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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皓阳:十月革命一百年祭(下)

赵皓阳 · 2017-11-24 · 来源:大浪淘沙
十月革命100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十月革命过去了一百年,这一百年中沧桑巨变,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然而十月革命和苏联,留个这个世界的痕迹是我们无法抹去的。

  接上篇:《十月革命一百年祭(上)》

  本文目录:

  1. 列宁:打破帝国主义最薄弱一环

  2. 斯大林:红色政权如何生存

  3. 赫鲁晓夫:灭亡之始

  4. 勃列日涅夫:封建化的高速列车

  5. 戈尔巴乔夫:权贵窃国

  6. 苏联:第一座灯塔

  7. 解体之殇:帝国寒冬

  (四)勃列日涅夫:封建化的高速列车

  我们上回书说到,随着赫鲁晓夫向党内权贵阶级全面投降,苏共党内权贵化、地方封建化的两大趋势不可逆转,而这是造成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在沿用上篇中曹操、曹丕、司马懿的比喻:曹操靠强权压制士族,搞寒门法家政体,杀孔融、杀杨修、杀崔琰,大批不安分的士族都成了他刀下亡魂,但客观上保证了曹魏政权的健康发展和我国北方地区的稳定;而曹丕接班后一方面没有曹操的魄力和手腕,另一方面他有在政治上有求于士族——代汉自立,所以颁布九品中正制,向士族阶级全面投降;然而士族阶级并不需要曹魏政权这样一个“代理人”式的角色,士族阶级直接掌权,也就是司马家取代曹家,只是时间问题。

  赫鲁晓夫就是曹丕,他担任总书记,面对着众多比他资历高、能力强的党内老臣,他又没有斯大林一样的政治手腕,只能依靠党内权贵们的支持,就像曹丕需要士族阶级的支持才能代汉自立一样。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政治改革,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权力下放。一方面是他无法掌控党内各利益集团和地方诸侯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有讨好、安抚各路权贵的主观意图。我们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总喜欢拿一些杂七杂八的花边政策说事情,例如领导轮换制。而我认为,领导轮换制无非就是士族阶级“轮流坐庄”,“权力下放”才是其影响最深远的变化,虽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权力下放”导致苏联党内特权阶级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这些权贵们从斯大林时期的“既得利益者”,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我们总说苏联的官僚化趋势是从斯大林开始的,理由是斯大林时期官员们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什么住房啊、汽车啊、饮食啊、医疗啊这些特权不公平算不公平,但确实不是个事,然而既得利益者转变为了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要了苏联亲命的变化。

  既得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走向群体化,形成的深刻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的团体。俄国学者在复盘这一段的历史时就认为,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贪污贿赂的转折点”:“在赫鲁晓夫‘伟大的时间’改革的末期,已经产生了许多利用政权杠杆的利益小集团。在党政机关形成了‘部长院外活动集团’,他们被称为企业的‘后推机 ’(铁路上用的机器),这些后推机在各部之间进行艰苦的活动,为给本部门、地区、企业注入资金、降低指标而努力。这主要是赫鲁晓夫下放权力,并且这些权力不受监督造成的”(安·康·索利洛夫,《苏联史纲(下)》)。士族阶级全面成型之后,已经不需要赫鲁晓夫这个曹丕了,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度假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赫鲁晓夫“被退休”。苏联和苏共党内也开始乘上了贵族化、封建化的高速列车。

  史学界普遍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点没改。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还算说得过去,社会比较稳定,再加上一个美国出了各种问题,所以衬托的苏联还不错。但其实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改,矛盾才开始逐渐积累、激化,最终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还是我说的那句,要说斯大林体制要为苏联解体背锅,那斯大林后面几任领导人都是干什么吃的?真的除了吃什么都没干。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马上撕掉了士族代理人赫鲁晓夫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确立了领导职位终身制;然后开始分封诸侯——从1965年至1982年勃列日涅夫离开人世,全联盟各部和兼共和国的各部增加了5倍多,达160个。机关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官员增多,这个时期苏联有“干部” 1800万,其中1150万为下层干部。按全国职工的人数平均,每6——7个职工有一位顶头上司。据测算,苏联每年仅供养这些官员,国家要拨出10%的预算。这些的负面影响,可以参考北宋的“冗员、冗兵、冗费”。

