解放区。其中也包括胡风,同时胡风到香港后还可以与他进一步面谈文艺思想问题。可是,胡风却认为这是党员作家“逼我去‘谈谈’”,“想把我马上‘请’走”,以“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175]

  在这封信中,胡风还对路翎说:“现在,有过锻炼而又诚实思考的人们对他们很反感,但无数投机家们坦(袒)护他们(大半暗地地),浮华的或天真的青年们还对他们多少有点迷惑。

  …… 我那篇,给‘中国作家’,但被龙兄刺过的一小棍子在此当权,怀恨在心,发动杨晦、陈白尘等破坏,不让刊出。还在暗斗中。”[176]

  “他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邵荃麟等人。“我那篇”,指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文,这篇文章是反驳香港的共产党作家对于他的批评的。“龙兄”,指阿垅。“一小棍子”,指叶以群。

  从信中看到,胡风还在给自己集团的成员鼓劲,他认为来自香港的文艺家们的势头还是很大的,自己集团的成员,遭到了香港进步文艺家们的阻挠,他自己作品的发表也遇到了重重阻力,双方“还在暗斗中”。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到,针对香港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论战,胡风在通信中与其集团成员就这场争论进行了讨论和谋划,但是他们却没有站在左翼文艺阵营的角度在平等的基础上去与对方讨论问题,而是对自己的观点固执己见,没有弄清楚双方的分歧在哪里,行文中还对香港的进步文艺家用了讽刺、挖苦和嘲弄的语言。虽然胡风说除路翎的一篇文章外,他没有看过其集团成员的其他争论文章,但是从争论的整个态势来看,我们不能不说这又一次显示出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色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次争论是在解放战争进入到关键时刻,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进步的文艺家避居香港,为了统一思想,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来推动新民主义革命的进程,解决左翼文化阵营内部文艺分歧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争论还是集中在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思想改造、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这是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二次批评,也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的批评。[177]

  (5)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争论。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了第三次争论。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在香港的进步文艺家陆续离开香港回京。胡风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胜利会师的盛会。它是在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历史性会议。它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坚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艺方向、密切同劳动人民结合、熟悉新的群众、表现新的生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任务。[178]

  在这次继往开来的大会上,为了给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增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推动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避免内部无谓的纷争和冲突,就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存在的分歧和争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作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新时期文艺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尽管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党倡导的文艺思想有重大不同,过去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曾经进行过两次争论,胡风集团还在争论中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但是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仍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在开导、教育、批评胡风的同时,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后,让他参加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担任相应的职务,就是希望他端正思想,纠正错误,回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

  胡风集团的部分成员也参加了大会。鲁藜作为平津的代表,绿原作为华中的代表,雪苇作为华东的代表,彭燕郊、吕荧作为南方第一团的代表,路翎、梅林作为南方第二团的代表参加了大会。[179]

  胡风自从三月份当选为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委之后,又和茅盾、厂民(严辰)被选为创刊的《文艺报》三位编委。他还被列入第一次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大会期间,他任诗歌组委员兼负责人。

  关于《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安排,胡风产生了抵触情绪,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以文艺上的领导同志对他并不信任,在任命他为编委之前没有先找他谈一谈,在政策和关系上给他以帮助和支持,因而以他的性格和看法,是无法主持一个领导性的理论刊物为由,辞去了这个工作。

  胡风拒绝担任《文艺报》的编委,成为和周扬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新冲突。随后,在起草大会报告上,胡风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消极情绪,退出了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

  在三月召开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被选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有的和胡风交过锋,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批判胡风的主要人物。胡风觉得无法和他们坐在一起进行工作,因而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180]

  关于胡风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这件事,当时担任第一次文代会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的康濯在一九八九年对这件事有一个比较详细地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1949年春天筹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我是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国统区报告由茅盾同志作,并成立了个起草小组,胡风是成员之一。然而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我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我莫名其妙,根据党的指示几次去北京饭店他的住处拜访,请他一定继续参加。有一次还碰见党的老一代文艺家、胡风的老友冯乃超同志也去动员胡风参加报告起草的讨论,但他始终不同意。不过冯乃超同志在场时我总算搞清楚了胡风一怒而坚决拒绝再与会的理由所在,是由于第一次会上茅盾同志发言中讲过一句,说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同志还在香港而没到北京,不然这个报告的起草当会更顺利一些这样的话。这个话我记得,但却不懂,冯乃超同志向我解释,说因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评过胡风,所以胡风一听茅公提到此话,就以为是指如果邵、林来了,报告中就能更顺利地批评他胡风了。后来我曾委婉地向茅公转述胡风的意见和顾虑,茅公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主要是说邵、林对国统区桂林和重庆时代的文艺情况还熟悉,并说只要胡风来参加起草小组会,他可解释说明。然而胡风的态度始终不变。这不能不使我感到他确有点长期形成的宗派情绪。于是我只好表示,他即使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以后报告稿出来我一定送他审阅。但由于定稿出来时已是大会开幕的头一天,匆匆交印刷厂印出后已是大会开幕之后了,因此起草小组成员都没有来得及再看。而胡风终于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在1954年《三十万言上书》中并以之作为党排斥他的事例之一顺便提到,可见成见之深—这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了。”[181]

  从康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胡风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后,党组织几次派康濯到胡风住地北京饭店去拜访,说服他参加文件起草工作。冯乃超也受党组织委托去做动员胡风的工作。当康濯将胡风的意见告诉茅盾时,茅盾马上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并表示只要胡风参加文件起草小组会,他可以解释说明。可是我们看到胡风的态度却自始至终没有变化,拒绝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胡风的尊重,以便于缓和矛盾,争取胡风,康濯才不得不说即使胡风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在报告稿出来后一定送他审阅。后来因故没有将报告稿送他审阅,胡风在《三十万言上书》中作为文艺界领导人排斥他的证据上告中央。这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这到底是文艺界领导人排斥胡风呢,还是胡风的宗派主义在作祟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不仅让胡风集团的部分成员参加了大会,还让胡风担任筹委,又让他参加了文件起草委员会,使他成为《文艺报》的三位编委之一,这显然是在争取胡风,团结胡风,以便于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共同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但是胡风却以难以得到文艺界领导人的信任,难以与批评过他的文艺家相处为由,先是辞去了《文艺报》编委的职务,而后又拒不参加文件起草小组会,闹起了情绪,耍起了态度,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

  前面我们分析了胡风的宗派主义,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文代会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我们知道,这次文代会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就是要总结左翼文艺阵营过去的经验教训,谋划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取得一致意见,将文艺家的创作统一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来。过去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出现的争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因而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对过去进行的文艺争论做出结论。这对于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是必要的。

  五月七日,胡风给远在南方的朋友方然、冀汸、朱谷怀、罗洛等人写信,信中说:“我到此四个多月,身心愉快之至。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是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多到实际里去接触。

  将近半年了,不知道情形如何,念久。前些时有信给嗣兴,不知道他和守梅如何。我意,解放后你们应尽快参加实际工作,不应浮在文化圈子里面。刊物之类,即令能办,也只应附带地去做,暂时没有束缚自己的必要。这时代有着火热的内容,只有到实际工作去才能体验得到。……”[182]

  虽然胡风在信件中表示他到北平后,身心是愉快的,希望自己和集团的成员投身到实际工作中去,还说这个时代有着火热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的这种主张与进步文艺家讲的深入生活,到工农兵中去,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在下文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这里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对文代会“毫无兴趣”,这表明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而且对于文代会解决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争论,态度是消极的。

  尽管这样,解决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争论,还是在茅盾所作的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当时让胡风参加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是为了在会议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促进胡风思想的转变,以便在对过去国统区文艺发展的总结上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胡风没有参加报告的起草工作,但是处于团结胡风的需要,报告还是在不点名的情况下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重要讲话,茅盾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作了介绍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茅盾报告的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指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他说:

  1944年左右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小资产阶级受不了现实生活的煎熬,就在一方面表现消极抵抗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种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这种文艺理论虽然极力抨击前一种消极低沉的倾向,然而,对于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只有片面地抽象地要求加强“主观”。

  于是关于文艺上的“主观”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

  问题的实质是:文艺作家当然不能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文艺创作上之所以形成种种偏向,究竟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们态度太客观了呢,还是太多地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上面?如果事实上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思想与情调成为障碍我们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的根本因素,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不应该是向作家要求“更多”的主观。这不是主观的强或弱的问题,更不是什么主观热情的衰退或奋发的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能否向作家提出立场问题来呢?无疑问,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在那样的环境下,进步的作家在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精神下,学习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而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是可能的;并且在一定程度内与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向人民学习,使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成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也是可能的。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斗争,而把这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因此,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的讨论,继续展开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

  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从国统区这若干年来的文艺思想理论斗争中,也和在创作实践中一样,是只能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可能得到其他结论的。[183]

  从茅盾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着重批驳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论”和“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的观点。

  报告认为这种文艺理论产生的背景,是由于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造成的。这在文艺上既表现出消极抵抗的情绪,又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而后一种倾向特别表现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虽然从表现上看,这种文艺理论极力抨击前一种消极低沉的倾向,呈现出“势不两立”的态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属性造成的。这就不是主观热情的衰退或奋发的问题,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无产阶级立场上,是从思想和生活上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场问题。

  从革命文艺发展规律的要求出发,即使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也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深入群众,到革命斗争的实践生活中去。因为这是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因而对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同样也应该提出立场问题。当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在国统区进步作家的创作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作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深入生活去进行创作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风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胡风等人认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就天然有革命的立场,认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又不进行集体主义的自觉斗争,而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斗争,将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这就是否定了作家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要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主张。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争论实际上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所致,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次争论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还是围绕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进行的,其核心仍然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胡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是从他拒绝《文艺报》编委的职务,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就不仅显示出他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而且还表明了他对批评其文艺思想的不满,这在客观上也就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仍然抱着顽固的态度。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在文代会上虽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但是胡风并没有接受批评,也没有改变他在文艺思想上的态度。

  这是第三次、也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184]这就成为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争论。

  (6)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四次争论。

  前面我们研究了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三次争论,这三次争论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却断断续续,持续的时间较长,历经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文艺整风,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春才告结束。下面我们来研究第四次争论。

  其实,尽管出现了前三次的争论,但是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并没有抛弃胡风,仍然在关心着他的工作安排,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这个问题着手。

  ①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仍然关心着胡风的工作安排情况。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胡风拒绝了《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并且负气退出了一次文代会文件起草小组,尽管这样,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却没有将胡风拒之于门外,仍然在关心着他的工作安排情况。

  开国大典后,胡风写信给周恩来,希望面谈一次。周恩来虽然没有与他见面,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来找他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忆道:

  胡乔木同志找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三十万言书》)

  胡风向胡乔木说,文艺界一些负责人对文艺问题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被否定、被贬低了。“五四”文学被说成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说成小资产阶级的。因而他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胡乔木当场否认了胡风这一说法。

  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胡乔木在和胡风见面时说,组织问题可以考虑。胡风后来又这样记叙:“但他并不‘奉劝’我。由于进解放区以后一连串的情况,由于他所说的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由于丁玲同志所说的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拒绝的意思。况且本来在我自己的感情上,对于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品质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要求,我是相差得很远的。但同时也模糊地觉得大概是要我先经过一段考验的过程。”[185]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看到,胡乔木在与胡风谈话时,既肯定了胡风对党的事业追求的进步性,又点明了他在认识和看法上与共产党存在着重大不同,还委婉地指出了胡风和党员作家在相处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引起胡风的注意,他还特意提醒胡风这不是一般人的意见。在对文艺界的看法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分歧。从胡风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虽然胡乔木的话给了他很大鼓励,但是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

  至于胡风的党员组织关系问题,在胡风提出这个问题后,胡乔木表示可以考虑,并没有拒绝,这当然不是胡乔木个人的意见。这说明党组织对胡风还是抱着争取和欢迎态度的。但是鉴于胡风与共产党在文艺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分歧和所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作风,因而胡乔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谨慎,这却使胡风认为是拒绝的意思,并且说自己与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差距很远的,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撂下了。这是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严格的纪律,在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没有解决之前,党员关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其实,胡风在负气辞去了《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后,他也不甘寂寞,在想方设法打探着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对自己工作的安排情况。

  一九五○年四月在与何其芳论战的同时,身在上海的胡风仍然惦挂着北京对自己工作的安排。十九日他写信给在北京工作的谢韬,希望通过他打听到一点关于自己工作的消息。

  信中写道:“亚兄走了没有?如未走,而且他还关心,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意思,请他向该公提及我的事情,看反应如何,我总觉得,该公会长期搁下去的。如果证实了,我好作长期打算。我以为,如该公如此,非长期作名山事业不可的。”

  信发出后,胡风后来得知有高层领导人透出风:胡风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

  胡风仍然不作检查。在《文艺报》上受到批评的路翎和冀汸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中,也同样没有检讨。而是将批评引发的怨气埋在心中,等待着发泄的机会。[186]

  看来,胡风在打探自己工作的过程中,获悉要他检查自己文艺思想的劝告后,非常不满。他不仅没有检查,心中还愤愤不平,等待着发泄的机会。

  这个时候出现的另一个事件引起了胡风的注意。

  胡风的朋友贾植芳的哥哥贾芝,不仅在延安领导过革命文艺工作,又是革命元老李大钊的女婿,他深知弟弟贾植芳与胡风的关系,为今后弟弟的处境担忧。一九五○年,贾芝已经从胡风诗中的情绪,以及接踵而至的批评,感觉到胡风与这个时代的要求有着一段距离。随后不久,一次传达上面关于让胡风检查文艺思想的指示的会议,因为贾芝和贾植芳之间的兄弟关系,没有让贾芝参加。这样,贾芝的忧虑更重了。

  贾芝给在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弟弟写信,暗示他与胡风的关系应当注意。

  接到哥哥的信,贾植芳将信中的意思告诉了胡风。胡风当即回信,索要贾芝的信参考,并分析贾芝是受了上面的指示而写的。—这当然是胡风的一种猜测。

  信中说:“令兄的信,显然是奉命写的。这说明了:那些人虚得很,不安得很,所以想用这办法先打点底子。守梅底事,使他们生涨幻想。不过,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

  你回答得好。要这样对付那种无耻的招降手段。再来信,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一个斗争底前哨,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那封信,希望给我看看,千万。可以研究东西来的。”

  贾植芳听从胡风的意见,很快将贾芝的信寄给了胡风。[187]

  从贾植芳将贾芝告诫他注意与胡风的关系及将这封信寄给胡风来看,他与胡风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分析后认为,贾植芳在这样做以前是不会告诉贾芝的。从他未经贾芝同意就将贾芝基于兄弟情义告诫他的话及相关信件透露或交给胡风来看,他不仅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辜负了兄长的良苦用心,而且还进一步表明他与胡风的关系是远胜于兄弟情谊的。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胡风信中提到的“那些人”,是指批评过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进步文艺家。守梅就是阿垅。因为阿垅被点名批评,还写出了书面检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才说批评过阿垅的进步文艺家“生涨幻想”。从胡风说的“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话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并没有接受批评,他们是要伺机反击的,也就是胡风说的“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话。

  从信中还可以看到,胡风认为贾芝的这封信是奉命写的,是要将他集团里的成员拉过去,他将这视为“无耻的招降手段”。从这种判断出发,胡风采取了防范措施,他要贾植芳将信寄来,以便能够从中发现点什么,同时还叮嘱贾植芳如果再收到来信的话,就采取一种不知所云的态度。

  尽管如此,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并没有抛弃胡风,还在想法设法地做胡风的工作,希望他摒弃前嫌,纠正自己错误的文艺思想,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一九五○年九月,应《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再度进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陆续写出了一批报告文学。

  几个月后,一九五一年一月,胡乔木约见胡风,谈到了胡风的工作安排。胡风后来记叙道:

  “一,他说我不該把别人都看做异端,二,党对于一切同志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因为他们都战斗了过来,现在也都在战斗着,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从来不是这种性质的看法;实际情况又恰恰相反,从香港批评,特别是从文代会以后,只有我和所谓的‘小集团’是被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的。但想到了他当然是根据一方面的材料,不能也没有必要马上解释,我只就话剧运动和电影工作的关系说了一些看法。

  其次,他向我提出了三个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负责,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要我决定一个,并用书面答复,而且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和我一直以为同志们要全面研究一下文艺工作情况的估计相反,是要解决我个人的工作问题了。当时我一方面感到了失望,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另一方面觉得,对我说,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但从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了解一些《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的情况后,我发现了:一)我抓不着工作实际情况的基本内容;二)不研究一下文艺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不能在现实基础上安排好的,在工作人员条件上也得不到共同理解和保证;三)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的感情也似乎没有从整个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基础上去看具体问题,在具体问题上求得一些改革的意思。”(《三十万言书》)

  胡风书面回答了胡乔木,大致意思是:“从接受工作的角度上对这三个工作说了一点看法,实际上是希望能面谈一下,把我的具体意见提供他参考,如果同志们能就全面情况研究一下,当然最好,否则,无论做哪一个工作,也想领导上说明看法和企图,我也把意见先说清楚。最后申明了愿意听从分配。这里面也还含有从我估计的困难情况复活了的消极情绪。”(《三十万言书》)

  胡乔木没有安排胡风,工作安排遂成泡影。

  不久,胡风便听到传闻:胡风拒绝了组织安排的三项工作。[188]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对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胡乔木又代表党组织找胡风谈话,对工作安排问题向他征求意见,这表明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对胡风是重视的,也是关心的。虽然胡乔木对胡风提出了批评,但是仍然在做胡风思想转化的工作。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胡乔木的批评表示不满。他认为从香港批评以来,特别是从一届文代会以后,只有他及其集团成员是被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的,他们才是“受害者”。

  至于胡风叙述的胡乔木对他说“如果他(指胡乔木—引者注)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话,就颇为令人费解。如果不是胡风转述有误的话,就是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为便于胡风接受而采取的策略性说法。这是因为胡乔木作为主管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人,他对于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和胡风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是非常熟悉的,从负责党的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人的身份讲,他是不应该说出这些有失原则的话的。

  在工作问题上,虽然胡风表示听从分配,却也显示出自己的消极情绪。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胡乔木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后,胡风还是“感到了失望”,“以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为由,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对他的工作安排。

  为什么说这是胡风委婉地拒绝了对他的工作安排呢?

  这是因为从胡风提出的理由中可以看到,如果不对他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问题作出结论,他是无法胜任这些工作的。这表明胡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艺思想,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虽然客观上说起来,他主张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以后,才能进行工作,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他仍然坚守自己的文艺思想,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而胡风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出现了激烈争论,他的文艺思想从主体上来说又恰恰是错误的,他及其集团成员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的背景下,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有利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有利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胡风表示如果弄不清这些问题,就难以进行工作,这实际上就是拒绝了工作。因而说他拒绝工作也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的情况下,也是不适宜于继续担任这些工作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进步文艺家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三次争论的情况下,党组织及文艺界领导人并没有放弃胡风,仍然在关心着胡风,为他的工作提出安排,着力做好他的思想转化工作,使他逐渐纠正其错误的文艺思想,改变宗派主义作风,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同时,胡风也是想进行工作的,这从他托人打听他的工作安排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由于胡风拒绝对其文艺思想和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作出反省和改正,因而工作问题才又化为泡影。

  ②  新中国成立后,在胡风文艺思想的认识上又引发了争论,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日益显现。

  新中国成立后,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首先在何其芳与胡风之间文艺论著上的注释里表现出来。

  当时既要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严肃的批评,同时又要团结胡风,争取他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何其芳一九四九年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的序中,才没有在正文里点出胡风的名字,而是采用注文点出的方法。在序里,共有十条或长或短的注文涉及到胡风。在正文里,何其芳将胡风的强烈“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他说:“等到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从此以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胡风应战了。他采取了与何其芳同样的办法,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在论文集《为了明天》后面写了长篇“校后附记”,并且也是在注文中点出何其芳的名字,注文长达数千字。在谈到当年发表《论主观》的动机时,胡风说“实际上我也踌躇得很,但最后还是决定发表了”,申辩自己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而是如同当年的“编后记”中所写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以配合国统区文化界对延安整风运动文件的学习。[189]

  从中我们看到,何其芳处于团结胡风的考虑,才没有在正文而只是在注文中指出了胡风的名字。而胡风则是针锋相对,睚眦必报,效法何其芳的方式,不仅在注释中点出了何其芳的名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写了长达几千字的注文。

  这里关键的是胡风文艺思想正确与否的问题。从前文的争论中我们知道,胡风文艺思想在立场、观点和态度等问题上背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倡导的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因而何其芳才在著作中将胡风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并说他从实质上抗拒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胡风的这种态度不仅在他宣扬的“主观战斗精神上”,而且还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上表现了出来。

  胡风在论战中说他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踌躇得很”,自己“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到底是不是符合事实呢?

  舒芜后来的回忆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发表《论主观》和《论中庸》的时候,当时在胡风集团成员之间是存在“共识的”,后来胡风自己不承认这个事实,说《论主观》的发表是他偶然一时“失察”,别的朋友也多不承认当时的“共识”。所以事情很难说清楚。[190]

  我们并不否认对于舒芜的《论主观》当时在胡风集团内部有不同认识,但是在主旨问题上他们之间是没有根本性区别的,这是因为舒芜的文章恰恰是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说明,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舒芜的说法还是有说服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在有意掩盖自己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观点。

  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胡风与何其芳之间,而且还在对胡风集团成员阿垅文章的批评上表现了出来。

  一九五○年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以半版的篇幅,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陈涌的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陈涌在文中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文艺学习》第一期上的论文,认为阿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错误的解释。”

  陈涌批评阿垅在文中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讲话精神,却用“十分直率的态度宣布了自己的纯粹唯心论的观点,这就是‘艺术即政治’”。

  陈涌最后指出:“总的一句话说来,阿垅这篇名为《论倾向性》的论文,形式上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公式主义,但事实上,却是也同时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它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

  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又发表批评阿垅的文章。署名史笃(即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主要指阿垅以“张怀瑞”笔名发表在上海《起点》第二期上的《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一文,歪曲马克思的原话,借以推销自己错误的论点。

  文章指出,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创作方法服从于世界观。自然,政治并不就等于文艺,世界观并不就等于创作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人民的文艺必须服从人民的政治,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因而现在我们就要逐步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却不是把现实主义和世界观对立,把现实主义描写成可以离开世界观而独往独来的超阶级的法宝,把世界观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实际否定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取消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今天中国的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角,但是他们在文艺上没有得到与他们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反映,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面向新的人民,面向正面人物,去表现新中国的新的人物。

  在陈涌和史笃的批评下,阿垅对自己的两篇文章进行了检讨。三月二十一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写去一封检讨信。在信中,阿垅检讨说:“《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在以下检讨中阿垅主要是从引文和对引文理解上的错误来解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

  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的信,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语中说:“……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

  《文艺报》在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八期上,发表短论《我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作者陈森批评阿垅的这份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的一例”,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仅仅肯定了阿垅勇于承认错误的好的一方面,而未能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也是不够妥善的。[19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垅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但是他却没有从文艺思想上来深刻检讨自己,而主要是从引文和对引文的理解上来解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如果我们再与他后来写出长文进行的答辩以及与袁水拍进行的争论联系起来进行考虑,我们就不能不对他在检讨中表现出的态度表示怀疑了。

  尽管这样,作为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仍然对阿垅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并且还衷心希望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文艺思想上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阿垅的这种自我批评却引起了进步文艺家的不满。陈森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不仅对阿垅的检讨提出了批评,而且还对《人民日报》编者按未能指出阿垅检讨的局限性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这说明在当时进步文艺界对阿垅检讨的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

  陈森对阿垅检讨提出的批评意见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从政治上着眼,为了团结和争取阿垅,以便于他从胡风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而在编者按中只是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而没有对他的检讨提出批评性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随后《人民日报》编者袁水拍与胡风、阿垅的争论就表明《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立场是坚定的,这就进一步说明当时之所以没有在编者按中指出阿垅检讨中存在的问题,多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

  为了推动文艺的健康发展,党中央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个氛围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对于受到的批评又一次表现出宗派主义的态度。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于是,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潮。《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率先响应,各自发表编辑部的自我检讨,批评自己办刊上的方针、工作错误。随后,《长江文艺》、《湖北文艺》、《说说唱唱》、《文艺学习》、《人民美术》、《人民戏剧》、《河北文艺》等全国各地期刊,纷纷刊文自我检讨。

  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顿时成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仅以《文艺报》一年间的批评统计,从一九五○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先后发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作者)。

  在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之后,《文艺报》很快设立了专栏:批评与检讨。一年间比较重要的批评和自我检讨有:邓友梅批评《说说唱唱》上发表的《金锁》,赵树理代表编辑部检讨两次;陆希诒批评林庚、藏克家、徐迟、波泳等人的诗,以及批评范泉的《创作论》;江华、刘金、达之批评《春节》、《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作者朱定检讨;立云、启详、魏巍批评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王亚平发表自我批评;段星灿批评沙鸥的诗《驴大夫》,沙鸥检讨;企霞批评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方联、苏凡批评《不拿枪的敌人》,作者胡丹佛检讨;李赐批评《天安门四重奏》,作者卞之琳检讨;……。[192]

  由此看来,在报纸刊物上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非是具体针对着那一个人,当时不少在文艺界有影响的人物参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批评了别人的作品,也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对自己及作品的批评。在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表现又如何呢?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批评高潮到来之前,除了阿垅被批评以外,胡风的新作也于一九五○年初受到了批评。随后,《文艺报》刊文批评路翎的《女工赵梅英》,批评阿垅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批评冀汸的《春天来了》。

  对于自己的新作《时间开始了》,胡风寄予了热望和激情,他深知,这诗贯穿着对时代的颂歌。自然,他也预料到诗歌发表后,必然会招致新的批评。

  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的胡风给武汉的绿原写信:

  “十三日信,昨天收到了。‘第一’发表后(指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下文的‘第二’,指该诗第二乐章,‘第四’照此类推。—引者注),惊住了一切人。听说藏诗人碧小说家(即藏克家、碧野—引者注)都叫了好的。但宠儿们,有些是装作没有看到的尴尬神气。那也好。‘第二’,除接近的人以外,这里听不到意见。在天津,是烧起了的。但你不要过于乐观,昨天就有一个小巨公就于肯定之余,说我在这里面下了‘人面的动物’的决断,是精神上的贵族的革命者云。对于这一类,我早料到了的。在‘第四’中有猛烈的射击。你们那里如何?

  我约一天后去上海,就写信,还能够收到的。”

  胡风的预料果然为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艺报》、《大众诗歌》等报刊,先后发表了沙鸥、黄药眠等人批评胡风诗作的文章。

  三月,批评阿垅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报》于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二卷五期上,发表了批评路翎的文章《评〈女工赵梅英〉》(张明东)。在此同时,周扬约见了路翎。

  在北京的路翎将消息告诉已回上海家中的胡风。胡风五月三十一日回信说:

  “我觉得,关于那篇小评(即张明东的文章—引者注),有人谈到时,应表示正面的意见,甚至不妨以嘻笑的态度否定它,以试攻来,以试攻去。以这否定来表示对冬、财的保证。

  见面事,看情形考虑一下。主要的,要得到对剧本的包围可以多少松一点。一要看情形,二要先告廖,(即时任中国青年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引者注)看他的表情,三要时间愈短愈好,给它一个闪烁的东西,不谈文,谈些工厂之类。问到梅事(即阿垅受批评事—引者注),似应避开,例如没有细看,觉得问题很多云云。要提到那小评,给以强的暗示。……但如情形已大致定了,那就暂时无必要罢,可以考虑一下。”[193]

  由此我们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阿垅、路翎、冀汸等人的作品都在这次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被触及,胡风对待批评冷嘲热讽,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他称批评者为“宠儿们”、“小巨公”,还表示将在《时间开始了》的第四乐章中要进行“猛烈的射击”。期间,周扬曾经约见路翎,随后路翎将周扬约见的事迅即告诉了胡风,胡风在信中还为路翎今后的行动出谋划策,告诉他应该怎么办。

  据有些资料显示,路翎虽然创作了不少剧本,胡风也为路翎剧本能够得以演出作了不少谋划和推介工作,但是却没有能够取得意料中的效果,胡风胸中郁积着怨气。[194]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及其成员被批评后,胡风没有去深思他自己的文艺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体现其文艺思想的路翎的剧本没有能够得以演出的原因是什么,也没有从作者的立场、观点、态度、创作方向上去思考问题,而是一味地认为这是文艺界领导人及进步文艺家对他的歧视所致,这样也就难以避免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表现出的宗派主义作风了。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阿垅写的检讨尽管并不深刻,但处于争取阿垅的考虑,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就是这样的检讨,阿垅后来也感到了反悔。当他看到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受到批评的时候,就在一九五○年五月之后,写出长文予以答辩。袁水拍后来在批驳胡风就此事对他的指责时,详细谈到阿垅答辩文章引起的小小风波:

  “阿垅先生当时虽则写了自我批评的信,但对他的严重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没有自我批评的。即令如此,《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欢迎他的写信的精神,……周扬同志和我都诚恳地当面和书面请他就论点进行检查。报刊的读者也这样要求他,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可是阿垅先生在当时是怎样来对待党报和人民的期望和自己的诺言的呢?他不承认也不愿意纠正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反而写了两万几千字的包括了大量繁琐的引证、离开了中心问题并违反了他写那封自我批评信的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的反驳陈、史的两篇文章,寄给周扬同志。周扬同志给阿垅先生写了复信,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向他提了意见,退回了他的稿子,这是1950年6月,到8月,他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又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同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我们认为,即令为了进行正反两面意见的争论,我们也不能为了他而刊登这样长的文章,何况他的反驳性质的稿子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在群众面前的公开检讨。我们把稿子寄回给他,希望他至少要写得平易些、精炼些。”

  袁水拍说,阿拢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十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的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袁水拍才没有再将阿垅的两篇文章退回去,搁在了《人民日报》文艺组,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底。[195]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人民日报》编辑部认为阿垅在检讨中没有对他文艺思想上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但是对他写信的精神还是欢迎的。不仅刊登了他的检讨,还对他今后的检讨提出了建议,报刊读者也有这样的要求,阿垅当时也同意这样做。可是随后阿垅又改变了态度,不仅不对他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检讨,还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长文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他将这两篇反批评的答辩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刊登,并不得改动。当周扬和袁水拍对阿垅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后,阿垅不仅不听,而且还意气用事,反其意而行之,屡次三番地将文章寄到报社,一次比一次扩充文章,要《人民日报》“非登不可”。在这种情况下,阿垅的文章才留在了《人民日报》文艺组。

  不过,袁水拍后来还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将阿垅的文章退还给了他,为此还写了致歉信。信中说:“关于你的两篇稿子没有登出的原因,过去已谈过。你一再把稿子寄来,不作任何改动,不理会编辑部的建议,实在使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你又不愿接受我们的退稿,因此这两个稿子只得放在这里。在文联、作协最近召开的会上,这件事又提起了。我已向大家承认把稿子放在这里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把你的两个稿子退上,请收。稿上写了几个红墨水字。弄脏了原稿,向你致歉!”[196]

  由此我们看到,阿垅的答辩文章没有能够刊登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仅没有在文章中对自己错误的文艺观点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还置周扬、袁水拍对文章提出修改的建议于不顾,仍然在文章中为自己进行辩解,又不断扩充文章的内容造成的。至于阿垅的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是由于阿垅置周扬、袁水拍的建议于不顾,三番五次地将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还声明“不得改动”、“非登不可”造成的。虽然后来袁水拍在将阿垅的文章退给他的时候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我们看到不论是阿垅的文章没有能够刊登,还是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都不是周扬、袁水拍的责任,而是由于阿垅对待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固执己见造成的。

  可是,就是这样是非明白的一件事,胡风却耿耿于怀。他在上海关注着这一切。他认为拿阿垅开刀只是表面现象,那背后的真正目标是他本人。《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的第一个反应,便认定这是担任文艺组负责人的袁水拍在起作用。他不会忘记,当年在国统区,阿垅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袁水拍以笔名“马凡陀”写的一些诗,而史笃(蒋天佐),过去也在语言问题上与阿垅发生过争论。现在,由他们配合攻击阿垅,倒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但那背后一定另有他人,那就是周扬。胡风听到周扬报告的传闻也证明这一点。[197]

  一九五四年胡风将此事作为周扬、袁水拍迫害阿垅的证据写进了《三十万言书》,上告中央。他着重谈了阿垅受批评后的困境:“后来,周扬和袁水拍同志要阿垅就论点写文章,阿垅写了两篇,送给……袁水拍同志。大概经过了一些讨论罢,但过了四年一直没有处理,没有消息,这使他陷在极端困难的处境里面,而且还不断地受到打击。那打击之一是对于他十年间所写的六十多万字的《诗与现实》的毁灭性的批评。一出版,《光明日报》‘读书与出版’发表了《完全是浪费》的几百字的批评,书就不能卖了,后来《文艺报》又加上一篇,今年《文艺月刊》又加上了一篇。三篇批评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绝对不提一句那里面对于朱光潜等的斗争,这些斗争完全被抹煞了,一是都谴责了阿垅在那里面批评了马凡陀即袁水拍同志的诗。每一篇批评都要使阿垅的处境变得更坏下去,他又知道决不会让他答复的……”[198]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阿垅在与朱光潜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积极意义就否定对阿垅文艺观点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胡风显然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他还避开了周扬、袁水拍没有发表阿垅文章以及文章为什么一直留在《人民日报》文艺组的真实原因,而只是片面强调阿垅所遇到的“困难的处境”,认为这是由于周扬、袁水拍的压制造成的。这样就将一个严肃的文艺批评问题,曲解为由于阿垅过去批评过袁水拍的诗,袁水拍才借机报复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是错误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胡风和阿垅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文艺思想,而且还呈现出宗派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候的胡风,面对文艺界的批评,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他的宗派主义态度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阿垅被批评,同时又听到有关周扬报告的传闻之后,胡风于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给武汉的绿原写了一信:

  “我是一个‘难为水’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太老了,有些人,换装也还是照老习惯,一眼就看得出他们还是把西装上衣当马褂穿。二四八月乱穿衣,看着他们展览奇装异服罢。用不着邹诗人操心,谁也看得出来的。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但我看,第一炮之后,问题已经不完全在周老板,看看董事会作何估计罢,他是非看董事会的脸色不可的。但当然,还得看看对手,还得看看群众反映。但董事会无内行专家,又要自己人不丢脸,又不明实况;群众反映不出来;对手呢,已装死躺下了。不过,我看他们自己怕也觉得弦上之箭发得太快,太猛,过早地暴露了阵地,有点不容易搞罢。这些时,就在积极方面提拔什么,消极方面骂骂鸡,表示他们不是专做这个方面的箭手,也分散分散群众的注意,也可以说,梅兄启事是救了他们一手的。”

  一九五五年《人民日报》将此信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发表时,加注说明,信中前面有“邹诗人”一句,指邹狄帆曾写信给绿原,叫他劝胡风检讨;“第一炮”,即指阿垅遇到的两次挨批,“周老板”指周扬;“董事会”,指中共中央;“梅兄启事”,指(阿垅)发表的自我检讨。[199]

  我们看到,胡风在信中用了隐晦的语言,对当时论战的情况及设想进行了描述。他认为阿垅检查的发表,是救了对方,不然的话,由于没有“内行专家”,是要下不了台的。这个时候的胡风,似乎已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了。他抬高自己,贬低党中央及进步文艺家,对邹狄帆让绿原劝自己检讨的事非但无动于衷,反而认为是对方示弱的表现。由此看来,胡风在这个时候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

  其实,这个时候的胡风集团已经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注意。据当时在武汉《长江日报》社工作的胡风集团成员绿原后来回忆说:“记得1950年阿垅被批判期间,报社一位与我颇有私谊的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我们进城以前,就知道你是胡风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胡风派’这个名词,虽然还没有充分理解它在政治上具有的严重意义,却也开始意识到我在1949年以前热烈欢呼新社会的时候,就已经被文艺领导划入了另册。”[200]

  绿原在回忆中对“已经被文艺领导划入了另册”颇为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不过从文艺界的几次争论看,在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方面,到底存在不存在胡风派呢?

  在批判《武训传》期间,胡风集团的若干人士参加了批判。虽然没有看到胡风的文字,但是其集团成员耿庸、罗洛、张禹等人参加了批判。这种批判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也呈现出宗派主义色彩。

  自《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后,上海各报展开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但耿庸他们认为,夏衍等仍然控制着上海的局势,在竭力把批判对象转移,以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他们却正是要借这场批判,给夏衍施加压力。

  《解放日报》五月二十七日发表虞孙的文章《“我错了”和“你错了”》,认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个别的人所犯的错误的问题,反对对犯了错误的戟指而攻之。之后,《文汇报》、《大众电影》等都发表一些强调不必追究个人责任的文章。

  耿庸认为这是和稀泥,是在为夏衍等有关领导人员开脱。他于六月四日在《文汇报·文学界》上发表《论诚实和负责》一文。

  “文学界”是《文汇报》此时每日出版的附刊《社会大学》里的一个副刊,每周一期,由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编辑则是后来也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梅林。同一天的“文学界”,除了耿庸的文章还发表了罗洛的文章《从“黄马褂”谈起》,也是批判《武训传》的。六月十一日的“文学界”上,又发表了张禹的《一点杂想—和武训有关的》。

  耿庸在文章中指出,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上海并不是没有人感觉到《武训传》的错误,但是却被评论界、领导者们阻止了。“负责同志的郑重推荐等等,还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从而,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

  耿庸反对“人人有责”的观点,而认为那些强调每个人都需联系自己思想的人,是想转移批判的中心。他说:“无疑,指出那种没有捧《武训传》不等于思想水平比别人高,是正当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强调看了《武训传》,‘难道就不歌颂与赞扬武训么’和没有看《武训传》只是侥幸错误,却不是对检讨和《武训传》的错误这一工作的集中,而是对检讨工作的离间;不是在于追寻颂扬武训和《武训传》思想混乱的症结的所在,而是在于涣散这个追寻的工作精神,在于造成人人(无论看了《武训传》与否的全体)都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或至少是思想有问题的嫌疑的印象。显然,这加强了思想混乱,这只是帮助了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中存在着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获得了分摊的安慰,亦即是,耽误了对待《武训传》所必需的严肃认真的思想论争的全力进行罢了。”

  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公开检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对夏衍的公开检讨,张禹等人并不满意,认为夏衍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张禹于九月九日写出长文《读夏衍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寄给《文艺报》。在文章中,张禹披露了一件事实:耿庸的文章发表以后,上海文化局极为不满,并且以行政机关名义出面,由文化局艺术处于六月二十五日发出通知,召集全市文艺报刊编者座谈会,同时邀请有关文章作者参加,要耿庸“报告写作动机与今天的看法”。通知发出后,又发“暂不举行”的通知,座谈会遂未举行。张禹认为,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是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反的。

  《文艺报》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并在前面加了编者按。按语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现象的批评,但又不赞同张禹、耿庸等人的观点。按语说:

  但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则应着重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不能单靠文章所要求的用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来解决。正因为这样,上海文艺界才需要更好地展开思想斗争,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错误的文艺思想,建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上海文艺工作才能正确地前进。

  还应该指出,思想改造,是对于多数文艺工作者都迫切需要的。因此,如果有人用“人人有责”的论调,来互相安慰,取消批评,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以为错的只是少数别人,那就把思想改造看成只是少数别人的事情,因而缩小了思想改造运动的范围,那也是不对的。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耿庸的文章,就犯了这种错误。[201]

  应该说,《武训传》能够在上海拍成电影并得以上演,在长时间内得不到批判,作为上海文化宣传工作负责人的夏衍无疑是负有责任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期间,耿庸、罗洛、张禹对夏衍作出批评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批评不是单纯地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耿庸、罗洛、张禹等人的文章,以在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前,夏衍等人压制批评,而在批判开展后,又为自己开脱责任为由,主张着重追究领导者的行政责任,而淡化思想改造的批判,这就有可能会把批判引向歧途。

  这种状况引起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的注意,因而提出要召开一次报刊编者座谈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后来座谈会因故没有召开,却仍被张禹说成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张禹还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投寄《文艺报》编辑部。《文艺报》编辑部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在编者按中对这种状况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既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进行的批评,又提出了加强思想改造,而不仅仅靠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来解决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人人有责”的论调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将思想改造仅看成是少数人的事情也是不对的。

  夏衍被称为“四条汉子”之一,如果将此与周扬和胡风在三十年代的争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耿庸、罗洛、张禹这个时候提出对夏衍追究责任的要求则是意味深长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之间的争论,首先在胡风与何其芳之间发生,在党中央决定开展报纸刊物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前后,阿垅、胡风、路翎、冀汸先后遭到批评。阿垅被批评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检讨不仅没有涉及其文艺思想的错误,随后又写出为胡风文艺思想辩护的长篇文章,还置周扬、袁水拍的劝告于不顾,屡次三番地将文章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发表,还要求“不得改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这次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非是具体针对着那一个人开展起来的,许多文艺家积极地响应号召主动地参加了进去。胡风及其成员被批评后,不仅没有像其他文艺家那样能够正确地处理和对待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还避开当时他们在文艺思想上的严重分歧,片面地认为是由于阿垅当年批评过袁水拍写的诗,袁水拍才趁机徇私报复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仅有着共同的文艺思想,而且还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了。

  ③  文艺界开展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文艺整风运动,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文艺界不少名人学者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在文艺整风中又见端倪。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建立后,思想文化界的不少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就自动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要通过思想的改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头脑,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真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文艺整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致的开幕词中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定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202]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在分析两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时指出:特别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思想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为此,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指示肯定了中宣部的这一报告,认为中宣部的“这一报告是正确的”,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工作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的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203]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全国文联常委会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尔后在全国铺开。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800余人与会听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以及周扬和丁玲的报告。《人民日报》一月五日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于一九五二年陆续展开了文艺整风。[204]

  为了及时宣传和报道整风运动的情况,推动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开设了“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的通栏标题,指导着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

  文艺界的不少名人学者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投身于整风运动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比如,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路》;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十二余年》;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了什么立场为谁服务》;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蔡楚生:《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奋斗》;光未然:《正视自己的错误》;金岳霖、黎锦熙、蓝公武、陆侃如……[205]

  文艺整风期间,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为了纪念《讲话》的发表,为文艺整风指明正确的方向,推动文艺整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在五月二十一日第三版标出通栏标题: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而斗争。同日,首先发表老舍的文章,随后几天中,陆续发表了赵树理、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等人的文章。[206]

  五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根据中宣部的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社论进一步强调了贯彻执行《讲话》的重要意见,同时指出“目前文艺界存在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下列两方面: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其次,和上述倾向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和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据林默涵后来说,这篇社论是他起草的,稿子起草好以后,当时周扬、胡乔木都没有看,就直接送给刘少奇审阅后发表了。[207]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文艺整风开始后,文艺界不少名人学者积极进行整风,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回顾走过的文艺道路,从当时的思想状况出发,开始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剖自己,改造世界观,逐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意识中的指导地位。

  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发表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前文中可以看到,社论指出了文艺界思想混乱存在的两大表现: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其次,和上述倾向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和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社论发表后,邵荃麟曾告诉林默涵,胡风也表示赞成存在两种倾向的提法。后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又说:“看纪念的社论,似乎也看到了问题,杀机似乎还有,但已经不愿说得太显了!”[208]

  五月二十四日,阿垅也在给路翎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民日报社论,多好。问题可以开始解决了。高兴的。但感到,人们即使一百八十度地转弯(如丁玲),但由于教条的血肉和沉淀作用,转变也不简单,甚至仍然会阳奉阴违,或力不从心的。刚发一信给谷兄(指胡风—引者注),建议他再去信给上面,要求见面,并提出问题。等他来信,我打算即行动,麻烦是会多。”[209]

  由此看来,胡风将过去进步文艺家对他及其集团成员的批评称为“杀机”,而阿垅认为批评他们的文艺家们还会“阳奉阴违”的。阿垅还写信给胡风,建议他给党的领导人去信,要求见面,在信中还对路翎表示一旦得到了胡风的确切消息,就立即来配合胡风的行动。从这里可以透射出他们之间的宗派主义作风。

  但是我们也看到,胡风和阿垅对社论提法的认识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予以认同和赞赏的,这是因为社论批评了“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不过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论在指出这两大表现时,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是主要的”,而从他们此前和以后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争论来分析,显然是对此持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他们认为“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是主要的。这样我们看到,在文艺界存在这两种倾向的提法上他们与进步文艺家之间虽然有着共识,但是在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界思想混乱影响的程度的判断上还是存在着重大分歧的。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点。

  既然这样,那么这次文艺整风对胡风集团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九五一年底展开的文艺整风运动,对胡风集团造成了新的冲击,这是一九五○年批评阿垅的继续。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版报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天津、东北产生反响。

  天津是上海、北京之外,另一个胡风集团成员较为集中的城市,这里有阿垅、芦甸、鲁藜等。十二月七日,天津各文化艺术团体党员干部,举行学习动员大会,分别由方纪、鲁藜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报上消息说:方纪批评了卢甸、鲁藜的几首诗歌,批评了天津不少文艺工作者竟与一些错误思想和平共处,如公开为阿垅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辩护。

  在上海的胡风,从绿原来自汉口的信中得知北京领导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机构发行的内部通讯上,批评了路翎在整风运动中仍然公开宣传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收信后,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给在北京的路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那里,想有一个时期的纠缠。得汉口信,说在‘通讯’上看到了关于我的话。这样看来,以某为首,是在布置一个谣言阵地了。我想,应该慎重处置。顶好能弄到一份‘通讯’。原兄说(指绿原—引者注),你这‘赤膀上阵’(?)的办法,他认为是不好的。他以为,不从根本问题进行坚持,单在一些具体实践的枝节问题上答辩,那该是多伤脑筋啊!