  再比如对苏联教育制度的批判,看看这些理由,是我国文革期间废除高考制度的出发点之一: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学校为谁开门,这是直接关系到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重大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出高等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及其子女入学。而今,苏联的高等学校却重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以新西伯利亚为例,在那里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挤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官僚)的子女则百分之九十进入了高等学校。这两个“百分之九十”,就是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有力证明。更有甚者,苏修叛徒集团还费尽心机地大搞“天才教育”,设立什么“天才学校”,挑选所谓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天才生”,都是从享有资产阶级特权的上层人物的子女中挑选的。由此可见,苏修叛徒集团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进一步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教育大权,让他们的子女霸占学校,在教育领域对工农及其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请看苏修的新玩意》;《苏修教育——一面镜子》)

  苏联的“世袭”不仅仅表现在官员的职位上,从上到下,车间主任的儿子还是车间主任,大学教授的儿子还是大学教授,基本就是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里面说的:

  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斯大林靠的什么压下中央权贵和地方诸侯的呢?靠的是搞集权和大清洗。你就把斯大林想象成朱元璋就成,朱元璋杀了几万人,杀出来一个太平盛世。朱棣时期即便经历了靖难之役这样全国大规模的战争,依然国力不损,迁都、修大典、征漠北、下南洋一样都没耽误。那时候严刑峻法对的是特权阶级,贪污就剥皮实草,老百姓拿着《大诰》就可以扭送官员进京。事实证明,只有特权阶级的狗绳子栓的紧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国家才能发展。

  但是,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但是,无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式的反腐,都是非可持续的,同时也是违背人们内心美好愿望的。一方面强烈依靠于领袖强权,另一方面在其中掺杂着大量冤假错案于一刀切。在特殊时期这样的极端政策确实能够立竿见影也有益于国家和人民,但是,它们不是长治久安之计。

  既然大清洗和剥皮实草不可能长久的持续下去,也不应该长久的持续下去,那么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一个列宁都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的问题:先锋队的腐化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上篇中说到了,列宁在回答“怎样造反”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的方法论是“先锋队”,但是如果先锋队出现腐化,变成了新的压迫者和剥削阶级呢?这个问题列宁不是没有意识到,在苏联建国之初他就承认“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但是列宁把先锋队官僚化、贵族化问题归咎于是沙俄封建时代的遗留,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造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先锋队的自我净化终究会解决的。

  但是毛泽东的看法与列宁的截然相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蜕化让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也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共未来会怎样?如果说列宁是“先锋队本位制”,那毛泽东绝对是“人民群众本位制”,这二者看似是辩证统一的,但其实细琢磨起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说的很明白:“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看一个是“天神”,一个是被带节奏的群体,思想差异有着明显的分野。毛选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是体现毛泽东核心政治思想的文章,体会一下其中无一不是“人民本位制”。翻开毛选或者红宝书,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也就是因为对人民近乎于执念的信任,毛泽东也不吝于将自己最后一次、最看重的一次社会实验寄托于近似“民粹”的手段,关于发动文革的种种理念在他一生的思想中都是有所体现的。

  我们考察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不能忽略苏共的封建化、贵族化对毛的巨大震撼。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国家的体制,我们基本是照搬苏联模式,那么苏联的问题基本上一定会发生在我们国家身上。于是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中都在探寻一个答案:如何解决先锋队的腐化问题。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至死不认为他自己错了,反而认为在“阶级革命成功下进行再革命”是防止先锋队变质的必要手段,是保证革命不会出现新的权贵的方式,是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次伟大的完善与扩充。

  毛泽东的秘书王力,在其回忆录《反思录》中有一节“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 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然而颇具悲剧色彩的是,毛泽东所探寻的自下而上的“净化”并没有成功,缺乏先锋队领导的人民群众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最终的结果只是无尽的混乱和给这个国家、民族永恒的伤痛。毛的晚年非常迷茫,他反复的说着这类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