  那么,这个学习,应该你真从事才好。应该与谢、徐、阎等讨论研究,得些启示。问题当然是这样一个问题,但为了少些浪费,就得走得稳,要抓就得抓准,万一没有把握就不如用拖的方法。”[210]

  从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天津的胡风集团成员在文艺整风中已经受到了批评。身居上海的胡风从绿原的信中得知北京的路翎受到批评后,认为这又是进步文艺家们在围攻和攻击以他为代表的文艺集团,于是就给路翎写信,出谋划策,面授机宜,告诉他应对策略。他借用绿原的话劝告路翎:处事要慎重,要含蓄、隐蔽一些,不要锋芒毕露;答辩要抓住根本问题,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兜圈子;还建议路翎遇事多和谢韬、徐放、阎有太(即严望)多商量,集思广益,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就用拖的方法,以求少被对方抓住把柄。

  同年三月四日,胡风再给路翎一信,一是反对路翎送文章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一是介绍上海情况。

  “文章寄陈,我恐现在不大好,这样,就有另找一线的感情不快产生的,因为,这些都是乔公在管的。这样办如何—等讨论思想时,提出去,如果不行,就分寄学委会和乔、陈甚至主席。现在寄,以寄乔为宜罢。

  至于书,可寄陈的。

  华东一塌糊涂,上海当然也如此。现已调柏山接黄源副部长的工作,可见是迫不及待了。但在柏山,如果没有可能开辟岗位,那只能是一个打扫前人的臭茅房的玩意儿。他再很难写成一个开始了的中篇,也是可惜的。”[211]

  虽然陈伯达和胡乔木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但胡乔木是宣传文艺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因而胡风认为路翎的文章不应绕过胡乔木而直接寄给陈伯达,这样可能会造成胡乔木的不快,给以后的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因而他建议路翎在以后思想讨论遇到阻碍时再分寄上去。他在信中还向路翎介绍了当地的情况,认为上海和华东一样是“一塌糊涂”的,如果彭柏山不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所作为(维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利益),那么他接任黄源的工作不过就是“打扫前人的臭茅房的玩意儿”,并因此对彭柏山担任领导职务后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创作深表惋惜。这不由使我们觉得胡风对华东发生的事在冷眼旁观,抱着幸灾乐祸的嘲讽态度。

  信中提到的黄源,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在文艺整风中因为官僚作风、财经混乱等原因被上海报纸公开批评,被撤销了副部长的职务,与胡风关系密切的彭柏山就任副部长。彭柏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与胡风关系不错,胡风曾多次发表他的作品,还撰文高度评价他的创作。他来上海担任文艺界领导,对胡风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和彭柏山一样与胡风接近的,还有此时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刘雪苇。一九五一年他负责筹备“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提议由胡风担任主席,后被否决。一九五二年上海成立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由刘雪苇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于是,胡风集团的耿庸、罗洛、张禹、张中晓等,都成了出版社的人员。[212]

  作为胡风集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成员,彭柏山确实想出面解决胡风的工作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够实现。关于这个问题,胡风在致路翎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三月十七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谈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困难。“甸兄听部长说,讨论我的问题时机成熟了,柏山来后探问了一下,说中央不同意我的一些论点,希望我自己检讨,否则他们提出来云。那么,也许要玩一玩么?我甚至怀疑乔爷生病也是专门在‘研究’问题的。要求见面提意见,是否适宜,现在也在踌躇了。此事写在给谢兄信中。

  柏山来后,想我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但探问一下,觉得中央不会批准(他的意见可以在此通过),所以主张只弄自己的问题,不要提意见云。他甚至以为,问题在哪里不弄清楚,得到解决,不应搬到北京。这当然有他自己的心情起作用,但他们搁着不理,要搬去也无法搬的。现在想,等弄出眉目了,那以后随时可以搬的。”[213]

  信中的“甸兄”,是指胡风集团成员芦甸;“谢兄”,是指胡风集团成员谢韬。从信中看,不论是芦甸还是彭柏山确实在为胡风的工作而奔走,芦甸将上级党组织将要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透露给了胡风,彭柏山也在为胡风打探消息,告诉胡风上级党组织领导人不同意他的一些文艺观点,希望他主动检讨,而胡风则与路翎及其集团成员讨论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这里的“乔爷”,是指胡乔木。胡风怀疑胡乔木请病假是个托辞,是为了“研究”如何对付他才这样作的。这当然是他的臆测。上级党组织领导人希望胡风在文艺观点上主动检讨,改正错误,但是胡风却拿起了架子,甚至连见面也显得“踌躇”了。从彭柏山的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中央不会让胡风留在华东工作,因而向胡风建议在弄清楚了自己的问题以后,再搬到北京。当然,从信中来看,胡风对他的提议并不完全认同,还是持保留态度的。

  由于文艺整风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造成了冲击,因而胡风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也在讨论如何才能应对整风,维护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利益,这个时候胡风的心情是沉重的。

  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胡风写给绿原的信,曲折地反映出他内心复杂的状态。信中说:“你说得对,是深入浅出的甘苦之言,并不片面。因为是为了真理,这个‘主动’就特别艰难,但并非主动就足以济事。

  现在能做的,也还是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想从这一步去推动实际的局势。但这实在是近冤枉的‘麻烦’之事,首先,非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可,但这要忍受生理上的厌恶才行的。现在只能有这样的实践。

  但这是暗房子里的实践,好像要考取一个医生名义,但瘟疫正在蔓延开去,看着药品没有资格动用。

  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责任感,要不然不是可以心气平和地例行公事做太平犬么?当然,‘澄清自己,发展自己’也是必要的。但这一步也不容易。如果献出生命可以打破僵局,我也愿意干的,何况其他?但现在有些东西神圣现实如裂崖,你顶着它,一松手就会崩下来把你压碎的。”[214]

  从信中可以看到,面对当时的文艺整风,胡风的心态是复杂的。他感到自己所受到的压力很大,认为自己坚守的文艺思想是真理,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去维护这个文艺思想,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思想改造就显得“特别艰难”。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样的气候下,如果自己没有在文艺思想上去进行剖析和批判的话,光有主动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里的“挖心战”,是指从理论上来论证出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是错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指进步文艺家的作品和论文。他认为只有在读了这些文艺家的文章后,才能抓住对方的弱点,一针见血,刺中要害,战而胜之。因而就要“忍受生理上的厌恶”,去进行革命文艺理论的学习,去读这些文艺家的作品和论文。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在维护其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作风。

  我们知道,文艺整风就是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他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那么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对此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这种认识在胡风与其集团成员张中晓的通信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胡风与张中晓原先并不认识。从一九五○年四月开始,张中晓开始从浙江绍兴和胡风通信。在所有朋友中,张中晓要算胡风认识较晚的一位年轻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是张中晓的许多见解却与胡风不谋而合。从张中晓的文章中,胡风欣喜地发现了一位了不起的理论人才,后来他曾在朋友中赞誉张中晓是“年轻的杜勃罗留勃夫”。[215]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张中晓自绍兴给胡风信:“为了想写一写,看了一篇毛著‘论文艺问题’,但,看了之后,就不想写了,现在告诉你一些我对这本书的意见:

  作家与对象在创作过程中进行搏斗,在我觉得这是真假现实主义的分歧点;但,他只说:‘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多冷静!

  ‘功利主义’云云。这个标准压杀了真正的批评,压杀了新的东西。对于‘暴露’,‘歌颂’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颂’(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关于鲁迅杂文的一段,是完全不对的。杂文,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锄头,假如仅仅把他看作‘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故以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才‘正确’,那就根本没有懂得鲁迅。

  其他当然还有好几点。以上的一些,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深刻的感觉得它是不对的。总观全书,其本质是非现实主义!

  …………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譬如‘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乔木就引用过。

  当然,里面有一些是对的,譬如‘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及你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十页所引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都该是马列主义的常识。

  我真不敢想那些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而且谆谆教训别人的指导家们心中作何想头!”[216]

  张中晓信中的毛著“论文艺问题”,是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帮闲们”,指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乔木”,指乔冠华,他在一九四八年用“乔木”这一笔名写了一篇题名为“文艺创作与主观”的文章,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从信中看到,张中晓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本质上是非现实主义的,对《讲话》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还是坚持胡风主张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对毛泽东提出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冷嘲热讽。他不着眼于作家的世界观,抛开人民大众的立场,也就难以真正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功利主义”及“暴露”与“歌颂”等问题。毛泽东是从鲁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对敌斗争中来阐述鲁迅杂文的斗争锋芒和艺术性的,而张中晓却撇开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斗争对象的差异(是对敌人还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来谈论鲁迅杂文的艺术形式,还言之凿凿地说毛泽东“根本没有懂得鲁迅”,这就由毛泽东对鲁迅杂文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滑向唯心主义的泥潭了。从这里的分析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中晓为什么想不通那么多的文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讲话》趋之若鹜,“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了。至于他抵毁毛泽东的《讲话》是“非现实主义”的和“屠杀生灵”的,则又是发人深思的。

  胡风在收到张中晓的信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胡风在信中没有署名年份,但是从信的内容判断这封信应该是对张中晓谈论毛泽东《讲话》的复信),胡风自北京致张中晓信: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个大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例如罢,‘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说法,稍有人心者就应该抓住‘体验’去提出问题,发展下去。而他们的做法却完全相反。这就做成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皂隶式的机械主义,耀武扬威,把现实主义底生机闷死了,尤其是对于年青的无名作者。形势又加强了这一大结:那些‘批评家’都是当权者,别人哼都不敢哼,任何从实际出发的要求都要心惊胆战地给压下去。这样一来,还不会枯萎下去么?

  我想,你不要因为那就不写了。当然,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如我在‘路’所做的。但当然,写作品,就更不必管它了,虽然现在在他们刊物上发表是困难得很的。不要停止工作,我以为这是最主要的。路,只有从人民深处的要求走出来,在强盗和骗子群中走出来,忍辱负重地走出来,否则是没有办法的。”[217]

  信中“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是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我在‘路’所做的”,是指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个小册子是反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但有时在字面上却“顺着”说几句;“强盗和骗子”,指党内外进步文艺工作者。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对毛泽东的《讲话》是抱着敌视态度的,这与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讲话》的称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毛泽东在《讲话》中阐述的文艺思想是当时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是与此相背离的,胡风又难以绕过去,因而才感到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不过,他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有人利用《讲话》来打击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因而他才让张中晓借鉴自己过去的作法,从“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继续写东西,“忍辱负重地走出来”,去赢得读者和观众。

  至于胡风在信中说的有人曾打击他及其集团成员,这种说法是不是属实呢?

  我们并不否认过去文艺争论上有人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有不够妥当之处,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过去的争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作风造成的,因而我们认为胡风的这种说法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这也表明他对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缺乏认识和反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文艺整风中,文艺界不少名人学者主动检查自己的思想,投入到整风运动之中去,而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整风前夕的通信中不仅表明了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敌视态度,而且在整风过程中当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在受到了批评以后,处于维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利益的需要,他们的宗派主义作风就又一次显示了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为什么不能像文艺界的名人学者那样,主动在文艺整风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却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④  从舒芜在胡风集团中的分化来透视胡风集团在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这次文艺整风过程中,令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没有想到的是,舒芜从他们当中分化出来了。

  舒芜是安徽桐城人,虽然他是高中肄业,但是依靠自学,一九四四年之后就在一些高校中作教授,讲解“读书指导”、“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史选”。后来,经过路翎介绍,舒芜认识了胡风,成为胡风的重要撰稿人。在胡风的帮助下,他连续发表了《论主观》、《论存在》、《论因果》、《论中庸》,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明,成为胡风集团的重要成员。[218]

  在这次文艺整风过程中,舒芜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从自己的文艺实践出发,经过反复的思考,写了一篇《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这篇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过去的错误思想,论述了《讲话》对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和改造的重要意义,文章写道:

  “从我自己的经验,深知这篇伟大文件,和毛主席的其他一切著作一样,是人民群众实际斗争的指南针,而不是书斋里面徒供玩好的教条。因此,它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显示出无限深刻的指导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对于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则是完全不可能被理解的。他们从文件当中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字面,其中当然没有任何奇辞奥句,于是他们觉得‘这还不容易懂吗?一望而知,有什么可学习的?’即使要他们深入反复钻研,也只是再从字面上多看几遍而已,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文章谈到《讲话》中思想改造的要求正是针对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提出来的时候,他写道: “例如,下面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了:‘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我曾经多次引用过它;向别人宣传、解释,好像也头头是道。可是,在它发表之后已经十年的今天,回想自己十年以来,究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什么,细细一算,真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于是第一次想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恰好替我预先做好了十年发展过程的结论,把我这十年来一切以为大有意义,而其实是渺小可怜的活动,统统概括在里面,照出了原形。进而再读全篇,更发现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好像针对着我而发。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219]

  文章的结尾,舒芜点名批评了吕荧、路翎,并向他们发出呼吁:“希望吕荧、路翎以及其他几个人也赶快从书斋、讲坛和创作室走出来,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指《讲话》)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胡乔木的注意,他认为可在《人民日报》转载。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

  本文原载5月25日《长江日报》。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1945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思想的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220]

  舒芜在这篇文章中从自己的文艺实践出发,以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做出了深刻的检讨,批判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还对集团其他成员发出倡议,希望他们纠正胡风错误的文艺思想,摆脱胡风的宗派主义,回到讲话倡导的轨道上来。

  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这对于促进胡风集团其他成员的转化,推进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才引起了胡乔木的注意,亲自起草了编者按,由《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编者按概括了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背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胡乔木在编者按中首次将胡风等人称为“文艺上的小集团”, 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这在以前还没有出现过。当然,这并非胡乔木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人的集体认识。

  这里令人困惑的是,舒芜是怎样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呢?是他真正认识到了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错误,还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舒芜是处于投机钻营,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才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呢?甚至还有人以舒芜写了这篇文章后从广西调到了北京为依据,由此逆推来诋毁舒芜,说他是处于私利才这样作的,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舒芜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一封通信中,对他当时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引述如下:

  “解放前一切对于《论主观》的批评,我都没有接受,心里有一个基本估计:这一切都是周扬他们搞的。解放后最初三年(1949—1952),我在广西的工作,基本上与全国文艺界无关(虽然也挂着省市文联的职务名义),而是以一个‘进步文艺人’的身份,参加解放初的几个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被列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象,却被当做‘依靠力量’,被吸收参加了运动的领导核心。当时我对思想改造运动,完全拥护,毫无抵触。因为当时明确改造的对象,是‘三敌思想’,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思想,自觉与我无关,不仅我自以为无这些思想,而且由衷认为这些思想本应改造,早该改造。

  ……我留心观察那些领导思想改造运动的老党员老干部,有没有什么恶意私心?对于被改造的对象,有没有整人为乐的意思?有没有报复私仇的意思?有没有排除异己的意思?我发现都没有。我发现他们的确都是在‘治病救人’,都是同我一样在为真理之光的普照而奋斗,甚至我提出什么幼稚的过左的主张,都常常得到他们的纠正。例如某一位教师,思想落后顽固,群众批评时是重点对象。接着评定工资,他按政策,应得很高的一级。我主张,对这样的教师,应该压低一些,以树立正气。我的主张受到纠正,说是政策如何就如何,不能以感情代政策,结果还是给他定了最高的一级。我从这类事情上,受到不少教育,更加坚信思想改造运动的正义性、必要性、无私性,这在当时所有的朋友中,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胡风先生也有一信给我,说《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提出,要我有所准备,该检讨的要检讨,云云。我一面体会思想改造运动的‘无私性’,一面对于周扬他们自三十年代以来的所作所为,仍不能无疑。全国解放,这样一个巨大的胜利,使我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从而也就确信,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最地道的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确崇拜他,不是因他已成最高领袖崇拜他,而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他的马克思主义最正确最地道而崇拜他。我忘不了马克思主义是我自己寻找来选择来的,所以相信它是真理,还是相信自己。但我又心服于毛泽东,承认他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这么大的胜利,不能不承认最高的真理是在他那里。我从解放初期各项政策实施中,体会到这都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越来越佩服,因而对于文艺政策上的种种事情,是不是都是周扬他们搞的,也越来越有所怀疑。既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那样高明,他不会单单在文艺、文化思想方面完全受周扬他们蒙蔽利用吧?解放初,我对党组织怎样领导工作,有了具体接触,知道执行者个人能起的作用很有限,想必文艺上也是一样。文艺上的大运动,例如《武训传》批判,我已确知其发自毛泽东,并非发自周扬他们。当年延安文艺整风的真相究竟为何呢?那时,周扬他们是不是利用了运动,来报三十年代的旧仇,来打击胡风一派呢?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大疙瘩。也就是说,当年重庆和香港对于《论主观》的批评,究竟是公是私,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还是胡乔木、周扬他们的个人偏见呢?这时,一件事对我起了大作用。

  那是广西土改运动当中,我们到南宁郊区听一个典型报告。报告无甚意思,几个人溜出来,躺在稻草堆上晒太阳聊天。时任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的陆地,是延安‘鲁艺’出身,他聊起了当年延安文艺整风的逸事。我从他口中,破天荒第一次知道了,当时延安提倡的‘关门提高’,首先就是批判周扬,批判周扬当校长的‘鲁艺’,批‘鲁艺’内部关门熟读《安娜·卡列尼娜》的风气,以及当时鲁艺内漂亮的女学生学着安娜穿一身黑衣,有所谓‘鲁艺四安娜’,而周扬是因为检讨得主动及时,一转而大搞秧歌运动,才得到信任,等等。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给我震动极大:原来过去认为周扬他们利用整风来报三十年代旧怨,来打击排除异己,完全不是事实。那么,问题就不再是‘是周扬、胡乔木?还是胡风?’,而是‘是毛泽东?还是胡风?’了。以当时的思想情况,自然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当然是毛泽东正确,胡风错误,舒芜错误。那时报刊上已见全国文艺整风的消息,还见对于胡风派人物的批评,我已相信思想改造等等运动都是公而非私,是‘治病救人’而非整人,又解开了多年的思想疙瘩,于是一个必然的结论:检讨。这就是1952年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检讨的由来。从当时主观意识说,自信是为了真理,向真理检讨,向历史已经证明的毛泽东的最正确地道的马克思主义检讨,在批评面前争取主动之心则有之,其他什么图私利之心则未有也。

  检讨中提出‘小集团’的问题,最为胡风先生所不满。在这一点上,我与胡先生一向有分歧。在重庆时,我就不满于胡风先生及其几个朋友在左翼文坛内部树敌太多,孤立自己的做法,我写信向胡先生表示过此意,他很不高兴,回信质问我有谁值得争取联络(见第一批材料)。我检讨之时,自认为有责任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帮助促进胡风先生及几个朋友早日接受治病救人的必要。当时所谓‘小集团’,只是文化、思想上的含义,并无政治上的含义。公开提出这个,自然会对他们形成压力,我既已认为思想改造中使用群众压力等于撬人牙关灌苦药,所以觉得这个压力也是必要的,我一直持此见解,直到1955年《人民日报》向我征稿,我写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辗转引出《第一批材料》来,还是由于早就有此认识。”[221]

  从舒芜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阐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叙述是客观的,感情是真挚的,内容也是详实的。他从自己参加广西几次运动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意义,开始抛开胡风集团的视角,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出发,对胡风与周扬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质疑。当他听到延安整风时期对周扬批评的事情后,不仅使他对胡风与周扬的矛盾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使他对胡风文艺思想存在的问题产生了警觉。这与此前他对胡风等人的宗派主义作风的认识,以及自己参加的文艺实践运动联系在一起,在他重新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不仅认识到了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质性区别,还痛切地感受到胡风等人在文化、思想上的小集团倾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写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不仅检讨自己的错误,还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希望胡风等人也转化过来。应该说,舒芜的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其用心也是良苦的。

  那么,胡风及其集团的其他成员又是如何看待舒芜这篇文章的呢?

  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曾经十分推崇舒芜、认为《论主观》是提出来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的胡风,开始唾弃舒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以“无耻、吾止”为绰号来称呼舒芜。[222]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三十日,胡风在给绿原的信中写道:“此文(指舒芜写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引者注)看到了。应该想象得到的。原来我们把他(指舒芜。—引者注)当作书生,现在看来,倒是我们是书生了。我想,这是示范,恐怕是经过长时间工作的结果。

  但我想,不能要别人‘研究’,一来要搬开这个问题,免得学习不好,二来呢,‘研究’了也说不清的。这就愈弄愈麻烦。

  在整风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自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而创作的人,又不专业理论,没有牵在一起的道理。宁兄(指路翎。—引者注)处就专谈他自己,从未牵到别人的。外省比较远些,但也应求得如此。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曾兄(指曾卓。—引者注)也可以如此。

  万一要谈,也只能谈个人印象,那倒可以谈谈,因为那是和所提出的相反的。只除了不通俗一项,但因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又要理论文字,当时没有觉得。至于介绍,那时据自己所知,是尽力介绍了的,有得到手就尽力介绍了的。当时是那样的环境,只要能给以发表,出版,就是尽杪一称了,为文介绍不可能,但经常暗示了的。万一要证明自己所受的影响,是好的,那就有:愿意长期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不是屡次提出了要求么?至于别人受了不好影响,但那是别人的事,有机会研究好了。但并非一定要我研究吧。云云。”[223]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在看到舒芜五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文章后,十分不满,认为自己被舒芜耍弄了,有受骗上当的感觉,他认为舒芜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被人洗了脑,是“经过长时间工作的结果”。他在信中要绿原和曾卓像路翎那样在整风中只谈自己,不要牵连到别人,还指点他们如何去应对整风。这显然是胡风对舒芜在检讨中提出的“希望吕荧、路翎以及其他几个人”来“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在《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的第二天,六月九日,在天津的阿垅给路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宁兄:看到8日人民日报方管(指舒芜。—引者注)一文否?说到他(指舒芜。—引者注),这真是死人复活。人,自己擦脸或擦屁股都是可以的。但狗肉臭了卖不出去,却卑贱得必须挂羊头了,这就不行。

  本来,这不过是沙砾似的存在,跟我们不相干。但一只时间表,有时却得受这类沙子的障碍。他变来变去,一是他自己的事,二是渺小的事,三则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被他拖入阿鼻地狱,则是过去所想不到的事。

  真有些辛辣的感情,苍茫的感触,真理在哪里?刚才还想去信发泄一下。他要毛虫变蝴蝶,他过去不是由蝴蝶变了毛虫么,—指给他看。但除了想骂人,我恐怕不会说别的。

  但无论如何,兄弟,坚忍而宁静呵!”[224]

  看来,阿垅的这封信是想安慰路翎,因为舒芜在检讨中不仅点了路翎的名,还寄望着他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阿垅将舒芜响应共产党整风的号召,不仅自己主动进行思想改造,同时又建议他们也进行思想改造说成“被他拖入阿鼻地狱”,是“狗肉臭了卖不出去,却卑贱得必须挂羊头了”,还由此对舒芜愤恨不已,几乎要在信中对他破口大骂了。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舒芜不过是谈了自己学习《讲话》的体会,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了,还对胡风集团的几位成员提出了希望和建议,为什么阿垅却对舒芜表现出恨之入骨的态度呢?

  也就是这一天,天津的芦甸,也给上海的胡风写了一信,信中说:“不必为那个卑劣的灵魂伤脑筋,考虑今后的做法要紧。‘按’是一个暗杀政策,因为无力打阵地战。这是他们的得意杰作。我以为,应当再向上面表示态度,要求公开讨论,要求面谈,如果上面也肯定那个判决词,那,就是‘历史’问题了。过去吃亏在不摸底,对于一切情况的估计不够,做法还是太善良了。……说老实话,我因为太气愤,说得语无伦次,望你慎重考虑一下。”[225]

  从信中可以看出,卢甸也对舒芜的转变“气愤”不已,以致于他自己也觉得在信中“说得语无伦次”了。他不仅在信中诋毁了舒芜,还对胡乔木起草的编者按进行了攻击,又向胡风提议由他向党中央领导人“要求公开讨论”和“面谈”,以求改变他们所处的被动局面。

  胡风六月十三日给路翎写信,从这封信起,无耻、无止,便成了舒芜的代称。胡风在信中建议路翎也揭开舒芜的底子,予以反击。他在给路翎的信中说:“你所说的两个原因都有,但第一个所谓自信,由这材料得到一百倍而已。按语并未号召读者,可见自信还得不到一百分。但这样有奶便是娘,对领导是只有损失的。有些人看了气愤。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对人的问题。凤姐(即丁玲—引者注)、昆乙(即周扬—引者注)等如此,恐怕上面也还是这因素。不过,既然公开了,就得就这情势表示态度。伯兄(指彭柏山—引者注)以为还是上面的决定,但我很惊疑。(不必告人)

  现在不能不记住,是对人的问题。”[226]

  “关于无耻(指舒芜),一定要你发言吧,当然揭露他。而且,那文章(指《论主观》),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而且,当时没有人完全同意他。揭露他想当教授;刘邓大军时不参加,事后大家对他不满;解放后劝他在南宁,他却老想出来,向上爬;来北京时满口冷嘲,大家厌恶他……”等等。[227]

  “—关于小集团,不知道,向来个人投稿,不用者甚多,从未开过会。

  那么,在你那面,可能是硬来了。也许以无耻所提者来试攻。

  第一,是在一起过。但对他的书生气和虚无气(把他叫做五四遗老)一向不满,争论很多,没有谁说过A、B、C的话,恐怕只有他才这样想的。

  第二,厌恶马列主义云云,完全相反。他当时总是读马列主义得意的,自己也正在读一些马列主义,正在以为用马列主义认识社会的入门中,颇为沉醉的。当然,对他的学究式的读法有反感,也有争论。他的文章,总是卡尔如何,云云,可以为证。不是当时欺骗,就是他今天虚伪。”[228]

  “第四,他总想弄文艺批评之类,以为他的哲学可以应用得很‘深刻’,自己以为他不懂现实斗争,也不懂文艺,劝他不要弄,也有过争论。A、B、C的话,大概是他如此想的。那时,我们是研究了‘讲话’,所以立志要写劳动人民的。

  第五,解放后不通信。见面时,想来北京。但看得出他是一副冷嘲态度,小贵族的心情,等等。你再考虑,作准备。

  总之,要把这看‘严重’些。”[229]

  路翎是胡风的亲信,因而胡风在信中说起话来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从胡风在信中称舒芜为“无耻”,并让路翎揭发和攻击舒芜来看,在舒芜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胡风就与他反目为仇了,对他也是恨之入骨的。

  从信中看到,胡风对胡乔木起草的编者按是不满的,对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说的这是党中央领导人(上面)的决定持“惊疑”态度。胡风在信中告诉路翎,不仅要否认胡风小集团的存在,还要否认舒芜在检讨中曾经揭发的他们嘲笑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过是“马列主义A、B、C”的话,又倒打一耙地说这“大概”是舒芜自己“如此想的”,还极力掩饰当年他们与舒芜在文艺思想上的共同点,并表示他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立志要写劳动人民的”。

  这个时候,胡风对舒芜的一举一动仍然非常敏感,时刻注意着舒芜的动向,以便采取措施准备进行反击。

  胡风得知舒芜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以后,六月三十日,他又给路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一,无耻已寄一篇二万字的致某青年小说家的公开信到人民日报,当会在那个报上发表的吧,以广见闻,不知道能打听其中的大意否?某小说家当准备作答吧。二,有些事,要严肃的做。势成背水,大意不得,也迷惑不得的。”[230]

  八月十二日,胡风在同周扬的谈话中知道舒芜也将来京参加讨论会的消息后,当天就给武汉的绿原写出一信:“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刚才昆乙(指周扬。—引者注)说,要无耻来参加,一周多以后可来云。这是三反五反的做法,当然要有一通胡缠的。他是风云儿,过武汉一定红得很。对他尽量和气些,多请教,看问题在什么地方,尤其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弄节外生枝的手段?千万和和气气的请教他,愈多愈好,那是有益的,为了学习。当然,我也希望从你间接得到教益。”[231]

  从胡风将舒芜来京参加讨论会的消息透露给了绿原,并要他在舒芜路经武汉时要好生招待舒芜,以便从他嘴中套出一些话来看,胡风对舒芜来京是重视的,也是抱有几分警惕心理的。

  其实,对于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并在文章中提出希望路翎等人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倡议,他们是颇为不满的。在舒芜路经武汉时,胡风集团的成员曾卓就警告过舒芜:“如果你自己真地那么认为,那你就那么说,那么写。但是不要把别人也牵扯进去。”[232]

  但是,舒芜并没有理会这样的警告。他仍然在讨论会期间公开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信中又一次明确提到“小集团”的问题,希望路翎像他一样检讨自己,除旧布新。

  舒芜的《公开信》分五点,每一部分均有提纲挈领的醒目说明:第一,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第二,我们为了辩护自己,不仅把群众自发的革命要求,夸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否定了党的领导,而且照自己的面貌涂改群众的面目;第三,我们为了援引同调,辩护自己,不但歪曲了群众的面貌,而且涂改了历史的真实;第四,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的完整一套;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233]

  这样舒芜在发表了检讨文章,批判了胡风文艺思想,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以后,还不顾胡风集团成员的警告,又公开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希望路翎等人接受思想改造,拿起斗争的武器,摆脱胡风文艺思想的束缚,从胡风集团中脱离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胡风才极为关注舒芜的动向,对舒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把舒芜当作其集团的“叛逆者”来看待,而不去反思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和事实上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他在给路翎的信中,不仅用语粗俗,辱骂舒芜,还出谋划策,让他揭露舒芜,极尽诋毁之能事。不仅如此,胡风还将舒芜的“问题”写入了后来他致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

  一九五四年,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在谈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胡乔木批评舒芜《论主观》的时候,胡风写道:讨论进行得很激烈,“出来了以后舒芜很激动,说:‘他(指胡乔木)设了很多陷阱,要我跳下去呀!’我听了感到意外,觉得这个想法太不平常,证明了这个谈话恐怕只有反效果。”于是,便“劝他(指舒芜)给胡乔木同志写一封信”,表明愿意听取意见的诚意;“后来胡乔木同志对我(胡风)说他自己对舒芜的态度也不好,我也去信委婉地告诉了他(指舒芜)”。胡风认为此举安定了舒芜情绪,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胡风还写道:“1950年冬他(即舒芜)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

  “他(即舒芜)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234]

  由此看到,胡风是将舒芜的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如果舒芜确实有问题,胡风的作法就是应该肯定的。不管他反映的内容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也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令人生疑的是,在此前他与舒芜关系密切,在文艺思想上观点一致的时候,对舒芜的“问题”无动于衷,而当舒芜从其集团中分化出来,并对其文艺思想提出批评以后,胡风才检举、揭发舒芜,其态度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就不仅使人发问:这到底是由于胡风对党的事业发展的责任感,还是处于维护其小集团利益的需要呢?

  尽管舒芜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以前和胡风的友谊,以及胡风对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于是两年后舒芜为了重叙友情,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在友人的陪同下,到胡风家中拜访。但是胡风却对舒芜当年的作为仍然耿耿于怀,无法原谅舒芜对他的“背叛”。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195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聂绀弩和何剑薰曾带着舒芜到胡风家。出于对舒芜所作所为的愤慨,胡风大声喝斥说:“老聂,我这家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来的!”弄得聂很尴尬地带着舒芜离去了。胡风在七月七日的日记中有“绀弩引无耻和何剑薰来;即骂出门去”的记载。[235]

  胡风的态度让舒芜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这样,胡风以前又为什么劝自己对《论主观》进行检讨,还对自己进行的思想改造持肯定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舒芜后来回忆道:“胡风接我此二信,1950年3月29日复我一长信。关于我的去留问题,他说还是在南宁留一个时期为好,他说,当为工作所需要又为关系方面所信任时,于情于理,都不应匆匆离开。关于我在南宁要担任种种工作,他说,应该做需要你做的一切工作,接近老干部,从他们身上学习,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他强调地说:‘最难者莫如被人需要,被人所知。’关于我说的暴露思想实际加以改造的一套方法,他说:‘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而“《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早点印出来”,“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评。”[236]

  从中可以看到,解放后,胡风曾劝舒芜还是留在南宁工作一个时期好,又劝舒芜就《论主观》这篇文章早日进行检讨,还劝舒芜要向老干部学习,对舒芜说的思想改造也持肯定态度。可是后来舒芜真正这样做了以后,胡风却又表现出那样的态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胡风集团成员绿原的一个回忆说起。

  一九五一年中南文代会期间,绿原与舒芜有一次辩论。绿原后来回忆说:“记不起是怎么搞的,一见面就为罗曼·罗兰辩了一场:我仍像过去一样认为,罗兰是一位为人生而艺术的大作家;他(指舒芜—引者注)则一反常态,断然宣称:罗兰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扬者。结果自然是相持不下,不欢而散。正如他临别时赠我一诗所云,‘相逢一辩,不是为罗兰……’那么,是为了谁呢?不言而喻,是为了胡风,只是这时都不愿意提出他来。”[237]

  看来,这个时候舒芜和绿原在文艺的认识方面已经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就是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文艺发展的问题。他们对罗曼·罗兰的争论直接反映了他们在胡风文艺思想上的认识分歧。从回忆中看,绿原也不讳言这一点。后来,绿原在给胡风的信中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

  绿原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与胡风的通信中在谈到舒芜时写道:“他(指舒芜—引者注)又连续写了一些文艺短论(《反对文艺思想上的自发论》《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按报纸编辑方针,这些稿件都是不切实际的,文内多谈作者自己的往事,自然我不便作定稿向上呈阅(按,我当时确实认为这些稿件‘不切实际’,殊不知它们正是文艺领导求之不得的好文章)。这些事情也都是不快的根源。开文代大会,他和我一见就争辩起来。他的意见大体是:1、发觉自己过去是‘自发论’;2、懊悔过去的工作没有政治领导;3、建议我必须勇敢打破‘偶像’(!?)……当时辩得颇不愉快,只好用麻将来结束。”[238]

  从信中看到,绿原认为舒芜的文章“不切实际”, 并不符合“报纸编辑方针”,因而没有“向上呈阅”,从他手里压下来了。他并不避讳当时文艺领导是看中这些文章的。试问: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报纸,难道不应该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吗?报纸的编辑方针难道不应该是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宣传无产阶级文艺的文章鸣锣开道吗?因而绿原的这种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他之所以压下了舒芜的文章,还是因为他与舒芜在文艺认识上的分歧所致。舒芜逐渐接受了无产阶级文艺观点,而绿原仍然沉醉在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中,即使后来他与舒芜见面后的辩论也没有能够使他醒悟过来,最后才不得不以打麻将的方式来结束争论。文艺思想上产生的分歧才是他们之间出现矛盾的主要原因。

  尽管他们在文艺思想上出现了分歧,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后来绿原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从监狱中被放出来后,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和舒芜又成了同事。据绿原说,舒芜仍像一九五二年在武汉一样对他开诚相见,向他谈论国内外大事和胡风事件的相关情况。[239]

  这个时候他们也并没有因为胡风事件怒目而视,却相交甚欢,直至无话不谈(绿原的家人后来否认这一点),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过往甚密。文革后,绿原和牛汉(胡风集团成员)还一块引见贾植芳(胡风集团成员)去看望舒芜,相谈甚欢。随后,舒芜又尽地主之谊,请他们三人吃了饭,饭后又逛了琉璃厂旧书店。但是在胡风案件翻案后,绿原开始疏远舒芜,两个人的关系逐渐出现隔阂。他是胡风集团中比较早地指责舒芜的人。[240]

  绿原后来在谈到胡风事件和舒芜时曾这样说道:“胡风作为批判对象的尴尬处境解放后突然明朗化并日益严重起来,则是由于舒芜1952年的‘转变’和反戈而促成的。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不仅应当研究他揭发的《材料》,更应当从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研究当时的领导层通过舒芜向知识分子所树立的‘样板’,并通过这个‘样板’研究某些人所掌握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实质。”[241]

  从绿原的话中我们看到,他将舒芜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文艺整风,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并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思想改造的行动,视为“‘转变’和反戈”,还要通过舒芜在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过程中引用的书信“材料”来对舒芜的人品进行质疑。这就不仅把舒芜当作导致胡风事件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否定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绿原的这种行为,也让舒芜大为不解。他也曾困惑地说:“绿 原现在这么恨我,怎么当初还和我那么好呢?简直无话不谈。”[242]

  从对以上引用资料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舒芜批评胡风文艺思想,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以后,遭到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痛骂和攻击。他们置舒芜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艺整风,接受思想改造的事实于不顾,在舒芜的所谓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不仅在整风会上谈论这个问题,后来还写进了致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这不仅说明他们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倡导的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也是他们在维护胡风文艺思想上宗派主义作风的重要体现。

  ⑤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批判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以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论是在坚持胡风文艺思想还是在对待舒芜的态度上均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文艺界进行的整风,就是要从自身的文艺实践出发,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改造人的世界观,使文艺工作者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作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这就不能不对在文艺界引起长期争论的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批判了。因而在这次整风中,一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展批判。《〈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刊登了这些来信。[243]

  其实,在此之前,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三次争论,特别是建国后文艺界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的争论,就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这几年,周恩来一直劝胡风要善于与反对自己的人相处,也曾约见胡风,对其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委婉地批评。

  一九五一年底,周恩来约见胡风长谈了一次,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八点半。回来后胡风曾和几位朋友多次介绍谈话内容。他说:周恩来批评他“也有点宗派主义”。所谈的问题主要有:一、你还是要合作,不合作不好,工作得大家一起做。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可找周扬好好谈谈,可能的话,开开小型座谈会;二、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解决,可找丁玲、周扬谈谈;三、现在中央很忙,主要抓大事,抓经济、抗美援朝,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244]

  从胡风转述的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对胡风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委婉地批评,劝他要与人合作,不要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建议他和周扬好好谈谈,开个小型座谈会,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问题。周恩来还要胡风找丁玲、周扬谈谈来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又表示胡风可以将他对文艺的看法给中央写个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胡风存在的问题是清楚的,对他也是关心的。

  彭柏山到上海工作后,也在为胡风的问题奔走,想法设法改善胡风的处境,缓和他与文艺界领导人的紧张关系。

  一九五二年四月,周扬到上海。根据彭柏山的建议,周扬同胡风进行了一次长谈。对这次谈话,胡风在给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按:即彭柏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感到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引起浪费和混乱,就贸然地写了信。[245]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周扬批评他“抽象地看党”,批评他“个人英雄主义”,批评他“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这到底是周扬在泄私愤呢,还是胡风本来就存在着这些问题呢?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的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

  从中也可以看到,胡风并没有接受周扬的批评,直到两年后他将这件事写进《三十万言书》的时候还是耿耿于怀的。尽管周扬和他的谈话并不愉快,不欢而散,但是周扬并没有关闭争取胡风的大门,仍然表示会考虑胡风的意见,以后再约胡风谈话,交流看法。

  彭柏山看到胡风与周扬没有谈通,于是才建议胡风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向他们报告情况,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改善胡风的不利处境。而这个时候胡风又受到《文艺报》批评的压力,于是在考虑了两天后,他才写了信。

  五月四日,胡风给毛泽东、周恩来寄出一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246]

  信寄出后,胡风迫切想知道上面的反应。他也在通过不同渠道来打探中央对他和周扬之间分歧的态度。

  五月十八日,胡风收到北京谢韬的来信,告知周恩来办公室的于刚曾去谢韬处,谈及胡风的问题。胡风对此极为关切,当即写信给谢韬,询问与于刚谈话详情。信中写道:

  “昨得信,说于刚看过你,谈到我的问题。谈话内容如何,请告诉我。要全部内容,他的话,你的话,你的印象,最后结语,等。他的谈话,可以作为某一种的反映的。望即告我,详尽地。

  我5月4日发出信,7日可以寄到。信可能经他的手送上去,因而可能听到副座的话。如果他和你见面是7日以后,那么,很可能,他是有所为而和你见面的。因而,你的意见,也会对他有影响。

  如能再见到于,可吐露:一、几年来胡想工作,二、想搬来北京,得不到帮助。当然,你不能去找他谈这些的。”[247]

  从信中看到,当胡风从谢韬的口中得知周恩来办公室的于刚到谢韬处谈及自己的问题时,他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五月四日的信起了作用,于刚的这次见面是有目的而来的。因而他才迫切希望通过于刚与谢韬的谈话来了解周恩来对他的态度,告诉谢韬如果于刚再来的话,就向他说几年来胡想工作,想搬到北京,但是却得不到帮助。他希望谢韬再见到于刚的时候,将他的想法报告上去。

  其实,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不论是胡风的工作也好,还是他搬来北京也好,要说得不到别人的帮助,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给胡风安排了和他身份相适宜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不承认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派主义作风,有时还负气使性,唯我独尊,最后才不得不作罢。同时,如果从对文艺领导人的政治要求来看,在他坚持自己文艺思想和不改正宗派主义作风的情况下,也是不适宜于从事关文艺领导工作的。

  这个时候,彭柏山还劝说胡风,应该也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解决,胡风听从了劝说,马上着手写了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文章。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后写的第一篇理论性文章。彭柏山带着胡风的这篇文章进京送阅。胡风便附上一信给周扬,告诉周扬看到《人民日报》按语(指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的编者按)之后的感受。七月初,周扬回信,说胡风的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周扬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248]

  胡风五月四日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后来结果如何呢?周扬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胡风五月四日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谈了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申诉了自己在文艺界受到排挤的情况。由于这件事涉及到周扬,因而就将信转给周扬,征求他的意见。周扬看了胡风的信后,认为胡风的说法不合事实,为了使周恩来了解他和胡风之间分歧产生的来龙去脉及其争论的本质,七月二十三日,周扬致信周恩来,谈了胡风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总理:

  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

  现在,我把我在上海和他谈话的经过,及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我4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现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过去和胡风关系较好)即告我,胡风知道我来,很愿和我见面。我和柏山,一道亲自到他家里,吃了饭,谈了有三个小时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他很激动地把《文汇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做法是无理的。我说我因一个时期不在北京,没有看过这个按语,但我认为这个按语是正确的。他又谈到您给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这已是近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1940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1947年至1948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员作家(这些作家过去都是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实说明,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注:这里一句话复印件字迹不清)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夏衍同志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我写信给夏衍、柏山同志,主张积极吸引他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形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他在整风中写了一篇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的文章,其中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判,此文,上海方面没有发表。对胡风理论的批评,上海方面表示困难,没有进行。同时,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自我检讨的文章,按语已正式提出胡风理论错误的问题,最近《文艺报》发表了有关胡风思想的两封读者来信,胡风更急切地要来北京,而这个批评的工作,也只有由北京来做了。他(注:指胡风)于19日到京,现住文化部。我已和他谈了一次话,我表示希望他能对自己过去的理论采取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我们准备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指定林默涵为中心发言人(他正在准备),雪峰、丁铃等同志都准备发表意见,党内讨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如果他的发言有较好的自我批评,也可以发表,我们当努力争取他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示知。

  此致

  布礼

  周扬7.23[249]

  从中可以看到,周扬在信中向周恩来报告了他和胡风在上海谈话的基本情况。周扬明确指出胡风“曲解”了他的话,将“理论上的原则争论”说成是“无原则的人事问题”。谈话中周扬首先肯定了胡风“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是,紧接着又指出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应该说,周扬在谈话中对胡风的批评是客观的,也是和善的。他对胡风在政治上肯定的同时,并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胡风和进步文艺家分歧的关键所在。但是胡风并不接受周扬的批评,又在《文汇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问题上与周扬发生了争论。接着胡风竟置周恩来的批评于不顾,说他一向是与进步文艺家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批评和教育胡风,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周扬在对他与胡风二十年前的争论作了自我批评的同时,才不得不谈及一九四○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和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的史实来反驳胡风,说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

  在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为了团结和争取胡风,周扬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张通过整风来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帮助胡风认识错误,进行自我检讨,促进他认识的转变。但是胡风在整风期间写的文章却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判,上海方面也表示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存在不少困难,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和《文艺报》发表了要求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两封读者来信后,胡风就急切的要求到北京来弄个水落石出,辩个究竟,因而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就只能由北京做了。周扬接着介绍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计划,并表示结束后在报上发表一两篇批评的文章。如果胡风的自我检讨写得好,也可以在报上发表。

  从这里可以看到,周扬不论是在上海与胡风的谈话中,还是在文艺整风时期对胡风的态度上,都是处于团结和争取胡风的目的,希望胡风能够尽快认识和检讨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胡风却既不承认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错误观点,也否认自己具有宗派主义的作风,又不能正确地对待批评,认为是别人在压制他,为此还诉之于中央领导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

  收到周扬的信后,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周扬的这封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同意你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的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他们两人都曾经对胡风进行过批评。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二十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周恩来

  7月27日[250]

  从信中看到,周恩来不仅同意对胡风进行批评,而且还批准了周扬提出的批评计划。由于胡绳和何其芳参加了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因而周恩来建议吸收他们两位参加座谈会。他还提醒周扬要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既要坚持原则(走向彻底),又要讲究策略,循序渐进,不要希望一次就能取得很大成果。如果少数人的座谈会不行,胡风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就要把他“引向读者”,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通过群众生活与斗争将胡风改造过来。这表明周恩来不仅支持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的批评,而且还为将这种批评进行到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在给周扬作出批示的同时,周恩来还复信胡风:

  胡风同志:

  5月4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现知你已来京,但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

  舒芜的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他几遍。

  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

  致以

  敬礼

  周恩来

  7﹒27[251]

  从信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告诉胡风,他致毛泽东的信已转去,现在事忙,还无法和他谈话,希望他和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交流意见。周恩来在信中劝胡风细心阅读舒芜的文章,希望他像舒芜那样,对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作一检讨,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为了便于胡风接受,周恩来在信中的话说得是委婉的,用心也是良苦的。

  关于周恩来与周扬、胡风之间的这几封信件,后来林默涵曾评论道:

  以上几封信函说明,第一,不能否认周扬和胡风之间在历史上有一些矛盾和争论,但周扬主持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是个人之间的恩怨引起的,而是由于文艺思想长期存在的分歧和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周扬同志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些做法都是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的;第二,周总理对胡风是极其关心的,但他的关心是有原则的,首先是从政治上关心胡风,其次是关心他的文艺思想,决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似乎他对胡风的思想观点没有个是非看法。[252]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林默涵的这个评论是中肯的,也是极有见地的。他认为尽管周扬和胡风在历史上存在着矛盾和争论,但是这个时候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并非是由于个人恩怨引起的,而是由于在文艺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和斗争。这种批判也并非周扬等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在报经中央同意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虽然对胡风极其关心,但是这种关心也是有原则的。这种原则性体现在他不仅同意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而且还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甚至指出在小型座谈会难以奏效的情况下,要发动读者来对胡风进行批判,还要将胡风放在群众生活中进行改造上。有些人认为周恩来对胡风的思想观点似乎没有个是非看法,纯属个人想象,并没有事实依据。这种打着周恩来的旗号来为胡风进行辩解的作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对胡风的批判并非是由于周扬与胡风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在文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长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胡风又固执己见,拒不承认自己缺点错误的情况下,从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大局出发开展起来的。这种批判并非周扬他们个人发起,而是在报经中央批准后,在文艺界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

  ⑥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召开的四次座谈会概览。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周扬等具体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在报经周恩来批准后,开始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批评的座谈会。为了使座谈会能够取得成效,让胡风清楚他的问题所在,使他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以便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因而在正式开会之前,周扬就与胡风谈过两次话,每次约十几分钟。

  关于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后来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他(指周扬—引者注)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本人(指胡风自己—引者注)的,主要思想有几点:一)我反对了党员的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主党最危险,这是50年3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和我谈。”[253]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虽然事隔两年,但是字里行间仍然透射着火气和不满,他是以“挨整”的“罪人”身份向中央诉苦的。不过,从中也可以透射出周扬与他谈话的一些实际情况。

  周扬说他“反对了党员的意见”,“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看来是周扬点出了胡风与党员文艺家的矛盾,肯定了党员文艺家的正确,批评了胡风的错误。至于说到“社会民主党最危险”,显然是批评胡风没有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抹煞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属性。

  在舒芜的转化方面,周扬对胡风说这“不是投机取巧”。那么是谁说舒芜的转化是“投机取巧”的呢?胡风在这里没有交待清楚。如果从胡风与周扬谈话的语境来分析,这显然是胡风或胡风转述别人的话,周扬是为了反驳这种说法才这样讲的。

  至于周扬谈到胡风“说的话九十九句对,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这实际上是在肯定胡风的同时,指出了胡风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这种错误的要害所在,希望胡风能够有所认识和悔悟。

  周扬说“过去的事不必谈”,“还有几个人受”胡风的“影响”,并要舒芜及受胡风影响的青年来参加会议,这是告诉胡风不要纠缠于过去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而要胡风抓住他与进步文艺家现在分歧的关键问题来进行检讨。从周扬说出了受胡风影响的青年就可以看出这是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胡风的宗派主义作风,他希望受胡风影响的青年参加会议,当然是为了推动他们认识的转变。

  周扬希望胡风“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是劝胡风在会议期间要将检讨的重点放在缺点错误上,以便于争取主动。至于要“打掉”胡风的“架子”,是因为胡风在过去与进步文艺家争论的过程中,盛气凌人,趾高气扬,既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又不反思自己的缺点错误,不仅不能以诚实态度待人,有时还几乎是与整个进步文艺家队伍为敌,因而往往使批评流于形式,难以取得成效。

  从中可以看到,尽管胡风是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去回忆的,却也反映了周扬和他谈话的基本情况。会议正式开始前,周扬就在谈话中给胡风打了招呼,还就检讨的重点、方法、态度等问题,向胡风提出了建议。他还向胡风说明由于自己较忙,其他问题由林默涵与胡风具体交谈。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周扬告诉胡风,舒芜将参加座谈会。为了进一步促进胡风认识的转变,会议期间,舒芜撰写了长文《给路翎的公开信》。这篇文章是舒芜应《人民日报》社的约请写出的。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报社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要求公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经文艺组领导袁水拍请示,胡乔木不同意选登这类来稿来信,认为水平低,缺乏说服力。胡乔木告诉袁水拍,用报社名义给舒芜写封约稿信,请舒芜写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这封约稿信,是由《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叶遥起草,经袁水拍看过,以报社名义发出的。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的。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然而,当时我们每一听到‘宗派主义’、‘小集团’这些字样,就比什么都更引起我们的勃然大怒,忿然力争,证明了恰好是刺到痛处。”[254]

  舒芜原先是胡风集团的重要成员,熟悉其内部的不少情况,又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因而就写出了这篇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用语辛辣的文章,将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维妙维肖地揭露出来。

  这篇文章印发给与会人员征求意见,在略作修改后,却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主管领导批判后,于九月二十六日在《文艺报》上发表。该文在发表时,《文艺报》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胡风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当天下午,林默涵约见胡风,一同到中山公园谈了几个小时。胡风称“这是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林默涵告诉胡风,胡乔木因病请假,由习仲勋来主持中宣部的工作。除此之外,林默涵还谈到路翎、舒芜和胡风的问题,胡风后来回忆道:

  一)路翎提供关于舒芜的材料,他相信是真实的。二)这以前对舒芜的情况不大了解,只听到他从刘邓大军占领过的家乡跑出来的事情,也对他有些揣测;广西也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三)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四)路翎过去作品解放后都不能出版发行,那是下面不理解,过了这件事就会解决的;这件事过去了,路翎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关于我的主要有两点,一)有些文章提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容易生副作用;二)其实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三十万言书》)[255]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林默涵的谈话还是比较满意的,似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关于舒芜的问题。舒芜从胡风集团分离出来以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愤恨不已,开始搜集舒芜的材料,反映了上去。作为在中宣部直接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林默涵不会不明白胡风他们反映舒芜问题的用意,但是舒芜毕竟认识到了以前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了,即使胡风他们反映的材料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又怎么会再拿舒芜历史上的一些作为来否定他现在的进步呢?况且舒芜在政治上又没有什么问题!因而林默涵从团结胡风的大局出发,也为了使胡风能够便于接受批评,才说了那样的话。

  林默涵肯定了路翎的贡献,解释了路翎的作品过去不能出版的原因是由于下面不了解情况,并表示以后这件事是会解决的,路翎也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从以前进步文艺家在争论中对路翎作品的批评来分析,即使说得很委婉,林默涵在谈话中也不会不指出路翎作品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胡风似在这里略去了。

  在谈到胡风的问题时,林默涵说“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事”,是希望胡风不要再纠葛于过去的纠纷,还是要向前看,把现在的分歧弄清楚就行了。至于胡风谈到林默涵对他有些文章的看法,则令人不免生疑,尽管是个别交谈,为了使胡风便于接受,林默涵在谈话中用语委婉,循循善诱,语重心长,但是如此轻描淡写地批评胡风,似乎背离这次座谈会的宗旨,也与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会后发表的文章大相径庭,因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胡风与林默涵历史上并无个人恩怨,在上书时处于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对林默涵和他谈话的相关内容作了修饰造成的。

  由此看来,为了座谈会的顺利进行,推动胡风认识的转变,周扬、林默涵会前及会议期间先后与胡风谈了话,希望他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回到文艺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那么,这次座谈会是如何召开的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宣部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起,先后在东总布胡同丁玲住处,召开了四次座谈会。

  我们先来看座谈会召开的基本情况及胡风的态度。

  九月六日,酝酿两个多月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议。座谈会规模并不大,关于这次会议,后来胡风叙述道:

  九月六日开第一次会。开会前一天,林默涵同志一定要我先说话,但我因为抓不到问题到底在哪里,觉得困难得很。得到林默涵同志的同意,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声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所下的结论,希望同志们帮助。接着同志们发言,有的责备我不该“强辩”,主要发言人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周扬等同志在理论上提出很多问题和要求。有的同志口气非常严厉,有的同志口气充满了嘲笑,冯雪峰同志开始是带有讨论问题的口气,并说《文艺报》按语不对,读者断章取义,但一听到周扬同志的严厉口气就又马上改成了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的。但因为已经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没有在情绪上受到一点影响。但最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似乎并没有看过我的文字,只是随便抓一两句来任意解释,有的还好像是临时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那小册子抓来的。周扬同志是主持会议的,他连后一句都没有看就用前一句来斥骂了一阵。我已经是罪人的身份,当然什么都不能说。林默涵同志归纳,要我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三十万言书》)[256]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座谈会上他以《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为突破口,在发言中表明了自己对文章结论的不同意见。胡风认为自己发言后,遭到了与会者的围攻和批评,并说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但是由于他相信党,因而情绪上没有受到影响,能够耐心地听下去。他认为主要发言人没有读过他的文字,随意曲解他的意思,只不过是痛骂一阵了事,自己处在“罪人的身份”,却不能进行申辩。林默涵最后归纳了人们的发言,希望胡风从“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方面进行检讨。

  从中可以看到,林默涵谈到了要胡风检讨的五个方面,这是进步文艺家与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主要分歧,但是胡风却对此采取了淡化的态度,却把与会人员对他的严厉批评,说成是围攻和嘲弄,而他自己则以对党的赤诚,耐心地听取着大家的批评。这表明胡风不仅是带着情绪来叙述的,而且从中还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

  会议期间,胡风为了反驳“小集团”问题,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他在报告中写到,当时51个投稿者中,有13个在解放区,他已经知道的有19个是中共党员。到目前为止,有将近一半的投稿者他没有见过面。[257]

  应该说,胡风在报告中列举的这些事实并没有什么疑问。不过,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时说他们是“小集团”,主要是从思想上而不是从组织上来定位的,林默涵在会议的发言中也对此作了说明。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七月》和《希望》都是胡风创作的刊物,胡风为什么避开他创办的《七月》,而用《希望》来进行反击呢?

  抗战初期创办的《七月》周刊,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258]胡风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产生于这个刊物的发行期间,他们与胡风有着相似的文艺观点。而《希望》固然也发表了胡风集团成员的不少作品,但这个刊物是在周恩来资助下创办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参加了投稿,这样用《希望》杂志而不是《七月》周刊进行反击,就可以避重就轻,转移视线,淡化“小集团”的色彩了。

  由于胡风在会议期间对错误的认识态度不好,于是根据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致周扬信中作出的如果“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的指示,在《文艺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后,《人民日报》文艺组也于十月一日在《人民日报通讯》第二十八期上,向全国通讯员发出号召,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在征得林默涵、冯雪峰的同意后,写成《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对一些问题再作解释。十一月十八日他将文章交了上去,后来又将该文转呈中央和毛泽东。[259]这篇检讨文章没有被通过,胡风很不高兴,对这件事他后来发过牢骚,用他自己的话说,“像阿Q一样画圆圈,画成了瓜子模样”。[260]

  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第二次座谈会。从这次起,路翎和舒芜也应邀参加。会上胡风根据林默涵的要求,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作了简要口述。舒芜也就他的文章作了发言,说他过去的思想完全受胡风的影响。

  十二月十一日,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十二月十六日,召开第四次座谈会。

  在十二月十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何其芳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言。一开始,何其芳就坦率地指出胡风的态度是避重就轻:

  “对胡风同志在会上的检讨,我是很不满意的。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检讨,不,他也检讨了个别的重要问题。但是,胡风同志的文艺理论上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有一系列的错误。胡风同志没有提到这样的思想高度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把自己的文艺理论描写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看法有错误,只是在做文艺理论工作的时候有某些技术性质的缺点,具体作品的批评写得太少,文章里的语言又常常缺乏明确的科学性,等等,因而可能引起一些误解。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的。”[261]

  何其芳之所以以《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为发言题目,是因为胡风在一九四八年秋在论争的时候曾经写过《论现实主义的路》来为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辩护。何其芳明确表示对胡风的检讨是不满意的。这是因为胡风在文艺理论的许多原则问题上存在一系列错误,但是却仅就个别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检讨,仍然认为自己的文艺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也表明他的认识是肤浅的,态度也是不诚实的。这在客观上说明胡风对自己文艺理论上存在的错误并没有一个深刻地认识。

  关于最后两次会的情况,胡风也有详细记叙:

  完全是同志们对我提意见。主要发言人的口气更严厉。有的同志。如何其芳同志,用他的意思解释了我的几处文字,把问题提到了我是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同志们没有提过《一段时间,几点回忆》有什么原则错误,另外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如周扬、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好像还是没有认真检查过我的文字,只是抓住一两句来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周扬同志的发言更随便从我的文字抽出几句来斥骂一阵。其余几位发言较少的同志只是个不得不表示态度的意思。因为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在情绪上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最后,周扬同志严厉斥责了我,说我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决定于文艺理论;说我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斥责了以后,归结到:结论要由我自己做。时间太晚了,我要求简单说明我的态度,但还只说了几句,有的同志就大声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我当时向同志们说明的主要点是: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说我感到了党的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二十多年的工作,党没有不注意的道理;谈出来了,党明白了,我自己也安了心。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理解,不能一时解决,那也不要紧,一步一步做去就是。同志们不要耽心意见提得太尖锐,那不要紧,那是为了帮助我猛醒的。我自己更加强了求真的精神,要努力再学习,争取做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懂得了团结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面工作的问题,要从过去朴素的想法和心情更进一步,争取做得好一点多一点,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我争取了十多分钟把这点意思说完了,这是为了希望同志们相信我是要尽可能在党的庄严的斗争要求下面,在党性的要求下面对待问题,对待自己,也对待同志们的。[262]

  从中可以看到,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叙述的时候仍然是有着几分情绪化的。他认为主要发言人没有认真阅读过他的文字,没有弄清楚他的真实意思,曲解了他的观点。只不过是抓住他文章中的只言片语,望文生义,痛骂一阵了事。这实际上就是用别人的“误解”来掩饰自己文艺理论的错误。他还淡化对自己文艺理论的反思和自省,而侧重于叙述与会人员在发言过程中对他提出的严厉批评,说他如何耐心地听取批评,使人感觉到他受到了压力,没有被平等的对待。这样就将会议对他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他的人身攻击,而避开了他文艺思想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周扬明确表示胡风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艺理论的错误问题,是与党的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这就在性质上界定了胡风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要求胡风深刻反省自己在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对胡风的批评也是在文艺思想的范畴内进行。整个座谈会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周扬说最后结论还是由胡风自己来做,这实际上就是要胡风根据大家对他的批评,表个态,谈一谈对自己文艺思想错误的认识。会议将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程度来做出结论。

  至于胡风说他刚一开始总结,就遭到了人们的反对,“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并不见得是胡风说了假话。我们分析后认为,这是由于胡风在会议期间的自我批评,言不及义,没有触及到要害,拒不承认自己在文艺理论上的原则性错误,结果引起了与会人员的不满,认为胡风这样的总结没有什么意义,才说出了那样的话。

  胡风虽然在总结中说“感到愉快”,“还要继续检查”,“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自己也安了心”,“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理解”,也要“一步一步做去”,“要努力再学习,争取做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也表示愿意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但分明让人感到,这个表态是笼统的,空泛的,直营差事的。因为他在自我批评中没有对文艺思想上存在的原则性错误表明态度。而这个问题却是这次座谈会召开的宗旨和目的。这就在客观上表明胡风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并不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中宣部起草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报送周恩来和党中央。这个报告介绍了座谈会召开的基本情况,我们将相关内容引述如下:

  我们和胡风一共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参加的除胡风和原属胡风小集团的舒芜、路翎外,有周扬、冯雪峰、丁玲、胡绳、张天翼、邵荃麟、何其芳、林默函、严文井、王朝闻、田间、陈企霞、艾青等共十余人。第一次会,主要是大家提出问题,作为胡风进行检讨的参考;第二次会,由胡风根据大家所提出的问题作检讨性发言,舒芜也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第三次和第四次会主要是大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发表意见,最后由胡风表示对大家所提意见的态度。除了这几次座谈会以外,好几位同志还和胡风作过一次或多次个别谈话。不论在座谈会上或个别谈话时,我们都采取了诚恳、坦白的态度,严肃地具体地指出了他的文艺思想的错误所在和错误性质。但胡风仅仅就他和党的不正常的关系做了一些反省,而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始终没有什么检讨,相反地,是极力辩解,仍然企图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不过态度比以前好了一些,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大家的批评。

  受胡风思想影响极深的路翎,在座谈会上没有发言。会后,林默涵同志和他谈过一次话,路翎表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已有初步认识,他表示愿在实际中好好地改造自己。

  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是:(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化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种思想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一般文艺工作者是容易投合的。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林默涵的文章已在《文艺报》本年第二期上发表,并由《人民日报》转载,何其芳的文章不久也将发表。另外,曾召集文艺界负责干部报告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实质。

  关于胡风的工作问题,他本人希望做《文艺报》的编委,我们认为在他还没有彻底认识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之前,不适宜担任这种批评性的文艺刊物的编委。我们曾劝他下去生活,将来专门从事创作,或到大学教书,他都不愿意,现在决定先到全国文协,将来再考虑适当工作(参加文协的创作委员会或《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他本人同意,现正计划把他的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263]

  从中可以看到,报告介绍了参加四次座谈会的人员及座谈会召开的基本情况,为了促进胡风认识的转变,有几位同志还跟胡风进行了个别谈话。但是胡风仅对他与党的不正常的关系,也就是宗派主义作风做了一些反省,对他文艺思想的原则性错误,只表示愿意考虑大家的批评,比以前有所好转,但是却始终没有检讨,还在为自己极力辩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胡风又一次向邵荃麟提出了解决入党的组织问题,邵荃麟也不得不直言相告,在文艺理论解决不了的情况下,目前解决组织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但他同意将胡风的申请转达上去。[264]

  原胡风集团的两个成员舒芜和路翎在会议期间有着不同的表现。舒芜在会上做了检讨,批评了胡风,但是路翎却没有发言。在林默涵和路翎谈话以后,他也仅仅是表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有了初步认识,表示以后要好好改造自己,仍然拒绝检讨和对胡风提出批评。

  报告根据进步文艺家和胡风在过去争论中理论上存在的主要分歧,将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表现归纳为三个方面: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作家的先进性,轻视劳动人民;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化遗产。这是胡风与进步文艺家在文艺理论上分歧的关键所在。座谈会后由林默涵、何其芳发表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评。

  尽管胡风没有承认自己在文艺理论上存在的原则性错误,当时也没有对胡风置之不理,还尽可能满足了他的要求。不但同意他把家搬到北京来,还着手解决他的工作问题。虽然胡风希望担任《文艺报》编委,但在胡风没有对自己文艺理论的错误有一个深刻检讨的情况下,担任这样带有文艺批评和导向性质的刊物的编委显然是不合适的,而胡风又不愿意专门搞创作或到大学教书,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征得了胡风的同意后,先安排他到文协工作,以后再到文协创作委员会或做《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文艺界的相关领导人对胡风还是关爱有加的,并不存在对胡风歧视的问题。

  这个报告报送周恩来后,三月五日周恩来在这一报告上批示:

  “对胡风的方针和态度正确。已告中宣部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对他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但仍给以工作,并督促其前往前线或工厂与农村中去求锻炼和体验,以观后效。”

  周恩来的批示及中宣部的报告均曾送经毛泽东、刘少奇圈阅。[265]

  由此我们看到,为了使胡风转变过来,周恩来主张采取批判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肯定了中宣部对胡风批判的方针,还要求中宣部“继续”对胡风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给胡风安排工作,让他到前线或基层去经受锻炼。中宣部的报告及周恩来的批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圈阅后,就成为中央处理胡风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了。

  从前文七月二十三日周扬致周恩来的信中就谈到,在座谈会后选择一两篇好的批评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

  二月十五日,《文艺报》发表了何其芳的批判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266]此前,林默涵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文艺报》发表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下面我们就重点谈谈林默涵的这篇文章。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林默涵给胡风一信,说他的文章已写好,并希望胡风也尽快写出来。二十八日,胡风便去中南海拜访邵荃麟,表示担心林默涵的文章现在就发表,恐怕要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邵荃麟答应去商量一下,如发表,也先给胡风看一看。二十九日,由全国文协召开在京作家会议,严文井主持,由林默涵作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也在北京的胡风,没有被邀请参加。一月三十日,林默涵的文章公开发表。[267]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邵荃麟曾答应在林默涵的文章发表前,先给胡风看一看,最终却没有给胡风看呢?二十九日,林默涵作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为什么也没有邀请胡风参加呢?为什么还要将对胡风的批评公开化呢?这不是在排挤和歧视胡风吗?

  我们注意到,在胡风提出要求后,邵荃麟不过是“答应去商量一下”,并没有对胡风的要求作出肯定性的回答。虽然林默涵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但是这篇文章是在文艺界党组织主持下,经过进步文艺家集体讨论,由林默涵具体执笔写成的。文章中虽然有林默涵的观点,但也是进步文艺家的共同心声。因而文章在什么时候发表,又以什么形式发表,不是由个人而是由文艺界党组织决定的。从前文七月二十三日周扬致周恩来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因而邵荃麟的答复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集体的意见。

  二十九日,林默涵显然是在向在京作家报告文章的主要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给他们打招呼,使他们在心里上有所准备。至于没有邀请胡风参加,与该文在发表前没有让胡风看一看的原因其实一样,那就是经过四次座谈会后,胡风仍然没有认识到他在文艺思想上的原则性错误,还在为自己极力辩解,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文章交胡风过目及报告会邀请胡风参加与否都不会对胡风观点的转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再将文章经胡风过目及邀请胡风参加报告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况且,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周扬来信的批示中就已经指出,对胡风的批评“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如果少数人的座谈会“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这样在四次座谈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也就只好诉诸于报端了。从这里可以看到,那种认为排挤和歧视胡风的说法是没有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无端猜测,并没有什么根据。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林默涵的文章。

  林默涵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根据他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的,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林默涵在文章的开头首先指出:

  在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之后,应该说明: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部错误的,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含有正确的成分。但个别问题上的某些正确看法,并不能改变他的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注:着重点是现在加的)

  林默涵在文章中着重批判了胡风一贯采取非阶级的观点对待文艺问题,因而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问题上、深入生活问题上以及对“五四”文艺运动的看法上都存在着错误观点,指出:

  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根源,是在于他一贯采取了非阶级的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他不是从阶级的根源去考察各种文艺的问题,而是离开了阶级关系去寻找文艺现象的原因。可是,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自己陷于错误。

  胡风的这一错误,显著地表现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上……在他的理论中,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胡风看来,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一贯地主张的所谓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这种“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结合。照他看来,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强弱或有无,就是现实主义的强弱或有无的标志。这里,第一,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的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因而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就是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但是这样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有它的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和离开了现实主义在各时代中的历史具体性,必然不能正确地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决不是如胡风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因为任何作家都有他的某一种性质和某一种程度的“主观战斗精神”,而这种“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旧现实主义,例如批判的现实主义,由于他能够正视和批判当时的现实,揭露资产阶级的缺点和丑恶,这种现实主义有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它的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却不能不受他所依据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限制,因此不可能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显然地,这不是什么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问题,而首先是作家的阶级立场问题。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根本问题也不是有没有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而是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没有这种立场和世界观,那就不管你的“主观战斗精神”怎样强烈,也不可能正确地充分地反映今天的现实。胡风的错误,就是始终离开阶级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因此也就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

  我们所以要在此摘引当年批判文章中的这段文字,是因为后来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歪曲了林默涵的原意,断章取义地抽出“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这句话来进行反驳,认为这是“先验的概念”,是“由于机械论(唯心论)抛弃实践的理解,把世界观当成一次完成的死硬的东西”,是“堵死了艺术实践,取消了艺术本身”,甚至将这句话概括为“不先成为世界观没有‘缺陷’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可能有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实际上,从上下文不难看出,林默涵在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然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必须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相结合,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就应该具有进步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意识。这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与旧现实主义者或批判现实主义者的主要不同之处。这与胡风所杜撰的“照林默涵的看法,不首先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就不能进行创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说林默涵主张“先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更是无稽之谈;林默涵等进步文艺家一向认为,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去好好锻炼,才能获得正确的世界观,这决不是像胡风所宣扬的,只要关起门来“自我燃烧”、“自我扩张”就能成功的。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林默涵特别提到:“以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为中心,在胡风周围曾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特点就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而醉心于他们的自我欣赏和互相标榜。我们说这是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注:着重点是现在加的。)[268]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林默涵对胡风的评价是全面的,对胡风的批判也是严肃的,讲道理的。他不仅在政治上肯定了胡风的进步,而且就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也没有一概否定,在批判其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同时,还对其某些个别方面的正确性作出了肯定。至于胡风在文艺上的小集团,林默涵明确指出这是从思想上而不是从组织上来说的。由此看来,这个时候对胡风小集团的批判是从文艺上而不是政治上,是从思想上而不是组织上,因而文章就着重批判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原则性错误。

  文章指出,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而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了阶级分析观点就不可能找到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正是因为这样,胡风才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问题上、深入生活问题上以及对“五四”文艺运动的看法上都存在着错误观点。

  文章对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着重从“主观战斗精神”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上、“主观战斗精神”的阶级内涵上进行了剖析,认为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和离开了现实主义在各时代中的历史具体性,必然不能正确地了解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要想写出适应时代的需要,奔涌着革命的激情,催人奋进的好作品,并不是有没有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问题,而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深入社会生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创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精品。

  胡风的错误,就是在艺术创作和评论中离开了阶级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因此也就抹煞了新旧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

  林默涵、何其芳这两篇文章,也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发表的。他当时说:经过座谈会,最好希望胡风自己写一篇自我批评。如果他自己不肯写,那就要发表一两篇公开的批评文章,因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在文艺界是有影响的。

  到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四次公开批评,就算结束了,再没有发表其他文章。[269]

  ⑦  胡风的问题开始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四次座谈会来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事后又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文章,但是这却引起了文艺界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抱着同情的态度。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有人以“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信,说他不同意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来信反映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一月二十九日召集文艺界负责人座谈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他个人的感受,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

  三月四日,毛泽东阅后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熊复写出批示:“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一九五三年四月八日,熊复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

  当时,周总理指示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集了4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因此,中宣部指定何其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

  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

  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自己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

  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责多于鼓励等缺点。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所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270]

  我们看到,熊复的报告介绍了召开批评胡风座谈会的原因、基本过程、胡风的态度及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发表的经过,对一月二十九日座谈会的安排事宜及当前文艺批评工作在说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了检讨。报告进一步介绍了在公开批评胡风以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就收到许多要求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林、何文章中的观点,大半是读者自己提出的,林、何二位同志不过是在文章中讲得更为系统化了,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说明。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般反映林、何的批评文章是“正确的、中肯的”,当然也有少数读者对此表示不同意见。

  此前,胡风曾经就文艺界对他的批评给毛泽东写过信,[271]毛泽东在收到“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信后,批示熊复进行专门调查,将调查结果向他汇报,这表明毛泽东对胡风的问题是重视的。虽然我们现在尚未发现毛泽东在审阅熊复调查报告后的批示或意见,但是熊复的调查报告会对毛泽东认识胡风的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

  ⑧  第四次争论的简短小结。

  这次争论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五三春,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最后以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发表为标志而宣告结束了。这是前三次争论的继续,但是从争论的结局来看,除了舒芜从中分化出来以外,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并没有对其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反省和检讨。

  这次争论是先从胡风与何其芳在文艺著作的注释上的分歧表现出来的。在报纸刊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阿垅、路翎、冀汸等人被点名批评,他们不能像其他文艺界人士那样能够正确地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为了维护其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反批评,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这在阿垅要求《人民日报》编辑部刊登他反批评的文章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文艺整风开始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也同样受取了批评,他们没有像其他文艺界人士那样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改造自己的思想,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其错误的文艺思想,反驳对他们的批评,对批评他们的人,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特别是舒芜从其集团中分化出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以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认为舒芜的背叛“不可饶恕”,谩骂攻击舒芜,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

  这次争论集中在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方面。《文艺报》发表了要求批评胡风的读者来信,周扬与胡风谈了一次话,在没有谈拢的情况下,周扬报经中央批准,由中宣部组织了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座谈会,最后以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发表为标志结束了这次争论。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林默涵的发言还是发表的文章,乃至中宣部致周恩来并中央的报告,都将进步文艺家与胡风的分歧作了概括和总结,这就是在现实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分歧的反映、究竟是宣扬“主观战斗精神”还是要进行思想改造、深入生活以及民族形式等问题,说到底,就是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央及文艺界领导人对胡风是关心的,周恩来、周扬、胡乔木曾经找胡风谈过话,不止一次地提出他的工作安排问题,还表示要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又答应他的要求,让他将家搬到北京来。不过,我们也理解在胡风对他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没有实质性改正的情况下,是难以让他担任文艺界的领导职务及带有文艺批评导向性质的工作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当时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座谈会,并不是周扬等人的个人所为,而是报经中央批准后进行的。就是在对胡风批评的时候,也没有对胡风全盘否定,仍然肯定他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他的文艺理论的某些个别方面也是正确的。因而我们认为这次批评是慎重的,也是严肃的。但是这次批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胡风仅在他的宗派主义作风的某些方面有所表示,始终没有承认他在文艺思想方面的原则性错误。这就埋下了以后争论的隐患。

  (7)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五次争论。

  第四次争论以后,文艺界党组织和进步文艺家仍然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采取团结的态度。这个时候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仍然对第四次争论中进步文艺家的批评耿耿于怀,同时路翎发表的小说又引发了文艺界的批评,于是胡风在其集团成员的帮助下,写出了《三十万言书》,将他们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直接上书中共中央。随后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认为这是他们的上书起了作用,于是借此机会向进步文艺家发动了猛烈进攻。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进步文艺家也向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强力反击,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五次争论。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研究这个问题。

  ①  文艺界党组织和进步文艺家仍然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采取团结的态度。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四次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尽管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继续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并没有承认错误,但是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下,文艺界党组织和进步文艺家仍然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争取他们回到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轨道上来。这鲜明地体现在二届文代会及路翎作品的出版上。

  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届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胡风、路翎参加。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有这么一段:

  “从朝鲜回来前后,路翎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散文报告。

  文代大会开会之前,胡乔木同志向党员作家们的讲话中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该把创作上有成绩的青年作家提到领导机构里来;譬如路翎在创作上有凸出的成绩,应该被提到领导机构里面,当然路翎在其他方面也有缺点,但党员作家也不能说都没有缺点的。

  周总理当是从几篇作品了解了这个作家的气质和他的劳动成果所能有的意义,因而觉得有必要挽回路翎的工作条件的。”[271]

  从中可以看到,胡乔木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讲这番话的。尽管路翎在第四次争论中拒绝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批评,他自己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也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当时处于团结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考虑,同时路翎在创作上也作出了一些成就,因而才计划将路翎提到作协的领导机构中来。这与前文林默涵在与胡风的谈话中对路翎的表态是一致的。

  周恩来的指示对路翎处境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小说在评论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和肯定,被《文艺报》批评的《朱桂花故事》,这时也汇集成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文学分组会上,胡风被预定发言。华东代表团的一位领队,听了胡风的发言,当即向华东代表团递一纸条,说胡风又在骂人,含沙射影……

  尽管如此,胡风、路翎还是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胡风还当选为文联委员。

  就在大会闭幕不久,胡风便听到一件事情:一位电影界的负责人,在电影局的大会上说,胡风、路翎是反对派,但还是给了他们一个位子。[272]

  由此可以看到,在胡风和路翎没有对他们的文艺思想的错误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作出反省并予以改正的情况下,还是将他们提到了文艺界的领导机构中。这当然不是对他们错误的姑息迁就,而是处于团结他们的目的,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便于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逐步认识和改正错误,并最终转入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轨道的考虑。

  那么,这种安排到底有没有取得成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②  路翎创作的小说又在文艺界引起争论。

  二届文代会的人事安排是为了团结并争取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使他们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轨道上来。但是事与愿违,路翎创作的小说在发表后又在文艺界引起了争论。

  路翎曾到朝鲜体验生活,回国后去看望胡风,谈到自己的朝鲜之行时,胡风鼓励路翎早日写出来,还特别强调一句:“要写得和别人不一样。”

  二次文代会后,引发了路翎的创作高潮。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写出五篇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节日》。这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阶段,风格、选材、角度,在同时期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小说创作中,的确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一九五四年初,《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相继发表路翎的几篇小说,如此集中发表路翎的作品,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初雪》备受赞赏,一月号《人民文学》一发表,巴人立即撰文在《文艺报》第二号上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生活的实践已经带领了我们的作家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

  《文艺报》第七期发表读者张家骥的来信,批评巴人的文章,批评路翎“只是在追求自己所空想出来的结构与人物的描写,却可以完全忽视了生活最低限度的真实。”

  三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路翎反映朝鲜战场生活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于是,批判风波陡起。小说中借志愿军战士与一位朝鲜姑娘的爱情,写出士兵牺牲精神的伟大,被批评为诬蔑志愿军等等。

  评论家、后来任《文艺报》副主编的侯金镜,三月便写出批评文章,先打印出来供作协党组成员传阅、讨论,文章得到通过,发表于第十二期《文艺报》,题为《评路翎的三篇小说》。侯金镜批评路翎的作品:“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这几篇作品说明了路翎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

  由于路翎的小说是反映军队生活的,对路翎的批判,便自然成为五月召开的“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的一个重要话题。五月二十八日,周扬到会作报告,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这样记叙周扬的报告:

  在一般性的“鼓励创作”的话的掩盖之下,所举的具体的例子有两个:肯定了巴金,否定了路翎,说巴金虽然不懂部队,但他看到志愿军伟大,就歌颂伟大,那就是老实,值得欢迎,对我们有好处,这就够了;但路翎偏偏要写他不懂的战士,这就是不老实。非批评不可。说路翎是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温情主义歪曲了志愿军,非批评不可。……周扬同志又说,编辑部发表了这样的小说没有错误,发表了以后批评就是,如果不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五月底结束,中国作家协会又于六月七日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扬、丁玲、林默涵、侯金镜、严文井、沙汀等,主要议题仍是批评路翎。

  六月九日,周扬召集北京各文艺刊物编辑开会,再次提出对路翎展开批评。[273]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路翎的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批评和争论,胡风站在路翎的立场上,为路翎鸣不平,说同样是写志愿军的作品,周扬却肯定了巴金,否定了路翎,言外之意就是路翎受到了周扬等人的围攻和打击,那么路翎的小说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在作协和文联两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当路翎发言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老舍和李希凡曾经这样评论过路翎的小说。李希凡后来回忆道: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我是读过的,而且有点受感动。觉得比他的长篇作品好,人物性格也明朗,不像《财主的女儿们》中蒋兴祖、蒋少祖那样神经质,但又总觉得,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这样的取材似乎有什么不妥,后来看到批评这篇小说的文章,觉得很有道理。路翎发言的时候,恰好老舍先生从卫生间出来,他有点感叹地说:‘这样的事情在朝鲜太多了,好多朝鲜姑娘爱上了我们的小伙子,有的还真的很感动人,志愿军能犯这个错误吗?我们是帮助人家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我们的小伙子,自然应该躲着人家姑娘远一点,要不怎么办?写这种题材,脑子里真有点问题。’我们知道,老舍先生曾去朝鲜前线慰问过,自然有很多感受、体验,但老人家却用极普通的话说出了真理。路翎毕竟是个作家,他不明白把个人感受到的‘遗憾’,传达给读者的,却可能是对一切战争的反感。”[274]

  从老舍和李希凡的谈话,再结合前文侯金镜、张家骥的评论来看,路翎的小说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就拿《洼地上的“战役”》来说吧,志愿军指战员是有着高度的自觉性的,也是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的,在出国前又进行了反复的政治教育,即使遇到了许多朝鲜姑娘的求爱,作为志愿军指战员应该怎么办呢?是接受呢,还是婉拒呢?这不是明摆着的嘛!