  历史上但凡想动既得利益者蛋糕的,一般下场都很惨,而毛岂止是动了蛋糕,他老人家是想逆天改命啊。

  毫无疑问毛的判断是有错误的,他太过于相信他的人民了,我们看毛选和毛语录,满眼解释“依靠人民才能赢得战争”“人民是智慧的,而我们是愚昧无知”这类的话,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把毛泽东归为“民粹者”而非我国小清新们认为的“独裁者”。然而毛没有料到,在没有先锋队指引下的人民犹如洪水猛兽,一切人性之恶都被释放了出来,他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当他想再组建先锋队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油尽灯枯,来不及了。

  毛的一生,可以说是走一步算三步,无论是党内斗的王明张国焘,还是战场上交手的蒋介石,甚至于建国初期跟他谈判的斯大林,哪个都是被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反观他晚年,能明显看到岁月在他思维、判断、决策上留下衰老的烙印,很难再看到如他年轻之时“稳、准、狠”的判断与决策,从他牵着别人走变成了被别人牵着走。先是大跃进被官僚集团摆了一道,抓了几个没人性的县长、省长判刑,身后还全都被平反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想要“民斗官”,结果一开始就变成了“官斗民”,又被特权阶层利用了。文革最开始那些打砸抢烧的红卫兵,全是权贵二代、三代们(薛蛮子、任志强这些官二代当年都是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口号就是他们喊出来的。老毛一看卧槽这是扛着红旗反红旗啊,又被人摆了一道,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强行用自己的威望又组了一批红卫兵(这就是小说《三体》开头两派红卫兵武斗的历史背景)。为了斗文官集团,又不得不依仗武官集团的力量,彭德怀之后整合了军界的林彪就在这时候粉墨登场。之后又不得不强行解散了所有红卫兵组织,让他们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结果知青又成了问题……

  虽然老了、倦了,甚至有些心灰意冷了,毛泽东依然用生命中最后一点精力,尝试着为人民构建一个新世界的蓝图,依然想给人民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想把这一“屠龙术”完善到切实可行、传之万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毛泽东还在一篇一篇的写文章,一场接着一场的开会议,告诉“造反”成功的人民,怎么怎么组织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机构和公检法职,怎么怎么组织生产委员会能让工人享有民主权利又不耽误生产……他就是想留下一点最后的东西,然而他的精力真的跟不上了,提供的那些方法论也并没有切实有效地推行、实践。

  比如核心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的《鞍钢宪法》,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组织的一次实践,强调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重要尝试。文革中期,为了解决全国大乱对生产的破坏,《鞍钢宪法》又一次被隆重推到了舞台中央,然而曾经的“基层组织神器”却没能解决全国的乱象。这似乎在向毛证明着:想自下而上的、让底层构造上层的存在逻辑和规则,逆这一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雷打不动的“规矩”,目前来看,没有走通。

  毛的晚年是痛苦的,因为战友的背叛、因为实践的失败、因为对红色政权未来的忧心忡忡、因为出师未捷的悲凉……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对女儿李讷说,自己就是供外宾参观的“展览品”。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直接引向自己的生命,意味深长地说:“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毛逝世后,国际共运沉寂四十余年,就是因为理论基础没有突破,一方面是缺乏组织引到就会沦为“暴民”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注定会腐化的先锋队,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左翼运动不可能会有任何突破。“自下而上”的净化之路随着毛的逝世而彻底宣告失败,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上而下的腐化还在苟延残喘,苏联的寿祚在文革结束后还延续了十五年。

  (五)戈尔巴乔夫:权贵窃国

  现在对于苏联解体的普遍观点都过于表面化,简单的把其归咎于苏共高层的腐化,进而把锅甩给“斯大林体系”,其实是过于表面化了。还是我上面所说的,那些官员干部们吃点好的、住点好的、开点好的,没什么大毛病,你可以说这个不合理、要改革,但是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什么,是封建化、利益集团化之后的官僚集团整体水平的大滑坡,并作用于苏联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社会、民心的全面失控。