  路翎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是进行抗美援朝的,从人民军队的宗旨出发,从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及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大局着眼,以这样的题材作为小说写作的主题,通过志愿军战士与一位朝鲜姑娘的爱情悲剧性的描写,去歌颂士兵牺牲精神的伟大,“传达给读者的,却可能是对一切战争的反感”,从而淡化了对抗美援朝这一正义战争的讴歌与认同。

  正是由于这样,路翎的小说发表后,才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侯金镜才说路翎的作品“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这几篇作品说明了路翎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同时这也是他和巴金写的小说,虽然都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却在发表后在文艺界反响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而胡风及路翎却无视小说自身存在的局限,不仅不作自我批评,还将此视为周扬等人对他们的围攻和打击,这就不能不说错误的文艺思想仍然对他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和宗派使然了。

  在路翎小说遭到批评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③  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撰写《三十万言书》。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四次争论。胡风在这些争论中的作为,引起了几位老朋友的不安和忧虑,他们及时对胡风提出忠告,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例如,熊子民曾经“劝胡风要少说话少写文章,找个闲差事做做”(梅志:《往事如烟》)。又如,彭柏山曾经对胡风说过:“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所以有人说你杞人忧天。云云。”(胡风19520529自上海致路翎信)[275]

  贾植芳也曾不止一次对胡风说:“我说老胡,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的历史,我们却不懂。”他还建议胡风不如静下心来写一本鲁迅回忆录,另外搞点翻译,譬如可以译《天方夜谭》。“你不再去和别人争什么,你争得赢吗?”[276]

  这些人是胡风的老朋友,有的还是胡风集团的成员,当然在劝告胡风的时候,他们不论从说话的用语还是内容上都是站在胡风的立场上去讲的,甚至还对争论的另一方抱着敌视的态度。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胡风在文艺争论及宗派主义作风上的咄咄逼人上感到担忧,因而才提出了那样的劝告。

  但是胡风似乎没有放到心里去,在他搬到北京后,给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一次,胡风写了一篇文章,在文后署上:写于四树斋。胡风将文章拿给正担任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看,邵荃麟一看到“四树斋”三个字,不由一声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后来,胡风听从夫人梅志的劝说,放弃了这个斋名。[277]

  胡风搬到北京,将宅院装修好后,又买了四棵果树栽在院子里,这可能是胡风将书房命名为四树斋的原因,因而四树斋不见得就是“四面树敌”的意思。但是却把邵荃麟吓了一跳,认为胡风还要“四面树敌”,进行论争。从中可以看到,文艺界人士对胡风的警戒心理。

  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曾卓与胡风见面了。在交谈中曾卓发现,胡风的乐观情绪较以前更明显了。胡风深信,导致目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对自己的文艺理论的无休止的批判,在于强调思想改造扼杀了艺术家的创造性。看到胡风侃侃而谈的样子,曾卓三十年后对李辉说,当时有一种直觉:胡风会越发不冷静了。[278]

  曾卓是胡风集团的成员,他当然清楚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过去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一系列争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也是耳熟能详,因而他在看到胡风侃侃而谈的时候,就明白胡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要继续争论下去的。从他的话中分明看到他对胡风的未来抱着一种忧虑的态度,

  尽管有朋友们的劝说,胡风还是听不进去。虽然第四次争论是以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发表而告结束的,但是胡风却没有承认自己在文艺思想上的错误。这次路翎的小说发表后又遭到了严厉批评,胡风认为这是周扬等人的围攻和打击。同时,此前周恩来和他谈话的时候,也曾跟他说过可以写一个文艺界的材料报告中央,于是胡风为了获得中央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以摆脱在文艺界被动的局面,在与其集团成员协商后,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就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

  《三十万言书》并非出自胡风一人之手,而是在他主持下,拟出写作大纲,在征求集团成员意见并采纳了他们提供材料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这是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的集中体现。

  北京的路翎、徐放、谢韬、绿原,都是写作《三十万言书》的积极参与者。路翎协助胡风写作。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主任的谢韬,在《人民日报》社文教部工作的徐放,在中宣部工作的绿原,也积极参加了胡风的写作。芦甸的妻子李嘉陵,由天津调到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他和梅志一样,成为抄写稿件的人。[279]

  这个时候,路翎、谢韬、芦甸、绿原等人经常到胡风家里去,胡风不仅拿出起草的原稿,向他们征求意见,还多次与他们一起就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批判重点进行过模拟式的答辩。到尽情处,胡风还激动地站起来,在自家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当着他们的面,滔滔不绝地辩驳着,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这给绿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80]

  天津的芦甸、阿垅,上海的耿庸、罗洛、张中晓、贾植芳,浙江的方然、冀汸,南京的欧阳庄……,也在为胡风的写作出谋划策,提供材料,时常与胡风交换意见,全力支持胡风的写作。

  欧阳庄到北京开会,也抽出时间,参加了在京朋友们的商谈。他们一起讨论提纲,然后,还将要点寄往各地,征求意见,以求内容更充实、材料更确切。[281]

  胡风在写作《三十万言书》的过程中,还经常给在外地的集团成员写信,让他们帮助查找材料,提出建议。我们看下面的几封信。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胡风给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罗洛、张中晓写信,信中说:

  “我在着手弄材料。未着手之前,总感到有些恶心,但着手一弄,反而忍不住要笑起来了。世界上有这样低能而又混蛋的畜生!但当然,是一件麻烦事,但也只好做了它。

  你们社成立以来,出了哪些坏书,为什么出了,出了哪些好书,出之前后,受了什么波折和打击。得开列一简单的表告诉我。”[282]

  从中可以看到,胡风在信中向罗洛、张中晓通报了自己当时写作的情况,他自作聪明,谩骂他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要罗洛、张中晓将他们出版社的情况报来,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写入《三十万言书》中。

  四月五日,胡风再给罗洛、张中晓、耿庸一信,请他们分析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

  “你们工作忙,但如有多少可能,希望开始便中帮我做一件工作。

  分析二文的论旨和论点:

  一、查出他们所引用的论点。二、对他们每一个论断分条写出看法(从当时条件和原文主题)。三、提出可参考的材料(马至斯、高、鲁、毛,现在苏联理论)论点,出处及页数。四、引用何、香港等文……[冯]‘理论’,相同者及其错误的可以对照者—出处页数。

  现在得做这准备,实事求是地帮我准备,免得考虑得不周。我一安定下来也许就得做这一工作的。”[283]

  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是在第四次争论时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代表性文章,因而胡风极为重视,要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林、何文章的观点进行全面反驳后,系统阐述自己的主张。他知道,林、何二人理论功底深厚,同时他们的文章又是经过进步文艺家集体讨论过的,因而胡风在撰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要罗洛、张中晓、耿庸首先做好材料的准备工作,以便于他在写作时能够及时引用,而不致于耽搁时间,出现差错。

  四月十一日胡风给浙江的方然一信:

  “在激烈动荡中,徐兄作品,烧痛了许多人,凤姐一流派,发动反攻,说是,要有批评出来,云。对凡兄三首小诗,也要反攻,马诗人在准备中,云。那么,对某些名字,是视如猛兽的。目前,是争一个会和两个刊物的占领罢,但骨子里是恐慌。是想闷死某些人。双木,凤姐为主,刀口、三花之类骑墙。看样子,是企图把团结问题,做成反面文章。

  你那里不会听到什么罢。但也许要被问到的。转移时,曾提明了你的身份。

  林、何二文有暇再看一看,把你以为要害之点告诉我。我在进行解剖中。无时间就算了。”[284]

  这里的“徐兄”是指路翎,“凤姐”是指丁玲 。“马诗人”,似是指袁水拍,“凡兄”尚待考,从信中看他似是胡风集团的人。“双木”是指林默涵,“刀口、兰花”待考。胡风将路翎的作品发表后,被丁玲等文艺家批评,以及当时北京文艺界斗争的动态告诉了远在浙江的方然。他还在信中向方然询问浙江一带对北京争论的反应,又就林、何二文的分析问题向方然征求意见。

  四月十九日胡风给谢韬一信:

  “昨晚开始弄‘民族形式’,还顺利。

  这涉及到了列宁底两种文化论。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国家,斯大林底“民族”这个范畴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列宁的话,我记不得直接出处。得便,烦你查一查抄两三条给我。一,原文,二,出处。能是直接的引用,当然要好一些。”[285]

  从信中看到,胡风在写完了《三十万言书》中关于“民族形式”的部分后,觉得意犹未尽,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要引用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话,以壮声威。因而他才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谢韬帮忙,摘出几条列宁、斯大林论民族的语录。

  以上信件是胡风在撰写《三十万言书》期间与其集团成员通信的一部分。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三十万言书》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共同合作的产物。当然,胡风是撰写《三十万言书》的始作俑者和灵魂。

  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胡风写成了《三十万言书》。

  《三十万言书》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

  在《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中,胡风详细陈述了自己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遇到的种种打击,指责作为文艺界的领导的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等将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这一部分约五万字。

  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胡风集中反驳林默涵、何其芳一九五三年初发表的两篇文章。他逐个论点反驳,并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一部分约十三万字。

  在《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中,胡风就这几年一些涉及自己的重要问题加以辩解和说明。共有九个问题,其中主要为:小宗派—小集团问题、关于舒芜问题、关于陈亦门(阿垅)问题、关于路翎问题、关于党性。这一部分约七万字。

  在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中,胡风草拟出类似文艺大纲的材料,分细目提出诸如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戏剧的组织等业务上的安排办法。这一部分约三万字。

  四大部分合计约二十八万多字。这便是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概貌。 [286]

  在《三十万言书》中,胡风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集中地对着“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艺上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287]

  同时,胡风还将进步文艺家对其文艺观点的系列批评,说成是扼杀他的文艺思想的“五把‘理论’刀子”,我们将这种说法称为胡风的“五把刀子理论”。“五把刀子理论”集中反映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在文艺理论上的争论与分歧。我们将胡风的说法引述如下: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了遥遥的彼岸,再也无法可以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为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的内容走进自己的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为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算是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经验和现实主义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够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复古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和旧的美感封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无所动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为‘典型’了。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等等。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哪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288]

  从胡风对“五把刀子理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到,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和分歧,集中表现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深入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及文艺题材这五个问题上。应该说这个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这也并非是第一次,在一九五三年第四次争论后中宣部致党中央的报告中就有类似的表述。[289]

  从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的论述看,他曲解了进步文艺家的观点,然后按照曲解了的认识又在反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他认为进步文艺家运用这“五把‘理论’刀子”扼杀了他的文艺思想,束缚了他及其集团成员的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

  既然胡风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和分歧集中在“五把刀子理论”上,那么这个“五把刀子理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五把刀子理论”其实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要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入社会生活,进行思想改造,以革命斗争为创作题材,用民族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

  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造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就必须要解决他们的世界观问题。这就要通过思想改造,驱除残存在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使文艺工作者站稳阶级立场,面向工农兵,确保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

  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方向,决定着无产阶级文艺就要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大题材,因而在题材问题上的争论与分歧,还是由于他们在阶级立场和为什么人的问题上的争论与分歧决定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工作者要想创作出反映工农兵斗争的文艺作品,就必须深入生活,到工农兵中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学习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搜集大量的素材,而后进行艺术的加工,用为广大人民群众熟悉的民族气派和艺术形式表达出来,适应并推动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由此看来,胡风提出的“五把刀子理论”,集中概括了他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出现的争论和分歧。这种争论和分歧实质上就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这就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过去进行的一系列争论并在这种争论下出现的宗派主义作风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风将他及其集团成员花费三个多月撰写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当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由习仲勋将报告转呈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290]

  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一时没有处理此事。[291]

  ④  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利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契机向进步文艺家发起猛烈进攻。

  胡风主持撰写的《三十万言书》递上去以后,胡风自己也没有想到,随后不久,毛泽东在思想文艺界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可是,胡风却认为这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因而就以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为契机,向过去批评过他及其集团成员的进步文艺家发起了猛烈进攻。

  在《三十万言书》刚递上去以后,胡风估计中央领导人会过问此事,可能还会出现激烈的争论,因而他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仍然要他们为此做好准备工作。

  七月二十六日,胡风给上海的罗洛、张中晓写信,建议他们继续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欧阳还在此。大概一周左右回南京。如果他无公到上海,那你们把一个人到南京一次。他知道全部内容,你们了解了以后,好赶作准备。斗争展开时希望能做得彻底些。他自己,在等公事中,这几天也在准备一篇,检查对宁兄批评底发展过程,抓出那阴谋性。

  现在想到的,你们有三个工作可作。

  (一)解放以来,批评宁兄的同时,肯定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检查以后,觉得有用就作一简明的原则性的分析,作为宗派主义为了继续庸俗社会学说统治的说明。

  (二)在二马编的作品中,检查那工作态度和用意。也作一简明的原则性的分析,准备对二马的。

  (三)检查新文艺以来,出了些什么不应该出的东西,排斥了些什么应该出的东西。准备一下,必要时向上面提出,说明宗派统治的危害性。

  你们考虑一下,如觉得能行,现在就着手准备,等欧阳谈过后作决定。

  见过欧阳以后,看是否你们有一个再去看看声兄,将情况告诉他,希望他也有准备。

  此事不能给任何人一点点暗示。”[292]

  这里的“宁兄”是指路翎,“二马”是指冯雪峰,“声兄”是指在杭州的朱声,也就是方然。胡风告诉耿庸、张中晓,欧阳庄知道在北京商量的详细情况,回到南京以后,让他们去一个人到南京找欧阳庄了解情况,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还要他们将情况告诉方然,也让他有所准备。胡风要他们对进步文艺家批评路翎、冯雪峰的作品以及他们新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情况,作一原则性的分析,以作为他们批评周扬等人在文艺界实行宗派主义统治的证据。他还特别交待耿庸、张中晓,对这件事要保密,“不能给任何人一点点暗示”。

  随后不久,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就捕捉到了进攻的机会。

  一九五四年十月,针对《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偏袒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压制两个“小人物”的现象,为了清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这篇文章是由袁水拍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293]此后,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清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

  胡风认为,这是一次全面清算文艺界领导思想的极好的斗争机会,他不仅自己参加批判斗争,而且还要求其集团成员积极参加斗争。十月二十七日,他在给张中晓的信中说:

  “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按:指《三十万言书》)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

  第二、今天报上发表了袁诗人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现象,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想把主要责任推到《文艺报》身上。二则有些人(像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趁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第三、文联会上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的证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

  那封信加了这样的头尾,你们研究一下,特别是后面,如和实际情况相符否?有什么可加的可以加进去,文字和说法,也要从便利于你们的斗争,观点上加以斟酌,斟酌后全抄一份寄来。”[294]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向张中晓通报了北京文艺界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情况。信中的“先生们”是指文艺界的负责人。胡风认为,当时《人民日报》批评了《文艺报》的错误,文艺界的负责人做了检查,他们撰写的《三十万言书》听说又要出版了,这表明中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是他们发动进攻的很好的机会。

  “袁诗人”,指袁水拍。“铜墙铁壁”,说的是袁水拍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曾批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好比铜墙铁壁,必须加以打破。胡风认为袁水拍这是要将主要责任推到《文艺报》身上而解脱自己,批评《文艺报》像铜墙铁壁的话就是一个具体表现。

  胡风在信中对张中晓所在的新文艺出版社对他在北京斗争的配合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那封信”是指上海的胡风集团成员准备的一篇攻击文艺界负责人的文章。胡风对这封信提出了修改意见,还要他们将信改好后再寄来。

  由此可以看到,胡风开始利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机会,动员其集团成员进行攻击了。

  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主席团会议,对《文艺报》进行了批评。扩大会议由郭沫若主持。《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作了检查。俞平伯、陈翔鹤、郑振铎、老舍、何其芳、翦伯赞、杨晦、谭丕谟、游国恩、聂绀弩、宋之的、于黑丁、藏克家、刘白羽、胡风、骆宾基、路翎、钟敬文、孔罗荪、黄药眠、师田手、白刃、康濯、袁水拍、吴雪、李之华、丁玲、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三十多人在会上发了言,主要批评《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错误。[295]

  胡风参加了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他将会议的情况及时通报给集团成员,让他们知道会议动向,并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二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说:

  “缺口已打开了,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二马和该报‘带头’检讨,并深入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当然,‘诗人’捞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过,他也逃不了的。

  得沉着地进行。性兄文要赶快才对,你如可能也应写一篇去。”[296]

  信中的“二马”是指冯雪峰,“诗人”是指袁水拍,“性兄”是指胡风集团成员冀汸。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对《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因为在《红楼梦》研究中压制“小人物”所作的检讨,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认为不应该仅仅限于“‘红楼’一事”,还要以这件事为突破口,进一步展开进攻,因而才让冀汸和张中晓赶快写文章予以配合。

  虽然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对《文艺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胡风却说袁水拍“捞了一把”,还表示不会放过袁水拍,这就表明下一步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还会对袁水拍发动进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是打着批判《文艺报》的幌子,而实际上则是将矛头对准了过去和他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

  这个时候,胡风还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毛泽东对文艺界领导和《文艺报》的批评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是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因此他的发言不仅对着《文艺报》,而且还对着文艺界的领导、特别是周扬等批评过他的观点的同志。

  胡风在十一月七日的会上发言说,“《文艺报》现在所犯的错误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他批评《文艺报》,第一,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表现在向反动的胡适思想投降,具体例子是五年前,《文艺报》发表黄药眠、蔡仪等人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文章,是对朱光潜这样一个“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的人”“表示了投降”和“求饶的态度”;第二,《文艺报》对进步作家,对小人物采取压制态度,具体例子是压制在美学问题上努力与朱光潜斗争的阿垅;第三,《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支配地位,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并点名批评了周扬、萧殷等同志;第四,庸俗社会学表现在美学上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主义,具体例子是《文艺报》发表的关于诗的“笔谈”中占支配性的意见是要求诗有固定的形式、格律、“建行”,提倡了形式主义等等。[297]

  胡风在发言中,点出了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人的名字,特别指出俞平伯、徐志摩、朱湘“都属于胡适那个系统”。

  胡风打出了批评《文艺报》的范围,指责《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在阿垅问题上,同样犯了压制“小人物”的错误。[298]这个发言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二十二期上。[299]

  应该说,胡风对《文艺报》和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下文周扬的发言也肯定了这一点),但是从他发言的主旨来分析,他是以《文艺报》为靶子,把对其集团成员阿垅的正当批评说成是压制“小人物”,几乎把过去跟他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都批评了一遍,这样他就转移了联席会议的议题,将批评的对象由《文艺报》编者转换为过去对他们集团成员作出过严厉批判的进步文艺家,将矛头从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转向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过严肃批判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这就必然会引起进步文艺家的强烈反应。下文我们还要研究这一点,此不赘述。

  胡风在十一月七日联席会议上发言后,当天就给方然、冀汸写信通报了情况,信中说:

  “这里已在展开,今天第二次文联扩大会。我发了言。‘报’(按:指《文艺报》)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以实例说明一、二两卷即已奠定了这样的方向:立场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仇视青年作家和不同意他们的革命作家;理论上,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五年来,拖垮了。—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

  我的发言未定。下次会徐兄(按:路翎)要发言提出控诉。

  原来还想你们也检查材料,现在只希望你们把这文章写好。要步步抓住透视出这是一个宗派的迫害,尖锐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300]

  从信中看到,胡风将他发言的要点向方然、冀汸作了通报,他表示要以《文艺报》的问题为突破口,进而向批评过他们的进步文艺家发动全面进攻,以图改变他们在文艺界的被动地位。他在信中表示,虽然他再次发言的时间尚未确定,但是路翎将要在下次会上进行发言,对他们过去受到的“迫害”“提出控诉”,因而胡风希望方然、冀汸二位主要从他们受到宗派主义的迫害和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攻击这两方面去组织文章,配合他们在会议上的行动。

  这个时候,在天津的阿垅首先闻风而动,对《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发起了攻击。十一月九日,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信的全文如下:

  邓拓同志:

  读了袁水拍同志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我完全拥护这篇文字的内容。因为,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文艺的侵蚀,甚至夺取,关于以“权威”压迫青年,室息新生力量,解放以来的这几年,我是深深地有着现实感受的。

  但我对于作者本人,却同时有一些意见。

  第一,《人民日报》是全国最高的报纸,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袁水拍同志负责文艺组,在他的领导之下,几年以来,关于文艺作品发表的既极少,而所发表的又总是不多几个作者的文字,袁水拍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否由于党报的严格的要求的结果呢?是否只有这几个作家尤其袁水拍才符合这个要求呢?是否别的作家在政治和艺术上都不符合这个要求,或不愿在党报上发表作品呢?当然不是。因此,我以为,党报在文艺方面所出现的不应有的荒凉的景象,和袁水拍的领导作风、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而今天似乎应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

  第二,袁水拍批评压制批评的“老爷”态度,完全说得对。但他本人,对于我的《关于〈论倾向性〉》、《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文,从五零年一直到今天,时间经过了整整四年,不但不作具体处理,而且如同石沉大海,因此,在我的感觉里他自己就是一个“老爷”,比被他批评的“老爷”还要“老爷”得多。如果他今天已经认识到“老爷”不对,他就应该有具体的行动表现才对;光在口头上说说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光骂别人而不检查自己更是一个矛盾,而且还掩蔽了他自己的矛盾。

  第三,从他的过去的诗看,例如《马凡陀山歌》中给马歇尔的那些诗里面,就存在着异常浓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向美国一边倒的亲美、崇美的思想,也是和武训那么恶劣和卑贱的思想。

  由于以上三点,我觉得,《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并非袁水拍本人的灵魂的声音。我是把《质问〈文艺报〉编者》作为党的发言的。可是,这样重大的文件由袁水拍执笔,以他的名字发表,我以为,这似乎是党报的一个失察。

  敬礼!

  亦门11月9日[301]

  阿垅在信中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反映了袁水拍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了袁水拍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对《文艺报》编者进行的严厉批评,然后笔锋一转,叙说自己对此也是感同深受的,因为他受到了袁水拍的压制。接着,阿垅从袁水拍负责的《人民日报》版面文章的发表上、袁水拍对自己两篇文章的态度上以及袁水拍过去创作的诗歌存在的崇美思想上,谈了自己的意见,并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袁水拍虽然起草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批评了《文艺报》编者的资产阶级老爷态度,但是却言行不一,在批评《文艺报》编者的同时,他自己仍然犯着和《文艺报》编者同样的错误。因而阿垅认为像《质问〈文艺报〉编者》这样的文章,交由袁水拍起草并以他的名义发表是不妥当的。

  阿垅在信中对袁水拍的批评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呢?

  《人民日报》文艺组在报纸版面的安排上如果存在什么问题,当然可以提出批评,这是无可厚非的。文艺组的宣传方针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批准后,由文艺组具体实施的,因而文艺组的宣传是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领导下进行的。从分析中我们发现,阿垅对袁水拍在文章发表的问题上提出的意见显然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他反映的《人民日报》不仅没有刊登他的反批评的两篇文章,还对他的稿件整整四年都不做处理的情况,是为了证实《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袁水拍也同样存在着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其实关于《人民日报》为什么没有刊登阿垅反批评的文章,阿垅的稿子为什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留了整整四年的原因,在前文我们研究第四次争论的时候,就已经作了分析和说明。这是因为在周扬、袁水拍等人对阿垅的稿子提出了修改意见后,阿垅却置若罔闻,不仅没有按要求修改他的稿子,而且还将他的稿子一次又一次地作了扩充,三番五次地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必须发表,并声明不得改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稿子才留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302]

  至于阿垅说的袁水拍在《马凡陀诗歌》中的崇美倾向,不管阿垅说的是否属实,这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袁水拍不论是在胡风与进步文艺家的一系列争论中,还是在无产阶级文化的确立与宣传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袁水拍积极参与其中,而且还亲自带队到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在他主持下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阿垅却置这些现实于不顾,翻腾出历史旧帐来,还说袁水拍像“武训那么恶劣和卑贱”,分明就是望文生义,诋毁之言了。

  在胡风发动的进攻中,不仅阿垅参与其中,路翎也利用参与会议的机会在发言中主动配合胡风的行动。

  路翎是以作协理事的身份参加联席会议的。胡风在发言中发出了进攻的动员令后,路翎异常兴奋,他感到借批评《文艺报》一吐积郁进行反击的时候到了。因而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写下了四万多字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在文章中他反驳所有指责自己作品的人,并以自己受批评的事实,来映衬胡风对进步文艺家批评的批判。

  路翎在会议上发言了,他在发言的最后说道:“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有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我的批评家们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的。”

  胡风又发言了,接着七日的话题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这次胡风点到了何其芳,他指责“脱离实践要求去看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派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他重提袁水拍对阿垅的压制;他再次强调庸俗社会学对文艺的破坏;……

  他严厉指责:“被这种庸俗社会学所武装,批评家就‘自我膨胀’了起来,不把作家当做战友或劳动者同志看待,有时候以政治教师的面目出现,有时候以技巧教师的面目出现,当然,最厉害的是以下判决词的法官面目出现。总之是要你按照他的公式、按照他的法则去写,对于创作实践采取了极冷酷的态度,既不考虑到具体作家的实际基础和创作要求,也不深入到具体作品真实内容和客观意义,那发展到极致,就采取了把作家简单地划阶级成分的方式,这一划就把作家划得不能动了,对作品细节采取了适合于自己结论的歪曲的解释,你要反驳他就非得把每一个细节加上很长的详细说明不可。当然,实际上那样解释也决不准你解释的。”[303]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为了配合胡风的行动,路翎不仅写出了四万多字的文章予以反击,而且还在会议发言中积极支持胡风。而胡风在七日发言的基础上,通过激昂的陈述,向进步文艺家继续发起猛烈的攻击。为了使外地的成员能够了解他们在会议上的情况,胡风又写信向他们作了通报。我们看下面的两封信。

  十一月十四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说:

  “在展开中,荒发言,画出了该‘报’的本质,就一、二卷看,到今天一贯。庸俗社会学,美学上的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袁向俞平伯投降),因而,向资产阶级挑战(朱光潜)求饶(蔡仪、编者),打击有生力量(小人物),不准小人物以马列主义‘常识’进行斗争(如阿垅)。收集一批盲目信仰的读者,造成‘群众基础’,如‘内部通报’,打击要打击者。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问题。从垅事剥出了袁‘诗人’。徐发言,暴露了经过,以子周为主的计划打击。点了十来个人的名。日内抛出反批评去。他暴露了‘销毁’事,并已向中宣部汇报。

  而性兄文完全要不得!真使人难过。”[304]

  信中的“荒”是指胡风自己。“袁”“袁诗人”均是指袁水拍。“内部通报”是指《文艺报》给通讯员员阅读的内部刊物。“徐”即路翎。“子周”是指周扬。“点了十来个人的名”,指胡风、路翎在两个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攻击了周扬、林默涵、袁水拍等十来位进步文艺家。“反批评”指路翎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一文(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一、二期至第四期上)。“性兄”是指冀汸。

  同日,胡风给方然写信说:

  “这里已开三次对‘报’的会。在二、三次会上,荒胖子作了三小时的发言。就一、二两卷看,那错误到现在是一贯的。特点为:理论武器是庸俗社会学,在美学上的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向资产阶级(人物)投降(袁水拍向俞平伯投降);因而,一方面碰到资产阶级就投降(蔡仪、编者向朱光潜的挑战求饶),另一方面,对新生力量(小人物)打击(对于阿垅)。基本上,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送给资产阶级(朱、俞),一方面不准小人物,革命作家做斗争的武器(由阿垅到李、蓝)。其‘群众基础’是:压下任何不同意见的读者,收集一批天真的信仰者、奉承者在周围,搞‘内部通报’,打击所要打击的人,造成独立王国。这样,画出了宗派统治特征,要他们承认。—剥出了袁‘诗人’对阿垅的压迫,搞出二马检讨还未接触问题。

  三次会上,徐作了二小时发言,剥出历史情况和此次打击是有计划的,子周为主,凤姐、双木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在会上提出要求发表他的回答。)—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

  这样,打乱了他们的‘日程表’(想问题不扩大)。斗争形式展开了。徐文,约四万字,日内抛出去。”[305]

  “报”指《文艺报》。“荒胖子”指胡风自己。“徐”即路翎。“二马检 讨”指冯雪峰在这个会议上关于《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检讨。“子周”指周扬。“凤姐”指丁玲。“双木”指林默涵。“他的回答”“徐文”均指路翎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一文。

  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向张中晓、方然通报了他和路翎在会议上的发言情况。当他们被进步文艺家多次批评后,非但不去反思自己的文艺思想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是否存在宗派主义作风,反而在会议发言中却将矛头对准了周扬、丁玲、林默涵、袁水拍、蔡仪等进步文艺家,将《文艺报》“内部通报”刊登的读者要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说成是“收集一批盲目信仰的读者”,“打击要打击者”。同时胡风又以阿垅的反批评文章没有能够在《人民日报》发表为由,将进步文艺家对阿垅的批评与《文艺报》编者压制“小人物”相提并论,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向袁水拍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路翎为了配合胡风的行动,则是既写文章又发言,紧密追随着胡风。胡风希望他们集团的成员要迅速行动,主动配合,以此为突破口,一举扭转他们在文艺界的被动局面,取得斗争的胜利。信中对冀汸文章的不满对其集团其他成员还是有警示意义的。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发起后,文艺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文艺报》编者冯雪峰、陈企霞作了检讨。胡风判断这可能是他递交中央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觉得这是发动进攻,改变自己及集团成员在文艺界被动地位的重要契机,因而他才在联席会议上发言,向以前与他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不仅他率先垂范,还为集团其他成员的行动出谋划策。不论是参加会议的路翎还是在外地的集团成员,在胡风的号令下,为了维护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本集团的利益,迅速行动起来,加入到了进攻的行列中。尽管这样,胡风与路翎的发言和文章还是在《文艺报》上发表了。

  ⑤  进步文艺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胡风集团的进攻发起了强力反击。

  我们知道,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本来是为了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而召开的,可是会议期间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路翎、阿垅等人却借此机会向过去与他们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发起了猛烈进攻。这样就转移了会议的主题,将矛头从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转向了进步文艺家,那么,进步的文艺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胡风在会议上发言之后就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注意,但是从完成会议目标的要求出发,当时会议仍然按照既定议程进行,没有将矛头立即对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

  当时参加会议的康濯(后来担任《文艺报》主编)曾回忆道:“我是在胡风发言之后发言的,发言稿也于同期《文艺报》刊登在胡风发言稿之后,但我全部是批评《文艺报》的,没有一个字涉及胡风同志。记得发言之前的会议休息时,周扬同志曾随便问我:‘你要发言了吧?你涉不涉及胡风的发言?”我说:‘不涉及,我对他的发言没研究,我也认为现在会议重点还不应转移?’周扬同志点头同意。”“批判胡风发言是在两主席团会议的后期,在他的发言希图转移会议目标而这一点又被不少与会者发觉之后。”[306]

  看来,当胡风在发言中显示出要转移会议主题的迹象后,不论是周扬还是康濯还没有改变会议既定议程的意向,将批判的重点立即转向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反击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只是在会议后期他们转移会议目标的行动被更多的与会者发现以后才出现的。

  那么,从康濯来看,胡风的发言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他后来又是如何看待胡风发言的呢?

  当年参加会议的康濯后来是这样评论胡风发言的,他说:“胡风在其中的两次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发言稿随即在《文艺报》发表。从当时来看,他的发言有正确的部分,但在以下几方面则表现了明显的不足和缺点错误。

  一是对《红楼梦》,认为主要是写妇女解放,而抹杀了其重大的更为深广的意义。

  二是对虽在学术上犯了胡适派唯心论错误,但在政治上仍要求进步的俞平伯同志,以及过去的政治情况人所共知、但解放后不论政治上、学术上都要求进步的朱光潜同志,不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态度,而是似乎不屑一顾地近于蔑视。

  三是对于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胡风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所指《文艺报》打击李希凡、蓝翎,但他话锋很快转到不仅《文艺报》,而且是文艺界党内外主要领导和《人民日报》都打击、压制了他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阿垅、路翎。同时路翎也在大会上做了四万字的长篇发言,全面批驳了过去对他作品的所有批判。阿垅也从天津赶来参加了大会,发言重提了过去《人民日报》对他的批评并进行了反驳。

  大会上,对胡风两次发言,有一个同志公开表示了‘基本同意’。对路翎的发言也有认为部分正确的,不过不少同志却对胡风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甚至认为他是转移目标,趁火打劫。他的发言在《文艺报》发表后,刊物又连着六期陆续发表了一些批评他发言的文章。路翎的发言则于一九五五年一至四期发表。”[307]

  从康濯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没有全盘否定胡风,仍然肯定了他发言中的正确部分,但对其中的缺点错误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胡风对朱光潜的“不屑一顾”和“蔑视”,还是他对文艺界领导和《人民日报》的攻击,以及路翎与阿垅在会议上的发言,都显示出深厚的宗派主义倾向。这样就引起了不少与会人员的不满,认为他是“转移目标,趁火打劫”。尽管这样,他们的发言还是在《文艺报》上刊登了。

  其实,对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会议期间的作为,林默涵也有同感,他后来回忆道:“这样一来,原来是批评《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会议,就多出了一个内容:胡风等人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有利的时机到了,便在会内会外大动起来,企图攻倒文艺界的党的领导。他们真是紧张极了。”[308]

  由此看来,当着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借批评《文艺报》之机迅速行动,企图扭转会议方向,将矛头对准过去与其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的时候,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和注意,会议开始转向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反击了。

  这件事也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他的重视。康濯后来曾经回忆道:“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结束前后,大约是我列席作协党组会讨论周扬同志在两主席团会议最后的讲话稿时,听周扬同志谈到,胡风的两次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还具体了解了此事,并由此而注意到了《三十万言上书》,已经开始在看胡风的上书了。”[309]

  从康濯的回忆看,胡风的发言不仅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还具体了解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阅读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这表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在密切关注着会议的发展动态,思考着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进步文艺家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第四次争论的时候,毛泽东接到反映争论的来信后,曾委托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了解当时发生争论的实际情况。如果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考虑,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使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开始支持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斗争了。这表现在毛泽东对周扬十二月八日在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肯定和赞赏上。[310]

  进步文艺家又是如何反驳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呢?

  首先站出来批驳胡风的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袁水拍。

  袁水拍在胡风发言后第六天,十一月十七日,在联席会上发言了。他逐条反驳胡风对他的指责,并坦然承认那篇质问《文艺报》的文章,是奉上级指示而写的,不仅仅代表自己的观点。他说:

  “由于前两次会上胡风先生批评《文艺报》的时候,以莫须有的严重指摘,攻击了我,而且连带到《人民日报》,因此《人民日报》编辑部决定我来作这个发言。

  我应当首先声明: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批评《文艺报》的编辑思想、作风的那篇文章,是我受到党的指示而写的。党看到了当前阻碍文艺工作的发展严重障碍是思想斗争的懈怠,作家、批评家的战斗精神不足,资产阶级作风在文艺界的蔓延,认为《人民日报》有责任向文艺界敲起警钟。由于我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工作人员,报纸编辑部负责同志指定我写那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因此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的文章决不是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随后袁水拍驳斥了胡风对阿垅两篇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攻击性发言,揭示了阿垅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长达四年之久的真实原因,这是因为阿垅置周扬与袁水拍的修改建议于不顾,还一次又一次地扩充稿子,屡次三番地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并声明既然《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那么就要“同等待遇”,必须发表他的反批评的文章,并不得改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稿子才留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没有被退回。由于这部分发言在前文研究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进行第四次争论的时候引用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311]

  袁水拍在作了发言之后,十一月三十日曾给阿垅一信,在信中袁水拍坦率陈述了阿垅的两篇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原因,并作了自我批评,退回了积压四年的阿垅的稿子。[312]这件事前文也有详述,此不赘述。

  从中我们看到,袁水拍表示他是代表《人民日报》编辑部来发言的,针对胡风对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进行的指责,袁水拍首先声明这篇文章是根据党的指示,在报纸编辑部负责同志指定下起草的,文章虽然以他的名义发表,决不是代表他个人的见解。这就说清了这篇文章产生的来龙去脉,反驳了胡风在这篇文章上对他的攻击。

  至于阿垅的两篇反批评的文章留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长达四年之久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像胡风说的那样,而是另有隐情。袁水拍在发言中对此作了反驳和说明。尽管这样,袁水拍在发言后还是向阿垅写了致歉信,退回了他的稿子。

  郭沫若在会议总结性的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路翎的发言,他说:“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我感觉着已经有了这种偏差的萌芽了。有的朋友在发言中透露了这样的意见:只要对于青年的批评,那就是压制新生力量。我看这是不正确的。……青年当中也还有些坏的成分,……假使说既要扶植新生力量,那就连不良的青年或青年不良倾向也不能矫正了,那应该说是相当大的错误。”

  茅盾在发言中强调了郭沫若的上述一番话,重复一遍后,要求人们“应当深切铭记,奉为行动的指针。”[313]

  从郭沫若与茅盾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路翎没有将压制新生力量与批评青年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区分开来,认为只要是对青年的批评就是压制新生力量,这样就将“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批评作了歪曲性解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而是错误的。如果再联系到胡风所说的“小人物”多是他集团的成员,他的这种作法就更是发人深思的。

  尽管在会议后期,进步文艺家对胡风集团成员进行了强力反击,但是在十二月八日召开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被不同的人都涉及的人物阿垅,也被从天津安排来京参加会议。关于这一天的会议,他在笔记本上的“备忘录”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54﹒12﹒8,上午,丁玲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说对于我的文章,同意袁水拍的意见。本次会议我已到会。

  我当即以字条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说:不同意丁、袁两同志的意见,我将以书面意见请予处理;并提到,如丁、袁两同志意见发表时,我的书面意见亦请予发表。茅盾要我交书面后再处理。

  下午会前,见陈白尘,说书面意见补充后交去,并请转主席团代我向会上说明一下。陈要我把书面在星期五交他(因有一个会),我说整理补充来不及,他说下星期寄他也可。对于第二点,他不知向主席团转达了否,主席团未宣布。

  下午周扬报告,说到我的一篇文章时,说:我“隐瞒”作者为特务;反对“神化”即反对写新人物;说“其他阶级”可作“主角”即等于说资产阶级有资格作“主角”等。详见次日(10日)报纸。但笔记请他看时,在会上他提了一下,发表时删去了。[314]

  从阿垅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向会议主席团明确讲了自己不同意丁玲、袁水拍的发言意见,还表示自己将要提交书面反驳意见。茅盾和陈白尘答应了阿垅的要求。周扬还采纳阿垅的建议,在报告发表时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改。从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强力反击的情况下,不仅让阿垅参加了会议,也没有剥夺他发言的机会,这说明当时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

  十二月八日,周扬在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结束时,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是经过文艺界党组织讨论通过,报经毛泽东批准的。十二月八日早毛泽东对周扬的讲话稿审阅后,稍作修改,批示如下:“周扬同志: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315] 林默涵记得直到周扬快要讲话的时候,讲话稿才从毛泽东那里退到会场来。

  周扬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这一部分里,周扬首先提到了关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问题,然后结合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着重阐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和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问题,他指出:“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

  周扬发言的第二部分是:《文艺报》的错误。他在分析批评《文艺报》错误的同时,承担了责任。他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止是一两位编者的。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几年来,我把精力大部分放在政府文化行政工作上,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做好的,而很少注意研究文艺思想问题和认真地阅读作品。我和各方面作家的接触是很不够的。对于《文艺报》这样一个重要刊物,我一直关心很少。因此《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

  周扬发言的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在这一部分中,周扬首先批驳了胡风关于“《红楼梦》超出中国以前一切文学作品的地方,就在于对于女性的态度、把女人当人、当社会人来描写,而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女人不是‘性的化身’,就是‘封建道德的化身’,顶好的也只是一种‘单纯的反抗观点的化身’”的说法“是不合乎事实的”,“这种说法仍然是贬低了《红楼梦》的积极意义,仍然是表现了对祖国文学遗产问题的极端轻视的观点”。然后,周扬着重批评了胡风所集中力量攻击的《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周扬说:

  “是的,庸俗社会学是有的。有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对文学现象作机械的社会学的解释。他们不了解或不承认文学艺术的特点,认为文学作品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的生活的本身,而是一般的社会法则;认为文学作品只是政治概念的形象化,而不重视人物创造和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意义;认为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学都只是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宣传者和拥护者;认为新时代的文学必须离开旧时代的遗产而重新开始。是的,我们过去对这种庸俗社会学批评得很不够,甚至在不少企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中也混杂着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同文学领域的一切庸俗社会学观点作斗争。如果我的文章中也有这种错误观点,我一定坚决纠正。在这里,顺便也要说到,胡风先生对祖国文学艺术遗产、对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对文学艺术的技巧等等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就是这种庸俗社会学的一种流派。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在:胡风先生假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而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

  因此,表面来看,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问题上,在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的问题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激昂慷慨,但是谁要看看这个外表的背后,谁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我认为必须说明,我们强调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时候,不但不允许丝毫减弱这些观点,而且要千百倍地加强它们在我们的文学中的地位,因为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就没有了反对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样一篇充满战斗气氛的讲话中,周扬仍然强调:

  “我在上面说了我们和胡风先生等在文艺思想上的基本分歧,但这并不等于否认胡风先生、阿垅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同时胡风先生和路翎先生在大会上所发表的意见也有一些是好的,值得重视的。他们的一切正确的意见,我们都愿诚恳地接受。(注:着重点是现在加的)”

  最后,周扬以“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结束了他的讲话。[316]

  我们看到,周扬在讲话中首先阐述了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必要性,并对《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周扬驳斥了胡风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说这是对祖国文学遗产问题极端轻视的重要表现,而后集中批评了胡风对《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攻击。

  周扬认为,毋庸讳言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是存在庸俗社会学的,我们必须要同庸俗社会学进行斗争。他还表示,如果自己的文章中有这种错误观点,一定会坚决改正。但现在的问题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借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却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了,因而从表面上来看,胡风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和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方面,是和我们一致的,但是在这个外表的背后,却是要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争论的关键所在。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过去在世界观问题、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民族形式及题材问题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因而我们现在只有拿起这些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武器,才能真正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在讲话中谈到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思想上存在基本分歧的时候,并没有对胡风等人全盘否定,不仅肯定了他们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而且还表示要诚恳地接受他们在发言中的正确意见。

  这样周扬在讲话中就提出了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战斗,一方面是总结《文艺报》的教训,号召深入开展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方面是反击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批评,宣传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人民日报》十二月九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的讲话,同时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消息中也特地提到:“会议也对一些错误的发言进行了批评。”显然,这是对胡风、路翎而言的。

  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317]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当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基本分歧的情况下,进步文艺家内部又发生了《文艺报》的错误。对这种错误的出现,周扬等人无疑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虽然周扬在讲话中对《文艺报》发生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承担负责,但是后来他却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并没有真正汲取教训,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落到实处,将工农兵搬上文艺舞台,使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而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宣传与普及表现出淡漠和压制的态度,这样后来当他所在的文化革命小组在文革爆发前夕被解散的时候,他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胡风只看到了他们与对《文艺报》批评的进步文艺家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和压制“小人物”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的认识,却忽视了他们之间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基本认识上则是对立的;虽然胡风他们对《文艺报》编者进行了批判,从形式上来看是对立的,但是在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若干认识上则是统一的;进步文艺家与《文艺报》编者虽然在对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但是这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消除分歧,而不是将他们否定掉,在对待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方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着一致性。况且宗派主义影响的存在又使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论是对《文艺报》编者还是对向《文艺报》批评的进步文艺家都发起了猛烈攻击。正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宗派使然,胡风才没有认识到三方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虽然积极参加了批判运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他及其集团成员带来了更加严厉的批判。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在第四次争论中,毛泽东虽然派熊复了解了争论的情况,却没有介入双方的争论,也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在这次争论中,毛泽东不仅注意到了胡风的发言,还派人了解具体情况,看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又批准了周扬批驳胡风等人发言的讲话稿,并作了若干修改。这就表明对这种争论毛泽东不仅表示了鲜明的态度,还直接介入了这种争论,支持了进步文艺家对胡风集团的强力反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从而对胡风集团的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就是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上进行的第五次争论。

  (8)审时度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定性为宗派主义的小集团。这表明对胡风问题的定性已经突破了思想文化的范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此基调上进行的批判,虽然仍然限制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却已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支持进步文艺家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强力反击。那么,在这种反击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究竟是如何处理胡风呈送的《三十万言书》的呢?毛泽东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认识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进步文艺家又是如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面临严厉批判下的策略选择。

  我们知道,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对进步文艺家发起了猛烈攻击,进步文艺家在毛泽东支持下又进行了强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采取了什么样的应 对措施呢?

  《文艺报》主编康濯后来曾回忆了胡风从上呈《三十万言书》到在文联、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乃至他受到进步文艺家的强力反击及随后的一些情况,形象地叙述了当时胡风的境况,我们引述如下:

  “(胡风上呈《三十万言书》后—引者注),接着就静等喜讯。果然十月公布了毛泽东指示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胡风同志等过分天真地以为喜讯果然来到,以为这是毛泽东看了《上书》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开始采取措施从批《文艺报》打开缺口,来击败文艺界党内多年以周扬为首的主要领导者,并从而解决胡风多年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统治’问题。特别是随后文联、作协两主席团会议上他和路翎作了长篇发言,看到两个发言都在《文艺报》先后发表,又听说《三十万言上书》也将发表,胡风和他的战友简直惊喜交加,兴奋不止,各地奔走相告,以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而几乎要感激涕零于胜利在望了。然而不久他就受到强烈反击,而他还曾以为这是有人妄图改变毛泽东的部署,曾想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但终于很快就一步步看到自己错了,于是又各地联络,承认‘被乐观估计所蔽’,并决定退却。他清楚了解自己并不怕与周扬对峙,但同毛泽东冲突可就不敢为、不敢想了。因而这时虽然有些朋友反对他写检讨,他仍主张写,加之另一些朋友同意,最后决定咬牙反省,并由路翎执笔,绿原、欧阳庄等帮助抄写,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写出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草稿。然后将检讨要点分送各地征求意见,到一九五五年一月才修改并交上《我的自我批判》的一稿。”[318]

  康濯以传神之笔描述了胡风从上书到发言直至受到强力反击,还意图给毛泽东写信,以及最后决定退却检讨的过程,那么康濯的这个描述是他想象的呢,还是本来就是如此?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

  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康濯说胡风“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写出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草稿”似不确,因为当时周扬尚未作具有标志性的强力反击的讲话,胡风尚未感觉到危机问题。

  前文我们曾经研究了胡风从上书到发言直至受到强力反击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研究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受到强力反击后的动向。

  在文联、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发言遭到了进步文艺家的反击,胡风认为这是进步文艺家有意扭转会议的方向,因而他与其集团成员进行协商,想直接给中央主管宣传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乃至毛泽东写信,陈说利害,争取支持,见机行事,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胡风在给方然的信中说:“谷即要补一汇报老先生。会议变质一事,更可以使上面看清问题。听说,中枢完全主动,不表意见,使爷们很焦急,云。

  给B信,这样当然是好的,应如此。但注意两种新情况:一、B休假中,可能落到双木手里。宣一级,老底子作主,其他个人感情上对立因素,又不摸中枢底。所以,毫不能解决问题。准备,在新的情况中,如给了你回信之类,考虑直接寄老先生。”[319]

  这里的 “老先生”是指毛泽东。“爷们”是指反击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进步文艺家。“B”是指陆定一。“双木”是指林默涵。“谷”是指胡风自己。十一月十一日方然在给胡风的信中,曾提到要写信给陆定一为胡风辩解。

  从信中看到,这个时候胡风还是满怀信心的,他将进步文艺家对他发言的批评,说成是“会议变质”,因而才要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希望能够获得他的支持。

  胡风对方然给陆定一写信反映情况的事是赞赏的。不过,他提醒方然,陆定一在休假中,信寄去后,可能会落到林默涵手中。由于中宣部支持进步文艺家的较多,又不知道中央是什么态度,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因而胡风才建议方然可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来陈述情况。

  这样看来,胡风是与其集团成员在受到进步文艺家反击后,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想方设法地状告进步文艺家,以求摆脱自己的窘境,取得有利地位。

  这个时候,身处外地的集团成员在听到胡风会议上的发言后,还是抱着欢欣鼓舞的态度的,认为胡风的发言彰显了知识分子的骨气,终于使他们出了一口气。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五五年初在上海的胡风集团成员贾植芳与胡风上海的朋友们的私人宴会上,就拿起酒杯,大声地说:“胡风的发言,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骨气,他敢于说话,我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当时人们虽然感到惊愕和出乎意外,但总算响应了他的建议,迟疑了一下,一个个地站起来干了杯。[320]

  从中可以看到,贾植芳极力称颂胡风的发言,他认为胡风的发言表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也说出了他自己的心里话,因而才在酒席上提议与会的朋友们为胡风干杯。虽然人们对贾植芳的提议有所犹疑,但总算响应了他的提议,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由此可以看到,在对进步文艺家的攻击方面,胡风集团成员是心照不宣的。

  十二月八日,周扬代表中央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讲话全文。这个时候胡风才发现中央支持进步文艺家的行动,觉察到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这在他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反映了出来。

  十二月十三日,胡风又给方然一信,那心情、语气,和一个月前判若两人。他承认自己犯了轻举妄动的错误,承认是由于自己判断的失误才造成了目前这一结果。“文章都已出来,想已见到。由此事,浪费一定很大。被斗争需要和中枢决心所鼓舞,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没有具体的分析具体情况,责任主要在我。愧对党和事业,愧对战斗者们。

  如时间允许,来玩一次,旅费由这里筹措,如何?”[321]

  胡风在信中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并表示应负主要责任,还向集团成员表示了歉意。他在信中谈到自己判断失误的时候,说他因为“斗争需要” 或“被乐观估计”所影响还算有点依据,而说他为“中枢决心所鼓舞”,就颇为令人费解。这是由于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重要区别,进步文艺家则是要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在是否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胡风与进步文艺家是有着严重分歧的。这说明他已经置自己与进步文艺家的分歧于不顾,利用中央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机会在搞投机,攻击进步文艺家,趁机扩大小集团的势力了。在被强力反击后,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解。他让方然到他那玩一次,还表示旅费由他筹措,显然不是单纯地旅行,而是为了磋商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时候,胡风听到了一些风声,获悉他上呈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的若干内容就要辑印成册,随《文艺报》公开发行了,他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也要面临严厉批判了。在这种情况下,是针锋相对,硬顶下去,还是进行检讨,力求过关,就成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艰难抉择。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胡风在征求其集团成员的意见,和他们进行着磋商。下面我们首先引用当时与胡风关系比较密切的集团成员路翎、绿原的事后回忆,来透视当时他们商讨的实际情况。

  和胡风关系密切的路翎在后来回忆当时他们商量的情况时,这样回忆道:

  “朋友们在胡风家客厅里有些紧张地谈着话。谈话常继续到夜里。我差不多总是走得最晚。

  周扬发言公开发表后不久,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越来越尖锐了。

  ‘想不到这样了,想不到这情形,一个反巴掌打回来了。但是也有想到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是为着我们认定的真理奋斗的。’胡风沉痛地说。

  胡风说:‘怎么办呢?写一个自我批判,如同流行的作法,检讨一下,混过去吧。阿垅也同意这样做。朋友们由于环境不方便,不大可能来了。也会因我牵累很多人的。’

  我觉得写个检讨也可以。

  ‘当然不能乱说。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有没有错呢?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关于对你的批评,你写了反批评,可能有些激烈。我们两个都有些激烈。’胡风说。

  路翎说:‘我考虑了,我觉得我们的道理并没有错。’

  胡风说:‘那么怎么办呢?还是尽可能地再研究自己究竟有无缺点与错误,写个自我批判吧。’

  胡风又说:‘我想了一阵,也许我们没有考虑到大局,国家的总的形势。这样说,成立不成立呢?反正说点什么混过去吧。我身体不好,头晕,我来说大意,你回去起草一下吧。你写文章快。’

  我便起草了,带着一定的假设和研究的说法。后来,这些说法我们又都删去了。最后还是由胡风自己斟酌考虑重新写了这篇《自我批判》,并交了上去。”[322]

  从路翎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面临严厉批判的时候,胡风与其集团成员在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策略。胡风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要硬顶下去了,应该采取退却的方式,写个“检讨”,“混过去”算了。他的主张获得了路翎、阿垅的同意。于是,就由胡风口述大意,路翎执笔,最后由胡风自己修改定稿,检讨的题目为《我的自我批判》。

  不过,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即使在写检讨的时候也并不承认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蒙混过关,处于减轻批判的策略考虑。从这里可以看到,后来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是“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说他们要检讨的话就“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201]并非空穴来风,其来有自。

  当时曾参与胡风检讨写作的绿原,事后也回忆了当时他们起草检讨的情况。他说道:“和前几个月相比,在胡风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来客不多了。我几次去,都只见路翎一人在那里。我们三人凑在一起谈了一两天,由路翎把谈话要点记录下来,最后由胡风自己整理成文。元月份,胡风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初稿,二月份对它作了修改,三月份又写了一个‘附记’,这才交了上去,他‘希望同志们把它当做我自己拥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的一种表示看。’”[323]

  从绿原的回忆看,在胡风面临严厉批判的时候,虽然胡风家里以往高朋满座的境况不见了,但是路翎和绿原这些胡风集团的骨干成员还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胡风家的客厅里,和胡风一起商量着下一步的应对措施。胡风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是在他们三人商议后,由路翎根据谈话要点首先写出草稿,最后经过胡风修改定稿的。这个稿子又经过二月份的修改,三月份又写了一个“附记”,才交了上去。

  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胡风集团的成员中,在胡风是否写检讨的问题上,北京的徐放、绿原、路翎,以及由南京到京的欧阳庄,都主张写。当然也有一部分集团成员并不同意胡风检讨。胡风权衡再三,决定写检讨。胡风的检讨征求过路翎、绿原、欧阳庄等人的意见,后作修改而成。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胡风写出了长达一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324]

  胡风写出初稿以后,还要征求外地集团成员的意见,一方面是给他们打招呼,使他们明白检讨的内容,心理上有所准备,在检讨内容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不致于影响到集团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则是向他们征求意见,以便于作进一步修改,使检讨稿臻于完善。

  正是处于这种考虑,胡风才在写出检讨之后,通过信件来征求外地集团成员的意见。比如一月二十日他就将检讨的要点,同时分别写信告诉上海的张中晓、杭州的方然,以便使他们了解情况,作出相应的准备。

  给张中晓的信中说:“我希望你极冷静地读它,看这里面批评了是什么,不能涉及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

  我就现在能有的理解写了‘自我批判’,如果能发表,这就第一步放下了我的负担。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的劳动去看的。”[325]

  从胡风的信中看出,张中晓可能对胡风写检讨持有不同意见,胡风也知道张中晓遇事容易冲动,常常表现出神经质,因而才劝张中晓“极冷静地读它”,希望他能够对检讨提出中肯的意见。胡风还表示检讨发表了以后,自己就放下了负担。他还开导张中晓,让他放心,这样做是不会影响到集团其他成员的。

  胡风写出检讨初稿以后,看到批判的浪潮已经滚滚而来,锐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征求外地集团成员意见的同时,逐渐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在批判中保护集团成员的利益上来。因而在信件中他要求集团成员注意行动策略,认清形势,内敛锋芒,不要出头,必要时还要对其文艺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以求过关。我们看下面的信件。

  一月二十四日胡风给张中晓一信:“现在已经不是被动与否的问题了,你当能够很冷静很沉着研究问题的。前信所说的情况,文章出来之前,不必明显的说出去,只是有意见的人,不要再写信写文章了。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326]

  看来胡风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才反复叮嘱张中晓,要“冷静”、“沉着”地“研究问题”,不要乱说话,不要再对“有意见的人”“写信写文章了”,他们彼此之间也要谨言慎行。

  同日,胡风又给重庆的冯异一信:

  “冯异同志:

  这里的情形是无从说起的。

  我希望你用冷静的沉着的心情看待已经发生的和就要发生的事情。

  我惟一的努力是自己担负应该担负的,惟一的限度是不损伤别人和不损伤不应该被损害的东西。至于个人以外的问题,有党和历史保证,来日方长。用不着担心的。

  再说一遍,望你用沉着的心情对待就要发生的事情。其次,好好自己研究,不要写信写文章或者发表不成熟的意见。这最要紧。

  祝

  好!

  风!1﹒24[327]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的心情是烦躁的,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才劝冯异要以“冷静”、“沉着”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切,不要再“写信写文章或者发表不成熟的意见”了,还让冯异放心他在检讨中只说自己的问题,不会伤害到别人,不要为此担心。

  一月二十六日,胡风给贾植芳、任敏夫妇一信:“久不通信,想来你好?问题有了新的发展,望你用极冷静沉着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切不可草率行事,参加讨论,这只有更使问题难以处理,有热心的人,也希望你代为阻止。不要写文章或信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这已不是‘讨论’,而是‘批判’。

  你是教书的,能不参加较好,万不得已时,就可以批判的地方说一点自己的意见吧。”[328]

  从信中看到,胡风已经意识到对他转向批判了,因而他劝贾植芳别卷进来,“不要写文章或信表达自己的意见”,再为他辩护了。他还让贾植芳劝说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也不要这样做了。他还建议贾植芳如果不得已时,就从批判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以求过关。

  二月二日胡风给方然信(自北京)。信中说:“……因此想到你,如果上面还没有什么表示,也应该自己准备一下,先检查自己的错误文章,如释‘战斗要求’,释‘过程’,内容不妥之处,及发表过‘逃集体’这种错误文章,再批评一下胡某,并可申明自己近年来不搞文艺,只偶尔写点作家研究,但总觉得有问题,而没有能正视。该怎样做才好,你自然比我知道。

  汸兄是搞创作的,他可以用不懂来回答,不表示什么意见,但是如看出错误来了,还是该表示一下的。”[329]

  这里的“释‘战斗要求’”“释‘过程’”,是指方然过去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希望》上。“逃集体”,舒芜在解放前写的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方然曾把它发表在他所编的《呼吸》创刊号上。“胡某”指胡风自己。“汸兄”指冀汸。

  胡风在信中告诉方然,如果上面还没有对他予以批评的时候,就要先检查自己过去所发的错误文章,必要时还要批评一下胡风,以表示自己的诚心和认真,获得主动。接着胡风又对方然如何应对下一步的批判提出了具体建议,还顺便谈了冀汸如何应对批判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胡风在教唆其成员如何逃脱党中央支持的进步文艺家发起的批判的技巧和方法。

  二月八日,胡风再给张中晓信(自北京),信中说:“不要痛苦,千万冷静。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所以将来在会中,千万不要生硬,应就胡等的错误发言。浦兄组织上如要他表示,可以写文章的,这已经没有什么了,究竟错多少?对多少?在群众的心里是有数的。”[330]

  “胡等”指胡风等人。“忍受中求得重生”,即暂时退却、伺机再起之意。“事业”是指胡风集团为了维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利益的事业。“未来”是指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在文艺界取得领导地位。“浦兄”是胡风集团成员罗泽浦,即罗洛。

  胡风知道张中晓年轻气盛,容易冲动,担心他意气用事,破坏大局,因而多次在信中对他进行劝勉,要他学会容忍,不要硬顶下去,还要适时批判胡风等人的错误发言,以求获得信任,趁机过关。他还在信中表示罗洛也可以这样做。

  二月十三日胡风给张中晓信(自北京),信中说:“浦兄要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千万不要被动,不得已时,也可就一般问题,写点短文,你自己也应如此。其他熟识的人,可将此意转告。”[331]

  “浦兄”是指胡风集团成员罗洛。胡风认为在他主张的文艺观点被批判的时候,其集团成员不要抵制,而“要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积极参加进去,这样才能赢得主动。如果还不行,可以就一般性的问题,写点文章来敷衍一下。胡风告诉张中晓,罗洛和他以及其他熟识的人,都可以这样作。

  二月十三日胡风给方然信(自北京),信中说:“为湘事正视自己的作品当然好,但同时要表明态度,如过去关系密切,但理论方面自己不关心,说不上影响,解放后自己在党的教育下深入生活,和他仅只见过一次面,很少通信等等,其次如谈话开会之类,要就立场等问题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再其次,不得已时,也可以就一般问题写一短文,当然是就见解上说的,千万千万不要被动。……

  你的事虽不在圈子内,但草君谈话中提到,似乎很重视,想来决不会置之一旁的。先向直接领导表示态度,应该有此必要,而且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准备。此间对‘呼刊’及‘希刊’上之短文均非常注意。已作为资料印出。”[332]

  “为湘”即胡风集团成员冀汸。“和他仅只见过一面”,“他”指胡风自己。“‘呼刊’及‘希刊’”,指胡风集团的刊物“呼吸”和“希望”。“草君”指邵荃麟。

  胡风在信中为冀汸如何应对党组织的审查进行出谋划策,他要冀汸去主动表明态度,说自己过去虽然和胡风关系密切,但是在理论上却不受他影响,解放后自己在党的教育下深入生活,和胡风接触不多,仅见过一面,也很少通信。胡风还强调谈话开会时在立场上冀汸要“采取鲜明的表明态度”,不行时再写一短文来应付一下。

  由于邵荃麟在谈话中提到了方然,因而胡风估计方然这次可能也逃脱不了了,因而他提醒方然要早做准备,直接向领导表示态度,争取主动,获得信任,以求能够顺利过关。

  从信中看,当批判的浪潮到来的时候,胡风还在为了维护其集团成员的利益而奔忙着。

  二月十四日张中晓给冀汸信(自上海),信中说:“大概已进入摊牌阶段了。

  现在必须这样做的:第一,朋友们各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一切要从自己的劳动去看;不能和古公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下,被迫讲话时可对古公批判;第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一切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便时希告朱兄,来不及同他写信了。”[333]

  “摊牌阶段”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已经展开。胡风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给张中晓的信中,指示了应付这次批判的方针,即“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底劳动去看的”,就是说,要他们各自设法蒙混过关。张中晓在这封信里向胡风集团成员传达胡风的指示。“朋友们”指胡风集团的成员。“古公”指胡风。“朱兄”指方然,即朱声。

  从信中看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展开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所做的策略选择。张中晓传达胡风的指示说,胡风集团成员在表态时主要谈自己的问题,不要和胡风扯到一起,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检查自己的缺点。他还强调说“一切不能离开这个前提”,让冀汸告诉方然一声。这种策略选择就使胡风集团成员与胡风拉开了距离,在实际行动上造成根本不存在胡风集团的假象,不仅保护了其集团成员,也在客观上减轻了胡风自己的责任和压力。

  从以上的通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希望其集团成员在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开始后,迅速进行检讨,为了确保他们能够顺利过关,甚至还向他们提出了批判自己的建议,那么,胡风集团成员到底是否听从了胡风的劝告呢?

  从这个时候出版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胡风集团的一些成员确实响应胡风的号召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下面是胡风集团一部分成员发表的文章。

  三月六日,王元化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三年前,在文艺整风中,他曾经因为反省过自己,招致胡风的朋友的指责。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特地转载王元化的这篇文章,改题为《“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

  三月九日,彭柏山在《解放日报》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三月十五日,绿原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我对胡风的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

  三月二十五日,曾卓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谈起》。五天后,在作协武汉分会举行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

  三月二十七日,彭燕郊在《长江日报》发表《必须激起最严重的责任心》。

  四月十五日,鲁藜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唯心论魔术师》。

  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拿起了笔。上海贾植芳写了一篇应付性的批判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但很快被退回,认为写得太简单。他又改寄《文艺月刊》。但不但自己写,还鼓励他的最为接近的几位学生,也出面批判。曾华鹏四月六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揭开胡风“写真实”的外表》,施昌东在《文艺月报》第三期上发表《评胡风的“创作实践”》。[334]

  这些文章虽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表面上来看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写的,但实际上却是在胡风的建议下写成的,因而这些文章从思想高度上来说也就难以企及当年舒芜的反思文章了。不仅如此,当后来胡风与他们协商如何应对批判以求过关的信件被发现了以后,不仅对他们自己,而且对胡风事件的定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风与其集团成员密谋应对批判的史实还可以从当时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康濯的事后回忆中得到印证。

  康濯说:“在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文艺报》曾约请若干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作家写批判稿件,并很快收到了一些稿件,其中鲁藜同志的一篇当即发表了,也还有两篇准备陆续发。但不久以后从收到的密信等材料中发现,鲁藜写文章原来是胡风他们共同研究后的部署。他们之间进退一致,甚至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有默契,而鲁藜同胡风关系的不太一般也由此可见。”[33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看到,《文艺报》主编康濯的叙述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胡风在受到强力反击后,开始还怀疑是周扬等进步文艺家歪曲了中央的意图,徇私舞弊,借机批判他的文艺思想,对他及其集团成员进行打压,因而一度还想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这一事件。但是当他获悉周扬等进步文艺家的批判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进行的时候,胡风感到了很大压力,才与其集团成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策略。

  当时其集团成员中出现两种意见,路翎、绿原、徐放、欧阳庄同意胡风写检讨,也有一些集团成员反对这样做。这个时候的胡风无视过去他与进步文艺家长期争论的事实,无视他与其集团成员刚刚在联席会议上的激烈发言,在他及其集团成员没有认识错误的情况下,权衡利弊之后,竟然直接找到周扬,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的相关内容,还对周扬恭维了一番。(下文当有论述,此处从略。)

  胡风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阻止对他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在没有得到答应后,胡风就与在北京的集团成员路翎、绿原等人商量后,起草出检讨初稿,随后又将要点分送外地成员征求意见。他看到批判已经不可阻挡,就分别致信或转告其集团成员,要他们面对现实,冷静沉着,告诉他们如何才能赢得组织的信任,如何才能从批判下逃脱出来,甚至为了让他们能够获得解脱,还有意识地容许他们发言或写文章对自己的文艺思想及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批判一番。胡风集团的不少成员确实也积极响应胡风的号召,纷纷发表文章,加入到批判的阵营中。后来当这些商量如何应对批判的信件被发现的时候,对胡风集团的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看来,当胡风发现对他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竟置刚刚在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激烈发言于不顾,在与其集团成员磋商后,迅速决定,起草检讨,承认错误,发表文章,以攻为守,有组织地转入退却状态。

  ②  毛泽东经过相关中央领导人同意后,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是对胡风从思想文化批判向政治批判转变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批准了周扬在文联、作协两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以后,仍在关注着胡风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性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同周扬谈话。[336]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和私营工商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周扬、张际春出席。[337]

  看来,毛泽东通过对胡风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调查,将胡风问题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来了。虽然讨论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还是可以判断出,胡风问题不仅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注意,还列入了高层会议的议事日程。这就为下一步处理胡风问题作了重要准备。

  胡风在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中央对他前些时提交的《三十万言书》的注意和重视。中央建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交《文艺报》发表,进行公开讨论。[338]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在《文艺报》发表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相关内容。为了使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主席团起草了一个说明。一月十二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将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请示和附送的说明报送毛泽东。同日,毛泽东审阅后作出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339]

  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卷头说明,全文如下(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引者注):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340]

  从毛泽东改写的这个说明中可以看到,当时发表的胡风报告中的这两部分内容,是胡风对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发表的两篇批判文章进行的反批判。为了便于读者研究和讨论,这次在发表胡风报告相关内容的同时,毛泽东决定也将林默涵、何其芳的这两篇文章“重印附发”。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说发表的这两部分内容是胡风所作的“反批判”,这实际上指出了林默涵、何其芳与胡风之间的争论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了解胡风及其集团的情况,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午, 毛泽东同周扬谈胡风问题。[341] 由此看来,毛泽东还在就胡风问题继续向周扬了解情况,征求他的意见,他对胡风问题是重视的,处理也是慎重的。

  这个时候,胡风听到了一些风声,得知《文艺报》要刊登他的意见书组织公开讨论后,于一月十四日晚找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按:即意见书)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

  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

  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342]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到,胡风不仅承认了错误,还表示他写的报告不论在判断上还是在具体内容的真实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因而他要对此负责任,欢迎大家进行批判。这就不免使人深思,过去胡风为了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往往在争论中睚眦必报,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可是这次当中央决定要对其进行批判后,他却主动承认错误,还坦率地 讲了自己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欢迎大家进行批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胡风的这种变化出乎周扬的预料,让他感到颇为意外,他觉得应该将此立即上报中央,请求指示。于是在胡风和他谈话的第二天(一月十五日),就写信请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他在信中写道:

  定一同志转呈

  主席:

  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思想对抗。他说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他再三询问我对他现在这个认识及对他个人的看法。我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他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他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我的话说得比较婉转,以避免给他任何压力的印象。

  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他最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我说发表出来公开讨论有好处,你如对自己的观点和所举的事实有修正,可以再写文章,我们也可以发表。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三可以交来,希望能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期发。他说如果这样,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随即将他的书面声明交我,我说我们可以考虑他的意见。

  很显然,他要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藉此来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可缓和与麻痹群众的情绪,模糊他们的认识,抵制他们的批评。我们觉得发表这个声明,是于我们不利的,拟以书已印好,无法补上这样的理由回绝他。并只可以告他,他的声明既没有具体说明错误究竟在哪里,他所举的事实究竟有哪些不确实,这样笼统的声明,对于读者没有好处。

  以上是否妥当,请即指示。附上胡风的声明抄件,请阅。

  致此

  敬礼

  周扬1月15日[343]

  从周扬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将自己与胡风谈话的内容作了汇报,接着又谈了对胡风声明的看法,并提出了处理建议。

  胡风这次找周扬谈话显然是有备而来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就是劝说周扬不要发表他的报告。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也要将这个报告发表后对自己造成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于是才主动承认错误,再三询问周扬对他个人的认识及看法,还对周扬恭维了一番,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阻止报告的发表。在没有达到目的后,胡风就以报告中说的有些话不是事实为由,希望经他修改后再发表。当被周扬婉拒后,胡风又以下星期三可以交来检讨,希望连同他的检讨一同发表为由,向周扬提出了新的要求。周扬以时间来不及,可以下期刊发答复了胡风。这个时候胡风又采取了他计划中的第四步,希望在报告发表的时候,同时在卷首刊发他的书面声明,随即将早已写好的声明交给周扬。由此看来,胡风找周扬谈话的意图是明确的,就是希望不要发表他的报告,如果阻止不了的话,就以对报告修改、将他的检讨或声明同报告一同发表的方式,来减轻对他的批判。

  可能有人会问,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胡风的要求,将报告退给他修改后再发表呢?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也曾有个别负责同志表示是否可同意胡风要求,退回“上书”交他修改后再发;这当然未得同意。刘少奇当时也曾就此说过,胡风的“上书”是维吾尔姑娘的辫子,我们不正好抓住吗,怎么还能再退给他呢![344]

  这说明在胡风提出修改报告的要求后,当时在领导层中确实存在着不同意见。不过,我们分析后认为,这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因为胡风的报告是他思想的真实反映,而胡风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由来已久,有时还非常激烈,在中央决定对他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却偃旗息鼓,主动承认了错误,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胡风作法的疑虑。

  这种情况在周扬与胡风的谈话中也反映了出来。当胡风承认了错误,表现很轻松,询问周扬对他个人认识的时候,周扬的回答是谨慎的。虽然周扬对胡风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接着又提醒胡风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建议胡风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还劝告胡风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由此看来,周扬对胡风的表态是存疑的。

  这就使周扬意识到胡风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借此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模糊他们的认识,抵制他们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发表这个声明是不利的,因而他才建议以胡风的声明太笼统,没有具体说明错误究竟在哪里为由,予以回绝。周扬觉得这件事事关大局,自己不便作主,因而才报请中央批准。

  陆定一收到信后,当天在信上指示如下:

  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予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刊登。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里都可以登载的。

  陆15日/1[345]

  我们看到,陆定一赞同周扬的意见。他表示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是反驳别人还是承认错误,在讨论时期都是可以刊登的。由于胡风的声明内容太不具体,因而他建议将声明送主席团传阅后,由主席团口头答复胡风,不予刊登。

  陆定一阅后,随即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当日阅后批示: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346]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表示胡风的声明不能刊登。这是因为胡风过去与进步文艺家进行过多次争论,一直没有悔过之意,这次却在中央决定批判他的前夕,突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没有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内容及其改进方法有一个认真的反省与检讨的情况下,又提出了种种要求和建议,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对胡风的作法产生忧虑,从而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深思,胡风这样做究竟是要干什么呢?既然是真心承认错误,那么他为什么对报告的发表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在着意退却,明哲保身,另有所图吗?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修改作协主席团说明的时候已经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胡风在与周扬的谈话中称自己“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因而毛泽东才说不要让胡风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的时候,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个批示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这种定性的变化还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宣部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修改上。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原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347]

  从中可以看到,报告显然是根据毛泽东一月十五日的批示对胡风文艺思想定性的,因为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毛泽东在报告加写的文字中进一步指出,由于胡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的思想是反动的,因而他与进步文艺家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由此看来,对胡风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已经突破了思想文化的范围,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了。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不仅否定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属性,还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又进一步指出这种反动思想的出现,是社会上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这就说明胡风问题正在从思想文化批判向政治批判转变。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定性的修改稿及批示是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后才下发的,这表明在对胡风文艺思想定性的问题上相关中央领导人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标志着对胡风及其成员从思想文化批判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种定性并非毛泽东个人的决定,而是在他提议下并经过相关中央领导人同意后才作出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对胡风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胡风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这种认识的变化对胡风事件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③  遵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报告虽然将批判限制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但是在定性上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这个背景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高潮。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上虽然仍然限制在思想文化批判的范围内,但是已经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在获得了相关中央领导人同意后,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就要具体组织实施了。

  为了贯彻落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指示,指导并推动批判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有资料上说是一月二十日,到底什么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引者注)

  报告首先指出了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按:即《三十万言书》)的主要错误是:“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借‘现实主义’之名来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否定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他片面地夸大了我们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诬蔑现在文艺界的领导是‘疯狂’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报告认为胡风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报告认为,因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群众的迷惑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348]

  报告还追溯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历史根源和进步文艺界自1945年以来对他的多次批评帮助,分析了“胡风及其一派”错误的主要表现,认为“在批评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肃清他在文艺界及其读者中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个斗争又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思想斗争,必须有准备、有研究、有策略地来进行”。为此,中宣部提出:“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思想和组织领导两部分印成专册,由作家协会主席团加上按语,随《文艺报》1955年第一、二期合刊附发,同时也附发林默涵、何其芳过去批评胡风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和批判。我们已将这个作法征求郭沫若、茅盾和老舍等的意见,他们也同意这样做。”[349]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起草的,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定稿的。[350]报告以胡风提出的“五把刀子”问题为切入口,系统阐述了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主要分歧,回顾了进步文艺家自一九四五年以来与胡风集团的争论,分析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主要表现,强调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意义,阐明了进行批判的方法。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已经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性质,将胡风的活动定性为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只不过还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已。尽管这样,从报告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来看,实际上就是胡风等人在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从逻辑上将反党和小集团联系到了一起,因而我们说中宣部的报告已经对胡风问题的定性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为了转发这一文件,以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个指示稿。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稿。

  为了进一步推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活动的深入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巡回演讲工作。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

  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351]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通知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352]

  从通知中可以看到,虽然对胡风的批判仍然限制在思想文化批判的范围内,但是从批评他“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来分析,却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们注意到,中宣部的报告中使用了“胡风小集团”的提法[353]。其实早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的编者按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个提法,不过那个时候是说胡风在文艺上存在着一个小集团的问题。[354]而在中宣部报告中使用的“胡风小集团”的提法中,却不仅是指文艺上的问题,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涵义了。于是,一场全国性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就要全面展开了。

  批判胡风的运动开始后,作为文艺界主要领导机构之一的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召开会议,部置任务,掀起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高潮。

  二月五日、七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作协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及沙汀、刘白羽、萧三、陈白尘、聂绀弩、严文井、康濯、吴伯箫、邵子南、曾克、郑伯奇、胡采、草明、师田手、于黑丁、欧阳山、吴强、方纪、赵树理、艾青、袁水拍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二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了这次会议。消息说:

  “会议指出……他长期地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并形成一个小集团,来和在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文学队伍相对抗。他的关于文学活动方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取消作家协会的统一领导,使文学运动变成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会议决定对胡风的错误理论展开彻底的全面的批判,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水平,加强文艺思想的团结,更好地为国家的总路线服务。”

  《人民日报》二月十二日在头版发表了这条消息,于是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铺开。[355]

  鉴于计划组织工作直接关系到批判的成败,因而毛泽东在批准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以后,并没有掉以轻心,仍然关注着对胡风批判的具体组织工作,要求负责批判工作的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当面向他汇报批判胡风的详细计划。林默涵后来回忆道:“记得毛主席还找陆定一、周扬和我三人到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毛主席同意。临走时,毛主席站起来送我们,周扬对他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主席说:‘我就是要他痛苦!’他的意思是要痛才会改。”[356]

  这样看来,就是在批准了中宣部的报告以后,毛泽东还在惦念着批判工作的具体部署情况,唯恐因为计划不周会给批判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鉴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同时这种批判又具有政治涵义,因而毛泽东对此极为慎重,又将批判胡风的问题提到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来进行讨论,以求在中央领导层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使批判计划臻于完善。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邓拓等出席。[357]

  将如何批判胡风问题拿到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来讨论,说明在对胡风如何进行批判的问题上是中央领导层集体决定的,这也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重要表现。由此看来,不论是对胡风的批判还是如何组织批判问题上都是经过中央书记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步骤。为了促进批判运动的健康发展,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其中指出,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不是一个短期的批判运动所能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习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

  《指示》对正确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提出若干原则,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等等。[358]

  这个《指示》提出了进行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若干准则,由于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在学术讨论中不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学术讨论中要实事求是,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容许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意见,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以行政命令的方法来干预正常的学术讨论。还要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的界限。这是进行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有益探索,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保障。

  作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主阵地—《文艺报》,是从一九五四年秋、冬批评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开始集中力量批判胡风的。一九五四年刊物二十二期发表了胡风的发言和个别对他提出批评的文章,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以及一九五五年一、二期合刊和二月的第三期,则有多篇文章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判。而比较全面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从一九五五年一、二期合刊附发《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开始。这份《意见》即一九五四年胡风向党中央《三十万言上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另一部分是《作为参考的建议》。从第三期开始,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重点批判胡风《意见》中的文艺思想,到四月底为止,已经批判六期了。[359]

  这个时候,各地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纷纷拿起笔投入批判,写了许多文章。《人民日报》等各个报刊先后发表了郭沫若、茅盾、夏衍、聂绀弩、秦兆阳、蔡仪、曹禺、鲍昌、唐弢、黄药眠、胡绳、杨耳、王匡、韦君宜、黄秋耘、田汉、杨献珍、邵荃麟、王元化、李希凡、蓝翎、袁水拍、张光年、王若望、曾彦修、曾卓、吴强等人的文章。这个时期,各种批判文章,虽然着眼点不一样,理论分析有高低、深浅之分,但大多数是思想上的说理斗争;而且大多数同志是出于自己真诚的认识,结合自己长期的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的体会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有许多观点和论述在今天看来仍有值得思考的价值,不能一笔抹煞。

  当然,在这样一场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不科学的、不实事求是的东西,有的甚至断章取义,无限夸大,不能服人,但被批判者却没有反驳的可能。中宣部针对这种情况向各地宣传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的批判文章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并列举了一些断章取义的例子,请各地注意。林默涵记得,其中最典型的一篇是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批评绿原的诗的署名戈扬的文章,它从绿原的一首长诗中,东摘一句,西摘一句,凑合起来,就作出了十分严重的断语。这个通知是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经林默涵看过,由部签发的,但可能作用不大。[360]

  其实,就是具体负责这次批判工作的周扬,也没有对胡风的批评观点一概否定。他不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还提出过一些中肯的建议。

  当时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康濯后来回忆道:“周扬同志在批判之前口头传达过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胡风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又说,胡风的文章很不好看,大概是由于他的观点有很多矛盾,他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又是宣传唯心主义,这就不能不把文章写得隐晦难懂。不过,周扬同志又一再强调说,胡风的上书和论文中,也的确抓了我们一些辨子,他批评我们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批评我们简单化,我们也的确有这些毛病。周扬同志以及丁玲同志都在闲谈时向我说过,胡风总还是比较懂得创作的。因此周扬曾不厌其烦地向《文艺报》指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定要避免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抓住他的根本问题,大问题,不要纠缠鸡毛蒜皮。”[361]

  从康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扬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具体领导着批判运动的发展,就是对于胡风的观点,他也没有一概否定,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胡风提出的正确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还予以承认和肯定,因而他才反复强调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既要实事求是,抓住根本问题,又要避免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力求写出较高水平的批评文章。

  《文艺报》作为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主阵地,因而具体组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的任务,就落在了以《文艺报》主编康濯为代表的编辑部人员的肩上。

  为了搞好这项工作,组织出高水平的文章,首先就要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为此《文艺报》主编康濯几乎阅读了胡风的全部著作,他后来回忆说:“我则除了主持《文艺报》的整个工作,参加作协、文联的有关会议以及有时也列席中宣部、文化部的有关会议外,就日以继夜地看了胡风过去几乎所有出版的著作和全部《三十万言书》,也看了过去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以及有关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原来我对胡风的文艺观点当然也有一些印象,经过这一段的阅读和研究,也就比较明确地感到,他的文艺思想应该说是还有一些正确的东西。但是他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走过了头,或是走偏了,这样便又时时陷入了矛盾。根据我这样的一个印象,也就感到批评他并不太容易,何况从今天来看,我们当时又带着‘左’的影响,这样以‘左’的思想去批判右的过激的观点,显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362]

  那么,《文艺报》编辑部组织的文章到底怎么样呢?

  康濯回忆说:“事实上,当时发表的一些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也的确较少满意。当时比较好的文章,主要是黄药眠、张光年、杨献珍、秦兆阳、陈涌等同志的,尽管这些文章我们也感到都有不够之处,却总还颇为满意。而周扬同志则几乎对这几篇文章都不太满意。前八期批判胡风的文章,周扬同志几乎每一篇都看过,我们是在同作者商量、修改,有的还是经编辑部再三修改后,才送给周扬同志看的。我和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引者注)在修改过程中总是一再强调不要有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但是每一次周扬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稿件后,几乎总还要说文章仍然有简单化,甚至还有庸俗社会学。因此,有的文章他总要我们拿回来再改,有的甚至是他自己动手修改的。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当时从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上批判胡风的文章,在今天看来比较正确的、得以留下来的恐怕可能是极少的了,但从当时来看,我们的批判总还并不是主观上简单地打棍子,而是至少态度上是比较严肃的。至于为什么这样严肃的态度而没有能够写出多少可以留下来的文章,在我来说,除了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主要是水平不够。至于周扬同志,他在理论上当然也有局限,但主要恐怕还是‘左’的思想的影响,态度上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在做到严肃和实事求是的。”[363]

  从以上回忆中可以看到,为了搞好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做到有的放矢,组织出高水平的批判文章,康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抓紧时间阅读了胡风的几乎全部著作,这种作法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我们也注意到,从《文艺报》发表的文章要经过反复修改才能定稿来看,周扬和《文艺报》编者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严肃的,慎重的,对批判文章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至于康濯将没有能够留下多少传世之作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受“左”的影响和水平不够,则是我们难以赞同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文章存在水平不够的因素,也并不否认在具体批判过程中出现过失当的地方,但是作者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为契机,为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做出的努力,不仅是令人钦佩的,也是不可磨灭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因而不管康濯的动机如何,他的这种说法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抹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康濯后来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判断和认识,还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注意到康濯的这个回忆是在胡风事件翻案后写的,而又带有那个时候共同的色彩,这种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严肃批判的同时,文艺界领导及进步文艺家也注意对胡风集团成员的分化和争取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幡然醒悟,脱离胡风集团,回到进步文艺家的阵营中来。下面我们看方纪对阿垅争取的资料。

  在天津,阿垅自然成为一个重要对象。他在“备忘录”中记载了方纪与他的谈话内容:

  55﹒2﹒5,晚7–9时,方纪约谈话。内容:一,要我写关于胡风的文章。我表示应就自己的问题检查。二,说,同意或不同意,都要写。三,因我未看文件,说我等;我说明由于生活情绪,孩子干扰,到他开学后即进行。四,说明胡这次的事,对于党和群众的影响,感到不好。五,说到鲁、甸对胡这事的不满,尤其是情绪上。六,自己觉得,提到自己处,有不合事实处。七,方谈到动机、效果、动机之思想内容。八,问到我解放后出版的理论等。九,问到“方生未死之间”。十,我要求有材料。十一,方说《文艺报》附发文件,即看出是唯心论。

  谈话时人来,岔断时很多。

  55﹒2﹒6,下午1时许找方纪。我表示:一,对党的多年的追求和依靠,正视问题。二,写自己与写胡的问题。三,要求帮助。方谈:一,要正视问题。二,写自己或写胡都可,他并非要我怎样写,看写时自己考虑需要。三,强调正视问题,不要沉重。给我找材料。[364]

  从阿垅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方纪动员阿垅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而阿垅却表示只就自己的问题进行检查,不愿意涉及到胡风。后来阿垅又以没有材料、家事繁扰为由,予以婉拒。方纪希望阿垅能够正视问题,不要有思想压力,他没有限制条条框框,具体怎么写还是由阿垅自己说了算,又表示可以为阿垅提供材料。

  阿垅在备忘录中还记载:“55﹒3﹒2,接乔木信及退件。”是什么退件,胡乔木的信是些什么内容,现在无从知晓。

  三月三日,阿垅当即复胡乔木一信:

  乔木同志:

  给我的信和附件都收到,请勿念。

  这次,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使我深深感到:一切问题在丧失前提,在丧失前提里酝酿着危机,而且爆发了危机。

  从这里,我正在考虑一些问题,和考察自己。

  对于党,愿自己始终是赤忱的。

  渴望能得到您的指示和帮助。

  敬礼!

  阿亦门  3月3日[365]

  胡乔木的信及阿垅退件的内容虽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是从胡乔木亲自给阿垅回信来看,他对阿垅的问题是重视的。从阿垅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着思索,思想上也在经历着激烈的斗争。

  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开始后,虽然文艺界领导人及进步文艺家在做着转化胡风集团成员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在批判中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对于胡风集团的骨干成员来说,从最后的结局看,这种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下,中宣部起草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党,随后开展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这种批判虽然在总体上限制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但是已经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为了促进批判运动的健康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审查批准了中宣部制定的批判计划,还发了相应的指示。随着批判运动的迅速展开,许多文艺家纷纷提笔著文,投入到批判运动的行列中。作为具体负责批判运动的周扬等人,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心组织批判文章,为批判运动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作出了不竭的努力。虽然在批判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批判的重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总结如下,胡风在获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批判他的文艺思想的消息以后,不顾以前他及其集团成员多次与进步文艺家争论的事实,也不顾他在《三十万言书》中刚刚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对进步文艺家进行了大量攻击的实际情况,反而却主动承认了错误,还写了书面声明,对公开发表他的《三十万言书》提出了异议。不仅如此,他还指示他的集团成员不要出头,主动检讨,承认错误,必要时还要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这表明胡风在批判的锋芒面前,为了保存实力,由进攻转入了退却状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没有接受胡风的意见,将胡风的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说他们企图以自己的面貌来改变社会和国家,谋求在文艺界的领导权,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宗派主义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上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这实际上就是对胡风问题的政治定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宣部起草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全国迅速掀起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

  (9)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成为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导火线。

  在对胡风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成为胡风事件被政治定性的导火线。以此为契机,文艺批判急转直下,迅即转入政治批判。因而我们就先从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说起。

  ① 从三位当事人的回忆中来考证胡风致舒芜信件是如何被发现的?