  这个参考我两篇文章就好《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那些执政的士族集团,往往在第一代第二代中有很多杰出人物,为家族开创事业确立地位,但是三四代之后,士族集团就普遍的“智障化”,别说处理政务了,日常养尊处优的他们就连骑马走路的基本操作都达不到,侯景之乱的时候就因为走路累死的士族就茫茫多。

  苏联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因为裙带关系获得地位,普遍存在“德不配位”的现象;另一方面因为其地位非常安全(终身制),不需要做出什么绩效和成就依然能安稳的保证特权。最要命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依赖于行政命令,发命令的都是这样一群人,经济不出问题才怪。经济出了问题是人民群众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人民的不满给了地方诸侯纷纷借势鼓噪的机会,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投机分子趁机掀翻了天,以满足自己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苏联最终死也就死在了这上面。“权贵腐朽——计划经济失灵——人民不满——地方诸侯分家”这就是苏联解体的内在逻辑。

  苏联的官僚阶层除了享有大量的带有封建性的特权外,还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了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就把苏共的权贵集团想象成明末的东林党就行,东林党是一个极特殊的政治团体,在朝为官,在野为士绅(说白了就是大地主),要命的是,这个团体位于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在明朝末年基本垄断了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现在一些明史学者认为,明朝确实有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个萌芽被谁扼杀了呢,被官商经济扼杀了。在明朝做生意非常困难,需要有政府开具的特殊证明,那这个证明给谁呢,还不是跟政府关系好的人么;更不要说盐、铁、茶这些本身就是政府高度垄断的行业了。所以明末东南沿海那些做生意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都是那些官员的亲戚、同乡。当经济行为成为了一种特权,就不要指望经济活力和发展了,更不要提其中首先要满足官僚阶层的利益了。所以说为什么明末东南沿海的税收不上来,因为在朝为官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崇祯都穷的当裤子了也加不了商税,只能向中原、西北这些穷地方加农业税,加来加去,加出来一个张献忠和李自成。所谓权贵误国,概莫如是。

  这里需要简单谈一谈计划经济,这是苏联权贵集团的腐朽直接导致最后解体的关键一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能够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从而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真正可以达到将生产力最大限度发挥的状态——而计划经济,就是马恩认为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途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两方面固有矛盾引发的,一方面需求不足、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无计划的盲目生产,那么解决方法就要从这两点入手。马克思认为,在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后,一切生产资料应当归全社会所有,每一位劳动者都平等地享有生产资料,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同时,这也使计划经济就变为了可能。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人们对社会生产有计划地自觉地调节,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盲目的运行,恩格斯指出“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原则分布于全社会。”马恩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生产直接由社会需要来调节和控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替代。这样,计划的方式就直接取代了商品和货币,成为了调节生产要素的方式,此时,商品经济消亡,人类进入产品经济时代。(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上计划经济基本已经销声匿迹,如果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来说的话就是生产力还是没发展到那个程度。苏联解体之后,西方马克思学者纷纷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计划经济还是好的,只是苏联用得出了问题,斯大林的那一套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命令经济”“官僚经济”。比如西马学者批评苏联计划经济是“外行领导内行”(我没有在黑中国足球),好多领导根本不懂经济,但是命令缺是他们下的,必须服从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懂经济的比如大学教授们,又没有这种行政地位。

  计划经济高度依赖于行政命令,而颁布行政命令官僚们要么是棒槌,要么就要满足一己私欲,那苏联还有啥玩的呢。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力和强调物质刺激的改革,刺激了领导干部的贪欲,也提供了其谋私的空间;勃列日涅夫时期,国有经济与权贵集团的捆绑已经密不可分;等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权贵们就开始酝酿着如何分家来侵吞这一块块国有资产的肥肉了。

  对于经济不景气,人民不满归不满,也不会有强烈的意愿推翻现有政权。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遭遇的滞涨、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其破坏的深度与广度都要比苏联的经济问题更严重。苏联解体从根上讲就是权贵们想分家了。解体前的民调显示,苏联人民有76%的比例支持保留苏联,但是地方诸侯还是决意分家。为什么,因为分了家就有利益。我一些在美国留学的朋友,经常跟我说他们同学中有一些省部级高官的子女、X二代X三代们,经常发表极端反华言论,比国内的公知、喷子们还极端。我说你要这样理解,人家是真知道自己屁股坐在哪的,你以为人家是高官子女,就要跟整个国家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了?Naive,对于他们来说,国家这个牌子在这里挂着,他们还不能太放肆,他们一天天就盼着分家呢,分了家能怎么造怎么造,全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要意识到,那些所谓的“X家人”往往是最反动的,他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苏联解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据俄国《消息报》报道,1996年,在俄罗斯和各加盟国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有75%是前苏共官员,各国各政党领袖中前苏共干部占 57.1%,地方精英中占 82.3%,基层政府中占 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 61%。可见苏共权贵是苏联解体的产物和直接受益者。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实现了向俄罗斯社会精英的转化,但是“X家人”还是那波“X家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与苏联解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在苏联改革过程中能动地积累各种社会资源,并扭曲了改革的初衷,促使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扭曲改革,拥有普通官员难以掌握的特权。他们以改革为契机,利用特权牟取私利,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实现其既得利益的合法化。

  这些寄生在苏联官僚肌体当中的贵族和地方诸侯构成了推动苏联解体的核心力量。美国学者大卫·科兹认为苏联解体本身就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大卫·科兹指出:“从社会历史大视角度看,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把他们长期依赖……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们这里指的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主要是中央政治部委中领导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

  美国俄罗斯问题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则说的更加直白:“苏联共产党是惟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剧变的最大赢家不是黑市倒爷,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苏联时期官僚阶层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权贵资产阶级。”“他们通过摧毁苏联把用不正当手段占有的公有财产和政治权益合法化,大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另一位研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权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学教授史蒂芬·科特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苏联晚期政治中的“不文明团体”,即把持苏联政治经济、又背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精英们。科特金教授指出:“苏联的解体就像之前的罗曼诺夫帝国,是自上而下的崩溃;不论是中央和地方,苏联解体的发起者与推动者都是共产党精英。的确,街道上没有愤怒的人群要求苏联解体,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竟然出奇地平静。是有用核武器的四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说到戈尔巴乔夫,他这个人吧,也没什么太多好说的。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个棒槌,那戈尔巴乔夫就是个瓜皮。你们样子,是不是个瓜皮:

  苏联的死因就如本节题目所说“权贵窃国”,但是戈尔巴乔夫要不要为苏联解体负责呢?当然要,还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的一系列愚蠢举措,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让一切变得都无法挽回。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个“猪队友”,地方诸侯叶利钦等人也不会崛起如此之迅速。《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时说道:“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这话充满了中式哲学智慧,也确实是这个道理。苏联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各方矛盾持续积累已经积重难返,结果老戈,直接下一剂猛药,苏联两腿一蹬也就完蛋了。

  至于戈尔巴乔夫有哪些荒谬的改革措施,以及叶利钦等人如何谋划“分家”的过程,大家看看历史课本或者去网上查查就好,这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我们只说最根本的问题。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我们来看苏联的解体,“能攻心”——在西方和平演变、意识形态输出下,苏联固有僵化的价值观被秒到渣都不剩;“从古知兵非好战”——全球争霸、侵略阿富汗,空耗国力缺一无所获;“宽严皆误”——要么不改,一改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把两条腿给剁了。

  后来治蜀要深思啊!

  (六)苏联:第一座灯塔

  对于我们这些90后来说,我还没出生,苏联就已经死了,这一个曾经中分天下的庞然大物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觉。唯独可能跟苏联有一点联系的,可能是我们童年时代都去过的工人文化宫和少年宫,这怕是曾经的红色帝国对于我们生活的唯一一点影响。

  但是如果翻开历史,是不可能忽略这个划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例如说一个大家都容易忽略的事实,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普选的国家。