  胡风致舒芜的信件究竟是怎样被发现的呢?三位当事人叶遥、舒芜和林默涵后来的回忆为我们的考证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我们先看叶遥的回忆。

  当时叶遥在《人民日报》文艺组任编辑,具体负责对胡风批判的组稿工作,她事后回忆说:

  “大约1955年3月下旬或4月上旬,文艺界正在对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林淡秋同志和袁水拍同志,要了解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组稿情况。文艺组分工,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他们找我到办公室汇报。我告诉他们,大部分稿子已经落实,一部分稿子作者正在写,估计问题不大;还组织什么稿子,需要议一议题目和找谁写。他们又谈了几个题目,商定后我记了下来。这时,袁水拍同志忽然想起,胡乔木同志在过去一次谈话(我已经记不得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中曾说,‘胡风的宗派主义严重,若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宗派活动,也可以写点文章’(大意)。林淡秋同志认为,组织这种稿子,‘难度太大’。我也认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很不容易’。袁水拍同志也认为‘难’。难在哪里,这是不言而喻的。和胡风同志无来往、不熟识的人,自然无从谈起;和胡风同志有来往、熟悉的人,也未必肯说。当时虽然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商定,不妨找绿原、路翎、舒芜等同志试试看。任务交给了我,我毫无把握,只好试试看。”[366]

  从叶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最初是袁水拍根据胡乔木的谈话提议写批判胡风的宗派主义文章的。这个意见提出后,他们又觉得难度很大,这是因为与胡风不熟悉的人无从写起,与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未必愿意写,但他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叶遥去找绿原、路翎、舒芜等人去约稿。

  当时绿原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叶遥持《人民日报》社的介绍信先到中宣部党委,说明约稿情况,而后才找到绿原,叶遥怕绿原接受不了,没有贸然提出胡风宗派主义问题,只表示向他约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件。绿原出语谨慎,以“水平有限”,“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大意)为由婉拒了。

  过了几天,叶遥又去找路翎。当时路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叶遥见到创作室的一位负责人,说明来意后,这位负责人说,路翎最近“情绪不好”,估计你去找他,他不会谈什么。最后也没有谈成。

  与绿原、路翎没有谈成,叶遥想再找舒芜试试看。叶遥与舒芜的爱人陈沅芷是大学同学,和舒芜也熟识,此前舒芜也写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因而叶遥决定星期天到东城草厂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舒芜的家里去,一来可以约谈舒芜,二来也可以和老同学叙叙旧。叶遥去了以后,舒芜的全家都在,舒芜的妈妈也在。他们全家对叶遥非常热情,还留她吃了午饭。

  叶遥后来回忆说:“我开门见山地对舒芜同志说,我们组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子已有一些了,你能否考虑写点别的文章,如胡风的宗派主义。你在《致路翎的公开信》里已提到这个问题,能否回忆得更具体点,写得详细些,但要言之有据。

  舒芜同志答应写。似乎还说,他原来也有要写这个题目的考虑。他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和胡风、路翎等人的交往,1945年他写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同志曾找他谈话,批评过他,他不服气,和胡风等人曾通信来往等。我问他那些信是否还在,他说在。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他当时说,那些信是存放在安徽老家没有运来,还是已经运来,没有整理。只清楚地记得舒芜妈妈动作很麻利,弯腰从双人床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把箱子打开说:‘信都在里面哩。’舒芜同志说,他想根据这些信写胡风的宗派主义。我说,那你就给我们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吧。舒芜同意。

  饭后,我和舒芜商量:胡风等人给他的信,能否先借给我们看看。他说可以。我仔细数了数信件,大约一百多封,都是装在信封内的原信,没有装订成册。……

  下午,我回到家中,干了些必要的家务后便开始读信,一直到深夜才把密密麻麻的信全部读完。第二天上班,交袁水拍同志看,他很快看完,交林淡秋同志看。记得这批信,当时文艺组只有我们三人看过。我怕丢失,失信于人,很快到舒芜同志家,一封不差地交还舒芜。这时,我告诉他,报社领导同意,他根据这批信写关于胡风宗派主义文章,已列入选题计划,望能尽快写出。……

  记得这批信,林淡秋、袁水拍和我看后是吃惊的,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当时认为胡风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仅此而已,没有别的议论和看法。

  舒芜同志很快写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我看后认为可以,袁水拍和林淡秋同志看后也认为可以。袁水拍同志对我说,能否向舒芜同志再借一下胡风的原信,以便核对原文。我说可以,我到舒芜家再借胡风的原信,告诉他我们需要核对原文。这时,舒芜已将这批信装订成册了。我拿回后交袁水拍同志。以后袁水拍将舒芜的文章和胡风给舒芜的信送中宣部林默涵同志审阅,现在已不记得为什么没有送胡乔木同志审阅。

  又过一些天,袁水拍同志告诉我,请通知舒芜同志到中宣部找林默涵同志谈他的文章。我通知了舒芜同志。林默涵同志找舒芜同志怎样谈的,文章怎样修改的,当时我不知道。大约没过几天,舒芜同志修改后的文章由陈沅芷同志送到报社,托我转交林默涵同志。我没有拆看,当即以‘急要件’交报社收发室转送林默涵同志。”[367]

  从叶遥的回忆中看到,她找到舒芜后,直接了当地谈了约舒芜撰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文章的事情,说要写得具体、详细些,还要言之有据。舒芜爽快地答应了,表示自己原先也有这样的想法。舒芜接着谈了胡风当年对他写的文章《论主观》发表时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交换意见时的通信情况,叶遥问信还在不在,舒芜的母亲拉出了皮箱,说信都在里面呢,舒芜说他将根据这些信来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

  叶遥数了数,大约有一百多封信,都是装在信封里的,还没有装订成册。叶遥征得舒芜同意后,带走了信。当天晚上在家里看了一遍,第二天她将信交给袁水拍和林淡秋过目。看完信后,他们三人都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胡风在信中对进步文艺家是这样的态度。随后,叶遥就将信还给了舒芜,还催促他快点将文章写完。

  舒芜送来《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后,由于文章引用了信件中的话,为了核对原文,袁水拍看后,又让叶遥到舒芜家去取信,这个时候信件已被舒芜装订成册。核对完毕后,袁水拍将舒芜的文章及信件送交林默涵审阅。尔后,袁水拍又告诉叶遥通知舒芜到中宣部直接找林默涵谈他的文章。

  几天后,舒芜的夫人将修改后的文章送给叶遥,托她转呈林默涵,叶遥没有拆看,就直接以“急要件”交报社收发室报送林默涵。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文艺组是在向舒芜约写批判胡 风宗派主义的文章时,发现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的。发现信后,不论是叶遥还是袁水拍和林淡秋都对胡风在信中的态度大吃一惊。叶遥两次从舒芜处取走信件。第一次是为了看信,这个时候信件还未装订。第二次是为了校对舒芜的文章,这时舒芜已经将信件装订成册了。林默涵又找舒芜谈了话,然后舒芜夫人又将舒芜修改好的文章找叶遥转送林默涵。

  下面我们来看舒芜对这件事的回忆。舒芜后来曾回忆道:

  大约1955年4月底或5月初,正是康濯同志在文章中所谈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记者编辑们到各处向有关人士组织批判胡风的稿件的热潮中,《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同志,就是康濯同志文章中提到的与我爱人是同学的女编辑(听说她后来不在《人民日报》,现在何处,我不知道。),她来向我组稿。我说,关于理论方面的批判文章,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我就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吧。

  过了一两天叶遥同志又来了,带来了一份已经打印好的批判胡风的选题计划给我看,说我的文章已经被列入了计划。我看选题计划上前面都是别人的文章,最后的一篇是我的文章,记得很清楚,上面最末一行印着:“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舒芜)”,她临走时希望我尽快把文章写出来。

  不久我写成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文章中引用了不少胡风给我信中的话。文章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过了两三天,叶遥同志又来找我,说可否把胡风的原信“借给我们看一看。”我当时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一下我那篇文章中引用的胡风的信,就把已经装订在一起的胡风历年来给我的全部信件交给了叶遥同志,但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又过了三四天,叶遥同志又来通知我,说林默涵同志想找我谈一谈我那篇文章的事,并约定了时间叫我到中宣部去找他。这日期大约是离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材料前一个星期左右,我去中宣部林默涵同志办公室找林默涵同志,我坐下以后,林默涵同志拿出他早已看完了的我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和我交约叶遥的订成一本的一百多封信(这些信由谁交给林默涵同志我不清楚,当时也未问,从当时情况分析,很可能由袁水拍一级的干部送的,似乎叶遥同志不是与林默涵同志直接联系。),对我说:“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他把已经在原信上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信还给我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

  林默涵同志又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宗派主义的问题了,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是,是对党、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对党的文艺政策,对党的文艺界的领导人的态度问题了。”最后林默涵同志要我对胡风原信中一些不容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豪绅们”、“跳加官”、“抬头的市侩”等作些注解。当时我简略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要点,就取回我的稿子和胡风的信件。

  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我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在这两天中,我接到林默涵同志两三次电话,催我赶快把《材料》写出来。第三天我就把《材料》写完,题目叫《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送《人民日报》交给叶遥同志。[368]

  从舒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批判胡风期间,《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叶遥向他组稿时,是他主动提出要写一篇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的。过了一两天,叶遥告诉舒芜,向他预约的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已经列入报社批判计划,催促他快点写出稿子。由于舒芜在写作《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时,引用了胡风给他的信件中的若干内容,因而叶遥对舒芜说将他的信借去看一看。舒芜以为这可能是为了核实文章的内容,进行校对的需要,就将信交给了叶遥。这个时候信已经装订起来了。

  几天后,叶遥找到舒芜,告诉他林默涵要找他谈一谈。舒芜找到林默涵后,林默涵对舒芜说,他的文章不必发了,现在人们不是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然后让舒芜将信件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为四类,对不容易看懂的一些词句作些注释。他还告诉舒芜现在胡风已经不是一般的宗派主义问题了,但也不是反革命,属于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政策的态度问题了。

  舒芜回去后花了两天两夜,按林默涵的要求将稿子整理了出来,将题目定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将改好的稿子交给叶遥。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舒芜的文章虽然是应《人民日报》文艺组叶遥的约稿写出来的,但是他本来就有撰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文章的意思。为了核实文章的内容,舒芜将信件交给叶遥,这个时候信件已经装订成册。后来是在林默涵的要求下,他才将信件摘抄、分类并作注释的。舒芜说是他到《人民日报》社将材料交给叶遥的。

  下在我们再来看林默涵的回忆。林默涵后来回忆说:

  大约在1955年4月的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当时我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就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重视。隔了一段时间,我偶然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其中有许多暗语,例如“两位马褂”(指何其芳、刘白羽)、“豪绅们”(指当时重庆进步文艺家)、“官们”、“权贵”、“老爷们”(指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抬头的市侩”(指茅盾)、“跳加官”(指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充满讥讽、憎恶的语言,例如:“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吧,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按:指进步文艺界人士)里面”,“对于大师们(按:指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人们)的回敬,太斗鸡式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我积了太多的愤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等等。我明白胡风信中这些话是指的什么和谁。老实说,当时看到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这么多党和非党作家抱着这样仇恨的态度,带着这样憎恶的感情,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我们虽然不同意他的文艺观点,但党组织一直把他看作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看作一家人的,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背后会采取这样的态度。有人说,舒芜这批信,是我要他交出来的,这就怪了,我又没有特异功能,怎么知道舒芜会藏有这些“宝贝信”呢?

  由于我和胡风有所接触,信中的有些暗语能够看懂,但还有很多看不懂,于是我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人们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一两天后就交给了我,他整理得很清楚。[369]

  从林默涵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是舒芜主动将已经装订好的信件直接送给他的,还跟他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而不是他让舒芜交出来的。一开始,林默涵认为私人通信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放在书架上,没有理会。后来,偶而翻了翻,才发现里面的不少问题。林默涵没有想到胡风在信中对进步文艺家是这样的态度和感情,因而“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由于林默涵长期在文艺界工作,对胡风的有些暗语能够看得懂,但是也有不少看不懂的地方,这才把舒芜找来,让他作些注释,将信按内容分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一两天之内就整理好了,林默涵对舒芜整理得很满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默涵说信件不是他让舒芜交出来的,而是舒芜主动交给他的,还告诉他这里面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舒芜交来的信件已经装订成册。看了信后,林默涵是“惊讶”、“气愤”的。他找舒芜来,让舒芜对信中的暗语作些注释,将信中的内容分分类,整理得醒目一些。

  由于年代久远,三位当事人在回忆的某些方面出现不合,也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三位当事人的回忆中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胡风致舒芜的信件,是在批判胡风过程中,《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叶遥向舒芜约稿的过程中发现的。叶遥代表《人民日报》文艺组向舒芜约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稿件,舒芜也早有此意,因而就爽快地答应了。谈话间,舒芜说起他的文章《论主观》过去在发表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以及胡风的态度和他们之间的通信情况。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况,叶遥便问舒芜这些信件还在不在,这时舒芜的母亲从床底下抻出了一个小皮箱,说信都在里面。虽然舒芜在回忆中没有说到这一点,但是在他看了叶遥的回忆后,才想起来确是这么一回事。[370]

  叶遥在征得舒芜的同意后,将信件带走,她与袁水拍、林淡秋看后很吃惊,又将信件退还给了舒芜,还催促舒芜快点将文章写出。这个时候信件还未装订成册。由于舒芜在《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中,引用了信件的若干内容,为了进行核对,叶遥又到舒芜家将信取走,这时信件已经装订成册了。

  由于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因而袁水拍看过后,就报送中宣部相关领导审阅批准。这样文章和信件就转到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手里。林默涵在看了舒芜的文章及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后,觉得和舒芜批判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比起来,胡风给舒芜的信件更有说服力,因而才将舒芜找来,跟舒芜说他的文章不必发了,要舒芜将信件按内容分分类,对一些词句作些注释,整理出一个材料。舒芜在一两天内就将材料整理好了,然后让他夫人交给了叶遥,叶遥随即报送林默涵。林默涵对舒芜整理的材料是满意的。至于整理的材料到底是舒芜还是他夫人交给叶遥的,无关大局,不必为此再进行考证。

  这里有一个疑问,信件到底是舒芜直接交给林默涵的呢,还是经过《人民日报》文艺组袁水拍、林淡秋转呈的呢?

  林默涵说是舒芜亲自交给他的。从他的回忆来看,他与舒芜有两次单独见面:一次是舒芜将装订成册的信件交给他;一次是他找舒芜来整理信件。林默涵既没有提到舒芜撰写的文章,也没有提到文章和信件是从袁水拍处转来的。从信件已经装订成册来看,林默涵看到舒芜的信件应该在叶遥将第一次取走的信件返还舒芜之后(因为叶遥第一次从舒芜家取走的信件尚未装订成册)。至于叶遥与舒芜约稿期间的具体情况林默涵则未必知道。

  叶遥、舒芜则认为是袁水拍将舒芜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和信件交给林默涵的,林默涵在看了文章和信件以后才找舒芜谈话的。

  林默涵找舒芜谈话一事,在他们三人的回忆中都得到了证明。从回忆中看到:是林默涵建议舒芜将胡风信件的相关内容摘抄出来,按内容分类,并作些注释工作的;叶遥并不清楚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也没有看舒芜整理后的材料。因而到底是舒芜将信件直接交给林默涵的,还是袁水拍、林淡秋交给林默涵的,还有待于做出进一步的考证。

  ②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对胡风事件的定性发生重大变化。

  林默涵收到了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感到整理得很清楚,看后就报送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关于这件事,后来林默涵回忆道:“我看后把它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一下,我表示赞成。于是就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文艺报》,请主编康濯加一个编者按语发表。”[371]

  从林默涵的回忆中看到,是周扬提议公开发表这份材料的,他也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就交给了《文艺报》,让康濯起草一个编者按。

  关于这批材料的发表及编者按的起草情况,《文艺报》主编康濯后来回忆道:

  “舒芜这批材料编好以后,默涵又交给了我们,我们同样大吃一惊,但也认为材料很好。于是经过商量,决定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月份的第9期发表。中宣部并决定《文艺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由《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扬、默涵等同志的意见,现在已找不到这个编者按的稿样了,这些材料已在‘文革’中和《文艺报》其他重要档案一起丢失,再三查找也没找到。根据记忆,我在编者按中写了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我这一编者按大约四五百字。”[372]

  从康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中宣部决定先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在《文艺报》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他并没有讳言在看了材料以后的吃惊程度,也没有回避当时认为材料很好的感觉,

  虽然他起草的编者按,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个编者按是在他征求了周扬、林默涵的意见后起草的。

  编者按将胡风的问题仍然作为人民内部问题来对待,既肯定了胡风在自我批判中的进步性,也指出了胡风由于没有触及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和宗派小集团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认识的浅显性,最后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进一步检查改正自己的错误。

  从中可以看到,随着舒芜材料发表的还有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那么,当时的进步文艺家又是如何看待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稿的呢?胡风在进步文艺家的要求下又是如何修改检讨稿的呢?

  当时进步文艺家称胡风一月交来的这篇《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稿为检讨一稿。对这一稿,《文艺报》编委会和编辑部以及周扬、林默涵、作家协会党组的同志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茅盾、夏衍、冯雪峰等都认为不行,认识的错误不多,解释、辩护不少,于是把稿子退给了胡风,向他提出了修改意见。

  二月胡风改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的二稿,这一次《文艺报》编者看了以后觉得进步不小,就由编辑部打印分发给了茅盾、夏衍等同志以及《人民日报》文艺部等有关单位,说明他们认为这份检讨基本上可以接受了,但是也还想让胡风改得更好一些,并要求接到这份打印稿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文艺报》编者又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转告了胡风,希望他能够再修改一下,并尽快交《文艺报》发表。

  于是胡风又在三月交来了他的最后定稿,也就是第三稿。这一稿《文艺报》主编康濯记得是以二稿为主,前面若干段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后面修改了一些文字,更主要的是也修改了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在文后加了一个附记。事隔多年康濯已记不清楚,三稿到底修改了二稿的哪些地方;但有一点是印象深刻而明确的,就是三稿后半部确有不只一个地方改得比二稿肯定是有重要的进步。于是,《文艺报》编辑部决定全文发表他这篇《我的自我批评》三稿。[373]

  这样看来,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是在他起草出一稿后,在进步文艺家两次提出修改意见,经过胡风反复修改才形成的。胡风在《我的自我批判》中,分析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他说道: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至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底文艺方针。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地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长期以来,我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底批评和期待,以致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374]

  从中可以看到,胡风认为他犯错误的根源是因为他混淆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原则区别,而将他们混为一谈,这样就不能从政治原则和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分析问题,从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方针。而后胡风在检讨中从他与进步文艺家一直争论的世界观问题、思想改造、深入生活、民族形式和文艺题材等五个问题上进行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三稿写出后,得到了进步文艺家的初步认可,舒芜的材料也已经整理好了,当时《文艺报》编者计划在这些文章发表后,再发一两期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这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要结束了,这已得到了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同意。对此,《文艺报》主编康濯后来回忆道: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文艺报》编辑部于5月初发稿。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发了舒芜材料和胡风的检讨以后,再搞一两期发几篇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然后结束这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意见并已得周扬同志同意。因此,在发这两篇文章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发了许广平同志一篇驳斥胡风的文章,同时约夏衍同志写了一篇对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再加批判的文章。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在胡风检讨发表前就已写好寄来,有八千字,我们并已打印、分送党内外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375]

  由此看来,《文艺报》编者计划在这期出版的《文艺报》上,除了发表舒芜整理的材料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以外,还发表许广平和夏衍的批判文章。他们原先计划在这些文章发表后,再发表一两期对胡风检讨进行批评的文章,这个批判就结束了。

  但是在《文艺报》排出清样后,周扬觉得与舒芜的材料相比,康濯起草的这个编者似乎弱了一点。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于是将《文艺报》这一期的清样送给毛泽东审阅。

  《文艺报》主编康濯后来回忆道:“《文艺报》这一期排好的清样,于5月8日上午送给周扬同志。按照我们编务工作的程序是,周扬应于5月9日晚上退回清样,10日由我们修改后交工厂付印。……

  但是这一期清样周扬同志9日晚没及时退回。我在编辑部等到快半夜,就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答复我说,清样他已看过,认为我在胡风检讨前加的编者按弱一点,是不是还有点右?我说:‘我是征求了你的意见的,你可以修改嘛。’周扬说:‘我是改了一个字。’我很唐突地冲口而出:‘改一两个字就不右了吗?’周扬同志很了解我的坏脾气,没有理会我的唐突,他说:‘问题不在这里,我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我忙说:‘那当然太好了,但是那就要快!要争取主席明天晚上把清样退回,否则,我们刊物就要脱期了。’周扬同志最后说:‘我马上就送去。’过了一天,10日半夜,主席还没有退回清样。到了11日的一点多钟了,我再一次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看过了,也退回中宣部了,恐怕变动很大,天明上班时,默涵会带原件去找你,你在编辑部等他好了。”[376]

  从康濯的回忆中看到,清样排出来后,周扬从对编者按的意见,联想到批判胡风是毛泽东交待下来的任务,自己没有把握,因而觉得像舒芜整理的材料和胡风的检讨应该送给毛泽东审阅才是,这样就将清样呈报毛泽东。从周扬的回话看,毛泽东对胡风问题的处理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还可以从林默涵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对这件事,林默涵后来回忆道:“《文艺报》排出样子后,送给周扬和我看。我们都觉得按语还可以,准备退给康濯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似应送给毛主席看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5月9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并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发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15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此致

  敬礼! 周扬   5月9日”[377]

  由此看来,为慎重起见,将胡风的检讨、舒芜整理的材料、康濯起草的编者按以及许广平的批判文章,一并呈报毛泽东审阅,是周扬决定的。毛泽东阅后,作出了强烈的反映,撤下了报送的编者按,亲自起草了一个编者按。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毛泽东阅后批示: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378]

  毛泽东审阅了清样后,觉得原先的编者按不可用,就重新起草了编者按,还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标题,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379]他考虑得很周密,将重新起草的编者按向周扬和陆定一征求意见,告诉他们:如果同意这个编者按,就另抄付印,将原稿退回;如果不同意,就再商量。同时还决定材料及胡风的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文艺报》转载,就连编者按所用的字体都作了明确交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是他在认真审阅了周扬送去的清样后,经过慎重思考后才写出来的。直到几十年后,《文艺报》主编康濯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毛泽东在审阅清样时的批注情况。康濯说:“我还发现,主席看清样是很费力的,我们排的新五号字,很小、很密, 主席一边看,一边拿了一支铅笔,每一行每隔三五个字都要在旁边画一点,一直画了两万多字。”[380]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按语经毛泽东改写了之外,舒芜提供的材料并未因毛泽东的按语而作任何改动。《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提供的材料完全是根据送给毛泽东看的《文艺报》的清样排的。有人说舒芜在毛泽东为胡风问题定性后,根据要求将材料重新分类并写上小标题等,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时舒芜所以要提供这些材料,他在这批材料后面有一个说明:“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什么‘主观在运行’,什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二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在这里,也表明了胡风对于我当时所发表的许多宣传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文章是全力支持的,决不是像他后来所抵赖,说他是不赞成那些文章的。”“我在这里提供这些材料,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实质,同时也为了促使自己更进一步检查过去的错误。[381]

  毛泽东起草了什么样的编者按呢?我们全文引述如下: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382]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起草的编者按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画龙点睛,直指要害,将胡风问题提纲挈领地揭示了出来。

  毛泽东从胡风与进步文艺家的多次争论中,从胡风在获悉要批判他的文艺思想的消息后,突然一反常态,主动表示检讨的要求中,从胡风致舒芜的信与胡风检讨的相关内容的对比中,从胡风写的检讨并非发自真心,而是在进步文艺家的督促下经过反复修改才完成的,但是在检讨中却说自己混淆了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原则区别,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从而淡化了个人的责任,为自己进行开脱的叙述中,才对胡风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编者按中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这种在胡风问题定性上的重大变化,标志着胡风事件已经由文艺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编者按中指出这是胡风由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是骗不过人的,要检讨就应该像舒芜那样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编者按最后还对胡风集团的成员指明了出路。

  毛泽东重新起草了编者按,对胡风问题定性以后,舒芜说他当时看了以后“捏了一把冷汗”,后来也说“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383]

  那么周扬、林默涵、康濯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林默涵、康濯后来曾经有过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林默涵回忆说:“毛主席写的按语,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的小集团,这是出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料的。但当时,我只是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低和政治敏感性差,我对按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其他同志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本来属于人民内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问题,就上升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384]

  康濯后来回忆说:“我向他(指周扬—引者注)表示,主席的按语把胡风问题的性质变了,变成反党、也就是敌人了;并说:‘我一时还接受不了,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引者注)同志也和我差不多。’周扬说:‘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又说,他也没有想到主席会这样改变性质。我说:‘主席提得太高了。’他说:‘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差距。’”[385]

  从他们二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对胡风问题改变性质,当时不仅周扬“没有想到”,林默涵也“出乎”“意料”,康濯和侯金镜“一时还接受不了”。周扬鉴于过去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时不敏感,见事迟,犯有错误的教训,因而这时尽管他自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还是劝勉康濯要努力提高自己,跟上毛泽东的思想步伐。

  作为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负责人,周扬这样做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经过分析后我们发现,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改变定性的真实原因,而是鉴于以前的教训,为了避免再犯错误,才在组织上采取了服从的方式。这是令人惋惜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他后来为什么难以避免遭受冲击的命运了。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林默涵将舒芜整理好的材料报送周扬。周扬看了以后,和林默涵商量是不是公开发表一下,林默涵也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决定将舒芜整理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以及配发的相关批判文章交由《文艺报》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并让《文艺报》主编康濯起草一个编者按。当时计划在发表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检讨以后,《文艺报》再发表一两期批评胡风检讨的文章,批判胡风的运动就结束了。

  当周扬看了《文艺报》排出的清样以后,觉得和发表的材料相比,编者按似乎弱了一点,因而并不满意。鉴于批判胡风是毛泽东交待下来的任务,他认为应该呈送毛泽东审阅为宜。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周扬送去的清样以后,作出了强烈反映,撤下了原来的编者按,亲自起草了新的编者按,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文艺报》转载。由此对胡风事件的定性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个文艺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了。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插曲”。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③ 《人民日报》在刊登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上发生的一个“插曲”。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舒芜整理的材料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原先决定由《文艺报》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转载,在毛泽东看了《文艺报》排出的清样后,重新起草了编者按,决定转由《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文艺报》转载。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报》在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时出现了失误,没有发表胡风修改好的检讨三稿,却刊登了检讨二稿加三稿附记。

  五月十三日清早《人民日报》一来,《文艺报》主编康濯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胡风更是敏感,发现登错了他的稿子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此事。周恩来随即打电话给周扬,责问是怎么回事,还要《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为此发一个检讨。

  这个时候康濯接到了周扬打来的电话。周扬在电话里焦急而又意外严厉地责问道:“康濯,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

  康濯回答:“不是我错了!我已经查对过了,是《人民日报》排错了。”

  “《人民日报》?那怎么回事?”周扬仍然焦急而严厉,“刚才胡风从电话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马上就打电话责问我哩!”

  “你可不能反转来又打电话责问我哇!”康濯如实汇报了错排的具体情况:“刚刚查对过,我们《文艺报》送《人民日报》的胡风检讨是最后定稿,第三稿。可人家排的却是检讨第二稿再加三稿后面的《附记》。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那只有问袁水拍了。”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他手上有胡风检讨的二稿和三稿,是《文艺报》编辑部先后交给的。

  随后康濯又接到了《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打来的电话。邓拓说:“你看我们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现在周总理要我们为这件事发表一篇检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看这个检讨怎么写呀?”

  康濯考虑了一下,答复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发检讨好吗?登错了文章,责任在你们文艺部,却要整个党报来出面检讨,只怕不大合适吧。”

  邓拓问:“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有啊?”康濯说:“是不是可以由你们发表一启事,说明胡风的检讨你们登错了,责任主要是在文艺部,报社也有工作上的责任,这也就是检讨了嘛!启事最后还可说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以今年《文艺报》第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康濯请邓拓考虑他的意见,邓拓说:“可以研究。”

  这个时候,周扬又打来了电话,告诉康濯马上到他家里来开会,还说林默涵、袁水拍已经到了。

  康濯赶到东四头条老文化部的西院周扬的家里时已过了十点钟,到后就开会。周扬让袁水拍先讲,袁水拍说:

  “康濯同志讲得是对的,我们《人民日报》排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是没有按《文艺报》清样上的胡风三稿、也就是最后定稿去排,而的确是排的胡风二稿加三稿的附记。”

  随后袁水拍讲了他们错排的经过。他精神负担很重,情绪很低,讲话声音都很小。他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接到《文艺报》寄去的胡风检讨二稿以后,又听到康濯告诉他胡风这一稿基本上差不多了,这样,他就把胡风二稿早已送工厂排出了小样,这个二稿的清样经过他们文艺部好几个同志仔细校对,他也亲自校对过;这一次,昨天晚上发稿,他的错误是没有亲自主持此事,只把原来排好的二稿清样和《文艺报》最后的清样交给文艺部几个同志,要他们好好校一遍,然后发稿。谁知道他们并没有校对完,他们并不知道胡风还有个检讨的三稿,便只是把二稿的清样和《文艺报》的清样对照着校了一部分,结果发现每一段每一个字都相同,他们就以为《文艺报》的和他们二稿的校样是一个稿子,而他们的二稿又是校对过多少遍,没有错误的。偏偏不知道胡风的三稿是在二稿的后半部做了不少改动后形成的,于是便没有再校对下去。他们只是翻到《文艺报》校样的最后,发现还有一个附记,于是便把《文艺报》三稿的附记加在了他们二稿的后面,就这样发了稿。

  袁水拍讲完以后,周扬问林默涵和康濯有什么意见。林默涵说:“这件事的具体责任还是在水拍,这是个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嘛。”康濯说:“这么大的事,水拍你怎么能不自己亲自参加,到晚上交给部里就撒手不管了呢?太不应该了。”

  袁水拍说:“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这的确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刚才报社开编委会议,叫我参加,在会上,有的编委质问我:‘这是搞的什么阴谋……’”他说不下去了。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林默涵说:“水拍错误严重,阴谋倒不是嘛。”

  周扬表示同意,并说:“不谈这些了,商量一下《人民日报》的检讨怎么写吧!发表检讨是总理的指示,报社又叫水拍起草,我们来帮帮水拍的忙,给他提点意见。”

  大家谈了各式各样的意见,后来康濯也讲了邓拓给他打电话征求意见时他所表示的不用检讨形式,而用启事,在启事中做几句检讨,再说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以《文艺报》九、十期合刊的发表为准,就这样也可以了。

  康濯这个意见都认为可以考虑,但发表正式检讨却是周恩来的指示……因而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意见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这样直商量到快十一点半钟,周扬最后才说:

  “我看,稿件清样既然请示了主席,现在的处理最后再问一下主席。我现在就去问一问,你们等一等,我回来以后再谈。”

  周扬说完后,马上去向毛泽东请示。周扬回来后告诉他们:

  “主席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

  这又是一个预料不到的决定,康濯后来说他听了脑袋一蒙,林默涵、袁水拍也半天没讲话。周扬说:“主席定了,就这么做吧!”[386]

  关于《人民日报》排错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检讨的事,叶遥在她撰写的文章《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中是这样叙述的:

  “没有料到,第二天发现,我和刘仲平同志核对过两遍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稿子发错了。见报的不是胡风同志最后修改的稿子。现在已记不得是《文艺报》发的清样错了,还是袁水拍同志交给我们的打印稿错了。我和刘仲平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胡风的检讨原稿,实难分辨最后修改稿是什么样子。这一错误使我们手足无措。那时的党员讲‘自觉’,两人都写了书面报告,请求处分。袁水拍同志有什么责任,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也写了书面报告,请求处分。错误如何补救,文艺组无权决定,问题只好上交。可能因为胡风已经被打成‘反革命’,报纸以后没有发表更正,我们谁也没有受追究、给处分。以后,此事不了了之。”[387]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检讨稿登错的原因已经水落石出了。

  袁水拍拿到《文艺报》排出的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三稿清样后,交给了《人民日报》文艺组的编辑叶遥和刘仲平,要他们比照原来的二稿进行校对,校对完毕以后就可以编发了。他没有向叶遥和刘仲平说明这是三稿清样,与他们已经反复校对过的二稿清样在内容上存在不同。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两位编辑去具体操作,而他自己却没有亲自主持校对事务。当然,到底是袁水拍不知道《文艺报》交来的三稿清样与他们已经校对过的二稿清样有所不同,还是他本来就知道却忘了告诉文艺组编辑人员呢?从袁水拍的回忆看似乎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人民日报》文艺组的编辑人员叶遥和刘仲平在校对了一部分后,发现三稿清样与二稿清样每一段每一字都相同,就误认为三稿清样和二稿清样是一个稿子,而二稿清样又是他们已经校对过多少遍的,没有错误,翻到三稿清样最后发现多了一个附记,于是就在二稿清样后面加了这个附记,就编发了。

  从这件事来看,袁水拍的错误在于没有交待清楚三稿清样与二稿清样的不同(如果他不知道的话还是情有可原的),也没有亲自主持校对事务,而文艺组的编辑人员叶遥和刘仲平的错误在于没有按照编辑程序办事,将稿子校对完毕,而是看到前面已经校对的部分两个清样稿完全一致后,就误认为是一个稿子,中止了校对。

  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作为《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袁水拍无疑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文艺组两位参加校对的编辑人员叶遥和刘仲平没有按照正常的编辑程序行事,将两个清样稿校对完毕,他们是应该对此负直接责任的。

  虽然叶遥在她写的文章中也讲了一些实话(比如写了请求处分的书面报告,最后也没有被追究责任等),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却轻描淡写地来叙述这个问题,避开了她与刘仲平在校对工作上的责任问题,说她对造成胡风检讨稿登错的原因记不清了。按说,这件事在当时也是不难查清的,况且在《人民日报》社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惊动了那么多的领导,又处在像她说的党员讲“自觉”的时代,由于她和刘仲平校对上的失误,导致胡风检讨稿登错了的事情,不会不在她的心中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她怎么就“记不得”了呢?

  胡风发现《人民日报》登错了他的检讨稿子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还责问周扬,并要邓拓登报检讨。在周扬召集林默涵、袁水拍、康濯三人参加的会议上,对袁水拍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人民日报》社召开的编委会议上还有人质问袁水拍“这是搞的什么阴谋”。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纪律是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是浓厚的。

  这个时候的袁水拍,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托着严重的思想负担,不仅接受同志们的严厉批评,自己也在作着严肃的自我批评。在《人民日报》登错胡风检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他们商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一个众人满意的方法来。最后还是周扬说,既然稿件清样经过了主席,现在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还是再请示一下主席。

  从周扬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来看,毛泽东表示胡风问题的性质已经定了,二稿与三稿之间又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就让《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稿样重排。毛泽东出人意料的决定,总算使这件事有了一个结局。

  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武断呢?他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当然不是。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胡风检讨有三个稿子,检讨三稿是在进步文艺家的反复督促下,经过胡风多次修改才形成的。尽管这样,胡风在稿子中还是认为自己是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立场当成了工人阶级革命性和立场,没有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宗派主义。这从康濯起草的编者按和二稿开头部分(三稿也是一样)就可以看到。这种认识就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宗派主义小集团的定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也是注定难以过关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毛泽东是在看了《文艺报》排出的胡风检讨三稿的清样后,才在编者按中给胡风事件定性的。他是看了三稿而不是二稿以后给胡风定性的,因而以二稿为稿样进行重排并不影响对胡风事件性质的判断。

  我们知道,在胡风事件定性的过程中,舒芜整理的材料要比胡风的检讨(不论是二稿还是三稿)重要得多。从公布出来的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来看,引起人们瞩目的和对人们影响比较大的是舒芜的材料,而不是胡风的检讨。因而胡风的检讨在胡风事件定性的过程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况且胡风的检讨三稿和二稿比较起来,还要深刻一些,唯其这样,与同时发表的舒芜的材料比较起来,就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反差,显示出胡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言行不一,耍弄两面派的手法。因而虽然检讨二稿没有三稿更好一些,但是这个时候以二稿为稿样进行重排,会比三稿产生的反差更小一些,并不会加大胡风的负面影响。

  《人民日报》文艺组在对胡风检讨稿进行校对的时候发生失误,错登了胡风的稿子,当然袁水拍应负主要责任。而袁水拍在过去进行的两次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是践行党的文艺方针,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进行战斗的先锋战士,这一次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又是在第一线冲锋陷阵,虽然出现了差错,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从爱护干部的要求出发,毛泽东这样处理对袁水拍也似有保护之意。

  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让《文艺报》以《人民日报》的稿样进行重排,并不会影响到对胡风事件的定性,也不会对胡风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一些无谓的纠纷和争执,处于保护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需要。

  ④ 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成为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导火线的原因分析。

  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也就是舒芜整理的材料,在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胡风事件从政治上定性以后,特别是胡风事件翻案以后,有人说胡风事件的政治定性是舒芜整理的材料造成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其实,如果将事件前后的因果联系隔开,孤立地看这一件事,似乎是这样。舒芜写出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连带出胡风给他的信件。后来舒芜又将信件的内容作了分类,整理成材料。毛泽东看了以后,在起草的编者按中对胡风事件的定性发生了巨大变化,随后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事件进行考察后就会发现,在舒芜整理的材料出现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胡风事件的定性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向政治定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因而我们认为舒芜整理的材料,也就是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只不过是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导火线而已。

  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没有对胡风事件的演变给予历史的考察,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孤立起来看待,这就夸大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在胡风事件定性中的作用,造成了严重的误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过五次争论,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其实早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在胡乔木起草的编者按中就把胡风集团称为“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388]

  这个编者按虽然是胡乔木起草的,但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对胡风问题表态,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因而我们认为他起草的这个编者按应当是经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集体审阅后才发表的。从编者按中我们看到,已经公开出现了胡风小集团的称号,当然这是从文艺上来说的;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已经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虽然用了“实质上”这个修辞词,说得很委婉,也没有明确界定到底是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对胡风文艺思想已经向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定性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因而当时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实质上执行胡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就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对胡风事件性质的定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胡风事件的性质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份。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对胡风文艺思想作出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定性,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这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文艺思想,胡风等人的活动是一个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

  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扬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随后,将这个报告及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称“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389]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一九五五年一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开始的时候,就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的性质作出了界定。胡风文艺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且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们进行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及其领导下的文艺运动,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这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这种定性表明,胡风文艺思想既不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胡风等人的活动定性为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与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相比,将对胡风小集团的限制词由“文艺上”改为“宗派主义”,这就在实际上表明了胡风小集团的活动,不仅仅存在于文艺范围内,而且这种宗派主义的活动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这个时候对胡风的批判还限制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但是不论从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还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的定性中,则可以看出这已经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已经向政治定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只不过是还没有将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结合起来而已。

  由此我们认为,在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发现之前,虽然对胡风的批判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限制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但是已经在政治定性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个时候对胡风事件政治定性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舒芜整理的材料,才成为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导火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向舒芜约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稿件的过程中,发现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鉴于胡风致舒芜的信件比舒芜写的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在林默涵的指导下,舒芜对胡风信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了一个材料,中宣部决定由《文艺报》主编康濯起草一个编者按,将这个材料和胡风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及相关批判文章在《文艺报》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

  鉴于批判胡风是毛泽东交待下来的任务,因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将《文艺报》排出的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作出了强烈反映,将舒芜整理的材料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重新起草了编者按,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报》转载。胡风事件由一个文艺问题最终转变为政治问题。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报》在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稿时出现了一个“插曲”,将胡风的检讨三稿误发为检讨二稿加三稿附记。这是因为《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没有亲自主持校对事务,而进行校对的编辑又没有按照编辑程序将《文艺报》发来的清样稿对照他们原来排出的清样稿校对完毕造成的。尽管这样,由于这个失误并不影响对胡风事件的定性,胡风的检讨与党中央的要求相比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同时也出于对积极参加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战士保护的考虑,周扬在请示毛泽东以后,《人民日报》也没有再对此作出更正。

  虽然胡风在信件中对进步文艺家用了谩骂、嘲弄、讥讽和憎恶的语言,但是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在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发现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胡风事件的政治定性上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因而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在胡风事件的政治定性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胡风事件被政治定性的导火线而已。

  (10)从胡风反党集团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演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胡风致舒芜的信件被发现以后,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在清查过程中,又发现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更多的信件。将这些信件整理后,编成了“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这两批材料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风集团由反党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胡风集团是怎样从反党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呢?先后编成的这两批材料,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以后,对胡风迅即由文艺批判转入政治批判。《人民日报》和《文艺报》遵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战斗在批判的第一线,是这次批判运动的风向标。

  毛泽东仍然在审阅重要的文章,指导着这次批判运动的发展。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晚十时将一组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这组文章的总标题原为《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必须彻底批判》。毛泽东阅后重拟了总标题“提高警惕,揭露胡风”。

  毛泽东在审阅了这组文章的按语以后批示:“按语不用,另换一个。”后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另拟了一个按语。毛泽东在审阅时对编者按的一句话作了修改:“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不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而让他们继续不断地‘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大大地加强实力’,即是说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的损害。”(加重点号的文字是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引者注)

  这组文章及修改后的编者按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此后,《人民日报》又以这个标题开辟专栏,陆续发了几组批判胡风的文章。[390]

  就在《人民日报》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通栏标题发表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文章的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罢免了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391]

  这个时候作为对胡风进行文艺批判的主阵地之一的《文艺报》,在五月十三日以后也迅速转向,紧锣密鼓地搞入了战斗。

  “第一批材料”发表的当天上午,由于胡风事件的性质变了,原先的稿件用不上的,《文艺报》就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紧急动员,全体出动组稿,主要是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写对胡风反党集团表态的短文章。编辑部负责人还特别提醒外出组稿的人员,要注意找一些比较熟悉胡风的文艺界人士,请他们写写在胡风过去的言行中某些可以揭发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总之,表态的文章不要都是干巴巴抽象地批判几句。组稿名单由编辑部拟出,报经《文艺报》主编康濯和副主编侯金镜批准后,组稿人员立刻行动,要求两天内拿出几十篇稿件回来。

  外出组稿的人员回来反映说,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了主席的按语和舒芜的材料,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党内外文艺家的态度,实在极不友好,极尽讽刺、挖苦、打击、嘲笑,有时甚至是敌视。再经过主席按语的分析和揭露,自然更会引人愤慨。外出组稿的人讲,约了稿的几乎都答应写,并将很快交来。

  文艺界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声讨胡风。从党内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到知名的作家、文艺家以及大多数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对胡风都表示愤怒和激动,在一些会议上提出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开除作家协会会籍等等。[392]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标题下发表的文章中,在对胡风的“假检讨”,“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进行批判的同时,还提出应该尽早撤销胡风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各项职务,并开除出作家协会。

  这一主张,立即成为全国各地文艺界集会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上海率先召开群众集会,因为这里是胡风集团骨干成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五月二十日,上海文化界举行大会,参加者有1400多人。大会由巴金主持,先后有张春桥、陈望道、金仲华、姚文元、孙峻青、吴强等讲话。会上,华东师范大学二十几位教师联名发言。由于胡风一贯敌视党和人民,他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他从革命阵营中清洗出去。他们建议大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转达原选举单位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同时向中国文联主席团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委员职务,向中国作协主席团建议,撤销胡风的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委职务,并开除他的会籍。1000多人举起了手,一致通过了这一建议。

  五月二十二日,杭州文艺界集会。

  五月二十三日,重庆文艺界集会。《人民日报》特地指出:重庆是胡风反党集团“盘踞”多年的地方,“不少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受了他的欺骗和毒害”。

  同一天,成都市文艺界100多人集会。

  同一天,沈阳市文艺界100多人集会。

  还是这天,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十多位负责人,联名给中国文联写信,建议把胡风从中国文艺界队伍中清洗出去。

  仅五月十四日到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便收到了将近800份来信和来稿。工人、士兵、学生、职工,都以神圣的姿态,开始参加这场批判。[393]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五月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对胡风的批判运动急转直下,由文艺批判迅即转入政治批判的轨道。《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作为批判胡风的主阵地,引领着全国批判的潮流。批判已经从文艺界向全国各个行业扩展。通过批判,不仅宣传了唯物论,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使人们提高了警惕,受到了教育,增强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下一步肃反作了重要准备。

  ②  对胡风集团定性的进一步变化——从胡风反党集团到胡风反革命集团。

  在五月十三日发表的“第一批材料”中,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后来又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究竟是什么时候将胡风集团由反党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呢?由反党集团到反革命集团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其实,就在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材料”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要逮捕胡风了。由于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他的代表资格以后,才能实施逮捕。为了避免胡风在逮捕前发生意外,毛泽东还要周扬派人去稳定他一下。当时,因为处理《人民日报》错登胡风检讨的事,正好《文艺报》主编康濯等人都在周扬家里,周扬便要康濯去稳定胡风一下。对此,康濯后来回忆道:

  “我们正要走,周扬同志又把我叫住了。他说:‘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不过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后才能逮捕,这件事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还得要几天才能办妥。因此,主席认为: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然后,周扬要我今天晚上就去看一看。”

  当天晚上,康濯约《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一同去看胡风,感到他还在为自己的问题力争,认为他有错误,但是并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他们也就放心了一点,觉得胡风并没感到自己会被捕,当然更没有自杀一类的迹象。[394]

  由此看来,五月十三日发表“第一批材料”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逮捕胡风了。由于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要经过人大常委会罢免胡风的代表资格以后,才能实施逮捕,这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五月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发表后,胡风反党集团的定性也就公开了。毛泽东为了防止逮捕胡风前意外事件的发生,才要周扬派人去稳定他一下。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胡风问题是重视的,在安排上也是周密的。

  五月十八日,也就是《人民日报》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通栏标题发表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文章的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罢免了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395]随后,公安部拘捕了胡风。

  决定拘捕胡风以后,从胡风及其关系密切的人那里又发现了更多的信件。这些信件不仅反映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对进步文艺家表现出来的偏狭、敌视、嘲弄、挖苦的态度,而且还进一步显示了他与其集团成员策化、攻击文艺界的领导和进步文艺家,讥讽党的文艺政策的具体事实,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

  关于信件问题,林默涵和康濯曾经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林默涵回忆说:“在拘捕胡风时,又从胡风家里搜出了一些同胡风接近的人们给胡风的许多信件,这些信中也有许多暗语,公安部门看不懂,他们要求中宣部派几个比较了解胡风情况的人来整理这些信件。参加整理信件的有我、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拍和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些同志。我们又整理出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在摘录、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反复核对了原信、以免弄错了信的原意。”[396]

  康濯回忆说:“主席的按语发表以后,中央和北京市的各单位已经开始向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一些人搜集信件,并听说文化部系统已经从路翎那里搜出了大量胡风给他的信,从这些信中发现了更多比致舒芜的信还重要的内容。此外,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同志正在武汉出差,头一天晚上我已同他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他主席写的编者按,特别强调了编者按中主席几句话:‘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和销毁更好些。’刘白羽同志听到这些话以后说,我相信武汉同胡风有关系的一些人,大概也不得不交出密信了吧!”[397]

  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五月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发表及拘捕胡风后,又搜集到了更多的信件,从中发现了比致舒芜信件中更重要的内容。这些信件中有许多暗语,中宣部就组织人去摘录、整理这些信件。整理过程中,他们严肃、认真地反复核对原信,弄清写信的背景,准确把握信的原意,并对一些暗语进行注释,使读者通过依据这些信件整理后的材料对胡风集团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发现的许多信件是在解放以后写的。这表明胡风在解放前后的立场和观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在解放后表现出来的立场和观点又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就对胡风事件的性质从反党集团到反革命集团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起草的编者按中说“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和销毁更好些”,那么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究竟有没有交出他们的信件呢?