  西方诸国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自由主义初期有一个基本的立场:穷人不是人。按照洛克的理论,穷人在这个国家没有财产,所以对这个国家没有“权利”,就没有资格投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普遍投票权还是要到宪章运动之后;妇女获得普遍的选举权还是在二战之后;而如黑人等少数族裔能够投票还是要到了六十年代宪章运动之后了。苏联不管怎么说,也是实打实的全民普选,虽然也有自己的问题吧,我们讲斯大林那一节的时候也说了,他不是想改没改成么。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之前,共产主义是第一个有世界范围影响“普世价值”,而苏联也毫无疑问的成为二十世纪人类第一个“灯塔国”。非常有趣的,冷战期间美国打出的牌是“自由”,而苏联打出的牌是“民主”。下图是苏联选举时的口号:“真正的民主让敌人颤抖”。

  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那一段历史的记载:

  听完了报告之后,我就到图书馆去借书。在图书馆中遇见到一位年老的工人。他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是烟草工厂中的工人。他问我对休养所的感想,我说:“很好。”他又对我说:“你们要知道这许多的幸福,都是革命者的鲜血换来的!要创造新的生命,一定要将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要有伟大事业的成功,一定要有伟大的牺牲精神。倘使我们在革命时期中不采用破坏的手段,不愿牺牲性命,那末就没有今日的苏联,我们一定还是在资本家、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但是破坏牺牲都要有计划有价值。革命以前,我是一个工人,每日要作十一小时工,所得的工资不能养活自己。我的第二个儿子因为没有医药费病死了。现在我每天只作工八小时,将来每日工作时间将减到七小时。工人治病都是免费的。到年老不能工作的时候,可以不作工而领国家的津贴。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养。今年我们的职工会替我出钱,送我到这里来休养。”

  我正在和这位老工人谈话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叫我到运动场中去作团体游戏。和我谈话的老朋友,年纪虽老,但是精神非常好,他亦要和我们共同去作游戏。参加游戏的一共有七八十人。其中大半是俄国人。开始他们对我们很客气,后来互相熟识之后,把我们完全看作自己人一样。他们这种天下主义的精神,不把人类分色分族而完全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实在使人敬佩,尤其是我们到处受人家欺侮的中国人更深深感佩。休养所主任后来亦来和我们作游戏。俄国人当中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非常高兴地在运动场中作游戏,与大家共同嘻笑。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是莫斯科省苏维埃的副主席。”我们听了之后,都十分奇怪,认为这佯大的官长竟会来和普通平民共作游戏。俄国人说:“我们在办事的时候,官长与部下是分得非常清明的,但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你们猜猜上面这几段是谁写的?某不知名御用文人的马屁文?真相是作者是著名的建丰同志,以上内容出自蒋经国日记(《蒋经国自述》台海出版社)。

  现在的“灯塔国”也曾受到第一任“灯塔国”在意识形态上面的猛烈冲击。威廉·曼彻斯特的著作《光荣与梦想》就记载了当时美国被社会主义价值观冲击的现状——上万失业者到苏联大使馆排队要移民,农民拿起枪发动对银行家的阶级斗争,工人抢占工厂煤矿,左翼知识分子公开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搞苏维埃,旧统治集团的喽啰则见风使舵投机革命,媒体直言未来在共产主义……书中《最惨的一年》这章中写到: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作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作,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苏联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苏联。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

  苏联还是第一个用法律确认八小时工作制和普遍实行双休日的国家。等到了冷战期间,因为有苏联这块样板摆在那里,美国一直都战战兢兢地增加工人福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美国工人的黄金十年”。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因为工人们的待遇普遍提升,使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为降低,等到了六十年代末学生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大多冷眼旁观,一如一战前期他们的前辈一般。只能说相似的剧本历史会写好几次。

  苏联的工业化成就自然就不用说了,我们国家能这么迅速的建立起重工业基础,确实要承老大哥的情。虽然那些援助也是我们自己争气,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才让斯大林另眼相看(相比美国就在解放战争末期拒绝援助蒋介石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但是真金白银的自主人家是给的。像这样,两个相同的体量的大国,一个帮助另一个建立起工业化体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管苏联的政客们怎么样,不管沙皇俄国曾经怎样伤害过我们,那些援助过我们国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们,我们应当给予最高的敬意。中苏的友谊,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值得永远铭记。

  再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苏联的“灯塔属性”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其著作《斯大林时代》中,记载了一个中亚穆斯林村庄里,妇女是怎样摘掉她们头巾的故事:革命后的妇女不但得到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为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子里,当集体农庄给予妇女独立的收入以后,妻子们曾经“举行罢工”来反对殴打妻子的行为,她们在一星期内就把那种由来已久的习惯粉碎了。

  在中亚细亚,苏联更是完成了现代社会都难以达成的任务——让穆斯林妇女摘下面纱。在这个地区,伊斯兰教数百年来根深蒂固,毛拉在当地享有至高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管理地位。妇女被当做男人的财产,从小就卖给人做妻子。妇女必须佩带“帕伦亚”——一种用马鬃编成的长形黑色面纱,它遮盖全部面孔,阻碍着呼吸和视线,丈夫甚至有权杀死不戴面纱的妻子。然而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在宗教中心圣波哈拉城和其他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妇女大会。在大会发言的妇女号召大家“一齐把面纱摘去”。于是妇女们列队走到台前,把自己的面纱掷在讲演人脚下。随后妇女们在街上举行了游行,旁的妇女也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游行的队伍,把自己的面纱向台上掷去。从此当地的穆斯林女性摆脱了面纱的束缚。当地一位纺织女工写下了一首诗,遣词造句并不高明,但反映了真实朴素的情感:

  当我到工厂去的时候,

  我在那儿发现一条新头巾,

  一条红色的头巾,一条丝织的头巾,

  它是用我亲手的劳动买来的!

  工厂的吼声响在我的心里。

  它给与我节奏,

  它赋予我活力。

  (七)解体之殇:帝国寒冬

  苏联解体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迎来了大滑坡。苏联时代的住房、医疗、教育福利不复存在,甚至人民的平均寿命都大为缩短。曾经苏联作为全世界top2的存在,到现在俄罗斯的GDP还没我国广东一个省多。苏联解体谁受益最多,还不是解体后鲸吞国有资产的苏共贵族和地方诸侯,真正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就拿捷克斯洛伐克来说,东欧剧变他们的总统是个作家,近年来一直被西方主流舆论和国内公知吹捧到天上去了,说什么文人执政啊、民主的光辉啊、普世的胜利啊。这些西方的资产阶级精英们是不在乎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的,反正他们早已经从俄罗斯及东欧诸国的“休克疗法”和国有资产贱卖中赚得盆满钵满了。看X-ART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其中顶级的女优相当多数量都是捷克人。为什么,经济崩了,年轻人没有工作,也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只能去西方国家拍色情片,出卖自己的身体了,跟东北大下岗之后遍布全国的“东北小姐”是一个道理。就说这个捷克总统,把一个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强国,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妓女输出国,我是看不出来他究竟有什么好吹的。

  有人开玩笑说苏联老大哥真是讲义气,活着的时候帮我们,死的时候也要给我们看,千万别这么死,这么死太惨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么死惨,但是这么死的根源往往容易忽视,就是我本文所论述的,警惕那群“窃国者诸侯”的人们。

  俄罗斯人民的民意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俄罗斯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斯大林击败普京成俄罗斯人心中最伟大人物:

  这个民调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人民明显对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但说明不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斯大林在现在俄人民心目中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出现的,他跟普京高居前两位还是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老路子。真正的“革命指标”看谁啊,看列宁。然而看一下最近几次列宁的支持率,基本上还是看不到什么希望。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曾经埋葬了纳粹的国家,竟然成为了新纳粹分子的大本营,只能说一句毛子已死,有事烧纸。

  十月革命过去了一百年,这一百年中沧桑巨变,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然而十月革命和苏联,留个这个世界的痕迹是我们无法抹去的。它的荣耀和辉煌,是我们曾共同享有的;它的罪恶与屈辱,是我们要警醒借鉴的。时间的车轮无情地碾过,终有一天,历史变了成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神话消失在被遗忘的角落。但是曾经的理想与信念,人类对美好永无止境的追求,永远不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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