  从路翎和绿原后来的回忆中看到,胡风被拘捕前,路翎在和胡风通电话后,又骑自行车到胡风住所和他告别,胡风劝他“信件赶快交出去,一封不留地交出去”,路翎答应了。五月十三日晚上,路翎又和绿原见了一面。他们在长安街上散着步,路翎说明天就将信交出去,还说他对现在的事情想不通。绿原说明天他向单位领导人交出信件。[398]从后来能够顺利搜到他们的信件来看,这应该是确实的。

  “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毛泽东不仅就胡风问题向文艺界人士征求意见,而且还将胡风问题提到中央会议上进行研究,因而对胡风集团的进一步定性及处理也就成为中央领导层会议上的重要议题。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晚八时五十分,毛泽东同邓拓谈胡风问题。

  五月十七日晨,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周恩来、陈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出席。[399]

  五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周扬、王稼祥、罗瑞卿、杨奇清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和对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提出的方案的对策。[400]

  虽然毛泽东与邓拓谈话及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的内容尚未公布,但是从议题上来看,都是涉及到胡风问题的。这个时候“第一批材料”已经发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不久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因而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判断,这两次会议对胡风问题性质的进一步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参加了会议的讨论。

  虽然会议的内容尚未公布,随后不久公布出来的“第二批材料”,在题目上仍然沿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提法,但是此时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胡风问题在反党集团定性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 了一步,也就是变为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了。这鲜明地表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中。

  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草稿。指示草稿指出:“胡风集团,现已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各党委(和党组)必须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毛泽东作个别字句修改后,批示:“即送周、朱、彭真、瑞卿阅后,照发。”[401]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可以作出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草稿,是根据五月十七日晨和五月十八日晚上两次中央高层会议的精神起草的。从草稿的题目及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已经将胡风问题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了。不过这种定性只是体现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内部指示中,还没有公开而已。五月二十四日发布的“第二批材料”,没有使用反革命集团的提法,仍然沿用反党集团的提法,就是明证。

  从中央召开高层会议来讨论胡风问题,还起草了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党内指示,以及这个指示在经毛泽东修改后,送交相关中央领导人阅后下发,却暂不对外公布来看,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问题上中央还是非常慎重的。

  就在“第二批材料”发布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又一次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胡风问题。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开会,讨论胡风问题。[402]

  虽然这次会议讨论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鉴于这是在“第二批材料”发布的前一天晚上召开的会议,因而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应该与第二天公布的材料密切相关。这表明在对胡风问题的定性与处理问题上中央高层领导人是极为重视的,是经过他们讨论后共同研究决定的。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央成立了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副组长是罗瑞卿。同年七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403]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小组是中央具体负责处理胡风集团相关事务的领导机构。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第一批材料”的时候,胡风集团就已经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决定逮捕胡风了。随后,又搜集到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大批信件,从中发现了比“第一批材料”中更重要的内容,且以解放后的信件尤为引人注意。毛泽东接连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胡风问题。这个时候,虽然在公开发布的材料中仍然沿用胡风反党集团的提法,但是在党内指示中却已经做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了。

  ③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发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宣部派人将从胡风及其集因成员处搜集的信件,在认真核对原信,弄清信件原意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摘录、注释,首先整理出一批材料。这批材料报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阅后,五月二十四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时候中央虽然将胡风集团内定为反革命集团了,但是在这批材料中仍然采用了反党集团的提法。据林默涵回忆,这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经毛泽东修改的,有的是毛泽东亲自加的。[404]

  这里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毛泽东修改这批材料时的情况。

  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405]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第一批材料”的内容主要是解放以前的,而在“第二批材料”中则主要是解放以后的。如果说解放以前的材料,还可以用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来进行搪塞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业已建立的情况下,胡风故习不改,仍然采取对党的文艺方针和进步文艺家敌对、嘲讽、挖苦、谩骂的态度,就值得人深思了。这段话对我们分析胡风集团因何由反党集团被进一步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具有重要意义。

  在修改这批材料结尾的按语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406]

  从加写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将胡风称为反革命分子,这实际上就已经将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若干信息向外界透露了出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原因。

  毛泽东为这个材料其中的两封信分别写了按语。这两个按语不是“第二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写的,而是后来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时候补写的,下文还要介绍这两封信,此不赘述。

  由此我们看到,“第二批材料”前后的按语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间的两个按语是后来在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时毛泽东补写的。这批材料共摘取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六十八封信件,其中只有五封是解放以前的信件,其余都是解放以后写的。

  编者按在谈到发表这批材料的原因时说,自从“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本报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各界读者写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们一致要求彻底揭露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不可抑止的。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编者按说,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给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大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

  编者按还介绍了胡风与其集团成员通信联络中的诡异行为。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的通信,大部分采取了鬼鬼祟祟的、隐蔽的方法。胡风和他们相约,在信中使用了各种代号和隐语,信上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负责同志、文艺界负责同志和党员作家,都用了代号。收信人的名字和胡风自己的署名也很不一致,信封上的名字往往是收信人的妻子或其他人;信末的署名也经常变化或不署名。胡风的许多信封用的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的信封信纸,许多信封上写的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罗寄”“上海青年报罗寄”“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张寄”或其他机构名称。

  编者按后面就是从六十八封信件中摘录出来的材料,按内容分为三类,每类大致按写信的时间先后排列,并加以必要的注释。这三类的标题如下:

  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

  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一、胡风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盘,指挥他们的活动。

  二、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竭力扩大他们的影响。

  三、胡风派遣他的集团的分子打进中国共产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一、胡风指挥他那个反动集团的分子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攻击“文艺报”,企图达到不准批评胡风的目的。

  二、胡风指示路翎用狡诈手段欺骗领导同志,并掩盖胡风集团的真面目。

  三、胡风动员他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准备向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的进攻。

  四、胡风在疯狂进攻中的布置。

  五、胡风在进攻失败后布置他的反动集团如何退却、如何掩护自己,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材料后面的编者按中归纳了胡风集团的若干特点:解放以来,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更加有组织,更加扩大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进攻更加猖狂了;他们的活动采取隐蔽的或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在阴谋被揭露后,就由进攻转入退却,但他们不会放下武器,而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407]

  以上就是“第二批材料”的基本概况。从中可以看到,这批材料是从六十八封通信中摘录出相关内容后,又经过分门别类,归纳出要点,最后整理而成的。从前文林默涵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整理这些信件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误判,他们反复核对原信,在弄清原意的基础上,对信中的若干语句还作了注释。即使这样,也难以完全避免出现误差,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些材料的内容和相关注释大都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这是因为材料的内容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当时想法及行为的真实情况的反映的缘故。

  由于这个时候胡风仍然担任着中国作协理事和中国文联委员的职务,因而“第二批材料”发表后,中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决定召开联席扩大会议,撤销胡风的职务。

  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文联主席团和各协会的负责人郭沫若、周扬、阳翰笙、欧阳予倩、夏衍、郑振铎、冯雪峰、老舍、田汉、洪深、江丰、吕骥、马思聪、戴爱莲等700多人。

  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消息。

  在700多人的掌声中,郭沫若发表了讲话。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文艺队伍里。为此一致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和《人民文学》的编委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38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他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408]

  从中可以看到,会议决定开除胡风的作协会籍,撤销胡风的文联委员、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还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对于文联和作协其他胡风分子的处理情况,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对胡风揭露和自我批判的状况而定。胡风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已于五月十八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而在二十五日的决议中,仍然提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的建议,如果不是会议的参加者还不知道的话,就是处于打击胡风集团气焰的考虑。

  这个决议经两个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后,迅速报送毛泽东。五月二十六日早一时,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开除胡风中国作协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的决议,批示“此件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廿六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409]

  由此我们看到,在拘捕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过程中,查获了他们之间更多的信件。胡风与其集团成员解放后的通信,显示出他们不仅仍然坚持胡风文艺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家抱有敌视、嘲弄、挖苦与讽刺的态度,还进一步暴露了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这样就把先整理出的一批信件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④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发表。

  “第二批材料”虽然是以胡风反党集团的定性发表的,但是这个时候胡风集团却已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在开展批判胡风集团的同时,根据线索也开始了查处胡风分子的活动,并将活动的部署和进展情况报告中央。

  五月三十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办公室专门处理胡风集团问题。现已在高等院校和市属机关、人民团体中发现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有六人,并发现了若干可疑线索。对其中问题严重的人,已令其停职反省,其余的正在继续调查了解。

  六月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陆定一同志: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照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410]

  毛泽东审阅了北京市委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后,觉得不错,为了推动各地查处工作的发展,因而才要陆定一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转发通报,将北京市委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让他们在查处胡风分子的过程中参照实行。

  为了进一步揭露胡风集团,推动清查工作的深入发展,并为清查工作提供政策指导,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

  六月三日,毛泽东对这个指示稿进行了修改。在指示稿第一条中,讲到“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是好人”中的“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百分之九十几”;在讲到“但同时,这些机关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时,毛泽东在“绝对少数”后面加括号写了“占百分之几,大约百分之五左右”。在指示稿第五条讲到各省市委应一律成立五人小组来领导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一段的后面,毛泽东加写了“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

  加写的第六条是:“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批示:“刘、周、邓小平、彭真阅后即发。”[411]

  从毛泽东的修改中可以看到,通过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主要的还是为了借着这一斗争来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将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为了保证肃反运动的顺利进行,防止扩大化,毛泽东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肃反的领导工作,建立五人小组,将反革命分子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

  这个时候,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也整理出来了,陆定一、周扬将“第三批材料”和邓拓为发表“第三批材料”起草的社论稿的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这些材料,对若干注文作了修改。为了阐明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胡风问题,也为了醒目起见,毛泽东又为材料中的信件写了编者按。

  六月六日毛泽东致信陆定一和周扬: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毛泽东

  六月六日

  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

  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认为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老、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412]

  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将修改后的“第三批材料”的注文送交陆定一、周扬等几位负责思想文化的领导人征求意见,然后再将打出的清样送交其他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他认为“应当借此机会作一点文章进去”,就是希望通过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进行思想文化界的整风,还要进一步通过肃反,纯洁队伍,教育人民,不仅将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还可以提高文艺界及其他行业人员的政治鉴别能力。

  六月八日,毛泽东对“第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后,又一次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

  毛泽东

  六月八日上午八时

  此信和两件清样请给乔木同志一阅。[413]

  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先将修改稿送陆定一、周扬等思想文化界负责人过目,如果他们没有意见,就再打清样送交其他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这说明“第三批材料”是经过中央集体研究后批准的。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了这批材料以后,还要胡风集团成员的简历,就是希望从胡风集团成员的历史史实中,找到其集团形成的原因,从而能够一针见血,刺中要害,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这批材料是重视的,在处置上也是慎重的。

  毛泽东在信中关于“写文章”的一段话,主要是针对邓拓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而言的。这篇社论稿,经毛泽东删改后,几乎只剩下一个题目了。[414]从对社论稿的修改中,毛泽东发现了这类文章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通病,因而就在信中谈了写作的技巧问题,提醒他们以后组织这类文章时注意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社论稿时,加写了大段的文字,构成了这个社论的主体部分。他加写的文字如下: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予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415]

  从加写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虽然反革命分子是少数,但是危害极大,因而必须把他们清理出去。随后编者按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背景上说明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性,并进一步揭示了斗争的力量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因而各级领导机关就要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既要坚决打击,又要注意政策。

  社论中的这段文字界定了反革命分子所占的比例和敌我力量对比问题,阐释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说明了打击反革命的依靠力量及其政策问题,为今后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全是毛泽东写的。周扬和林默涵看了以后发现,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却没有按语,因而从整个材料的体例上来看是不合适的。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主席不愿意提到涉及他本人的事,于是便由他们两人共同起草了一段按语加上。[416]

  这些按语,立意高远,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又妙趣横生,通过对信件的点拨与分析,以生花之笔,画龙点睛地揭示了胡风集团的本质及其斗争策略,使人们透过眼前的重重烟雾,对胡风集团的性质及其活动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增强了人们的警惕性和政治敏锐性,认识到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清除胡风分子,取得肃反斗争的胜利作好思想准备。

  “第三份材料”的基本内容又如何呢?

  材料前面的编者按中说,前两批材料公布后,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他们纷纷要求追究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子是谁,因而人民政府才将“第三批材料”发表出来。胡风及其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干着反革命勾当。

  编者按指出,人们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看到阿垅和胡风的真实面目。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编者按介绍了阿垅和胡风的经历,说胡风集团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败上,因而在解放以后用阴险的两面派手法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是彻底弄清这一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必须揭露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材料将从信件中摘录出来的文字,按其内容分为六部分:

  一、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有密切联系,胡风阿垅等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衷心拥护或者积极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他们妄想“肃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和恐惧。

  二、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三、胡风分子千方百计打入共产党内,取得党员称号,以便窃取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情况,报告胡风,向胡风表示无限忠诚,对党采取欺骗手段,里应外合地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

  四、胡风集团从他们的反革命立场和反动“理论”出发,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文化政策,仇视党所发动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五、胡风集团分子异口同声地用种种恶毒的下流的词句咒骂革命文艺界的共产党的领导,咒骂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咒骂共产党和革命文艺界对于他们的批评。

  六、胡风集团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417]

  这批材料是从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的六十七封通信中摘录的,然后按其内容分为六类,加以注释,写了按语,整理而成的。其中约有十六封信是解放以前写的(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其余信件都是在解放以后写的。

  后来随着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材料里面的一些注释与事实之间存在出入,有理解上也存在一些偏差,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材料中的注释和按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下,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这是因为尽管在个别地方存在误解,但是材料摘录的信件中的内容还是真实反映了当时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想法和活动的缘故。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第三批材料”是从胡风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摘录出来以后,再按内容分门别类,加以注释,配上按语,经过整理而成的。毛泽东不仅对材料的注文作了若干修改,还撰写了材料中的全部按语。他将撰写的按语及注文修改稿送陆定一、周扬等思想文化界领导人过目后,又送交其他中央领导人审议,以便进一步征求意见,使材料趋于缜密。这表明在“第三批材料”的发表及胡风集团的定性问题上,毛泽东是在征求了中央及思想文化界领导人的意见后才决定的。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和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此后胡风反党集团一律改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⑤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编辑出版。

  “第三批材料”发表以后,为了进一步教育人民群众,增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治鉴别力,将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推向深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将这三批材料和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编在一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毛泽东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又写了一个序言和两条按语,并对注文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打清样送交中央及思想文化界的负责人,征求意见。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材料交付陆定一、周扬、邓拓,并写了一封短信,作了简要交待: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二时[418]

  从信中看到,毛泽东为这三批材料的编辑出版写了序言,那么在这个序言中又讲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序言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毛泽东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这些材料的出版及其修改变动的基本情况。序言写道:“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序言说,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会引起两方面的人注意:一方面是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欣赏它,他们会从中获得共鸣,并从这里获得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教育,但是这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个事件,广大人民群众也将获得教育,让他们看到反革命分子是怎样耍两面派手法的,以提高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也将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在录用人员时,进行严格地审查,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地辨别和清查坏人。只有将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结合起来才能办到。

  序言最后说,希望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通过这个材料,接受教育,提高觉悟,激发革命热情,提高辨别能力,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419]

  毛泽东为“第二批材料”又写了两个按语,这两个按语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写的这两个按语都比较长,还有代表性,对当时进行的批判运动又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两个按语作出介绍和分析。为了使大家对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按语的背景有所了解,我们还要对材料中的两封信件予以说明。

  我们先看第一个按语。这个按语是毛泽东针对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件中的相关内容起草的。

  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胡风给张中晓信(自上海):

  现在是,在一个罩子下面,许多读者都昏昏沉沉的。一、“舆论”一律,一个普通读者也实在难于判断。二、绝对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三、文艺上的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不过,虽然如此,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所以,那些指导家,一面觉得压得很吃力,一面又更觉得非压不可。到底如何,半年左右不知能看出一点端倪否?但重要的是要读者说话,被压住也还是要说话。慢慢地,看能否冲破一些缺口来。目前,只有独占的刊物,如果不冲破,那就非闷死不可了。

  和那个“报”,当然讨论不出什么来。一切都是“计划”出来的,如部长所宣布的那样。但近来,他们心里渐渐着慌了。最近他们在一个会上说,接到了不少抗议批评“时间”的信,但一一回了信,“说服”了云。就是这么一回事!但如果和他们开开玩笑,使他们知道世上人不能尽欺,使他们更气弱下去,通通信当然是好的。但你的身体和邮费,恐怕都不值得。——和你通信的大概就是这位萧殷本人。便中把他“劝”你读他的书的信寄给我,将来开会有我时也许要当作“营私”的证据提出去的。同时,给我一封短信,用探交的口吻,说是气愤他们,提到他们不回答对沙诗人的抗议,并把来信给我看看。必要时,提出去证明他们并没有“说服”,只是压下暗牢而已。[420]

  信中的“那个‘报’”,指《文艺报》。“部长”,指周扬。

  “时间”,指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文艺报》一卷十二期、二卷四期上有些文章曾批评到它。胡风这里所说的“抗议”,是他策动其集团成员作的。在他的策动之下,张中晓、耿庸等化成几十种名字写信到《文艺报》编辑部谩骂批评胡风的人为“蛆虫”、“低能的蚊子”、“泼妇”等,并且用下流的口吻写道:“谁要再说昏话,我就要×他祖宗十八代!”他们甚至捏造几十个人的假座谈会纪录,寄给《文艺报》,威胁该刊,不许以后再发表对胡风的批评。

  “但近来他们心里渐渐着慌了”,这是胡风错误地估计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方面的心理状态的话。“沙诗人”,指沙鸥。他在《文艺报》一卷十二期的“谈诗的偏向”中曾批评胡风的“安魂曲”(《时间开始了》中的一篇)。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提出了束缚读者的三个问题:舆论一律;绝对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文艺上的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他还进一步谈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因而文艺界的领导人,既感到很吃力,又觉得非压制不可,呈现出矛盾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胡风要求引导读者,冲破这种束缚,取得主动地位。

  然后,胡风谈了和进步文艺家之间的斗争情况。他觉得和《文艺报》是讨论不清问题的,周扬按照自己的计划,不仅布置了对他写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的围攻,还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胡风在信中对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采取一种嘲弄、蔑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还在想方设法在准备反击。

  毛泽东就是针对这封信起草了一个按语,我们引述如下: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样。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种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迫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 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 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421]

  从毛泽东起草的按语中可以看到,他是针对胡风在信中谈到的三个原则性问题来进行反驳的,而以胡风提出的“舆论一律”为反驳的重点,同时还阐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管制的一般准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革命政权。这个政权是代表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废除了雇佣劳动制度,通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广泛建立,使中国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而我们的政权就是要保护以工农两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利益。镇压反革命分子,对他们实行“舆论一律”,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行动。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胡风提出的“舆论一律”问题,明确指出胡风所说的“舆论一律”就是不允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言论。我们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维护工农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认为,“舆论一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敌我之间具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不能脱离国家的性质来谈“舆论一律”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一律”和我们国家正好相反。我们“舆论一律”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舆论不一律的对象;我们舆论不一律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这却是他们“舆论一律”的对象。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舆论一律”与不一律的统一。在谈论“舆论一律”的时候,要分清敌我,“舆论一律”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是不一样的。敌我之间,就是要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政,实行“舆论一律”,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是因为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在人民中间也有先进与落后以及认识上的矛盾,但是处理这种矛盾,不能采用专政的方式,而要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消除分歧,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达到暂时的一律,而后由于新的矛盾的产生,又出现新的不一律,再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新的一律,循环往复,以致无穷,以此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萌芽。

  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当着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分子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我们的各级党委、思想文化主管部门以及思想文化工作者,就不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行政干预,而不能放弃不管。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

  至于毛泽东对胡风提出的另两个观点“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和“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来进行反驳的。特别是他在按语中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穿过历史的时空,一直回响到今天,又是具有多么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按语。这个按语是毛泽东针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胡风自北京给方然信的相关内容起草的。

  胡风的这个信件如下:

  这里已开三次对“报”的会。在二、三次会上,荒胖子作了三小时的发言。就一、二卷看,那错误到现在是一贯的。特点为:理论武器是庸俗社会学,在美学上的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向资产阶级(人物)投降(袁水拍向俞平伯投降);因而,一方面碰到资产阶级就投降(蔡仪、编者向朱光潜的挑战求饶),另一方面,对新生力量(小人物)打击(对阿垅)。基本上,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送给资产阶级(朱、俞),一方面不准小人物,革命作家做斗争的武器(由阿垅到李、蓝)。其“群众基础”是:压下任何不同意见的读者,收集一批天真的信仰者、奉承者在周围,搞“内部通报”,打击所有打击的人,搞独立王国。这样,画出了宗派统治特征,要他们承认。——剥出了袁“诗人”对阿垅的压迫,搞出二马检讨还未接触问题。

  三次会上,徐作了二小时发言,剥出历史情况和此次打击是有计划的,子周为主,凤姐双木等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在会上提出要求发表他的回答。)——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

  这样,打乱了他们的“日程表”(想问题不扩大)。斗争正式展开了。徐文,约四万字,日内抛出去。[422]

  这里的“报”,指《文艺报》。“荒胖子”,指胡风自己。“徐”,指路翎。“二马检讨”,“二马”指冯雪峰,当时他是《文艺报》主编。“检讨”指冯雪峰在这个会议上关于《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检讨。“子周”,指周扬。“凤姐”,指丁玲。“双木”,指林默涵。“他的回答”、“徐文”,均指路翎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一文。

  从胡风的信中可以看到,在文联和作协两会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胡风借批评《文艺报》编者的机会,将矛头指向了周扬、丁玲、林默涵等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当时胡风处于策略的考虑,虽然点了文艺界领导人物的名字,但还是将火力集中到了冯雪峰、袁水拍的身上,把他们作为靶子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说他们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武器,主张美学上的形式主义,压制“小人物”阿垅、李希凡、蓝翎,向资产阶级大人物朱光潜、俞平伯投降,在文艺界实行宗派和军阀统治。路翎紧密配合胡风的行动,不仅写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的长篇文章,而且在会上又作了长篇发言。胡风和路翎的发言,显然是借这次机会为他们集团过去所受到的批评鸣不平,对文艺界领导人及相关进步文艺家表示不满,是在为他们集团谋求利益。

  毛泽东起草的按语是: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者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423]

  在这个按语中,毛泽东说宗派问题,并非现在才有,古已有之。过去叫“朋党”,现在叫“圈子”,或“摊子”。胡风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但是他非但不对自己集团的错误进行反思,还贼喊捉贼,将文艺界说成是被“宗派和军阀统治”着,因而他们要反击,于是暴露了他们之间不少的问题。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而在多个部门中都有他们的人,有些人还有历史问题。他们的人不论在哪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闹不对,生出一些古怪的事情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恢复过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个按语主要是批判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的。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按语,以胡风信件为切入点,对新闻舆论的阶级性和宗派主义问题进行了分析,深刻揭示了新闻舆论的阶级性和宗派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进一步说明了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斗争的必要性。这对于人们提高认识,增强对胡风集团的识别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真审核了已经发表的三批材料,不仅对信件的注文和按语作了修改,还起草了新的注文和按语,又将修改后的材料送交中央及思想文化界负责人征求意见。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对材料作了一些修改后,再次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转陆定一、周扬、邓拓:

  尚昆同志转交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

  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

  毛泽东

  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时[424]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对材料作了进一步修改后,让杨尚昆将修改后的材料转交陆定一、周扬、邓拓,他们阅后没有意见,即可付印。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毛泽东叮嘱要打纸版送各地照印,还要求在该书出版的时候,将《序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期引起人们注意。这说明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编辑出版的要求是严格的,在安排上是精细的,在按语和注文的写作上也是精益求精的。

  这样就将三批材料汇集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一九五五年六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各地加紧清查和声讨胡风集团,将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⑥  从胡风集团骨干成员被捕到肃反运动的开展。

  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相继发表后,文艺界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声讨胡风。从党内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到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以及大多数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表示愤怒和激动,纷纷加入到声讨和批判的行列。这个时候胡风及其集团的骨干成员,陆续地或被捕、或被隔离审查、反省、停职反省。[425]

  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六月,在北京被捕的有胡风、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阎望……

  在天津被捕的有阿垅、鲁藜、卢甸……

  在上海被捕的有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王戎、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

  在南京被捕的有化铁、欧阳庄……

  在杭州被捕的有冀汸、方然……

  在湖南被捕的有彭燕效……

  在湖北被捕的有曾卓、郑思、伍禾……

  五月十八日,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在全国清查中,共触及两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426]

  胡风及其集团骨干成员被逮捕后,在对他们进行批判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开展了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了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以后,作出批示:“定一同志:

  此件已看过,我看可用。可提到此次会议(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引者注)征求意见,看有无须要修改的地方。”[427]

  在起草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的同时,从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为了推动各地肃反运动的开展,为肃反运动提供指导,减少失误,毛泽东先后将中央和地方一些有代表性的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实行。这些转发报告的通知都是由毛泽东起草,经过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过目后,转发全党的。

  七月四日,中央将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七月十日,中央将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报告转发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

  七月十三日,中央将五人小组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简报转发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

  七月十五日,将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转发全党。毛泽东还作出批示,似可发给各级党委,至师党委为止。

  七月十九日,中央将河北省委关于肃反斗争的两个文件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

  七月二十日,中央将上海市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情况通报转发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将北京军区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简报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同日,将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八月三日,中央将国家机关党委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八月五日,中央将建工部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转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八月七日,中央将广东省委关于广州市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八月八日,中央将洛阳拖拉机厂肃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毛泽东写下长篇批语,为在工程技术人员中进行的肃反斗争作出政策性规定,防止扩大化。

  八月八日,毛泽东致信总政副主任谭政,就关于军队开展肃反运动情况和安徽军区肃反情况简报转发各地作出批示。

  八月九日,中央将广东省建筑局发动后进群众开展肃反的经验转发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政府各党组。

  八月十日,中央将中国作协关于对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八月十一日,中央将对外贸易部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斗争情况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军委各部门。[428]

  毛泽东不仅将优秀的肃反报告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同时为了对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作出政策性指导,防止出现偏差,保证肃反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又起草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十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罗瑞卿,建议将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报告中的经验吸收到正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八月下旬,毛泽东对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作了若干政策性的修改后,经中央会议通过,下发全党执行。[429]

  这个指示的下发,不仅有利地推动了清查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迅速发展,而且还对正在进行的清查活动作出了政策性规定,成为肃反运动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⑦  胡风集团从反党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五月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发表的时候,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虽然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第二批材料”中仍然沿用反党集团的定性,但是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胡风集团已经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了,只不过是还没有公布而已。六月十日发表“第三批材料”的时候,就已经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了。

  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又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呢?

  一般来说,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性质上是一致的(当然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只不过反革命集团比反党集团的定性更为严重罢了。

  反革命集团属于敌我矛盾,反党集团并不一定是敌我矛盾,有的反党集团属于敌我矛盾,有的反党集团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五年发生的高饶事件,虽然将他们定性为反党联盟,开始的时候还是计划按党内矛盾来处理的。后来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才做出了新的处理决定。一九五九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虽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但是却按党内矛盾处理,还将他们留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由此可见,对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到底是敌我矛盾呢,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从前文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批材料”中的按语,以及在这批材料发表的当天,周扬因为《人民日报》登错胡风检讨稿的事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告诉他要逮捕胡风来分析,当时对胡风反党集团是按敌我矛盾来处理的。

  这样看来,不论是胡风反党集团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敌我矛盾,即便这样,从定性上来看,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还是比反党集团有着更为严重的性质。

  胡风集团为什么从反党集团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呢?

  我们还是要从三批材料摘录的信件谈起。

  从“第一批材料”摘录的三十四封信件中,只有两封信件是解放后写的,其余都是解放前写的。从“第二批材料”摘录的六十八封信件中,只有五封信件是解放前写的,其余都是解放后写的。从“第三批材料”摘录的六十七封信件中,只有约十六封信件是解放前写的,其余都是解放后写的。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批材料”主要是解放前的信件,“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主要是解放后的信件。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第一批材料”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导火线,这批材料的信件主要是解放前写的。“第二批材料”虽然是以反党集团的定性公开发表的,但是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胡风集团已经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了。“第三批材料”是以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公开发表的。这两批材料的信件主要是解放后写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还是与清查过程中发现了解放后胡风集团成员之间的大批信件有关。这个判断还可以从毛泽东修改“第二批材料”的按语时加写的一段话上得到印证: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430]

  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查过程中发现的解放后胡风集团成员之间的通信,对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有着重要意义。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如果说“第一批材料”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导火线,那么“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就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既然这样,为什么这两批材料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原因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反革命集团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当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时候,已经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了。反革命集团和反党集团虽然性质上相似,却是比反党集团更为严重的定性,因而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演变为反革命集团的内在可能性。

  我们在研究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既要看到后两批材料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更要看到此前对他们反党集团的定性已经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以及这种定性对他们集团由反党集团向反革命集团性质演变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如果离开这个决定性作用,单凭整理出来的两批材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因而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决不能隔断他们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去片面强调这两批材料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风与其集团成员解放后通信的发现才成为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

  为什么是后两批材料而不是“第一批材料”成为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呢?

  这是因为“第一批材料”中的信件主要是解放前写的。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主要是在国统区活动,虽然他们反对党的文艺方针,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出现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历史上的纠葛即使存在也已经是陈年旧事了。因而当“第一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只是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而没有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还是进步文艺家,没有去算这些陈年旧帐,而是抛弃前嫌,在政治上团结胡风,一起投身于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解放后毫无悔改,仍然拉拢一帮人,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继续抵制党的文艺方针,与进步文艺家作对,还对他们进行嘲笑挖苦。这不仅表现在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建国后与进步文艺家的几次激烈争论,以及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上,而且还表现在解放以后他们集团成员之间的通信中。这些书信进一步显示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受到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和进步文艺家的批评时,如何前后呼应、进行策化、发起攻击的基本情况,就连他们在布置退却时,谁做检讨,检讨到什么程度,都作了具体商定。

  如果说“第一批材料”中的信件主要是解放前写的,还是历史问题的话,那么后两批材料主要是解放后写的,就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了。这是因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仍然在文艺界兴风作浪,诋毁党的文艺方针,与进步文艺家闹矛盾,与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唱反调,鼓吹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反党势力,对现实政治造成了重大冲击的缘故。

  至于在“第三批材料”中解放前的几封信件: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自重庆致胡风他已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的信件;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阿垅自重庆山洞陆军大学致胡风的信件(国民党三个月可以击破共军主力,一年肃清。是脓,总要排出的。);为营救贾植芳,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胡风自上海致阿垅信中要他去找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焯的信件。从胡风集团由反党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这几封信件既非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性因素,又非导火线,只不过是一些辅助性的证据而已。

  这是因为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时候,这几封信件还没有被发现,因而这几封信件对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没有起到作用。胡风反党集团的定性已经是敌我矛盾了,这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已经具有向反革命集团性质演变的可能性。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还是因为发现了解放后他们集团成员之间信件的缘故。

  后来胡风事件翻案后,一些人对这几封信件作了新的解释,说绿原没有到过中美合作所,阿垅在信中说的是反话等等,[431]想以此来推翻对胡风集团的定性。即便这种解释符合史实,但是由于这几封信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以此为理由来推翻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也是徒劳的,难以收到期望中的效果。

  由此我们看到,当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时候,就已经具有了向反革命集团演变的可能性,这个时候解放后胡风集团成员之间信件的发现才成为他们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而“第三批材料”中解放前的几封信件不过是他们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辅助性证据而已,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三批材料不过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原因。毛泽东不但审阅了这三批材料,而且还修改和加写了注文,并撰写了大批按语。这些按语和注文除少量与史实有出入外,即使从今天来看,绝大多数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这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毛泽东又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并撰写了序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就由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发展到对胡风的政治批判,进而清查胡风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肃反斗争,从而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1)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了五次争论,后来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过程中,最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

  那么,为什么思想文化上的分歧,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呢?

  有人说,毛泽东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是因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密信当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毛泽东是在五月十一日凌晨为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写的按语中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此前除胡风集团的人以外,还没有人看到胡风集团将《讲话》污蔑成“屠杀生灵”的“图腾”的密信。对《讲话》非议的这些信是毛泽东在“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胡风集团的人要交出信件后,才陆续得到并发现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在“第三批材料”中发表的。毛泽东怎么会在还没有看到这类信件的情况下,就根据不了解的情况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呢?

  其次,毛泽东在一、二、三批材料中都写了不少按语,但是对于污蔑“屠杀生灵”的“图腾”这几封信却恰恰没有写按语。有一封信的按语,又并非毛泽东所写,而是周扬和林默涵商量后写的,只不过他们写了以后经毛泽东看过而已。这也不能看作是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根据。

  再次,我们知道梁漱溟在一九五三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为“农民负担”问题,公开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至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冲突,可以说是很激烈地吵了架。而梁漱溟以后又一直不肯认错,从那以后,毛泽东就再也不同他来往了,他们几十年的老交情也就这样断了。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把梁漱溟定为反革命,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432]因而有人以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将毛泽东的《讲话》诬蔑为“屠杀生灵”的“图腾”,就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还有人说,胡风是因为向党中央递交了《三十万言书》,因而才被定为反党集团,打成反革命的。

  这种说法当然不对。毛泽东交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让《文艺报》发表并组织讨论和批判的时候,定的性质只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是周扬明确传达过的,也有毛泽东的批示为证。[433]

  这实际上是说胡风是因言获罪,将胡风递交的《三十万言书》与胡风集团被定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之间拉了一条线,却忽视了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之间的长期争论,以及这种争论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因而对问题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分析。

  胡风临终前,在他的大儿子晓谷问到毛泽东为什么将他打成反革命集团时,胡风说了这样一句话:“可能他嫌我不尊重他。”[434]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直到临终前胡风仍然没有搞清楚将他们定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原因,把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个人恩怨问题。这是令人惋惜的。无独有偶,当年章伯钧父女也有这样一段对话。一九五七年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后,女儿章诒和问他:“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章伯钧用一句话回答了她:“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435]从这里可以看到,比起大右派章伯钧来,胡风的政治敏锐力还是差得远。

  那么,为什么胡风集团最终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呢?

  林默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说:“这是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问题,我回答起来也不容易。”[436]

  这个问题确实是复杂的。前面我们研究了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导火线,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解放后信件的发现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

  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个人恩怨和派系纷争中解脱出来,从社会上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背景出发,立足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以及这种斗争对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来分析问题,才有可能揭示这种变化的真实原因。

  我们将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①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分析胡风事件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阻碍乃至破坏经济基础的发展。因而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就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清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清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胡风文艺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且充满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念,从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就要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这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的必然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批判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在对包括胡风文艺思想在内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

  ②  围绕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胡风文艺思想进行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则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出现是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毋庸讳言,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来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争论的,甚至在文艺创作和评论方面也讲出了一些道理,但是胡风文艺思想却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文化的分歧,是由于在是否运用马列主义来分析文艺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

  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是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是坚持胡风文艺思想进行的斗争上。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胡风的“五把刀子”理论方面,也就是文艺工作者要不要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要不要深入社会生活、要不要进行思想改造、在创作的风格上要不要采取民族形式、在创作的内容上要不要以革命斗争为题材这五个方面。这是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在文艺思想上的主要分歧。这些分歧从实质上来说,可以归结到立场、观点和态度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上。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

  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当时正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正在进行的激烈斗争,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必然会形成意识形态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胡风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围绕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胡风文艺思想进行的争论,就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

  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就具体表现在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之间的争论上。这种争论直接关系到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是以胡风文艺思想来占领文艺阵地的重大问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必须占领文化阵地。在这种斗争中,既要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还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使无产阶级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统治地位。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如果无产阶级文艺不能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文化建立不起来,这样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难以进行下去,就是建立后也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因而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关系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③  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日益严重,形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艺大厦的重大障碍。从构建社会主义文艺大厦的政治要求出发,这种文艺上的小集团已经具有反党集团的性质。

  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并非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而是连系紧密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解放前后就已经出现胡风小集团的说法。将胡风小集团公开点名,还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发表的编者按中,不过这个时候还是说他们是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罢了。[437]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五次公开争论。从这些争论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成员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然并不是说他们这个小集团有什么具体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主要是在文艺、学术上主张和爱好相近的一伙人,经常接触和往来,形成了一个有核心、有书刊出版活动并有着流派、社团一类无形的组织。

  不过,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不少问题上他们往往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也表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却又常常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往往加以轻蔑和反对。对于一些优秀的作品,像赵树理的小说、老舍的剧本等等,都一概瞧不起。而在他们互相接近的同志、朋友之间,却又往往互相吹捧,互相发泄种种不满,如果他们的文章受到一点批评,那就要跳起来叫骂。这表现在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五次争论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不论他们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工作,大多要另搞一套,同领导的关系总搞不大好,他们总要力图实现他们自己的一套主张,既有文艺观点、文艺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上的主张,他们把党在文艺界的领导,看成是长期的“教条主义统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教条主义统治”,要由他们、或者至少由他们成为主要参与者来领导文艺。

  一九五三年胡风从上海全家迁京后,有一次《文艺报》主编康濯到胡风家。落座后,胡风夫人梅志泡茶去了,胡风递烟后又把烟收回去说:“等等,我还有两盒好烟。”便也起身进屋去找。这时他们一位六七岁的男孩走进客厅,闪着眼站住看了看康濯,忽然问道:“你是胡风派,还是周扬派?”胡风夫妇听到赶快惊呼笑嚷着来把孩子打发走,这时康濯正拉着孩子的手回答他:“我是共产党一派,你知道不?”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总也是可引起一点思索的。后来康濯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扬,当时党和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也知道了这件事。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一切进退、取舍,确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甚至他们在对外保密上还颇有纪律。而胡风也确有一套长期坚持的、有自己特色的观点、主张和理论,为了贯彻他的这一套文艺主张,几十年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从来都没有过任何自我批评;但是在一旦形势对己不利时,却又可以不计一贯坚持的观点,而俨然很快就有认识似的写出检讨,粗看时检讨还写得不错!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胡风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除了维护小集团的利益以外,倒不好作别的解释了。[438]

  由此看来,胡风集团作为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当时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人们公认的。这是由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的五次争论及他们的行为决定的。在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作为已经成为当时革命大潮下的一股逆流,胡风集团也成了革命的重大障碍。

  胡风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充满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本质性的分歧。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就要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指导地位。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文艺界变革的必然要求。但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却不仅利用他们小集团的力量来宣扬胡风文艺思想,同进步文艺家进行论争,而且还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势力,这是与当时为了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确立文艺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这种文艺上的胡风小集团就成为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对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面前,从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出发,这种文艺上的小集团,也就具有反党集团的性质,难以避免被打击的命运了。

  ④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必须清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五次争论,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波及整个文艺界,除了舒芜之外,胡风及其集团骨干成员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仍然秉承胡风文艺思想,进一步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在这种情况下,斗争有向政治化演变的趋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五次争论。如果从一九四○年算起的话,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十几年来,这种争论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逞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五次争论中,除了舒芜以外,胡风及其集团的骨干成员并没有改变态度,仍然坚持他们的文艺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在这个过程中,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确实说过他们是爱党的,是拥护中国革命的话,胡风还写了《时间开始了》的长篇组诗来讴歌中国革命的胜利,赞颂毛泽东,他们当年也确实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但是当舒芜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揭发和批判他们的时候,却遭到了他们集团成员的共同打击。他们不仅在书信中对舒芜表现出憎恶的态度,极尽诋毁之能事,甚至还在《三十万言书》中揭发舒芜,说舒芜是叛党分子。[439]

  既然他们说自己热爱共产党,尊敬毛泽东,拥护中国革命,但是当舒芜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去揭发和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反而却遭到了他们的攻击和谩骂,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产生疑问:如果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真象他们口头上说的那样是热爱党,敬重毛泽东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对舒芜脱离胡风集团前后表现出泾渭分明的态度呢?从这件事反映出的问题中,其意向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文艺界,无产阶级文艺要求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文艺(胡风文艺思想)也在谋求占据统治地位,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多少年来也没有中断。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思想斗争的方式是难以让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改变态度,回到无产阶级文艺的轨道上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容许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势力继续存在,与其和平共处,还是与其作坚决的斗争,将他们打下去,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面前。

  由于这种争论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内部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争论,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思想的争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思想上的争论也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的分歧,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选择。因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就不能无动于衷,而必须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三月就已注意到胡风问题了,他还派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了解情况。熊复在随后写的调研报告中说,当时文艺界一般反映对胡风的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440]胡风将《三十万言书》报送中央后,毛泽东在十一月份开始看到这个上书,这个时候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441]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他对胡风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他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中宣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将胡风的活动称为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442]这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胡风反党集团的雏形。不过,这个时候还没有将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宗派主义小集团结合起来而已。这是在“第一批材料”发表前的情况。

  从对胡风问题定性的不断变化中可以看到,胡风问题是由文艺问题向政治问题转化的。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仅毫无悔改的表现,继续坚持其错误,而且还在与进步文艺家进行斗争,而现实政治又要求清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势力造成的。

  胡风获悉要将他报送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予以公开发表并进行批判的消息后,找到周扬,主动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思想对抗。还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三十万言书》中的有些事不是事实,希望不要发表,如果一定要发表,也要修改后再发表。在被周扬婉拒后,胡风说他的检讨已经写好,过几天就可以交来,在发表的同时连同他的检讨一同发表,周扬告诉胡风可能来不及了,可以下期刊发。胡风说如果是这样,希望在发表报告的时候在卷首附一认错的声明,随即将声明交给周扬。周扬认为不宜发表这样的声明,但他没有个人做出决定,而是于一月十五日将此事写信给陆定一并呈毛泽东,得到了他们同意之后才实行的。毛泽东还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443]这就表明在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方面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在胡风已经承认错误的情况下,中央不顺势做他的工作,仍然要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呢?

  其实,在周扬与胡风谈话时就已经将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周扬表示,胡风“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还劝胡风“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444]

  从这里可以看出,过去胡风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一贯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当听说要对他进行批判的时候,却突然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报送的《三十万言书》,况且他在《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中,尽管在进步文艺家的帮助下,进行了反复修改,但是却仍然在为自己进行辩解,说他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而没有像舒芜那样去认识错误,进行检讨,这就不能不让人对胡风的作为产生质疑。后来毛泽东才在他起草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中写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445]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样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来由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最后遭到那样的批判还是有原因的。他们在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长期争论中,不仅没有悔改的表示,而且还在争论中表现出了变本加厉的趋势,犹以《三十万言书》将争论推向了高潮。

  正是因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之间进行的长期争论,而且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现,对舒芜的态度又进一步折射出他们维护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作风,因而在得知要批判他的时候,却又不顾以前他们与进步文艺家的多次争论,主动承认错误,进行检讨,这就难以取得人们的信任,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问了。这才是从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不得不对胡风集团进行政治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⑤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这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出现的社会根源。反革命分子从内外两个方面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起攻击,打击并肃清反革命分子,保卫人民政权的安全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及其集团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攻击进步文艺家,以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就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就成为胡风集团被定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重要背景。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就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

  这种分歧表现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提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讲话中,也表现在一九五一年春夏他提出的“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制度而斗争”以及反对“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春耦斋讲话上。[446]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观点。

  这种分歧还表现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上。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薄一波。他说:“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他还进一步指出“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447]

  党内存在的这种分歧在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山西省长治地区是老解放区,当时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指导有条件的农村开始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作法得到了山西省委的肯定和支持。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上报华北局和中央后,却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反对,刘少奇在批示中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主张。他将刘少奇和薄一波找去,说既然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依靠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那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依靠扩大分工也就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毛泽东说服了他们,才使得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得以继续进行下去。[448]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同他谈话时说:“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449]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邓子恢抵制农业合作化的批评。

  后来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这表现在一九五三年他们在反对“冒进”与反对“下马”问题上的分歧,到一九五五年夏在农业合作社是“大发展”还是“适当发展”的争论上。[450]虽然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邓子恢,但是显然这并不是邓子恢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相当一批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比如刘少奇就赞同邓子恢的主张。[451]

  从以上列举的史实来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暂时得以解决,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虽然建立了,但是还不稳固。虽然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以及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发起的三反五反运动,人民政权得以进一步巩固,但是反革命活动还存在,在某些方面仍然比较猖獗。

  一九五三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发生的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就是当时阶级斗争走向尖锐的重要表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452]

  针对高、饶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毛泽东主张打击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以维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安全。他说:“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45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不仅党外就是在党内也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实质上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但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慎重的,他只是在批评薄一波的新税制和高、饶事件时点明了这一点。在其他情况下,他讲得比较含蓄。

  这样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反革命活动,党内存在的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就构成了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重要背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现实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胡风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与其集团成员进行的是一种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对他们发动的批判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还发现了他们窃取党内机密的情况。这就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活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从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有的党员把一些只属于党内的意见给胡风讲,甚至把对党的不满和牢骚也向胡风发泄,在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严重的是,有的党员还把党内的机密透露给胡风,甚至把党的机密文件也偷偷拿给胡风看。这些情况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的时候不断被发现。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五五年有一次陈毅从批判胡风事问及和提到一个有关胡风的机密情况,很快胡风便知道了此事,并找有关方面做了解释。这就不能不引起党的领导人的警惕。特别在胡风被捕以后,很快就从他的日记者发现,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党中央刚刚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高岗、饶漱石问题,党内很多高级干部还不知道,胡风却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当然是应当深究的一个问题了。

  原来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部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高、饶问题时,当时在中宣部工作、和胡风很接近的绿原的办公室就在怀仁堂隔壁的庆云堂内。据说绿原发现那天晚上怀仁堂外边小汽车很多,而且戒备森严,连他们中南海里面的干部也不能随便行动,便预感到党内可能出了什么大事。于是他很快就打电话告诉了胡风。这以后没两天,胡风的老朋友聂绀弩去看望他,胡风突然问道:“绀弩,前两天你在怀仁堂听了个什么重要报告?”这当然是胡风蒙他啰!因为聂绀弩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负责干部,胡风估计他可能听了那个报告,事实上聂绀弩也确实听了那个报告。经不住胡风三问两问,聂绀弩便把高、饶问题告诉了胡风。当时聂绀弩向胡风透露那样机密的重要情况,当然是严重问题了。因此党组织发现以后,便拘留了聂绀弩进行审查。当然不久就释放了他。[454]

  以上仅仅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被调查后,发现他们与政治生活相关的若干事件。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当时政治生活的联系。这种联系如果再与胡风文艺思想及他们集团的宗派主义结合在一起,当然就会对胡风集团的定性产生重要影响了。

  这个时候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的批判,还遭到了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比如,批判胡风主阵地之一的《文艺报》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初开始批判胡风以后,编辑部的夜间值班室连着许多个晚上,总要不断接到一个人的电话。由于编辑部的几个女同志轮流值夜班,打电话的总是骂一些脏得很的话,女同志实在不愿意接,但有时半夜难免会有周扬、林默涵的电话,有时也有工厂的电话,以及外地的长途,不接又不行。这件事直到《文艺报》编者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公安部门才在那个人正打电话骂他们时当场把他抓获。原来那是一个书店夜班守仓库的人,他的父亲在镇压反革命当中被杀,这样他就有了仇恨。他自己供认,看了胡风的一些文章感觉到是为他出了一口气,因而对批判胡风不满,才打电话骂《文艺报》的。[455]

  虽然胡风与这个给《文艺报》编辑部打骚扰电话的人素不相识,平时也没有联系,但是从这个人为胡风打抱不平来看,他们在思想的某些方面应该说还是有着共鸣的。无独有偶,就是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人为胡风鸣不平,抵制对胡风的批判。

  开始批判胡风后,《文艺报》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匿名和化名的文章和信件,为胡风讲话,而且对《文艺报》和文艺界批判胡风表示很不满意甚至坚决反对。这些文章有的还讲一点道理、谈一点理论,有的则干脆是谩骂。当时还有一封署名为“几个三八式”干部写的信,也就是一批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干部写的信,说他们都不是文艺工作者,但都认为批判胡风是错误的,而且还一条一条讲了很多道理,甚至引用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上的话。这些文章和信件有的还写得很有杂文笔法,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文艺报》编者看了很激愤、很生气,以至于不得不分配两位水平高的同志专门处理这些文章和信件。这两位同志写的复信和退稿信往往也写得很精彩,有时还在编辑部朗诵,总受到大家的鼓掌称赞。大家认为这也是在批判胡风中的阶级斗争。

  这些情况,《文艺报》编者当时就向林默涵、周扬和中宣部作了汇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曾把那几个三八式干部的来信说成是“三八式纲领”,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说:“文艺工作上党和毛主席有一个纲领,胡风有一个纲领,现在又出了个‘三八式纲领’,这个‘三八式纲领’我看也可以公开发表,进行讨论和批判。”后来为了不分散精力,没有发表这封信进行批判,而只在复信中驳斥了他们。[456]

  从这里可以看到,对胡风的批判,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革命队伍中乃至在党内,确实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有些人对批判胡风持抵制态度,就是因为他们认同胡风的文艺思想,还对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持赞赏态度。这是胡风集团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些情况按照程序会汇报到党的领导人那里,对胡风集团的定性也就不会不产生重要影响了。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斗争是尖锐的。不仅社会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还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了党内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同时反革命活动在某些方面仍然比较猖獗。胡风及其集团的思想和行为恰恰在客观上适应了这些人的需要,他们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产生了共鸣,共同抵制对胡风的批判,还采取五花八门的方式来进行反击。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胡风是“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45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原因是复杂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胡风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属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思想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必须构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就要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否则的话,不仅会严重阻碍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就是这个革命的任务完成了,其成果也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这就是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必然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并非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并非刚刚出现,而是在文艺界存在了好长时间。这个集团的成员不仅志趣相投,而且以胡风文艺思想为旗号,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了五次争论,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势力。在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的过程中,更是遭到了他们的频频抵制与反对。这个秉承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具有宗派主义性质、顽固不化的小集团的活动,不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背道而驰,而且还会破坏乃至瓦解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集团的行为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

  社会上存在的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反革命分子的猖獗活动,对当时政局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就要进行阶级斗争,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虽然与这些人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作为,恰恰是在客观上呼应了这种活动,为这些活动和斗争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一九六二年六月绿原被解除监禁后,林默涵对他讲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得到印证。

  林默涵说:“反革命也不一定跟国民党有联系。过去在国统区,很多进步团体不是共产党领导,但同共产党一样要推翻国民党,不也一样遭到国民党镇压吗?党欢迎一切改正错误的人,要向前看。”[458]

  从林默涵的话中可以看到,被定为反革命的也不一定就跟国民党有联系,他举了过去在国统区进步团体被镇压的例子来予以说明。这就是说,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要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就会遭到镇压。不仅革命政权这样,反革命政权也是这样。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应该说,林默涵的这个分析是有见地的。

  至于有人以没有见到文字协定为由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提出质疑,认为没有文字上的协定他们又怎么是反党集团呢?毛泽东关于高、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一段讲话中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全会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459]

  高、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不是因为发现了他们组织反党集团的文字协定,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构成了反党集团的要件。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也不是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文字协定,而是因为他们在文艺界独树异帜,兴风作浪,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攻击党的文艺方针,拉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诋毁进步文艺家,形成了一个宗派主义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行为本身又对现实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的缘故。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信件的发现,才成为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

  (12)启示与教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了五次争论,他们由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最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发起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的运动,其中的启示是深刻的,教训是沉痛的。

  ①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分析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原因。

  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必然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而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不过是这种斗争激化的结果而已。

  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之间进行的争论,从性质上来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一般来说,单纯具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不致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仅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且他们还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宗派小集团,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势力。在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长期争论中,不仅没有悔改的意向,而且为了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维护小集团的利益,还一次又一次地向进步文艺家发起了强力攻击。这样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占领文化阵地的现实要求出发,必然要进行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进行这种斗争的坚强后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信件的发现就成为他们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

  ②  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风集团及对其作出政治定性的历史启示。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开始注意到胡风问题的。他曾要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对胡风问题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予以上报。[460]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批判《文艺报》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胡风的两次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还派人具体了解此事,又看了胡风递交的《三十万言书》。[461]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部分内容,为此写了一个文字说明。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修改这个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胡风获悉后,急忙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递交中央的《三十万言书》。毛泽东在周扬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由此我们看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由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变为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并表示要进行彻底的批判了。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原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462]

  五月,当周扬将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报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重新起草了编者按。这样胡风集团就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了。随后,毛泽东又修改了“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和结束语,撰写了其中的部分按语。 “第三批材料”是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名义发表的,他撰写了其中的几乎全部的按语。而后又将这三批材料汇编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序言,并对其中的若干注文和按语作了修改,又起草了两条新的按语。其中,毛泽东还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谈话,制定、修改文件,指导着批判胡风运动的发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发动对胡风思想的批判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胡风事件由文艺思想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被定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也是在毛泽东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作出的决定。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决定,决不是象胡风说的那样是毛泽东嫌胡风不尊重他,[463]处于个人恩怨,而是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认真了解了相关情况以后,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清除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战略部署。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过是为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一个具体步骤而已。

  胡风思想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们又结成了一个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在文艺界独树一帜,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们不仅没有悔改,而且还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可是当决定对他们进行批判的时候,胡风却又鬼使神差地表示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这不过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斗争策略,是为了阻止对他们批判的权宜之计。后来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因为胡风直到一九六五年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艺理论有什么错误。[464]

  现实政治要求清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却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且形成了一个宗派主义小集团。这样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种争论关系到能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巩固和发展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这种分歧和争论,是和平共处,保持中立,还是支持进步文艺家,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前。

  毛泽东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必须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从实质上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共产党要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决不能放任不管。因为意识形态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因而共产党对这种争论就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必要时还可以采用专政的手段。毛泽东以自己身体力行的行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如果我们联系到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况,以及不少宣传文化阵地失守的严峻状况,由此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的严重侵蚀和破坏,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醒。我们必须要汲取这种沉痛的教训。

  ③  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胡风集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作用及由此造成的性质上的差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胡风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存在分歧,进行过争论。由于这个时期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秉承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虽然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却还不是进行革命的对象。况且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确实与进步文艺家一起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胡风还曾帮助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担任英文翻译的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将一份蒋军作战计划的情报,交给在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转报陕北党中央。阿垅也曾传送过这方面的情报。[465]胡风也营救过一些左翼人士。从总的来看,这个时候他们是和共产党并肩战斗的。当然,参加革命的不见得就是坚强的革命者,但是从民主革命的历程来看,将他们划为革命的同盟者,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胡风及其成员结成一个宗派主义的小集团,秉承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多次争论,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就不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了。这个时候既不能因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贡献,与共产党进行过合作,就对胡风及其集团的思想和行为熟视无睹,放弃与他们的斗争,也不能因为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否定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贡献。我们要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两个革命时期的作用区分开来,认识到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表现出来的反动性,而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④  胡风集团定性后的政策处理问题。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一九五六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466]

  胡风集团骨干成员被逮捕后,毛泽东曾多次催促相关部门领导人,胡风一案应迅速判决,不能老是这样关着。尽管这样,胡风一案还是一直拖到了一九六五年才作出判决。胡风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六年,监外执行。文革开始后,胡风又被收监,改判为无期徒刑,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才被释放。[467]

  在处理胡风一案时,将胡风分子分为骨干分子、一般分子和同情分子;在骨干分子中,还进一步划分为打进来的和拉出去的。[468]根据其集团成员作用的不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对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界定上是慎重的,是严格按照政策进行的。比如,鲁藜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他的夫人王曼恬还是毛泽东比较近的亲戚。有一次毛泽东在听了胡风集团一些人的情况后曾问到,鲁藜发表过批胡风的文章,他有没有事?周扬答以鲁藜怕不行了,毛泽东啊了一声,没再说话。最后鲁藜是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来进行处理的。[469]

  一九六五年在判决胡风一案时,除胡风、阿垅外,所有胡风分子一律免于起诉。胡风如果服从判决,也可从宽处理,监外执行,就是说可以回家了。胡风本人也同意:服从判决,不上诉,准备回家。[470]

  绿原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还被列为打进来的。但也只是被单身监禁了五年多以后,就决定对他免于起诉,随即释放了。他出来后,找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分配工作。林默涵态度诚恳,语言平易,观点坦率,安排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绿原后来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林默涵会这样对待他。[471]

  牛汉作为一般胡风分子,关了一年多就宽释了,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472]

  对于一般同情分子,在处理上采取了更为灵活、宽容的政策。

  当时党的负责同志还实事求是地很早就主动保护过一些作家。艾青和田间是同胡风来往比较多的,但他们只是文艺上的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以后,也有人提到过艾青和田间。胡风被捕后抄家时也查到过他们给胡风的信,他们手上也有胡风的信。周扬很早就主动站出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艾青和田间是我们党的两位诗人。”还讲过:“反胡风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得打击面很大,不要把不该牵连的同志牵连上。”这就保护了一批同志。

  胡风集团“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一次会上同胡风接近的吕荧居然上台发言,说“胡风同志不是政治问题”,替胡风讲好话,当然他很快被大家哄下台去了。虽然后来在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中还点了吕荧的名,很多人也认为他会被逮捕,结果只是受到报刊批判而已。那是因为党的宣传部门一位很负责的领导同志讲了话,保护了吕荧。说吕荧是个在成就的翻译家和美学家,和胡风的关系只是认识问题,要给予帮助。冯雪峰也为此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473]

  当然,在具体处理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湖南的“七月派”诗人彭燕效同胡风关系并不密切,被所在单位也报了胡风分子并开除公职,在街道上劳动了多年。[474]这应该引为教训。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对胡风集团的处理是讲究政策的,在判决上也是慎重的,既要予以坚决打击,又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化瓦解,着力于思想改造,使他们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⑤  若干当事人在回忆胡风事件时表现出来的风骨和信念令人称赞,披露的文献资料为后人对胡风事件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创造了条件。

  当时参加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林默涵,后来写出了《关于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的长篇问答录,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介绍了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不少文献档案资料中没有的情节和信息,这些情节和信息又是离开了他这个当事人,别人很难说得清的,这就为后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文献依据。

  他在问答录中谈到胡风事件时说:“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因此,可以讨论和争论。但对于历史事件,首先要弄清‘它是什么样’,然后才能回答‘它为什么这样’。某一历史事件中的某一经过事实,可能有多种传说,却只能有一个是真实的,不可能有两个:非此即彼。历史不是泥巴或面团,不能由谁凭主观需要拿来随意捏塑。对于胡风事件,我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材料,以供研究者参考,俾便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庶免以讹传讹。”[475]从中可以看到,他搞这个问答录的目的就是要阐述胡风事件的基本状况,为后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真实的材料,至于对这个事件发生原因的深刻剖析也就只有寄望于后人了。

  尽管如此,他在问答录进行的有限分析中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将胡风事件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少数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从当时社会发展的背景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是十分难得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胡风事件翻案后,当不少人对当年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作为赞叹有加的时候,当有些人对自己当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示懊悔甚至忏悔的时候,林默涵却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476]

  由此可见,林默涵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对当年的作为痛苦流涕,通过所谓的忏悔来表白自己,也与文革后有些人趋炎附势,以“违心”来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开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治学的严谨性,对当年参与的批判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公开声明自己是从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工作的,不是违心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执着信念和政治操守,以及表现出来的革命文艺家的风骨是令人敬佩的。

  当时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康濯,也参与了当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他后来还写了《〈文艺报〉与胡风冤案》的长篇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的现实斗争出发,披露了《文艺报》在批判胡风事件中的不少内幕与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和丰富了林默涵的问答录。这是当年参与胡风事件的两位当事人所发表的具有文献资料性的重要文章。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不论是林默涵还是康濯,虽然在他们的文章中披露了不少文献资料,使人们了解到胡风事件的基本脉络,在他们的文章中也对这个事件出现的原因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是从他们文章的基调上来看,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错误造成的。

  他们没有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立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要求,从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迫切需要,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领域行使的必要性,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胡风事件演变的真实原因。这虽然受到当时时代背景的限制,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的命运了。这是令人惋惜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的舒芜。他以亲身经历,叙述了自己当时如何脱离胡风集团,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过程,同时也对根据过去胡风与自己来往的信件编辑而成的材料又作了具体说明。这对于我们研究胡风事件提供了文献依据。尽管后来在《〈回归五四〉后序》中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他仍然坦承自己当时是在感受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性和革命队伍思想改造的强大威力之后,才脱离胡风集团,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他虽“承认”自己“对于胡风先生和朋友们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不承认是什么‘卖友’之类”。[477]这样我们看到在胡风事件翻案后,舒芜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痛苦流涕地进行忏悔,这虽然招致了胡风集团一些人的不满,却也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信念,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⑥  胡风事件翻案的历史教训。

  文革结束后,胡风事件一步一步地翻案了。在当时否定文革的大背景下,首先是一九八○年胡风事件在政治上翻了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被推翻;而后一九八八年胡风文艺思想又在学术问题上翻了案,说胡风文艺思想上的争论是一种学术分歧,不宜作出政治结论。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胡风事件的翻案是在否定文革的背景下出现的,尽管是这样,翻案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存在分歧的。这不仅表现在从政治翻案到学术翻案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时间,而且还表现在这种翻案也在内部遭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抵制。一九八○年八、九月间,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讨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搞错了,应该平反。但是,胡风在文艺界搞个小集团,对着共产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很难不让使人怀疑的,应当引以为戒。”[478]这发生在政治翻案期间,从中可以看到,即使在这个时候,党内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同时,这种分歧还表现在胡风去世后文化部起草的悼词对胡风的评价问题上。一九八五年六月,胡风去世后,因为文艺主管部门与胡风家属在悼词对胡风评价问题上的分歧,致使胡风的尸体难以及时火化,追悼会也迟迟开不成,最后胡风家属不得不自行火化。直到一九八六年一月,在互相妥协之下,经过反复修改才在悼词问题上双方达成一致,举行了胡风的追悼会。[479]这表明在对胡风问题的认识上仍然是存在分歧的。

  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林默涵虽然签字同意了一九八八年胡风集团在学术上的翻案,但是在他关于胡风事件的长篇问答录中却“只引用或复述”一九八○年政治翻案通知中已为一九八八年学术翻案通知所撤销的某些结论,而“回避”一九八八年学术翻案通知中的具体内容上。这引起了胡风夫人梅志的质疑和不满。[480]从这里可以看到,林默涵虽然从大局出发签字同意了为胡风事件学术翻案的决定,但是他本人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胡风事件不断翻案的过程中,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的时候。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趋于激化,无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遭到严重挑战。一九八八年胡风文艺思想被从学术上翻了案,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也予以淡化处理,这个时候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极为混乱,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发展,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出现,并构成八九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此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趋于瓦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严重动摇,阴谋史学沉渣泛起,酿成了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危机。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发人深思的,教训是沉痛的。

  4、三次思想斗争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了。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确立,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的三次思想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一九五一年电影《武训传》公影后,文艺界不分青红皂白,充满了一片赞扬声。不是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人,而是毛泽东透过电影《武训传》的表象看到了它的本质,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批判运动。

  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和蓝翎写了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但是却遭到了冷遇。文章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及相关领导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热烈支持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以此为突破口,发起了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还进一步发展到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运动。

  一九五五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也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发起的,从胡风文艺思想到胡风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定性,都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作出的。胡风问题从一个思想批判运动发展到政治批判运动,原因是复杂的。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对现实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的差异造成的。

  既然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要发动这样的思想批判运动呢?

  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相应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思想文化界还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封建主义的文化一统天下的缘故。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难以建立起来,反过来这些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会对无产阶级专政,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起到破坏的作用,并瓦解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不论是电影《武训传》的出现还是《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映出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引起文艺界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对这种状况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胡风问题又反映出当时文艺界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进行的斗争是多么激烈!这种斗争不仅关系到文艺发展的方向,而且还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而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斗争,而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有时还不得不动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

  由此我们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就要清除这个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可是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斗争相当激烈,这个领域的领导人又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甚至还有人为这种批判有意或无意地设置障碍,这才使得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马,领导了三次思想批判运动。

  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为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探索与斗争。采用思想批判的方式,不仅是因为当时在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障碍,而且还处于这样的目的,就是通过群众性的思想批判运动,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哲学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人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

  通过思想批判的方式,也是为了打开沉闷已久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及早改变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利状况,早日确立无产阶级文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至于在思想批判运动中一定程度上不得不采用专政手段,不仅是因为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相比,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也是因为这种思想斗争也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的缘故。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光靠空谈是不行的,而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实现。进行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途径。这就要动员起来,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决不是通过几次思想批判运动就能够完成的。建国初期发动的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不过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前哨战,大量的工作还有待于以后去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思想文化领域负责人的重视和注意。这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使得他不得不以领袖的身份亲自领导了三次思想批判运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思想文化界的严峻状况仍然没有引起这些人的注意,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依然是“涛声依旧”,在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这就成为后来他与中央一线领导人及思想文化界负责人产生分歧,对文艺问题作出两个批示的重要历史背景。

  (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才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在要不要继续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认识的,而是在对这个期间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反复思考后,才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

  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九五六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剥削制度在我国被废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这个时候,不论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还是中共八大以及随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都是将侧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强调如何动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八大后,虽然毛泽东对八大会议公报中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有不同意见,但是当时他也并没有明确否定这种提法,只不过表示要对这个问题在党内继续进行研究,找到一种正确的表述。[1]

  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这个时候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不要继续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2、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尚不巩固,但是毕竟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适应并推动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然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包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分析问题的认识工具。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科学的设想。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2]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垄断资本主义出现,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随后又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在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正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俄国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后苏联又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3]

  虽然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在延安讲的话,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是不是就通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呢?我们认为还不能这么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仅要使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工作。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的开幕词中就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这就明确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要求出发,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名义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但是从实质上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没有被真正确立,更何谈巩固与发展。要想从根本上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必须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进一步培养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因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5]

  只有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掌握科学的认识工具,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运用什么样的观点,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剥削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因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领导层,党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全体党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能否得以确立的关键问题。

  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要增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真正弄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领会其精神实质,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这就要在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头脑,开拓视野,使马列主义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如何能够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

  因而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要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理论上理解并且在实践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算是弄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因而毛泽东主张“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6]

  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要学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学说和著作,学习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通过比较和鉴别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水平。

  毛泽东曾经多次要求全党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同时,还要学习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7]

  这样看来,只有在正确和错误理论的对比中来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够弄清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从而真正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的社会规律,把握其精髓。只有在弄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才能够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与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真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奠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靠斗争取得的,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科学理论,与没落的反动思想相比,自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也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保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斗争过程才能够得到解决。这是由于即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旧的思想文化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仍然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充斥于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其间的矛盾之尖锐,问题之复杂,斗争之激烈,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经过的艰难历程。这是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任务之一。

  由此看来,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实际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深入人心,成为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统领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纲,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只有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弄清是非,消除分歧,清除错误思想,坚定革命信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3、“双百”方针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这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第一次。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提出“双百”方针的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如何被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的呢?

  从历史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和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毛比较赞成郭的主张)。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8]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是针对戏曲研究提出来的,“百家争鸣”是针对历史研究提出来的。那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如何被确立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的呢?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口号,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文艺上,一个在科学上。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9]

  不论是陈伯达的发言还是毛泽东的讲话,他们都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产生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开始将“双百”方针确立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了。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他在讲话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10]

  从这里我们看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双百”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同时还对“双百”方针的实施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界定,并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

  后来,为了使全党对“双百”方针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使“双百”方针得以顺利实施,以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毛泽东对“双百”方针又继续作出阐述和评论,从“双百”方针实施的原因、目的、内容、意义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11]

  从这里我们看到,“双百”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实行“双百”方针的原因,指出真理是在同谬误、香花是在同毒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这就从哲学的角度对“双百”方针的实施作了说明。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百花齐花,百家争鸣,“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12]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分析了“双百”方针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来的,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科学和文化上的是非,不能利用行政力量,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而要遵循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通过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这就需要时间的考验。毛泽东进一步引用了科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与过去具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但是仍然存在着妨碍新生事物生长的力量。因而对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进行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出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科学和艺术的顺利发展。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法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丑恶。没有假丑恶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13]

  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实行“双百”方针的意义,辩证地分析了“双百”方针对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论述了“双百”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有比较才有鉴别,正是在斗争中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为了使党员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双百”方针,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曾多次谈到“双百”方针问题。他就“双百”方针提出的原因及“双百”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作了分析说明,从而使人们从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这就为“双百”方针的实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双百”方针贯彻执行过程中,对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是放任不管,采取所谓宽容的态度,还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反驳和斗争呢?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中对此作出了回答。他说:“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来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14]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在“双百”方针贯彻执行过程中,如果遇到错误的言论,要采取措施,及时进行反驳,将这种风气打下去,而不能无动于衷,模棱两可,姑息迁就,包庇纵容。反驳要采取说理的态度,写出的文章对问题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要有说服力,而不是简单地骂几句了事。毛泽东在讲话中举了《人民日报》上《说“难免”》的一篇文章为例,说明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既然登了这样的文章,就应该登反驳的文章,以便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人民日报》却没有这样做,这就不仅说明他们对这个问题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同时也说明他们没有能够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进一步指出,贯彻“双百”方针,要主次分明。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指导地位。这就要在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来贯彻“双百”方针,而不能平分兵力,更不能颠倒位置。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他又进一步拿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进行对比,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性。这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条件。

  在“双百”方针执行过程中,可不可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评呢?

  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方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5]

  作为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批评和斗争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真理是不怕批评的,也是批评不倒的。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批评倒了,那就说明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冒牌货,是打着马列招牌的修正主义。即使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基本原理则是长青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同时也是开放和发展的科学理论,批评和斗争不仅不会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反而为这种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斗争和批评中才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才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那么,对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见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办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16]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对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如果是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就要采取专政的措施,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是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就不能简单地用行政的方式去压制,而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的原因,以及同这种思想进行斗争的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个矛盾一般又具有非对抗的性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就不能采用压制的方法,而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引导人们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学会辨别香花和毒草,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而斗争。

  那么,如何辨别香花和毒草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观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17]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双百”方针表面上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它,但是实际上在其应用上却是有阶级性的。鉴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就是其阶级性的重要表现。从毛泽东提出的这六条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

  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是根本标准。这是无产阶级的鉴别标准,而资产阶级却与此相反。从这里可以看到鉴定标准上的阶级性。虽然这些鉴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在实践的具体操作上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但是毕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和重要保证。

  另外,毛泽东也意识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对此有不同看法,因而他才说我们党提出的“双百”方针及六条鉴别标准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提出来的,我们并不认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也要采取中国的做法。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主张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还要批判修正主义。他说: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 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18]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不仅要批判教条主义,而且还要批判修正主义。这是因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它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者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实质上却攻击乃至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唯物辩证法,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修正主义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警觉,直到提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论断。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话具有战略性的洞察和预见。

  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思想战线斗争的规律。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与错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规律,这种斗争是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正是由于这种斗争,才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进步,才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从而启示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这种斗争,以便于坚定信念,增强信心,纠正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将这种斗争进行到底。

  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光辉典范。后来《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八日)发表题为《从“一处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称赞这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改革方针的良好榜样。

  《十五贯》又名《双熊记》,是清代朱素臣写的传奇作品。讲的是无锡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得十五贯本钱作生意,他对女儿开玩笑说是卖她的身价钱,女儿信以为真,当夜逃走。深夜,赌徒地痞娄阿鼠闯进尤家,为还赌债盗走十五贯钱并杀死尤葫芦,过后反诬告苏戌娟犯了谋财杀父罪。戌娟出逃后,与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邻人发现产生怀疑,而熊身上正巧带钱十五贯,于是两人被扭送县衙见官。知县过于执听信诬告,定戌娟勾奸夫、盗钱杀父之罪,判苏、熊二人死刑。监斩官况钟觉得内中有冤,力争缓斩。他详细调查,发现娄阿鼠破绽,继而又乔装算命先生,套出娄阿鼠杀人的口供,最后将娄阿鼠带回县衙,升堂问罪,澄清了黑白是非,使杀人者伏法,蒙冤者昭雪。

  改编本保留了娄阿鼠因盗十五贯而杀死肉店主人尤葫芦,知县主观臆断熊友兰、苏戌娟凶手的情节,删去况钟宿庙、神明托梦,集中描写了况钟、过于执、周忱处理案件的不同态度,通过这几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揭露了封建号吏治的黑暗腐朽,批判了主观臆断和循规蹈矩的官僚主义,歌颂了注重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秉公执法的优良作用,赞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十五贯》借古讽今,抨击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且还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陆定一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让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十五贯》的演出,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华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20]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如何在实践中能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而且还身体力行地为推动“双百”方针在全国的贯彻执行作出了表率。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21]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双百”方针的宣传工作,他发现了宣传“双百”方针的优秀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有时为了醒目起见,还重拟了标题,起草了编者按,以此来推动“双百”方针在全国的贯彻与执行。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双百”方针的提出,当时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忘记的。”[22]

  由此我们看到,“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当时确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对于打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的教条主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而且还为“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作出了不竭的努力。当然,要使“双百”方针能够真正得以贯彻执行,成为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戏曲发展和历史研究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为了使党员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正确认识并积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这个时候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对“双百”方针提出的原因、内容、意义、作用、影响以及相关的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这就为“双百”方针的实行和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4、“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

  一九五六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后,在执行过程中并不顺利,就是抛开苏联的反对暂且不论,在国内党内也遇到了重重阻力。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参加了。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2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执行过程中并不顺利,党内有人对这个方针不理解甚至存在抵触情绪,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发表和对王蒙小说的围攻不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而已。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对王蒙的小说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批评,是没有说服力的。他抓住这两个事件,以此为突破口,指出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存在的问题,说明新形势下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意义。这就为“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创造了条件。

  引人注意的是,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反映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态度。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他对《人民日报》编辑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问题上,不仅北京存在抵触情绪,就是地方也在理解和认识上出现了重大偏差,致使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到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问: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坼,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24]

  从这里可以看到,石西民反映了党内有一些干部对搞百家争鸣的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的,对重大政策的传达应该先党内后党外。

  毛泽东驳斥了这种意见。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实行“双百”方针。

  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是群众,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争取群众。实行“双百”方针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踊跃参加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斗争中,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又怎么会相矛盾呢?

  重大政策在党内外的同时传达,就会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用党外推动党内,这样才能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推动政策的及时贯彻执行。现在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报上反映也很少,《人民日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陷于被动,因而毛泽东才点了《人民日报》的名。

  这次会议上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吕志先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吕志先: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25]

  从中可以看到,在吕志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党外人士听了毛泽东报告的感受之后,当毛泽东反问党内的反映时,吕志先却岔开了话题,没有对此作出回答。这表明在党内并没有出现党外那样兴奋的感觉。由于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吕志先才不便于照直回答,不得不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由此就可以看出党内和党外对毛泽东报告的反映是不同的。从他们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他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党内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是抵触的,因而这个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还是要排除阻力,通过反复教育才能生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没有宣传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政策问题,又一次提出了批评。

  从毛泽东与石西民、吕志先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被许多干部所接受,他们还是习惯于老一套,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弄清楚这些问题。这也就难以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致使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遇到了重重阻力。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先后两次批评《人民日报》在新形势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因而他回到北京后就找相关人员开会,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指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者注),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26]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严厉的批评不仅表现在《人民日报》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表态的迟缓上,而且还表现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一个多月了,《人民日报》却对此无动于衷,非党报纸反而走在了宣传的前面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由过去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他们书生办报,转而批评他们是死人办报,说《人民日报》是与中央的方针唱反调,反对中央的方针。

  这当然是极为严厉的批评。这是因为毛泽东以前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27]报纸是党的喉舌,必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为党的现实政治服务。《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对全国报纸刊物的宣传具有导向作用,可是《人民日报》却背离了这一宗旨和原则,对新形势下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消极怠工,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人民日报》进行如此的严厉批评了。

  邓拓虽然对《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作了解释,但是毛泽东却没有接受这种解释,而是当即予以了驳斥。他质问邓拓中央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规定?最高国务会议虽然发了消息,也只有两行,却没有发社论,这是对最高国务会议予以淡化处理。既然党的会议不发消息,那么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呢?毛泽东的讲话在未公布前,可以不引用,但是为什么不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成文章予以宣传呢?显然邓拓为《人民日报》进行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

  后来,胡乔木对《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毛泽东的讲话,曾经进行过解释和说明。他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28]

  胡乔木的这个解释虽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在说明《人民日报》没有能够及时宣传毛泽东的讲话方面仍然缺乏说服力。即使当时毛泽东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打过招呼,要求暂时不要宣传,但是当着非党报纸已经大力宣传讲话内容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编辑同志就应该及时向中央请示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对此保持沉默,还是迅速开展宣传工作。在这种动态面前,《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既没有采取措施,也没有进行请示,而是仍然无动于衷。如果与他们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人民日报》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在宣传“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是与当时党内不少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办报方针和文风问题。他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引者注),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冷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29]

  本来,报纸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就应该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但是《人民日报》却没有联系实际,宣传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没有从政治上办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编辑部内部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有浓厚的民主氛围,集思广益,进行争论,将报纸办好。从中可以看到,胡乔木是在以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为报社解围。

  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30]

  毛泽东对当时的报纸进行了比较,肯定了非党报纸的办报特色和水平,指出《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在稿件的选择、报纸的编排及文风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他主张写文章要从形势讲起,联系当前政治,通俗易懂,说服力强。他又以鲁迅为例,说明杂文不仅可以写好,而且还可以写得很全面。写不好的原因主要还是作者的认识能力和水平问题。毛泽东要求改进报纸的文风,提高办报水平。他还身体力行,表示在辞自国家主席以后,给《人民日报》写一些文章。

  最后,毛泽东对今天的谈话进行了总结: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在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31]

  毛泽东对以上的谈话进行了总结,报纸要联系当前政治,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根据政治需要,制定宣传计划,对按语、社论、评论、新闻和评论文章,进行布置和安排。吸收报社外的人参加,扩大编委会,改进编排和文风,标题要醒目些,文章要短些,文字要通俗些,能够吸引人。加强党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可以考虑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32]

  《大公报》的文章分析了当前社会大变化的基本特点,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就对当前社会的变化有了一个宏观、系统和明晰的认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而且还可以使自己进一步适应社会的变化,跟上时代的步伐,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可是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不能不是《人民日报》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毛泽东将文章批示给胡乔木阅读,是为了促使《人民日报》在编辑方针和稿件的选择上有所改变,能够发表一些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文章。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表现在《人民日报》没有联系当前的政治形势,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人民日报》的编辑方针、编排和文风等方面,最后他还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改进的要求。正是因为《人民日报》存在这些问题,在毛泽东屡次批评之后没有出现重大改观,所以才调吴冷西到《人民日报》工作,免去了邓拓的总编辑职务。[33]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不论是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还是对王蒙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也不论是毛泽东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吕志先的谈话,还是《人民日报》在宣传“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待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的态度,以及自身在编辑方针、编排和文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并非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党内存在的对“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的反映。这些情况表明,“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于党内,主要是党员干部,他们没有从思想上理解和认识在新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反而还处处表现出抵触情绪。这种状况的出现,就给“双百”方针的顺利实行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投下了严重的阴影。

  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其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出现重要分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及其思想改造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到底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以及是否要进行思想改造上。毛泽东认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但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随着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总体上来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要进行思想改造。这是思想战线上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现在关键是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了。

  这两种观点是如何出现的呢?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层有人认为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出席的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人。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二十七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

  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开幕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明确地规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上在中央领导层并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这表现在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把许多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4]

  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那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其是否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又是什么样的观点和认识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认识却与此相反,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仍然要通过思想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有一个总体的判断。他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他又对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分析。他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对解放后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作出了进一步分析。他说,知识分子,按出身来说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全国大概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五十万),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他们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还用它指导自己的行动。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

  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五十万),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抵触的。这些人中有些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是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些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他们不是特务,又不拿刀子杀人,就是发牢骚,有时也写点文章,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人,虽然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却只占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将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的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这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

  总而言之,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因而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5]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提出为了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观,就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同时还因为知识分子是教育者。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分析后才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毛泽东认为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提出了思想战线上的任务。他说,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36]

  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还鲜明地表现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的一次谈话中。四月十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还表现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在这次讲话时说:“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3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但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总体上说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没有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知识分子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社会实践,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思想,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迫切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和思想改造问题,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认为,要争取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就要采取“放”的方针,让知识分子自由发表意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辩论中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的错误,自觉接受思想改造。

  对知识分子不能采取关门的方针,要吸收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样就不能够推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且还可以使党内有人去做知识分子的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灵魂。第一书记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就能够提纲挈领,推动其他工作的发展。

  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在整风反右后也是这样。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与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谈话时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方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一次谈话时说: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他还说: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38]

  就是在后来整风反右期间,毛泽东仍注意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3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是否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裁然不同的认识:

  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认为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